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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產生的歷史條件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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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健詞：社會學理論 建構 功能 困惑

一、社會學理論是什么

從某種角度上說，理論是在講一個獨立完整系統的故事。這個故事可以解釋我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然而，理論又有專業與非專業之分。專業理論和非專業理論的區別在哪里？著名美國社會學家喬治·瑞澤爾在他的《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一書中，列舉了社會學專業理論與日常生活中的非專業理論的差別。大概可歸為以下幾點：（1）專業理論較之日常生活理論，表現出更多的系統性；（2）專業理論常常建立在已有理論基礎之上；（3）專業理論提出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發表，這對該理論的前途來說至關重要；（4）專業理論更依賴相關資料的收集；（5）專業理論可以是關于社會的總括性和通則性的思考；（6）專業理論同樣關注理論的應用層面。以上六點，決定了社會學理論與一般生活理論的區別，也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社會學理論的地位。

社會學的理論，講的自然就是關于社會學專業的故事。同樣，引用喬治·瑞澤爾的定義：社會理論是一組互相關聯的觀念，能對社會世界的知識加以系統化、能解釋社會世界，并且預測社會的未來。需要指出的是，瑞澤爾的定義實際上是對經典社會學理論的定義，但實際上，并非所有的社會學理論都要能夠全面解釋社會世界，也不一定都要預測未來。

二、理論的建構

許多人認為社會學理論脫離實際，深不可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對理論建構過程的不了解。所以談一談關于理論的“理論”，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關于社會學理論的根源。所有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它的源頭都是哲學。它產生于人們的思辨過程。當然，光有哲學的思辨是不夠的。其他學科區別于哲學的關鍵在于它們是可以實證的。而迄今為止最具實證性的學科無疑就是數學。而我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將哲學與數學完美結合的學科。這是從學科的角度來談。

接下來是社會學理論產生的條件。在我看來，社會學理論產生的條件有兩個方面：社會歷史條件和研究者的主觀條件。所謂社會歷史條件，就是指該理論產生的特殊的社會背景。社會學理論是為了解釋社會現象，因此社會現象的歷史性決定了社會理論的歷史性。一般來說，越是復雜的社會背景條件，產生社會學理論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者的主觀條件，在我看來，是最關鍵的。同樣的根源，同樣的社會歷史條件，甚至同樣的科學研究方法，為什么只有少數人可以提出經典的社會學理論，其他人則不行？用米爾斯的話說，它取決于理論家個人的社會學的想象力。

談完了根源與條件，現在來談一談這個故事究竟是怎么講的。要了解理論建構的過程，首先必須明確理論的要素。喬納森·H·特納認為，社會學理論應有三個要素：概念、變量和理論的陳述與格式。另外一些學者，也提出了相關的理論建構方法，但內容上大同小異，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區別。

三、理論的功能

理論的功能何在？首先，我以為，社會學理論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增進我們對社會的認識。社會學理論是用來解釋社會現象和社會關系的，我們掌握了理論，就可以對社會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體現在它可以增進我們對自己的了解。我們都是社會人，社會學的理論適用于其他人，同樣也適用于我們。

第三，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在于對其他理論的批判和修正。這對于社會學自身的發展是很重要的。社會學這門學科也正是在這種對立中不斷發展。

第四，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能體現在應用層面上。比如，喬治·霍曼斯的交換理論，就被廣泛運用于經濟活動中；默頓的越軌理論則被用于社會控制的實踐中。

四、理論的困惑

在肯定社會學理論具有諸多功能的同時，我們也可發現社會學理論中存在的困惑。

1.理論與現實的差距。人類的無窮的智慧和極強的語言與文字表達能力，賦予了人們對一個問題可以換角度，換說法的進行反復論證。宏大理論的產生也大多基于在語言上玩的花招。米爾思在其《社會學的想象力》中就概述帕森斯關于行動系統理論的主要內容后。他不無尖刻地指出，宏大理論中的繁文冗詞中確實有一些東西，但是隱埋很深，不過總說了點東西：理論的客觀性問題。顯然，這是個很普遍的問題。它首先表現在理論是否真實地反應了客觀事實，它的解釋力到底有多大。其次，個人的偏見也普遍存在。“盡管個人極力避免受各種社會勢力的影響，但人們還是悄悄地溜了進去。”最后，在理論的接納方面，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嚴重影響。

2．價值無涉與權威保留問題。有人指出，社會學理論要求價值無涉，這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主觀偏見和受權威束縛。但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價值無涉帶來的是對權威的不尊重。并且，“人類社會將不再有不變的法則，因為人類可以任意改變這些法則所陳述的事實。”喬納森·H·特納在《社會學理論的邏輯》中如是說。

3.理論本身存在爭論。可能是由于社會學理論至今尚未發展十分成熟的緣故吧，關于社會學理論本身的爭論一直都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爭論來自于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爭論。即所有社會學理論的前提假設的爭論：人的行為究竟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這直接影響到整個理論的建構過程。同樣的爭論也來自于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爭論。究竟是個體具有能動性還是集體決定個體的一切？這一直是社會學理論爭論的焦點之一。另外，社會學力量論中的性別問題和現代社的起源和決定因素問題也存爭議。這無疑讓社會學理論本身的科學性遭受了嚴重的置疑。

