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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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R19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15-0234-01
一社區概念的界定
目前國內學者大多從社會學角度對社區概念進行界定，多強調地域性的概念，通過與社會、國家、城市、社會群體等不同概念的對比中得出社區的含義，“更多的社會學家是從一定地域社會關系結構的角度，或者從社區的功能與地域空間相結合的角度社區下定義”。
一種觀點從社區與社會對比的角度詮釋社區概念，“在方法論上，社會是一個一般的概念，它的性質是無法使用實證資料來論證的”，“研究者只能做出范圍較小的、具有典型意義的研究――社區研究，從社區研究中取得實證資料來論證社區的性質并進而推出社會的性質”。這種定義方法將社區作為社會的特例，是從哲學角度對社區進行的界定。它比較重視社區、社會的對比，并對這兩種經常被人們搞混的概念進行了明確的區分，基本厘清了社區、社會的含義；不足之處在于它只是用對比的方式告訴了人們社區不同于社會，而缺乏從自身出發的論證，沒有明確指出社區應該包含的基本要素，因而無從說明社區的本質。
另一種觀點是從社區與國家、城市及社會共同體的對比關系中對社區加以解釋。該觀點認為國家“始終是和不可侵犯的要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社區是“早在私有制產生之前人類就有了自己的共同體方式”，社區要表達的是“居住在同一社群、同一地方居民之間的人際關系和交往模式”，因而從本質上或者是產生歷史上，社區和國家都是截然不同的。當論述社區和城市的關系時，“城市是人類勞動分工尤其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而社區“既可坐落于農村又可坐落于城市，二者具有一定的交叉性”。與社會群體的對比關系中，作該觀點認為社會群體是“由一定社會交往關系聯結起來的人類集體生活共同體”，血緣、地緣、業緣起紐帶作用，而社區則是“地域特色鮮明的社會共同體”，其中加入了地域性的要素。
二社區管理體制
首先是社區管理主體。在定位社區管理主體方面，國內外學者的基本觀點一致，大家普遍認為社區管理涉及多個主體，“社區建設離不開政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的努力”。但對于如何確定不同管理主體尤其是政府作用時，學者們產生了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政府在只是在建立社區服務體系的初始階段發揮重要作用，承擔培育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政策支持的責任，并利用自身的權威性和號召力發揮主導性作用。這種觀點主要是基于當前我國社區治理的現狀而提出來的，比較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但并未對各治理主體之間關系明確定位，只是著眼于當前狀況而未有長遠目光。另一種觀點認為，社區服務組織者是基層社區組織，是社區服務中主要的依托力量。因為這些基層組織“直接面對社區，最貼近社區人民群眾，最了解社區的基本狀況，最了解社區居民及其他成員的需求”。這種觀點實際上充分肯定了社區基層組織在社區服務體系中的作用，從社區治理角度指出了基層組織在提供服務方面的優越性，并認為政府只是起到政策指導和資金支持的作用，是“小政府、大社會”理念的體現。
三社區文化建設
（一）社區文化概念
由于理論界對社區文化研究角度不同，對社區文化內涵的界定也不相同。有人認為“社區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人們所創造、孕育、形成的人文環境、行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總和”；有人認為“社區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社會區域當中，人們各方面的行為所構成的文化生態系統。它既包括這一區域內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也包括該區域內社會成員的理想追求、價值觀念、道德情操、生活習俗、審美方式、娛樂時尚等。”
（二）社區文化的作用
在對于社區文化作用的探討上，學術界的觀點基本一致。有人認為社區文化有益于營造“社區精神”，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增強社區成員的認同感并滿足居民的精神需求；有人從更大的層面提出了社區文化建設有益于“完善城市功能，樹立城市品牌，打造城市特色”；有人認為社區文化建設可以促進社區自治的發展，通過社區文化活動培養居民的自治意識，增強居民的團體意識；也有人認為培養社區文化可以提升社區的凝聚力，形成良好的社區風尚，也有益于社會環境的安定。總體來說，社區文化建設的意義首先在于社區自身的穩定、團結、和諧，還可以擴展到更大的范圍，從整個城市乃至社會層面上都有良好的影響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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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第2篇
[文章編號]1009-2234(2007)06-0025-02
一
20世紀90年代以來，風靡西方國家社會科學領域的治理理論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反思政府、市民社會與市場相互關系和尋求政府、市民社會和市場良性互動的產物。現已逐漸成為社會管理與治理的一個重要理念和價值追求。關于治理的涵義，目前學術界給出的定義多種多樣。但比較權威的說法是國際組織――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之家》研究報告中給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1〕我國學者俞可平則認為，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間的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利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2-1〕
盡管人們對治理涵義的理解不盡相同，但它們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關于治理的共同特征，學術界的認識基本一致。
第一，公共權力的多元性。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凡參與公共事務處理的主體都可能形成在各個不同層面上的社會權力中心。
第二，組織邊界的模糊性。無論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之間，還是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都形成了一種平等競爭的、合作協商性的互動關系，依靠彼此間的利益協調和相互博弈達到公共管理的目的，從而模糊了彼此間的權力界線和所承擔的責任。
