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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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意義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D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7168（2013）05-0094-06
一、合作治理：公共服務治道變革的應然選擇
合作治理源于的“合力”思想，認為社會發展是不同力量共同作用產生合力的結果，并強調個體分力的主觀能動作用，體現了整體與局部不可分割的關系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的最終結果是從許多單個意志的相互沖突中形成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由此產生的合力創造出來的”[1]（p.697）。 基于合力思想，社區公共服務治理存在多個“分力”，即指政府之外的所有社區內主體，包括社區企業、社區自組織、志愿性社團、協會和居民個人等獨立于政府組織之外的廣大經濟生活領域和公民生活領域。這些主體在承接政府服務職能和促進公共利益實現方面有著自身獨特的優勢，經過多方協調會形成推進社區公共服務發展的“合力”。合作治理實質是治理理論的一個分支和應用。治理的核心特征是多元主體合作共治，本質在于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強調權威中心的多元化，主張管理對象的參與和國家與社會的合作，模糊公私機構之間的界限，強調多元主體的責任，追求政府職能履行手段的多樣化。20世紀90年代，治理理論的興起和民主行政理念的踐行，公共服務市場化和社會化改革已成為多元主體合作治理的發展趨勢。
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是社區民間社會力量和公共權力共同參與公共服務治理的一種模式，它是“政府與社會力量平等合作組成的網狀管理系統”[2]（p.22）。政府與其他主體各司其職，擁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合作的主要方式是平等協商，通過“自由平等的討論、對話和爭辯，在此基礎上形成決定在實質上符合大多數居民的利益，而不是形式上體現公民的意志”[3]。合作治理體現了政府與社會的一種新型互動的關系。它打破了公共政策目標的單一性，使其走出對上負責的單線性關系狀態；治理主體不再依靠權力直接作用于治理對象，政府權力的外向功能削弱；行政權力不再服務于抽象的公共利益，而與權力持有者的道德意識相關聯[4]。
中國在走向現代性社會結構中呈現出“利益多元需求、權力分散制衡、組織異質獨立”[5]等因素，形成排斥單一性和獨占性機制的強烈訴求，“社會”開始成為資源供給的有力潛在力量，開始提供影響個體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傳統的政府單一供給模式越發難以適應[6]。社會因素作為公共服務供給體系的重要主體，促進了治理機制的轉變。萊斯特·M·薩拉蒙的第三方政府理論①和奧斯特羅姆夫婦的多中心治理理論②強調，需要借助多樣化的權力和組織形成多中心治理機制，解決不同范圍的公共治理問題。因為社會組織具有“解決社區問題的專門知識并根植于基層，可以對居民的需要作出適當和如實的反映，促使社區成員參與切身利益相關的決策和資源分配”[7]。隨著公民社會的發展和日益成熟，要關注的焦點將不再是政府中心這一前提下如何擴大社會的參與，而是打破政府單極治理，確立多元共存合作治理的新格局。
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和社會管理制度的變遷，給社會組織的成長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社區制”的改革為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公共服務提供創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同志在十報告中提出，“要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中央高層決策為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指明了發展的方向。當前，社區已成為多元主體利益博弈的公共空間。社會轉型期，城市失業和弱勢群體利益維護等問題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落到社區，加大了社區公共服務建設的難度。合作治理所具有的彈性化、互和反思理性等特征更好地應對了轉型期社區公共服務問題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動態性特征。因此，推進社區公共服務的合作治理，更好地滿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既是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現有文獻對公共服務的合作治理大多數是社會宏觀層面的定性研究，把政府與社會各主體的合作關系置于社區的微觀層面的定量研究較為薄弱。因此，本文通過對長沙市的實證調查，對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實踐進行實證層面的解析，嘗試通過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深入剖析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的影響因素和影響機理，期望可以為合作治理實踐的有效開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數據支持和對策建議。
