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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金融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討論了我國非正式金融存在的根源及其主要形式，研究分析了非正式金融對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支持，提出了完善非正式金融對民營企業融資支持的相關對策。

一、非正式金融存在的根源

金融有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之分。金融體系通常包括兩部分：①正式的，被登記、被管制和被記錄的部分，簡稱正式部分：②非正式，末被登記的，末被管制的和未被記錄的部分，簡稱為非正式部分。金融體系中的正式部分被稱為正式金融，它包括正式金融中介體(如銀行、保險公司、共同基金等)和正式金融市場(如同業拆借市場、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所等)，正式金融處在官方的控制之下。金融體系中的非正式部分稱為非正式金融，它包括非正式金融中介體和非正式金融市場。非正式金融中介體或稱民間金融機構，如貨幣貸款人、貨幣經紀人和私人儲蓄協會等，非正式金融市場又被稱為場外市場、平行市場、地下市場、黑市、被分割的市場或無組織的市場[1]。

我國在出現了儲蓄大于投資因而貨幣資本并不短缺的情況下，之所以還存在著體制外資本市場，主要是因為政府壟斷了體制內金融資源的控制權，而政府在分配金融資源的過程中又存在著嚴重的所有制偏見。信貸額度一般都分配給了政府優先考慮的大型項目或國有企業，在市場化進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諸多中小民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很難從有組織的政府正式資本市場中獲得體制內的資本，因此，依靠有組織的銀行信貸和股票發行，這些企業是不可能抓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的。在正式融資中，除了所有制偏見外，還存在著規模歧視。在政府正式的融資安排中，大部分都分配給了規模較大的企業，中小民營企業是難以從政府正式金融中得到金融支持的[2]。

金融管制的必然結果是非正式金融的形成，當前我國金融領域的主要矛盾就是社會對金融的市場需求與政府對金融行政干預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政府面對我國新舊體制磨擦中的失業和通貨膨脹不得不加強金融調控，但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緩慢以及傳統的金融管理體制使政府不得不采用金融管制的方式解決失業和通貨膨脹問題。另一方面，政府又是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者，如果不放棄對金融的管制那么市場化改革就不可能進行到底，如果放棄金融管制，就可能因嚴重的失業或通貨膨脹導致經濟的震蕩和社會的不穩定，進而葬送市場化的改革。

從某種程度上說，非正式金融能夠提供一種信號，表明正式金融的功能是否健全以及何處不健全，并且可以從某地非正式金融的發展程度、活躍程度判斷該地正式金融功能的缺失程度。

盡管金融市場不健全和金融管制是非正式金融的主要根源，但是在金融市場健全以后以及金融管制解除以后非正式金融仍然可能存在，這是由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的某些差別所決定的。在金融市場高度發達、金融業高度開放的美國，非正式金融仍然在整個國家的金融體系中起著重要作用。

二、非正式金融的主要形式

目前我國非正式金融的形式主要有:

（1)銀行間不規范拆借。包括拆借資金用途不符合規定，如拆借來的資金不是用于補充短期頭寸之不足，而是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甚至用于炒股票、炒房地產；拆借期限及拆借利率不符合規定；收取拆借手續費不符合規定，如亂定標準，甚至索賄受賄等等[3]。

（2)將低利率貸款以高利率貸出。一些能夠獲得低利率貸款的部門或企業將貸款以更高的利率再貸放出去，從而賺取利差。這些部門或企業以借貸之名行放貸之實，因而被稱為“假貸款”。

（3）民間金融。包括通過民間金融中介類型的組織的民間融資，如“銀中”、“錢背”，聚會（浙江有些地方稱“臺會”)，甚至規模更大的地下錢莊；也包括保障性質的互濟互助，如救災互助儲金會；還包括商業性質的資金融通，如民間直接借貸，農村互助合作基金會和金融服務社[3]。

（4)以高利率為誘餌的非法集資、金融詐騙。

（5）以大量現金進行交易，如地下經濟交易等等。

因此，非正式金融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既可能是民間金融機構的行為，也可能是正式金融機構的行為。

三、非正式金融對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支持

①中小民營企業的部分資金來源依賴于非正式金融 在扭曲的金融體系下，潛在借款人無法獲得銀行貸款，同時，潛在儲蓄者發現銀行對其存款不感興趣或者對存款支付的名義利率很低，在這種情況下，潛在借款人和潛在儲蓄者就會主動尋求其他渠道來滿足各自的需要，一條渠道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另一渠道就是本文所關注的非正式金融。即使在金融受到嚴重抑制的國家，市場力量也不會消失，它只是移至它能生存的地方——未被管制的市場。從銀行獲得的資金通常又在末被管制的市場上以高得多的利率貸放出去。對許多企業，特別是那些得不到政府優惠政策的中小民營企業來說，所需要的資金中至少有一部分必須依賴于末被管制的市場，并且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它們以未被管制的市場利率而不是以受到控制的銀行利率為決策的依據。這也是那些得到銀行貸款的當事人為何遲遲不愿償還這些貸款的原因，銀行問題貸款的積累不利于正式金融對非正式金融的替代過程。

