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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經濟和經濟規模的區別范文第1篇

壟斷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必然產生的、與競爭相對立的經濟現象，是發源自市場競爭，又反過來否定、限制、阻止市場競爭的一種“異化”力量，因而是對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極大威脅。簡要而言，壟斷是指在市場交易中，少數當事人或經濟組織（極端而言可以只有一個經濟主體），憑借自身的經濟優勢或超經濟勢利，對商品生產、商品價格、商品數量及市場供求狀態實行排他性控制（直至實行排他性獨占），以牟取長期穩定超額利潤的經濟行為。壟斷的形式多種多樣，例如資本壟斷、技術壟斷、勞動力壟斷和信息壟斷等生產要素的壟斷，更普遍的則直接表現為價格壟斷和與此相關的市場交易份額的排他性控制。法律關注的是經濟行為規范與否，從法律角度考察壟斷，重在行為判定，例如鎖定、操縱價格，劃分市場，價格歧視，操縱投標，獨家經營，聯手抵制，非法兼并等各種濫用市場優勢的行為。

壟斷現象和反壟斷實踐的復雜性在于：第一，資源自然分布不均衡會造成資本進入困難，形成難以避免的自然壟斷，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開發領域以及少數稀有產品的供給；第二，反壟斷、維護公平競爭政策同適度發展規模經濟政策之間的矛盾，常常使對具體的壟斷現象的界定遇到困難，陷入兩難選擇；第三，一般性經濟壟斷，也可以由一時技術的或投資起點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對各種知識產權范疇的技術專利，就需要加以保護，而某些領域由技術原因導致的過高的投資門坎，也很難加以拆除；第四，在復雜的競爭活動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體主觀意志的分歧，對于同一經濟現象或經濟行為是否構成市場壟斷，在理論觀點、政策主張和法律界定等諸多方面相去甚遠，以至陷入曠日持久的爭辯和訴訟之中；第五，行政執法部門在反壟斷問題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擾，一以貫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潔和權威，歷來也是公眾關注、監督的焦點，從而常常是引發懷疑、爭論和不滿的誘因。這些情況常常給反壟斷的立法、司法機構和行政主管機關，帶來極大的困難和麻煩。

壟斷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過種種排他性控制，阻止競爭對手（含潛在對手）的進入，限制公平競爭，損害消費者權益，阻礙技術進步，降低經濟效率，導致經濟停滯。其中，壟斷行為的最典型之處是，人為控制產品生產和供給數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賣方市場”狀態，維持大大高于競爭性市場的產品壟斷價格，以攫取壟斷利潤?？梢哉f，壟斷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竊”，損害的是“全社會”的利益，因而壟斷勢利歷來被視為是市場經濟社會的頭號公敵。

在經濟一體化、競爭國際化的新時期，近年來正出現以飛機制造、汽車制造、信息通訊、金融保險業為代表的新一輪大公司兼并潮，從而推動了壟斷格局進一步升級。為增強本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地位，發達國家理論界、法律界和政府界爭相放寬對市場結構、市場份額和企業兼并的原有解釋和限制，美國明確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勵國際化兼并的政策。這是各國基于反壟斷的競爭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必將對各國的以及國際的經濟集中度、市場份額、市場結構變化，產生深遠的影響。針對這種經濟集中度在國際范圍內加速提高的新動向，有經濟學家發出警告：“過去大規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易甚至比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數十個國家經營，并在每個國家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而合并能輕而易舉地在單個國家的市場建立優勢地位”，因而呼吁盡快建立國際性的反壟斷法，以阻止壟斷行為國際化和大規模貿易戰的進一步蔓延，認為“制定全球競爭法規必將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下一輪談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布賴恩．拉賽爾：《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規》，美國1997年7月31日《商業日報》）。

二、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壟斷現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層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國連續幾年實現了經濟運行和市場狀態的相對穩定，這或許顯示，中國經濟正在步入相對平穩發展的成熟階段，從而已經有能力在某種常態中解決深層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復出現過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熱的劇烈波動。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過后，商品市場的基本供求狀況也沒有發生逆向變化。根據這種長時間、大面積、多品種“買方跡象”，似有理由認定，中國買方市場已經初步形成相對穩定的“常態”，市場機制及其競爭機制已經順其自然地開始發揮基礎性的調節作用，傳統經濟體制的那種國家壟斷各個經濟領域的局面已經基本改觀。

這一歷史性變化具有重大意義，也提出了關注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現是，市場競爭逐步加劇，不公平競爭現象日益突出，低水平無序競爭、惡性競爭、商業欺詐行為急劇增加；不公平競爭中的行政性壟斷、行業性壟斷已對市場發育構成明顯威脅，一般意義上的經濟性壟斷現象也開始顯現；多種現象同時并存、交織，使創建和維護有效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遇到了從未有過的復雜情況和巨大困難。對于這些頗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現象，特別是行政壟斷、行業壟斷，如果任其發展蔓延，定將對市場秩序法制化、規范化建設，構成極大威脅，并阻礙市場成熟化的進程，直至發生“市場變異”，導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應有的曲折和傷害。

反壟斷，作為規范市場秩序的第一主題，以及基于反壟斷的競爭政策立法，在發達國家的爭論、調整、修改和完善從未停止過。在以往的東西方經濟學中，壟斷被不約而同地解釋為資本主義專有的制度現象。根據后來各國的經濟實踐，有理由確認，壟斷作為競爭的伴生物，實屬于一般市場經濟的共同現象，與市場和市場經濟同屬一個經濟范疇。當然，在中國，由于經濟體制處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歷史階段，情況更為復雜，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壟斷現象以外，又有明顯的特殊表現。因此，針對中國市場狀態變化和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壟斷現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對策思路，至于低水平無序競爭、惡性競爭、商業欺詐和經濟性壟斷，雖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壟斷相比，畢竟是第二位的。

中國壟斷現象的特殊性及其由來。中國原有的經濟體制屬于排斥市場機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高度依賴政府機構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帶有國有化趨勢和國家壟斷的強烈沖動。當中國決心改革這種僵化體制之后，隨著市場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場競爭開始獲得了生存空間，與市場競爭相伴的經濟壟斷隨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體制中頗具根基、盤根錯節的行政化、官本位權力機制，也開始尋找新的環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壟斷勢力依托逐步成長、極不健全的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盡可能地、不失時機地為自己營造出了可觀的生存和發展機會。

中國特有的壟斷現象，存在著一個極其鮮明的共同點，即都是在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規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況下發生的，尚缺乏從公平競爭自然衍生壟斷的普遍基礎。在經濟規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場合，能夠導致壟斷的，只有行政權力這個唯一合理的解釋?；蛘哒f，中國的壟斷主要不是憑借生產集中度，而是憑借行政權力。傳統經濟體制的種種特征也可歸結為國家壟斷，即憑借國家政權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經濟領域。這種全面國有化和國家壟斷趨勢，固然存在種種弊端，但由此帶來的壟斷利潤是“封著口”的或“全封閉”的，即歸國家所有，由國家支配?！叭鉅€在鍋里”，泄漏的機會不多。當時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大一統的經濟體制，以及各項配套政策、社會輿論、價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這一點，故染指壟斷利潤、化公為私、化國有為部門地區機關所有的可能性極小。

改革開放，實行放權讓利以后，行政權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家壟斷及其全封閉管理體系已經基本解體，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權讓利多被各個主管部門和地方機關截留，并沒到位。于是，在部門、地區權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經濟市場化這個大舞臺作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壟斷種種“好處”的機會大大增加了。換句話說，壟斷利潤所能夠誘惑的，還主要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而是行政管理機關及其人格化的表現——各級各類政府官員。因此，現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顯表現為由條條塊塊權力格局所造就和維護的行政化壟斷，也即超經濟壟斷或排斥他人進入的超經濟獨占。

中國壟斷現象的特殊表現。行政化壟斷通常發生在權力的集中點，雙重體制的交叉點，監督環節的薄弱點，法律政策的滯后點以及某些資源的稀缺點。而擾亂市場秩序、限制公平競爭的行政化壟斷具體表現則多種多樣。一是部門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機關，強化獨占地位，熱衷于“唯成份論”（國有經濟）和“唯（本）系統論”，制造進入障礙和市場歧視，保護落后，阻止公平競爭；二是濫用權力，走私販私。沖擊市場；三是違規評比，欺騙輿論，制造混亂；四是政企虛假脫鉤，牢牢控制人事權力，保持雙重身份，維持“官商一體”，熱衷權錢交易，破壞競爭秩序；五是公開“設租”，控制信息，從中漁利，排斥公平競爭；六是巧立名目，亂收費用，增加經營成本和市場交易成本，造成了“費大于稅”的混亂、失控局面；七是通過參與立法設計的機會“給自己授權”，將部門利益合法化（針對立法過程中的“行政壟斷”和包辦，社會各界多有異議）；八是行政化壟斷善于自我修復、不斷擴張，在已經被弱化的領域卷土重來，同時向以往不曾覆蓋的領域“進軍”；九是運用行政壟斷控制資源、人為制造短缺，制造省區際的貿易摩擦。

