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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第1篇

綜觀奢侈品消費行為及消費心理，可以看出，奢侈品消費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具有較強的需求收入彈性。與日常生活所需必需品不同，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即其需求增長速度大于收入增長速度。二是特殊的效用函數。對于購買奢侈品的消費者而言，其效用函數不僅與購買數量有關，同時受到奢侈品價格影響。本文將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奢侈品進行分析。

二、相關經濟概念

在消費者理論中首當其沖的問題是消費者面臨市場如何選擇商品，為此引入了消費者偏好和效用的概念。簡單地說，消費者偏好是指消費者對商品或勞務的喜好程度。效用是衡量消費者對某種商品或勞務的偏好程度，是消費者的一種主觀感受，消費者認為某商品的效用高即該商品能夠給消費者帶來高程度的滿足感。

三、奢侈品與普通商品

經濟學中講求效用最大化原理。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就有人們都是理性經濟人追求效用或收益最大化的假設。理性人對商品的選擇是在能夠擁有的信息條件下對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但是奢侈品市場中，消費者在同樣的實用價值的情況下會選擇比普通商品價格高出幾十倍的奢侈品，這在表面上看來是不符合理性經濟人的假設的。但是在實際生活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奢侈品市場日益繁榮，究其原因是消費者通過奢侈品消費可以獲得消費普通產品無法獲得的效用

四、奢侈品的精神利益

效用是一個與消費者的內心主觀感受相聯系的概念，可以說內在心理機制是效用形成的根本原因，由此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與消費者心理相聯系的，重點分析偏好的效用模型，將商品產生的效用分解為物質層面的效用和精神層面的效用。由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的相關理論和人格構成存在差異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商品物質層面的效用與精神層面的效用所占效用比重大小是不同的，同時不同的消費者精神層面的效用也是存在較大差異的。為了描述商品對消費者精神層面的效用差異，定義消費者對某一商品精神利益的心理敏感程度為精神指數，用θ表示。以此為基礎，我們來分析，關于奢侈品的消費選擇模型。為了簡化問題，同時使問題的分析更具有針對性，我們作出如下假設：一是假設消費者的收入、產品價格以及產品滿足消費者的物質利益點為外生變量。二是假設理性經濟人追求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總和的最大化。根據以上假設與分析，構建基于精神偏好的消費選擇模型。消費者偏好取決于精神指數的大小。

根據消費者對商品精神利益敏感度的不同，對消費者行為的分析可得出下列三個結論：第一，兩種商品僅滿足消費者物質利益的需求，精神指數為零。第二，商品滿足消費者精神利益需求且消費者對精神利益敏感，消費者對商品j的精神利益完全不敏感。偏好完全取決于商品的精神指數。第三，當商品i和j的精神指數均不為零時，消費者選擇取決于二者精神指數的大小。

五、結束語

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第2篇

【關鍵詞】高等學校 輔導員 職業倦怠 經濟分析

【中圖分類號】G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2）09－0027－02

一 問題的提出

1974年，美國臨床心理學家Freudenberger首次提出職業倦怠一詞，形容在助人行業中的個體在面對過度工作需求時，所產生的身體和情緒的極度疲勞狀態。眾多研究發現，教師作為一種特殊的助人行業，已成為職業倦怠的高發人群。根據2005年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網的中國《工作倦怠指數調查報告》顯示，在15個行業的倦怠指數調查中，高校教師的倦怠程度僅低于公務員和物業從業人員，位居第三位。高校輔導員作為高校教師中的特殊群體，因其工作職能、工作性質的特殊，其職業倦怠現象較普遍。輔導員職業倦怠是輔導員個體在長期的工作壓力下，呈現的工作興趣、情感和動力的衰竭狀態，往往表現為職業精神缺失、職業價值觀扭曲、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等。

