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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CPI;GDP; 通貨膨脹;宏觀經濟
前不久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0年上半年中國的經濟數據,這些數據顯示,2010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72840億元,同比增長11.1%。比去年同期加快3.7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增長3.6%,增加值13367億元;第二產業增長13.2%增加值85830億元;第三產業增長9.6%,增加值73643億元。其中公布CPI同比上漲2.6%,PPI同比上漲6.0%。6月份當月CPI同比上漲2.9%,PPI同比上漲6.4%。
CPI是指消費物價指數,其構成可分為兩大類:非食品類與食品類。在中國食品類主要占CPI比重的33.2%,非食品類要素占據CPI的比重大約為66.8%。上半年的CPI同比上漲2.6%,當CPI上漲到3.4%則會拉響通貨膨脹警鐘。這些數據的公布則反映國內的通貨膨脹情況。那么是不是CPI越低越好呢?
在宏觀經濟學中有三大指數:CPI,PPI,GDP。CPI前面已經介紹,PPI是指生產物價指數,GDP為國內生產總值。如果CPI指數高,那么假設你用手里的錢去買車,那么你相對于以前的物價就是貴啦,而經銷商則相對于以前是盈利啦,帶動整個產業鏈的增值,最終企業會盈利。以此類推于全國各個行業,這樣國內的GDP會升高。如CPI降低,沿著CPI到PPI,PPI到GDP的關系,那么GDP則會降低。那么我們換一種說法,CPI越低越好嗎?其實也不是這樣子的,根據菲利普斯曲線的經驗性估計,價格與失業存在反比關系函數,也就是說當價格水平較高時,那么失業率比較低,而在CPI降低時,同時失業率較高。這同樣符合國內的情況。如果CPI變負,PPI也會繼續下行,雖然我們認為各種商品是便宜啦,但這并不是好事。因為CPI的下降,其并不是因為降低了成本的原因,是因為在國內的總需求,尤其是在市場上國民需求微弱,這樣同樣也會導致GDP的下降。
在中國CPI包括八類大產品的價格變動,有食品類,煙酒,衣著類,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類,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類,交通和通信類,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居住類其中食品占CPI 33.2%。從以往的數據來看,食品往往是各因素中對CPI影響最大的。例如,2007年中期以來的CPI價格指數上漲,80%以上是由食品來解釋的。而在食品大類中,豬肉的權重約為10%左右,但由于豬肉價格波動最大,因此對CPI的影響也就較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性分析得出測算結果,豬肉價格的變化領先CPI和食品價格兩個月,而食品和CPI變化時同步的。那么我可以簡單的理解為豬肉拉動食品,食品拉動CPI,CPI影響GDP,那么說我們中國的GDP只是簡單的與豬肉的價格有相對較大的關聯性,這當然顯得荒謬。
競爭激烈的國內智能手機市場,又多了一個生力軍。在期待了8年之久后,臺灣HTC(宏達電)終于進入大陸市場。
日前,宏達電CEO周永明在北京宣布進軍大陸市場,并聯手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了四款智能手機新品,從此終結了多年來HTC品牌只能以水貨形式進入內地市場銷售的局面。
而此舉也意味著一直以來徘徊在中國大陸市場之外的HTC正式進軍該市場。
作為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機廠商品牌,HTC這一舉動。會把在大陸市場上經營多年并且已經贏得了市場認可的多普達置于一個尷尬的處境。在此后的市場推廣上,產品高度同質的兩家公司將如何展開競爭?這無疑會在國內智能手機市場上掀起不小的波瀾,甚至引發一場沒有硝煙的市場爭奪大戰。
事實將按照它的這一設想進行嗎?
