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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范文第1篇

給垃圾貼上二維碼標簽、投進再生資源回收柜，就能獲得積分；積分不僅能兌換購物卡、手機充值卡，還能直接兌換現金。北京市一些小區最近推行的“垃圾智慧分類模式”，讓居民更樂于進行垃圾分類了。垃圾分類和回收是城市治理的一件難事，但通過技術手段上的“微創新”，便為破解這一難題打開了突破口。“微創新”不屬于從無到有的創造，也沒有顛覆性的變革，而是在框架之內、從小處著眼，針對細節、流程、節點、技術等進行改進提高。對于社會治理來說，“微創新”也可以很給力。

社會治理涉及方方面面，大到社會治安、安全生產，小到社區服務、鄰里互動，與人民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社會治理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紛繁復雜，基層社會治理更是如此。提升社會治理水平，不僅要在基礎制度建設、基礎平臺建設等宏觀方面著力，更需在工作流程、服務技術等中觀和微觀層面創新，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微創新”契合社會治理精細化的要求。服務大廳的一張提示卡片看似不起眼，卻能讓辦事的群眾不跑冤枉路；在網站首頁新增一個快捷入口并不難，卻能省去瀏覽者不少搜索的時間。正是這些局部的“微創新”，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群眾體驗、提升了群眾滿意度。

社會治理的“微創新”要以小搏大，關鍵要從群眾需求出發，使每一步創新、每一點改進都能便民、利民。現實生活中，一些機構雖對工作流程、工作方法進行了所謂“創新”，但沒有根據群眾的需求“對癥下藥”，成了為創新而創新的無用功、花架子。從群眾需求出發，前提是掌握何為群眾真正所需、迫切所需，在收集、捕捉群眾訴求上做功課。其實，了解群眾需求并不難，可以通過開通網上留言區、在辦事大廳設立意見箱意見本、定期召開座談會等多種形式進行。關鍵在于重視收集的意見留言，并進行有效整理提煉，準確發現群眾的“需求點”。如果止步于群眾點下“滿意”或“不滿意”的評價按鍵，而不去探求不滿意的背后是什么，那么“微創新”就難以開展起來、深入下去。

“微創新”的理念和實踐能鼓勵更多人參與到社會治理之中，對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有推動作用。社會治理由政府主導，但不只是政府一方的責任，公眾參與是加強社會治理很重要的一環。每一個人都可以在與自身密切相關的社會治理領域，針對工作流程、工作方法、服務技術中的小問題、小細節提出改進創新意見。因為有親身體驗，這些意見就更務實具體。如果群眾的這些“微創新”點子得到采納，并最終落實為規章和流程，就會激發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同時，更多的群眾參與會使政策制定和實施更具有科學性、更加人性化，形成社會治理共建共享的良性循環。

“微創新”雖然是一種局部創新，但不能囿于某個領域、某項服務的細微改進，而在于使每一項治理活動更精細、更有效，逐步提升社會治理的整體水平。當今社會發展速度很快，針對小問題、小細節的“微創新”，其效果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條件的改變而打折扣。步子小就得快快跑。社會治理領域的“微創新”沒有止境，也不能止步。不以善小而不為。只有根據客觀情況和群眾需求的改變不斷進行“微創新”，社會治理整體水平才能步步提升。

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范文第2篇

2013年，中國政府信息化項目將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經濟社會穩定、提升治國理政能力三個重點開展，精細化管理與民生信息化投入持續加大，特別是智慧城市相關領域將得到政策的激勵，2013年智慧城市的市場容量將達到108億美元，較2012年將有較大增長。電子政務應用建設的重點將轉向面向公眾的城鎮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應用項目，繼續構建金保二期、時空信息云平臺、全民住房保障信息化工程、食品藥品安全監管信息化工程、三網融合、無線城市、公共安全應急指揮平臺、行政執法監督信息化工程等重點應用項目，大數據分析將在輿情監測、預防犯罪、實時決策支持等政務場景探索更多應用模式，更加關注政務公開，特別是行政審批服務與辦事服務，大力推進國產化水平。基于此，IDC對2013年中國政府行業IT市場作出如下10大預測：

1. 新型城鎮化和第三平臺技術快速催化中國智慧城市建設。新型城鎮化方案的提出，將對新型信息技術類的技術設施建設起到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在多方面促進信息化建設。智慧城市從國家部委層面進行全國統一布局規劃，住房城鄉建設部于2013年1月29日公布首批90個智慧城市試點名單，國家開發銀行與住房城鄉建設部合作投資智慧城市的資金規模達800億元人民幣，面對政績考核評估與國開行的資金支持，地方政府將積極上報建設方案，未來幾年將掀起一輪智慧城市建設的新熱潮。2013 年智慧城市的建設模式將有突破和創新，資金來源進一步多元化，BOT 模式越來越多，大型互聯網公司將介入智慧城市的建設。智慧城市服務商新的競合關系出現，領導廠商將在2013 年凸顯。物聯網和第三平臺技術的應用持續深化，云平臺、大數據技術將會有良好的發展環境。

2. 政府項目的投融資體系進一步創新，引導社會資本的合理投向。2013年各地方政府將繼續完善融資體系，拓寬融資渠道，創新融資方式，爭取中央與省級補助、各級政府分擔、國內外金融機構貸款、發行債券和信托產品、上市募集、轉讓經營權、資產轉讓、股權轉讓、產業投資基金、BT與BOT等多種項目融資方式，對政府性項目實施投融資，引導社會資本的合理投向，發揮政府資源杠桿作用。