當前對輔導員職業倦怠問題的研究，集中在輔導員職業倦怠的成因分析和干預對策研究上。通過樣本檢驗的研究表明，我國高校輔導員職業倦怠的情緒疲憊、去個人化、少成就感三個維度都處于中等程度的水平。高校輔導員職業倦怠在人口統計學變量上的差異體現在性別、學校、學歷、教齡和月收入五個方面，且因個體的身體素質、心理素質與個體期望等方面的不同而對職業倦怠的反應時間、程度、方式上存在差別。

二 一個經濟學的研究視角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經濟緯度，經濟學分析是一個極其寬泛的概念。“理性經濟人”假設是最廣泛接受的經濟分析的邏輯起點，利己心與最大化原則是兩個最基本的命題。加里?貝克爾提出的“新經濟人”理論認為，人所要滿足的“效用”包括個人對社會地位、名譽、聲望、尊重等非經濟利益的追求，為實現自己的偏好，每個人以自己的一切資源――貨幣、時間、體力、智力等來實現。輔導員倦怠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現象，本質是基于輔導員本身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行為選擇，成就的動機無法擺脫“理性經濟人”的自利原則與最大化原則兩個基本命題。探究輔導員倦怠的深層動因，不能簡單地把其理解為心理狀態的一種自然反應，而應發掘隱含在背后的經濟問題。通過經濟理性的邏輯考察，有助于開辟一個全新的分析視角，建立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形成一種獨特的價值判斷。

三 兩個基本經濟問題的闡述

1．成本收益問題

第一，同工不同酬。輔導員是高等學校教師隊伍中的重要一員，既是專業教師，也是學校行政管理人員，具有雙重身份。在高等學校運行的整個工作范圍內，輔導員與專業教師相比，僅是因為分工而承擔不同的工作內容，履行對應的崗位職責。從高等學校教師的身份來對比，輔導員與專業教師是無差別的，統一且一致。但在實際過程中，情況往往不然。高等學校重視教學、科研，輕視教育、管理的現實使輔導員往往淪落于教師隊伍的最底層，這種客觀認識短期內無法改變。高等學校對輔導員口頭重視多、實際關注少，精神鼓勵多、政策扶持少，與專業教師相比社會地位認同感低，難以避免心理的落差與失衡。同工不同酬是高等學校中的普遍現象，專業教師除正常的收入外，還具有超工作量補貼、科研補貼、課題經費等機會，與輔導員單一收入相比薪酬優勢明顯。

第二，多勞未多得。高校輔導員履行教育、管理、服務的多重職能，學生工作內容紛繁、形式多樣，往往接受學校多個部門的管理與指導，形成“千線萬線聚成一線”的局面，輔導員工作任務多、壓力大、責任重。同時，高校輔導員往往并不能完全按照教育部要求的1∶200的比例足額配備，缺編現象或以兼代專的現象普遍存在，加重了工作壓力。為順利完成各項工作任務與安排，挑燈夜戰不可避免，經常加班加點，“兩眼一睜，忙到熄燈”是形容輔導員生活的真實寫照。另外，由于工作對象本身的特點，學生活動的開展往往需要滿足學生的課余要求，犧牲休息時間開展工作變得十分必要，八小時工作制是一種奢望；與專業教師相比，完成工作量后都是自由支配時間也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輔導員除去八小時以外的工作量大是客觀事實，而反映在薪酬水平上的額外投入卻往往無從實現，違背多勞應多得的基本原則。

第三，投入無產出。高等學校專業教師隊伍對工作的投入，可從超工作量補貼、科研成果的產出、職稱的晉升以及課題經費收入等方面體現，成本收益函數對稱。從當前輔導員的發展道路選擇來判斷，不外是職位的升遷與轉崗的實現。行政職務的晉升方面，一般行進路線按照輔導員―院黨委（總支）副書記―院黨委（總支）書記的模式行進，存在機會的不確定性與不可預知性，成本高。選擇進入學校機關的管理部門“曲線救國”，也存在不確定性的問題，且即使順利實現也往往落后于同期機關管理干部的發展起點。另一方面，轉崗成為專業教師也是很多高校輔導員的一種理性選擇，但此種發展方式同樣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當前高等學校專業教師的要求越來越高，輔導員的轉崗難度越來越大；二是轉崗完成后，輔導員本身在專業領域已經遠遠落后于同期專業教師，原崗位工作的履歷不能對個人今后的發展產生任何價值，從頭再來是無奈的選擇。從輔導員工作崗位的本職來看，時間與精力的投入，本身不能產生未來發展價值的實現，呈現投入無產出的基本現狀。