攪局手機市場
HTC的加入,使得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爭奪更趨激烈。
事實上,HTC進入大陸市場,等待了8年之久。追溯它的歷史,便會發現這也是一部智能手機發展歷程的編年史。
HTC成立于1997年。2007年,HTC開始推出品牌戰略,從歐洲到美國,HTC先后通過Windows Mobile和Android成就了智能手機領導廠商的地位。周永明對此深感不易,他說:“發展國際品牌是很困難的,但是HTC品牌的發展比原來想象的要好,目前HTC品牌知名度已經從去年的10%提升到今年的40%。”
綜觀各大手機廠商,在HTC推出HTC Touch之前,三星、摩托羅拉、索尼愛立信都推出了多款Windows Mobile智能手機。目前,國內三大運營商全力發展3G,在智能手機方面加大投入,HTC選擇在此時進軍大陸可謂勇氣可嘉。
今年7月27日,籌劃已久的HTC攜手中國移動等合作伙伴,在北京高調四款HTC品牌手機,正式拉開進軍大陸市場的序幕。
對于此次進入大陸市場,HTC董事長王雪紅表示:“我很高興能將HTC的品牌介紹到大陸,也期待HTC能夠帶給大陸消費者耳目一新的智能手機新選擇。過去幾年,通過大陸的策略合作伙伴多普達將HTC在全球最尖端的產品引入大陸市場;未來,我們將繼續秉承對創新的熱情,致力滿足甚至超越全球手機使用者的需求,在各方面不斷提升手機使用體驗。”
現在,這個遲來的競爭者已經做好了準備,等待市場的檢閱。
新進入者的資本
HTC進入大陸市場,將給大陸手機市場帶來不小的震動,甚至可能導致變局。
事實上,HTC早就有意進入大陸市場。以前,HTC就曾在中國香港市場上推出自有手機品牌Qtek,但遭遇慘敗。也許是受其影響,HTC在一段時間內“只談代工不談自主品牌”。2007年5月,HTC成功增資控股,成為多普達大股東,為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掃清了最后一道障礙。
雖然HTC剛剛宣布進入大陸市場,但此前HTC的水貨產品在大陸市場上比比皆是。ZDC的調查數據顯示,2009年1月,HTC在大陸手機市場的用戶關注度不足1%,僅一年半時間,2010年6月,HTC用戶關注度已然接近6.5%,并呈繼續上升趨勢。
此外,HTC是否會對當前的智能手機市場格局產生顛覆性沖擊值得關注。按照周永明的目標HTC要做出最好的Android和Windows Mobile手機,加上HTC那顆謙卑的心,HTC在中國市場的前景值得看好。
與此同時,多普達近幾年來對我國智能手機市場的開拓起到了關鍵作用,而HTC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后,多普達何去何從?對此,HTC營銷長王景弘也告訴記者,HTC進入大陸后,會借助多普達之前建立的銷售渠道與運營商之間的關系發展業務,而多普達這個品牌依然會得以保留,這樣既對之前的多普達用戶負責,后續也還會有多普達品牌的新品陸續推出。
而多普達通訊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陳敬宏表示,多普達與HTC兩個品牌將“同時存在,協同發展”,這一說法打消了業界對于HTC進入中國大陸后多普達會不會受到負面影響甚至消失的疑慮。但也有業內人士認為,“東家”HTC的進人,讓多普達在大陸市場的地位多少有些動搖。
洗牌尚需時日
面對群雄逐鹿的中國智能手機市場,HTC想殺出重圍顯然將遭遇諸多困難。
如今,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iPhone在中國市場上大放異彩,聯想樂Phone也是風頭正盛,此外還有摩托羅拉、諾基亞、三星等廠商虎視耽耽。
目前,國內三大運營商全力發展3G,并在智能手機方面加大投入,中國移動推出OMS自有手機操作系統,中國電信發力EV-DO智能手機沖擊1億用戶目標,中國聯通則緊跟iPhone,可見三大運營商都在3G時代押寶智能手機,而HTC選擇在中國智能手機市場爆發前夜高調入市,它能取得預期成績嗎?