3. 移動社交媒體成為參政問政、政務信息的重要平臺。2013年，移動社交媒體將成為應對突發事件的首選渠道，在推動突發事件解決、設置公共議題、聚集社會資源、生成公共輿論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作為網絡輿情的主要推動媒介，加強社交媒體輿情的預警和監管，將是2013年出現的發展較快的產業機會。

4. 以云計算為基礎的電子政務頂層設計與應用進入快速成長期。中國電子政務已進入以云計算促進資源整合、業務協同和集成應用的新階段，廣闊的市場空間將進一步吸引大量資本注入云計算領域。云計算相關的硬件制造、軟件開發、運營服務等領域將成為重點。交通云、政務云、教育云、醫療云建設將在全國范圍內成為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環節，云計算基礎技術的自主研發將繼續獲得政府大力支持。

5. 政府精細化管理的投入持續加大，數字城管成為熱點。政府精細化管理的投入將持續加大，數字城管范圍將擴大，市場規模迅速提升。國家開始在各地政府推動城市精細化考評體制，精細化管理的理念被更多管理者重視，各地政府紛紛在電子政務“十二五”規劃中加入數字城管的內容，明確資金和政策上的支持。數字城管作為電子政務、智慧城市和數字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向全國普及是必然趨勢。

6. 北斗國產化迎來政策密集激勵，帶動地理信息產業高速發展。2013年，北斗導航系統將帶動地理信息產業鏈的蓬勃發展，對政務信息化和智慧城市建設產生深刻影響。伴隨著地理信息產業的日益成熟以及下游行業應用的深入，地理信息產業在環保監測、智能交通、數字城管等諸多領域將迎來爆發式的增長需求，同時地理信息產業也會帶動政府信息化相關產業的發展。

7. 三網融合與“無線城市”目標一致，互為推動取得良性發展。2012年是三網融合的試點階段，省網整合已基本完成，2013年中國三網融合將進入推廣階段，在全國范圍內繼續加強無線城市建設，使三網融合和無線城市的基礎設施快速整合。無線城市、三網融合的發展目標一致，將成為應用最廣、影響最大的信息化領域之一，包括網絡層、傳輸層、業務層、接入層、終端設備、監管層等層面的深度融合，支持智慧城市、民生信息化、電子政務領域的創新應用。

8. 政府行業試水大數據分析，積極探索更多應用場景與模式。2013年，政府行業將會率先試水大數據應用。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依賴數據和分析進行決策，進行深度挖掘、趨勢分析。大數據在政府行業的應用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提高管理效率、界定稅收對象、政策法規制定參考、危機災難預警、優化稅率、發現弱勢群體、打擊違法犯罪。各省市將陸續啟動大數據戰略，建設政務數據中心或成立大數據研究機構。政府各部門開展數據開放試點，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

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范文第3篇

[關鍵詞]城市基層治理；基層社會；復合治理；網格化治理

一、導論

中國社會正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變遷，城市化是其重要特征，這表現在城市的地域、數量、規模、人口的有效增長。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告，2010年城市化率為49.68%，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相較于1949年與1978年分別提升了42.38%、31.76%（如圖1所示）：

若將城市中非農就業的農村流動人口計算在內，毋庸諱言，城市已成為主導國人的生活區域，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比較關注鄉村社會的治理研究，對于城市基層社會的治理研究相對薄弱。學術界對城市基層治理的研究主要圍繞兩個方面：1.以街區權力的行政運行為視角。Benjamin Read認為城市居民委員會是行政性草根接觸（administrativegrassroots engagemem）的鄰里組織，在其中國家創造、支持并管理著城市底層的組織網絡，此種組織網絡發揮著推進治理與政策執行的功能；朱健剛用“社區行政建設”分析1949年以來街道權力的變遷。2.從社會發展與政治建設的角度：先生認為在城市社區建設的目標中，應確立起以群眾自治為核心的基層民主化的主導方向；林尚立將城市社區視為中國政治建設的戰略性空間。

本文試圖從分析城市基層治理現狀入手，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探討紛繁復雜社會現象背后基層治理所隱蔽的邏輯機制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是如何實現有效合作的問題。在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思考善治的內在理路與社會機制。相較于實驗法、大樣本統計分析而言，案例研究有助于檢驗與創造理論、辨識前提條件、檢驗前提條件的重要性、解釋內在的運行機制。以案例為導向的研究注重探尋客觀現象之間的聯系以及直接當事人對自己在事件中動機和信念的訪談，這些聯系和參與者的陳述可以為揭示因果關系提供線索，而本文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些具體的原因和結果代表了什么樣的更為普遍的現象和內在的邏輯？案例研究的不足在于個案的普推性問題（generalization），因而本文的研究設計采用案例研究、社會調查與理論分析有機結合，從而來理解城市社會管理的真實世界，實現公民的美好生活。

二、城市基層治理的邏輯：以N市X社區案例進行分析

邏輯是對客觀世界的推理、總結、抽象以獲得系統知識的思維過程，是關于“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發展規律的學說。換句話說，邏輯是對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而基層治理邏輯主要包括基層治理的基本預設、運行機制與價值取向。下文以N市x社區案例進行分析。