以成本收益函數考量的輔導員倦怠問題，反映了三個基本問題：同工不同酬體現了同成本，低收益，輔導員工作的比較收益低；多勞未多得表示了高成本，等收益，輔導員工作單位產出率低；投入無產出展現了當前輔導員工作成本無收益的現狀，單位收益率低。

2．機會成本問題

機會成本是一種比較重要的經濟學分析方法，最初用于衡量稀缺資源在不同利用選擇后產生的價值高低，反映一種資源投入某用途后，必然損失將該資源投入其他用途可能獲得的利益。當我們做某選擇后將喪失另一種選擇可能獲得的最大利益，這種喪失的利益可稱為機會成本。機會成本的產生需要滿足基本條件：一是資源是有效益的，能產生價值實現；二是面臨兩種以上的利用選擇，不同的選擇產生不同的價值實現。

一個輔導員在一定的工作時間跨度區間內，其所具有的時間和精力的總量是有限的。在總容量固定不變的前提下，存在這種數量（時間與精力的投入）在各項目分配與平衡的問題。這里所指的各項目可解釋為或對工作的投入量，對家庭的投入量，與工作無關的個人追求的投入量，甚至兼職的投入量等（見圖1）。如果把個人的時間與精力假設為一種資源，同時資源的產出是有效益的且資源是可分割的，資源在各個項目分配過程中的平衡性就形成了產生機會成本的首要條件。

產生機會成本的第二個條件是輔導員工作的可分割性與可調節性。輔導員的工作必須是可調節的，體現在時間與精力的投入上是可以自我的意愿作出彈性的調整與再分配。應當看到，輔導員工作由剛性指標與彈性指標共同組成，且崗位職責在具體執行與考察中并無法有具體準確的指向，因此在評價過程中大部分是軟指標，無法統一衡量。在正常完成剛性任務的基礎上，適當壓縮減少彈性工作量成為一種可能，也為機會成本的產生創造了第二個基本條件（見圖2）。壓縮個人工作量的可能來源于具體的分工與協調的過程。輔導員一般按照學院劃分，一個學院的輔導員一般由2名以上的成員組成，基本采用分工負責制。不論采用當前多名輔導員之間的年級分工，還是專業分工或者切塊分工，鑒于學生工作的整體性、復雜性、突發性等特點，形成明確指向的分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在實際的學生工作開展過程中，往往出現輔導員分工的公共領域或者分工未涉及的空白地帶（見圖3）。這些領域與地帶的存在，為輔導員之間工作的推諉、責任的推脫創造了可能性，也成為彈性工作量可減少的一種途徑。

轉移投入成為輔導員倦怠后可實現的一種行為選擇，其產生的條件更多依賴于輔導員本身的崗位特性。工作過程中選擇的自由空間，輔導員分工協調過程中的博弈是產生機會成本的條件。輔導員將本身應當用于本職工作的時間、精力投向他處，產生機會成本現象，對本職工作而言這是機會成本的收益損失。在現實中，這種收益損失的成本不需要輔導員自身來承擔，而轉嫁給了整個高等學校教育管理隊伍，形成典型的外部性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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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貨幣流通速度 影響因素分析 影響機制 對策建議