②非正式金融在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中發揮著正式金融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撒哈拉南部非洲國家，正式銀行部門為投資項目提供的資金很少，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非正式金融部門發展勢頭一向良好，有時在滿足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融資需要方面甚至勝過正式金融部門。我國一些中小民營企業，銀行對它們的內部情況不甚了解，加之這些企業一般不是政府的優先發展對象，所以它們很難通過正規渠道(如從銀行那里)獲得貸款，而它們為了生存和發展，有時又不得不從外部籌集一部分資金，在這種情況下，非正式金融無疑成了它們的救命草。

③非正式金融對我國農村中小民營企業發展中有著特殊的作用我國的農村正式金融的發展嚴重滯后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業和農產的信貸資金需求不能從正式金融那里得到滿足，另外，農民手中的閑置資金又找不到很好的出路。這為非正式金融活動在我國農村的日益活躍提供了基礎，非正式金融在我國農村的表現形式主要有農村合作基金會、高利貸、民間直接融資和扶貧小額信貸等[5]。

非正式金融在我國農村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非正式金融天然地具有市場親和力，其存在和發展彌補了正式金融的不足；二是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和適度發展對正式金融施加了一定的壓力，這種壓力有助于正式金融挖掘內部潛力，改善金融服務，爭取從非正式金融那里奪回一部分客戶，同時，正式金融的這種自覺行為也有助于非正式金融把較高的名義利率降下來以使增強自身的部分力，非正式金融和正式之間的這種良性互動關系對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信息發育是至關重要的；三是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和發展屬民間自發性的制度創新，這種創新經過政府的引導，對我國金融制度的積極演講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當然，非正式金融在我國農村中的作用是階段性的，即使政府不干預，正式金融也會隨著經濟和金融的發展，自然地逐漸取代非正式金融，非正式金融的相對地位會不斷下降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

四、促進非正式金融對民營企業融資支持的對策分析

（1）建立和發展我國非正式金融服務體系

非正式金融并不是正式金融的一個補充，它是與正式金融相并存的融資制度安排。即使正式金融相當發達，正式金融也不能完全排斥非正式金融而獨立存在。非正式金融解決了民營企業難以從正式金融獲得資金的缺口，支持了民營企業的發展。但是，如果非正式金融過于分散無組織也會降低其應有效率，所以，在西方發達國家已建立了各種各樣的非正式金融服務體系，這些服務體系旨在為非正式金融的投資者和企業家提供資金供給和需求方面的信息，為投融資雙方牽線搭橋，降低雙方各自的搜尋成本，從而提高非正式金融的效率。我國政府也應采取相應的措施，不是抑制而是支持非正式金融的發展，建立社區性的非正式金融的服務體系，以降低投資者的信息搜尋成本和逆向選擇，促進非正式金融及民營企業的發展。

（2）推動非正式金融的制度變遷

在我國漸進式的改革過程中，適度的金融管制是不可避免的。而從深層次看，體制性非正式金融的形成也是我國漸進式改革的必然產物，在一定意義上講，非正式金融部門是與其他行業市場化部門(如非公有制經濟部門)對資金的需求分不開的[2]。在我國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國民經濟中的許多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到金融上來了，政府在金融改革問題上采取較慎重的政策是正確的。在我國其他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改革還未到位的情況下，過快地放開金融部門的步伐可能會導致金融危機。但是不深化金融體制的改革又會轉過來強化其它部門對舊體制的依賴。深化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應該注意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是處理好宏觀金融調控與金融管制的關系。不能把金融管制與宏觀金融調控混同起來，金融管制是以犧牲金融改革，金融發展和金融深化為代價的，而有效的宏觀金融調控是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是處理好國有商業銀行與非國有商業銀行的關系。應該大力發展非國有商業銀行，尤其要以股份制的形式大力發展我國新型的商業銀行。

三是處理好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的關系。在我國非正式金融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經濟發展中的非正式金融，一種是體制性非正式金融。前者是由經濟發展水平和交易費用因素決定的，而后者是由體制和政策等因素所決定的。應該進行制度和體制創新，逐步地把非正式金融納入到正式金融中來，這實際上是金融深化的過程。包括為各種非正式融資提供合法的載體(如發展非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法制的、規范化的管理，任何強化行政干預的措施只能加劇金融管制，從而只能使非正式金融部門的規模越來越大。

（3）促進符合中小民營企業融資特性的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

改革以后,我國農村金融體制已初步形成了政策金融與商業金融的分離,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金融組織體系。但是由于向中小民營企業貸款的信息成本和監督成本較高,加上固有的所有制歧視,國有商業銀行不愿向民營企業貸款。同時,由于近幾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業務逐漸向大中城市收縮,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鄉鎮乃至縣市的分支機構紛紛撤離,國有商業銀行已進一步遠離了農村中小民營企業。至于農村信用合作社理應成為鄉鎮中小企業融資的主渠道,但是由于管理體制和自身經營等方面的原因,其作用難以發揮。因此，應該是在不斷完善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充分發揮其農村金融主導力量的同時,積極探索建立新的區域性民營金融機構,為農村民間投融資創造合法的渠道,并以此引導農村非正式金融的健康發展。