4.中國社會學理論的困惑：本土化問題。文軍在《論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現狀及反思》中，提出了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諸多問題，大致為以下三點：首先，由于整個社會急功近利的思想十分嚴重，這種不正之風也蔓延到中國社會學的理論研究中，導致基本社會學理論研究嚴重不足。中國社會學理論面臨自后后繼無人的局面。其次，政治的導向性對中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產生異常重要的影響。這導致中國社會學理論的共性有余，個性不足。最后，中國社會學理論還過分依賴于外國已有的社會學理論，很多都是沒有結合實際地照般過來。

五、總結

到這里，故事基本上講完了。雖然社會學理論至今發展還不完善，存在許多問題，但它確實是具有很實際的功能和強大的發展潛能的。正像人類需要自然科學知識來解釋大自然一樣，人類同樣需要社會學理論來解釋我們的社會，社會的存在根本上決定了社會學理論的存在。

參考文獻：

[1]喬納森·H·特納.邱澤奇譯.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2]喬治·瑞澤爾.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社會學產生的歷史條件范文第2篇

對歷史人物評價一向是史學界爭鳴的熱門話題之一。所謂歷史人物，是指那些在歷史發展中起過重要影響，在歷史長河中留下足跡，對歷史起推動作用的人物。它不是指歷史長河中的任何一個個人，而是指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對社會歷史進程或重大歷史事件有突出作用的、影響較大的、留下明顯痕跡的人。他們對歷史發展有著重大影響，有時甚至還會起決定性作用。評價歷史人物是研究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評價歷史人物，實際上就是評價其一生的功過是非。中學生由于受到文學作品的影響，會在認識歷史人物時形成思維定勢，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往往低估、抹煞或夸大歷史人物對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對歷史人物不能形成準確、客觀、辯證的認識，這與中學歷史課堂教學目標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一、歷史人物評價的基本標準

對歷史人物，應根據他們對歷史發展、社會進步在客觀上所起的推動或阻礙作用，對人民有利還是有害而予以肯定或否定，這是評價歷史人物的基本標準。只有明確標準，才能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指導，正確地評價歷史人物要客觀公正。不要以偏概全，不要帶感彩。

二、歷史人物評價的重要前提

1.全面的客觀性。

評價歷史人物要用矛盾的眼光看待歷史人物，評價歷史人物應注意其個性特點，如品質、氣節、修養、性格等。因為在相似的歷史條件下，地位相近的歷史人物，他們的表現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如，同是封建帝王，隋煬帝氣度狹隘，對一些才能突出的詩人殺之而后快；唐太宗則胸懷寬廣，善于納諫。當然，個性特點并不是評價歷史人物的主要標準，主要標準是看歷史人物對歷史所起的作用。例如，武則天雖然大肆殺戮李唐宗室，但她統治期間社會經濟繼續發展，因此，郭沫若才會給予其“政啟開元，治宏貞觀”的高度評價。另外，應注意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之間的關系。歷史人物行動的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往往并不一致。如，秦始皇建立郡縣制為的是使他的統治“傳之萬世”，但客觀上中央集權制的建立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為的是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解除匈奴的威脅，卻加強了民族間的聯系，開辟了絲綢之路。因此，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我們應該把動機和效果結合起來，只有以客觀效果為主要依據，同時結合主觀動機，才能對人物進行辯證的全面的分析。如果只強調效果，忽略動機，學生就不能掌握正確、客觀、辯證地認識歷史人物，提高評價歷史事件的能力。

2.嚴格的歷史性。

評價歷史人物時一定要把人物放在他所處的歷史條件下來進行，絕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現實。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一些錯誤傾向：用今天的標準去苛求古人；對歷史人物的局限性估計不足，從而拔高、頌揚古人，把古人現代化；把古人與今人簡單類比，牽強附會。要把歷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評價，符合時展要求的肯定，反之則否定，同時注意不要用現代人的標準評價古人。因此，在中學歷史教學中我們一定要提醒學生，使他們認識到歷史背景的重要性，以歷史背景、時代特征為突破口，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

三、在歷史人物的評價中應注意的要點

1.決定歷史發展的不是某個英雄人物而是人民群眾。

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是促進社會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任何夸大個人的決定作用，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2.歷史發展有自己的必然規律，而個別英雄人物的出現只是歷史發展的一定時期的產物。

杰出人物的出現是時代的產物，正所謂“時勢造英雄”，但我們又不能忽略歷史人物個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同時，對歷史人物的評判我們應實事求是，重視確鑿證據，堅持唯物史觀。如曹操這種人物的出現是當時歷史的必然和客觀要求，但他個人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和所發揮的歷史作用卻主要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同時，初中歷史書對曹操的個人資料介紹不多，評價曹操這一歷史人物的史實從哪獲取？是《三國演義》還是《三國志》？曹操究竟是英雄還是梟雄？歷史史實不準確就可能評價不客觀、不公正、證據不全就可能有失偏頗。