二、研究設計及變量測量
（一）數據來源及其描述
本文所依據的數據資料來源于2011年筆者在長沙市所作的“居民參與社區公共服務的行為意向與社區公共服務滿意度”的調查。調查采用多階段抽樣法。第一階段采用分層簡單隨機抽樣在長沙市抽取3個區（芙蓉區、天心區、岳麓區）；第二階段用簡單隨機抽樣法在所抽取的各區中抽取2個街道；第三階段按系統（等距）抽樣法抽取居委會；第四階段從各居委會中按間隔隨機抽樣的原則抽取家庭戶；第五階段在抽取家庭戶樣本后，從所抽的每戶家庭中抽取一個生日距8月1日最遠的那個成年人作為調查對象，構成調查對象最終樣本。考慮到樣本總體的規模、抽樣的精確性、總體異質性程度以及研究者所擁有的經費、人力和時間等因素，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問卷476份，回收率達95.2%；對原始問卷進行邏輯和幅度檢查后，去掉廢問卷34份，還有442份，因此最后有效回收率達88.4%。使用數據錄入軟件EPIDATA3.1雙份錄入進行質量核查，有效地保證了數據錄入的質量。
（二）變量選擇及其測量
學者對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的研究影響較大的是庫勒（Kuhnle）和賽勒（Selle）。他們把“溝通與交往”以及“財務與控制”作為測量指標，將兩者互動關系劃分為整合依附型、分離依附型、整合自主型和分離自主型四種模式[8]（p.30）。本文參考庫勒（Kuhnle）和賽勒（Selle）的觀點，結合我國國情，從上級支持、控制狀況、溝通狀況和交往狀況建立指標體系對長沙市社區公共服務政府與社區合作治理的實踐進行測量。為了測試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在正式進行問卷調查之前進行了試調查。
表1對本文分析中所使用的觀測變量進行了說明。上級支持的觀測變量包括資金來源、場地提供、政策支持及技術支持；控制狀況的觀測變量包括自治性組織數量、自治組織財務處理權、人事任免權和法人代表比例；溝通狀況的觀測變量包括遇到問題是否會找組織、選擇的組織類型、不找組織的原因和組織是否給予回應或解決；交往狀況選取的變量包括對組織工作熟悉程度、與社區工作人員相處狀況、對社區組織的認識和對社區公共服務的滿意度。為了使得測量指標具有可比性，在相同尺度下對原始代碼進行了重新賦值，量表問題按照正向從小到大進行賦值（參見表1）。
三、社區公共服務的合作治理：現實層面的解讀
（一）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現狀之考察
社區公共服務建設的目的是要平等地解決社區成員的基本生活問題、改善居民生活狀況和造就心理健康且有能力的社區居民[9]。合作治理把社會組織視為與政府平等合作的伙伴，它超越了政府過程的公眾參與，打破了公眾參與政府過程的中心主義結構，它“不僅拒絕統治型的集權主義的政府中心主義取向，也不贊成旨在稀釋集權的民主參與型的政府中心主義取向”[4]。自愿的合作可以創造出個人無法創造的價值，無論他多么富有和精明[10]（p.215）。社區公共服務只有引入市場和民間組織，努力引導每個人參與供給過程中的對話和協商，提供主體才可以在政策制定前更多地了解社情民意，同時也加強了居民對供給主體的參與和監督。合作治理的實踐增進了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的公開、透明、回應性與責任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的實踐到底是現實的圖景抑或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景？我們借助于對長沙市的調查來實證解析合作治理實踐狀況。表2是根據表1測量出的各項指標有序分類變量的所有類別頻數和頻率，1、2、3分別代表各項觀測變量的賦值類別。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長沙市各級政府把社會組織作為推進社區公共服務的新視野和生力軍，走在社區公共服務治理改革隊伍的前列。如天心區出臺了《天心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扶持辦法（試行）的通知》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對申請成立的社區組織，實施降低門檻、減少登記環節、簡化工作程序等，為社區組織的發展擴大了成長的空間。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社區組織在數量上達到了一定的規模，總類日漸豐富，管理體制一直追求創新，服務水平不斷提升。社區各類組織參與民生服務工作，發揮了自身獨特的優勢，有效地緩解了服務供需失衡的矛盾，減輕了政府財政負擔，成為政府職能轉變的有效載體。但由于我國一元統攝的歷史傳統和總體格局的社會沿襲，政府與社區組織仍然是“操作性和逐步浸入式的關系”，難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機制，社區社會組織仍是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夾縫中發展。