加入WTO后，金融業逐漸對外開放。首先可考慮將現有的農村非正式民間金融機構納入國家正式金融體系之中,使其具有合法性。在法律上或制度上保護這些民間金融機構的財產權利和正當的經營活動,以減少它們經營上制度的不確定性,進行公開的而不是隱蔽性的地下業務活動。同時,依法對其進行規范和監管；其次根據農村的實際情況,可以組建新的區域性的有農民、農村經濟組織和鄉鎮企業參加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合作制的金融機構。一方面,由于農民或鄉鎮企業真正成了這些金融機構的所有者、股東或老板,有利于產權明晰和治理結構的完善,也有利于增強和鄉鎮企業的親和力；另一方面,區域性的金融機構能較容易和充分地了解本地區鄉鎮企業的經營狀況和信用水平,易于解決“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有利于降低貸款風險、降低信息成本和監督成本。

參考文獻：

1.張寧.試論中國的非正式金融狀況及其對主流觀點的重大糾正.管理世界，2003(3)

2.秦漢鋒.非正式約束下的金融制度變遷.銀行家.2004.8

3.劉民權,徐忠,俞建拖. 信貸市場中的非正規金融.世界經濟,2003.7

非正式金融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金融成長，國際貿易中心

荷蘭是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國家，構建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加快了其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本文以荷蘭金融與產業成長歷史為線索，分析荷蘭成為超級大國的基礎和根本原因所在，從而揭示金融成長如何保證和加快產業成長，為我國發展提供借鑒。

一、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與商人資本

（一）農業商品化與“商品農”

荷蘭獨立后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導致農業的分工和專業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專業化農業生產，農產品的商品率相當高國際貿易論文，成為歐洲國家糧食的重要供給國。荷蘭弗里斯蘭的哈姆馬農產品的商品率甚至達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蘭經歷戰爭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帶漁業成為重要產業，與當時其他國家不同，荷蘭的三大漁業（鯡魚、鯨魚和鱈魚業）不僅僅限于捕撈，而且還進行加工、包裝或提煉，漁業成了一種工業。荷蘭省北部島嶼以及荷恩與阿姆斯特丹之間地帶17世紀上半葉從事海上漁業加工的鄉村男勞力占其總數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羅的海的鯡魚中75%是荷蘭運輸，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蘭一國要占歐洲全部鯡魚年產量的1/2以上。

農產品、畜產品和漁業從生產、加工到銷售已形成大規模商品生產，高產量、高商品率和眾多的從業人員說明荷蘭的農業已突破傳統生產方式，農業已形成一種產業，支撐著荷蘭經濟強國的基礎。德·弗雷斯(1971)[2]總結認為，荷蘭鄉村經濟轉變的主要特征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農”的形成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作為前向聯系，農產品的商品化維系著為之服務的運輸和市場網絡。憑借繁密順暢的流通渠道，鄉村農產品貿易不僅遍及國內，而且擴大到國際，成為荷蘭龐大商業帝國機器運轉的“基本劑”。作為后向聯系國際貿易論文，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刺激了人們對于土地開發的投資興趣，推動了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肥料和飼料的貿易擴大，促進了鄉村手工業的興起和教育的興辦。直至整個18世紀，荷蘭農業始終在歐洲保持了最先進的生產水平。

（二）工業與金融業的形成

紡織業特別是呢絨工業是荷蘭的第一支柱產業，已形成生產的大眾化，而且紡織業的結構調整（如新呢絨生產取代舊呢絨生產）使荷蘭保持著持續的優勢。至17世紀，來登成為歐洲最大的毛紡織中心。

國內工業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業。在17世紀初期造船業已成為荷蘭居第二位的支柱產業。政府興建的國內四通八達的運河和造船業的大型化、機械化使荷蘭水上運輸趨向經濟化——運輸成本低廉化。造船業既為荷蘭的海外貿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又為荷蘭國內經濟飛躍提供了基礎，促進了荷蘭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形成和發展，同時推動了海上貿易在全球范圍的興起。

（三）商人資本與農業、工業成長

在農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成長過程中，商人資本起著重要作用。在經濟發展起始階段，由于經濟規模較小，商人資本和產業資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為一體。當荷蘭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迅速擴大時，產業成長的預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資本流向農業和工業，由于商人資本具有雄厚的資金、專業的商業技能，從而逐漸控制了生產和銷售的全部過程；同時，與商人資本早期實行合伙制的原有生產者逐漸喪失生產資料國際貿易論文，淪為工資勞動者。產業資本的增加進一步加強了農業產業化和工業的發展，即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專門從事農業、制造業的產業部門和專門為產業融資服務的金融部門。

二、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與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