3.一個人的活動總要受到規律的制約。

人民群眾只能遵循歷史發展規律來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如果違背規律則必將被歷史遺棄。在強調歷史規律的決定作用的同時，我們要讓學生明白個人主觀意志對歷史發展的能動作用，有時甚至起扭轉歷史航向的作用，片面夸大規律的決定作用而否認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將會犯歷史唯心主義“歸諸天命”的錯誤。

4.歷史人物的的活動必然受到時代制約。

社會學產生的歷史條件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體系；構建

從來世間萬物，無一不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連，沒有絕對脫離社會生活的物事存在。如馬克思所言，人是社會的人。網絡行為的主體——人，同樣也是高度社會化了的社會人。虛擬的網絡生活空間，正是現實生活藍本的臨摹。因此脫離現實的社會關系而單獨議論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在解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問題時不從社會學角度去進行積極思考、不考慮進屏幕背后的社會因素，竊以為都是不切實際的。

無可質疑，網絡問題仍是社會問題。繽紛繁雜的網絡行為，亦不應區別對待，仍然堅決地固守于社會現象之列。因此，網絡問題的解決，需要從社會學的角度構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體系。其間緊要，莫過于從這些形形的現象之中找出主要的東西，把握住其規律性，但社會現象錯綜復雜、千變萬化，要做到這點談何容易！本文意圖從此角度作些理論思考。

一、轉變傳統教育思想模式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國人對網絡熱情的持續升溫以及網絡問題的日愈多元化、復雜化，傳統思想政治教育顯得理論涵容量不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單調等諸多缺失。人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不是由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能否在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中度過，關系到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進而影響物質文明的建設。所以，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轉變已經是大勢所趨、人所共識。

1、轉變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構建

傳統思想政治教育，在其現實性方面，總結起來，莫過于強調受教育者自身的內化與外化的統一，而內化是關鍵，是外化的基礎。但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構建的理論基礎是觀念形態的人，而非現實意義上的人。馬克思主張將人放到社會實踐中進行分析，他說：“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有他們自己的活動所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 [1] 在這里，人的現實性包括兩個方面：第一，人是出于社會關系中的實踐的個人。“既然人天生就是社會的生物，那它就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發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對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斷也不應當以單個人的力量為準繩，而應該以整個社會的力量為準繩.”[2]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構建，必須從社會現實出發，一切以現實的人的心理和行為特點為理論構建依據。構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體系，其理論起點亦應在此。因為網絡問題的最終歸結，不論它形式上多么變化多端，仍然要靠現實的、社會的人。人們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必然要考慮進表面上隱藏而實質上支撐此類問題的社會的、現實的人的因素。誠如上述，轉變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構建，主要在于實現其理論基礎從觀念形態的人向現實的、社會的人的轉變。

2、轉變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體系

中國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歷史以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規范和倫理準則。但是，傳統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受教育者自身的自省、自習、自度等內化過程，方法上以“填鴨式”、灌輸式為主，簡單生硬，僵化陳舊，缺乏對受教育者身心發展規律的全面、合理把握；忽略了社會體制、環境、公共規則對個人成長所具有的不可忽視的潛移默化作用，具有明顯的歷史的、階級的局限性。所以，在新時代新問題下，轉變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體系理所應然。

網絡空間是社會生活領域的延伸，網絡問題的本原在于現實社會生活，因為網絡問題背后的操縱手，乃是活生生的現實人。如前所述，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不斷的繼承與創新的統一中發展的，網絡思想政治問題的解決，客觀上必然要求轉變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體系。網絡是科技進步的標志，但“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代價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乎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3]面對層出不窮的種種網絡新問題，我們需要以新的眼光來審視它，以新的方法來改造它。傳統的單一的灌輸式教育方法，在紛繁復雜的信息社會，由于忽視了受教育者作為社會人的主體能動性，僅僅將之作為一個簡單的受教客體，將教育主體所希望的、或者統治階級所希冀的道德規范采取“灌”、“輸”的手段強加于受教育者，一方面可能導致對教育對象個人行為干預過多而嚴重束縛個性發展，另一方面則導致其產生某些逆反心理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事倍功半甚至于勞而無功。

3、轉變傳統思想政治教育評價指標

中國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乃是強調為社會、為民族、為國家、為人民的“先憂天下，后樂天下”的整體主義思想。這種強烈的為國家、為民族、為社會的整體主義精神，是中國倫理道德傳統區別于西方倫理道德傳統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和優勢。不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它都激勵和團結了千千萬萬中華兒女同患難，共甘苦。但是，既然人是現實的人、社會的人，那么人應該有屬于自己的思想和主張。偉大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認為，人有思想和判斷的自由，每一個人應當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他說：“思想分歧矛盾的人，若強迫他們只按最高當局的命令說話，是不會沒有可悲的結果的。就是極有經驗的人也不知道怎么緘口如瓶，更不用說一般大眾了。”[4]

