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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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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論文

中國哲學論文范文第1篇

有無中國哲學,這一問題在近代西方學術東漸中凸顯。在西方強勢背景下,有的人懷疑、否認中國哲學的存在。判斷中國有無哲學,就看哲學如何定義和確定哲學的標準是什么。中西哲學各有自己的側重點,不可因為不能完全對應、符合,而否認中國哲學的客觀存在和獨特價值。牟宗三認為:“中國學術思想既鮮與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定取舍。若以邏輯與知識論的觀點看中國哲學,那么中國哲學根本沒有這些,至少可以說貧乏極了。若以此斷定中國沒有哲學,那是自己太狹陋。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問題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學?凡是對人性的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反省說明的,便是哲學?!?/p>

西方著名學者承認中國哲學的存在,對其獨特價值進行了贊揚和研究,他們認為中國哲學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是人類文明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的著名哲學家羅素、美國的中國文化研究專家史華慈和安樂哲就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西方之智慧》就暗含了對東方中國哲學的肯定。史華慈認為中國的哲學智慧價值很大,“中國儒家、道家和墨家興起,都有‘一種高瞻遠矚的傾向’,‘一種追問和反思’,‘以及出現了新的積極的視野和通見’”。史華慈在他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中說:“和古希臘的思想一樣,中國古代思想并沒有對古代文明所提出的問題提供單一的回答……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現某種普世性的屬于整個人類的論域?!卑矘氛茏鳛檠芯恐袊軐W的大家,他的《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學與道家》強調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和對世界哲學的貢獻,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他談到:“儒學對于人類經驗有其獨立的視野,儒學最重要的貢獻是提供了西方倫理學傳統之外的另一選擇。西方絕大部分倫理學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而儒學中的‘個人’是處于關系中的‘個人’,強調人的關系性、共生性。這個理念非常健康,它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圖景”。

當代美國學者承認中國哲學并出版了大批研究著作,例如顧立雅的《孔子與中國之道》、孟旦的《早期中國“人”的觀念》、郝大維和安樂哲的《通過孔子而思》、牟復禮的《中國思想之淵源》、芬格萊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安樂哲的《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會通》、狄百瑞的儒家的困境境》等,積極推動了中國哲學在西方的傳播。如果中國人不承認有中國哲學,是奴性和敗類的表現。由于中國近代長期作為殖民地,西方哲學有霸道的話語權,使一些人產生了自卑和崇洋心理,喪失了文化自信、自覺、自強,甚至自甘墮落,失去了學術和人格上的獨立和尊嚴。牟宗三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時至今日,東西方都應互相尊重平視,藉以調整、充實、并滋潤其文化生命……中國人少數不肖之徒,若再抵死糟蹋自己,不自愛重,那只可說是其買辦之奴性已成,自甘卑賤,這只是中國之敗類?!?/p>

二、中西哲學的差異

中國哲學的學術(學問)有自己關注的話題、重點、體系、內在標準、研究方法,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按照西方哲學的模式來衡量。中西哲學的文化背景、服務對象差別很大。西方哲學是在古希臘上層貴族大雅之堂的“形而上學”,中國哲學家則面向社會大眾,試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造福蕓蕓眾生;西方哲學強調嚴格的形式邏輯和數理邏輯,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不可能掌握和領悟,中國哲學則強調日常生活,關注世俗層面的接人待物、“灑掃應對”的感悟和智慧運用,認為“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語)、“滿街都是圣人”(朱熹、王陽明、王艮都有此說法)。例如,惠能從舂米、種菜、掃地等打雜事務中脫穎而出成為禪宗六祖,就是典型代表。在談到中西哲學的差異時,梁啟超說得好:“所謂西洋哲學,那才真是貴族的、少數人愛智娛樂的工具。研究宇宙來源,上帝存否,惟有少數貴族,才能領悟得到。晚近雖力求普遍,漸變平常,但是終未做到。儒家道術,因為籠罩力大,一般民眾的心理風俗習慣,無不受其影響。所以研究儒家道術,不單看大學者的著述及其理論,并且要看政治上社會上所受他的影響?!盵5]18中西哲學研究的內容側重點差異明顯。西方哲學講究知識論、邏輯學、真理觀,中國哲學強調人生觀、為人之道、處世哲學。中國哲學面向人生和社會,希望能夠指點迷津、安心立命,西方主流哲學則在邏輯上十分講究,強調純粹知識的推演,不甚干預世俗的生活。梁啟超考察西洋文化,對此有深刻認識:“西洋哲學由宇宙論或本體論趨重到論理學,更趨重到認識論。徹頭徹尾都是為‘求知’起見。所以他們這派學問稱為‘愛智學’,誠屬恰當。中國學問不然。與其說是知識的學問,毋寧說是行為的學問。”[5]4對中西哲學的差別,不同角度的概括一直持續,各有千秋。