從中國市場來看,HTC的正式進入,會大大增強Android系統陣營的力量,而受到運營商支持的高端新機必然會與蘋果形成抗衡之勢;同時,隨著HTC低端產品的來襲,對主攻中端智能手機市場的Symbian也會造成嚴重沖擊。而作為HTC的最大競爭對手,目前蘋果在中國大陸市場上的發展還不成熟。2009年10月31日,蘋果iPhone由中國聯通正式引入中國市場,但同于高昂的售價及套餐資費,蘋果在中國市場上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尷尬。
對此,HTC首席執行官周永明表示,HTC主要是看好目前大陸市場3G發展的勢頭以及智能手機市場的快速增長潛力,希望未來兩三年能夠進入智能手機市場份額前三位。
關鍵詞:經濟周期;商業銀行;信貸
中圖分類號:F83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3)08-0058-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8.13
經濟周期是宏觀經濟在長期增長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其對經濟體系中的各類經濟主體有著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商業銀行作為經濟主體之一也不例外。一方面,商業銀行作為宏觀經濟體系的有機構成部分,其經營活動勢必會受到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又不是被動地適應宏觀經濟波動,其經營活動也會加劇或平滑宏觀經濟的波動。事實上,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已成為現代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驅動因素之一[1]。
一、經濟周期與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相互關系的理論分析
(一)經濟周期對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的作用機制
經濟運行的周期性變化對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的影響主要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發揮作用。
從微觀層面看,在宏觀經濟處于上行區間時,企業和個人等微觀經濟主體受預期影響調整投資或消費決策。企業對未來發展充滿信心,預期產品需求量會增加,因而增加當期投資并增加周轉資金,此時企業更偏好于債務融資,從而有信貸需求[2]。個人預期未來收入增加,因而增加當期消費需求,也會因此而產生信貸需求。換言之,宏觀經濟處于上行區間時,投資和消費主體有更大的信貸需求,為商業銀行擴大信貸投放提供了條件。在宏觀經濟處于下行區間時,企業和個人也會根據預期減少投資和消費需求,削減對商業銀行的信貸需求,商業銀行信貸發放將面臨供過于求的局面。
從中觀層面看,不同行業對經濟周期的反應存在差異,部分行業為順周期行業,部分行業為逆周期行業。在宏觀經濟形勢好轉時,順周期行業的運營態勢會隨之好轉,行業的投資規模更大產出更多,從而有信貸需求。逆周期行業對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的作用機制則與此相反。在經濟周期作用下,中觀層面的因素對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的影響主要看順周期行業和逆周期行業的力量對比,如果順周期行業的總體規模和實力大于逆周期行業,則在宏觀經濟形勢看好時商業銀行面臨擴大信貸投放的有利時機,反之則相反。
從宏觀層面看,一是在宏觀經濟上行時期,商業銀行有更多的信貸投放,宏觀經濟見頂回落后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會逐步暴露,銀行貸款質量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環境惡化導致客戶貸款違約率的周期性變化,從而使得商業銀行在不同時期采取不同的信貸投放策略[3]。二是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直接影響中觀和微觀主體,進而通過后者影響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發展。三是宏觀經濟中的進出口也會影響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結構,出口增加時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會偏向出口部門,進口增加時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則會側重進口部門。
(二)商業銀行信貸業務對經濟周期的作用機制
在宏觀經濟學中,歐文·費雪最早提出信貸因素放大經濟周期的觀點[4]。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通過信用機制以及貨幣乘數影響社會資本總量,同時也影響商業銀行的經營收益,進而作用于宏觀經濟周期。