由各觀測變量的類別頻數和頻率分布可以看出（參見表2）。首先，在上級支持方面，社區組織的運作資金大部分來源于政府財政撥款和補貼（624%），對政府的依賴性比較大；其余為服務的自主收入、社會捐贈和其他。社區社會組織的日常辦公場地主要由區政府或街道提供（645%），在運營和管理過程中必然受到官方的隱性制約。其次，在控制權方面，雖然自發成立的社會組織數量比較多，但是，在抽樣調查的社會組織中，仍有相當一部分社會組織不具有獨立的財務處理權（35.6%）和人事任免權（37.1%）。從法人代表來看，社會組織在很大程度上為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年齡偏大的退休人員。政府職能部門轉制而來的官辦社會組織在人員配置上仍由行政指令安排，在財政上依賴政府，與上級行政主管單位保留千絲萬縷的關系。再次，在溝通方面，大部分居民遇到問題會找居委會、社區服務中心或其他組織來解決，但居民的問題仍有24.7%沒能得到有效解決。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濟社會體制改革浪潮的推動下，政府重新肯定了社區發展的意義，提倡發展“社區服務”，旨在利用社區資源、依靠社區力量來解決居民的生活服務需求，實現“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構想。這為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提供了契機和成長的空間。第三部門具有廣泛的社會網絡資本，但受公民社會發育程度及其自身局部性、狹隘性的限制，供給功能尚且有限[11]。最后，從交往情況來看，大部分居民與社區組織和政府部門聯系頻率非常低。23.1%的居民對社區組織工作情況一無所知，57.0%的居民只了解一點。688%的居民認為社區組織代表政府部門的利益，成為政府的助手和派出機構，只有少數人（7.4%）認為社區組織代表居民利益，與政府是平等合作的關系。
（二）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影響因素之實證解析
本研究采用統計軟件為SPSS19.0，結構方程軟件為AMOS17.0對社區公共服務政府與社區合作治理的影響因素進行剖析。通過運用SPSS19.0對問卷的信度和效度進行檢驗，結果證明數據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模型包含個人特征、上級支持、控制狀況、溝通狀況和交往狀況5個潛在變量和20個觀測變量，年齡、月收入、文化程度、在社區居住時間是原因顯變量，上級支持、控制狀況、溝通狀況和交往狀況是結果潛變量。潛變量之間的路徑系數和觀測變量對潛變量的載荷系數（參見圖1）。
圖1合作治理影響因素結構路徑
從圖1模型擬合的結果來看，x2/df=2.3780.9，AGFI =0.963>0.9，RMSEA=0.06809，TLI=0.953>0.9，也說明模型擬合較合理。
從參數估計的結果來看，上級支持、控制狀況與交往狀況對合作治理效果的路徑系數在P為0.01和0.05的水平上均具有統計顯著性，說明這些變量對合作治理具有顯著的影響。其中，上級支持對合作治理的影響最大（Beta=0.974，P
溝通狀況中Beta=0.487，P=0.178>0.01，溝通狀況對合作治理效果具有顯著性正向影響沒有得到驗證。這說明政府部門與社會組織社區公共服務供給中，通過建立平等合作和良好信任溝通機制來提升供給能力仍未能發揮其充分作用。
各觀測變量對潛在變量的回歸系數均在0.5以上，表明測量模型具有較高的效度。在各潛變量因子分析中，不同的觀測變量起到的影響程度不同。在上級支持因子分析中，影響最大的是資金來源（路徑系數估計值為0908），其次為場地提供（路徑系數估計值為0.756）、政策支持（路徑系數估計值為0.732）和技術支持（路徑系數估計值為0683）。在控制狀況因子分析中，影響最大的是財務處理權，其次為人事任免權、法人代表和自組織數量。財務處理權和人事任免權系數為負，說明社會組織的財務權和人事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級政府的控制，也印證了前文的相關數據描述性分析。在溝通狀況因子分析中，居民問題得到有效解決是影響溝通關系的最重要因素。在交往狀況因子分析中，對社區組織認識的載荷最大，且系數為負，表明目前我國社區組織得不到當地政府和居民的正確看待，在居民心目中，社區組織是政府職能部門一個分支，是完成政府下派任務的得力助手。某些地方官員甚至把民間社會組織當成與政府爭權奪利和影響社會穩定的危險因素，并通過法律、資金、政策等各方面限制其發展規模。在居民背景特征中，居住時間對合作治理的貢獻最大，表明居民在社區居住時間越長，越能促進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的發展。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在我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背景下，結合前人的研究基礎，通過對長沙市社區公共服務部門的實地調查資料，從上級支持、控制狀況、溝通狀況和交往狀況對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的實踐進行實證解析。
第一，通過數據頻數描述性分析，在社區公共服務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傾向于 “權威-依附”的權威型合作關系。不管是自下而上發展的民間草根組織，還是自上而下發展的官辦社會組織，其對政府都具有較強的依附性。由于權力、制度、資源的不對等，政府在社區公共服務供給中處于核心主導地位，這將會嚴重壓制社區組織自治的生存空間和自治能力的成長，有悖于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主體平等合作關系的構建和良性發展。