李艷輝認為:“西方人講‘用腦’,中國人講‘用心’;西方人的思維方式重理性和邏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重直觀和體悟;西方人講天人二分,中國人講天人合一;等等?!盵6]中國哲學的三大派別儒釋道都關注生命之學,成為中西哲學差異的又一個方面。中國哲學歷來一直主張“生民為本”,《周易》強調“生生之為大德”。儒家提倡君子之道在于利于蒼生,墨家主張兼愛之道在于利天下,道家探討自然之道希望人生自在、浪漫、逍遙,都著眼于生生不息。牟宗三認為:“中國哲學以‘生命’為中心。儒道兩家是中國所固有的。后來加上佛教,亦還是如此。儒釋道三教是講中國哲學所必須首先注意與了解的。二千多年來的發展,中國文化生命的最高層心靈,都是集中在這里表現。對于這方面沒有興趣,便不必講中國哲學。對于‘生命’為中心的學問沒有相應的心靈,當然亦不會了解中國哲學,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在中國哲學里選擇合乎西方哲學的題材與問題,那將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與最大的不敬?!盵1]3中西哲學研究的內容不同點甚多。梁啟超和傅斯年認為將西方的philosophy翻譯為“哲學”,并且移植、界定“中國哲學”,是簡單地將西方學問搬到中國,缺乏對應的內容,實在不妥,值得反思。傅斯年1928年所作《戰國子家敘論》略云:“‘斐洛蘇非(philosophy)’,譯言愛智之義……像蘇格拉底那樣的愛智論,諸子以及宋明理學是有的;像柏拉圖所舉的問題,中土至多不過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亞里斯多德那樣竟全沒有……拿諸子名家理學各題目與希臘和西洋近代哲學各題目比,不相干者如此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則知漢土思想中原無嚴格意的斐洛蘇非一科,‘中國哲學’一個名詞本是日本人的賤制品?!盵7]中西哲學的文化背景、側重點等差異,要求我們注重中國哲學的特殊性,采取獨特的原則和方法進行研究,用中國語言,突出中國風格,講究中國習慣。例如,中國古代的書信、游記、對話、會談等,具有很強的學術性,現在看來仍然屬于珍貴的學術成果,起碼是重要的學術線索,按照今天西方嚴格的學術論文、著作規范要求,它們肯定被排除在學術領域之外?,F在學術論文的寫作格式往往固定化、“八股化”,例如:論文要求有“引論———正文———結論”,排除了“文無定法”的獨特的、多樣化風格;哲學碩士論文一般要求在2萬字以上,即使言之無物也要拼湊達標。

僅以字數標準,古代孔子的《論語》、老子的《道德經》,僅僅五千言,現在很難符合本科畢業論文字數要求,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樣的做法,似乎是嚴格遵循學術規范,但卻忽視、取消了學術生態的多樣化,更奢談中國特色了。假如小說、電視劇等文藝作品也嚴格按照這樣的統一規范衡量對待,更無所謂“百花齊放”,也許就沒有讀者和觀眾了。目前學術刊物的發行危機和讀者的流失,不能說與此無關。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告訴人們,不應該與西方哲學簡單比附或者生搬硬套,更不應該唯西方哲學和學術規范為尊。石峻認為,中國哲學不同于西方哲學,要有獨特的研究方法,他評論黃子通的《儒道兩家哲學系統》一書,指出中國哲學“研究基本概念或基本名詞的時候,切不可用外國的概念或者外國的名詞來比附……用西洋的套子去套,或者把中西絕對不同的名詞,活剝生吞地等同起來,于是乎對于中國哲學生了許多誤解”[8]。

余紀元認為:“通常當我們說不要把西方的哲學概念強加于中國的古典思想時,其實是指不要把西方的某種哲學概念(一般是指占統治地位的分析哲學)做框架。……中國哲學的自身理性雖然與西方主流哲學傳統相悖,卻與后現代諸多流派的視角相吻合。”[9]34-35其實,西方學者承認、尊重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越來越強調“中國式”了,他們進行中國哲學研究,開始尊重中國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了。例如,美國的“君子”一詞的翻譯就有10多種,爭論不休,常見的gentleman的翻譯以西方“紳士”為參照,方便了理解,但這是以西方來解讀中國,有不少不恰當的地方,例如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純粹是以道德情操作為衡量標準的,不是以“紳士”的地位、爵位衡量的;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君子”講究男女有別,不像西方“紳士”那樣要為女士獻殷勤、做奴仆。為還原中國哲學并進行地道的表達,避免歧義,現在流行的一種翻譯,就是按照“君子”一詞的漢語發音翻譯成junzi或者Chun-tsze。近年來,西方“漢學”到“中國學”的概念演變,也表明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研究方法的轉變,尊重文化的獨特性,平等地進行研究和交流??挛恼J為,“西方中心論”實質上是一種“種族中心主義”,而“種族中心主義”必然導致對儒學的歪曲,應該從“西方中心論”轉變到“中國中心論”,這樣一方面是尊重,另一方面的確是研究主題、對象與方法的需要。他說:“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研究西方沖擊之后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最嚴重的問題一直是由于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10]53針對這種弊端,他提出了一種有別于上述三種儒學觀的“中國中心觀”。對于這種新的研究模式,柯文指出應該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中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柯文解釋道:“我使用‘中國中心’一詞時絕對無意用它來標志一種無視外界因素,把中國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討這段歷史的取向;當然我也無意恢復古老的‘中國中心主義’,即含有世界以中國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國中心’一詞來描繪一種研究中國近世史的取向,這種取向力圖擺脫從外國輸入的衡量歷史重要性的準繩,并從這一角度來理解這段歷史中發生的事件?!?/p>

三、中西哲學的共性

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應該也必須交流與對話,從而才能推進中西哲學的互動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中國哲學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讓世界了解中國哲學與文化,這是中國哲學研究者應該承擔的責任。承認差異,同時尋找共同點,是東西哲學溝通的需要。我們不能因為學術上存在差異和學術生態的多樣性,而放棄比較研究和相互溝通、交流。不同的學術生態的呈現是正?,F象的反映,顯示了不同國家對人類的獨特貢獻和魅力。近代西方的學科分門別類,強調分析,是人類文明的進步,也是中國文化世界化的大趨勢。即用近代學科觀念來看待中國經學、史學及諸子學,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近代的闡釋:“是故《書》為歷史學,《春秋》為政治學,《禮》為倫理學,《樂》為美術學,《詩》亦美術學。而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以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賅心理、倫理及理學,皆道學??埔??!兑住啡缃裰冋軐W,則通科也?!盵11]應該將中西哲學的共性和個性加以分別,進行綜合、貫通研究,避免過分極端、自說自話、各自為政的做法。在全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大趨勢下,如果過于強調中國哲學的獨特性,不主動與西方哲學交流,就容易孤芳自賞,中西哲學對話就可能出現障礙,西方主流分析哲學就會更有理由不把中國哲學當作真正的哲學看待。德國的中國學家羅哲海指出,中國哲學具有重要價值,需要在現代西方進行整合,加以思想的中西貫通、重建和利用,這樣才能有利于中國和世界?!爸袊軐W具有一種不僅對于中國本身、而且對西方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無論對中國人或西方人而言,古代中國的倫理學并非只是文獻學上的課題,而是一個與倫理學本身關系重大的議題。這樣一種議題需要一種特殊的方法論———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可以稱做‘重構’”[12]。對待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中西學者殊途同歸,已經成為共識。學界大多數人主張應該一方面切實地按照中國文獻的經典進行詮釋,認真對待原始文本,另一方面需要站在當代的理論高度進行審視,挖掘、發現其現實價值和問題,加以合理運用。劉笑敢在《詮釋與定向:中國哲學研究方法之探究》一書中指出,關于中國哲學詮釋傳統和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研究,是注釋、詮釋,還是創構?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是“以中釋中”還是“以西釋中”?值得深入反思[13]。依據經典進行認真研究,挖掘其價值,是應有的正確路徑。