第三，各類主體的相互依賴性。由于政府組織與其他社會組織之間，或者各類社會組織之間存在著相互的權力依賴關系，必須彼此交換資源、持續協調才能順利實現各自的目標，最終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參與性自主網絡。
治理理論實質是在對政府功能的進一步定位和完善、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基礎上，通過政府、社會與市場三者之間的協作，通過調動各種力量和資源以謀求“善治”的社會體制。
當前，我國為了尋求社會的和諧發展，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和完善、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市民社會的培育以及實現三者之間的協調互動都已提上了日程。因此，根據我國的現實國情，治理理論對探究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的建設與完善，以及實現三者相互關系的良性互動，從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的理論啟示和方法論意義。
二
不僅治理理論涉及政府、市場和社會這三個重要層次，構建和諧社會也是如此。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治理理論首先是建立在完善的政府、市場經濟和成熟的公民社會的基礎之上的。因此，作為方法論工具，我們在借鑒這一理論時，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我國政府的管理職能和管理方式
我國的政府體制脫胎于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缺位、越位、錯位現象依然存在。目前，完善我國的政府職能，應從重新塑造國家與社會的高度上來認識，這樣才能使政府從微觀經濟領域脫身出來，加強自身在社會管理領域的積極作用。
為此，在管理方式上，政府要改變傳統的管理方法，應實現以下幾種轉變：一是從管制到服務。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各種經濟主體越來越多，各主體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強，社會結構和社會事務越來越復雜，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要求，政府必須改變過去所使用的管理手段，加強服務職能，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創造和提供良好的環境。二是從規制到協調。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健全，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但這些自治組織的和諧運轉仍然需要政府作為一個總的協調者，所以政府的行為應實現從著重規制到著重協調的轉變。三是從法制到回應，社會治理以互動性為基本特征，實際上是增加了公共事務的回應性。回應性并不是否定法制，而是在法律的保障下更好地促進公民和社會組織的參與。
(二)在逐步完善市場經濟條件下，逐步培育和完善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民社會
在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與社會變遷之后，我國公民社會已初具規模。其重要的特征是民營企業與民營經濟快速發展；中產階級正在形成；中介組織逐步發育；社區自治不斷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逐漸增加。“實際情況是，轉型每天都在私營部門的企業家中發生，在發明新事物、創造新方法而未遭官僚機構阻止的公民中發生。”〔3〕
但是，應該看到，我國的公民社會是在社會整體變遷和新舊體制轉換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在這一過程中，制度環境存在著巨大的空隙和黑洞，社會的調節系統諸如法律、道德、行政都顯得力不從心。因此，無論是其本身還是其所處的環境，都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許多制度安排存在嚴重缺失；社會結構兩極化較為嚴重，中產階級發展得不夠快；民間資本的大量流失；社會的道德基礎脆弱，誠信成為最稀缺的社會資源；公民意識總體上來說還比較薄弱，等等。〔2-2〕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解決，中國公民社會即使建立起來，也只能是畸型的與病態的。而且，這樣的公民社會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因此，為了進一步培育成熟的公民社會，應從以下就個方面著手，加強公民社會的建設。
(1)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加快市場經濟建設。市場經濟是公民社會產生和不斷發展的物質基礎，能夠為公民的獨立提供有力的保障。要逐步完善當前的市場經濟，必須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形成統一的市場體系等，通過這些措施，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市場體系，從而為公民社會的建設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2)不斷優化社會結構體系。一個社會是否和諧，應當看它的整個社會結構是否和諧。這些社會結構主要包括就業結構、民族結構、地區結構、職業結構、階層結構等，而在所有的社會結構中，階層結構尤為根本。社會結構的合理，根本在于階層結構合理。
許多研究者都指出，富有彈性的“橄欖形”社會階層結構最為合理和穩固。但目前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是特有的“洋蔥頭形”，這是一種不甚合理、甚至混沌的社會結構類型，所反映的是社會階層生長和發育與社會發展的非對稱狀況。這種階層結構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極為不利。因此，優化社會階層結構，已成當務之急。優化社會階層結構，就應該促進階層的“扁平化”。為此，應通過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來保證社會利益的合理。
和諧社會是利益分配公平的社會。一個社會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最終體現在它的社會階層結構是否合理上，因此，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著力點在于不斷優化社會階層結構體系。〔4〕