綜上所述，中國特有的行政化壟斷名目繁多，危害極大，而剔除行政化壟斷的難度更不可低估。日本一家報紙就此載文指出：“這種艱巨性體現在各利益集團的抵抗，而官僚集團是最大的利益集團。其對改革的抵抗性也就更大。至今為止，中國的改革一直無法通過官僚機構這一大‘關’。”（日本《時報》1998年1月20日）。從反壟斷的角度理解，改革的阻力來自條塊式利益集團的抵抗。而行政性壟斷是對市場秩序的最大威脅，依它特有的“來頭”和“背景”，足以擊敗市場上的任何對手。由于行政化壟斷勢力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的市場狀態發生了變異，即市場交易中被不斷營造、復制和異化出某種非市場因素，從形式上看似乎很象普通的商品交易，但骨子里人不是按照效率、公開、公正、公平的市場原則行事。于是，市場本應具有的資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競爭環境受到損害和削弱，有限資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則，而是按壟斷市場的“權力網”來配置。故此，行政化壟斷限制了中國規模經濟的健康成長，阻礙了競爭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壟斷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從根本上規范市場秩序的首要環節。這不僅是深化改革、培育國內市場的需要，也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盡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客觀要求。行政化壟斷極大地增加了市場“游戲規則”的主觀隨意性，降低了市場競爭的透明度，因而與市場經濟慣例是格格不入的。國際市場經濟大環境不會長期同一個充滿行政化壟斷的國家打交道，長此以往，只會繼續增加中國進入WTO的難度。

規模經濟和經濟規模的區別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外國直接投資 市場結構

市場結構的度量指標

在產業經濟學中，產業組織被定義為同一類商品的生產者在同一市場上的集合，以及這些生產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結構。產業組織理論主要研究產業內企業間競爭與壟斷的關系，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效果以及公共政策等范疇構成產業組織理論的基本體系，產業組織影響產業結構的演變主要是通過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效果等一系列機制。其中，決定產業組織的競爭性質的基本因素是市場結構。根據克拉克森的定義，市場結構是指：“市場或產業結構涉及影響競爭過程性質的那些市場屬性，因此，市場結構包括企業的規模及規模的分布、壁壘和進入條件、產品差異以及企業成本結構和政府管制的程度”。市場結構一般用市場集中度、進入和退出壁壘以及產品差異化程度度量。

市場集中度

市場集中度，又稱產業集中度，一般是用產業內最大的若干家廠商的銷售額占全產業銷售額的比重來衡量的。最常用衡量指標是“四家集中度”（CR4）和“八家集中度”（CR8），也就是行業內最大的四家或八家企業所占的市場份額之和。

度量市場結構的指標，除了市場集中度之外，其他一些影響比較大的指標還有貝恩指數、勒納指數以及HI指數。貝恩指數實際上就是超額利潤率，勒納指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廠商市場力量的大小，以壟斷力量的強弱來判斷市場結構。盡管貝恩指數與勒納指數都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但是，這兩個指數在實際運用中都存在一定的不足。HI指數考慮到了產業中所有企業的市場份額，對市場份額大的企業賦予大的權數，使得計算結果更接近于實際數額。與其他指標相比較而言，HI指數更為理想，并且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可見，市場集中度指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場的壟斷程度和市場結構情況。市場集中度高，則產業的市場壟斷程度也大。然而，僅用集中度作為劃分市場結構標準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其產業邊界不一定明確，沒有考慮替代品、地區因素以及邊貿因素，結果往往會夸大市場壟斷的程度。

產品差異

在產業經濟學中，產品差異被定義為企業在形成該企業提供的產品實體的要素上，或在提品過程的諸條件上，造成足以區別于其它同類產品，以吸引買者的特殊性。一般來說，產品的差別越大，就越能吸引顧客，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促進市場集中度的上升。

市場上的商品幾乎都是互有差別的，但是有差別的產品并不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因而相互之間又存在競爭。產品的替代性越強，表明廠商之間的競爭越充分；差別化越大，表明廠商對市場的壟斷特征越明顯。產品差異化通過同一市場的產品由于一些因素的構成，使得相同產品或相似產品之間有不完全的替代性。這些因素可以是客觀存在的因素，也可以是消費者偏好方面的主觀因素。

產品差異對不同的產業的影響也是存在差別的。一般來說，產品差異化對于市場結構的影響在產品差別較高的市場上比較突出。貝恩曾根據美國經濟中產品差異對不同行業部門影響程度大小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產品差異對從事消費資料生產經營的行業，尤其是從事耐用消費品行業的影響非常大，而對于生產資料各行業的影響則非常小。這主要是因為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產品基本上都已經標準化了，這些標準不會因為生產者的不同而改變。

市場進入壁壘

進入壁壘指阻止新企業從“潛在性進入”變為“現實性進入”的因素。進入壁壘是市場不完全的一個主要的表現形式，進入壁壘的高低，意味著新企業進入市場的難易。若市場中某個行業固定資產大，技術復雜，專有性強，則在位企業相對于新企業擁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市場集中度會很高，反之亦然。

一般來說，市場結構與進入壁壘具有很密切的關系。在完全壟斷市場進入壁壘相當大，其它企業基本上是不可能進入的；在寡頭壟斷市場進入壁壘比較大，進出市場有比較大的障礙；在壟斷競爭市場進入壁壘比較小，進出市場比較容易和自由；而在完全競爭市場則沒有進入壁壘。

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市場進入壁壘

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市場進入壁壘的突破

外資公司進入中國以后，憑借自身的競爭優勢，已經實現了中國市場的結構性進入壁壘的突破。與此同時，中國在加入WTO之后，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將越來越少，外國直接投資進入中國市場所面臨的政策性壁壘也會日益降低。

外國直接投資對絕對成本優勢壁壘的突破 產業組織經濟學的研究大多表明，與市場的潛在進入者相比，市場上在位企業更具有絕對成本優勢，也即市場上在位企業能比潛在進入企業以更低的單位成本從事生產和經營活動。絕對成本優勢產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在位廠商擁有知識產權和專有技術壟斷權，從而在生產技術上面具有優勢；另一方面在于已有廠商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源，而新進入者卻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投入要素價格。市場在位企業擁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在位企業通過經驗的積累和R＆D的投入，可以保持一種成本上的優勢。由于生產經驗的積累，市場在位企業比市場潛在進入企業早進入市場，那么在位企業就會享有成本優勢。

與發達國家間的跨國投資不同，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跨國進入，優勢的配置剛好相反，在東道國直接投資參與市場競爭的跨國公司盡管是新進入廠商，但其資本實力往往比當地廠商更加雄厚，跨國公司的經營規模一般很容易達到最低效率規模，同時，跨國公司在管理、技術創新等方面往往比當地企業擁有更大優勢，為其突破發展中東道國的絕對成本優勢壁壘提供了有利條件。

外國直接投資對規模經濟壁壘的突破 規模經濟壁壘主要表現為，在某一特定的行業中，由規模經濟效應所導致的不同企業的生產成本差異，阻止一些新的競爭者進入。進入資本需要量壁壘與規模經濟密切相關。在規模經濟效應明顯的產業，最低的有效進入資本量是客觀存在的一種進入壁壘。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存在這樣一種現象：企業盲目地進入產業，進入壁壘在事實上失效。這種進入壁壘的失效主要表現為規模經濟壁壘以及進入資本需要量壁壘對于外國直接投資進入所起到的作用很小。這是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的市場需求十分旺盛，導致規模經濟壁壘對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進入產業的抑制作用非常微弱；同時，受到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中國大部分行業的企業經濟規模都未達到一定的水平，沒能形成一定的進入壁壘。與中國企業不同，跨國投資企業的生產規模不易受特定國家或地區市場容量的限制，它們的生產規模一般比較大，分支機構也比較多，可以在多個國家市場內配置資源，更易達到或接近經濟規模?？傊瑢τ诳鐕髽I來說，克服規模經濟壁壘和進入資本需要量壁壘的實力是比較充分的。

外國直接投資對產品差異壁壘的突破 產品差異是指由制造和銷售過程中的質量、知名度、地點、時間、適用性等因素所形成的同類產品之間的差異。產品差異壁壘主要表現為已有廠商在產品市場中擁有新進入廠商所沒有的消費者偏好優勢。

一般來說，外資企業在中國擁有產品差異優勢。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為了長期占領東道國目標產業的市場和維持市場中的領先地位，會以產品當地化為目標進行適應型研發和創新，對原有產品和工藝進行改造和提高，開發創新產品以消除產品差異化壁壘。此外，外資企業積極從事廣告促銷等活動，從事廣告促銷活動的頻率相當高，用于廣告方面的投入也非常大。外資企業還很重視品牌效應，積極在中國注冊商標和低價或無償受讓中國已有的品牌。而中國大多數企業不具有保護商標和品牌競爭的意識，對于廣告的投入力度也大大遜色于外資企業。

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市場進入壁壘的重建

在外國直接投資突破中國市場進入壁壘之后，為確保自身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地位，這些外資企業會憑借其競爭優勢在中國市場上重建進入壁壘。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后，會采取一些列措施保持其在中國市場中所取得的主導地位，比如說加大投資力度和深度，同時利用其全球生產網絡，擴大生產規模，進而提高中國市場的規模經濟壁壘。這種做法在寡占市場表現得尤為普遍，在寡占的產品和行業中企業集中度一般比較高，跨國公司盡管數目不多，但是往往占據較大的市場份額，這些公司有可能通過串謀、瓜分市場和操縱價格，以形成較高的進入壁壘，阻止潛在競爭者進入。