美國學者郝大維和安樂哲在《通過孔子而思》中指出,客觀地再現孔子哲學的真實情況,才能發現儒家的重要價值,促進世界哲學研究的活躍:“我們希望,通過展現孔子思想最具活力的那些層面,我們的工作會推動某種思想過程的形成,該過程不僅對于孔子思想來說是真實的;而且,對于重新體認哲學活動本質與功能這兩個層面的價值也將會有所貢獻”[14]。中西哲學的互動,其路徑可以由西到東,也可以由東到西。即是說,可以從西方哲學的角度來分析儒家思想,或用中國哲學的范疇來分析西方思想,從而發現兩者的相似、相同之處。例如,分析哲學家赫爾伯特•芬格萊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可謂其中的代表,他用西方哲學來解讀孔子;而用東方儒家思想來反思西方哲學,從而發現兩者的差異的著名漢學家郝大維和安樂哲的《通過孔子而思》,就是這一方法的典范。他們的目的,都是在中西哲學之間架通橋梁。僅僅從單一的、固定的西方維度看待中國哲學,是片面的和危險的。在西方哲學強勢的情況下,中國哲學目前在世界上顯得弱勢,但是中國哲學作為濃縮的中國精神對復興中華文化有獨特的意義,應該得到比較多的關照,特別是方法上應該更新,尤其是打破“西方主宰論”。劉笑敢認為機械地照搬西方哲學體系和方法,甚至全盤西化來研究中國哲學,是生搬硬套,會帶來很多問題,即“借用現成的西方哲學概念來定義和解釋中國傳統思想之術語所難以避免的枘鑿不合的現象”[15]。中國文化背景和文本,需要還原其真實的場景才能再現鮮活的內涵,儒的含義理解就應該這樣。美國學者齊思敏在其《物質道德:古代中國的倫理和身體》一書中指出,要認識中國哲學思想,文本應該回到中國場景,運用中國語言,才能真正明白。例如,就“儒”來說,用“Ru”來指稱先秦的儒,比用“Confucian”更加準確。在他看來,先秦時期“儒”指的是一群以使用古代禮儀文化知識為生的人,孔子雖然是這群人的最杰出代表,但是這些人并不一定就是孔子的直接追隨者,不同的儒生有著不同的禮儀傳統,所以才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16]。中西文化需要認識差別、、加強對話溝通。作為哲學,中西都有共性,強調宇宙觀、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探討認識論、真理論、方法論,引導人類精神,追求價值理想?!靶紊蠈W的途徑,也就是哲學的途徑”[17]。方東美指出:“中國哲人乃自辟畦徑,獨創典型,孕育出別具一格之形上學體系?!盵18]西方哲學傳統在于二分法,強調主體與客體、人與我的兩極對立,進行分析、細化、解剖,不適合中國哲學的境界。“中國哲學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對立矛盾,卻總要透視一切境界,求里面廣大的縱之而通、橫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詞,就是要造成一個‘旁通的系統’”[19]。這樣的見解,不僅僅適合于我們認識中外哲學的差異,而且也是我們尋求中外哲學聯通的妙計。

中國哲學論文范文第2篇

1.研究地球上的一切都不能忘記天文仰觀天文

是中華文化的起始點。制定天文歷法,是中華文化的落腳點。這是《周易》與《周髀算經》的共同記載。觀測太陽,制定出了太陽歷;觀測月亮,制定出了太陰歷;觀測北斗,制定出了北斗歷。最終三歷合一,中華先賢制定出了世界范圍內獨一無二的陰陽合歷。太陽歷確定了寒暑,確定了春夏秋冬四時,確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節,確定了十二月,確定了二十四節氣。太陽歷的節令決定著小草小花何時發芽何時開花,決定著小魚小蝦何時何時產卵,決定著小蚯蚓小青蛙何時冬眠何時出土?!f物在地球上,但萬物生息的決定因素在太陽。太陰歷確定了朔望月,初一月缺為朔,十五月圓為望。朔望,決定著江河大潮?!饵S帝內經•靈樞•歲露論》:“故月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月滿海水西盛,月缺海水東盛。月滿月缺與潮漲潮落之間,具有嚴格的對應性與規定性?!蠼蠛T诘厍蛏希蟪钡臎Q定因素在月亮,月亮背后的決定因素仍然是太陽。北斗歷確定了風向的正邪。北斗歷,中醫經典《黃帝內經》與馬王堆出土的帛書《鹖冠子》中有記載。《鹖冠子•環流》:“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薄尔i冠子》有“斗柄定四時”之論,《黃帝內經•靈樞•九宮八風》篇有“斗柄定八節,八節定八風”之論。風有正邪之分。正風養人養萬物,邪風傷人傷萬物?!L在地球上,但是判斷風的標準在天上?!把鲇^天文”說明了什么?說明此時的中華先賢已經認識到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地球上發生的一切與天文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制定歷法說明了什么?說明此時中華先賢已經解答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天文變化與地球上氣候物候的變化有著嚴格的對應性。研究地球上的一切不能忘記天文,這是中華文化的根本立場。這一立場,對研究地震有沒有啟示意義?天與地是一分為二、合二而一的關系,認識地球上一切,不能忘記天文,不能忘記太陽月亮與北斗。如此思路與方法,對研究地震有沒有啟示意義?