（一）現代銀行制度與對外貿易

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擴大以及造船業的經濟化促進了荷蘭的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大內在地要求金融機構為之提供便利的國際貿易支付體系。在威尼斯銀行業模式基礎上建立的金融機構框架已不能使支付體系順暢、有效。此時，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進行了一個劃時代的改革——銀行券代替硬幣，同時要求進出口商在該行開立賬戶，600弗羅林以上的支付必須使用匯票。“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是金融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對經濟推動作用產生一個飛躍的轉折點，最初發行是為了節約金屬鑄幣和在支付體系內提高效率，但卻為后來信用貨幣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嘗試，開辟了通過創造廉價貨幣以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1]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業務創新對荷蘭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實也達到了預期目標。更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國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銀行結算，既帶來了資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變為國際貿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產生大大滿足了產業成長所需資金。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的擴大，使得僅依靠內源融資不能滿足產業成長的需要國際貿易論文，傳統的銀行借貸既受資金來源約束，也有籌資成本過高的影響。信用工具的產生使得貨幣乘數作用出現，從而為產業成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對外貿易迅速成長為荷蘭的支柱產業。第三，降低了籌資成本。銀行業務的創新大大便利了資金的借貸，也促進了銀行業的競爭，大量銀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銀行的借貸利率比歐洲其他國家要低幾倍，低利率貸款為產業擴大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馬克思所言：“在荷蘭，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已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而且在發展過程中，生息資本已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證券市場與貿易壟斷

海外貿易的迅速成長激發荷蘭人紛紛組織貿易公司，同時帶動了銀行業和保險業的擴大，產業成長（海外貿易）大于金融成長，資金需求成為瓶頸；同時荷蘭在早期實行的合伙制貿易方式問題凸顯：這種具有短期行為特征的貿易方式與荷蘭迅速壯大的海外貿易不相匹配。為解決長期資金問題，1606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之時即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股票，這張股票讓荷蘭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輝煌。該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會募集資金，有的股東只有幾十個荷蘭盾，表明股份制在荷蘭已成為普及的籌資和投資方式。1608年國際貿易論文，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建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股票交易所。盡管只有聯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還有政府發行的各種類型的債券（更多股票和證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場交易），這個市場卻擁有成熟的交易技術，包括期權和期貨合約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當時歐洲的商業中心，與此相匹配，該交易市場成為國際股票市場的中心。——17世紀荷蘭資本積累比歐洲各國的資本總和還要多，對外投資比英國多15倍。投資于歐洲、東印度和美洲的外國債券的資金超過3.4億荷蘭盾。英國國債的很大一部分由荷蘭人持有，每年有上千萬荷蘭盾的利息收入[3]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更為重要的是17世紀中葉的“金融革命”——各省從向商人—銀行家借款轉為直接向富人出售國庫券。阿姆斯特丹成為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長期信貸供應者，成為一個規模空前的國際金融市場。

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為對外貿易提供了豐富的資金，也解決了企業所需的長期資金問題；同時，證券市場的大眾化使得金融成長快于產業成長，從而保證和加快了現代商業（海外貿易）的成長。.

股份制幫助荷屬東印度公司打敗英屬東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貿易壟斷地位；證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銀行的建立為對外貿易提供了雄厚的資本和便利的支付體系；資金的自由流動使阿姆斯特丹成為資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創新使國際資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發達的金融體系又為荷蘭和其他國家提供了廉價而便利的資金來源。金融成長把廣大居民購買力的利益和產業成長（海外貿易）直接結合起來，促進了荷蘭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荷蘭成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同時國際貿易論文，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至此，現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幫助荷蘭確立了國際貿易中心，金融成長和產業成長進入成熟期。

三、資本自由流動與產業衰落

海外貿易匯集的大量財富和諸多物產，源源不斷流入荷蘭，進而轉化為巨額商業利潤和資本，至17世紀中期，荷蘭已成為世界商業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資金自由流動，出現國內資本脫離產業轉向借貸資本，貸款回收的困難和泡沫經濟的破滅，動搖著其金融體系的穩定。

首先，轉口貿易的興盛改變了商人資本的性質。商人資本原為獲取商業利潤而參與并逐漸控制國內產業生產，當轉口貿易變得更為有利時，商人資本便傾向于進口而非制造，資本則由產業資本轉向商業資本，顯然阻礙了國內產業進一步成長。由于轉口貿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為首的商業城市，期望靠轉口貿易擴大財富國際貿易論文，無視國內工業成長的根本利益，激勵政府實行低關稅，對國內工業放棄保護，也就意味著對國內產業成長的阻礙：海外貿易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交換的基礎；放棄國內工業保護，也就意味著商品生產國商品競爭力的提升和直接貿易的興起，荷蘭的轉口貿易失去依托。商業資本在荷蘭商品經濟發展中不是逐步讓位于工業資本，而是使工業資本越來越屈從于自己，這一演變趨勢與西方近代資本結構演變的總趨勢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長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基礎和載體。金融業在促進海外貿易迅速成長的同時，荷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紀后期，荷蘭資本更多用于對外借貸而非國內產業投資。荷蘭金融業的高度發達具體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國家的利息率則是荷蘭的幾倍。由此不僅導致商人資本從產業資本轉向借貸資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國內低息借貸，國外高息放貸，進一步加劇國內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減少。