由于跨國公司往往擁有技術優勢，跨國公司還可以通過構筑技術壁壘強化其在中國市場上的優勢地位。此外，跨國公司還可通過一系列手段提高在中國市場的絕對成本壁壘，比如說利用內部分工優勢以及在供應資源上享有的價格優勢進行垂直一體化投資。最后，跨國公司還可以通過品牌控制、廣告活動提高中國產品的差別化壁壘?？鐕镜钠放茐艛鄳鹇跃哂邢喈數碾[蔽性，其品牌擴張往往透過資本進入、企業并購來完成。

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市場集中度的影響

外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市場的效應因東道國市場不同而不同，一般來說，如果東道國市場比較發達并且具有競爭性，外國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東道國的創新能力，主要途徑是通過提高競爭來刺激東道國公司提高和改進生產方法來提高生產率，或者通過接管一些生產效率低下的公司對東道國經濟產生有利影響。而在發展中國家，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對東道國的投資進入在初始階段會增加東道國相關市場的企業數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場集中度，加強東道國的市場競爭。

下面對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集中度的影響進程進行一下回顧。改革開放初期，跨國投資以新建投資為主要形式?？鐕顿Y進入之初降低了中國的市場集中度，并促進了市場競爭。由于中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的比例增加。此時，就外國直接投資整體而言，行業集中度和行業內的市場集中度比較高。從行業來看，外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服務業、供應業、通信業和房地產業，尤其是集中在汽車、洗滌用品、通信設備等行業。中國產業市場中過度競爭和競爭不足現象同時存在。這種情形造成社會資源被浪費而且資源配置效益低下制約中國的經濟增長。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加大了我國產品差別化程度，提高了市場進入壁壘，而且促使市場集中度呈現中快速提高的趨勢。就目前而言，我國的產業市場雖已呈現集中的趨勢，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傮w而言，我國多數產業的市場集中度是比較低的。一些擁有半數以上的市場份額的大型企業往往是通過政府手段而不是通過市場手段取得的。如此，外國直接投資將有可能成為我們改善市場機能、提高產業集中度可以利用的手段。

參考文獻：

規模經濟和經濟規模的區別范文第3篇

關鍵詞：全球生產網絡；跨國公司；國際分工

中圖分類號：F11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4543(2009)06-0009-08

近年來，伴隨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跨國生產的現象日益普遍，在國際經濟學界也激起了對于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網絡”(GlobalProduction Networks)的研究熱潮。理論界對于生產過程在國際間分工協作的正式關注起始于Porter的價值鏈理論，后來Ernst和Gereffi等人分別使用“全球旗艦網絡”(Global FlagshipNetworks)和“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Chains)的概念來具體反映這一現象，Henderson等人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修改和延伸，給出了更為明確而細致的全球生產網絡的概論，而關于對全球生產網絡現象的理論解釋則是從“生產分離理論”和“垂直專業化理論”等角度進行的，2002年的《世界投資報告》則對全球生產網絡的運行方式從五個方面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總結。總體上看，這些文獻的分析側重于對全球生產網絡現象和組織特征的描述，但對于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過程、表現形式及其影響的研究仍缺乏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本文從國際分工和企業的性質角度探討全球生產網絡形成的基礎、模塊化生產方式的影響以及全球生產網絡的宏觀表現形式，從而對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做出較為完整的理論解釋。

一、全球生產網絡形成的基礎：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的融合

社會分工是市場和企業產生的基礎。市場和企業一經產生就互相依存，其動態的發展歷程是企業間分工與企業內分工矛盾運動的體現。經過長期斗爭，企業內分工逐漸成為主導社會分工的發展方向，以企業為主體的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則成為國際分工的主要表現形式。進入全球化時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和全球市場開放的結合，推動了企業的組織變遷，使其在世界范圍內構建其專業化生產體系。而與國際分工相伴生的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則日益融合，并為這一全球生產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社會分工與市場互相依賴并共同成長

分工與交易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最早由斯密定理所揭示，而楊格的“經濟進步”原理則深刻闡明了勞動分工與市場規模共同成長的互動過程。分工的擴展必然帶來市場的擴展，而市場的深化又推動分工的進一步細化。正是分工背后的利益動態機制推動了分工與市場的良性循環，這也意味著分工的網絡效應使市場大小與分工程度相互依賴。這是決定分工發展和深化的根本因素。而市場需求的相對獨立性，也反過來影響著社會分工尤其是專業化水平的發展。

(二)企業內分工產生于社會分工并主導社會分工的格局

社會分工所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為企業內分工的產生提供了基本原動力。分工與專業化的經濟性歸根結底表現為生產費用的節約，而實現這種節約的基本途徑是分工所帶來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對于規模經濟而言，達到最低效率規模是某一環節從生產鏈中獨立出來的必要條件。不同的生產技術決定了不同的最低效率規模，但企業生產的最佳經濟規模則取決于現有的需求水平。在技術與市場的動態變化過程中，技術變革可以增加或減少最低效率規模，而市場規模的變動則可以改變最佳經濟規模的邊界。

分工與專業化不僅具有生產技術的屬性，還具有法律上的屬性，前者是基本的生產操作在技術上的分離，后者則是市場主體法律地位的獨立。這兩種屬性相互獨立，各有特點，其發展也呈現出非同步性，表現在某種操作在技術上的分離并不必然帶來該部門在法律上的獨立，而某市場主體法律地位的非獨立化并不代表其技術上的重新整合。但技術屬性是衡量分工與專業化程度的基礎，生產技術意義上的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度決定了制度意義上分工與專業化的廣度。技術上的分離產生了新的最低效率規模和范圍經濟，從而具備了產生新的生產單位的可能性，從而為其法律地位的獨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但技術上的融合同樣會改變原有若干操作部門的最低效率規模和范圍經濟的邊界，從而打破這幾個部門法律地位的獨立性，要求重新建立新的法律主體與之相適應，隨之必然帶來企業“一體化”的進程。

企業的出現雖然是分工的結果，但隨著社會分工的深化、科學技術的發展，企業內分工逐漸成長為社會分工的重要推動力量，進而主導了社會分工的格局。分工與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間接作用突出地表現在其促進了迂生產方式的發展――隨著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發展，生產的迂程度不斷加深，“在大部門工業領域中，在原料生產和最終產品的消費者之間所插入的專業化企業的網絡越來越復雜”。這種企業的網絡逐漸延伸到社會生產的各個角落，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與推動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進而使企業內分工成長為社會分工的核心，最終企業內分工的發展趨勢決定了社會分工的發展方向。

(三)社會分工的矛盾運動決定貿易與投資的共生發展

企業內分工與企業間分工的矛盾運動，體現了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運動，并促成一定的市場組織和市場制度的建立。企業為市場而生產，而企業將個別價值轉變成社會價值的“驚險的一躍”，受制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產品的生產成本、市場需求和市場交易效率。其中，市場交易效率的高低最直接地體現在交易成本的大小上，交易成本的存在阻礙了企業將內部分工轉化為外部分工。

在企業內分工與企業間分工的矛盾運動中，不平衡發展規律仍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動著企業與市場的共同發展。這種不平衡首先表現在企業內分工與企業間分工深化的速度不同。當企業內分工發展更快時，企業內部產生新的部門問的聯系和相互需求，但新的技術獨立部門的發展尚未達到最佳規模的要求，從而使企業間的分工落后于企業內分工，此時企業必須以擴大整體生產規模的方式來保持部門間的平衡，而這時企業的成長就表現為企業間的一體化或自身規模的擴大。當企業間分工發展更快時，企業間的充分分工能夠以更有規模效益的方式滿足企業對某一部門的特殊需求，而企業內部分工中同一部類的生產相比之下并不經濟，此時企業將放棄這一非核心生產環節轉而向市場尋求供給，進而表現出企業的分解或非核心業務的剝離(即通常所講的外包)?？梢姡髽I選擇自己生產還是

選擇市場供給是由企業間分工與企業內分工的矛盾運動決定的，其背后的機制不僅有以交易成本為標志的交易效率的高低，更有生產成本的差異。其次，企業內分工的發展本身也是不平衡的，即企業內各部門或生產環節間發展速度不一致，這源于技術與市場的變動性。不同環節技術變革的發展及程度的差異使得最低效率規模的比率處于不斷變動之中，而不同產品或零部件市場需求的變化促使最佳經濟規模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這就勢必會造成某些生產部門的規模絕對地或相對地縮小或擴大，因此法律屬性上的獨立化與非獨立化成為分工專業化發展中常見的現象。

由此，在不平衡發展規律的作用下，企業與市場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企業內部以資本為紐帶，以投資生產的方式來保證企業內分工的組織性與合理性，而在市場的環境中企業則以貿易的方式來維系企業間分工的順暢，從而使以企業為主體的貿易和投資共同構成經濟生活的基本面。