一、貨幣流通速度研究的理論基礎

1.貨幣流通速度的概念。貨幣流通速度是現代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實踐中的一個重要變量,它影響著一國一段特定時期內有效總需求的大小,并通過對有效總需求的影響對貨幣政策的效果發生作用。因此,貨幣流通速度是決定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講,貨幣流通量可以看成是由貨幣當局控制的,貨幣當局發行貨幣和調整貨幣政策,可以有效的控制貨幣的流通總量。而貨幣流通速度在相當程度上是貨幣當局所不能控制的,它是由交易和支付制度、人們遵守制度的程度、人們對未來情況預期、利率、信用的發達速度、運輸與通訊條件及其他“與流通中貨幣量沒有明顯關系”的社會因素共同決定的。

2.貨幣流通速度的相關理論。關于貨幣流通速度,有幾種不同的理論假說:(1)費雪的古典貨幣數量論。美國經濟學家費雪在他1911年出版的《貨幣的購買力》一書中闡述了古典貨幣數量論,該理論以M代表流通中的貨幣量,V代表貨幣流通速度,T代表商品和勞務的交易量,P代表一般物價水平,得出了MV=PT=GDP的公式,該式稱為交易方程式。此式表明,貨幣數量乘以該年貨幣被使用的次數必定等于名義收入(國內生產總值)。從該式可以看出,國內生產總值由貨幣供給量和貨幣流通速度兩方面共同決定,M的下降可能被V的下降所抵消。因此在以貨幣供給量的增減作為貨幣政策目標時,就需要了解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及其作用機制。費雪認為,貨幣流通速度是由支付制度、個人習慣、技術發展狀況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所決定的。由于這些制度性因素在短期內是穩定的,在長期內的變動也極為緩慢,所以V在短期內是穩定的,可視為不變的常量。所以名義收入只是取決于貨幣數量的變動,即所謂的貨幣數量論。(2)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該理論強調了利率的重要性,又被稱為流動性偏好理論。理論假定貨幣需求具有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理性經濟人將權衡這些動機帶來的成本與收益,并以此為標準,確定貨幣的流通速度。他的貨幣需求方程式被稱為流動性偏好函數,表示為:Md/P=(fi,y),其中實際貨幣余額需求與利率負相關,與收入正相關。他既認為貨幣需求與利率也有關系,即V=PY/M=Y/(fi,y)(Y是實際收入),所以利率與貨幣流通速度同方向變動;他還認為價格具有黏性,即實際收入與實際貨幣需求的比例也會影響貨幣流通速度。貨幣流通速度受到利率這一因素的影響,同時人們對未來利率的預期又有著自我實現的機制,這些因素的不穩定都可能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的不穩定,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3)弗里德曼的現代貨幣數量論。弗里德曼是二戰后出現的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經濟學理論主張采取控制貨幣供給量的政策以消除通脹,進而維持經濟的穩定發展。他認為,貨幣數量論不是關于貨幣量與物價水平關系的理論,而是關于由哪些因素決定貨幣需求的理論。他的貨幣需求函數式為Md/P=(fy*,w;rb,re,rm,dP/Pdt;u),式中:Md/P為實際貨幣需求;y*為恒久收入;w為財富構成;rb,re,rm分別為固定收益證券、非固定收益證券、預期貨幣收益率;dP/Pdt為預期物價變動率;u為綜合變量。他認為,貨幣需求不僅是利率的函數,而且是所有資產收益率的函數,理性經濟人對資產的收益及其對未來收入的判斷將影響貨幣的流通速度。此外,影響貨幣需求的重要因素還有物價水平及物價變動率,其中也包括了理性經濟人預期的因素。上述這些影響反映到他的貨幣需求函數式中,則主要體現在u這一綜合變量上。他認為,實際貨幣需求的變化主要取決于恒久收入,而恒久收入是相對穩定的,所以實際貨幣需求也就具有相對穩定性,因此他主張保持貨幣供給量的穩定增長。因為Y即實際收入與y*的關系通常是很容易預測的,所以V=Y/(fy*,r)也是穩定的。但是與古典貨幣數量論不同的是,盡管他認為貨幣流通速度是較為穩定的,但并不是常量,它還要受到前面提到的利率、資產收益率和理性預期等因素的影響。