(3)健全有關公民權利義務的法律體系，使公民成為法律意義上平等的獨立主體。同時，必須強化對公民權利的保障，使紙上的權利變成現實的權利。
(4)切實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并大力發展獨立于政府及其它權力機關的社會中介組織，逐步形成與公共權力的對抗力量。
(5)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文化是體制之母”〔5〕任何制度都是文化的產物，或者可以說，是文化造就了制度。因此，我們不能只重視制度建設而忽視文化建設。培育公民文化，就要培育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識、自由平等觀念、契約觀念、社會責任觀念、公共道德觀念等這些思想意識。培養公民文化，還要注意結合中國本身的傳統文化，吸收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并使之與源自西方社會的公民文化相結合。
當然，治理理論不僅強調了這三個方面本身的建設和完善，更強調這三個方面的良性互動，只有三個方面的協作互動，才能達到“善治”的結果。但是，在目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和前提條件下，這三個因素還存在著功能性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表現在：第一，政府功能的不到位和越位等情況還普遍存在；第二，經濟上的交往原則被錯誤地引進公共權利領域和公共領域，這種現象也很普遍；第三，公民社會還沒有發揮自己應有的功能，還不能有效地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失靈，減輕社會管理成本的作用。這些又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功能性障礙。〔6〕只有逐步消除以上這些功能性障礙，形成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的聯動和整合機制，并且只有三者協調運行，才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
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時事評論；簡約高效；核心素養
一、問題的提出及意義
（一）問題的提出
時事教育是思想政治課的基本任務，也是思想政治教師的基本工作，高考題的設計也基于時事背景，這就要求政治教師必須關注時事。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探索和反思，我實施的課堂前5分鐘時事評論深受學生的歡迎，豐富了課堂內容，極大地提高了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了政治課堂效率；在課外，學生收集相關時政素材，進行分享，結合思想政治學科知識進行評析，從而使學生的知識視野、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以及思維水平均得到提升。課前時事評論的引入實現了時事資源與課堂教學的有機結合。但是具體操作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難：
1.怎樣選擇適合高中文科學生的時事素材？
2.如何更好地發揮教師指導者、促進者的作用？
3.教學目標定位還不太清晰、準確。
4.實踐的方式還有待豐富、完善。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希望能夠通過深入的探索，進一步尋找其教學規律，以指導實際教學。實現政治課堂教學的簡約、高效。
（二）意義
中學政治學科的核心素養是：政治認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識、公共參與。課前時事評論契合了這一最新的課標要求，有利于中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培養學生觀察事物，分析問題，解決矛盾的能力。
學生經過之前的學習，在整體的認知水平、學習能力上已達到一定的程度。該階段學生雖具有可塑性強的特點，但從一般人格發展階段上看，中學生對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容易呈過分反感的趨勢。因此，通過課前時事對中學生進行適當合理的引導十分必要。
此外，時事內容在高考中均占有重要比例。因此，要從根本上提高學生解決相關問題的水平，必須結合時事熱點進行教學。通過理論聯系實際，才能充分激發學生獨立思考政治問題的興趣，從而提高思想政治課堂教學效果。
二、理論基礎與依據
（一）理論結合實際的原則
理論聯系實際是思想政治課教學的基本原則，是我們學習任何一門學科的最終目標。認識論認為：人的正確思想來源于實踐，一個觀點的形成需要由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的多次反復才能形成。我們必須從課本中學習相關基礎知識對其達到一種感性認識，然后經過頭腦整合有一個理性的飛躍，最后用這種認知來指導實踐，并在實踐的過程檢驗認知的正確性。只有使中學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實踐之間建立聯系，才能與學生產生共鳴，使他們自主學習，并外化為指導行為的思想。中學生學習，不僅僅是掌握它的原理方法論，更重要的是把方法論作為我們更好生活的準則。在中學思想政治課教學中開展時政教育，要求教師把教材的基本理論知識與當前社會上的熱點問題相結合，引導學生進行正確的思考、分析把握事物的發展脈絡，把所學致所用，切實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實際的課堂教學中，教師一旦巧妙地引入時事熱點，將政治理論與生活實際結合起來，學生就會覺得思想政治課的內容就在自己身邊，學習之后對自己的生活有幫助，并會自覺把所學知識進行內化吸收，自然就能產生要學好思想政治課的動機與興趣，從而提高政治課堂教學效率。
（二）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
美著名哲學家、教育學家杜威提倡實用主義的教育思想。他認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經驗改造”。教育能傳遞人類積累的經驗，豐富人類經驗的內容，增強經驗指導生活和適應社會的能力，從而把社會生活維系起來和發展起來。改造經驗必須緊密地和生活結為一體，促使個人成長，因此杜威又提出“學校即社會”，他認為人們在社會中參加真實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長和改造經驗的正當途徑。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課前時事評論正是貫徹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把真實的社會引入課堂，讓學生不再置身“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象牙塔，而是以社會公民的角色積極參與社會的各個領域之中，對各種社會事件發表自己的見解，從而積累社會經驗，為今后參與社會生活做好準備。
三、核心概念界定
（一）時事