(四)國際分工的深化決定了貿易和投資的融合，并為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作為世界各國之間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國際分工將各國的市場和生產活動連接起來，為世界市場和世界生產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歷史上發生的三次科技革命都無一例外地推動了國際分工的大發展。新技術的應用通常表現為新設備、新工藝(或工序)、新的生產程序以及新能源的應用上，其結果促進了資本勞動比率的逐步提高。最低效率規模的提高要求有更大的市場需求與之相適應，而三次科技革命都帶來了世界市場的擴大和最佳規模的實現，促進了企業規模的擴張。由此，企業的貿易和投資越出國界而溶入世界也成為歷史的必然。

在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技術和市場這兩個決定分工深化的因素同時得以突破，從而使國際分工帶動世界宏觀和微觀經濟運行的革命性變化。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及其強大的技術擴散效應，不僅加快了原有分工環節技術屬性的分離，加速企業內分工以及產品內分工的細化，同時還促成多種領域以及多個生產環節技術的高度融合，使新的跨行業、跨部門的產業和產業組織不斷涌現，從而使現代的社會分工和國際分工的內容與形式更加豐富和多樣化。而全球化則為新技術的應用和社會分工的深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場空間。

信息技術對經濟生活的影響不僅表現為信息產品部門的快速成長上，而且更突出地反映在信息技術及其產品的廣泛應用加快了經濟部門資本深化的速度，并極大地降低了交易和協調的成本。一方面，現代科學技術研究日趨復雜化和大規模化，新技術的產生要求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資本的投入，而信息技術的應用使邊際生產成本呈持續下降，低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在全球性的市場范圍內實現規模經濟對企業來講意義更為重大。世界市場的空前開放也為眾多的已達到最低效率規模的生產環節實現最佳經濟規模創造了全球性的需求條件，企業內分工的速度隨之加快，不僅使生產的各種環節更易分離，而且使企業各種職能部門尤其是為生產服務的非制造部門日益獨立。而信息技術的廣泛滲透不僅使各環節、各部門之間的管理與協調更加容易，還加速了知識與技術跨部門的溝通與傳播，進而使各分工環節更加明確化、細微化，同時不同環節之間的技術性融合也更加經常化、綜合化，從而使企業組織變革不斷向專門化、扁平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伴以需求結構的高級化，即人們對于產品的需求越來越趨向于高質量化、無形化、個性化和多樣化。高質量化要求企業加快產品的更新換代并擴大研發投資的強度。無形化更突出產品服務的價值而要求企業擴大市場服務的供給規模。個性化和多樣性則極大地壓縮了同一產品在同一地區市場的需求規模，從而迫使企業必須重視全球市場和范圍經濟的作用。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企業的規?；蛯I化發展并存，日益增長的業務外包與大規模的經營一體化并存，產品生產的區域化與銷售范圍的全球化并存，生產環節的跨國化與企業服務的當地化并存。在世界宏觀經濟運行中，則集中體現為國際貿易的高漲和直接投資的繁榮并存。在新的世界生產格局中，大企業與小企業同臺競技，而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則是其創造與實現價值的共同手段。得益于低成本貿易的連接，直接投資的環節可以根據企業的戰略意圖和各國的要素稟賦而自由分離，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引發中間產品和服務貿易的膨脹。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之間不再是單純的替代或互補關系，而日益融合在跨國企業的全球生產體系之下。

二、全球生產網絡形成的動力：模塊化生產方式的產生

世界經濟開始進入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時代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段時期，而之前的階段可以認為是經濟國際化時代?？萍几锩捌渫苿拥膰H分工的深化，是經濟全球化進程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主導力量。信息技術革命催生了模塊化技術，而這一新的主導技術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下的應用又進一步催生了模塊化生產方式，從而推動了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

(一)模塊化是分工深化的產物

雖然模塊化作為生產原理具有很長的歷史，但是全球化時代的模塊化與古典理論中所涉及到的模塊分工有顯著的不同，可以歸結為三點：一是模塊本身的復雜性，二是模塊之間聯系規則的進化發展，三是以個別模塊的革新競爭為基礎的自下而上的系統創新等新的層次。因此，與早期的以工序垂直分解和標準化為主要內容的封閉產品結構相比，全球化時代的模塊化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更強調知識的分工，在其開放式的產品結構中每一個模塊都具有主動性和智能性且都具有發展成為獨立完整的產業部門的可能。模塊化不僅僅是將系統進行分解的行為，它還是一個進行有效整合的過程。如果將分工看成是系統分解的話，那么模塊化就是在分工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各個細分部分按照功能原則重新聚合的過程。

模塊化是分工深化的產物，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則推動了模塊化的全球實現。模塊化分工所產生的規模經濟是通過模塊化構件而不是產品獲得的，范圍經濟則是通過在不同的產品中反復使用模塊化構件獲得的。從目前世界各國模塊化分工的發展來看，適宜采用模塊化組織方式的行業一般有三個特征，即結構復雜、同步操作和不確定性。例如汽車、計算機生產等行業，其本身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每個配件不僅都能形成一定的市場規模，也都能作為一個子模塊存在于整個系統中，每個配件的同步設計和生產又包含了創新的獨立性，而且模塊的分解化使得整個行業的風險得以分散。而子模塊所獲得的規模經濟和獨立發展，以及模塊系統風險分散化的實現，都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密切相關。由信息技術高度發展所推動的全球化，為模塊化的全球實現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事實也表明，世界經濟已經進入了“模塊化”的大發展時期。

(二)模塊化對價值鏈的揚棄引發了生產方式的變革

Porter的價值鏈理論認為，可以把企業創造

價值的過程分解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聯系的增值活動。相比之下，價值鏈與模塊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如圖1所示)。首先，價值鏈與模塊化都是把系統進行分解和整合的動態過程，而這一過程都是社會分工深化和細化的產物，沒有社會分工深化和細化就沒有價值鏈與模塊化的存在。不同之處在于，價值鏈的分解表現為增值環節的增多，模塊分解則表現為獨立價值功能的子模塊的增加。價值鏈的整合是把最優的不同增值環節進行重新聯結而構成一個新的價值鏈，而模塊整合則是根據某種界面標準整合具有不同價值功能的模塊，進而構成一個復雜的新功能系統。其次，相對而言，價值鏈側重于子系統之間順序式的上下游關系，價值鏈通常劃分為原材料、零部件、采購、生產、市場營銷、批零、服務等前后相繼的價值增值環節，而價值模塊更關注子系統之間平行式的立體網狀關系，模塊之間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前后相繼的順序關系，模塊本身能夠完成特定的功能，而其借助標準化的界面結構能夠和系統或其他模塊組成更復雜的系統，具有即插即用的特性。模塊化可以超越生產工序的前后關系，把完成同一功能的一系列工序結合起來構成“功能模塊”。因此，模塊化實質上是社會分工基于價值鏈的發展，是對價值鏈分工的揚棄，但模塊化更能適應高科技產業細微化和深度分工的趨勢，通過模塊化更容易建立一個彈性、動態的迅捷反應體系。

模塊化分工在生產領域的應用，引發了生產方式的變革。相同模塊的組合可以構成系統兼容的不同型號的產品，這種模塊化設計的思想打破了以公司為主的垂直式組織結構，形成了以產業為主的水平式組織結構，進而將競爭由垂直領域的企業競爭擴張到水平領域的產業競爭。每一個水平分工的參與者都專門經營產業總體鏈條中的一個價值節點或子模塊。由此，模塊化分工打破了大規模生產方式的流水線分工，生產系統的硬件、軟件、研發設計、營銷、售后服務等環節不可能再全部集中于一個企業內完成，這些不同的產業分散于不同的模塊供應商，即模塊部件由掌握專門技術的企業設計生產，最后再按照標準的界面進行產品的組裝。因此，與大規模生產方式相比，模塊化生產方式是一種柔性的生產方式。

(三)模塊化生產方式形成全球分工體系

‘模塊化生產方式在全球范圍內“分割”生產流程，形成全球分工體系。據OECD的報告，跨國公司貿易以復雜制成品為最，尤其集中于交通設備、計算機與電子產品和電動機械產品，這些復雜制成品的價值鏈主要是由控制系統、硬件、應用軟件、服務、組裝等環節構成，可以分為上、中、下三個層次，其中控制系統是各產業的核心模塊。由于各環節的特性、技術含量不同，對要素條件的需求存在差異性。因此，這些產業價值鏈的各環節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佳的地點發展，在全球范圍內采購、生產、營銷，形成全球的生產網絡。以計算機產業為例，美國是計算機的標準制定中心、研發設計中心，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主要是新產品和核心部件的生產中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是一般元器件的生產基地和部分整機的組裝基地。并且，具同步操作特點的模塊化生產方式留有廣闊的平行競爭的空間，因此在產業價值鏈的中端并存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關鍵元器件的模塊供應者，并且隨著這些模塊供應商競爭實力的增強，其位置正不斷向上游產業發展。正是由于復雜制成品所具有的結構復雜和同步操作的特點擴展了模塊生產的空間，復雜制成品行業成為了全球化程度最強的產業之一，其生產日益呈現出生產過程的國際分散化和生產組織的一體化相共存的發展格局。

三、全球生產網絡的表現形式：貌離神合的“三位一體”

模塊化生產方式的產生及其在世界范圍內的深化發展，進～步推動全球經濟體向產品內分工、生產服務化和組織網絡化方向發展，這不僅將改變一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運行方式，而且將對各國經濟的關聯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全球生產網絡逐漸走向成熟和完善，“產品內分工”、“生產服務業”和“網絡化組織”這三個看似無關的現象，都無一例外地統一到全球生產網絡這一體系之中，成為全球生產網絡“三位一體”的表現形式。