二、當前我國貨幣流通速度概況

經濟學界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實證研究成果頗豐,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本文采用米什金的貨幣流通速度公式,以現價GDP作為衡量國民收入的指標來計算中國不同層次的貨幣流通速度。計算方法是以各年度GDP的數值除以當年各層次的貨幣流通總量,數據來自于中經網數據庫,得到的結果如圖所示。

從圖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并不是一個常數,除少數年份上升以外,總體上呈現長期下降的趨勢。其中,M0、M1和M2的流通速度分別從1978年的17、3.7和2.27下降到2007年的8.23、1.64和0.62,均下降了一半以上,其中V2的下降幅度最大。對比V1、V2的走勢圖還能看出,V1的波動幅度要明顯大于V2。而廣義貨幣流通速度V2一直處于下降的態勢。與此同時,中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呈現明顯的順周期性。V2在1985、1988、1994和2004年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漲,分別對應著四次經濟高漲期。對此現象的理論解釋是,當經濟增長旺盛時,居民收入增加且通脹預期加大,居民手中的貨幣購買力有下降的趨勢,因此刺激消費欲望高漲,貨幣流通速度進而加快;與此相反,當經濟增長放緩時,居民傾向于保留手中的貨幣,社會儲蓄率提高,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相對較快,貨幣流通速度因而下降。

三、影響我國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分析

導致我國貨幣流通速度呈現逐年下降的整體趨勢的原因有多種,本文將主要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分別探尋影響我國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并對其影響機制進行深入分析。

1.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從貨幣需求看,由于中國貨幣流通速度V2是逐年下降的,也即中國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是大于1的,即貨幣需求是收入的遞增函數,也就是說貨幣需求對收入的一階導數大于零。因此,對于同一個GDP的增加值,地區間差距越大,收入差距也就越大;也就是說,地區間差距越大,貨幣需求也就越多,M2/GDP也就越大,貨幣流通速度(GDP/M2)也就越慢。從貨幣供給看,中國的超額貨幣供給并非均等的分配于每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均等的。根據有關學者的估算,超額貨幣供給落到了不到1/10的富人手里,而這10%的富人絕大部分來自發達地區。這種由于地區發展不均衡導致的貨幣需求或貨幣供給的不正常狀況勢必會引發一系列的反映,進而引起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

2.利率的變動影響貨幣流通速度。按照之前提到過的經濟理論分析,貨幣流通速度與利率之間具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由于利息是人們持有貨幣余額所付出的代價,也是持有能夠提供收益的資產所得的報酬。根據這樣的理論分析,利率的提高會鼓勵公眾縮減貨幣余額而增加有收益的資產。這樣,貨幣流通速度就會加快。反之,降低利率就是鼓勵居民持有更多的貨幣并減少債券持有量,這就會減慢貨幣流通速度。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加快進行經濟建設,鼓勵居民將手中的資金匯集到國有銀行,曾經推出了較高的利率吸引儲蓄,因此貨幣的流通速度就成處于較高的水平;而近幾年,隨著宏觀經濟狀況的變化,貨幣政策也隨之發生轉變,特別是為了刺激民間投資的增加,央行連續調低利率,這致使居民對貨幣的實際需求大為增加,貨幣流通速度因此有了大幅度的降低。

3.經濟貨幣化的發展階段。根據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經驗來看,一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要經歷貨幣化與金融化兩個不同的階段。經濟貨幣化是指在市場經濟下,相對自給自足的生產和物物交換而言,貨幣的使用大大增加,因此將會有一筆數量可觀的貨幣余額停留在社會經濟主體手中,用作交易使用,也就是說在貨幣化過程中,貨幣的需求彈性較大,表現為貨幣需求的增加大于GDP的增加,也即存在超額的貨幣需求,貨幣流通速度也因此放緩。