綜上，轉變傳統思想政治教育評價指標，要求在評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時，我們既不能摒棄老祖宗留下的“傳家寶”——或集體主義，同時亦不能單講個人主義。因為單一的集體主義不利于個體個性的全面自由發展，完全的個人主義則是利己主義。最好的切中點，則是“集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從集體和集體利益中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和價值追求，而個人為了實現這個追求又必須同時維護集體的利益。”[5]具體到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問題的解決，我們仍然需要在轉變傳統思想政治教育評價指標時注重把握這一原則。

二、優化一般與特殊方法結構

認為，任何問題、現象都不是孤立的，同理，任何問題的解決，都需要看到引起問題產生的多方面的客觀原因。網絡問題的解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體系的構建，需要優化一般與特殊方法結構。

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利用網絡信息傳播、人際交往及社會文化特點，根據思想政治教育規律要求和網絡化發展特點及國家政治和社會發展需要所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應該看到，網絡問題只是眾多社會問題的一類，屬于特殊；解決這一特殊問題，得借助于一般社會問題的方法論，這是找共性。在探索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體系的過程中，我們不能被單一的個性所蒙蔽眼睛，更不能只注重這些問題的共性而采用一般的、泛泛的方法。如果我們混淆于一般與特殊之間，將一般問題特殊化或者將特殊問題一般化，無疑于都會陷于思想工作方法簡單僵化的境地。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形勢和任務都發生了和發生著巨大變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不斷科學化、現代化。因此，優化一般與特殊方法結構，時時兼顧一般與特殊，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實效的方法保證。

三、構筑有效的檢測評估體系

思想政治教育評估，是指“根據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主義性質和要求，通過信息反饋和對信息的定性、定量分析，對思想政治教育活動過程及其效果進行評判的一項活動。”[6] 思想政治教育評估具有導向性、客觀性、相對性等特點，它對思想政治教育過程能起到及時的調控作用和診斷反饋作用，更是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直接動力。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問題的最終解決，客觀上也需要構筑一套有效的檢測評估體系。因為就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評估本身而言，也就是一次思想政治教育。通過評估，可以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得失成敗進行一次全面的總結，可以說，二者是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一個整體。

1、以黨性原則為指針來構筑有效的檢測評估體系

縱然網絡信息五花八門，良莠不齊；即使網絡空間魚目混雜，清濁難辯，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特征，在于緊緊圍繞黨的宗旨和中心任務來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傳統思想政治教育區別于西方品德教育的最大特點，在于將個人利益緊密結合于國家、民族和社會利益的實現之中。基于此，在評估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時，我們要在評估的內容和方法上反映出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上來——這就是構筑有效的檢測評估體系要堅持的黨性原則。以黨性原則為指針來構筑有效的檢測評估體系，有利于倡導正確的價值觀念，更好地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導向功能和糾偏作用。

2、以客觀原則為準繩來構筑有效的檢測評估體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思想政治教育評估是對這一過程的客觀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評估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發揚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優良傳統，這就要求構筑有效的檢測評估體系必須要堅持客觀原則，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客觀公正，不能主觀臆斷或摻雜個人情感。因此，以客觀原則為準繩來構筑有效的檢測評估體系，就必然要求我們首先要從實際出發，將不同對象的具體情況，將統一的規格要求與特殊評價結合起來，同時廣泛接受群眾意見，在兼聽中求得真實，獲得客觀。

3、以歷史原則為基準來構筑有效的檢測評估體系

以歷史原則為基準來構筑有效的檢測評估體系，就是要求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考察評估必須將現在與過去的情況和將來的發展聯系起來，決不能用孤立的，靜止的觀點和方法來考察現狀，審視過去，預測將來。堅持歷史原則，就是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把評估對象放到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中去，從中找出評估對象與社會歷史條件間的內在聯系。網絡雖然是社會新生事物，但產生網絡問題的思想根源，卻有其固有的歷史繼承性。對產生網絡思想問題追本溯源并分析其思想發展趨勢，可以幫助我們科學地、合理地評估這些問題，從而根據歷史經驗制定出有效的評估指標系統。

參考文獻：

[1] [2]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196年，第237，341頁。

[3]《馬克思恩克斯選集》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79頁。

[4] 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 商務印書館 1982年， 第270頁。

社會學產生的歷史條件范文第4篇

歷史是認識過去、認識社會、認識人生的一門學科，而認識過去、認識社會、認識人生可以說是每一個人都不能回避的生存問題。而且學好歷史就與生活的范圍、樂趣、感受等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聯。從這樣的意義上講，我們真是生活在歷史中，歷史也是我們自己的生活。對歷史的認識和感受，并不僅是職業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工作者所必需的，而且是生活在社會中的每一個受過教育的公民都應具有的。如果我們把歷史教學的意義與所有學生的全面和諧發展聯系起來，幫助學生樹立更加全面的歷史學習價值觀，使學生通過歷史學習，不但學會做人、學會關心，而且學會學習、學會觀察、學會思考，進而學會發展、學會生活，那么歷史教學就一定應是素質教育中不能缺少、不能輕視、不可替代的有機成分。而這些又是培養一個健康的人所必須的。