2.天文歷法嚴格定量的啟示

天文歷法,本身是一個嚴密的數理體系。嚴格的定量與周期性循環,是天文歷法的兩大基本特征。請看以下五大例證。

(1)寒暑的定量與周期性循環。寒暑的嚴格定量,是由冬至夏至決定的。《周髀算經•日月歷法》:“故冬至”,“見日光少,故曰寒。夏至”,“見日光多,故曰暑”。冬至夏至的嚴格定量是由日影長短兩極決定的?!吨荀滤憬?#8226;天體測量》指出,冬至的日影長度為1丈3尺5寸;夏至的日影長度為1尺6寸。用今天的眼光看,寒暑的定量定在兩條天文線上。冬至之寒定量于太陽相交南回歸線,夏至之暑定量于太陽相交北回歸線。寒暑有無限循環性,《周易•系辭下》對此的描述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⑧寒暑的無限循環,放在測影的日晷下看,是日影循環在長短兩極決定的;放在天文學中看,寒暑的無限循環,是由地球公轉過程中兩個極限決定的。寒暑,決定著萬物生死,決定著“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這里值得謹記的是:地球上小草枯榮的變化,決定的因素在太陽。

(2)四時的定量與周期性循環。日影長短兩極的定量,定出了冬至夏至;日影的兩個平均點的定量,定出了春分秋分。《周髀算經•天體測量》指出,春分秋分的日影長度均為7尺5寸5分。放在空間中看,春分秋分是太陽兩次相交于赤道線所決定的。放在地球公轉的過程中看,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是地球公轉過程中的四個極限。地球公轉的周期性,決定了四時的無限循環性。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定出了四時,四時決定了溫熱涼寒四種氣候,四時決定了生長收藏四種物候。這里值得謹記的是:地球上萬物的變化,決定的因素在太陽。

(3)晝夜的定量與周期性循環。《周髀算經•日月歷法》:“日主晝,月主夜,晝夜為一日。”晝夜在地球上,但是決定晝夜的因素在天上,在天上的日月。晝夜有無限循環性,《周易•系辭下》對此的描述是:“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爆仮灛嬤@里值得謹記的是:地球上晝夜的變化,決定的因素在日月。

(4)朔望的定量與周期性循環。月缺初一,月圓十五;初一為朔,十五為望。太陰歷的朔望,定量于太陽、月亮、地球的對應關系。太陽—月球—地球,如此三點一線的定量,是朔望月的初一。太陽—地球—月球,如此三點一線的定量,是朔望月的十五。朔望的定量,嚴密而精確。朔望的循環,精確而嚴密。天文大潮,形成于如此三點一線的關系之下。這里值得謹記的是:地球上潮汐的變化,決定的因素在月亮,月亮背后的因素仍然是太陽

。(5)風向的定量與周期性循環。風向,隨著斗柄指向的循環做圓周運動。斗柄東指,有春天之東風;斗柄南指,有夏天之南風;斗柄西指,有秋天之西風;斗柄北指,有冬天之北風。希伯來先賢也發現了風的循環性,《圣經•傳道書》中有“風往南刮,又向北轉,不住地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瑏瑢的論述,但是希伯來先賢沒有風向旋轉與北斗斗柄旋轉的對應關系。這里值得謹記的是:風旋轉在大地上,但是決定風向的因素在旋轉的斗柄。地球上氣候、物候、江河大潮變化的規定性、周期性與循環性均與天文相關,地震的規定性與周期性會獨立于天文之外嗎?

二、天文規律與天氣預報談地震預報

先談天氣預報。沒有氣象衛星與其他先進儀器,中華先賢是靠什么進行天氣預報的呢?靠什么進行規律性的天氣預報?又靠什么進行精確性的天氣預報?答案:靠天文!靠歷法!中華先賢進行天氣預報有兩個特點:第一,首先揭示的是規律,其次才是當下的精確預報;第二,方法極易掌握,農民、士兵、兒童、婦女,朝野各個層次的人士都能夠掌握這種方法。

1.揭示規律的方法幾部古代經典之中均記載有這種方法。簡要介紹如下。

(1)《尚書》揭示的規律?!渡袝?#8226;洪范》:“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仮灛崱靶怯泻蔑L”之星,被漢代馬融注釋為二十八宿中的箕星?;?,二十八宿東方蒼龍七宿中的第七宿?!靶怯泻糜辍敝?,被漢馬融注釋為二十八宿中的畢星。畢星,二十八宿西方白虎七宿中的第五宿?;恰呅菫楹阈?,月為衛星。以地球上觀測點為中心,一旦發現月球與二十八宿的箕星、畢星發生近距離關系時,地球上觀測者所處的區域內就會出現刮風、下雨的天氣。馬融說:“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钡厍颉虑颉怂拗械哪骋凰?,三者之間構成三點成一線關系時,地球上的觀測區內就會發生或風或雨的氣象?!渡袝分械姆椒ǎ紫冉沂镜氖且幝?,然后是當下的天氣預報。

(2)《黃帝內經》揭示的規律?!饵S帝內經•靈樞•九宮八風》篇記載了中華民族所獨有的北斗歷。北斗歷以斗柄的八個指向,確定了八節。節令點,恰恰是風雨發生點。“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爆伂帰炋?,指的是北斗星斗柄。斗柄指向四方,定出了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四節;斗柄指向四隅,定出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節。四方+四隅=八方,兩分兩至+四立=八節。八方,屬于空間;八節,屬于時間;時間與空間在此仍然是一體關系。風雨既有時間性上的規定性,又有空間上的規定性。放在太陽歷中看,八節就是地球公轉過程中與太陽的八個對應點。八節的當天,會發生時令之風雨。如果風雨發生在節之當天,當年風調雨順。如果風雨發生在節前,預示著當年多雨;如果風雨發生在節后,預示著當年多旱。———《黃帝內經》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規律,然后是當下的天氣預報。

(3)《詩經》揭示的規律?!对娊?#8226;國風•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爆伂彚灹骰鹬?,亦稱大火,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心星。從地球上看,心星一年四季有四個位置:春天在東,夏天在南,秋天在西,冬天在北。鄉村農夫,一旦發現心星西移,就知道該準備御寒的衣服了。———《詩經》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規律,然后是當下的天氣預報。

