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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社會治理范文第1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不斷發展。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與中國日益重要的經濟增長、國家影響力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的國民素質似乎沒有明顯的提升。特別是2013年5月，當網友曝光埃及盧克索古神廟浮雕被刻漢字“丁錦昊到此一游”后，所引發的巨大社會關注的新聞，可以說真正反映了中國在快速發展中所長期忽視的國民素質問題。國民素質包括全面教育、文化素質、身體素質、道德修養、國民的凝聚力、向心力等118個綜合指標。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提升，將有利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反，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利于這個國家國民素質的提升。

一、城市空間中需要新的文明規則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城市時代到來意味著人類的生存空間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成為人類創造的新空間?？臻g有著多重內涵，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空間意味著權利。今天，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國民權利意識普遍覺醒。傳統農村社會中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習慣，可能在新的空間中不再適應。不同生活在城市中的異質群體，對城市空間產生了許多新的要求，而城市的公共物品卻往往趕不上市民的需求。這使他們產生了對城市的新期待。不同的主體進入不同的公共空間，必然存在權利與責任的邊界問題。很遺憾，很多時候我們還沒有厘清。公共空間已經呈現出來的許多問題必須得到正視并解決。 我們似乎還從沒有過如此嚴峻的空間關系的緊張。

隨著城市的發展，空間觀念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關注。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社會理論的歷史被認為是“空間觀念奇怪缺失的歷史”[2]。直至20世紀中葉，社會科學經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空間轉向”。芝加哥學派城市生態學將“空間區位布局簡化為社會世界復雜度”的城市生態學，區位、位置、流動性等概念被用來測量、描述和最終解釋社會分層現象。到1960、1970年代，以列斐伏爾為代表的新城市社會學重新引入社會再生產、資本循環等概念，將空間作為重要的社會資源及力量，城市再生產由空間中的生產轉向了空間本身的生產。[3]網絡時代的到來，又產生了如資本流動、信息流動等“流動空間”[4]。當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空間組織將人們限定在不同的地方，從而有助于建構社會秩序并構成階層、性別和分工。[5]

20世紀著名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在《城市的權利》和《日常生活的批判》著作中認為，資本主義空間生產所造成的中心與的分化和矛盾首先是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資本利益而形成的空間組織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區吸引和集中了越來越多的政治權力組織和商業功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間被迫向邊緣地區置換[6]。長期以來，人們更多關注物理空間和精神文化空間，而很少關注社會歷史空間。

21世紀是一個空間的世紀?？臻g意味著權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空間體現的是權利的差異。中國社會種種的矛盾沖突實際就是人們權利的實際享有、權利意識的普遍覺醒與實際滿足，各種權利主體需求的公共物品趕不上需求所致。不同的公共空間，對每個空間主體的權利與責任邊界有著不同的要求。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國民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權利意識不斷增加，但當他們進入公共空間后，責任和權利的邊界并沒有通過系統的國民教育成為習慣，許多人并不知道在公共空間應該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城市這個人口密度高，人口、資源和環境關系緊張的公共空間，各種公共空間的沖突也就經常產生。國民的素質也在人與人交往，特別是城市空間中人際互動而表現出來。各種沖突也因此而頻頻發展。

如何化解空間沖突？每個人都應該是權利和責任主體，但人們卻習慣把別人看作客體。杭州公交車耳光事件就很典型，抱小孩婦女的丈夫儼然占有道德優勢，認為別人必須讓座。挨了五個嘴巴的男孩不敢反抗，可能是覺得自己道德不占優勢，但大家卻沒去思考小伙子不讓座的真正原因，或許他上了一天班已經非常勞累。這個案例反映出，在城市空間中人們缺乏的是換位思考。加深對社會歷史空間人們行為的理解，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在物理空間中所發生的行為。人的素質也才能在空間中得到更好地體現。