(一)產品內分工：主導專業化生產布局

模塊化生產方式也可以理解為大規模定制，大規模定制是一種通過柔性和快速反應實現的多樣化和定制的新管理體系和模式，即對定制產品和服務進行個別的大規模生產。因此，從根本上說，模塊化是定制和大規模生產的結合，而全球化市場的空前擴張則成為兩種生產方式有效結合的關鍵。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模塊化生產揚棄了縱向一體化生產的弊端，不再把所有的生產工序都集中在一個企業內部，很多產品生產過程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區段，被拆散并分布到不同國家進行，形成以工序、區段、環節為對象的分工體系，即產品內分工主導了當代國際分工的發展格局。

在產品內分工這種更為細致和發達的國際分工形態中，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仍是其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源泉。但模塊化生產所催生的產品內分工，擺脫了一體化生產方式中只能依據個別關鍵生產環節的有效規模作為整個生產系統的設計規模的約束，從而使全球化條件下實現的模塊化生產的規模經濟與傳統的一體化生產的規模經濟有著顯著的區別。通過產品內分工，有可能把對應不同有效規模的產出區段分離出來，安排到不同空間場合進行生產，從而達到節省平均成本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目標。而這一分工過程的實現，實際上造成生產均衡的轉移，即以前是由企業來調配和控制的內部生產均衡問題，變成了需要進行企業間調配和控制的外部均衡問題。由此，各國產業的分工正在演變成為世界性的產業分工，產業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它實現了全球范圍內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一系列環節的國際經濟大循環和國際產業鏈的形成，從而使各國產業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程度日益加深。

(二)生產服務業：全球生產的黏合劑

在模塊化生產方式中，生產過程在全球范圍內分布，制造環節與服務環節在全球范圍內分離，由此所產生的不僅有生產外包的國際化，還有服務外包的國際化。實際上，正是通過國際服務外包，模塊化的生產過程才能在全球范圍內得以實現。

在模塊化生產方式中，模塊化設計是模塊化生產的價值核心，也是企業的最大價值所在。而制造與設計分離，則為企業獨立實現模塊化設計的價值、避免增加制造成本，提供了極為現實的選擇。實際上，在許多高新技術生產領域，為了增強企業的競爭優勢，像制造部、財務部、人事部和客戶服務部等所有不在企業核心價值鏈上的功能部門都被剝離，而企業的人力和財力則傾注于創造知識產權、設計和市場開發等功能上。例如，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后有不少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如蘋果、HP、IBM等賣掉原有的制造工廠從而成為“沒有工廠的制造業企業”，其完全放棄加工制造業務是為了專門從事產品

開發、品牌經營和市場營銷等知識密集的生產服務業，而像思科、EMC、SUN等新建立的從事電子產品和設備供給的企業一開始就不從事加工制造而是委托供應商進行生產，他們都是模塊化生產過程中制造模塊與服務模塊分離的典型例證。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無疑為生產服務業的大發展提供了極好的契機。

與消費不同，生產業是市場化的非最終消費服務。作為其他產品或服務生產的中間投入的服務，生產作為一種軟性生產資料正越來越多地進入生產領域，并對提高經濟效率和競爭力產生重要影響?！吧a部門乃是把日益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引進商品生產部門的飛輪?！弊鳛槿蛏a過程的“黏合劑”，生產業正成為現代世界經濟增長的牽引力和經濟全球化的催化劑。

現代生產業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服務業，它不僅改變了服務產品的內容、性質，并且擴大了其在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識密集型的生產業，正在成為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貨物商品競爭能力的關鍵投入，更是企業構成產品差異和決定產品增值的基本要素，而新型服務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部門，則構成國家競爭能力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決定性因素。由模塊化所推動的生產服務業在全球范圍內的深入拓展，標志著國際服務業從全球經濟增長的客觀結果迅速轉變為世界貿易擴張的前提條件。如今，在國際經濟領域，不僅國際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增長迅速，而且國際服務貿易也成為了外國直接投資的基本補充，與商品貿易一起構造了全球生產體系中的重要環節而隸屬于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網絡之中。

(三)網絡化組織：全球生產的微觀主體

模塊化生產打破了工業時代傳統的原則和價值觀念，重塑了生產的微觀組織基礎。在模塊化生產中，編碼化的設計知識成為生產的核心，而制造業規模、制造業地位的重要性明顯弱化，從而使工業時代所創造的垂直一體化模式因不能提供市場所需要的靈活反應能力而受到極大的挑戰。相比之下，模塊化生產方式需要企業內部、企業與企業、企業與供應商、企業與合作伙伴、企業與顧客之間更有效的集成與團隊精神，即需要新的生產組織形式與新的生產方式相適應。于是隨著全球供應商和全球契約制造商的出現，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體系得以形成，進而催生了模塊生產網絡。在模塊生產網絡中，傳統的組織邊界正在消失和瓦解，企業不再是自我封閉的利潤實體，而是全球生產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企業在網絡中的定位成為國際競爭的一個關鍵因素。

從本質上講，模塊化推動的專業化分工的演進，使以往處于企業內部的分工環節逐漸隨市場范圍擴大而獨立為一個新的行業，它們之間必要的協作由內部控制性協調轉入平等交易協調，但這并不能改變其經濟技術上原本存在的必然聯系。同一價值網絡上的企業盡管在法律上可以是獨立的，但在它們之間的交易關系不是一個最終商品市場而是一個中間品市場。因此，國際企業問往往采取中長期契約來組織交易，而不是純市場意義上的交易關系。在這種契約關系下，企業間的直接協調和必要的直接信息溝通仍然起著主導作用。因此，在跨國公司所組織的全球模塊生產網絡內，企業之間的往來是緊密的、長期的、較多穩定性的、頻繁的交易，而不是松散的、短期的、隨機的、一次性的交易。在這種全球生產網絡中，企業組織呈現柔性化趨勢，其定制化生產方式更加適應市場需求的復雜性和多變性。

建立在模塊化基礎上的大規模定制，可以根據顧客的要求安排生產，充分利用先進技術，并以減少庫存的靈活制造方式，不僅通過降低成本擴大需求，還通過網絡式生產組合擴大供應，從而創造出比傳統市場模式更大的市場容量。如果說亨利?福特因創辦“福特流水線”而成為工業化時代大批量生產的楷模，戴爾無疑則是以大規模定制化生產而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典范。雖然兩者都以創建大企業而名載史冊，但后者卻以其龐大的全球分工體系，在跨國公司之間(在母國和東道國兩個層次上)、跨國公司與母國的體系外公司之間、跨國公司與東道國公司之間形成了多層次、全方位的分工合作網絡，從而將全球經濟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帶領世界走向史無前例的全球化時代。

四、小結

規模經濟和經濟規模的區別范文第4篇

關鍵詞：建設工程 造價管理控制

1 建設前期工程造價控制

項目建設前期,是指項目立項、進行可行性研究的投資決策階段。這一階段對建設項目工程造價的控制,在總體上起到決定性作用。建設廠址的選擇、投資方案的選擇以及項目在技術上和經濟上是否可行,無一不對工程造價產生重大影響,決定著項目未來的命運。

2投資決策階段工程造價控制

2. 1合理確定建設標準

建設項目標準, 應從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出發, 區別不同地區、不同規模、不同等級、不同功能, 合理確定。建設標準定得過高, 會脫離我國的實際情況和財力、物力的承受能力, 增加造價, 浪費投資; 定得過低, 將會妨礙技術進步, 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2. 2合理選擇建設地區

建設地區選擇的合理與否, 不僅影響著項目投資的高低, 建設工期的長短, 建設質量的好壞, 還影響到項目建成后的經營狀況。建設項目的選擇應遵循兩個基本原則: 第一是靠近原料、燃料和消費地的原則。在項目建成投產后, 可避免原料、燃料和成品的長途運輸, 減少費用, 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 使企業在競爭中取得優勢; 可縮短原料、燃料和消費產品的運輸距離, 減少流通時間, 加快流動資金的周轉速度, 充分發揮資金的作用, 有利于企業產品在品種、質量等方面與消費者溝通, 隨時調整企業的經營。

2. 3合理確定項目的經濟規模

長期以來, 我國不少地方和企業, 不顧經濟規模和布局的合理性, 重復引進, 重復建設, 使項目投資和資源嚴重浪費。在規模效益顯著的產業中按照規模經濟的原則組織生產和建設, 使生產力得到合理配置,資源得到綜合利用, 真正把規模效益發揮出來。

2. 4選擇先進適用和經濟合理的可行工藝

對于擬定采用的工藝, 除了必須保證能用指定的原材料按時生產出符合數量、質量要求的產品外, 還要考慮與企業的生產和銷售條件是否相適應, 特別要考慮到原有設備能否利用, 技術和管理水平能否跟上等。

2. 5合理選用設備

要盡量選用國產設備, 要注意進口設備之間以及國內外設備之間的銜接配合問題, 要注意進口設備與原有國產設備、廠房之間的配套問題, 要注意從國外引進專用技術、技術訣竅或專利權的許可證及各種技術資料。