(4)《周禮》揭示的規律?!吨芏Y•地官》:“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風雨之所會也”?,伂悽炄沼耙怀呶宕?比《周髀算經》少一寸),即日影最短點。日影最短點,《周禮》界定為地中點。地中點,即夏至點。地中夏至點有多重意義,其中一重意義為“風雨之所會”,指的是風雨交加。太陽決定著夏至,夏至決定著風雨。夏至點,實際上是北回歸線附近的臺風暴雨點?!吨芏Y》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規律,然后是當下的天氣預報。

2.預報之實例以星象論氣象,《詩經》《孫子兵法》中均記載有這樣的實例。簡介如下。

(1)《詩經》中的實例?!对娊?#8226;小雅•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爆仮灛懺?,月球;畢,畢星;離,通麗,指靠近;當月球靠近畢星時,地球上觀測區內就會出現大雨滂沱的天氣。預報大雨的詩出于一位戍卒之口,天文氣象學的普及程度,由此可見一斑。月亮、畢星在天上,滂沱大雨在地球上。天文與天氣,影形對應,緊密相連?!对娊洝分械姆椒ǎA報的是當下天氣,同時也揭示出了規律。

(2)《孫子兵法》中的實例。《孫子•火攻》:“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爆伂挗灡冢怂薇狈叫淦咚拗械牡谄咚?。翼,二十八宿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第六宿。軫,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第七宿?;鸸?,是戰爭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有風,氣候干燥。氣候干燥,易于放火。何時氣候干燥?月近箕、壁、翼、軫四宿時。天文四宿,決定著地球上干燥的天氣?!秾O子兵法》中的方法,預報的是當下天氣,同時也揭示出了規律。3.先賢基礎上的繼續追問正常,是天氣;異常,是天災。正常的天氣與正常的天文相關,異常的天災與異常的天文相關。這是中華先賢對天氣與天災的基本認識。在此基礎上,是不是可以繼續追問:地震會不會與異常的天文相關?

三、回顧歷史,是為了現實回顧遠古、中古時期的天氣預報

是為了今天的地震預報。效天法地的中華文化,天人合一、天地合一而論的中國哲學,對今天的地震的研究與預報,起碼在九個方面有著啟示意義。

1.系統論從“仰觀天文

俯察地理”的那一刻起,中華先賢就在天與地之間建立起一分為二、合二而一的關系,天與地絕對不能分割而論。站在現代科學立場上看,地球是天體中的一員,論地球上的異常絕對不能離開其與天體的聯系。

2.相“交”點天地生萬物這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立場

《周易•泰•彖傳》:“天地交而萬物通也。”瑏瑩《周易•否•彖傳》:“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爆偄灛娙f物的生與不生、通與不通,與天地的“交”與“不交”有著直接的對應性的關系。在這一思路與方法上,稍微跨前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引申出這樣一句話:“天地交而地震發生也;天地不交,而地震不發生也?!眴栴}的關鍵,在于找出這個“相交點”。

3.太陽歷的嚴密性與對應性三條天文線(南北回歸線加赤道線)

四個時令點(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是太陽歷(實際是地球公轉)所構建出的框架。三線是太陽與地球的三條對應線,四個時令點是太陽與地球的四個對應點。這里可以視為是“天地交”的相交點。太陽的回歸循環變化,永遠不會繞越天文三線,永遠不會改變時令四點。萬物的生長收藏變化,永遠也不會超越三線四點這個框架。這個永恒而長青的框架,適用于地震研究嗎?萬物生長靠太陽!地震的發生靠不靠太陽?可以把有史以來的大地震資料統計一下,檢查歷次地震時太陽在什么位置,檢查其中有沒有規律可循。

4.太陰歷的嚴密性與對應性一個朔望月

日月地三者之間兩次構成三點一線關系,這是太陰歷所建立的框架。兩次三點一線,兩次天文大潮,這是規律。這一規律適不適用于研究地震?

5.行星運動的規律性與周期性五大行星分地內地外

金星、水星為地內行星,木星、火星、土星為地外行星。按照五大行星運動的規律性與周期性,它們肯定會出現在日月地三點一線的這條直線上,或單個出現,或多個出現,或五個一齊出現。用現代的技術手段,還原四點一線關系,還原五點一線關系,還原N點一線關系,在此基礎上梳理歷次大地震,檢查奇異的天文現象與地震發生在時間與空間上有沒有對應關系。

6.二十八宿的長青性與坐標性

二十八宿是恒星,中華先賢以二十八宿與月球的對應關系為坐標預報地球上的風雨。同樣的道理,能否利用這一坐標預報地震?

7.陰陽合歷的綜合性

綜合太陽、月亮、北斗三者的作用,是陰陽合歷最大的優秀之處。能否將多種天文因素綜合在一起研究地震?

8.時間空間的一體性地球公轉的軌跡

是一個橢圓;地球公轉的時間,是一個太陽回歸年。軌跡,在天成度;時間,在歷成日。中華先賢在太陽歷里建立起了時空兩位一體的時空觀。一個太陽回歸年,萬物完成一次生長收藏的過程,中華先賢在太陽歷里建立起了時空物三位一體的時空觀。《尸子》:“上下四方為宇,往古來今為宙。”瑐瑡空間為宇,時間為宙。時空即宇宙,宇宙即時空。萬事萬物在宇宙之中都有嚴格的規定性,地震會例外嗎?