具體到城市地鐵中的乞丐問題，它更是反映出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城市新二元結構的問題。由于中國長期以來實施的城鄉二元結構，使中國城市和農村享有不同的發展權利，城鄉國民享有不同的權利，意味著許多城市市民享有的，包括教育等在內的公共資源并沒有為農村居民分享，這使得我們所說的素質不能從國民的教育中得到提升。當流動成為一種權利的時候，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他們的權利并不因為他們生活在城市就因此享有，新的二元結構所帶來的問題自然會頻頻發生。當他們在城市空間與市民產生各種聯系后，沖突就成為不可避免。即便將來中國實現了城鄉統籌發展，生活方式和習慣的差異也將繼續存在。像城市中的流浪者，未必就一定要為了生計，它可以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們有權選擇不勞而獲的生活方式，前提是不違規則，不侵犯他人權益。這也是流浪者在城市公共空間里的權利體現。許多城市政府為了市容所進行的社會管理，以所謂的文明城市創建將流浪者從城市趕走，這是對他們合法的權利侵犯，也沒有很好體現出城市管理者的素質。

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流浪者都不應該在地鐵空間中乞討。這并不是缺少對窮人最基本的憐憫。問題在于，地鐵的主要功能不是解決貧困問題，而是保證城市公共運營?，F在的地鐵行乞者強討強要、欺騙善心實際扮演的是對公共空間規則的破壞者。而在城市公共空間從事社會管理的管理者，卻經常面對這樣一些困擾他們嚴格執法的社會問題。他們找不到有效地解決城市公共空間中所產生的各種問題，這與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等密切相關。

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窮人或者富人，對城市社會管理者而言都是平等的主體，性別、戶籍、身份都無關于他們是否可以享有更多的權利和承擔應有大的社會責任。許多國家對公共空間中國民行為規范幾乎“苛刻”的細節規定，并沒有引發如中國這樣大的社會爭議，就是因為公民對公共空間理解形成了普遍共識。國民權利在公共空間中實現，其行為也應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受到約束。我們應該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不斷提升國民的整體素質。這意味著，我們已經習慣的城市社會管理理念和方法都必須進行創新。

二、城市時代的中國社會治理

當中國進入城市時代后，我們必須適應城市時代的到來，創新原有的社會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必須盡快建立公共空間意識。人人都成為公共空間秩序的構建者。由于人們對空間概念模糊不清，甚至圍繞地鐵乞討等問題口誅筆伐，最終連管理者都不具備管理的自信，感覺可以管，底氣卻不足。如果從運行方到各個主體，對公共空間認識都不到位，沒有公共空間意識，必然產生一系列問題。類似城市公共空間的國民教育應該盡快補課。我們必須思考并回答，城市時代的中國國民應該具備怎樣的文明素質。

在社會的刻板印象中，農村人素質比較低。實際上是向城市遷移的農村流動人口并不知道城市空間中的行動規則。許多所謂的低素質行為實際上是，本地人對城市空間規則已經有了一定的實踐，但源源不斷來自農村地區的人口卻不熟悉城市空間的新規則。城市空間里所產生的一系列矛盾實質上是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分割的必然結果。城市的社會管理者應該學會換位思考，也因此必須創新社會治理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市民首先要成為公共空間模范的實踐者、示范者。他們首先應該體現出他們作為城市文明實踐者的素質。在流動人口超過2.6億的中國，解決國民素質問題需要一個漫長而持續的過程。它應該是一個城市文明的國民教育過程、也是一個城市文明傳播的過程。所有的國民都要學習在城市時代，我們如何文明相處的規則，形成城市公共空間中行為的新習慣。在城市公共空間，如果各種關系不能有效處理，就會出現各種公共安全問題。群體之間的互不認同，只會將社會弱勢群體更進一步推向越軌、犯罪的行列。隨著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的涌入，城市里有限的空間與資源，必然會進一步引發不同主體之間的矛盾。每座城市都面臨這樣的挑戰。要建設和諧的中國社會，國家必須對現有的制度、體制進行根本的改革。不斷提升國民的素質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國和諧社會的構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轉型非常劇烈。進入城市時代以后的中國社會，公共空間的行為規則對所有在空間中的行動者都提出了全新的行為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城市公共空間的規則去行動，就會產生對其他國民的權利侵害，就會對城市社會秩序形成影響。如何對城市公共空間中種種的不文明行為進行有效的社會管理，需要創新城市社會管理者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產物。地鐵作為一個流動的公共空間，當不同社會群體同時出現時，展示的應該是現代都市文明。所有在公共空間的行動者的行為，都必須在道德、法制的規則之內。地鐵作為人類文明的創造物，作為社會歷史和現實的展示，就像一個流動的世博會展館。對像上海這樣人口超過2400萬的現代巨型都市而言，地鐵空間國民的素質是整個中國社會國民素質的縮影，我們應該在地鐵這個公共空間中不斷提升，并見證古老中國國民素質的現代提升。