第三，銀行壞賬形成金融危機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到18世紀末期國際貿易論文，荷蘭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業資本主義演變為借貸資本主義。對外大量放款為荷蘭贏得了金融資本家的美譽，然而對外放款的對象：一是外國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強了外國的軍事和工業實力，另一方面戰爭使得大量貸款成為壞帳，嚴重影響著荷蘭的金融業；二是對外金融投機，到17世紀下半葉，其影響超過對外貿易。1758年，荷蘭商人購買的英格蘭銀行、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這些股票總額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導致投資者損失慘重。壞賬的形成和商人資本的損失大大降低了荷蘭的金融競爭力。各種投機活動導致一系列銀行破產倒閉，引發1763年的金融危機。

四、啟示

1．產業成長是現代金融體系形成與成長的基礎

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的興起增加了融資需求，銀行券、匯票、期權、期貨、國庫券等金融工具創新蓬勃發展，證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銀行、非正式交易市場等現代金融體系產生，產業成長引致金融成長；另一方面，金融成長又為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提供充足的資金，進一步促進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業本身得以成長。

2．現代金融體系保證和加快了海外貿易的成長

阿姆斯特丹銀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顯示了現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荷屬東印度公司發行的股票既保證了企業長期生存，又促使荷蘭海外貿易迅速獲得壟斷地位；資金的自由流動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資金的集散地。因此，銀行券、國庫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創新、銀行制度和證券市場等金融制度創新既保證和加快了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國際貿易論文，又促進了金融業自身的成長，使荷蘭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的世界霸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荷蘭是“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蘭是“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的象征” [4]。

3．金融成長與產業成長必須保持合理關系

金融成長以產業成長為基礎。“郁金香事件”顯示了泡沫經濟的危害，此后歷史上多次的泡沫經濟與此都有相似之處——金融成長脫離產業成長必然帶來泡沫的破滅；“南海事件”表明資本自由流動的負面效應，美國歷史上也多次發生外國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的金融危機。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長超過產業成長所需以及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危害已引起各國關注，尤其是擁有外國巨額證券資產時更應引起重視，國家金融安全成為政府的職能之一。

作者：史恩義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縣人 工作單位：山西財經大學國際貿易學院

職稱：副教授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投資

學位：經濟學博士

參考文獻

[1].范?德?沃德．鄉村史系學報與荷蘭鄉村史的研究[J]．歐洲經濟史雜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黃金時代荷蘭的鄉村經濟1500—1700[J]．經濟史雜志，1971，31(1)：266-267．

[3].唐晉．大國崛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6．

非正式金融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內容摘要：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制度的移植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這些金融制度移植過來后多數水土不服，效果不佳。因此，如何根據國情，在現有的約束條件下進行金融制度移植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是我國金融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關鍵。

金融制度的移植與創新

健全的金融制度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前提，而作為一個必須隨貨幣資金流動客觀需要不斷變化的動態系統，金融制度健全與否又取決于其能否針對金融發展而及時、準確地作出適應性的更替，因而，金融制度總是處于不斷的變遷之中。一般來說，金融制度的變遷過程大致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一是金融制度移植，二是金融制度創新。

我們可以把金融制度移植理解為某一國家或地區的金融制度中的一部分移植到其他國家或地區，使其成為接受國或地區的金融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于什么是金融制度創新，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認為，金融制度創新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狹義上講，只有從無到有地形成某項全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稱之為金融制度創新，但這種情況很難出現；從廣義上講，只要是對原有的或從國外移植來的金融制度作局部調整或某些更新，以適應變化了的實際情況，就可以認定為金融制度創新。本文所探討的是廣義上的金融制度創新。

之所以要進行制度的移植，是因為制度的移植對于移植國家來說有很多的好處。它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成本，W·拉坦說，制度創新的引入，不管它是通過擴散過程，還是通過社會、經濟與政治程序所進行的制度轉化，它們都會進一步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當中，有必要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及一些被市場經濟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這其中就包括金融制度在內。

但是，單純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無異于舍本逐末，其后果可能使自己的發展永遠受制于別人。只有在自我創新的前提下進行制度移植，才能做到揚長避短，優勢互補，相得益彰。

金融制度移植的約束條件

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是某種金融制度取代另一種金融制度，制度的移植還存在著兩種不同制度是否相容的問題。對于“移植”的部分，必須經過一些相應的變更，以使外來制度本土化才能實施，也就是說金融制度的移植并非是無條件的，在移植的過程中會存在許多約束條件，若對這些約束條件視而不見，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有可能失敗。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種非正式約束，而我們所移植的金融制度屬于正式約束，它與一國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民族精神等有著廣泛的聯系。薩維尼認為，一國的民族精神決定一國的法律制度。顯而易見，民族精神這一文化因素對一國的法律制度的影響是不應被低估的，正式規則中包含了大量的隱性的非正式規則。新制度經濟學也認為，正式規則只有在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規則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別國的某項金融制度若與本國的文化存在重大沖突，那么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會失去效果或產生移植不適應癥。這就要求我們在引入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制度時，既要對來源國的金融制度的文化背景作深入細致的了解，又要對準備移植的金融制度與本國文化的適應性作科學的、真實的評估，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理性選擇。