9.道與物、事與理的關系

“日中立竿測影,此一者,天道之數。”瑐瑢《周髀算經•陳子模型》指出,日影中可以論道?!暗乐谔欤找??!爆偄灛崱豆茏?#8226;樞言》指出,太陽可以論道。“一陰一陽之謂道?!薄瓣庩栔x配日月?!爆偓帰灐吨芤?#8226;系辭上》指出,日月聯合可以論道。道,在中華文化中是論證問題的終極標準。老子以道論德,孔子以道論禮,孫子以道論兵,劉徽以道論數,茶道、劍道、同,但論證問題皆以道為依據,論證方式皆為“以道論之”。自然界中的道為生天生地生萬物的生生之源,人文中的道為論證問題的終極標準。道可以論證一切問題,可不可以論證地震呢?有此物必有此道,有此事必有此理,有此果必有此因,這是中國哲學的基本常識。以此論之,有地震必有地震之道,有地震必有地震之理,有地震之果必有地震之因。預測不了地震,解釋不了地震的規律,關鍵就在于沒有認識地震之道,沒有弄清地震之理,沒有明白地震之因。

四、揭示地震規律性規定性

地震,現實中已經成了一道世界性難題。面對這道難題,中華文化是否有所貢獻?

1.認識的局限性東西方對地震認識

體現在了以下幾個的概念性的界定之中。其一,“一般說是引起地表動蕩的地球內部的突然震動”瑐瑥。這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對地震的界定。其二,“地面的震動”瑐瑦。這是《辭?!穼Φ卣鸬慕缍?。其三,“地內700公里以上突發的震動傳播至地面”瑐瑧。這是《大辭典》對地震的界定。關于地震,地質學教材中還有“地應力集中與釋放的過程”的界定。稍加留意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上幾個關于地震的界定存在著嚴重的局限性。這個局限性就是:論地震僅僅局限于地球本身,完全忘記了天文。

2.永恒的思路

常青的方法“以天文論之”,這是中華先賢創造中華文化的基本思路;“以太陽論之,以月亮論之,以北斗論之”,這是中華先賢創造中華文化的基本方法。天文具有永恒性,所以中華先賢的思路也具有永恒性。太陽長青,月亮長青,北斗長青,所以中華先賢的思路也具有長青性。下面以中華先賢的思路與方法,探討地震的規律性與規定性。

(1)以天文為坐標認識地震的規律性與規定性。天文,本文僅取四大要素:第一要素是太陽,第二要素是月亮,第三要素是五大行星,第四要素是二十八宿。以太陽的規定性論地震。太陽的規定性,首先體現在兩線兩點上。太陽相交于南回歸線,冬至;太陽相交于北回歸線,夏至。將現有的地震資料加以整理分析,看看冬至點有無地震發生,如果有,有多少次?看看夏至點有無地震發生,如果有,有多少次?然后再統計一下,冬至點對應何處的地震,夏至點對應何處的地震?太陽兩次相交于赤道,有春分與秋分。這兩時令點上有無地震發生,如果有,有多少次,發生在何地?以同樣的方法,研究八節、二十四節氣。以月亮的規定性論地震。與太陽與地球,一個月兩次構成三點一線關系,這是月亮的規定性。將現有的地震資料加以整理,看看月亮朔望之際有無地震發生?如果有,有多少次?發生在何地?以行星的規定性論地震。五大行星,無論是單個還是多個,肯定會出現在日月地三點一線的直線上,形成“糖葫蘆”狀。分析現有的地震資料,看看這種天文現象下有無地震的發生,如果有,有多少次,發生在何地?以月球與二十八宿的對應關系論地震。月球與二十八宿的畢星對應,地球的對應區有滂沱大雨。月球與二十八宿的哪一顆星對應,會有地震的發生?彗星的出現與地震的發生有沒有關系,也值得研究。如果有,有多少次,發生在何地?

(2)以時間為坐標認識地震的規律性與規定性。四時的循環與間隔,年歲的循環與間隔,在時間均有著嚴格的規律性與規定性,地震在時間中會雜亂無章嗎?天文現象的循環與間隔,決定著地球上四時的循環與間隔,決定著地球上年歲的循環與間隔。地震的發生與間隔,在時間也應該有嚴格的規定性與規律性。要發現這個規定性與規律性并不困難,將現有的地震資料排查一下,很快就可以解答這一問題。

(3)以空間為坐標認識地震的規律性與規定性。地震,在空間中是有規定性的,地質學中稱之為“地震帶”。地震帶,《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解釋如下:“多數地震活動集中發生的狹長地帶。巖石圈由幾大板塊構成,板塊相對移動的邊緣是世界的地震帶。以島弧、山帶、火山作用、深海槽及地震活動為特征。環太平洋帶和阿爾卑斯帶是兩大地震帶,前者環繞太平洋,后者從亞速爾群島穿過地中海和中東到印度北部、蘇門答臘和印度尼西亞,與環太平洋帶連接。”瑐瑨《辭?!返慕忉屖?“地震震中分布較集中的地帶。一般是活動很強的地質構造帶。規模最大的地震帶有:

(1)環太平洋地震帶;

(2)歐亞橫貫地震帶?!爆偓摙灨鞔笱蟮暮X區也是地震頻發的地帶,但地震帶上的地震強度較弱。此外,各地區的地震密集地帶也叫地震帶。地震帶,確定了地震在空間中的規定性。研究地震帶上的地震,但也絕對不能忽略地震帶之外的地震,例如唐山大地震?!吨袊糯卮笞匀粸暮彤惓D瓯砜偧酚涗浟斯?80年到公元1911年,兩千多年間的180多次6級與7級以上的大地震。云南大地震次數排第一,有30多次;臺灣與甘肅大地震均超過20次,排位第二第三;四川排第四,有17次;超過10次大地震的省區有山西、河北、寧夏、新疆;發生過5次大地震的省區有北京、河南、山東、廣東、陜西;發生過3次大地震的省區有、福建、安徽;發生過大地震的省區有湖南、青海、江西、江蘇、遼寧。地震空間發生范圍很廣,但是空間密集區還是有規律可循的?,儸姠?/p>

3.汲取歷史經驗

認識前人的局限《詩經•小雅•十月之交》記載了“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大地震,還記載了“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的天文異常,但是這里并沒有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那樣的天文對應。瑑瑡《國語•周語上》記載了西周三川的地震,也探討了“天地之氣失序”的地震之因,這里有天地合一而論的原則,卻沒有像地中點即風雨交會點那樣的精細?,儸將灐逗鬂h書•張衡傳》記載了張衡“候風地動儀”,這是中華大地上第一臺測報地震的儀器。瑑瑣張衡解答的問題是:近期“有沒有”地震?地震之因以及地震的規律性與規定性,張衡并沒有涉及。中華先賢以天文論天氣,解答了天氣變化的規律性與規定性,這是中華先賢的歷史貢獻。沒有解答地震的的規律性與規定性,這是先賢的局限。在先賢的基礎上繼續探索,以天文的循環周期性找出地震在時間空間上的循環周期性,這是后人的基本責任。