城市本身就是人類文明的創造物，同時城市也是人類文明的傳播空間。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來到城市生活、工作，如何共同營造一個現代社會文明，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去傳播人類文明，實踐人類文明。在網絡時代，網民通過公共虛擬空間提出議題，讓更多人了解不文明現象的過程本身即傳播文明的過程，人們自此開始思考我能為解決這個問題做什么，從而喚醒了城市居民的自覺。這是城市時代社會管理的創新之舉。從主流社會來說，此時便要利用學校、家庭、媒體等更為豐富、立體的傳播途徑，讓更多人參與各類熱點事件的討論，討論的過程也是一個傳播城市文明，提升國民素質的過程。通過一次次這樣的討論，所有生活在，工作在城市中的國民，都將過自覺、主動的學習城市文明，并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成為一名城市文明的實踐者和傳播者。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文明中，社會曾經經歷了數次周期性動蕩，一次次朝代更替使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革。每一個變革的時代，都伴隨著人們的價值觀念急劇演變。而只有到了城市時代，人們才開始了人與人之間的密切交往，也才產生了現代的城市文明。2012年，中國也已經有超過52%以上的人口生活、工作在城市，如何通過城市來提高國民的素質，是我們必須回答的新課題。

中國劇烈的經濟、社會轉型加劇了社會風險，也提高了城市社會管理的難度。當代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說，人類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各種社會形態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一種風險社會。盡管風險是與人類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隨著人類成為風險的主要生產者，風險的結構和特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才產生了現代意義的“風險”并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風險社會”雛形。

另外一位當代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也對現代社會的風險提出了自己的創新分析。在吉登斯看來，人類生活在高度現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種機遇與風險的世界中。這個世界的風險與現代制度發展的早期階段不同，是人為不確定性帶來的問題。當我們追求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時候，我們可能沒有這樣的意識，由于現代社會的人們只關注自己的權益最大化，可能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忽視了或者損害了其他人的利益，這使我們身處的社會不再相互依存和有機團結。今天，我們越來越生活在這種人為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中。人類要規避風險必須創新我們賴以生存的各種制度。

貝克和吉登斯顯然屬于制度主義者，他們將現代社會風險界定在一個由制度性的結構所支撐著的風險社會中。這個風險社會是規范有序的，而且還呈現出一種垂直結構，有一定的等級秩序，以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為基礎。轉型期中國出現的各種發展中問題，特別是現代社會自然分化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差距過大所引發的社會矛盾，需要我們創新社會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過創新社會管理來建立城市文明的新制度，并以此來化解城市空間中的各種沖突，才能促進中國的社會和諧。

我們應該認識到，只有通過社會治理創新，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而現有的體制、機制，甚至原有的制度都與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有著太多的不適應。國民素質的問題只是種種不適應的具體表現，要真正提升國民素質，就必須創新社會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過大力加強包括改善民生和創新社會管理的社會建設，來應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劇烈轉型風險。

聯合國人居署在《人類居住》中描述21世紀城市和人的關系說，“世界人口有一半已經生活在城市地區了，到本世紀中期，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地區將主要是城市。城市是變化的熔爐，是把人們從四面八方吸引過來的磁石，它是我們人類的實驗室，可持續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發動機。”城市化的過程應該是人類文明的傳播和國民素質的提升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是最重要的國民素質提升途徑。教育是一個國家、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基石。如何形成教育優先發展的全民共識，我們需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當網民集中發帖譴責城市中各種不文明現象的現象時，本身即可被視為一種具有創新精神的社會管理方式，而這種從個人責任意識出發，由民間自發的組織起來的行為是值得鼓勵和提倡的。因為它能激發越來越多的不同社會階層的參與，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人。當他們積極參與到城市文明建設中來的時候，城市文明建設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這就是現代教育所倡導的“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人人是主體”的現代教育理念。通過圍繞城市文明建設的生活教育的指向，幫助所有的受教育者提升在社會，特別是在城市社會中形成城市公共空間新的文明行為，應該成為政府推進城市文明進程的重要選擇。