經濟因素。經濟因素對金融制度的移植，其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一國金融制度體系的結構。二是市場經濟發育程度的不同。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已經高度發達，而我國的市場體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當前我國在融入WTO的過程中，金融制度層面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許多方面帶有計劃經濟的痕跡，這與WTO的許多規則存在一定的沖突。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并非是WTO規則這一正式制度的制定者，使我國入世在事實上就成為強制性變遷的金融正式制度的執行者，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走的卻是一條漸進式的道路，因此，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金融制度就有一個在我國改造的過程。這也是我國當前許多金融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國體、政體和政治權力的配置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大部分是通過市場來進行的，但政府對資源的配置仍然起一定作用。在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直接來源于政治權力的主要載體——國家，而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由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來自市場本身。由于我國的金融制度變遷是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金融制度供給和需求的主體都是政府，這就決定了在我國金融制度的制定過程中，政府帶有決定性的影響。

我國金融制度移植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金融制度的移植在我國很活躍，這與我國融入WTO后金融業開放程度不斷提高，而原有的金融制度不再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有關。但是，由于我們在金融制度的移植過程中，缺乏成熟的經驗支持，存在不少的問題，極大地影響了金融制度移植實效的發揮。這主要表現在：

對金融制度移植的性質、特點和規律把握不是很準。表現在對移植的理解就是“拿來主義”，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制度與本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是否相容，沒有進行深入的對比分析和全面了解，以至于移植來的金融制度在運行一段時間之后實效不大或出現負效應。如在我國設立大區行制度就是從美國移植而來的，當時我們只考慮到為了增強央行的獨立性，減少地方政府對央行各分支機構執行貨幣政策及銀行監管方面的干預這一因素，而沒有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與美國有很大的差別，中國的大區行并不具備美國地方聯儲較強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制定、執行能力。因而這一制度移植進來之后，原有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還產生了新的問題，由于省會中心支行的地位降低，影響力較小，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有限，使得中央政府近來又不得不重新考慮將大區行的制度進行改革。實際上，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下，央行分支機構工作的開展是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與配合的，大區行的改革思路是正確的，但在做法上有些超前了。

表面文章做得多，沒有抓住本質性的東西。一些金融制度的移植基本上只是引進了一張皮而已，對于深層次的內容卻沒有深入領會。如銀行服務業收費制度的推出就是如此，華廈銀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副行長說得非常好：收費服務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沒有過硬的特色服務，一旦某銀行收費了，就等于拱手把自己的客戶讓給了別人。一些銀行在引入這項制度時，只看到了服務收費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卻忽視了在收費的同時是以提高服務質量為前提的，結果導致這項制度在國內推出后遇到了很大民眾及某些行業的抵制。

金融制度移植，實質上是一個外來的金融制度本土化的過程。因此，我們在對待金融制度移植這個問題上，一方面要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對要進行移植的金融制度進行篩選揚棄，擇優汰劣，尋求最適合我國目前金融業發展現實狀況的金融制度作為移植的對象，并結合內外環境約束加以改造和具體化；另一方面，要辯證地否定本國原有金融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合理成份，在此基礎上走向融合創新，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制度體系。

參考資料：

1.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2.籍慶利、田永豐，制度變遷中的創新精神探析[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2)

非正式金融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供求均衡；河南省農村金融；體制改革

本論文為校級科研項目：“供求均衡視角下河南省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研究”（項目編號：2016-PK-30）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2月28日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現狀。近年來，國外學者們從農村商業性金融機構、非正式金融組織、農村金融產權制度及農村金融管理體制等方面對農村金融體系進行了大量研究。Wyn Grant和Anje Mae Namara（1996）以英國和愛爾蘭地區農戶的外源資金供應者為研究對象，通過實地走訪金融機構的方式，針對農村信貸金融機構商業化發展前景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究，得出創新型金融產品和借款機會會得到農戶充分利用的結論。Hans D.Seibel（2001）認為農村金融市場在規模、延展性、持續性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提出非正式金融組織正規化的觀點。Neil Argcnt（2000）通過大量研究，得出現代股份合作制將會逐漸取代互助合作制的農村金融機構產權制度的結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國內學者對于農村金融的研究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農村金融市場供求方面：葉興慶（1998）認為供給型金融抑制是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的主要表現形式，原因在于農戶在向正規金融機構申請貸款時借款數量受限；農村非正規金融研究及利率確定方面：江春（l998）認為民間信貸利率的高低由借貸者關系、淡旺季節、資金供求狀況、期限長短決定；農村金融體制研究方面：何廣文（2006）指出農村金融主體產權改革不全面是導致信貸利率不能真實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主要原因。