指最近發生的國際國內大事和政治新聞，時政性是其基本的特征。課前時事評論必須緊跟時代的步伐，體現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以及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狀態和趨勢。簡單地說，就是收集最近發生的國際、國內大事和關系社會民生的話題，分析篩選作為課前時事評論重要的教學素材。
（二）評論
要求師生間就某一話題自由發表看法與見解，并由感性到理性的層次進行簡要的評價、分析。這對拓寬學生視野，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有重要價值。
四、國內外研究現狀
時事教育與思想政治課教學相結合，在國內外呈現不同的發展狀況。
（一）國外相關研究
學生事務管理平臺一直是國外學校關注的焦點之一，也一直處于探索階段，在結合時政進行思想教育的過程中，國外學校一貫堅持的是“引導滲透”。“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in order to guide the form of Education Management”一文中這樣寫道：Students’club activities he has strict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each club activities must have a professional teacher to guide.Issues related to sensitive issues，racial issues，political issues have also been restricted in the community，he did not give funds and other ways to restrict.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but the same is that they also have a guide，there is penetration，to their dominant values to allow students to accept.這是時政與社會實踐課堂的結合，從而實現思想教育的目標。
安富海在《國外公民教育實施途徑研究述評及啟示》中提到“以培養公民行動能力為著力點，注重實踐性是美國公民教育的顯著特點。走出課堂、走出課本、深入社區是美國公民教育的顯著特點。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讓學生通過自愿的社區服務來感受作為公民的意義。至此，參與社區活動就成為美國培養公民行動能力的一種重要方式。社區活動內容主要包括改善環境，幫助老人，支持慈善事業等。美國不僅將國民服務定為國家政策，而且還大量撥款支持和資助邊服務邊學習的活動。今天，社區已成為美國學生了解、接觸社會的良好平臺，也是美國學生鍛煉和提升實踐能力的主要場所。
楊尊偉、王紅在《加拿大公民教育探究》中提到“社區服務是學生接觸現實世界問題、進行直接經驗學習的主要途徑。學生在其中可以參與多種社區活動。此外，學校課程吸納社區服務也成為一種趨勢。加拿大的很多學校都提供國際學士學位，其畢業條件之一就是要有社區服務經歷。加拿大的一些學校還引入與課程相關的社區服務，以縮小學校和周圍環境的差距。”
張明澍在《美國公民教育研究》中提到“美國的公民教育課程是開放式的，注意讓學生到實際生活中驗證書本上的知識。學習歷史、地理時，大多數學校都組織學生參觀當地的博物館、展覽館、歷史上的遺跡和名勝；學習選舉過程時，往往組織學生走訪選舉組織機構、政黨機構，如果趕上選舉年，還要實地觀察選舉，有的學校還搞模擬的競選和投票。”
（二）國內相關研究
國內對于時事評論與思想政治教學相結合的研究，專業的理論和專著不多，大多都是一線教師在新課改的大背景下，通過自身的簡單探索得出的部分經驗性總結和感悟，開設時事教育課程的學校也大多是時政新聞播報。
宋麗在《試論時事教育與中學思想政治課教學》中，通過對貴州省金縣五中開展時事教育調查得出時政教育與中學思想政治課的關系以及實現時事教育與思想政治課教學相結合的對策。
綜合國內外的研究，要求在選擇時事素材、教師主導作用的發揮和教學時間的分配、教學目標的定位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
五、目標及內容
（一）目標
貫徹中學政治學科的核心素養。“政治認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識、公共參與”是中學政治學科的核心素養，通過課前5分鐘引入時事評論，培養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祖國的前途、民族的振興和人類的命運；培養學生人民當家作主和勇于擔當的社會責任感；培養學生分析各種社會現象的能力并積極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學會做人，從而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二）內容
1.課前時事評論教學目標定位。課前時事評論把鮮活的時事新聞引入到課堂教學中，作為該課堂重要的教學素材，在激發學生興趣的同時，引導學生關注社會變化發展，培養服務社會的情感態度價值觀。給予學生更多的思維空間和“自主探究”的權利，尊重了學生的主體地位，調動學生的參與積極性，激活了學生的思維，這是實現思想政治課簡約、高效課堂教學的有效嘗試，也是貫徹“小課堂，大社會”這一理念的有效途徑。
2.課前時事評論教學內容選擇。課前時事評論選題上要注重其內容的時效性，開放性時事的內容是復雜的，有積極健康的，也有消極腐朽的，需要在教學中做好引導準備。
3.課前時事評論教學時間分配。由于高中思想政治教學任務比較緊，在課堂教學時間的分配上存在困難，時間一般安排在課堂前5分鐘，目前主要在非畢業年級開展活動。希望進一步探索實現課前時事評論課堂教學簡約、高效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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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第4篇
一主題，就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進行了廣泛交流。
社會和諧與制度創新
學者們指出，社會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項重要任務。推進社會建設需要改革創新。加強社會建設，必然要求對社會事業、社會體制機制、社會結構以及社會管理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創新，這樣才能尋求到有效治理現代社會的機制、結構和管理方式，才能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沖突與合作、變化與穩定的相互關系中發現解決問題的新途徑新辦法。當前，應積極推動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等領域的改革創新。