諾貝特斯?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1]一書中，提出了文明進程的理論。埃利亞斯認為，伴隨著文明的演變和進步，人類歷史也在發展，并表現出不可逆轉的進步趨勢。人類文明的進程，是不同文明碰撞、交流、交融的進程。在埃利亞斯看來，“文明的表現”絕非天然如此，文明是一種過程，是歷經數百年逐步演變的結果，是心理逐步積淀規范的結果。今天西方發達國民比較高的國民素質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國要提升自己的國民素質，一定也會經歷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盡管如此，我們也必須通過推進社會管理創新，來不斷提升城市市民的綜合素質，使市民階層成為新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倡導者、實踐者，以此來帶動更多國民的素質的提升。距離中國主辦的2010年上海世博會已經超過3年的時間，上海世博會籌辦和舉辦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提升都市文明的過程。已經進入后世博時代的中國，伴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我們也應該將這一歷史進程變成不斷提高國民素質的過程。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不只是現代化的物質生活，更是人類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關懷的精神生活。中國要成為受人尊重的國家，除了要注重物質文明建設以外，更要實現政治文明、生態文明、精神文明等的發展。而要實現國民素質的不斷提高，我們要必須不斷創新社會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充分發揮國民自身的主體性和主動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提高國民素質的基礎上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

章友德，上海政法學院社會學教授、博士。

本文是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重點課題“上?；狻靶露Y構”問題研究”（13ZS142）項目的部分成果。

[美]約翰?厄里.關于時間與空間的社會學[J]//[英]布萊恩?特納.社會理論指南[M].李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0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46-53.

[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九、王志弘，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504.

[法]布迪厄.社會空間與象征權力[J]//包亞明.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20～122.

新時代社會治理范文第2篇

但從現代的快速增長的社會發展來看，有一些教師工作不安心，敷衍了事；不尊重學生、侮辱體罰學生；有的教師不熱心本職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校外創收上；有的教師利用職業之便，向學生強行推銷各種學習、考試資料；有的教師未經上級部門許可，向學生收取節假日補課費、培訓費等；有的教師不拘生活小結，或衣冠不整，或穿著過于艷麗花哨；有的教師思想不健康，言行中顯現低級情趣等等。這些違背了教師職業道德的基本規范，是這些教師缺乏師德修養的具體表現。

教師一直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對學生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同時又是舉足輕重，潤物無聲的。陶行知先生曾講：“先生不應該專教書，他的責任是教人做人；學生不應該專讀書，他的責任是學習人生之道。”所以，學生學生，關鍵在于學習人生。教師做到了“精于教學、勤于育人、敢于創新、樂于奉獻”，我們的學生才會有感恩之心，才會有進取之志，育人的職責也就達到了。

作為一位人民教師，我們要深刻領會總書記的講話精神，以講話中的“四點希望”自勵自勉。 熱愛本職工作，關心熱愛學生，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

教書中科研是教師的強身之道?！盎畹嚼蠈W到老”，樹立終身學習觀念，努力使自己成為科研型教師。育人要培養自己的親和力，用寬容的心態接納學生。在浮躁的環境里，我們教師要淡泊名利，靜下心來教書，潛下心來育人，甘于奉獻，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名利觀，遠離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