四、結語

由此可見,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趨勢是區域間發展不均衡、貨幣與經濟發展政策的轉變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各個因素綜合作用而形成的。由于貨幣流通速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正相關關系,貨幣流通速度的提高將帶動經濟的向前發展,因此結合本文的理論分析,作者認為應當從消除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轉變經濟發展與貨幣政策以及進一步發展市場經濟、使其向著金融化階段逐步發展,才能夠解決當前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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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驛宣:貨幣流通速度的理論假說及政策含義[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8(19)

[3]吳興旺 張富祥:中國貨幣流通速度問題研究[J].廣東金融學院院報,2009(1)

[4]華曉龍 趙會玉:通貨膨脹對貨幣流通速度的效應分析[J]. 統計與信息論壇,2008(5)

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利益；制度安排

中圖分類號：D6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2)05—0017—04

近些年來，隨著長三角經濟圈、京津冀經濟圈、（泛）珠三角經濟圈、成渝經濟帶、遼寧沿海經濟帶、長株潭城市群、中原經濟區、北部灣經濟區等區域經濟發展的“圈”、“帶”、“群”、“區”的紛紛涌現，構建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便逐漸成為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關注的熱點，相關研究成果亦不斷涌現。然而，在這些研究成果中還鮮有探討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概念、內涵和結構要素等問題的。而這些問題的探討對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構建至關重要。期望本文的探討能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并對推進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構建有所俾益。

一、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概念、內涵區域是指社會經濟、文化聯系緊密和交流頻繁的一個特定空間。在一個區域內會存在著許多的不同主體（如企業、政府、非政府組織、公民等），這些多元主體的利益和區域整體利益之間的關系緊密，相輔相成。多元主體必須相互協調其關系，進行協同合作治理，才能促進區域的持續發展。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存在較大差異，由于各個主體都是理性經濟人，都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區域經濟合作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區域間的利益沖突和摩擦。這些利益矛盾與沖突如果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協調，就會進一步演化成不同地區之間的惡性競爭，損害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就需要構建區域協調合作機制來推動和保障區域經濟合作的健康深入發展，其中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核心。

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指通過有目的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區域內多元政府主體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這一定義包含以下幾個方面內涵：首先，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具有一定的目的導向。社會領域中的機制一般都是人們有意識、有目的設計的，因而帶有明確的目的導向性。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建立也具有相應的目的，即是為了實現區域公共利益。其次，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區域內多元政府主體之間的有機聯結。機制一詞原指機器的構造和工作原理，后被用來借指系統中各構成要素之間較為穩定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在任何一個系統中，機制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機制設計良好，那么當外部條件發生不確定變化時，它便會自動迅速地作出反應，調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實現優化的目標。機制是一種聯結，是一種有機聯系，意味著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也是一種有機聯結，可以看做是一種由多個政府主體相互聯結和互動的運作系統，并利用這種互動關系產生新的整體功能作用，即通過協調合作來保障區域經濟的順利運行。再

收稿日期：2012—08—10

*基金項目：廣西壯族自治區科技廳軟科學研究項目《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背景下的北部灣區域公共管理研究》（0896003—2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褚添有，男，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管理學博士，碩士生導師（桂林541004）。

馬寅輝，男，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研究生（桂林541004）。

次，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一種多元政府主體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相互聯系是指區域內多個政府之間的聯結，其聯結組合方式可以看做是機制的關系結構，這種關系結構不是按照上下層級組成的縱向結構，而是多個主體基于平等基礎上組成的動態的、富有彈性的網狀關系結構。相互作用是指區域內多個政府之間交互作用的方式和過程，主要表現為相互合作、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等形態的運作過程。其作用方式主要表現為對話、協商、談判、合作等。最后，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一種制度安排。

要想使區域內多個政府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系穩定下來，成為各地政府所遵循的行為規則和程序，就必須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外在形式上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就表現為一組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規則或制度。

二、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構建

必要性的經濟學解析建立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不僅是基于現實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理論依據。