1.案例描述

x社區位于南京市Q區東部，占地24.1萬平方米，居住著約1600戶居民，不少業主租用小區車位。2010年8月開發商張貼告示：自2010年9月1日起不買地下車位的業主，車子一律不準進小區，由開發商聘用的世豪物業公司隨之執行該規定，阻止未買車位業主驅車進入小區。2010年9月1日早上小區物業公司不讓未買車位的業主私車進來，引發沖突，傍晚下班時因為小區物業的阻攔導致幾十輛小區車停在小區大門外，堵住小區入口與杉湖西路，憤怒的業主打斷了小區入口的門欄，9月4日沖突進一步升級，開發商雇傭了當地的小混混，穿上保安物管制服，協助物管暴力打傷部分業主，這期間轄區派出所多次接到業主報警電話。

9月5日多名業主驅車來到Q區政府，將大門堵住尋求說法，z副區長接見業主代表，答應在一定期限內回復相關問題，9月6日x社區所在的仙林街道辦事處（歸屬Q區政府管轄）責令開發商和物業公司必須讓業主車輛正常停放，在征求小區業主意見的基礎上，拿出一個妥善解決問題的方案。小區于2010年9月24日召開“首屆業主大會”，并且設立10個流動票箱，每個票箱由2名小區居民和2名街道工作人員保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業主委員會，而后由新組建的業主委員會重新聘用了名城物業公司，取用“租售”并行的方式，“車位門”沖突漸漸平息。

2.案例分析

從上述案例出發，取用博弈論為分析工具從沖突與合作兩個層面來理解當前中國城市基層治理的基本邏輯：

首先，市場的邏輯。在基層社會場域中，理性的主體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數，追逐各自收益的最大化。假設車位出租，開發商有一定的收益，也方便了業主停車，雙方的收益各自為1，業主是以較低的價格實現停車，開發商也會獲得相應的報酬。如果開發商將車位出售，則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與此對應未買車位的業主相較過去則須付出很高的報酬，開發商與業主的各自收益為（9，-9），因為月租200元的車位還是較昂貴的，而此時若買車位則已從開盤時的8萬元漲到13萬元，業主難以接受，因而與開發商之間形成了如圖2所示的博弈關系：

個體理性的策略使得擁有地下車庫產權的開發商將車位“只售不租”視為最優策略，并且貼出告示：“從2010年9月1日起，不再對地下車庫有產權車位進行出租，如需固定車位位置的業主請聯系……”，物業公司系由開發商聘用，他們之間形成了“共謀”的關系，物業公司隨即通知：“不允許地面停車”，“不買車位，業主開車回不了家”，他們認為業主別無選擇，只能購買車位。

業主的理I生選擇是拒絕接受，并且打斷了物業公司封門的護欄，在小區內懸掛“無良開發商、強賣車位沒商量”，“反對強賣車庫，還我和諧家園”的條幅。因此在這里，開發商與業主（不合作，不合作）不僅是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也是各自的優勢戰略（dominant strategy），一旦鎖定（look in），雙方都陷入困境之中，這就蘊含了深刻的隱喻：單純依靠市場機制的治理是不完善的。

新公共管理（NPM）主張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通過市場力量來進行變革。其基本假設為只要滿足社區個體的需求則為良好的治理，市場是萬能的，依靠“這只無形的手”，人們之間就可以相互合作，提供幫助。通過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使資源的配置得到最優，舍此別無他途，亦如亞當·斯密所言：“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但是個體自利的理性選擇，也可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甚至整體利益的最小化。這就需要外部力量的調節，霍布斯認為要保障大家生活得幸福，須“把大家所有的權力和力量托付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在這種行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于他的判斷”，因為大多數人不但缺乏發現所有定律的能力，即使有也不見得能準確運用。

其次，國家的邏輯。x社區因“車位門”所引發的困境由行政權力的介入得以化解，在區政府、街道的支持下，社區業主第一次民主選舉產生的業主委員會，重新選聘物業公司，車位采取售租并用的雙軌制，沖突漸漸平息。由于行政體系的權威性、公共性，對社會資源的掌控與分配能力，使得城市基層政府仍具有較高的危機化解與服務能力。我們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對N市6個社區520戶居民發放關于“組織信任度”的結構化問卷，問卷題目為：“你認為下列哪些組織能代表與保護居民的利益？”統計如圖3所示：

當前隨著城市行政資源下沉，國家的邏輯體現為“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科層制結構，如圖4所示：

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一方面使得國家政令得以有效地貫徹執行，而另一方面科層制結構的等級化、封閉性、逆向負責制使得基層政府對社會事務的管理往往存在著遲緩、被動、前瞻性匱乏，自下而上的溝通渠道出現梗阻，問題由萌芽生成危機之后才會著手治理，正如參與集體行動的x社區業主所言：“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同時，這種命令——控制型的治理結構也使得不少決策難以反映公眾的真實訴求。例如，Q區政府房產局決定對F社區整治出新，施工隊進場對居民樓粉刷出新，可當工程進行到一半時，突然停工了，原來區政府拆遷辦通知房產局這里將拆遷，結果居民樓的外墻黑黃相間夾雜在一個立面上，再加上原先還夾雜著一些白色和紫色的涂料，社區居民說：“整幢樓看上去是一張不折不扣的大花臉，比以前還難看”。基層政府10多萬元的花費并未帶來群眾的滿意。