3 設計階段工程造價控制

設計階段是控制工程造價很重要的階段。有資料表明,在項目決策及設計階段,影響工程造價的可能性為30 %～75 % ,而在施工階段影響工程造價的可能性只有5 %～25 %。由此可見,控制工程造價的關鍵,在于施工前的投資決策和設計階段,而在項目決策后,控制工程造價的關鍵就在于設計。

3.1 整頓設計市場

當前設計市場較為混亂,一些不具備設計資質和設計能力的單位和個人,也搞起可行性研究和設計工作,通過分包、轉包從事無資質或業余設計,擾亂了設計市場,因而一些工程設計質量得不到保證,造價控制更無從談起。有關部門應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禁止,通過立法,整頓規范設計市場,引進市場競爭機制,推行工程設計招投標,這樣才能有利于設計水平的提高和工程造價的控制。

3.2 實行設計獎懲制度,明確經濟責任

長期以來,忽視設計階段的工程造價控制,在設計中重技術輕經濟的現象時有發生。工藝設計人員認為工程造價是概預算人員的事,與已無關。設計中即使做概算或預算,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為的干擾。技術上的創新能得到廣泛認可,而工程造價控制卻得不到應有的關注,反而要承擔風險。這種現象應予糾正。

3.3 重視方案設計及方案的工程經濟分析

方案設計是設計過程中控制投資的第一道關口。設計方案是否優化,直接影響工程投資和工程建設的綜合效益。因此,必須把方案設計階段的投資控制作為起點,采用科學的理論方法加強經濟論證。

實行限額設計

限額設計是在合理規劃、滿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將投資按照工藝、土建、水、暖、電等專業分配在一定的限額內,各專業按分配的投資額控制設計,不突破所分配的限額。這就要求設計人員有強烈的工程造價控制意識,精心設計,進行多方案比較。限額設計并非盲目追求低造價,而是堅持實事求是,優化設計,通過技術比較和經濟分析,力求在技術先進條件下經濟合理,達到有效地控制工程造價的目的。

4建設項目發包階段工程造價控制

控制建設項目發包階段工程造價的有效手段和積極推行建設工程招投標制。具體應做好以下幾主要工作。

4. 1合理確定招標工程標底

標底是招標工程的預期價格, 是招標者對招標工程所需費用的自我測算和控制, 也是判斷投標報價合理性的依據。標底價格應由成本、利潤、稅金等組成, 一般應控制在批準的總概算(或修正概算) 及投資包干的限額內。必須指出的是, 雖然目前我國招標工程的標底大多是在工程概算或施工圖預算基礎上作出的,但它不完全等同于工程概算或施工圖預算。編制一個合理、可靠的標底還必須考慮工期、質量、材料差價、投標工程的自然地理條件以及招標工程范圍等因素。

4. 2通過招標方式選擇好施工隊伍

在招標投標過程中可以看出, 所謂“標”主要是招方與投方對工程項目的施工圖預算。如果雙方施工圖預算是吻合或是很接近的, 則投標單位中標的可能性就大, 反之, 則中標的可能性就小。當前, 除了施工圖預算之外, 施工單位的資質、信譽、管理水平等也是決定能否中標的重要因素。

4. 3嚴密工程承發包合同

通過招標投標選定了施工隊伍, 既可簽定建設工程承發包合同。合同的訂立, 使得工程造價進一步明確、清晰, 投標書中已明確的合同條款在簽定時不得更改, 合同價即為中標價。合同價應盡量一次包死, 不留活口。合同價若采用可調價格, 則應約定調整的范圍。對于雙方的招標投標活動中的承諾也應一并寫進合同或補充合同條款中, 以免在承攬工程開工后反悔而互相扯皮, 從而影響工程進度和工程隱形造價(工程使用中的維修費用) 的提高。

4. 4對工程所需的材料和設備實行科學的采購供應和管理

在工程造價中, 材料、設備費用所占的比重很大, 其采購供應和管理是否科學, 不僅直接影響工程質量, 而且影響著工程造價。

5 施工階段工程造價控制

5.1 推行跟蹤審計制度

由造價工程師對建設項目的投資進行施工全過程跟蹤控制。首先按照預算確定投資控制目標,即投資支出預算,相當于施工預算。在項目實施過程中,不斷對實際的投資支出與預算的投資進行比較,對出現的偏差進行分析,找出原因,予以修正。

5.2 制定先進合理的施工組織設計方案

施工組織設計方案,是保證工程施工順利進行、確保工程質量、有效地控制工程造價的重要環節。要合理安排施工工序的交叉銜接,合理確定人工、材料、機械的組織方式,對各種施工方案進行技術上、經濟上的分析對比,找出最佳方案,盡量降低人力、物力、財力消耗,從而降低工程造價。

5.3 材料設備采購

建設投資中材料、設備費所占的比重很大,一般約占70 %左右。建筑材料的質量,如磚、瓦、灰、砂、石、三材等原材料及梁、板、柱等預制配構件的質量,直接影響到工程的質量,其價格也直接影響到工程造價。在施工階段,對主材和設備的采購,應在了解市場行情的基礎上,貨比三家,進行采購。對價差大的大宗材料或價值大的設備,應盡量由建設單位自購,或由施工單位和建設單位共同確認后采購。

6 竣工結算階段工程造價控制

工程結算將決定建設工程成本,最終確定工程造價。它關系到建設單位和施工單位的切身利益。在工程結算中,既要防止施工單位高估冒算,也要防止建設單位片面壓價,同時還要防止社會上一些工程預結算審查機構把關不嚴,導致國家建設資金損失浪費。

7 建設項目峻工后造價控制

竣工驗收的項目在辦理驗收手續之前, 必須對所有的財產和物資進行清理, 搞好竣工決算。及時、準確地審核建設項目竣工決算是控制工程造價的最后一個環節。

7. 1搜集資料, 打好基礎

由于在施工中經常會出現各種變化, 如地質條件的變化, 材料的代換, 工程量的增減等, 使得在工程竣工決算時, 應付給施工企業的工程價款總額往往不等于施工圖預算(或標底) 所確定的工程造價。因此, 為了有效地防止通過虛報、多報材料量、工程量、高套定額、重復計算等方式, 套取工程款, 加大工程造價, 建設單位應根據實際發生的變化, 及時將設計變更、工程簽證、隱蔽工程驗收等情況記入臺帳, 為及時、準確地審核建設項目竣工決算打好基礎。

7. 2做好建設項目竣工決算的審核工作

7.2.1 以圖紙為主, 審查工程量計算是否準確

審查所報工程量是否與設計圖紙、工程變更所要求的工程量一致, 超出設計圖紙要求而無簽證的工程量不予以認可; 對于多個施工單位的工程項目, 要審查有無幾個施工單位同報一個工程項目進行結算的情況; 審查有無重復計算工程量的情況, 防止施工單位將同一分項工程分別混入其他工程進行決算; 審查工作量是否按定額規定的分部分項計算規則計算。

7.2.2 按定額規定, 審查單價套用是否正確

審查所列各分項工程的預算單價是否與預算定額的預算單價相符, 其名稱、規格、計量單位和所包括的工程內容是否與單位估價表一致; 對換算的單價, 首先要審查換算的分項工程是否是定額允許換算的, 其次審查換算是否正確; 對補充定額和單位估價表, 要審查補充定額的編制是否符合編制原則, 單位估價表計算是否正確。

規模經濟和經濟規模的區別范文第5篇

一、政企分離是中國基礎設施產業政府管制體制改革的關鍵

在中國基礎設施產業現行政府管制體制下，鐵路運輸、通信、電力、煤氣和自來水供應等基礎設施產業的主要業務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壟斷經營的。[1]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與監督執行者，又是具體業務的實際經營者。這就決定了這種壟斷的性質是一種典型的行政性壟斷，而不是基于自然壟斷要求的經濟性壟斷。這種高度政企合一的政府管制體制的主要弊端是：基礎設施經營企業沒有市場主體地位，當然就沒有生產經營的重大決策權；壟斷經營使企業缺乏競爭活力；基礎設施服務價格的形成機制不能刺激成本效率；相對單一的投資渠道使基礎設施產業的投資不足。其結果使基礎設施產業的供需矛盾十分嚴重。在這方面，英國也有相似的經歷。英國在40年代中期，對基礎設施產業曾實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運動。當時，英國政府組建國有企業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在政府與企業之間建立一種直接聯系，表現為各政府部長對所屬國有企業直接任命企業董事會成員。這就使企業董事會必然對政府部長負責，無條件地接受部長們的行政指令，企業管理者只能進行具體的操作性業務。這種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特殊關系，實際上構成了以政企合一為特征的政府管制體制的基礎。在這種體制下，以部長為首的有關政府管理部門隨時可以利用其對企業的控制權，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國有企業經常被政府當作干預宏觀經濟的工具。由于許多國有企業在特定經營領域具有法定壟斷經營地位，因而它們缺乏競爭活力和經營風險。此外，政府要提供基礎設施產業所需的投資，由于政府財力的有限性與基礎設施產業所需投資巨大性之間的矛盾，致使許多基礎設施產業投資不足，引起了很大的供需矛盾。可見，在英國基礎設施產業原有政府管制體制下存在的問題與中國基礎設施產業現行管制體制的主要弊端具有驚人的相似性，而這種相似性的根源就在于兩國的政府管制體制都是以“政企合一”為基本特征的，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體制性通病。而消除這些通病的唯一有效途徑就是改革這種“政企合一”的管制體制。