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具有內在的順周期特點,通過信貸投放影響其他經濟主體進而作用于宏觀經濟周期[5]。在宏觀經濟處于上行區間時,各類經濟主體的信貸需求增加,抵押物也會趨于更加足值,商業銀行出于對未來經濟形勢看好的預期,放松風險管理標準,降低客戶準入門檻及貸款價格,擴大信貸投放以滿足各類經濟主體的資金需求,此舉不僅會加快宏觀經濟復蘇的步伐,甚至可能會演變為通貨膨脹。而在宏觀經濟處于下行區間時,借款人未來發展及清償能力不被看好,抵押物也會趨于不足值,商業銀行會出現惜貸甚至拒貸行為,提高貸款定價水平,直接導致部分經濟主體難以獲取資金支持。因大多數經濟主體并不能在銀行惜貸時迅速找到其他融資方式補充資金,企業面臨資金鏈斷裂經營失敗的風險,消費者不能通過信貸平滑各期的消費,從而對宏觀經濟產生負面沖擊,這也會加劇宏觀經濟的衰退甚至是進入蕭條階段[6]。
商業銀行的信貸違約率具有明顯的順周期特點,直接影響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益進而作用于宏觀經濟周期[7]。在宏觀經濟形勢看好時,風險因素不易暴露,商業銀行的信貸違約率較低,商業銀行自身經營效益較好,可以助推宏觀經濟更好地發展。在宏觀經濟形勢較差時,經濟繁榮時期積聚的風險會集中爆發,商業銀行的信貸違約率集中爆發,商業銀行自身經營效益較差,從而惡化宏觀經濟形勢。如2012年宏觀經濟形勢整體低迷,銀行業凈利潤的增速由2011年的36.3%降至2012年的18.9%,不良貸款余額同比凈增647億元。
二、經濟周期與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相互關系的實證檢驗
根據經濟周期與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相互關系的理論分析,本部分利用宏觀經濟的相關指標及商業銀行貸款余額對二者的相互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其分析思路是:首先,利用總量數據指標,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驗證宏觀經濟總量與商業銀行貸款余額之間的因果關系;其次,利用增長率指標,分析經濟周期與商業銀行信貸業務之間的關系,表明商業銀行信貸業務具有明顯的親周期性特點。
關鍵詞: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宏觀壓力測試
一、引 言
自20世紀7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全球有93個國家先后爆發了112次系統性銀行危機。尤其90年代以來頻頻爆發的金融危機——如1987年美國股市崩盤、1994年美國利率風暴及中南美洲比索風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政府違約事件,特別是2007年春季開始的次貸危機最終演變為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波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大,史無前例。它們不僅使一國多年的經濟發展成果毀于一旦,還危機到一國的經濟穩定,對全球經濟也產生了強大的沖擊。[1]
收稿日期:2008-07-05
項目資助:本文受到西安交通大學“985工程”二期資助(項目編號:0720070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08djy156)資助。
作者簡介: 李江(1962-),湖南省湘潭市人,金融學博士,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副教授,
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金融風險管理;劉麗平(1982-),女,河北省承德市人,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財務預警。
金融系統的宏觀壓力測試是一類前瞻性分析的工具,用于模擬“異常但合理” 宏觀經濟沖擊對金融體系穩定性的影響,可以幫助中央銀行識別金融體系的薄弱環節,有助于各方理解金融部門與宏觀經濟之間的聯系,同時提高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風險評估能力。因此,受到各國金融監管當局的重視,逐漸成為檢驗一國銀行體系的脆弱性,維護金融穩定的首選工具。在金融全球化的趨勢下,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全開放,我國金融業和國際金融市場的逐步融合,是否擁有一個穩定和富有競爭力的銀行體系對于
世界各地的學者,運用上述模型框架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vlieghe g[15]對英國銀行體系累加的企業違約概率進行建模估計,發現gdp、實際利率和真實工資水平具有較顯著的解釋能力。bunn p,cunningham a和drehmann m[16]曾使用probit模型來測算英國企業部門的貸款違約風險。boss m[17]針對加總的企業違約概率估計出宏觀經濟信貸模型來分析澳大利亞銀行部門的壓力情境,結論說明工業產值,通貨膨脹率,股票指數,名義短期利率和油價都是違約概率的決定因素。marco m 、sorge、kimmovirolainen[18]利用wilson模型框架對芬蘭銀行系統的信貸違約概率進行了宏觀壓力測試分析。結果證明在壓力情境下,違約概率(pd, portability of default)的蒙特卡羅模擬分布明顯異于常態分布,其var值遠高于基期的測算值。jim wong,ka-fai choi和 tom fong[19]建立了香港零售銀行面對宏觀經濟波動的信貸風險宏觀壓力測試框架。模型框架中引入的宏觀經濟變量包括:國內生產總值(gdp),利率(hibor),房地產價格(re)和大陸的gdp。同時用宏觀壓力測試評估了香港銀行體系的貸款資產和住房抵押貸款風險暴露。壓力情境的設定模擬了亞洲金融危機時發生的宏觀經濟波動,并分別引入了測試模型。結果表明在置信水平90%時,在所有壓力情境下有些銀行仍然能夠盈利。這意味著目前銀行系統的信用風險較穩和。當var取99%的置信水平這一極端情況時,一些銀行出現了巨額損失,但這類事件發生的概率極低。