二、河南省農村金融需求、供給現狀

（一）河南省農村金融需求現狀。河南省農村金融需求主體因受省內種種原因的影響，而表現出和其他地區農村金融需求主體不同的特點：第一，農戶資金需求量小且地區間差異大。河南省農戶的經營模式大多規模較小，因而所需貸款額度較小。而且，河南省不同地^農戶的生產生活狀況差異較大、經濟發展水平高低不同，進而地區間農戶對資金的需求量差別也較大；第二，農戶資金需求以非農生產和生活為主。相關資料顯示：河南省農戶在取得金融機構貸款后，他們首先把所貸款項投入非農生產，其次是生活用途，最后才是農業生產，其中民間私人借貸資金中87%的比例用于非農生產和生活用途；第三，農戶資金需求主要依賴非正規金融。據有關調查顯示：河南省農民在融資時，86%選擇向親人朋友借貸，28%選擇信用社和農業銀行；7%選擇其他正規金融機構。

（二）河南省農村金融供給現狀。有關數據顯示：河南省在2014年的時候小型農村金融機構營業網點已達5，270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營業網點達250個；整個省在農業方面的貸款在2015年達4，567億元，占全部貸款的90%。這些數據說明具有合作性、商業性、政策性的農村金融體系在河南省已初步建立。盡管如此，在供給方面，河南省農村金融仍然存在很多問題：第一，國家所有的商業銀行資金供給量減少。1990年開始，隨著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速度加快，部分中國農業銀行也大規模地撤離農村地區，這無疑增大了農村資金供給的壓力；第二，政策性金融功能不夠完善。因農村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職能存在交叉，再加上農村金融業務單一、功能不全的特點，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發揮作用，導致大量的農村儲蓄資金用于非農業生產和經營，甚至轉向城市；第三，農村合作金融競爭意識增強。在將盈利作為首要目標時，合作互助的性質驟變；服務范圍、業務對象逐漸變化，貨幣流向經營效益好、風險低的農村企業，而對農戶的資金支持大大削弱。

三、河南省農村金融供求存在的問題

（一）貸款需求總量多，供給總量少。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以及農業均呈現快速發展態勢，然而農村金融機構在資金供給量方面并不能滿足農戶日益對資金的需求。同時，由于儲蓄存款在農村轉化為投資的能力不充分，農村金融供給增長空間進一步受到抑制。盡管農村信用社在農村金融方面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但由于其受種種因素限制而在金融市場上表現出競爭力不足的態勢，很難有足夠的資金供給農村金融需求。

（二）信貸主體單一化，需求主體多樣化。普通農民、農村企業、養殖農戶、農產品加工廠、銷售小商品的個體戶等都是農村信貸資金需求者，他們是具有多元化、多樣化發展的農村信貸需求主體。然而，農村金融機構在資金供給方面總是要求資金使用在其規定的范圍內。例如，農村信用社在向農村企業提供貸款時，它不會考慮農村企業多樣化、個性化需求，因為它不僅對貸款用途進行了明確規定而且主要提供小額信用貸款和抵押類貸款。

（三）不匹配的信貸資金限額。大額度貸款資金足夠，小額度貸款資金不足是農村信貸資金主要特點。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大都實力雄厚、資信良好，盡管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的資金需求屬于大額商業性農業貸款，因其借款風險比較小，所以資金需求容易得到滿足。但是，廣大農戶以及農村中小企業的貸款需求卻不易得到滿足，主要原因是：生產經營風險大、貸款需求額度小、辦理手續繁瑣。2011年，作為中小額借款發放率最高的農村信用社，6，000元額度以下的貸款次數占所有貸款次數的27%，12，000元額度以下貸款資金僅占總的農貸金額的20%。

四、優化河南省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對策

（一）完善發展農村金融機構的支農功能。完善河南省農村金融機構的支農功能可以從以下三點著手：第一，農業發展銀行要改善資金來源和業務結構，進一步加大支農力度；第二，農村信用社要不斷優化其治理結構，增強其服務職能；第三，引導縣以下的郵政儲蓄資金回歸農村，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服務。

（二）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合理引導非正式金融組織。河南省農村金融改革勢在必行，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究：第一，完善政策性金融機構在補償方面的制度創新，引導政策性金融機構增大對農村地區的資金投入；第二，深化河南省農業貸款收益補償制度，完善利率管理制度改革。例如，為了提高農村金融機構對農村經濟發放貸款的熱情，在利率管制方面，可以制定一些特殊的優惠政策甚至取消。

（三）強化農村金融產品創新。農村金融機構要不斷開發新的信貸產品及新的服務方式才可以滿足農村金融的多樣化需求。農村金融產品要根據不同需求主體的差異性，開發適合需求主體的金融產品，既要確保它的可操作性，又要確保農村金融服務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最終實現提高農村金融服務的目標。

（四）治理農村信用環境，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政府、銀行以及企業之間的關系等共同構成了農村的信用環境，只有各個組成部分協調發展才能讓農村資金供求發展呈現最佳狀態。首先，地方政府必須加強農村信用法制建設，大力整治信貸投資外部環境，嚴肅追究惡意違約者的法律責任，提倡誠實守信，創造既安全又守信用的良好農村金融氛圍，以全新的信用面貌引進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為農村發展提供資金；其次，不斷完善農村誠信體系建設；最后，組織好農村企業與農村金融機構的接洽，構建企業和銀行可以自由地相互選擇的信用貸款平臺。