80年代初，英國以電信產業為開端，相繼對電力、煤氣和自來水供應、鐵路運輸等主要基礎設施產業進行了重大的政府管制體制改革。其改革的中心內容是，從根本上調整政府與企業間的關系，即把原來由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的政企關系調整為由政府間接控制企業主要經濟活動的政企關系，實現從以政企合一為特征的政府管制體制向以政企分離為特征的體制過渡。英國十多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新體制促進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鄭海航等，1996），提高了基礎設施產業的經濟效率。這無疑為中國基礎設施產業政府管制體制改革提供了一個有經驗支持的重要思路。

政企分離在基礎設施產業政府管制體制改革中的關鍵作用表現為：在政企分離的管制體制下，企業才能形成作為市場主體所必需的經營機制；政府則從基礎設施產業的壟斷經營者轉變為競爭性經營的組織者，從而提高政府管制的效率。英國在基礎設施產業實行政企分離的管制體制后，政府不再直接干預企業的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企業根據政府頒發的經營許可證的有關條款，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從而實現了企業經營機制的根本性轉換。目前，由于中國在基礎設施產業還是實行政企合一的政府管制體制，企業的主要生產經營活動，特別是較大的投資項目一般都由國家計劃安排，企業沒有實質性的生產經營決策權；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果與企業自身物質利益沒有密切聯系；如果企業發生虧損，則由政府財政進行填補，企業感受不到經營風險。因而，企業缺乏有效地開展市場經營活動的活力、動力和壓力（王俊豪，1993）。借鑒英國的基本經驗，要使中國基礎設施產業的國有企業具有適應市場經濟特點的經營機制，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把政企合一的體制改革成為政企分離的體制。

實行政企分離的政府管制體制后，企業將擁有生產經營決策權，并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經營目標。同時，許多基礎設施產業和業務領域具有自然壟斷的性質，只存在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這就會產生一種扭曲社會分配效率的潛在可能性，即這些企業有可能利用其市場壟斷力量，通過制訂壟斷價格，降低服務質量等途徑謀取壟斷利潤。在就在客觀上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以規范企業的市場行為。對此，英國實行政企分離的管制體制后，重新確定了政府管制的新職能，主要包括：(1)制定有關政府管制法規；(2)頒發和修改企業經營許可證；(3)制定并監督執行價格管制政策；(4)對企業進入和退出市場實行管制?？梢姡诨A設施產業實行政企分離的政府管制體制后，政府并不是讓企業放任自流，而是通過重新界定政府管制的新職能，以間接控制企業的主要經營活動。這體現了“放小管大”的改革原則，有利于提高政府管制效率。這為轉變中國基礎設施產業的政府管制職能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范式。

二、競爭是提高基礎設施產業經濟效率的根本性途徑

競爭對經濟效率的促進作用表現在它能刺激生產效率（企業內部效率）和配置效率。在一個競爭性環境中，只有效率較高的企業才能生存和發展，優勝劣汰規律會迫使企業想方設法努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在不完全信息的現實中，競爭還能產生一種信息發現機制，打破任何企業對信息的壟斷，迫使企業按照包括正常利潤在內的成本訂價，從而促進社會配置效率。有關理論研究和實踐證明，競爭對經濟效率的促進作用同樣適用于基礎設施產業(DieterHelm,TimJenkinso-n,1997)。而且，基礎設施產業的競爭還使政府管制者能獲得較多的管制信息，緩解管制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有利于提高政府管制效率。

在英國基礎設施產業政府管制體制改革的實踐中，在對競爭作用的評價和如何促進競爭方面有許多經驗教訓。由于英國基礎設施產業管制體制的重大改革是與私有化相伴進行的，這就容易給人們一種假象，似乎私有化本身就能促進經濟效率。但從本質上分析，真正促進效率提高的是市場競爭。例如，英國政府對電信和煤氣供應等產業實行重大管制體制改革的初期，通過出售原來國有企業的股份實行企業所有制變革（即私有化），雖然這些企業（如英國電信公司、英國煤氣公司等）的所有制發生了變化，但由于沒有對這些產業原有的壟斷性市場結構進行重組，這些企業的壟斷性市場地位并沒有發生變化，不存在市場競爭的壓力。這種改革結果未能刺激企業提高經濟效率。因此，一些學者認為：英國基礎設施產業政府管制體制改革的一個教訓是，英國政府對私有化的熱情過高，在制定政府管制體制改革方案時，經常對競爭和管制政策的一些基本問題沒有進行必要的考慮，就急于把國有企業轉變為私人企業(JohnVickers,GeorgeYarrow,1988,PP.314—316)。更明確地說，所有制變革對提高基礎設施產業經濟效率的作用很不明顯，經濟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所采取的促進競爭與改進管制效率的政策措施(GeorgeYarrow,1989,PP.52—69)。從正面看，政府管制體制改革之所以能促進基礎設施產業的經濟效率，主要是因為英國政府以促進競爭作為重要改革目標，雖然在某些產業、某個改革階段，英國政府出于對政治因素的考慮，沒有把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放在應有的地位，但從總體上分析，英國政府相繼采取的一系列管制政策都是以強調競爭的作用為主要內容的，表現為政府管制體制的改革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強化競爭機制的過程。

中國的基礎設施產業一直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壟斷經營的。但近幾年來，在一些基礎設施產業中也出現了市場競爭，而且產生了可喜的成效。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國的電信產業（張宇燕，1995）。1994年7月，經國務院批準，成立了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簡稱“聯通公司”），這標志著打破了建國以來中國電信產業由郵電部獨家壟斷經營的格局。這是中國電信產業政府管制體制的一個重大改革措施，為在中國電信產業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創造了制度條件。聯通公司成立后，對通信設備和技術進行了巨額投資，開發和采用世界先進通信技術，促進了中國電信產業的生產效率（王平，王文，1996）。同時，競爭也促使中國電信產業的產品和服務價格不斷下降（林陽，1997）。此外，競爭促使企業提高服務質量，縮短了消費者電話待裝和維修時間。這些都有利于促進社會配置效率。

雖然中國電信產業的市場競爭機制尚處于初期發育階段，但它已顯示出對生產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巨大促進作用，證明了在基礎設施產業運用市場競爭機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中英兩國的政府管制體制改革實踐都證明，競爭是提高基礎設施產業經濟效率的根本途徑。中國目前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改革基礎設施產業的管制體制，有效地運用市場競爭機制，以提高基礎設施產業的經濟效率。但這里有一個前提條件，即基礎設施產業的競爭應該是下面要討論的有效競爭，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提高經濟效率的目標。

三、有效競爭是制定政府管制政策的目標導向

基礎設施產業需要巨額投資，這些投資的專用性很強，一旦投資就難以挪作他用，沉淀成本很大?；A設施項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在一定的產出范圍內，單位產品成本會隨著產出量的增加而下降。因此，基礎設施產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自然壟斷性，表現為巨大的規模經濟性（或者說，顯著的成本弱增性）。[2]即在自然壟斷性的基礎設施產業，由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壟斷性經營能使成本效率最大化。這就要求政府制定限制進入的管制政策，以保證基礎設施產業的規模經濟性。但這會導致壟斷企業放松內部管理和技術創新，使實際達到的生產效率大大低于可能達到的最大生產效率，即導致生產低效率；同時，壟斷企業還可能憑借其市場壟斷力量，通過制訂壟斷高價以謀取壟斷利潤，從而導致配置低效率。這意味著為克服市場壟斷所造成的生產低效率和配置低效率，就應該允許較多的企業進入產業進行競爭性經營，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以刺激經濟效率。這就要求政府制定允許新企業進入產業的管制政策。這樣，基礎設施產業的政府管制政策制定者總是面臨著規模經濟與競爭活力的兩難選擇。

顯然，規模經濟與競爭活力具有對立性的一面，為了達到最大產業經濟效率，對于一個明智的政府管制政策制定者來說，需要同時兼顧規模經濟與競爭活力，把兩者協調起來。這就是克拉克首先提出的有效競爭問題(Clark,1940)，但國內外對有效競爭的衡量標準一直爭論不休。筆者曾論證，有效競爭是一個由企業適度規模和適度競爭相結合的區域狀態。在某一產業中，只要企業的規模達到最低適度規模（或最小經濟規模）要求，同時，在該產業中，市場競爭度能保證競爭收益大于競爭成本，即處于適度競爭范圍。那么，這個產業就基本上處于有效競爭狀態（王俊豪，1995，第6—37頁）。這可以作為衡量有效競爭的一個標準，也可作為政府制定基礎設施產業管制政策的一個參考依據。