國家的邏輯體現了城市基層治理的一條主線，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中國）城市在這里——基本上——是行政管理的理性產物，城市的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國家邏輯的基本預設是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出正確而理性的決斷，通過政府的深度干預維護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務，但實際情況是在紛繁復雜的當下社會，指令的者無法做到全知全能。正如約翰·密爾所言：“政府一到不去發揮個人和團體的活動與力量卻以它自己的活動去代替他們的活動的時候；一到不是對他們進行指教、勸導并有時指摘而是叫他們在束縛之下工作，或是叫他們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們工作的時候，害處就開始發生了。”

本文并不否認國家的邏輯與市場的邏輯在治理方面的優點，但是當這兩種邏輯在基層治理實踐變得絕對化后，往往會走向事物的反面。因此，需要一種辯證的思維方式來應對日益復雜的社會，國家與市場之間并非簡單地二元對立。正如“車位門”沖突的平息所揭示：國家通過有效的制度構建，可以為基層民主與社會自治的實現提供安全保障，破解治理的困境，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城市基層治理的善治邏輯與路徑：社會管理的創新

“車位門”事件平息后，x社區所在的仙林街道進行了基層社會管理的改革，將群眾自主參與社會管理與政府公共服務下沉相互集合，形塑多元治理的網格化平臺，具體做法是以社區為基本單位，樓棟為基本單元，街道23.17萬平方米具體分為6個一級網格，40個二級網格，1144個三級網格（駐街單位），覆蓋轄區8個廣場、11所高校、14個商業網點、1個經濟適用房小區、24個商品房小區、25條道路、908家五小行業、1341個樓棟，如圖5所示：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社會管理方法，結果是減輕了一個癥狀，又導致或引發了多個癥狀的出現，難以標本兼治。與此不同，仙林街道社會管理將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與自下而上的公眾需求有機結合，其基本模式為：網格連心、服務為先、多元聯動、協同發展的復合治理（如圖6所示）：

“網格連心”：以公眾為關注焦點，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社會管理網格化體系，使社會管理服務覆蓋到街道每一個區域、各類人群以及所有社會組織，同時在社會管理中減少中間環節，縮短管理過程，實施“貼心、安心、暖心、知心、凝心”等“五心計劃”，架起政府與群眾之間的“連心橋”。

“服務為先”：以群眾的需求為導向，通過街道干部制度化、常態化地下沉到底、深入群眾、前移關口，把握群眾意愿需求，及時發現社會管理中的矛盾和問題，強化風險應對、過程控制，不斷增強工作的前瞻性、主動性和有效性，把工作重心從治標轉向治本、從事后應急轉向源頭治理。

“多元聯動”：充分依靠群眾的力量，民主選舉產生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自主管理社區公共事務，優化街道內部干部的崗位責任體系，打破機關干部與社區干部的條塊分割，建立街道、社區、網格、駐街單位、社會組織、社會成員之間的聯動機制，促進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

“協同發展”：把公眾利益放在首位，將經濟發展、城市管理、平安法治、民生保障、科教人才、精神文明等工作統籌兼顧、整體推進，促進社區的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網格化管理打破了科層制，一方面發揮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引導作用，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在民眾投訴之前，從源頭上解決因決策不慎所造成的社會矛盾與沖突，另一方面重視多元主體的自主、自治與協議作用，構建互惠、合作與信任的社會資本，力圖實現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在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維持一種必要的張力，保持三者之間的中道，從而形成多中心的治理結構，實現互惠互利的合作，彌補政府失敗、市場失靈與社會局限。

仙林網格化管理實施一年多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評中由過去的20多位一躍成為前列，2011年全年月度綜合排名獲得10個月第1名，2個月第2名，街道綜合工作全年在全區月度排名10個月第1名，2個月第2名，先后與駐街高校聯合成立了5個科技園、引進項目24個，沒有發生一起安全責任事故，由于及時解決民眾問題，保障其合法權益，有效提供公共產品，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明顯改善，民調滿意度達到95%以上，并且實現了“零上訪”。那么，仙林網格化管理為什么能成功呢？下面從治理的結構、主體、機制與技術四個方面具體分析其運行特點。

治理結構：由金字塔形結構向扁平化結構轉變，街道干部下沉到具體網格，“辦公室”設在各自負責的網格中，實現“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依據社會管理對象的特點成立網格服務中心、高校服務中心、物業服務中心和商業服務中心，集中解決獨立網格難以解決的問題，從而形成網格與中心相結合，提高了行政效率。

治理主體：由單一管理主體向多元管理主體轉變，政府、居委會、業主委員會、企業、學校、物業公司成為網格治理的節點，通過定期召開的網格聯席會議，改變了科層制政府壟斷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政府、社會、企業協同參與，多元共治、相互制約的管理格局。

治理機制：由被動處置向主動預防轉變，由條塊分割向網格集成與綜合治理轉變，實施“全方位、無縫隙、精細化”管理，力圖將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

治理技術：植入了計算機領域的“云管理”模式，街道建立的中樞架構及高位協調處理、信息服務，形成松散耦合而統一的云處理共享模式，三級網絡相互支撐的儲存器單位元將社區管理、公共衛生、安全生產、民眾全部納入網格化平臺，及時采集、存儲、分析、反饋與決策，實現信息交換與共享。