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第5篇

一、公眾參與節能行為的動機研究

1．理論基礎。消費者選擇行為理論是研究公眾參與節能行為動機的主要理論基礎。按照經濟學理論流派的發展，行為選擇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從傳統的新古典經濟、新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這樣一個基本的脈絡（見表1）。這些理論流派對消費者行為的研究具有明顯的不同，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完全理性經濟人”這一理論假設上，而新制度經濟學雖然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但其研究重點是基于信息和環境的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行為，沒有涉及心理學的認知，因此新制度經濟學只是在有限理性的框架內探討一種有別于傳統經濟學的理性決策模式，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非理性決策。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認為人的選擇由外界激勵決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決策是消費者的理；后兩個流派則是在“有限理性經濟人”假設下，認為人的決策是經濟和非經濟因素共同影響下的反應。

2．研究方法。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在消費者選擇行為理論的發展中出現了很多有價值的方法，其中效用理論、行為決策理論和計劃行為理論最為典型（見表2）。效用理論是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認為選擇行為的機理是消費者根據自身偏好及市場價格，在收入預算線內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雖然這一理論為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構建了各種看似完美的效用函數模型，但該理論的假設在現實中無法滿足，因此對決策主體的選擇行為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行為決策理論認為動機影響決策，而決策決定著選擇的行為及其行為模式。該理論強調對決策行為的實證研究，重在描述和解釋人們的決策機理，早期主要借助主觀期望效用模型，因為這一模型只單純考慮到決策結果，缺少對決策過程的分析，之后研究過程化的行為模型成為該理論的重點，其中風險決策前景理論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決策主體除受自身心理特征的影響，還受所處環境的影響，計劃行為理論將外界因素的作用引入到對行為主體的分析中。因為人的行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處于一定的控制之下，因此該理論認為行為動機是行為的直決定因素，但動機又由行為人的態度、主觀愿望、實施行動的難易程度及其所處的特定社會壓力等共同決定。運用計劃行為理論研究公眾參與節能行為，可以發現公眾對某一節能方式將產生的結果及這些結果評價的信念，從而進一步發現這些信念決定其態度、主觀規范和行為控制的感覺，目的在于描述這些因素對其選擇節能方式的影響，并揭示這些因素對其參與節能行為的影響程度的大小。上述三種理論是研究消費者選擇行為，同時也是開展公眾參與節能行為的理論基礎，是一個逐步演化完善的過程，解釋性越來越符合現實，但是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筆者認為計劃行為理論也不能完美地揭示公眾參與節能的行為，除了該理論提出的態度和主觀規范的共同作用外，公眾的節能行為還要受到社會規則的影響，社會規則是公眾評判節能行為是否合理的基石，公眾是否參與節能行為必定要受到社會規則的制約，公眾對節能行為的對錯、好壞的認識正是基于社會規則作出的。

二、公眾參與節能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公眾參與節能行為的影響因素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類，相關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進行。