第二，通過結構方程模型的實證分析發現，上級支持、控制狀況、交往狀況對合作治理效果均產生顯著的影響，即政府對社區組織在人、財、物等資源的支持力度越大、減少對社區組織的控制、加強與社區組織的聯系，合作治理的效果就越好。上級支持因子影響最大，社會組織獲得上級部門支持越多，合作治理能力就越強。社會組織溝通狀況因子對合作治理的影響未被檢驗，表明政府與社區社會組織的信任、溝通以及協同解決問題的有效機制未建立起來。近幾年全國各級地方政府開展“政府上網工程”為居民參與公共服務供給提供了條件。但當今在社會公共資源的供給和社區認同極其有限的條件下，社區公共服務治理缺乏強有力的手段和居民的積極支持。在社區，不同文化背景和社會地位的人聚集在一起，缺乏必要的溝通與交流，容易引發各種社區矛盾。居民的多元化公共服務需求在既定的政治體制框架下不僅難以滿足而且無法有效地表達，如果沿用增強政府控制能力的行政命令來解決社區公共服務的問題，是難以奏效的。通過諸如“電子網絡”等公共平臺實現完全無等級的對話似乎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此外，不同的觀測變量對各潛變量的影響也具有差異。
以上分析表明，在我國諸多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下，要充分實現社區公共服務政府與社區的合作治理似乎是烏托邦式的理想情境。政府的權威性決定政策的制定和安排，社會組織與居民缺乏參與表達的能力和機會。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主要局限于公共服務提供的具體操作性層面，缺少有效溝通的對話平臺，限制了公共服務供給的績效。如帕特南所言：“政府的效率與該地政府和社會的關系是橫向地組織起來還是等級化地組織起來的程度緊密關聯。”[10]（pp.116117）因此，要真正實現社區公共服務平等的合作治理，就要沖破傳統政府與社會“中心-邊緣”的等級模式，建立“民主-平等”的橫向性合作關系，使社會組織能以平等的姿態與政府進行充分的協商、對話與聯合行動，并有能力共擔責任與風險。從“統制-服從”的權力關系到“政治平等”的權力關系的轉變，要求政道民主層面與治道民主層面的雙重改革[12]。相關職能部門必須建立居民參與的相關制度，完善居民參與角色制度化的規定，重點強化利益訴求表達渠道的暢通性建設，確保居民的組織化參與得到保障，也要為消解社會組織的“官民二重性”，實現其由“外生”到“內源”的順利轉型和拓寬成長空間創造有利條件。同時，政府要借助現代信息和通訊技術，建立與社會組織、居民之間在公共服務過程中廣泛的對話、溝通網絡，以打破時空、政府部門層級以及社區成員等級之間的限制，提高行政部門內外溝通效率，及時傳達各級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方針，反映居民的利益訴求，從而提高公共服務過程中合作治理的反應力和回應力。此外，社區“自組織網絡”或“共同體”也要積極完善內部組織管理制度和運作機制，不斷提升參與和服務供給能力，增強組織體系的環境應變能力和穩定性。
本文對長沙市社區公共服務政府與社區社會組織合作治理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比較系統和全面的分析，實證調查與研究結論對湖南省或全國其他城市社區公共服務合作治理的推進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實踐參考價值。由于主觀研究能力的局限性和客觀資源的有限性，研究結論的代表性和普適性仍需長期的檢驗。在今后的研究中，將擴大調研城市的數量和范圍，如東、中、西部的城市，進一步證實研究結果的外在效度。
注釋：
①薩拉蒙的第三方政府理論，旨在闡明政府把非政府組織作為合作伙伴之緣由。他指出，NGO參與公共治理，不僅可以增強政府提供公共福利的功能，同時避免了一個龐大的政府官僚機構的出現。
②奧斯特羅姆夫婦創立的多中心治理理論，其核心是在私有化和國有化兩個極端之間，存在其他多種可能的治理方式，并能有效率地運行。奧氏研究表明：與政府行政管理以及市場化方式相比，社區可以獨自更好地管理公共資源。一群相互依賴的個體有可能將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從而避免搭便車、逃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的盛行，以取得持續的共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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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意義范文第2篇
1、應用的可行性
首先,社區護理是社區衛生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醫。學教育網搜集整理社區護理的健康觀是以人的健康為中心,把人看作是一個具有生物、心理、社會等多方面需要的整體,強調家庭、社會以及心理對人的健康的影響,這與中醫護理的“天人合一”和“形神合一”的生命整體觀一脈相承。中醫護理歷來重視人與自然、社會的協調,將人與生存環境的和諧、人體心身的和諧視為健康的基本標準,并貫穿于疾病防治和抗衰老理論與實踐之中。社區護理的主要內涵是向個人、家庭、社區人群提供以健康促進為目標的護理服務,以增進健康和預防疾病為要務,這與中醫護理的“治未病”的預防觀不謀而合,中醫護理的預防觀印刻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強調以增強體質為核心的健身防病思想,制定了外以適應自然變化、內以促進機體抗病能力、機體協調能力的養生原則。可見,中醫護理的整體觀與預防觀在社區現代護理觀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區護理體系奠定了理論基礎。其次,中醫護理來源于民間,其特有的飲食文化、養生保健及簡、便、易、廉的護理技術更容易為廣大社區居民所接受。社區人群對中醫護理有著深厚的感情,這為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社區中醫護理模式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最后,國際社區護理蓬勃發展的背景以及中醫藥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不斷發展與成熟,為中醫護理快速進入社區護理提供了可能。