要想真正地履行好服務新時代的社會責任，就要清楚地認識并關注教育公平，隨著十七大的召開教育公平的問題引起國民的廣泛關注。

孔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思想。他的本義是不分貴族與平民，不分國界與華夷，只要有心向學，都可以入學受教。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沒有高下貴賤之分?！坝薪虩o類”思想的實施，擴大了教育的社會基礎和人才來源，對于全體社會成員素質的提高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教育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然而在當今社會“有教無類”的思想正逐漸退化，教育不公平現象在當今社會屢禁不止，過去人們要求人人有學上，現在人們要求人人上好學。想讓孩子讀好一點的學校就要交一定的擇校費；學校教育與普通學校教育的不公平，升學教育與就業教育的不公平，關注知識與關注能力的不公平等等，這些教育不公平現象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在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公平現象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教育起點的不公平，2.教育過程的不公平，3.教育機會的不公平，4.教育結果的不公平。

1.教育起點公平。是指每個社會成員在受教育機會面前應受同等對待。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大多數，義務教育的重頭戲在農村?？偫碚f過：“讓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學，都能上好學?！敝醒虢陙碇鹉昙哟髮r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表明了中央對教育的重視。一個國家的強大離不開對教育的重視，教育對政治經濟文化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現在國家實行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讓所有孩子都享有同等受教育權，讓所有孩子都能上好學，這是我國教育理念的一個巨大改進和完善。

自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以來，經過近20年的努力，成績斐然，但義務教育城鄉差別依然存在。由于基礎教育階段城鄉教育機會的差距，以及教育經費、教學條件、師資力量等因素造成的教育質量的差距逐層累積的結果，與現行高校招生制度客觀上傾向于城市等原因，最終導致城鄉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巨大差距。

2. 教育過程的不公平。城鄉之間的差距，及激烈的入學競爭和屢禁不止的“擇校熱”由高等教育階段下延到義務教育階段，使全社會公民本應大致公平享受的義務教育權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淪為了家長之間權力和金錢的競爭?！百u考分”泛濫使公平競爭的升學考試制度遭到破壞，“錢學交易”、“錢權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廣大平民百姓，特別是農民和下崗工人，本來想讓子女通過勤奮讀書最后改變家庭的面貌，在高收費下只能望洋興嘆；有些人就是借錢也要讓子女讀書，導致家庭更貧窮。有錢人的子女可以享受優質的教育，高考分數不夠還可以交錢讀名校，出來后更不愁沒有好工作。貧富越來越懸殊，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大，它不僅影響這一代，還會影響下一代，影響國家的未來。

3. 教育機會的不公平。在我國目前在對高校的管理上，采用的基本上還是壟斷式的管理方式。我國的公辦高校有統招的名額，國家承認的學歷，能夠方便地吸納社會優質的教育資源。一些民辦高校并不能享受到與公辦學校同等競爭的平臺，社會上的民間資本并不能自由地進入教育領域。

4. 教育起點的不公平。教育機會的不公平、教育過程的不公平必然導致教育結果的不公平。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教育資源投入的差異，導致了不同地區的教育質量不同，突出表現在西部地區的教學質量明顯低于中、東部地區，貧困地區的教學質量明顯低于經濟發達地區。教育不平等造成了公民個人技能和勞動力資源上的不平等，使農村和城市貧困群體子女進入社會高層的門檻大大提高了，貧困和富裕階層之間上下流動的障礙增大了，教育這一最有效的扶貧和提高社會公平性的手段減效了。農村學生考上本科與重點院校的比例要遠遠低于城市學生。教育不公平后果嚴重，會影響到人的就業不公平，甚至一個人一輩子的不公平；會引起整個社會的不公，甚至會引發社會危機。在歐美一些國家，教育不公平被認為是國家危機。確保教育公平是關系國家戰略的大問題，也是堅持科學發展觀、落實以人為本這一治國理念的需要。

改善教育不公平的現象主要是從事中長期宏觀的教育政策研究，就是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要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教育不公平是我國現階段的一種客觀存在，改變它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我們絕不能對這種現象聽之任之，更不能為教育不公平張目，而是要努力促進教育公平的實現。事實上，解決辦法是有的，關鍵是一些地方政府能否下決心去做。政府首先還是應當控制和協調城市與農村的教育投入比例，改革城市教育中的鋪張浪費問題，將一部分削減下來的資源投入到農村，支持農村的教育硬件建設，給農村教師多增加一些工資或補貼；在同一城市，政府可以嘗試均衡調配師資力量，讓名師平均分布在各個學校，并對各校教師的工資收入統一標準，使用財政資金的著力點放在消滅學校之間的差別等。