那什么又是健康的人呢?兩個方面：一是身體健康，二是心理健康。

歷史課程是一門傳統的學科課程。在當代教育理論及課程理論的指引下，歷史課程也面臨著改革的趨勢。歷史作為一門人文社會科學的課程，是應該更加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陶冶人文精神，加強思維能力的訓練，注意健全心理尤其是情感的培養。這些都需要對以敘述歷史知識為主要特征的歷史課程加以改造，特別是要更新設計歷史課程的觀念。

在歷史教學中進行愛國主義教學《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明確指出：要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充分開發學生的潛能，培養學生樂觀向上的心理品質，促進學生人格的健全發展。因此，在中小學開展心理健康教育是推進素質教育的要求。學科教學是學校教育的中心環節，而中學歷史學科的特色決定了它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但又該如何在課堂中真正做到把兩者有機的融合在一起呢?

第一，歷史教師要整體把握課程的結構和內容，強調歷史和其他人文社會學科、自然學科的聯系與融合，特別注意選擇學生感興趣、能體現多學科整合的主題開展歷史心理健康教育活動，使學生從不同的視角探究事物發生的原因、影響和聯系，培養學生的社會實踐興趣和團隊精神。例如：九年級課程中的“學唱《國際歌》，收集猶太人被害的歷史史實”等活動。八年級課程中的“收集反映近代服飾、建筑、交通、習俗等的有關材料，描述近代社會生活的變化”，“了解祖國的五十六朵花朵――各民族服飾及風俗習慣”等。

第二，選擇那些對于現實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進行心理教育，更能為學生所認同。基于此。我們要突出歷史知識的現實性與借鑒性，使所取的心育素材更貼近學生、貼近生活、貼近實際。如讓學生了解夜郎文化通過――夜郎真的自大嗎?這一成語故事讓學生去收集和夜郎文化有關的相關歷史資料。再如讓學生講述參觀遵義會址，黔靈公園英雄紀念碑等。

第三，歷史教學中培養學生積極的審美心理，是激勵學生的學習內驅力，喚醒學生沉睡的求知欲，鼓舞學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獲得成功的自信心――培養學生完整人性，激發其學習潛能的重要保證。

審美情感是指審美過程中直接產生的知覺情感，是人對客觀事物主觀情緒的反映。由此可見，歷史教學中的審美情感則是指學生通過歷史學習，由審美對象(包括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現象)所引起的審美感受，顯著地表現為感情上產生的強烈反應。學史必有情，才能明辨是非、美丑、黑白、可否，學史更應該發志，才能真正感悟歷史，使富有情感、興趣的感性層面發揮到美的極致，而所有這一切都必須有審美素養的積淀。例如，二戰后的日本，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然而在短短的幾十年當中，在“科教興國”戰略的指導下，日本充分把握了有利的國內外形勢。完成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對每一個有責任感的社會公民來說，他的審美情感會充分調動起來：日本經濟恢復和發展的主客觀條件有那些?對我國當前經濟的發展有何啟示?同樣，經濟發展后的日本，其政治野心和軍事野心也隨之膨脹，他同樣給我們以情感的碰撞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是什么?日本政治、軍事的發展對世界會造成什么影響?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來自日本的阻力主要有哪些?這種對歷史哲理的吸納能驅動學生積極情感的萌發。

社會學產生的歷史條件范文第5篇

一、水、移民與社會發展

水問題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問題，它還引發了很多次生問題。水問題不僅直接影響了當下人們的生產與生活，而且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影響日益明顯，亟需學界開展更為深入的學術研究。

區域性惡劣的生存環境既會加劇貧困問題，也會制約脫貧進程。宋林飛（江蘇省人民政府參事室）認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在于找準和補齊短板，而貧困就是最突出的短板。鑒于惡劣的生存環境與貧困之間的關系，他將環境移民視為反貧困的重要手段，并主張結合社會力量幫助貧困地區的弱勢群體。他指出，環境移民包括三類，其中：因洪澇、干旱和泥石流等災害性環境事件導致的環境移民可稱為“環境災害移民”；因水土流失、沙漠化和荒漠化等生態環境退化引起的環境移民可稱為“生態移民”；而因環境污染事件導致的環境移民可稱為“環境污染移民”。據其報告，全國各地自2001年起，先后開展了易地扶貧搬遷工程。截至2015年底，中央補助投資累計363億元，易地搬遷貧困人口已經達到680多萬人。此外，該報告還立足于我國農村存在一批“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的實情，提出要加快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脫貧的建議。施國慶（河海大學）認同宋林飛闡述的反貧困與建設小康社會之間的關系，指出貧困地區大多存在水害和缺水等水問題，解決水問題有助于促進小康社會建設。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為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我國一直高度重視水利建設。但是，農村水利面臨著“灌溉最后一公里”的問題。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認為，表面上看，“最后一公里”（水利設施竣工了，但是農民田間地頭的毛渠不通，致使大中型水利設施難以發揮實效）是工程問題，但事實上是治理問題和組織問題，因為即使國家修建了完善的水利設施，但把分散的農戶協調起來使用水利設施并不容易。這需要分攤水費，需要農戶協商達成共識，只要有一戶想“搭便車”，就會有更多農戶跟進，從而導致使用大中型水利設施的行動失敗。這種現象導致的干旱被稱作“治理型干旱”。所謂“治理型干旱”不是真的干旱，也不是現有工程無法將水抽到田里，而是農村基層組織渙散無力，不能組織農民分攤用水成本。他在安徽皖河農場調查時發現，皖河農場在生產自救方面的能力明顯高于周邊農村，有著合理的排灌體系以及科學的管理隊伍，抗洪能力強，能夠旱澇保收。通過比較研究，他主張充分利用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制度優勢，解決“治理性干旱”。他認為，“灌溉最后一公里”是各個國家和地區面臨的普遍問題，而我國農村具備的集體土地制度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獨特資源，他主張學術界和政府機構利用好這一制度優勢以改善農村水利治理。鄭曉云（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認為，農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和投入下降、缺乏強大的組織建設是農村水利管理不善的原因，賀雪峰從土地制度這一大背景思考農田水利激發了新的研究思路。