hoggarth g和whitley j[20]與drehmann m hoggarth, g logan a, zecchino l[21]在他們的研究中引入了英國在fsap框架指引下宏觀壓力測試的執行結果和方法,在壓力情境的設定方面采用在險價值框架下的蒙特卡羅模擬法。jones m t, hilbers p和slack g[22-23]提供了宏觀壓力測試的更一般的非線性的方法。worrell d[24-25] 討論了一個將早期預警系統,金融健全性指標和宏觀壓力測試整合的方法。
一些學者研究將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整合測量,例如 allen l 和 saunders a[26]嘗試將宏觀經濟因素整合進信用風險的測量模型。而最近的一些文獻如pain d、vesala j[27]和gropp等人[28-29]則是引用wilson 的宏觀信用模型分析了宏觀要素對銀行的債務人的信用質量的影響。而wilson 的模型的一個替代選擇則是merton 的公司層面的結構模型. gray d、merton 和bodie[30]將這一框架擴展至研究主權違約風險。derviz a 和kadlcakova n [31]將商業周期的影響整合進一個具有結構模型和簡化模型特征的復合模型。drehmann m、manning m[32]和pesaran m h等[33]在利用merton模型框架的宏觀壓力測試中研究了違約概率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非線性關系。benito a,whitley j和young g [34]將基于衡量違約概率的merton模型融入針對模擬個別企業違約的probit模型。他們發現merton模型方法比僅僅依靠企業的財務數據的模型效果更優。
還有一些文獻使用不良貸款,貸款損失額或者復合指標與宏觀經濟因素整合成矩陣向量來測算金融體系的穩定性。hanschel e和monnin p[35]針對瑞士銀行系統構建了一個復合壓力指標,該指標綜合了金融不穩定的市場指標和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衍生變形指標。kalirai h 和 scheicher m[36]針對對澳大利亞銀行體系累加的貸款損失,通過涉及廣泛的宏觀經濟變量的模型進行了時間序列的回歸估計。這些宏觀經濟變量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產值缺口、消費者價格指數、貨幣供給增速、利息率、股票市場指數、匯率、出口額和油價。
(三)國內外研究述評
目前國外開展的關于銀行穩定性評估的實證研究十分豐富,其中挪威和芬蘭中央銀行的研究對金融系統的評估最具綜合性。穩定性評估的目的在于,對銀行體系的健全狀況和抵御系統性金融危機的能力進行定量和定性的客觀評價。為此采用了金融穩健指標分析(financial sound indi cators)和壓力測試的方法,對宏觀經濟環境中例外但有可能發生的沖擊(shock)情境進行模擬,來量度和評估銀行體系在遇到沖擊甚至遇到金融危機時,保持穩定(即銀行保持基本運營不會發生突變)的能力。
而國內對于銀行體系的穩定評估的實證研究都偏重于評價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對在抵御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評估并未涉及。目前我國關于宏觀壓力測試的研究才剛剛涉及,孫連友[37],高同裕、陳元富[38]等學者對宏觀壓力測試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但多為國外文獻的整理或綜述,未能進一步的發展和深入。尤其在模型研究方面,僅僅停留在介紹早期國外學者的模型框架和較為成熟的各國宏觀壓力測試手冊指引中的操作流程。其內容多為宏觀壓力測試的必要性、目的作用、所用方法、國內外的具體實踐等,未能有很系統和深入的介紹,而對多種宏觀壓力測試模型的介紹和分析尚無涉及。
在實證方面,熊波[39]通過建立宏觀經濟因素的多元logit回歸分析,并對結果進行假設情境的壓力測試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國內生產總值和通貨膨脹率這樣的宏觀經濟變量的確是影響
圖1 壓力測試流程圖
(二)模型的設定
本文將在wilson、boss和virolainen研究框架的基礎上建立適合我國銀行系統信用風險評估的宏觀壓力測試模型。首先借鑒國外研究成果中關于宏觀經濟因素和貸款違約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設定。在此基礎上使用logit方程將貸款違約率轉化為宏觀綜合指標,以指標作為因變量與宏觀經濟因素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使得這一指標能夠很好地利用各宏觀經濟指標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觀經濟因素的選擇方面,參考國內外學者實證研究中模型的自變量,結合我國數據統計和披露特點等制約因素選取適合的宏觀經濟變量來構建模型。
yt=ln1-pdt[]pdt(t=1, 2…, n)(2)
yt=α0+α1xt+…α1+mx1-m+β1yt-1+…+βny1-n+μt(3)
xt=0+1xt-1+…+px1-p+φ1yt-1+…+φqyt-q+εt(4)