新時代社會治理范文第3篇

關鍵詞：傳統文化；社會治理；功能和作用

開平市地處珠三角西南部，以碉樓而聞名。開平碉樓源于明朝后期，起初主要是為了抵御匪患以及防止自然災害的影響。開平市赤坎鎮三門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廣東省第一批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傳統文化。自從2018年江門市第六屆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在開平市赤坎鎮正式落地以來，項目在社會服務和社區治理中緊密結合碉樓文化，積極挖掘碉樓文化的內涵，并且將其與現代社會治理以及社會服務結合在一起，逐漸探索出了以碉樓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社區治理模式。

一、碉樓文化概述

開平碉樓是開平僑民將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藝術相結合的產物。開平碉樓集合了防衛、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藝術風格在開平碉樓表現出了很強的兼容性，成為開平傳統文化中最為主要的部分。開平碉樓具有鮮明的嶺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樓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傳統文化。碉樓文化是一種原生型、多元性和開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長期的發展中所形成的碉樓文化理念可以概括為：以“碉其穩”，“穩”即“自衛防盜、安全穩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為家、團結和睦”。

二、碉樓文化與社會治理的關系論述

開平碉樓文化的演進和形成與開平本地社會發展息息相關，雖然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社會治理理論的演變處于不相交的時間段和空間中，但是社會治理所體現出來的“過程”“調和”“多元”和“互動”的特征與開平碉樓文化在演變和形成中所體現出的倫理道德、和諧理念、追求穩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現象。首先，社會治理理論的“調和”特征與開平碉樓文化在形成和演變中所表現出來的和諧理念以及追求穩定的社會觀念，均體現出了反對社會矛盾解決中的激勵、暴力和不妥協的態度，追求和諧、穩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張通過相應的途徑實現和平、和諧。其次，社會治理理論中的“多元”特征與開平碉樓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間表現出了高度的契合。開平碉樓文化結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從碉樓文化中也能夠挖掘出社會治理理論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會治理理論的“過程”特征體現出了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具有動態性、發展性和延續性等方面的特點。而碉樓文化作為當地傳統文化，是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演變而來的，碉樓文化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意義，能夠實現對社會關系的不斷調節。最后，社會治理中的協同治理理念與碉樓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謀而合。在社會治理中，要求多元主體通過構建協同治理的環境來實現社會治理的目標，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而碉樓文化中“以站為家、團結和睦”體現出了在抵御自然災害和外界干擾中的合作理念。

三、發揮碉樓文化社會治理的實現路徑

開平市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在服務社區居民的過程中，要加強對碉樓文化內涵的挖掘，結合社區服務和社區治理的要求，將碉樓文化中所蘊含的和諧、團結、多元、互動等理念運用于解決社區問題、調解社區沖突以及社區教育等方面，以充分體現傳統文化的新時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組織和文化傳承隊伍傳統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賴于人的創造力進行傳承和發展，因此要確定碉樓文化在赤坎鎮社會治理中的主導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為平臺，強化工作人員對碉樓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備的內涵。同時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從不同的層面和維度對碉樓文化進行深入的識別、傳播。因此，應以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為平臺，積極發揮平臺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體，為實現碉樓文化在社會治理中功能的發揮奠定基礎。

（二）強化對碉樓文化內涵的識別開平市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工作人員需加強對碉樓文化內涵的識別和挖掘。例如可通過“赤坎人家口述史計劃”專項活動，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從口述史中得出碉樓文化的內涵，逐漸構筑村民的文化共同體。碉樓文化中的安全穩定、包容、團結、和睦等理念與社會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將安全穩定的理念運用到社區安全建設中，將團結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區支持網絡的構建中。

（三）依托碉樓文化建立社區治理體系碉樓文化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其與社區治理的內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要以碉樓文化為依托，以社區治理的要求為標準，結合社區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樓文化傳承和保育為平臺的社區治理體系。以碉樓文化的精神為依托，把社區治理中的安全建設、支持網絡建設、底線民生服務、社區教育等內容納入到社區治理的內容中，構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體系。