從英國政府管制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看，中國在制定以有效競爭為導向的基礎設施產業政府管制政策時，可考慮采取“自然壟斷性業務與大量非自然壟斷性業務相分離”的政策。因為，從總體上而言，基礎設施產業具有自然壟斷性，但在特定的基礎設施產業中，總是既有自然壟斷性業務，又有非自然壟斷性業務。顯然，對于自然壟斷性業務，應該只允許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經營，以維護規模經濟；而非自然壟斷性業務的規模經濟不顯著，可由多家企業進行競爭性經營。對同一產業的不同性質業務實行區別對待才能實現有效競爭。但在實際操作中，這需要解決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如何區分自然壟斷性業務和非自然壟斷性業務？二是如何分離這兩類業務？對于第一個問題，根據自然壟斷的性質，基礎設施產業的自然壟斷性業務主要是指那些固定網絡性操作業務，如電力、煤氣和自來水供應產業中的線路、管道等輸送網絡業務，電信產業中的有線通信網絡業務和鐵路運輸中的鐵軌網絡業務。其它領域的業務則屬于非自然壟斷性業務。第二個問題相對而言比較復雜，這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對自然壟斷性業務和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實行垂直一體化經營的范圍經濟(economiesofscope)。如果這種范圍經濟性不顯著，那么，經營自然壟斷性業務的企業就不宜同時經營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即政府應對這兩類業務實行企業“經營權”的分離，以有效地抑制企業利用自然壟斷性業務領域的壟斷地位，運用企業內部業務間交叉補貼（如對壟斷經營業務制訂高價，對競爭性業務制訂低價）等戰略手段，排斥在非自然壟斷性業務領域的競爭企業的市場行為。例如，1989年英國對電力產業實行政府管制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把電力生產、輸送和銷售業務實行“經營權”的垂直分離，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電力輸送業務由新組建的“國家電網公司”獨家經營，但該公司不能同時經營屬于非自然壟斷性業務的電力生產和銷售，這些業務逐步實行多家企業競爭性經營。但是，如果自然壟斷性業務和非自然壟斷性業務之間的范圍經濟相當顯著，若對這兩類業務實行“經營權”的垂直分離，就會增加產業的生產經營成本。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允許企業實行垂直一體化經營，但要求企業對自然壟斷性業務和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分別實行財務上的獨立化，以監督和控制企業運用內部業務間交叉補貼等反競爭戰略。在英國的電信、煤氣供應產業政府管制體制改革中，就是采取這種管制政策的（當然，這并不一定是最優政策）。可見，對自然壟斷性業務和非自然壟斷性業務的分離既可采取“經營權”的分離，也可實行企業財務上的分離。對這兩種不同程度“分離”方式的抉擇，主要取決于垂直一體化經營的范圍經濟性。

總之，在基礎設施產業實行有效競爭的一個比較可行的管制政策思路是：首先區分自然壟斷性業務與非自然壟斷性業務，然后把自然壟斷性業務從其它業務中獨立出來，由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壟斷性經營，政府以這類業務作為管制的重點，建立模擬競爭機制的管制機制；而對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則由多家企業競爭性經營。政府對經營壟斷性業務的企業或者不允許其同時經營競爭性業務，或者對不同性質的業務實行獨立核算，以控制企業利用自然壟斷性業務領域的壟斷力量對其競爭企業采取反競爭戰略，從而較充分地發揮競爭機制的作用，在總體上使整個基礎設施產業處于規模經濟與競爭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競爭狀態。

四、按照經濟原理制定基礎設施產業的管制價格

建國以來，中國在基礎設施產業主要不是根據一定的經濟原理，而是較多地考慮非經濟性因素來制定管制價格的，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其客觀原因是，基礎設施產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不僅是國民經濟中其它生產部門的投入物（或稱“上游產品”），其價格水平直接影響眾多生產部門的成本和最終售價，而且也是廣大居民家庭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其價格水平直接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費用。因此，政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使大多數居民在工資增長速度不高的情況下仍能提高實際生活水平，就對基礎設施產業制定較低的管制價格。其結果是，基礎設施產業的固定成本（主要表現為投資）基本上由政府負擔，管制價格構成中的成本主要是可變成本。根據政府管制經濟學中的價格管制理論，政府制定管制價格的三個主要目標是：刺激企業的生產效率，維護企業的發展潛力和促進社會配置效率。顯然，中國長期以來實行的這種不符合經濟原理的價格管制體制，不僅缺乏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刺激，企業沒有自我發展的潛力，而且，由于許多管制價格低于邊際成本，這也不符合社會配置效率的要求?？梢?，這種價格管制體制的經濟性能是不理想的。不僅如此，這種價格管制體制在實際運行中，還必然存在與政府對價格管制的初衷相悖的現象：由于較低的管制價格不能刺激企業的生產效率，企業缺乏自我發展，不斷擴大經營規模的能力；同時，政府作為主要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唯一的投資者，由于受財力的限制，無力對基礎設施產業持續地進行大規模投資，以適應基礎設施產業的發展需要。作為一種必然結果，基礎設施產業的供應能力與需求存在很大缺口，許多生產企業為此不得不中斷正常生產，從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如1992年中國因缺電而損失的工業產值達5473—7293億元（爾仁，1994）。基礎設施產業的供需矛盾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人民的生活質量。因此，為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改革我國基礎設施產業現行價格管制體制勢在必行。

英國在基礎設施產業政府管制體制改革前，政府在制定管制價格時，也經常首先考慮政治因素，其次才考慮經濟因素，因而不能刺激企業提高生產效率。英國對基礎設施產業價格管制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實行最高限價模型，即RPI—x價格管制模型，RPI為零售價格指數（即通貨膨脹率），x是政府對企業所規定的生產效率增長率，政府對x值作周期性調整。由于零售價格指數對企業來說是一個外生變量，企業要取得較多的利潤，就只有通過努力使生產效率的實際增長率高于政府規定的x值。這就促使企業自覺優化生產要素組合，進行技術革新和加強企業內部管理，以提高生產效率。同時，由于英國的價格管制模型不直接控制企業利潤，企業在政府規定的最高限價下有利潤最大化的自由，只要企業善于經營，不斷提高生產效率，就能取得較多的利潤，從而使企業能不斷得到自我發展。此外，由于英國政府對電信、電力、煤氣供應等基礎設施產業所規定的x值都大于零售價格指數，而且有不斷調高的趨勢(StephenJ.Bailey,1995,PP.318—321)，這意味著RPI—x是一個負數，企業每年必須把價格下降丨RPI—x丨，這使消費者能從企業效率提高后享受較低的價格，有利于提高社會配置效率。因此，英國的價格管制模型具有較好的經濟性能。

根據中國基礎設施產業現行價格管制體制存在的問題，并借鑒英國的經驗，中國價格管制體制改革可采取的一種基本思路是：逐步以經濟原理為基礎，建立高效率的價格管制體制。目前特別要重視以下幾個基本問題：

1.管制價格應具有刺激企業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的功能。由于被管制企業通常具有市場壟斷力量，這要求管制價格制定者首先能識別企業的兩種利潤來源：即較高的生產效率和市場壟斷力量；然后，客觀評價企業應該達到的一般成本水平。在此基礎上確定一個已基本剔除企業利用市場壟斷力量謀取利潤的因素的最高限價，以維護社會分配效率。企業在規定的最高限價下，要取得較多的利潤，不斷得到自我發展，其前提條件是只有通過技術革新，加強內部管理等途徑以降低成本水平，提高生產效率。英國的RPI—x最高限價模型就具有這種經濟功能。但筆者認為，中國不能照搬英國的這種價格管制模型，其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許多產品價格（特別是生產資料價格）還處于價格調整階段，零售價格的變動幅度較大，如果基礎設施產業的管制價格與零售價格指數掛鉤，企業的利潤水平就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零售價格指數變動的幅度，從而將大大削弱管制價格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刺激。

2.確定一個適應的管制價格調整周期。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生產實踐中的應用，基礎設施產業的生產效率將會不斷提高，成本水平會相應地下降。這就要求政府對管制價格進行周期性調整。管制價格的調整周期對企業利用“政府管制滯后效應”(regulatorylag)，[3]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的積極性會產生直接影響：如果管制價格調整周期太短，由于基礎設施產業的投資回報期較長，這就會抑制企業通過大規模投資進行技術革新，以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的積極性。相反，若管制價格調整周期太長，這雖然會刺激企業進行大規模投資，以取得投資的長期效益，但會使現實的成本水平大大低于當時核定的成本水平。這就不僅會使企業取得過多的利潤，也會因企業能輕易取得利潤而削弱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的刺激。而具體的管制價格調整周期則應根據特定基礎設施產業的特點而定（如英國在電信、電力等產業的管制價格調整周期一般為4—5年，而自來水供應產業為10年）。

3.價格管制不僅要因產業而異，而且要因同一產業不同性質的業務而異。由于各基礎設施產業的技術經濟特征存在很大差異，政府在制定特定產業的管制價格時，應該考慮到該產業現有的和潛在的生產率發展水平，作為制定管制價格的重要依據。同時，如前所述，在許多基礎設施產業都存在自然壟斷性業務和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價格管制主要是針對自然壟斷性業務，以防止少數企業濫用其市場壟斷力量謀取高額利潤；而在非自然壟斷性業務領域，由于多家企業競爭性經營，競爭機制會自動調整價格，因此，政府只需制定指導性價格。這有利于加強價格管制的針對性，提高價格管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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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在中國，電信產業的無線通訊服務領域雖然已初步形成了幾家企業競爭性經營的格局，但在有線通訊服務領域，郵電部仍居壟斷經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