由上述對仙林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可知，網格化治理是一個上下關切、左右協調、緊密相連的有機體。從知識譜系上溯源，網格化治理可以歸結到蘇格拉底。他認為：“當一個國家最最像一個人的時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國家。比如像我們中間某一個人的手指受傷了，整個身心作為一個人的有機體，在統一指揮下，對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渾身都感覺到了，這就是我們說這個人在手指部分有痛苦了。”

四、結論與討論

早期的組織管理在公平與效率兩個層面都比較欠缺。在馬克斯·韋伯看來，需要依照理性原則建立起科層制組織，自上而下的科層制管理有助于整體性公共產品提供，政府有形之手對于實現社會公平亦有積極意義，但龐大而臃腫的官僚結構壓制了個人自由與活力，阻礙了效率的提升。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激發了個人的活力與創造力，有助于組織效率的優化，但政府的缺位無助于整體性公共產品的提供，市場機制難以實現社會公平。卡爾-波蘭尼認為，現代文明發展的歷程是自我調節的市場運動與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交織共生的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市場經濟只有在一個全面信任的氛圍下才能運轉”。

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范文第4篇

一、以改革創新明主體責任、定保障標準、促規范管理

為回應社會關切，貫徹落實好國務院常務會議、國發45號文件和1月6日省政府專題會議精神，省廳決定2014年在全省民政系統開展“社會救助管理創新年”活動，加強精細化管理，著力解決違反低保政策的各種不規范做法，特別是程序不公開透明、優親厚友、檔案資料不齊全等問題。一是要切實做到應保盡保。要嚴格按照國務院45號文件和省政府18號文件的規定，根據戶籍、家庭收入和家庭財產三個認定條件以及政府確定的城鄉低保保障標準，及時將符合條件的對象納入保障范圍。要堅決消除層層分配指標的做法，鄉鎮（街道）必須無條件受理城鄉居民的申請，不得以沒有指標為理由予以拒絕。不得將不符合條件的特定群體整體納入低保，堅決清退“群體保”。要加快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核對機構建設，2014年全省要達到80%以上。二是要嚴格按照保障標準落實低保補助水平。今年，省里將按照即將出臺的《社會救助暫行辦法》，統一制定低保標準。目前我省城鄉低保保障標準與全國相差不多，但人均實際補助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究其原因，不少地方雖然公布了保障標準，但卻并未按標準來落實實際補助水平。今年，各地要切實按公布的保障標準來落實實際補助水平，人均補助水平不能低于保障標準的65%。三是要依法公布和提高農村五保供養標準。《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定：“農村五保供養標準，不得低于當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具體標準由省政府制定，也可由設區的市級或縣級人民政府制定，報省政府備案后公布執行”、“五保供養資金在地方人民政府財政預算中安排”。落實好這些規定，需要我們弄清楚各地農村五保供養標準和省級財政補助標準的概念。省級財政補助標準是省里下撥的中央和省本級五保供養補助資金，中央和省對縣里是補助。各地五保供養標準是上級下撥的補助資金加上縣（市、區）財政預算安排的五保供養資金，縣（市、區）政府是社會救助的責任主體。院辦經濟只是改善院民生活的補充，不得計算在供養標準之中。目前，中央和省級財政安排的補助水平為1517元從年。今年。我們還將積極爭取省政府進一步提高省級五保供養財政補助水平。四是要強化公開公示。在政風行風評議中，有的行評代表反映，不少地方開展的公開公示存在公示內容不全面、公示地點不醒目、公示時間不定時等問題，沒有真正起到監督作用。下一步要加大公開公示力度，不求印制樣式美觀，但求實在、實用、實效。對在保對象要進行長期公示，對新增對象要在審核審批過程中按規定進行公示。五是要加強資金管理，合理消化結余資金。一方面是我們的保障標準還比較低，有不少人甚至還等著救命錢，另一方面，是有大量結余資金沉淀在賬上。既影響到困難群眾的保障，又影響到民政形象，同時直接影響到我們爭取中央和省財政的資金。各地要根據2013年決算情況。對結余資金進行認真分析研究，采取提高補助水平、對重點對象加大分類施保力度、對符合條件人員納入保障范圍、提高醫療救助報銷比例和封頂線等方式，加快消化城鄉低保和醫療救助結余資金。對結余比率超過控制線（城鄉低保資金10%、醫療救助資金1 5%）的地方，省廳將在資金分配時按比例扣減。