“所謂社會正義，從社會學的視角來定義，就是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杭生在發言中著重分析了社會公正問題。他指出，社會公平主要有兩個維度：制度安排與百姓認可。這兩個維度可以為社區制度創新提供分析框架。就社區制度安排的公平來說，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社區居委會自治組織之路、社區民間組織健康發展之路、社區服務體系有效成長之路。就社區居民認可的公平來說，涉及社區成員的滿意度、認同感、幸福感等。
“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解決與制度創新關系密切。”清華大學教授李強強調通過建立解決社會矛盾沖突機制來促進社會和諧。他認為，目前我國社會一方面經濟高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影響社會和諧的現象和因素仍然存在。因此，應建立健全解決社會矛盾沖突機制，加強制度建設，主要包括民主法制建設、利益表達機制建設、社會協調機制建設等。
社會變革與哲學思維
學者們認為，從哲學角度對當代中國社會變革過程中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進行研討，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無疑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馬克思關于現代性的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對于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仍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北京大學教授豐子義對馬克思現代性思想及其當代價值進行了闡述。他認為，馬克思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現代性”這一概念，但是基于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深入考察，他還是具體闡發了有關現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對現代性作出了新的實質性的理解。馬克思主要不是從觀念中而是從現實中來尋求擺脫現代性危機的出路，這對我們今天的社會建設仍有借鑒意義。
“變革是時代的潮流，對變革問題的哲學研究需要加強。”北京市委黨校副教授袁吉富認為，對于變革問題，可以分別從個人層次、組織層次和社會層次上予以考察，由此可獲取對于變革的微觀方面、中觀方面和宏觀方面的認識。當前，從組織變革的角度來考察社會變革尤為重要。因為人們的社會活動基本上都是在社會組織中進行的，而整個社會其實就是由諸多組織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構成的。
社會發展與歷史方位
學者們在論壇中熱烈討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相關理論問題，一致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選擇的發展道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第5篇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7
近年來，民族社會工作本土實踐的初步探索及民族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界的大力倡導引發了我國內地研究者對民族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相關議題的關注。其中，“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是重要的研究主題之一。檢視國外及我國臺灣地區相關研究發現，雖然這一主題的研究并未能精確匹配，但事實上該主題的研究已頗具歷史。究其成因，主要是由于這一主題研究涉及的“社會工作”與“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兩個關鍵詞，這些不同的邏輯關系并非是理論或概念上的區分，而是由于其在歷史實踐中的不同發展脈絡而形成。
一、美國相關研究概況及評述
（一）“同化論”主導下的研究淵源
西方國家“少數民族”的內涵、社會工作的實踐進程均與我國存在諸多差異，以社會工作職業化專業化進程最具典型性的美國為例，由于其社??工作發展的原發內生性，其針對“少數民族”的社會工作與“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在歷史實踐中就具有高度的交疊性。在美國，“少數民族”的內涵，即除了歐洲大陸遷移的薩克遜人外，所有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等）、非洲裔美國人、亞洲裔美國人、拉美裔美國人等。在社會工作發展伊始，在薩克遜人的價值觀中，這些與其存在差異的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變的。因此，“慈善組織會社”、“社區睦鄰運動”，其內容的重要應有之義就是對城市中這些“少數族群”的“道德提升”。就此而言，美國的“少數民族”社會工作在實踐之初的內涵中暗含如下預設：第一，少數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變的；第二，其需要改變是由于其是從“原始”或“農業”生產生活方式進入了“工業”、“城市”的生產生活方式，從“非主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第三，對少數族群的社會工作服務主要是在城市中，因為這些人群聚居于城市的“下只角”，其需要改變的原因也是其無法立足與適應城市生活。基于此，“民族社會工作”的內涵即涉及社會工作服務于聚居城市的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原本并不源自于城市，而是源自于由“鄉”（原始或農業社會）向“城”（現代工業社會）的流動，其社會工作服務于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內涵基本等同于其針對移民與原住民開展社會工作的內涵。因此，美國“移民和原住民社會工作”的相關研究具有直接參考價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60年代前，由于當時美國社會“同化”價值觀的主導地位，導致其移民與原住民社會工作實務并不注重民族間的文化差異與歧視壓迫，因此，有關城市中移民與原住民的社會工作研究也并未被貼上“少數民族社會工作”的標簽而單獨被提及，只是在諸多研究中賦予了城市“貧困人口”或“弱勢群體”的內涵。
（二）美國少數民族社會工作研究
隨著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和“反種族主義運動”的高漲，少數民族社會工作才進入社會工作實務與研究領域，并出現了一大批相關著作，如該領域第一部著作是Solomon于1976年出版的《黑人增權：受壓迫社區中的社會工作》。總體而言，在相關研究中，偏重臨床的民族敏感性社會工作與注重社會行動的反壓迫反歧視社會工作是該領域的兩大基本取向。