五、三點結論

中國哲學論文范文第3篇

每一種特殊文化在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都會遇到文化的構建問題,可參照先行者的角度來看,中國民族文化的現代構建與德意志民族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在現代化浪潮的發展下,文化的現代構建既肯定了社會的現代性,也反映了對現代性無限擴張的某種反駁。當前文化構建的核心問題便是如何構建現代精神生活,這也是現代社會中存在的難題。一方面傳統的民族文化中很多內容并不適合現代生活要求的精神氣質;另一方面人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的存在,并不能完全脫離傳統。同時,在哲學的雙重邏輯關系中,實踐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層面,由于實踐對象的具體性,人類需要更多的實踐經驗去把握具體的實踐活動,而后抽象的科學理論才可以被轉化為實踐智慧,其中具體的轉化過程便是人本邏輯與科學邏輯之間的相互中介,一方面,科學邏輯可以普遍反映人類思維實踐活動規律,另一方面,人本邏輯也可以將文化理想作為需要實現的現實目標,這樣雙重邏輯之間的相互中介,便最終會轉化為一個可以引導具體實踐的總體觀念。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解決哲學精神構建問題的過程中顧及了現實生活與文化理想,是一種具有現實意義的解決方式,可以為中國哲學精神的現代構建提供更多啟示。

二、自由主義與現代新儒學

如果我們承認現代化的不可避免性與傳統文化與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問題,那么中國哲學精神的構建實質就是在現代化事實下的重構哲學精神。任何民族的哲學精神都應該充分體現該民族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終極理想目標,中國哲學精神也不例外,它可以為現代的中國人提供一個更為溫馨的精神家園。因此構建過程中必須兼顧當下的社會現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儒學思想。與自由主義不同,現代新儒學主要尋求一種道德層面的理想主義道路,雖然它也提倡復興傳統儒家思想,但這種復興的前期應該是在現代生活之中,因此必須面對現代化的社會生活。中國自由主義與現代新儒學之間的對立體現了現代社會矛盾的根本對立,甚至不可能因為某種理論方式而消解。

三、構建中國的哲學精神的可能方式

關于科學主義的自由主義無法合理的解決文化構建問題,為此便亟需探索一條新的出路。而且這種新的構建方式必須由根本上破除自由主義與現代新儒學的影響,這樣才可以在結合中國社會現實的基礎上實現哲學精神構建的目標。此過程并非簡單照搬,也不能盲目的延續守舊。一方面應突破黑格爾的形而上學理論,另一方面也應突破自由主義全盤否定優秀文化的傳統傾向,應最終建立一種直面現實的哲學思想,并承認人是一種具有雙重生命的生物。在構建中國哲學精神的過程中,應始終秉持雙重視角,既不能簡單的歸結為一,也不能不折中的合并在一起。所創造的關聯方式應為現代生活奠定一個超越性的目標,并使其成為生活的規范標桿,或者是批判生活的終極標尺。不但應在歷史與現實的邏輯中掌握中國獨有的文化構成思維方式,構建本民族最為本己的文化思想,還應對當下現實中的不同文化加以區別予以批判,并不斷吸收優秀傳統文化經驗,從而構建最新的文化思想。

當今中國社會形勢下,現代性的現實生活便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中國道路。同時,文化理想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關聯并非剛性,而是一種柔性的構建,在此參照條件下的文化理想一定存在著比較廣闊的可能空間。同時,現實生活也會經常處于變動之中,由此現實歷程中文化理想的構建必然也是在現實生活中不斷進行的歷史過程。為了進一步實現哲學精神的構建過程,還需要為終極價值理想與現實生活之間構建一種柔性關聯,且要以人類歷史科學的認識為基礎,由此可以看出,以馬克思方式構建中國的哲學理想,并在其與現實生活價值之間構建一種柔性關聯,便是最為適合的構建方式。

四、結束語

中國哲學論文范文第4篇

本報訊(記者慈鑫)2009年國際博物館協會亞太分會將于12月7日~9日在東京召開年會。

日前,經過國際博協亞太分會專家委員會多輪篩選,陜西省歷史博物館宣教部青年學者王莉的論文《傳承地緣文明遺產,構建良知驅動文化———淺談21世紀國際博物館界的社會使命》脫穎而出,入選此次大會專業學術會議。

國際博協的專業學術會議是國際社會文化遺產保護與交流的最高殿堂,26歲的王莉成為中國大陸“80后”青年學者中獲得在這一會議上發表演講資格的第一人。

中國哲學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中國傳統管理哲學 核心 文化

文化一般定義為是在人類活動過程中歷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與思維方式。從其源義拉丁文culture,耕作、培養等可窺見文化實質上是自我認識的過程?!墩f文解字》:“文,錯畫也?!?“化”為變易、生成、造化,所謂“萬物化生”(《易·系辭下》),最先將“文化”合用則在西漢,劉向《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又 《說文解注》:“倫,輩也,理,道也。”由此看來,倫理是秩序,存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相互關系準則與秩序。此即中國傳統文化普遍認同倫理的涵義。

從人類演進歷史可看出,中國文化最初思維方式與體現形式是圖騰崇拜、巫術禮儀以及原始歌舞,這樣的文化土壤孕育民族向善特性,處處洋溢善的思考,追求成己、成物倫理特性, 那么,倫理意識籠罩下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管理哲學文化倫理內核是什么?筆者接下來試淺析之。