1．內部因素。公眾參與節能行為的內部因素是指影響其參與節能行為的個人及其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收入、居住模式、個人特征、心理動機等。（1）家庭收入。研究表明收入是影響能源消費的主要因素，通常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收入與能源消費呈正相關關系，且能源消費的收入彈性系數小于1；另一方面，在統計上發現家庭收入明顯與大型的節能投資正相關，表明高收入家庭更傾向于技術節能。這也與常識認識相吻合，因為技術節能的初期投資往往較高，對高收入家庭來說不會構成財力上的負擔，而低收入家庭財力有限，限制了其技術節能的傾向（Lenzen，2006）。（2）個人特征。人口統計學特征通常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文化程度、民族、等，對人口統計的分析可以提供消費者需求的相關信息。大量研究顯示年齡對能源消費具有顯著影響，在對一些相關實證研究中，出現了具有明顯差異的三種結論，即正相關、負相關和曲線曲線關系（Long，1993；Hirst，1982）。個人的文化程度對節能行為的影響也有不同的研究結論（陳博宏，2007；馮丹，2008），但不同的教育水平卻能顯著地影響到不同節能措施的采用程度（Poortinga，2003）。王鳳（2007）研究了性別對公眾節能行為的影響，認為性別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對公眾節能行為具有較大的影響。（3）生活方式。關于生活方式對能源消費的影響，大都集中在居住模式、家庭活動、消費習慣等對能源的影響方面。居住模式是指家庭住宅的規模、數量、結構以及住宅產權等方面。一般來說，居民的住宅面積越大，其能源消費量也越大，居民則越傾向于采取節能措施以降低能耗；獨立住宅的住戶比公寓住戶的參與節能行為的意愿更為明顯。Ouyang（2009）從技術節能向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轉變具有比較大的節電空間，并以杭州居民為例，通過研究顯示生活方式中的居住行為的改善可以節電10%。（4）觀念態度。觀念態度因素對能源消費的影響研究方面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居民態度對能源消費沒有顯著影響；另一種觀點就是居民的能源消費觀念顯著影響其參與節能的行為。在影響能源消費的態度觀念中，對社會能源危機和環境效應的深刻認識、對個人在節能中作用的認識這兩個方面對公正參與節能行為具有顯著的影響。根據人們的常識性認知，對這兩個方面的認識越深刻，公正參與節能行為的態度就越積極，從而更傾向于減少能源消費。公眾的能源消費觀念態度并不意味著必然轉化為現實的節能行為（Poortinga，2003）。因此，僅具有積極的能源觀念認識不一定能夠自發地引導公眾節能行動的產生，還通過一定的社會規則和個人道德規范使居民家庭采取能效措施，當一部分居民通過參與節能行為能夠獲益時，從而對其他居民形成外在的激勵，推動其改變原有的能源消費行為。

2．外部因素。（1）科技發展水平。已有的研究都能夠支持這一觀點，即節能科技的發展可以促進公眾參與節能行為。（Rosen-quist，2006；Wood，2007；Murata，2008）對此都進行了實證研究。（2）能源價格。價格是影響商品需求的重要因素，能源價格的變化必然導致能源需求行為及數量的改變。一些研究表明預期的能源價格增長會刺激節能支出（Black，1985；Long，1993）。另外，PeterWilleme（2003）推導出Logistic節能供給曲線，認為能源價格與節能量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但不影響節能措施的價格靈敏度。需要注意的是，提高能源價格只能鼓勵高收入家庭進行節能投資，而低收入家庭則只能以減少支出的方式來控制能源用量。（3）節能成本與收益。對公眾參與節能行為的成本和收益需要進行比較分析。一些研究認為節能的成本影響著居民參與節能的行為，能否通過節能行為獲取更多收益決定著居民技術節能投資的意愿，對那些通過技術節能無法得到合理收益的居民來說，電費支出、節能知識的多寡和節能信息的獲取成本對其節能行為的影響最大。（4）激勵政策。主要激勵政策手段包括能效提高政策、能源價格政策、財政補貼政策、提高能源消費稅收政策等，究竟何種激勵政策最為有效尚未取得共識。財政政策對公眾參與節能的成本與收益的調節效果比較顯著，一方面，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降低公眾節能的投資或成本可以促進其節能行為（Jaber，2005；郭琪，2008），另一方面，通過增加或提高相關的稅費水平提高能源消費的機會成本也可以激勵公眾的節能行為。（5）公共宣傳。公共宣傳是通過廣泛深入的節能行為溝通、活動，增強公眾的節能認識高度和深度，以此激發公眾參與節能行為的內在動機。相關的研究都證明了節能信息宣傳是影響公眾參與節能行為的一個重要自變量，且公眾獲取的節能信息量與參與節能活動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Quyang，2009）。一些研究也通過研究指出了節能信息宣傳存在的問題，比如：節能宣傳的密集度、覆蓋范圍、針對性都存在不足，只注重節能設備和技術推廣知識的宣傳、對生活方式節能的宣傳不足。實證研究發現部分居民沒有參與節能行為的積極性，這是由于缺少節能信息和利用這些信息的知識的（郭琪，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