pdt代表t年度的貸款的平均違約率,y是一個反映宏觀經濟狀況的綜合性指標,也可以將它理解為是反映銀行體系違約概率和各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的“中介指標”,x代表宏觀經濟變量。在利用歷史數據進行模型估計時,通過處理的違約概率值代入(2)就可以得到估計的綜合指標的估計值。將其帶入(3)就可以估計出宏觀方程的系數,并以此估計出的方程作為進行宏觀壓力測試的基礎。而在執行壓力測試的時候,通過壓力情境的設定,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各相關宏觀經濟變量值代入估計出的(3)就可以得到壓力情境下的y,再通過(2)就估計出了壓力情境下的銀行系統的違約概率。
公式(2)就是對貸款違約率進行logit回歸分析,pdt表示t年度的貸款的平均違約率,yt表示一系列宏觀經濟變量的綜合指標。
公式(3)是反映各宏觀經濟變量與綜合性指標yt的關系的方程,本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來模擬變量之間的關系。其中xt=(x1,t,x2,t…xl,t)′是l×1階列向量,代表l個宏觀經濟因素構成的列向量;μt是方程的隨機擾動項。截距α0是一個l×1階列向量;系數α1,α2…α1+m分別代表l×1階向量,系數β1…βn是l×n階矩陣向量。
公式(4)是關于各宏觀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模型。考慮到宏觀經濟因素采取的時間序列數據,可能存在變量的滯后性,因此對各宏觀經濟變量進行p階自回歸分析,剔除模型中的序列相關性。在(4)中,0是l×1階的列向量, 1,…,p都是l×1階矩陣向量,φ1,…φq是l×q階矩陣向量,隨機誤差εt都是l×1階列向量。
在這個模型中,假設μt和εt是序列不相關的,并且分別服從方差協方差為矩陣∑μ和∑ε的正態分布。其中μt和εt相關的方差協方差矩陣為∑μ,ε。
在 wilson(1997)和virolainen(2004)提出的框架中,yt僅僅與xt有關,而本文模型的設定更符合實際情況,yt不僅與xt相關,考慮到宏觀沖擊的時滯效應,yt還與其滯后期的值yt-1,…,yt-n有關。
從(4)可以看出,模型不僅考慮到了宏觀經濟變量值之間的相互影響,模型的設定考慮到了金融體系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回饋效應。將銀行的表現對經濟的反饋影響通過在宏觀因素變量的自回歸方程中引入綜合變量來實現。通過各行業綜合指標y的前期值對各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設定來反映現實世界中的金融與經濟發展的相互影響關系。
(三)變量選取
1.解釋變量
根據各國的實證研究經驗和我國銀行體系業務發展特點,本文模型的變量選取1990~2006年的年度數據,主要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宏觀經濟統計的特征以及經濟沖擊發生的持續時間來決定的。鑒于研究的宏觀層面,從數據的可得性及計算量考慮,本文的宏觀模型是基于整個經濟體系的,因此各宏觀經濟變量將不采用各經濟部門的統計值,而是采用本國的整體水平的統計值。
本文選取八個宏觀經濟變量作為解釋變量:
ngdp—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年增長率;
rgdp—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年增長率;
nr—一年期存款的名義基準利率;
rr—一年期存款的實際基準利率;
nlr—一年期流動資金貸款的名義平均利率;
rlr—一年期流動資金貸款的實際平均利率;
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re—房地產價格指數;
2.被解釋變量
本文選取違約概率作為評估信用風險的指標,銀行系統的信用風險主要表現為貸款資產的違約風險。違約率水平是評估銀行貸款質量的最直接的指標,違約風險可以用借款人在規定期限內的違約概率度量。virolainen k對芬蘭銀行系統的違約概率進行的宏觀壓力測試分析中,對違約概率指標采取如下方式賦值:在研究時段內,某行業的破產機構數量與總的機構數量的比率為銀行體系面對的違約率。jim wong、ka-fai choi和tom fong[19]建立的香港零售銀行面對宏觀經濟波動的信貸風險壓力測試框架中,違約概率是逾期3個月以上的貸款額與總貸款額的比率。本文選取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光大銀行等十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信貸數據作為樣本,以平均的逾期貸款率代表貸款違約率,即以年末樣本銀行的總逾期貸款額與總貸款余額的比率。其中,1990、1991、1992三年的各樣本銀行的詳細數據欠缺,因此本文根據各類媒體披露的總的逾期貸款的變動率和貸款額的變動率計算出了這三年的逾期貸款率,其他各年份的詳細數據均來自
(二)宏觀壓力情境的設定及其結果
本文選擇情境分析作為執行壓力測試的方法。針對模型所選取的宏觀經濟變量,我們設定兩個壓力情境:一種是gdp增長突然放緩的情境;一種是cpi上升到較高的水平(5%以上)。對于各種壓力情境下,反映壓力的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動幅度,可以通過以往的歷史相似情境數據或歷史經驗直接進行人為的設定。而本文在對銀行體系遇到極端情境進行構建之前,利用時間序列模型對解釋變量ngdp、cpi進行了2008~2010年的簡單arma模型預測,作為我們構建的參考基準情境(baseline scenario)。