一 、 倫理意識籠罩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內核

作為一個以農立國的民族,具有相對恒定性民族性格,土地是經濟基礎,是財富象征,視土地為生命,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統治者就是高度重視農業,而當時生產力低下,農業完全依靠自然風調、雨順,面對自然強大,人自視渺小、無奈,反倒促人養成安土重遷的性格和心理。寄希望用農業豐收果實祭祀上帝祖先,神佑自己在這塊土地上,“樂土知命”,祭祀本是民俗化儀式卻與孝相并論,由祭祀開始孝道之風,“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盵1]作為一個文化早熟國家,由孝逐步衍生仁、義、禮倫理秩序是很自然,伴隨其體系化,深深扎根中國傳統思維中,形成民族情結,且以各種方式滲透到傳統的政治生活和人倫日用中,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倫理意識籠罩下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覺成為主流和核心精神,所謂“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接下來分而論之。

孝,中國傳統倫理基礎,倫常主干。孝百行之源,發于情至于性,孝是對家庭而言,屬倫理范疇,但由于中國特有的血緣政治,孝自覺淪為工具理性,往下推衍便是忠,移于君,移于國,對國家而言,屬政治范疇,移孝作忠,在君臣關系上具體化,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膨脹,孝成為貫穿成己、成物的媒介, “天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1]。

仁,孝的延伸、放大、提升,“仁者,愛人”,“泛愛眾”,推而廣之“博施于民而濟眾”。實質以人為起點,高揚“人”的主體性,擴展推至整個社會的過程,超越了狹隘的血緣宗法之愛人,是一個統攝諸多倫理條目的概念。是中國傳統管理基石與倫理道德秩序工具。由“仁”至“圣”辯證提升,達至“成己”境界,進而成就“成物”理想。

義,“義者,宜也”,是價值觀,由仁外化的行為導向。 “圣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2],成為“成己”、“成物”價值導向。

禮,行為準則,禮的人文觀念,周公時代已有體現,所謂“周公制禮”,孔子納仁于禮,為禮找到了心理依托,將禮從宗教色彩擺脫出來,成為日用之常, “立于禮”,“行以禮”, 自然是“成己”、“成物”行為規范。

二、中國傳統管理哲學從屬中國傳統文化倫理

“管理”(manage)一詞來自于拉丁語詞根“Manus”,意為“手”,在西方管理學界,對此界定最權威屬法約爾:“管理,就是實行計劃、組織、指揮和控制。”[3]

事實上,此處“管理”屬動詞,是“Manus”(手)的引申義——操作,對人、事、物的操控和安排,是一種實踐活動,而管理哲學實際上是對管理實踐中終極問題的探究,包括人性、人的精神因素和價值,人際關系(人與人,人與自身,人與社會等),從根本上說是對管理實踐所承載的社會歷史規定性、規律性過程從哲學層面邏輯地追問和反思, 二者區別顯然。

葛榮晉《簡論中國管理哲學的對象和范圍》一文從傳統文化角度界定中國管理哲學的對象和范圍,其以為“中國傳統文化崇尚人文精神、倫理道德、和中庸和諧的價值理性文化,是一種強調克己復禮的德性文化”,并指出“中國管理哲學的原則、模式和手段都是建立在人學基礎之上,強調管理是始于修己而終于安人的過程,人是中國傳統管理哲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4]

而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和特征,出發點和落腳點恰恰關注是“人”, 人立于天地,是天道運行秩序一部分,與孝、仁、義、禮緊密相聯,始終體現中國傳統文倫理取向。顯然,出發點和落腳點與中國傳統管理哲學相契合。

任何一種管理哲學都根植于特定社會文化中,是人們在實踐過程中對管理理念的哲學思考。

綜上觀之,中國傳統管理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關系,從屬中國傳統文化,孕育在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中生根發芽,是傳統文化倫理一部分。

根植于是中國傳統特殊土壤的中國傳統管理哲學,其特有思維模式,宗法背景,地理環境鑄就中國傳統管理哲學追求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孝、仁、義、禮的倫理取向。

思維模式,鑄就中國傳統管理思維重整體性,陰陽、五行和八卦視作宇宙秩序,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雙向互動,在宇宙中尋求天與人平衡與和諧,把思想發散出去又收回,落于原點人。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1]。

宗法背景,使得中國傳統管理依托自然經濟,維系著血緣紐帶的家庭和宗族,追求家族利益至上,孝為前提,禮為人倫的等級規范,家族榮耀不僅僅在倫理上的,更體現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功能上。禮義是支柱,立德是追求。

中國傳統管理哲學處于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往往視中原為本土,視中國為天下之中。注定其跳不出農耕社會,宗法思維的圈圈。其思維往往表現無我意識、臣民意識和圣王意識,圣人按尚公尚同——立已立人——成已成物思維模式,以一已之“公心”發而“感天下之心”。

一語概之,中國傳統管理哲學從屬中國傳統文倫理。

三、中國傳統管理哲學文化倫理內核

前面所述,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與中國管理哲學追求不矛盾,二者都以人為中心,以孝、仁、義、禮經緯。

傳統文化處處洋溢尚中求和、剛健有為的精神,自然決定中國傳統管 理哲學浸透了以孝、仁、義、禮倫理范疇善惡思辨,理想人格訴求,雙向流動的道德本體決定其管理實質以孝、仁,義、禮經緯,以身—家—國為脈絡,由小見大,由內而外,將個體價值依附于國家,從主體的道德內求內修,再到為政之道外化,在憂國憂民的沉思中尋找人類生存的樣式:道德智慧的“主體內求”和政治智慧的“道德外化”,外推齊家治國,再達至“天人合一”,是倫理政治實踐過程,這一過程恰恰又與中國傳統文化倫理謀合,清楚明了中國傳統管理哲學文化倫理內核。

四、結語

任何一種管理哲學都根植于特定社會文化中,是人們在實踐過程中對管理理念的哲學思考。

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 生于淮北則為枳”,孕育中國傳統文化特殊土壤中國傳統管理哲學,同樣崇尚人文精神、倫理道德與中庸和諧,其從屬中國傳統文化已成共識,其文化倫理內核實質是孝、仁、禮、義協調和超越的。

參考文獻

[1] 葛榮晉.簡論中國管理哲學的對象和范圍[J].哲學動態.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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