第一，個體主義的民族敏感性社會工作。民族敏感性社會工作的價值基礎是“多元文化主義”。其由美國學者Horace Kallen于1915年首次提出。對于如何界定其內涵，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其中Sanders認為，肯定文化多樣性的現實，讓個人盡量保持傳統文化的特色，并使不同的文化傳統融入社會，從而反對單一的主導文化[1]。而Cashmore認為其核心觀念是：“不同民族或文化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和諧共存[2]。上述兩個定義從多元文化主義的個體與社會屬性兩個層面予以揭示，體現了其尊重民族文化差異與保持和諧共存的哲學內涵。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指引下，多元文化主義的社會工作需從文化敏感的視角來開展少數族群服務[3]。民族敏感性社會工作建立在對案主所擁有的多元化民族身份的理解基礎上，把對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數民族群體的理解與社會工作的理論相結合，以案主所屬的民族群體身份和社會階級地位的價值和地位為導向[4]。社會工作者提供服務時，需詢問案主愿意選擇何種方式進行工作，而不是想當然采用多數民族的慣例，或關于少數民族群體的成見[5]，應將焦點集中于案主對自身文化經驗的闡釋[6]，需保持文化敏感性，同感案主的文化背景，探索其需求所在。同時，在方法與技巧方面，Harper & Lantz提出八項跨文化治療要素，并輔以案例分析不同族群的跨文化方法[7]，還有研究者Morales & Sheafor采用生態系統評估模式討論若干微觀和宏觀案例[8]。總之，民族敏感社會工作是在多元文化主義價值觀的指導下，形成的一整套關注少數族群案主及其所在群體文化差異，并在實務中尊重并利用這種差異的方法與技巧。此種社會工作取向具有明顯的改良主義傾向，是在不改變現有社會制度的前提下開展的實務。
第二，結構主義的反壓迫反歧視社會工作。反壓迫反歧視社會工作以作為思想基礎，倡導對現有不公平社會結構的改造。伴隨“反種族主義”運動的高漲而深受少數民族社會工作者的青睞，而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隨之涌現。Thompson指出，歧視產生的重要方面是研究歷史結合了某些生物類別的低劣假設[9]。顯然，上述觀點揭示了對少數族群的歧視與壓迫來自于薩克遜人固守的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觀，并將這種進化觀固化在其統治地位的過度政治化和結構化上。Dominelli強調反壓迫理論的中心是，分化產生社會認同，而社會認同又產生壓迫的方式[10]。由此可見，在美國，反歧視反壓迫的社會工作實務致力于打破這種錯誤社會觀所帶來的對少數族群在社會結構上的歧視與壓迫。而在反歧視反壓迫的民族社會工作焦點中，Morley指出，反歧視與反壓迫社會工作的核心是圍繞著個人及結構層面的運作如何導致權力不平等，以及如何察覺、批判與消滅這些不平等[11]，同時，在實務方法上，Dalrymple & Burke指出：“利用機構資源和專業性幫助，把工作放在感情、觀點和行動之間的聯結上，以便支持弱勢群體。”[12]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除美國外，英國、新西蘭、加拿大與歐洲等地傾向于使用反壓迫實務取向取代反歧視實務取向。就反歧視反壓迫社會工作的發展而言，無論其術語如何變化，但其哲學基礎與核心內涵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其價值取向是結構主義的，其實務模式是社會行動取向的。
（三）對美國少數民族社會工作研究的評述
綜觀美國少數民族社會工作發展的歷史脈絡，其起源于社會工作誕生之初，但被單獨提及并予以深入探討卻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在此之后，文化多元主義與反歧視反壓迫取向成為該領域研究與實務的主要取向，對西方國家影響甚大。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取向仍未超越原有的實務模式與研究方式，并未真正形成有關少數民族社會工作獨特實務模式與研究范式。
與此同時，更為關鍵的是，由于中國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呈現巨大差異，在借鑒其民族社會工作的理論與實務時也有諸多方面值得深入反思。一方面，就民族敏感社會工作而言，在西方國家，其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移民與原住民，其移民與原住民的形成與發展與我國少數民族形成與發展有著質的區別。這種質的區別體現在文化的統一性與延續性程度上。在美國，其移民與原住民文化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其與美國主流文化的發展脈絡是斷裂的，民族敏感的社會工作十分強調保持少數族群文化的獨立性，而在我國，各民族的文化是在長期歷史發展中與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與借鑒中形成的，并共同組成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因此，我國各民族的文化差異并不是完全獨立與斷裂的。這一點在我國開展少數民族社會工作，包括社??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研究與實務中需引起注意，其適應性問題，應謹慎對待，在本土實踐中需進一步探討與摸索。另一方面，就反壓迫反歧視社會工作而言，西方國家的研究結論也并非可以照搬，因為其社會制度與我國也有質的區別。眾所周知，西方國家的民族問題，其民族歧視與壓迫問題本質是階級壓迫的表現。而在我國，目前少數民族，包括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面臨的問題是由我國改革開放的和經濟社會的深入發展而產生，屬于社會轉型階段必然出現的問題，并非由壓迫與歧視而產生。因此，對待西方國家這種社會運動式的民族社會工作取向更需謹慎對待，更需在本土實踐中加以進一步研究與探討。
二、我國臺灣地區相關研究概況及評述
在我國臺灣地區，與內地“少數民族”概念最為接近的是“原住民”的概念。而與“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相對應的概念為“都市原住民”。在臺灣地區，有研究者認為，原住民社會工作在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之后才開始被考量[13]。而有研究者對原住民社會工作的發展脈絡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劃分，將其分為三個階段：1987年以前，社會工作同化融合期；1987年至2000年的過渡期；2000年至今多元文化社會工作發展期[14]。綜合來看，不管是哪種劃分方式，都體現了臺灣的原住民社會工作是由“同化論”占主導思想的原住民社會工作逐步過渡到以“多元文化主義”為主導的原住民社會工作。其中，標志性的轉向事件就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立。