二、以改革創新建引導機制、育市場主體、聚養老合力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深入貫徹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和《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啟動養老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著力培育市場主體。2014年，全省新增養老床位15000張、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數達到29張，新增示范性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和農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動中心各400個。一是要強化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基礎地位。省政府今年繼續將城鄉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設施建設列為為民辦十件實事內容。各地要以省政府“十件實事”為重點，繼續大力加強城鄉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設施建設。努力完成“十二五”規劃確定的今年城鄉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覆蓋范圍分別不低于80%和40%的目標。要依法加快建立完善高齡津貼、養老服務補貼和護理補貼制度，采取購買服務、項目委托、以獎代補等多種措施，積極培育支持多元主體，就近就便為社區老年人提供養老服務。加快發展居家網絡信息服務，促進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供需對接。二是要發揮機構養老服務的支撐作用。省廳將爭取省政府盡快出臺《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實施意見》，力爭為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業提供更多的優惠扶持政策。各地也要盡快行動，先行先試，一方面，要積極開展公辦養老機構“公建民營”、“公辦民助”等運營方式創新，使公辦養老機構在完成“保基本”托底任務的同時，最大程度發揮輻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要積極完善落實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業相關優惠政策，真正發揮激勵調控的功能。省廳將聯合省財政廳、省發改委、省衛計委、省人社廳、省住建廳出臺《關于加快發展社區養老院的意見》。在大力發展機構養老過程中，請各地務必杜絕養老優惠政策背離初衷的現象。一些企業認識到養老服務業的發展前景，紛紛加入這一行業，有些企業圈了很大的地，但是只建了幾十張床位，那就背離了政府提供優惠政策的初衷。三是要統籌農村養老服務協調發展。繼續加強農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動中心建設，指導支持成立農村老年協會，進一步建立完善長效機制。探索農村鄉鎮福利院向區域性養老服務中心轉型升級，將服務對象逐步擴展到農村高齡、獨居、失能、低收入的社會老人和空巢老人。四是要推動醫養融合養老新模式。探索醫療機構與養老機構合作新模式，加快推進面向養老機構的遠程醫療服務試點。鼓勵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利用多余床位開展養老服務。對新建的養老機構，要促其和社區醫療機構就近規劃布局，一體化建設，實現相互配套、相互融合。五是要促進養老服務產業發展壯大。養老服務業是夕陽事業、朝陽產業，我們要因勢利導，按照以事業促產業、以產業帶事業的思路，加強規劃引領，培育養老產業集群，加快發展養老產業。六是要加強行業監管。貫徹《養老機構設立許可辦法》和《養老機構管理辦法》，嚴把社會辦養老機構準入關口。加快探索建立養老機構綜合責任保險制度，降低社會辦養老機構運營風險。

三、以改革創新抓機制完善、添科技含量、強救災能力

堅持防救并重、以防為主的方針，突出政策創制和機制創新，不斷夯實基層基礎，全面推進綜合減災救災能力建設。一是不斷完善自然災害救災應急響應機制。進一步完善災情核查機制，做到查災及時、核災公正、結果公開、經得起社會監督。完善“救災工作分級負責、救災資金分級負擔”責任落實掛鉤機制，落實《湖北省自然災害救助精細化管理辦法》，做好災害分類救助、標準化救助和重點施救的有機統一，著力解決救災資金優親厚友和平均分配的問題。強化災情管理與信息報送，規范災情會商機制，建立災情定期通報制度，完善災情評估通報辦法，加強災害信息員管理與培訓，探索用政府購買服務方式推動災害信息員隊伍建設。二是加快建設科學合理的救災物資儲備體系。按照民政部提出的“制定預案、優化布局、規范標準、豐富種類”的總體要求，進一步加快各級救災物資儲備庫建設，探索食品、藥品等救災應急物資市場化協議儲備的新模式。三是加大項目建設力度。組織實施“北斗衛星示范工程”、“基于自主衛星的災情報送與服務綜合應用示范”、“國家自然災害救助管理信息化工程”等項目，不斷提高減災救災工作科技含量和技術水平。加快推動“減災救災示范縣”建設，創建100個全國和全省綜合減災示范社區。圍繞“提標擴面”，繼續推進農村住房保險制度建設。

四、以改革創新抓政策落實、助軍民融合、促權益維護

2014年，安置優撫工作的核心任務就是把2013年出臺的創造性政策法規進一步深化落實到位。一是全面落實退役士兵安置政策。為貫徹實施《湖北省退役士兵安置辦法》，省廳將爭取相關部門盡快出臺政府安排工作、扶持就業創業、教育培訓考核和承訓機構評估等配套政策。省安置工作領導小組將開展安置改革政策法規落實情況專項督查。要依法安置退役士兵上崗穩定就業，確保當年安置任務完成率100%。2011年以來形成的安置遺留問題要在2014年6月底前全部解決。要以充分就業為根本工作取向，全力推進退役士兵免費職業教育培訓工作。探索建立與人社部門就業信息共享平臺，大力培育宣傳就業創業典型。省廳將開展首屆“退役士兵就業創業之星”評選活動和首批省級退役士兵職業教育培訓示范機構認定、授牌工作。二是創新雙擁和優撫服務保障。進一步完善雙擁模范城（縣）動態管理辦法。開展“關愛革命功臣、情系基層官兵”活動，著力解決重點優撫對象的“三難”問題和邊遠地區基層官兵的實際困難。繼續提高全省重點優撫對象的撫恤補助標準，逐步縮小城鄉“三屬”保障待遇差別，建立給精神病退役士兵監護人發放監護費制度。調整全省一至四級殘疾軍人護理費標準并建立長效機制。建立優撫對象短期療養制度，開展醫療巡診服務活動。年底前，30%的縣（市、區）成立“優撫對象服務中心”，建立優撫對象聯絡員制度。積極推進優撫事業單位建設和發展，保證符合條件的孤老優撫對象和軍隊移交的1 4級殘疾軍人在自愿的基礎上全部入住光榮院或優撫醫院集中供養。加快推進零散烈士紀念設施搶救保護工程，9月底前全面完成搶救保護任務。妥善處理復退軍人的利益訴求，保證全省復退軍人群體基本穩定。三是規范軍休干部服務管理。加大軍休人員接收安置工作力度，確保年度安置任務圓滿完成。