（四）建立傳統文化治理的反饋機制以碉樓文化為內涵的社會治理體系在實踐的過程中需要進行不斷的優化和完善。這就要求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根據社區問題以及社區需求，不斷對以碉樓文化為核心的社會治理體系進行優化。開平市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在實施的過程中需要建立碉樓文化社會治理反饋機制，結合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不斷積極優化和改善，以社區需求為導向進行動態化的更新和優化，提升碉樓文化與社會治理內涵的契合度，更大地發揮碉樓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新時代社會治理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評估

準確評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進高校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面臨西方思潮沖擊、社會結構變遷、信息網絡化等外向性風險，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運行體系、課程體系、理論研究體系衍生的內源性風險。當前，可以從風險識別、風險分析、危機評價等環節著手，借助可視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評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能力，為新時代高等教育事業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一、風險識別：發現風險項目與辨認危害要素

風險識別是評估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前提和基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辨識是一個發現風險、辨認風險并描述風險的過程。這一過程旨在發現風險項目、辨認危害要素、描繪風險要素特性并輸出風險清單。1.治理風險的識別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過程中，要識別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風險源、確定的風險事件、潛在的風險征兆等。其中，辨識源頭類危害要素和衍生類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識別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真正誘因。識別風險事件和潛在征兆則屬于風險識別的中心任務。一切風險皆由事件觸發，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過程中，應當重點關注給思想政治教育帶來消極影響的確定性事件和潛在征兆。2.治理風險的識別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識別是一個發現、辨認、描述、清單輸出的完整過程。其中，確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范圍和對象是風險識別的首要環節。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范圍大體可劃定為國際國內兩大變局，對象則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風險項目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二步。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由危害要素、確定的風險事件和潛在的風險征兆構成。歸納風險類別并凝練風險特質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三步。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風險類別大致可分為外向性風險與內源性風險。風險清單輸出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四步。這一環節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輸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分析的輸入。通過形成風險清單，既能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識別提供可量化的依據，也可以為風險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標準。3.治理風險的樣態歸檔。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環境的變化，產生了不同形態的風險。根據事物發展的外因和內因，大體可歸結為外向性風險和內源性風險。其中，外向性風險源自國際、國內雙重語境。從國際大局勢看，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西方錯誤思潮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推行、教育理論的宣傳、教育工作的運行造成了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學生對的認同。從國內大環境看，社會結構變遷和智能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改變了意識形態斗爭的戰場，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的主陣地作用有所削弱。內源性風險則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體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邊緣化、工作機制滯后、政工隊伍游離、主體資源流失、教學與科研績效割裂等治理風險。如面對不斷上行的社會競爭壓力，部分高校為了提高院校的競爭優勢，將關注點側重于增設校園硬件設施、擴大招生規模、爭取辦學經費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邊緣化的風險”[1]。4.治理風險的識別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風險的識別方法主要有德爾菲法（專家調查法）、安全檢查表法、問卷調查法、Citespace計量分析法。其中，德爾菲法在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專家意見的反饋匿名函詢法。該方法能夠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風險點和風險源。安全檢查表法則是辨識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確保風險排查的全面性、廣泛性。問卷調查法和Citespace數據計量法則屬于定量分析法。其中，問卷調查法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常用方式，能較為客觀地反映某一時段學科體系某一方面存在的問題。以Citespace為代表的大數據識別方法利用科學計量軟件Citespace進行關鍵詞共現和聚類分析，不僅可以直觀、準確地識別風險點和風險源，還可以構建科學的知識圖譜。