（一）“同化論”主導下的臺灣原住民社會工作研究
在臺灣“原民會”成立之前，“福利殖民”成為現代國家同化原住民族的社會規訓，不讓原住民以自己傳統知識解決自己的問題，而被迫進入殘補式福利框架，以一種“加碼式”的福利津貼來解決原住民問題[15]。隨著臺灣地區的都市化，原住民移民都市的人數急速增加，原住民對家鄉仍懷濃厚鄉情，但認同距離卻持續擴大，雖置身在都市現實中，卻無法真正認同或融入都市社會，另一方面，青壯年人口大量流失，原鄉部落解組、老幼失聯問題也呈現嚴重化趨勢。1984年“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立，其激發了原住民覺醒及領導抗爭運動，使政府對原住民的社會福利服務跨越以往強調生活改進的階段。但在這一時期，臺灣地區針對原住民社會工作的主要取向，即通過自上而下的社會福利政策對處于城市中的原住民青年和處于農村地區的老人和兒童分別實施“殘補”性的救助，事實上并未考慮到以其自身需要的方式為其提供福利救助，在這一階段針對原住民的研究大多站在施政者的角色地位將其定義為“原住民問題”，對待都市原住民的態度亦是如此。因此，這一時期，臺灣地區針對都市原住民的研究帶有明顯的“同化論”色彩，并未重視與觀照“都市原住民”的主體性。
（二）多元文化主義的都市原住民社會工作研究
臺灣地區“原民會”的成立，使得臺灣原住民的主體地位得以確立，臺灣地區開始重視原住民的心聲與訴求，并委托學者進行調查。李明政等的原住民兒童福利需求調查發現，都市原住民父母在教養子女方面遭遇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兒童的休閑場地不夠、托兒所或小學距離太遠、不知如何帶孩子或引導孩子學習，也顯示提供孩子學校學習的協助是必要的。因此，如何從即時性的需求與長期性的的需求全面觀照都市原住民的生活是服務所不可忽略的[16]。同時，李明政歸納綜合臺灣地區各級政府針對原住民提供社會福利工作指出，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是為協助都市原住民適應都市生活，政府在各都市地帶所成立的“原住民生活輔導中心”，運用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大專社工相關科系畢業生擔任生活輔導員，對都市原住民提供法律及各種福利服務[17]。在多元文化主義視角的指導下，針對原住民的社會原則及方法被臺灣學界加以歸納。莊靜雯訪談三位原住民籍社會工作者，歸納出其對原住民社會工作的內容，認為協助原住民案主了解社會生產的規則及協助都市原住民生活適應，了解大多數人的生產規則的前提下，讓原住民選擇如何適應這些生產的規則或都市的生活[18]。學者王增勇提出了原住民社會工作的原則，包括肯定世界觀的獨特性、發展反殖民主義的意識、運用傳統文化來保存認同與集體意識、充權等[19]。
（三）反壓迫反歧視都市原住民社會工作研究的發展
檢視近年來臺灣地區相關研究發現，已有諸多研究者開始從反壓迫反歧視的社會結構層面開始反思臺灣原住民的社會福利政策。如童伊迪、黃源?f認為，目前原住民社會政策最令人詬病之處在于欠缺長遠規劃，短線操作的結構導致服務提供的成效有限[20]。除了上述政策方面的缺陷外，臺灣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歧視也值得反思。吳桂芳認為，長久以來，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化印象是貧窮、依賴外界資源與身處社會邊緣等（近來政府直接將原住民歸類于弱勢家庭，屬重點協助對象）。政府重視原住民的生存需求與自主發展，政府的預算在增加，然而，原住民的問題卻沒有減少，只見需求面與供給面的鴻溝越來越大[21]。
綜而述之，臺灣地區原住民社會工作的發展基本類似于歐美國家的發展歷程，即從“同化論”取向逐漸轉向“多元文化主義”與“反壓迫反歧視”取向。因此，從研究內容上看，其都市原住民社會工作研究也是伴隨著這一發展脈絡而不斷向前推進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政策咨詢類研究還是學術類研究，其在研究方法上始終堅持經驗取向，扎根“田野”，且研究結論也始終專注于對相關實踐的改進，這些均對內地研究者具有較強的啟示意義。同時，也要看到，由于臺灣地區的原住民政策與?鵲氐拿褡逭?策差異顯著，對其相關研究成果的遷移與借鑒需謹慎對待。
三、中國大陸相關研究概況及評述
在我國內地，由于社會工作的發展格局是“嵌入性”的[22]，因此，若要對相關研究文獻進行梳理與檢視，在邏輯上，首先需考察“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研究現狀，因為這種傳統的針對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被認為是專業社會工作引進之前的中國“本土社會工作”，亦稱為“行政性社會工作”的形態[23]。可以說，對其研究現狀的考察，為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研究提供了邏輯基礎與創新依據。
（一）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研究現狀
國內研究者對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問題的關注是伴隨著我國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多和其在城市中各種問題的凸顯而聚焦于此。鄭杭生等認為應從社會轉型和人口流動的宏觀視野推進流動人口管理的科學化[24]。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很難適應對動態社會有效管理的需要[25]。只有通過系統化的“頂層設計”，創新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才能使流動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26]。在社會排斥和社會內卷雙重動力的推進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空間障礙和心理障礙，阻礙了其城市融入[27]，使其關系融入與制度融入難等問題凸顯[28]，因此，針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問題，近幾年學界給予了更多的關注。
檢視近年來中國大陸“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研究發現，該領域研究成果眾多，內容豐富。研究者們均結合對當地（如廣佛肇、長株潭、武漢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現狀，指出目前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存在理念滯后、主體協調與聯動機制不健全、方式單一、公共服務匱乏、法律法規不健全等問題，并從加強宣傳教育、完善法律法規、健全相關機制、立足社區、加強流入地流出地協作、多服務主體參與等方面提出了加強對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相關對策與建議。