五、以改革創新推政社分開、促功能發揮、激社會活力

認真貫徹即將修訂出臺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中央將出臺的《關于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一是要加快推進社會組織登記制度改革。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增強其自主性和活力。深化社會組織登記制度改革，對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實行直接登記。探索實行“一業多會”，適度引入競爭機制。逐步下放非公募基金會和異地商會的登記管理權限。取消省級社會團體分支機構、代表機構成立、變更、注銷登記審批。二是要推動社會組織發揮作用。積極引導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轉移的職能，承接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的社會服務。積極探索建立社會組織孵化基地，協助落實有關社會組織稅收優惠政策。三是要加大監管執法力度。建立完善社會組織重大活動報告、等級評估、信息公開、年檢監管等制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機制，強化自律管理，提高公信力。繼續開展社會組織誠信體系建設、行業自律活動及涉企亂收費治理。加大執法力度，打擊非法社會組織，依法查處社會組織違法行為，對軟弱渙散的社會組織進行治理。四是要深化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試點。組織實施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服務“三區”專項計劃，開展全省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試點示范創建和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標準化創建活動，支持和指導武漢、宜昌、荊州等地擴大試點范圍。

六、以改革創新轉治理方式、建基礎平臺、促基層民主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各級民政部門一定要高度重視社區在基層社會治理與服務中的基礎地位和重要作用，切實領會由“管理”到“治理”的深刻含義。一是要穩步推進基層民主。依法組織開展第九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充分做好選情調查，認真謀劃選舉工作方案，拓寬選人渠道，選優配強村干部隊伍，努力提高選民參選率和選舉成功率，確保全省村委會換屆率達95%以上。二是要有效提升城鄉社區建設水平。深化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建設。在全省推廣秭歸“幸福村落”建設經驗。結合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協調開展社區負擔專項清理行動，建立統一規范的社區工作標準體系和評估制度。建立社區公共服務準入制度和指導性目錄，社區自治組織依法協助辦理的服務事項以政府購買方式實行“費隨事轉”。以全國、全省和諧社區示范單位命名表彰活動為契機，不斷推進社區規范化建設。繼續加大對城鄉社區公共服務站建設的投入力度，全省新建、改擴建社區公共服務站500個以上。

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基層維穩 組織管理 機制 轉變

維護基層穩定是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當前基層維穩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管理力量分散、條塊分割、職能交叉、信息不能互通共享。福田作為深圳市中心區,是問題集中區、視線聚焦區。福田區從創新社會管理機制入手,深入推進街道綜治維穩中心(簡稱中心)建設,加強基層維穩工作,著力構建綜治、、司法、應急“四位一體”的大綜治、大調解工作格局,實現了組織管理、運作模式、工作方式、考核形式的“四個轉變”,全面夯實了基層基礎。

創新管理機制,實現以條為主向條塊結合轉變

街道是做好維穩工作的主要力量,福田區充分發揮街道黨工委的作用,一手抓服務,一手抓管理,全力打造街道服務和管理兩個平臺,推行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方式,形成強大的工作合力。一方面,街道行政服務大廳實行“一站式”服務,統一受理民政、勞動、租賃、計生等部門業務。另一方面,中心以綜治辦牽頭,司法所為基礎,整合各職能部門資源,統一受理群眾來信來訪,分流辦理隱患信息,統籌負責街道綜治、、維穩等社會管理工作。

為強化管理,街道黨工委書記兼任綜治委主任,副書記兼任綜治辦和中心主任,綜治辦、司法所、派出所、勞動保障所、出租屋綜管所、行政執法隊作為中心的主要成員單位,打破部門界限,層層落實責任,既發揮“塊”的能動性,又提高“條”的執行力,大大增強了中心協調能力和工作權威。

在網絡覆蓋方面,以中心為平臺,向上延伸至區大廳,向下延伸至社區工作站,建立受理群眾、調處矛盾糾紛、消除綜治隱患三級網點。街道黨工委成員全部駐點社區,社區工作站、社區綜治維穩工作站合署辦公,全面整合租賃、計生、安監、執法等部門協管力量,實行統一管理,開展矛盾糾紛和隱患問題的排查反饋和前期處置工作。

創新運作機制,實現分散治理向有序管理轉變

部門分散式管理,容易造成信息壁壘,工作推諉扯皮的被動局面。為此,街道中心依托區街道綜治維穩信息系統,推行步調一致,同步聯動工作機制,實現有序管理。

中心設立受理平臺,負責對各類矛盾糾紛和問題隱患事項的受理、送審、分流交辦、催辦督辦和結案建檔工作,改變了過去糾紛、隱患多頭受理或無人受理現象,成為街道綜治維穩工作的信息樞紐和協調指揮總臺。各類矛盾糾紛和隱患信息,根據事件性質和輕重緩急,由中心分流到責任單位,實施歸口調處整治。對跨部門或者職責不清的事件,由中心協調相關部門聯合處理,確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著落。并通過信息系統領導督辦、網上督查、短信提醒、定時報警、超時亮燈、每月通報等方式,適時追蹤各部門辦理情況,監督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根據各類矛盾糾紛和隱患信息的難易程度,實行三級預警管理,指定處理期限,限定反饋時間。超時未辦結的,信息系統自動扣分納入考核,不斷促進工作。