2、應用現狀
1)中醫護理在社區居家護理中的應用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醫療資源的分配仍存在著不均衡性,經濟發展實際和老齡化社會的逐步形成,居家護理將成為適應大眾需求的一種主要的社區護理工作方法。居家護理是在有醫囑的前提下,社區護士直接到病人家中,應用護理程序向社區中有疾病的個人即出院后的病人或長期家庭療養性的慢性病病人、殘障人、精神障礙者,提供連續的、系統的基本醫療護理服務。社區護士將成為居家護理的主力軍。中醫護理以其優質、顯效、簡便的特點,不斷豐富著居家護理的內涵。
①在居家護理評估中的應用中醫護理評估與社區居家病人評估的主要內容相似,包括病史、臨床表現、體檢及治療情況等。中醫護理評估技術是在整體觀和辨證觀的指導下,在現病史、個人生活史、家庭環境評估、癥狀與體征評估等方面具有鮮明的特色。中醫護理評估內容的引入加強了居家護理評估的深度與廣度。目前,進行居家病人護理需要評價時,常用居家病人護理需要評估量表。為了充分利用中醫護理的優勢,可以對此量表進行修訂,增加中醫護理評估內容。
②在慢性病人居家護理中的應用社區的慢性病人包括冠心病、高血壓病、肺心病、糖尿病、潰瘍性結腸炎、先天性畸形、慢性腎功能衰竭、骨和關節病變需要牽引和臥床者等。中醫護理以其優質、顯效、簡便的特點,在社區慢性病人居家護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在社區護理工作中大部分護士能夠使用中醫養生相關知識對患者進行辨證下的中醫護理干預。干預項目的應用率依次為:用藥指導、生活起居調養、情志調護、健康膳食、康復指導,而用藥指導、生活起居調養和情志調護的中醫護理干預,在家庭病床列前三項。可見,中醫養生保健方法,尤其是情志護理、藥膳護理更貼近生活,因其護理方法簡便易學、直觀安全、效果顯著,更適合在社區普及推廣。中醫護理技術如針灸、拔罐、按摩、刮痧、中藥貼敷、中藥熏洗、中藥靜脈注射和穴位注射、耳穴埋籽、臍療、中藥離子透入等在社區慢病居家護理中應用廣泛,尤其是按摩法,因其簡便易行,備受社區居民的喜愛。但在實際工作中,針灸、拔罐、按摩、刮痧等技術主要由中醫醫生操作,中醫護士很少應用。中藥貼敷、中藥熏洗、中藥靜脈注射和穴位注射等由護士按照醫囑實施。中醫養生方法及護理技術因其低廉性,對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尤為重要,有助于提高社區衛生服務的覆蓋率,有利于提高農村社區衛生服務的發展力度,盡快縮小城鄉差距。
③在居家康復護理中的應用在社區,需要康復護理的病人包括出院后病情已穩定但需繼續治療或康復的病人、醫學|教育網搜集殘疾人等。常見的有術后病人、腦血管意外病人、高位截癱病人、先天畸形或后天傷病造成的功能障礙、殘疾者。中醫藥膳護理、情志護理以及針灸、按摩等護理技術在防止壓瘡、增進病人的心理健康、促進病人的營養、畸形和殘障病人的康復護理、健康教育、家庭環境適應性改變的指導等方面應用廣泛,使向病人提供優質的康復護理成為了可能。
④在老年人居家護理中的應用目前我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經濟發展實際決定了居家養老成為我國養老服務的主體。同時,由于家庭結構的變化,分居養老將成為今后家庭養老的主要方式。雖然,在社區老年人居家護理中,為老年人,尤其是為分居養老的老年人提供飲食養生、起居養生、睡眠養生、運動養生、精神養生、藥膳養生等方面的知識指導以及傳授灸法、按摩、中藥敷貼、中藥熏洗等簡便易行的中醫護理技術對于提高老年人生命質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由于我國社區中醫藥衛生服務體系尚未完善,社區中醫護理人力嚴重不足,中醫護理在老年人居家護理中的應用較少。
2)中醫護理在社區健康教育中的應用在社區健康教育實踐中,中醫護理與社區護理有機結合,在充分利用現代護理健康教育理論、模式、程序以及實施方法的基礎上,在社區健康教育內容中滲透著中醫護理知識與技術。中醫環境養生、起居養生、膳食指導、心理調適、性養生保健、用藥指導、運動養生等在社區婦女、兒童、中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慢性病病人的康復護理等方面不斷拓寬著社區護理健康教育的內涵。中醫護理與社區健康教育內容正在逐漸完美融合。
社區治理的意義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社區旅游開發要求理順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權力關系，并使其權利分配實現均衡。而弄清社區內部的權力運作機制是社區旅游開發的重要環節。制訂行之有效的社區旅游倫理規范必將匡正社區旅游多重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交易與博弈原則，促進古老社區的內部演化從自為走向理性，并為最終實現社區和諧創造條件。
20世紀80年代國外的研究者開始研究社區對旅游的參與，社區參與與旅游發展的互動性成為一個重要話題。國內的研究者關注這一領域始于90年代。旅游開發介入社區發展將推動社區從禮治社會向經濟組織轉變，通過人員構成和組織方式的重構推動社區轉變成為一個經濟發展利益相關的群體。值得注意的是社區旅游發展利益相關主體的關系盤根錯節，多重利益相關主體的權力關系需要加以辨析，各自的權利范圍也有待明確界定。
一、社區旅游主體之權力關系