水利風景區是國家保護地體系中的重要類別。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水利風景區成為高附加值的發展載體。蘇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廣東水岸公園、四川仙海湖特區和浙江仙居為例，提出了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面對水流相關保護地的社會角色、利益結構發生轉變的現狀，如何發展水流相關保護地的思路。他以“水流”為中心，以水利風景區為例，對水流相關保護地的社會角色和利益結構展開分析，認為要科學地將具有區域特色的水利風景區建設成為國家公園的組成部分，將貼近人居環境的水利風景區建設成為綠色的生活生產空間。他主張將國家政策與地方水資源性質、經濟狀況相結合，對水流相關保護地進行規劃建設，側重“供給方”政府改革，將水流產權問題作為切入點剖析相關利益結構的變化。他認為，我們既需要積極推進環保工作，也需要在追求綠色的過程中讓利益相關者都能得到“實惠”，如此才能讓環保具有可持續性。張俊峰（山西大學）立足于蘇揚描述的水流相關保護地的建設思路，指出每個區域的水流相關保護地的建設都要根據地方特色，融入地方文明精神，體現當地的人文素養。

“水權”是理解中國社會的重要切入點。張俊峰通過對晉蒙地區歷史水權價交易問題的比較研究，提出以水為中心理解鄉土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并認為歷史水權研究對于當下生態文明建設和水權制度改革具有現實意義。他運用大量史證資料，闡述了清至民國年間山西水利社會中公私水交易的類型與形式，通過列舉租水文約、典水文約、佃水文約三個史例，對蒙地的水權交易進行分析。在對晉蒙地區水權交易分析的過程中，張俊峰認為日本學界水利共同體解體說在中國北方并不能成立。水權這個概念是水資源缺失條件下的產物，當時正因為清晰的水權意識和明確的水權歸屬，才維護了正常的用水持續。他指出，土地與水的關系可能存在從“地水結合，水隨地走”到“地水分離，地隨水走”的轉變。在水資源日益匱乏、價值不斷凸顯的歷史條件下，山西水利社會存在著從“以土地為中心”到“以水為中心”轉變的可能與趨勢。鄭曉云認為，張俊峰的研究具有可行的現實價值和學術價值，目前在缺乏有效的解決民間水權糾紛的背景下，傳統的解決思路可以給我們提供⒎。