從表2可以看出,在設定的兩種壓力情境下,我國的銀行體系的信貸風險明顯增加,從模型預測估計出的貸款違約率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隨著國民生產總值增速的大幅降低,貸款違約概率增大,但幅度較緩。而隨著通貨膨脹率的驟增,違約概率出現大幅度的激增。這充分說明在壓力情境下,宏觀經濟變量對銀行系統信貸違約概率的沖擊效應非常顯著。從而判斷,通貨膨脹率的同等幅度波動對銀行體系信貸違約率值的影響更大。
五、結論及建議
本文在對比分析國外成熟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了適合我國經濟環境的宏觀壓力測試模型。首先本文借鑒了國外研究成果中關于宏觀經濟因素和貸款違約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設定。在此基礎上使用logit方程將貸款違約率轉化為宏觀綜合指標y,以指標y作為因變量與宏觀經濟因素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使得這一指標能夠很好地利用各宏觀經濟指標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觀經濟因素的選擇方面,參考國內外學者實證研究中模型的自變量,結合我國數據統計和披露特點等制約因素選取適合的宏觀經濟變量來構建模型。借鑒已有研究成果中在選擇信貸風險的評估指標方面的做法,以逾期貸款率作為模型中反映銀行體系信貸風險的指標。
關鍵詞:宏觀經濟管理 目標 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3.16
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是指一定時期內,國家政府對一定范圍內經濟總體進行管理所要達到的預期結果。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是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宏觀經濟決策的首要內容。從我國社會制度、經濟體制和目前的國情出發,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總的概括應是:在有利于發揮市場基礎調節作用和企業自主經營、增強活力的情況下,通過正確發揮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職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以達到不斷取得較好宏觀效益、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目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有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經濟穩定目標
(一)經濟總量平衡
主要是指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在總量和主要結構上的基本平衡。其中,總量平衡主要是指一定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和國外商品、勞務輸入與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國外需求的平衡。結構平衡主要是指投資品與投資需求、消費品與消費需求的平衡。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總量能否平衡是一個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把總量控制住,就不會造成大的經濟波動,以引導整個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為微觀經濟創造一個合理順暢、公平競爭的宏觀經濟。從我國近些年的經驗數據分析,我國社會總供需差率一般要控制在5%左右。
(二)國際收支平衡
主要是指一國對其他國家的全部貨幣收入與貨幣支出持平或略有順差或逆差。貨幣往來是指經濟交易。國際經濟交易按其性質分為自主易和調節易。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深入貫徹,我國經濟對外聯系日益擴大,使對外經濟關系出現了新變化,主要表現為國際收支平衡與國內經濟穩定增長。國內經濟平衡與國際收支平衡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國內經濟可以把不平衡的矛盾適度轉移到國際收支環節,以利于維持國內經濟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增長。例如,當國內供給不足出現通貨膨脹時,從國外增加輸入商品和勞務,擴大進口,可在短期內通過國際收支渠道緩解國內經濟供不應求不平衡的狀況。國際收支矛盾也會反過來給國內經濟穩定增長帶來影響。
(三)物價穩定
物價穩定主要有三種含義:一是指物價總水平的穩定;二是指主要商品特別是某些主要消費品物價總水平的穩定;三是指物價上升水平穩定地低于居民平均收入增長的水平。保持物價總水平的相對穩定,其衡量的主要指標是物價總指數。我國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決不是政府對價格撒手不管。物價總指數的上升趨勢,使各種商品的比價在動態中變化,有利于價格體系的改革,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但價格改革必須在國家宏觀調控之下,以防引起通貨膨脹。只要物價上漲的幅度是在社會可容忍的范圍內,不超過3%-5%的年率,即認為物價穩定。
二、經濟增長目標
宏觀經濟管理不僅要穩定整個國民經濟,更重要的還要促進其不斷發展。