Sautter和Leisen較早研究了旅游開發與社區的關系及與社區旅游的利益相關者。唐曉云等認為“農村社區生態旅游主要的利益相關者是：社區、政府部門、投資者、競爭者、顧客和旅游規劃師。其中，社區(含居民)是社區旅游發展中的最關鍵的群體。”[1](P94-95)社區主體可能是以組織的形式涉足旅游開發，也可能是以個人的形式參與。社區組織包括社區內組織與社區組織兩類[2](P57-66)，個人與組織的互相生發形成左右社區發展的強大力量。另外，多重社區旅游主體在不同的權力關系情境中存在著不同的身份認同，不同的權力關系情境會派生出不同的身份表征，上述主體在一些具體的旅游權力關系情境中會演化出男性、女性，正常人群體、易受傷害群體，成人、兒童等等。權力可以表現為政治上的強制力量，或者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而無論權力政治或職務權力歸根結底都是以權力為核心對公共利益進行決策和分配。如果社區旅游主體的關系可以看作一種權力關系，在社區旅游中當一方對另一方實施權力的時候，究竟會發生些什么?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合法地擁有社區旅游資產，是無障礙地進入一種文化傳統或生活方式，是任何一方都能夠獲得了解、認可與尊重。社區旅游多重主體的權力關系經常被具體化，有基于法律規定的產權關系，包括占有權、管理權與使用權；有基于族群差異的文化交流，如民族歷史、生產方式、生活習俗方面的差異與共享；還有基于生存責任的相互依賴，如所有旅游發展利益相關者對東道地區自然文化遺產的了解與尊重，等等。
在社區旅游開發的過程中，過去通行于社區的制度與組織會不斷崩壞與再生。旅游開發介入社區居民的生活，必然打破社區內部傳統的禮治秩序，改變社區慣常的組織制度及其運行機制，社區的價值觀念、倫理規范、風俗習慣等等會被賦予新的涵義與功能。旅游開發將使古老社區的利益博弈關系變得復雜，并深刻地改變社區的基本存在形態，而當社區以新的面目參與旅游開發，旅游發展利益相關主體的關系則既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我們才能給各利益相關主體一個準確的權力身份定位。
多重旅游發展利益相關主體的對立統一構成復雜的權力關系網絡，需要注意的是在這一關系網絡中沒有誰永遠高高在上，如果從社區參與的角度來看，下列描述是必須的：第一，政府主管部門與東道社區。政府主管部門為社區旅游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從社區旅游發展中獲得政績，東道社區則從當地旅游發展的政策支持中明確社區旅游發展的基本方向。第二，旅游投資者與東道社區。旅游投資者從旅游開發中獲得利潤，東道社區則平等地分享旅游開發帶來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利益，特別是分享就業方面的利益。第三，旅游者與東道社區。旅游開發中的任何外來者都有權從旅游中獲得身心的滿足，東道社區則從經營旅游項目中獲得營業額，但是應當給予旅游者熱情友好的接待。第四，競爭者與東道社區。
一旦某些旅游項目獲利，相鄰社區很可能會開發類似的旅游項目與東道社區展開競爭，搶占市場份額。競爭的結果是要么大家在競爭中兩敗俱傷，要么互相妥協，達成優勢互補。第五，東道社區內部。社區內部的關系過去一直關注不多，鄉鎮政府起指導作用，村委會起組織作用，而家庭與個人則主要是參與者，作為基層領導的鄉鎮政府與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委會能否發揮預期的作用，則直接決定了東道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旅游的程度與方式。
二、社區旅游主體之權利范圍
社區旅游主體的權力必須受到約束，而權利規定了社區旅游多重主體支配與服從的對象和范圍。社區旅游開展中的諸多矛盾其實不過是利益之爭。在社區旅游開發中獲取利潤是旅游投資企業的權利，全面提升社區的能力是東道社區的權利，獲得個人內心的滿足是旅游者的權利，如此等等。但是任何一種訴求都不可能沒有限制，在社區旅游多重主體的交錯中，作為服從的一方接受另一方的支配，接受擁有支配權的一方所制訂的各種規章、條例。但是旅游企業不可以依仗自身的文化優勢，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東道社區，東道社區不可以為了短期利益而忽略了對旅游者的熱情友好的接待，而旅游者也不可以隨意違反旅游景區的種種規定而對景區造成破壞。總之，所有旅游發展的利益相關者都不能因追求局部利益而給生態環境資源帶來損失。在對支配與服從的雙重規定中權利規定了主體的權力，也同時明確了權力主體的身份，任何利益相關的一方都只能是這一權力關系網絡之中的一個部門，或者一個環節。
社區旅游主體的權利分割情況同樣比較復雜，目前的現實是真正的社區主體反而處于缺席狀態。主要原因是社區旅游一般發生在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東道社區居民的主體意識相對模糊，對自身的權力身份缺乏清晰的感知。在權力的鏈條上，支配主體與服從主體的身份界定相當困難，同一主體往往既是支配主體，又是服從主體，支配與服從之間的轉換往往在不知不覺間發生，對支配與服從的理解相對偏狹，權利界限的模糊往往使一些旅游主體在權利身份的轉換上處于不自覺的狀態，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了享有權利與承擔義務相輔相成的觀念進入一個文化進步相對緩慢的地區需要一個過程。外來的旅游投資企業以旅游開發為名進入東道社區，如果缺少對社區應有的人文關懷，社區的存在必將被外來企業優勢的經濟與文化地位所遮蔽，社區主體的主張權更是無從談起，社區旅游在發展方向上必將背離它的初衷。而社區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社區組織如鄉鎮政府、村委會在少數人的把持下，可能為了少數人而忽視其他多數社區居民的利益，部分“能干”的社區成員可能只顧及本家或本族的成員。當社區主體不能建立起關于自身的整體感知的時候，雖然表面上看來是在表達社區的主張，事實上卻難以避免主張的失當，表面上看來社區已經擁有了相當的主動權，實際上卻為局部利益所左右。