作為農業發展的基本要素，水利灌溉不僅是物質資料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水文化的精髓。鄭曉云提出，很多文明都是建立在灌溉發展的基礎上，在需要灌溉設施作為生計基礎的地區，灌溉就是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他以中國紅河流域和日本大分縣竹田直入地區為例，從文明進程與文化遺產的角度分析了灌溉發展與當地經濟進步、文明發展的互動關系。他提出，灌溉的發展是居民根據當地自然環境探索出的一種新的生態互動模式。在這種相對和諧的互動中，灌溉的發展可以促進當地農業發展模式的轉型，形成新的農業生產格局，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形成與灌溉相關的新的社會經濟關系和社會合作機制，醞釀出與之相關的水文化，進而成為當地居民的精神財富。張俊峰認為，國內外對水的研究是有傳統的，并經歷了最初的從意識形態方面探討水與國家以及水與政治的關系，轉變到對水利事務的關注。他認為，關注水對地方社會文明影響的學術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對開展水文化和水社會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當前，水污染形勢嚴峻，如何進行有效治理依然面臨很多挑戰。黃濤珍（河海大學）基于目前中國流域水環境治理府際關系模式以及治理中的事權劃分，指出了我國流域水環境治理面臨的困境，強調了政府間相互協調與合作的重要性。她以淮河流域水環境治理府際關系的情況為例，分析了在我國水環境治理中各政府部門縱向、橫向的交錯復雜關系，指出我國政府在水環境治理中存在縱向事權與橫向事權的權利配置交叉重疊問題、流域水環境保護與地區經濟發展公平權的沖突問題以及府際之間合作難等問題。她指出，政府部門間權責界定分明非常重要，而制度上的改善可以規避管理水流域低效的弊端。在治理水污染過程中，民間環保組織（NGO）具有重要作用。宋言奇（蘇州大學）以蘇州的民間環保社會組織為例，對我國民間環保社會組織的模式與扶持策略展開了分析。他認為，目前我國存在三種民間環保社會組織模式，即“基金會贊助模式”“政府購買服務模式”和“志愿者模式”。他的研究發現，“綠色江南”是蘇州較為典型的“基金會贊助模式”的民間環保組織，該組織曝光了鼎興電子的污染河流數據，并監督鼎興電子對污染進行整改，使河流恢復原狀，參與開展關于太湖流域高排放企業會，和其他四家環保組織共同調研報告《誰在污染太湖流域？》。鄭曉云認為，在現代社會，水與社會的關系越來越緊密，NGO對緩解水問題以及水與社會的沖突都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水社會學的理論構建和學科建構具有重要意義。施國慶針對水社會學相關議題展開了探討。他在對水的相關概念、水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并闡述了水社會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他認為，水社會學是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水社會各個行動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及水社會運行和發展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所謂水社會，指的是以水為紐帶，由水資源的使用者、開發者、生產者、產品或服務提供者、運行管理者、規制者、受影響者，水生態和水環境的保護者、影響者、受影響者、規制者，以及與水關聯的社區和組織所構成的社會。他認為，水社會學主要研究水資源利用、水資源開發、水資源保護和水資源管理等社會學問題。張俊峰肯定了水社會學這一分支學科建立的必要性，認為水在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決定了水社會學研究的價值。鄭曉云從學科建設的角度分析，認為與水利社會學相比較，水社會學發展的潛力更大。此外，他還從學科發展體系的現實性、便利性和可操作性等角度考慮，建議水社會學學科建設初期不要囊括太多的內容，適度“瘦身”有利于學科建設。

二、水利與社會

水利及水利設施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作為農業大國，我國各個地區都有其地方特色明顯的水利設施及水利文化。從水利視角探討相關社會學問題、思考社會變遷，不僅有利于人們科學認識水利設施和水利管理，而且有利于推動社會發展。

水利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與水利相關的社會問題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陳阿江（河海大學）在回顧水利社會學發展歷史的基礎上，闡述了水利社學的性質與定義，探討了水利社會學可能的研究領域。他認為，水利社會學屬于社會學按“行業分類”的社會學分支學科，且存在狹義與廣義之分，前者是指防洪與灌溉等層面的水利社會學，后者是人類社會涉水事務的水利社會學。水利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兼具傳統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和相關水利領域，包括組織制度、生活生計發展與“水利之害”（因水行動產生的社會問題、水利工程產生的社會后果等）。在此基礎上，陳阿江還探討了水利社會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基礎。鄭曉云認為，水利社會學建設有其學術發展的需要和現實需求，并建議推動相關經驗研究。

杰、王春（河海大學）通過對蘇北農民用水戶協會的調查和思考，分析了鄉村水利的制度設計等問題。他們認為，總體上看，蘇北各地農村水利運轉基本順利。鄉村用水秩序看似一湖靜水，但這并不意味著用水戶協會可有可無，實質上反映出村民對基層水利管理傳統的一種習慣性服從。他們的調查發現，不少農民對于水費價格偏高頗有微詞，卻只能被動承受。他們認為，農民用水戶協會制度的推行，是為了節水減排進而減輕農民的水費負擔，但更深層次的制度用意在于借此激發農民民主管理意識，并滲透到鄉村自治的其他領域。然而，制度催生的現實是農民用水戶協會與制度設計的理想狀態相差甚遠，實際運行陷入了重重困境。黃濤珍認為，在農業水價綜合改革的背景下，農民用水戶協會的組織化進程以及未來承擔的新職能都有著很大的研究價值。

水利不僅僅是基礎設施，也是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一部分。吳金芳（安徽師范大學）從水環境與國家政治經濟系統、水環境與地方社會秩序、水環境與地方文化民俗、水活動與生態環境四個方面開展了水利社會研究。她認為，自然環境、水利、社會三者之間相互關聯、相互影響。水環境對地方社會秩序的構建而言，既是限制性因素又是拓展性因素；與此同時，水環境對地方文化、民俗的影響，也附上了當地水資源的性質與特色。她提出，需要從環境史的角度解析人類水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宋言奇認為，吳金芳從國家政治、地方政治和鄉村文化三個層面出發，作了很好的文獻梳理，為未來的學術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何志揚（河海大學）認為，暴雨洪水及其次生災害，是中國長期面臨的主要氣候災害類型之一，由此導致的非自愿性的災害移民規模龐大。他基于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案例的分析，認為氣候災害移民的安置政策存在供需錯配的問題，據此提出了相應的調適措施。他認為，政府機構要重視水災等自然災害的應對和受災移民安置政策的研究，轉變氣候災害移民安置的傳統思路和模式，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化的災后重建安置體系。