不難發現，國內研究者已對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問題探討頗多，但綜觀服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其內容的要義即是對傳統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制機制的弊端予以揭示，并認為，若繼續對其路徑依賴，將無法適應新時期新形勢下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需予以革新。
（二）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研究現狀
公共管理歸根結底是服務，社會管理的本質就是公共服務[29]。當前，這種新公共服務觀（New Public Service）成為了我國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創新的重要理論支撐，也必然成為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制機制創新的重要途徑。社會工作參與社會治理的模式是服務型治理，即通過有效地提供社會服務而參與社會治理[30]。由于國內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實踐正處于摸索與試點階段，且社會工作教育先于社會工作實踐，因此，與之相關研究成果數量甚少，對該領域研究相關議題的探討并未單獨呈現，大多研究結論只能從國內學者對民族社會工作的意涵、領域和發展路徑等的相關研究予以探尋。在意涵上，民族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與民族工作的交叉[31]，是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的價值觀、理論方法，依據國家社會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對面臨困境的各民族群體和個人實施救助服務的活動[32]；在實踐領域上，研究者們從經濟發展與文化持守、個人與群體將民族社會工作的任務結構一分為四，即個人和家庭微觀層面的經濟發展、文化持守以及族群和社區宏觀的經濟發展、文化持守[33]，還從“邊界跨越”與“文化敏感”兩方面來界定民族社會工作的內容[34]；在發展路徑上，其為嵌入性發展，包括結構性嵌入與關系性嵌入[35]。
檢視上述文獻我們不難發現，目前研究者們已在概念和類型等宏觀層面確立了民族社會工作，包括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內涵與邊界，使其作為社會工作的分支學科或分支領域得以存在。因此，上述研究成果大大推動了我國內地該領域研究的發展。但在肯定上述研究成果的同時，另一方面的問題也值得深思，即這種研究傾向雖然能夠迅速在學理上建立起民族社會工作，包括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應然價值所在，但并未涉及其實然價值所在，即并未涉及民族社會工作，包括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實踐基礎與實踐價值所在。就像莫頓指出帕森斯對科學的誤解――思想體系在進行大量的基礎觀察之前就能有效地確立起來那樣。
目前，內地該領域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并非以經驗取向為基礎。從長遠來看，這種方法論的非經驗取向也許并不利于內地有關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研究向縱深發展，影響該領域研究的學理價值與實踐價值。
首先，從學理價值看，這種研究取向會造成研究結論的趨同性。所謂研究結論的趨同性，并非意指研究者所得結論的趨同性，而是指在探討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相關議題時，如基本意涵、價值理念、服務內容、工作方法以及發展路徑等，其研究結論與其他領域社會工作對上述議題的研究結論鮮有趨異之處。這樣的研究結論對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研究，乃至民族社會工作專業和學科學理價值的挖掘及持存是無益的。
其次，從實踐價值上而言，上述研究取向會造成相關研究結論的懸浮，即有關民族社會工作，包括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相關研究成果的實踐指導和政策咨詢意義式微，無法真正在實踐中發揮其應有價值。回歸本源來看，不論是民族學，還是社會工作專業，無論是在歷史淵源上，還是在當前實踐中，其都以經驗研究，特別是以實地調查作為其方法論的基礎，因此，研究結論的形成，理論模式的構建都應扎根于對實踐的觀察、理解與概括中。檢視國外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無論是歐美基于多元文化主義和反壓迫主義的種族、族群社會工作研究，還是臺灣地區的原住民社會工作研究，其均植根于本土實踐中。反觀國內，研究者們的方法論更多的是非經驗取向的，這樣的研究取向所得結論在實踐中容易造成“專業懸浮”，從而落入無用武之地。
四、研究展望
基于對國外（美國）、臺灣地區和中國內地相關研究的綜合考察，目前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相關研究在國內外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且呈現出不同的研究特點。在國外，以美國為典型，其研究呈現個體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兩種鮮明視角，研究方法以實證取向為主導，研究成果大多基于社會工作者對自身行動實踐的概括與總結，但并未形成該領域統一的概念框架與實務模型，更多的是在現有的社會工作理論分析框架中（如增權、優勢、生態系統論視角等）對該領域相關問題予以分析。在臺灣地區，其該領域的實踐起步略晚，研究大多基于現有行動實踐，但大多以實務經驗反思為主也尚未形成其獨特的理論框架與實務模式。而就中國內地而言，該領域的研究處于初步階段，最早的相關文獻出現在2006年，2012年后呈迅速增長之勢，但由于其主要推動力量為民族類或民族地區高校的社會工作專業教育主體，因此，研究成果大多以學理性探討為主，聚焦國內已有實踐的研究成果甚少。
綜合國內外既有研究所呈現的特點和內地社會工作本土實踐的發展趨勢，在后續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研究中，可在如下方面予以深化。
第一，在研究內容上，聚焦于國內已有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實踐，挖掘該領域的社會工作服務與其他領域社會工作服務中所凸顯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是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后，在解決這一群體實際問題過程中在價值理念、理論視角、工作方法與技巧、存在的優勢、問題和服務效果等多方面顯現出獨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