社區旅游開發的過程也是社區結構轉型的過程，思想觀念的變遷與社區旅游的權力運作機制密切相關。在那些古老的社區中，人與人自為地生活在一個由自然意志推動以統一和團結為特征的社會中，規范個人行為的是那些世代相傳的鄉風民俗，如禮俗、人情、歸屬感等等。但是對利益的追逐必然促使這種純粹意義上的“文化的人”向復合意義上的“經濟的人”過渡，人們生活在一起是因為有一些財產或者權利需要讓渡。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個人交易還將演變成多人博弈，在對共同利益的追求中走向合作并達成協約。特別是大量外來人員介入之后，這一轉變會尤為深刻，規范社區成員行為的將不再是單純的傳統的社區意識，同時也有一些經濟規律在發揮作用。社區旅游的開展急需一套能夠適應新形勢的權利規則，來界定各社區旅游利益相關主體行為的合法性。
三、社區旅游倫理之和諧效應
《全球旅游倫理規范》對于社區旅游倫理規范的制訂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3](P71)。旅游倫理規范作為承載權力話語的一種功能，表達社區旅游開展過程中的多重權力主張。不同文化背景的相關人員同時介入社區旅游開發，需要保證強勢文化不對弱勢文化造成有意的篡改與傷害，弱勢一方的發言渠道能夠暢通無阻，特別是對經濟利益的爭奪影響到對旅游開發的正確評估的時候，弱勢一方的聲音能夠有效地傳達出來。
旅游倫理規范是一種道德承諾，即當旅游行為發生的時候，道德與否會有一個一目了然的判斷，只追求個體利益，而忽視群體利益與未來發展的行為將受到道德的譴責；同時它還是一種法律評判，任何個體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何對景區資源的濫用與破壞行為都要受到法律的嚴懲。特別是在一些經濟發展剛剛起步的社區，各旅游主體的任何行為更要建立在國家現行的法律法規基礎之上，因為失去法律支持的旅游倫理規范很可能會成為一紙空文。但是旅游倫理規范是各旅游主體既斗爭又妥協的產物。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并不一定總是能恰如其分地被協調好，當它們處于激烈沖突狀態的時候，旅游倫理規范是否能夠保持它對正義、真實的捍衛?比較可行的方法可能是正視社區旅游多重主體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在利益分配的相互制約中尋找動態的權力平衡。
制訂旅游倫理規范需要從制度層面認真考慮社區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一)與社區的非正式制度相結合。社區旅游企業的經營管理不可能獨立于社區之外，需要吸納當地社區居民參與，在經營理念的打造上積極吸納當地社區的價值觀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文化習俗等十分必要，盡可能使旅游企業經營與社區生活融為一體。新的旅游倫理規范不可能憑空產生，任何一個社區中都流傳著世代累積的文化習俗，它從生活最細微的地方規范著社區內居民的日常行為，任何旅游開發行為都應該是對它的遵守與繼承，而不應該是拋棄與背叛。家庭作為社區的基本單位，在具體的操作中其存在的文化意義與經濟價值應該被充分考慮，應該通過家庭或者在家庭的基礎上以共同利益為目標組成的行業協會，傾聽社區居民內心的要求。(二)與社區的正式制度相結合。村規民約與村民自治公約是社區的正式制度，它需要得到社區成員的認可才能真正實行，但是它一旦實行就會對社區成員的行為產生約束作用，旅游倫理規范應該盡可能與其結合，達到相互促進的目的。
建立旅游倫理規范的意義在于為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找到一條有效的表達渠道。作為龐大的權力網絡中的一環，多數利益相關主體的強勢與弱勢都是相對的，在權力的鏈條上沒有絕對的強者，因此，堅守旅游倫理規范既是對社區旅游的可持續發展負責，同時也是對自身的權益負責。而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應該對脆弱的生態環境負責，因為它處在權力鏈條的終端，它沉默不語卻又高高在上地注視著社區的蕓蕓眾生。制訂旅游倫理規范的意義還在于推動東道社區不斷走向和諧。如果多重旅游發展利益相關主體的關系得以理清，各主體的權力身份與權利范圍得以界定，對社區旅游運作基本機制的認知達到一定深度，那么社區旅游的經營管理水平就一定能提高。社區旅游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與和諧社區的構建是統一的，社區和諧要求社區成員之間關系協調，社區成員與外來的專業人員關系協調，社區與當地自然文化環境關系協調，如果社區旅游內部的權力機制實現良性運作，社區內部人與人的關系必然會不斷趨于和諧，個人與個人、家庭與家庭在經濟利益的分配上，在文化道義的承擔上權界分明，各得其所，整個社區自然也就走向了進步。
社區治理的意義范文第4篇
社區護理是將公共衛生學及護理學的知識與技能結合，借助有組織的社會力量以社區為基礎，人群為服務對象，對個人、家庭及社區提供服務。隨著社區醫療護理的深入開展，靜脈留置針已逐漸應用于家庭病床，對晚期癌癥瀕臨死亡、病員及家屬又不愿放棄治療的危重病人延長生命、減輕痛苦起到積極的治療和安撫作用。筆者2010年3月～2013年3月在社區醫療護理中對家庭使用靜脈留置針進行護理，現將護理體會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 社區患者70例，其中男50例，女20例。年齡48～65歲，平均55.5歲。腦部惡性腫瘤40例，肺癌20例，結腸癌10例。靜脈留置時間22～45d。留置針的部位；60例取股靜脈，10例取鎖骨下靜脈。
1.2 方法 全部病例均在市、縣級醫院進行靜脈留置手術。留院觀察24h后，帶詳細記錄安返家中。由醫院醫生向社區醫生和護士交班。肝素帽用無菌紗布包裹并妥善固定，封管液采用肝素鈉生理鹽水稀釋液（50u/ml）。社區護士每日輸液前打開包裹肝素帽的無菌紗布，用碘伏常規消毒后接上輸液。按醫囑要求安排用液順序，調節調速。完成全天輸液后用封管液2～2.5ml封管再拔出輸液針，常規消毒并用無菌紗布包緊肝素帽后固定。