(一)適度投資規模
這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因素。所謂適度,就是既能滿足一定的經濟增長需要,又充分考慮一定時期內人力、物力、財力的可能。
(二)合理的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合理,經濟良性循環,經濟效益提高;反之,經濟運行阻滯,經濟效益下降。調整產業結構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調整投資結構,通過增減對某種產業的投資而影響其發展速度;二是改變現有企業的生產方向,促使一些企業轉產。
(三)科學技術進步
要促使經濟增長,必須要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
三、宏觀效益目標
宏觀經濟管理所追求的效益是指宏觀效益。
(一)宏觀經濟效益
宏觀經濟效益既表現為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增加,又表現為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總體提高。宏觀經濟效益是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單位微觀經濟的綜合。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宏觀經濟效益與微觀經濟效益是統一的,但在有些情況下也存在矛盾。因為有些經濟活動在局部看來是合理的,但在全局看來是不合理的,因此其局部經濟效益的提高就不會促進宏觀經濟效益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政府就要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管理手段,引導其行為,使微觀經濟效益與宏觀經濟效益盡量達到統一。
(二)社會效益
指在經濟發展中,某些經濟行為如產品的生產、利潤的增加、技術的采用等,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主要表現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如果某些經濟行為對社會發展和進步,對人類精神文明建設有積極作用和影響,稱為正社會效益,否則就是負社會效益。宏觀經濟管理不僅要追求較好的宏觀經濟效益,而且也要追求較好的社會效益。
(三)生態效益
指經濟發展對生態平衡、環境保護所產生的影響。現代化生產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創造了條件,但是也為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的破壞提供了可能。環境保護、生態平衡是關系資源再生和人類生存的大事,因此在宏觀經濟發展中不僅要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先進技術的采用和勞動效率的提高,而且要注意生態效益,使經濟發展有利于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
四、生活水平目標
不斷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也是宏觀經濟管理的最高目標。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經濟穩定、經濟增長和宏觀效益的提高都是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直接影響因素和前提條件。
(一)提高民族素質,適度控制人口
要使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必須要一方面通過發展經濟提高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控制人口的增長,提高民族素質。否則,如果人口增長速度超過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那就意味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國民收入的下降,意味著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降低。
(二)充分就業
通常指凡有能力并自愿參加工作者,都能在較合理的條件下,隨時找到適當的工作。一般把失業率低于3%-5%看作該社會能夠充分就業。市場經濟下可以有失業,可以有下崗,優勝劣汰。但是,下崗不是目的,政府通過再就業工程,通過培訓,使下崗職工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并使其有競爭壓力。我國勞動就業問題比較突出,必須認真對待,它不僅關系到經濟的發展,而且是實現社會安定的重要一環。
(三)公平分配
市場機制不可能自動實現社會公平,它只能在等價交換意義上實現機會均等的平等精神。我們一方面是利用市場機制,把利益得失作為競爭的動力,鼓勵一部分人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推動社會進步;同時也要重視我國目前還處于低收入水平階段,必須把社會各階層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要通過稅收等政策手段消除由于客觀條件所造成的苦樂不均現象,防止地方、企業及個人收入之間差距懸殊,并通過社會保障體系解決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