（五）引導農業保險健康發展。農業保險的健康發展可以大大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政府應結合社會各方的投資，設立既符合河南省農業經濟發展狀況，又與保險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農業保險機構。農業保險機構在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原則下采取農戶、農村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共同出資及政府補貼的形式投保。對農業保險機構的發展采用鼓勵的方式，鼓勵其多元化經營，鼓勵其投資主體不斷擴大化，鼓勵其引進外資等。

河南省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巨大工程，我們要在市場化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方向的引導下，根據河南省農村金融需求特點創新農村金融體制，實現河南省r村金融又好又快地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陳亮，楊靜.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路徑選擇[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3.7.

[2]廖東聲，何琳.農村融資的供給約束分析[J].農村經濟，2012.12.

[3]馬占.完善河南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研究[D].鄭州：河南農業大學，2012.

非正式金融論文范文第5篇

復旦大學 陳沁

芝加哥大學 宋錚

“城市化將如何應對老齡化？――從中國城鄉人口流動到養老基金平衡的視角”

《金融研究》2013年第6期

農村人口城市化能否在緩解城市老齡化壓力上起到重要作用？區別2010年第六次普查人口與2010年“自然人”（在沒有城鄉遷移假設下的推測人口數據），以此為依據計算這十年城鄉遷移人口，得以算出農村人口分年齡、性別的遷移率。作者發現農村人口在15歲-49歲具有較高遷移率，而其他年齡階段的遷移率較低。

在計算人口城市化對中國城鄉人口規模和年齡結構的影響后，作者發現：納入遷移人口后，城鎮人口的贍養率增速顯著下降。2040年-2060年，農村人口移民使城鎮人口的贍養率比沒有移民流入的情況降低了0.3左右，這意味著對于每三名工作年齡人口，他們需要贍養的退休年齡人口將減少一人。中國的老齡化趨勢將在農村人口城市化的作用下被有效緩解與推遲。

模擬了城鄉人口遷移對城鎮養老保險收支的影響后，作者發現人口遷移對中國維持穩定的社會保障系統有重要意義。2040年-2060年，有城鄉遷移的養老金依賴率比沒有城鄉遷移的情況要低約0.3左右。而城鄉遷移人口將使快速增加的養老金債務規模變得相對平穩，并將沒有遷移情況下收支最不平衡年份的收支平衡度提高約36%。這為中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平穩度過老齡化沖擊提供了有利條件。

作者進一步發現，生育率提高在短期內效果不明顯，但能在長期內緩解老齡化并改善養老金收支。無論是否有城鄉遷移，推遲退休年齡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養老金收支的不平衡程度。由于勞動年齡人口的繳費窗口擴大，遷移人口對養老基金收支的作用將更加明顯。在有城鄉遷移的模式下，若將退休年齡在2040年推遲至65歲，養老金收支不抵時間將被推遲到2050年，債務差距將始終保持在30%以下，大大好于不推遲退休年齡的模擬情況。 制度 城鎮化影響勞動收入不平等的變化

清華大學 高鴻鷹、武康平

“城鎮化與勞動收入不平等：

一個動態分析”

《經濟研究》工作論文第WP612號

城鎮化諸相關因素影響了勞動收入不平等的變化。1.城鎮正式部門的擴張極大推動了勞動收入不平等的變化。如果僅考慮城鎮化因素，勞動收入不平等的上升率不可能高于城鎮正式部門的擴張率；2.城鎮正式部門擴張，推動勞動收入不平等的上升率逐漸降低，并決定了勞動收入呈倒U型的變化趨勢；3.城鎮正式和非正式部門的勞動收入、農業人均產出和產品相對價格、城鄉遷移成本等都影響勞動收入不平等的動態。

城鎮化路徑選擇需要市場機制與政策干預的有機結合：市場機制有利于城鎮化相關部門的微觀協調，并最終消除勞動收入不平等，但市場機制卻難以避免收入不平等階段性地過度擴大。同時，城鎮化進程中各種市場失靈也需要適度的政策干預。政策干預有利于避免勞動收入不平等的階段性過度擴大，但不當干預會扭曲相關利益主體之間的微觀協調，從而扭曲甚至阻礙城鎮化進程。 觀點 作弊的大學生更可能

選擇公共服務領域的工作

哈佛大學 Rema Hanna

賓夕法尼亞大學 Shing-Yi Wang

“不誠實以及選擇進入公共服務領域”

NBER工作論文第19649號

本文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政府部門在篩選應聘者時，應該看重他們的能力，還是他們的品行？

在實驗環境中就一個簡單任務（擲色子）作弊的大學生，他們更可能顯示出對進入公共服務領域的偏好。更為重要的是，會在擲色子中作弊可以預測現實中政府工作人員的腐敗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