二、風險分析：尋找風險點與追溯風險源

風險分析是評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核心環節。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個子過程，對治理風險的致因分析著力于尋找風險點和追溯風險源的成因，側重于從環境和主體風險源出發，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發展階段、運行機理以及內在張力。1.治理風險的分析理路。首先，風險要素包括風險源、觸發行為、風險點、傳導路徑等。其中，風險源包括確定性風險事件、引起損失的不確定因素、潛在導致風險的事物或現象等。觸發行為則是風險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潛在的風險因素，并將其轉化為實際的風險事件。風險點是連接潛在風險源和外部環境的媒介。傳導路徑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中的線索。通過這一線索，風險點、風險源、觸發行為得以串聯。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主要由環境風險源和主體風險源引發。前者指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復雜嚴峻，后者指高校內部各權力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產生，實際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風險要素的動態互動過程，即在特定危險行為的觸發下，導致風險點、風險源產生集群風險，進而通過傳導路徑不斷延伸和擴散。2.治理風險的引爆條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既受自身發展規律的約束，又面臨來自外部環境的挑戰。因而，我們大體可從環境風險源和主體風險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引爆條件。一是對環境風險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環境風險源可歸結為國際風險源和國內風險源。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極易受到青年學生群體的追捧。隱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價值觀念是沖擊我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因素。同時，在市場經濟中滋生的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等傾向，造成了部分大學生對社會責任感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漠視。此外，部分大學生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認知偏差以及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的一些新情況也會產生環境風險源。二是對主體風險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和客體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其意識的多變性勢必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高校治理結構中各權力主體失調引發的學術權力地位邊緣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異化，增強了人才培養、學術研究、財務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類權力運行過程的不確定性。[2]3.治理風險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樹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計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樹分析法屬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疇。只有確定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才能確認該事故能否構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風險。因果分析法主要結合“‘是/否’邏輯”來識別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關的原因和潛在結果”[3]（P53）。因而，它能幫助人們更全面地認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稱損失分析，是一項結構化的問題處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決。[4]（P43）Citespace計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則可以幫助人們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隱性風險明晰化。這兩種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隨機性和偶然性。

新時代社會治理范文第5篇

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四中全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進一步提升司法所建設整體水平。

二、工作目標

以鞏固和完善基層法治平臺建設為目標，整體規劃、分步實施、重點突破、全面提升，努力打造設施完備、制度健全、保障有力、素質優良、職能彰顯的高水平規范化基層司法行政工作平臺，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和保障。通過司法所建設提檔升級三年行動，持續打造司法行政基層綜合性、一站式服務平臺，推進司法所內涵式發展，全面提升司法所基礎保障、管理水平及履職能力，進一步夯實司法行政基層基礎。到2022年底，所有司法所達到提檔升級基本要求。

三、主要任務

1.加強司法所黨的建設

2.完善司法所組織體系

3.提升司法所隊伍建設水平

4.優化司法所所務管理

5.強化司法所基礎設施保障

6.充分發揮司法所職能作用

7.積極打造“智慧司法所”

四、創新舉措

堅持示范引導，爭先創優。立足新時代司法所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修訂市級示范司法所標準，組織開展示范司法所創建復評活動，加強示范司法所動態管理。通過培育典型，樹立標桿，強化典型示范帶動作用，營造比學趕超氛圍，不斷提升全市司法所建設整體水平；

堅持整合資源，協調聯動。積極整合法治宣傳、法律服務、人民調解、法律援助等系統內資源，通過開展結對共建、掛職鍛煉、交流任職、駐點實習等方式進一步壯大司法所力量，提升司法所服務能力。加強司法所與基層綜治、公安、等工作部門協作配合，打造基層綜合性、一體化服務平臺。積極探索社會力量參與司法所工作常態化機制。

五、活動時間

第一階段：動員部署階段（2020年4月底前）

第二階段：組織實施階段（20205月—2022年6月）

第三階段：總結驗收階段（2022年下半年）

六、下一步工作考慮

結合本地實際，分級分層抓好示范點建設，及時總結提煉并固化好的做法，探索形成一批可復制、可借鑒、可推廣的經驗，推出一批立得住、有特色、效果好的品牌。要在司法行政內網、外網首頁開辟行動計劃專欄，宣傳司法行政基層基礎建設成果，加強工作信息和典型經驗交流。要積極運用傳統媒體及新媒體，宣傳司法所在促進基層法治建設、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方面工作成效，充分展示司法行政機關服務為民的良好形象，擴大社會影響，提高人民群眾的知曉度、認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