創新聯動機制,實現粗放操作向精細管理轉變

福田區委政法委牽頭負責,創新“六聯”機制,實行網格精細化管理,有效改變了過去協管隊伍管事率不高,群防群治力量分散,社區單位責任不落實等問題。

“一格五員”聯管。街道綜治維穩中心以社區工作站(居委會)為管理區域,按照居住人口狀況、出租屋數量、管理對象均衡的標準,將社區細分若干個網格,實行網格化管理。每個網格配備督導員、管理員、警員、協管員、物管員(樓管員)五類人員,主要任務是采集基礎信息、排查矛盾糾紛、發現問題隱患,盡其所能將問題化解在網格內。街道掛點社區干部作為督導員,指導和監督網格管理工作;社區工作站定額人員擔任管理員,檢查督促協管員、物管員(樓管員)工作;社區民警負責網格內治安防控工作。

“無縫對接”聯調。積極在重點地區、行業或人群中建立維穩信息員,發展兼職調解員,與律師事務所簽訂購買法律服務協議,每個社區安排律師掛點聯系,全面參與社會矛盾糾紛調解工作。對于社區上交的矛盾糾紛,按照司法所、中心專職副主任、中心主任三個層級依次組織調解,中心律師常駐協助。區大廳為上訪人員開通“一站式”綠色通道,指導協調全區問題。三個層級調解不成功,由當事人提起仲裁請求或訴訟,確保“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

“三定一包”聯防。全區成立1個治安聯防支隊、32個治安聯防大隊、108個中隊、499個分隊,區、街道、社區分管綜治工作副主任分別擔任支隊、大隊、中隊政委(指導員)。參照派出所動態勤務模式,采取“四班三運作”滾動執勤,實行“三定一包”(定崗、定人、定責、包安全),落實簽到制度,實現社會治安網格布防,應急處突整體聯動。

“分層分級”聯處。大力推進以科技防范為支撐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通過政府政務內網,直接將全區3000多個一、二類監控探頭信號全部接入中心,中心值班人員24小時與派出所視頻監控中心遙相呼應,實現區、街道、社區三級聯動,在加強防控處突的同時,為城市管理、綜合執法等提供支持。對全區性、行業性問題,由區應急指揮中心牽頭,相關職能部門參與,聯合處置;對區域性、苗頭性問題,街道綜治維穩中心組織“一格五員”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及時解決。

“專業社工”聯幫。對精神病人、吸毒人員和刑釋解教人員等特殊人群,借鑒香港模式,引進社區矯正、禁毒幫教、法律服務等專業社工和關愛協會會員,實施單位、社區、家庭“三位一體”安置幫教銜接機制。全面建立刑釋解教、吸食、人員等重點對象信息庫,由社區工作人員、專業社工、重點對象關系人實行“人盯人”、“一幫一”常態掌控,跟蹤幫教。

“績效考評”聯創。建立完善區對中心、中心對社區、社區對“五員”梯次考評機制,每季度開展社會治安評估,采取系統生成、現場抽查、明察暗訪等方式,對各社區和街道綜治成員單位進行考核。考核優秀的單位和個人,區財政每年撥付專項獎勵經費,考核末位的單位給予通報批評。對存在問題的單位和責任人,實行通報批評、黃牌警告、一票否決三項處理。

“通報摘牌”聯創。中心統籌協調,派出所擔當主力,部門單位各負其責,實行網格日反饋、社區周例會、中心月講評制度,定期通報物業單位發案情況。對發案多、防控不到位的安全文明小區,中心成立倒查小組,查找漏洞,限期整改。3個月整改不到位的,予以“通報摘牌”。

創新監督機制,實現務虛考核向實效考評轉變

建立完善區對中心、中心對社區、社區對“五員”梯次考評機制,量化考核標準,嚴密考核程序,兌現責任追究,確保綜治工作有抓手,有效改變了過去務虛協調、綜而不治的局面。全區每季度開展社會治安評估,對街道中心進行考核,年度排名定級。中心每季度采取系統生成、現場抽查、明察暗訪等方式,對各社區和街道綜治成員單位進行考核,按照得分情況排名。區維穩及綜治辦牽頭負責,協調區紀委、監察局、組織部、人事局等部門共同組織實施,凡是發生嚴重影響社會穩定重大問題,立即啟動排查。對存在問題的單位和責任人,實行通報批評、黃牌警告、一票否決三項處理。

實踐證明,建立街道綜治維穩中心是創新形勢下基層社會管理工作的有效措施,對于加強基層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已經發揮出重要的作用。一是理順了管理關系。有效改變了過去街道綜治維穩工作不規范,部門勢單力薄,各行其是、難以作為的局面,真正把基層管理和服務工作落到了實處。二是暢通了渠道。街道中心成立以來,全天候受理群眾來電來訪,主動為群眾排憂解難,共排查調處各類矛盾糾紛8798宗,調處成功率93%,未發生重大群體性上訪事件。三是增強了防控能力。通過整合群防群治力量,構建嚴密防控網絡。一年來,全區接報刑事警情同比下降8.9%,其中“兩搶兩盜”警情同比下降18.9%。四是提升了管理效能。確保了轄區重大、重大安全生產事故、重大惡性刑事案件“零發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