此外，還有學者對水利水電項目中的性別視角和傳統水利管理理念進行了剖析和解讀。王旭波（河海大學）通過描述水利水電項目社會性別影響評價工具和流程，展示了水利水電項目社會性別影響評價分析框架。她認為，社會性別影響評價工具可以幫助理解項目開展的現狀、語境以及項目對這些背景環境帶來的影響，并且在后續發展中可以用社會性別標準評估潛在的影響及其實現情況。程得中（重慶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基于水利視角，對歷史時期巴蜀基層社會治理進行了剖析，闡述了社會各階層在水利工程建設與維護管理中的角色，提出了針對水資源分配產生的糾紛的解決措施。他希望通過分析歷史時期巴蜀基層社會水利事務的治理，可以為當下中國的新農村建設提供一些參考。宋言奇提出，可以利用《公共事物的管理治理》的思路來理解傳統社會的農田水利，認為傳統水利管理的研究可以為現代農村水利建設提供借鑒。

三、海洋與社會

學術界在“水與社會”這一主題研究中，逐漸從內陸擴展到了海洋。當前的海洋開發和海洋生態文明建設，也對學界探討這一問題提出了更高要求。

崔鳳（中國海洋大學）以海洋實踐為主體，通過梳理海洋實踐的概念、具體表現和特征，分析了現代人們的海洋實踐對社會變遷的影響。他認為，海洋實踐就是人類開發、利用和保護海洋的實踐活動。在現代社會，利用、開發和保護海洋的各種實踐活動，在廣度、深度、動力和內容方面都演變出了有別于傳統社會的現代特點。在描述海洋實踐的全面性、合作性、開放性、高風險性、高科技性、海陸一體性及潛力性特征的基礎上，他梳理了海洋實踐活動社會變遷影響的具體表現。他認為，可以從微觀層面漁村的產生與變遷，中觀層面沿海城市的產生與變遷，宏觀層面沿海地區的變遷及區域性海洋社會的形成與變遷，來分析海洋實踐對社會變遷的影響。

在全球氣候變化和極地冰川融化等因素的影響下，海平面上升議題成為政府和公眾關注的重要內容。黃健元、梁皓（河海大學）運用SPRC（源―路徑―受體―結果）模型，從資源子系統、環境子系統、經濟子系統和社會子系統四個方面剖析了海平面上升對我國沿海地區產生的影響。他們主張通過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結合的思路來解決相關問題。其中，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健全海平面上升的預防政策體系，提升民眾的防災減災意識，建立起良好的國際合作關系，等等。王歡（河海大學）基于“資源―環境―社會―經濟”耦合關系的系統分析視角，認為海平面上升對沿海地區的發展具有多方面、多層次的傳導性影響。她梳理了海平面上升對我國沿海地區的自然影響，分別是海洋和海岸防護工程、海岸侵蝕、風暴潮、海水入侵與土壤鹽漬化、沿岸低地淹沒、近岸生態系統和海洋權益。她立足于預測和數據分析，認為未來我國沿海海平面呈緩慢上升的變化趨勢，而海平面的持續性上升還會導致沿海地區風暴潮災害頻發。張鑫（河海大學）通過對風暴潮災害損失與災害救助之間的關聯分析，提出了風暴潮災害四維救助體系的建構。她指出，風暴潮災害具有發生時間集中、地域差異顯著、經濟損失嚴重等特點，可以從時間維、空間維、邏輯維三個路徑來看待風暴潮災害損失與災害救助之間的關聯，并闡述了風暴潮災害救助保障體系建構的四個體系：風暴潮災害救助的內容體系、風暴潮災害救助的結構體系、風暴潮災害救助的層次體系、風暴潮災害救助的服務體系。

當前，我國海洋污染形勢嚴峻，衍生了很多社會問題。顧金土（河海大學）以江蘇海州灣海水質量的變化為例，分析了海洋環境污染的嚴重性。他認為，目前沿海開發的戰略定位促使漁民形成了向內和向外這兩種反應類型，即分別采取近海露天養殖和工廠化車間養殖兩種生產方式。這兩種方式在生產過程中雖然有很大的差異，但都會對海洋環境風險造成影響，只是程度有所差別。就工廠化養殖而言，它本身也積累了較高的社會風險，比如2006年11月和2015年7月“嗑藥多寶魚”的負面新聞就引起了產業災難。陳濤（河海大學）認為，海洋污染不僅導致了嚴重的經濟損失，而且引發了大量的利益沖突和維權運動。他以蓬萊19-3溢油事件中路易島居民的環境抗爭為例，分析了政府在漁民環境抗爭中角色轉變背后的利益訴求。他指出，“維穩壓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層政府走向漁民環境抗爭對立面的雙重機制。其中，“維穩壓力”主要源自政績考核壓力，而“去污名化”主要源自地方政府對海產品銷售（包括出口）以及沿海旅游業等經濟收入的考量。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