2 結果
70例患者治療中無脫管、堵管發生，及時完成治療。由于患者在家庭接受治療，因家庭環境的溫馨和與親人朝夕相處，減少了恐懼焦慮心理，又避免了反復穿刺的痛苦，使患者由拒絕治療到樂意配合治療，直到平靜地走完生命歷程。
3 討論
3.1社區護理特點 社區護理將公共衛生學與護理學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既強調疾病的預防，又強調疾病的護理，最終達到促進健康、維護健康的目的。因此，社區護理既具有公共衛生學的某些特點，又具有護理學的某些特點，但與公共衛生學和護理學相比較，社區護理在以下四個方面更為突出。
3.1.1以促進和維護健康為中心——社區護理的主要目標是促進和維護人群的健康，所以預防是社區護理的工作重點。
3.1.2面向整個社區人群社區——護理的對象是社區全體人群，即包括健康人群和患病人群。
3.1.3社區護士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在社區護理過程中，社區護士往往獨自深入家庭進行各種護理，故要求社區護士具備較強的獨立工作能力和高度的自主性。
3.1.4社區護士必須和其他相關人員密切合作——社區護理的內容及對象決定社區護士在工作中不僅僅要與衛生保健人員密切合作，還要與社區居民、社區管理人員等相關人員密切協調。
3.2社區護士必備的能力
社區護理的工作范圍、社區護士的職責角色對社區護士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社區護士不僅僅要具備一般護士所應具備的護理基本能力，而且還要必備以下七種能力。
3.2.1人際交往、溝通能力——社區護理工作既需要其合作者的支持、協助，又需要其護理對象的理解、配合：社區護士的主要合作者包括社區衛生服務站的其他衛生工作人員，如全科醫師，以及社區的管理者，如街道、居委會的工作人員；社區護理的對象則是社區的全體居民，如病人、家屬、健康人群。面對這些具有不同的年齡、家庭、文化及社會背景的合作者和護理對象，社區護士必須具有社會學、心理學及人際溝通技巧方面的知識，從而才能更好地開展工作。
3.2.2綜合護理能力——綜合護理能力主要包括各專科護理技能及中西醫結合的護理技能。根據社區護理的定義及社區護士的主要職責，社區護士即是全科護士，將面對各種病人和殘障者，如外科術后的病人、腦卒中恢復期的病人、精神病病人或臨終病人等等。在工作中，就不免要應用到內科、外科、神經科、精神科、中醫科以及老年和康復等方面的護理技能。因此，社區護士必須具備各專科護理技能及中西醫結合的護理技能，才能滿足社區人群的需求。
3.2.3獨立判斷、解決問題能力——社區護士不同于醫院護士，常常處于獨立工作狀態。在醫院，護士遇到問題往往可以與其他護士、護士長或醫生研究解決；但在社區，社區護士將獨立地進行各種護理操作、獨立地運用護理程序、獨立地開展健康教育、獨立地進行咨詢或指導。
3.2.4預見能力——預見能力主要應用于預防性的服務，而預防是社區護士的主要職責之一。社區護士有責任向病人或殘疾人、家庭及健康人群提供預防性指導和服務。在醫院，臨床護士主要運用順向思維，即針對已發生的問題，找出解決的方法并實施；而在社區，社區護士不僅要運用順向思維，還要運用逆向思維，即在問題發生之前，找出可能導致問題發生的潛在因素，從而提前采取措施，避免或減少問題的發生。因此，預見能力也是社區護士所應必備的。
3.2.5組織、管理能力——社區護士一方面要向社區居民提供直接的護理服務，另一方面還要調動社區的一切積極因素，充分利用社區的各種資源大力開展各種形式的健康促進活動。社區護士有時要負責人員、物資和各種活動的安排，有時要組織本社區有同類興趣或問題的機構人員學習，如老人院中服務員的培訓或餐廳人員消毒餐具的指導，這些均需要一定的組織、管理能力。
3.2.6調研、科研能力——社區護士不僅擔負著向社區居民提供社區護理服務的職責，同時也肩負著發展社區護理、完善護理學科的重任。因此，社區護士首先應不斷地充實理論知識，提高業務水平。護理學是一門不斷發展的學科，護理人員只有不斷地學習，才能適應護理學的發展。
3.2.7自我防護能力——社區護士的自我防護能力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法律的自我防護及人身的自我防護。首先，社區護士常常在非醫療機構場所提供有風險的醫療護理服務，如在病人的家中進行靜脈輸液。社區護士應加強法律意識，不僅要完整記錄病人病情，還要在提供一些醫療護理服務前與病人或家屬簽訂有關協議書，以作為法律依據。
社區治理的意義范文第5篇
【中圖分類號】R58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5-0232-02
1 中風后遺癥的中醫病因病機
中風的發生，根據文獻記載歸納起來與虛（陰虛、氣血虛）火（肝火、痰火）氣（氣逆、氣陷）血（血瘀），風（肝風）、痰（風痰、濕痰）有關，以其中肝腎陰虛所致的陽亢風動，氣虛血逆而形成的本虛標實是本病的根本原因[1]。中風偏癱由氣虛血瘀，經絡不通所致，氣虛不能行血，淤血阻滯，經絡不通而致半身不遂。針對中風后遺癥的氣虛血瘀，經絡不通采取活血化瘀，疏經通絡的治療原則。
2 推拿治療中風偏癱
推拿作用于體表，引起局部經絡反應，激發和調整經氣，增強氣血生成，推動氣血運行，祛瘀消滯，濡筋骨，利關節。與針灸相比，推拿具有無創痛易被患者接受，取穴準確度要求不高而易于操作，不受器械之限制而方便易行等特點，尤其適用于對針灸療法具有恐懼心理的患者。
3 社區中風后遺癥患者的現狀
社區中風后遺癥患者人數多。而且由于種種原因，病人不能長期住院，常在病情穩定返回家中繼續接受康復治療。由于家屬缺乏家庭康復知識和技能，致使大部分病人錯過最佳康復時機，不能在發病6個月內得到治療。不僅影響了其自身的工作、生活，同時也給家庭和社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因此在社區開展家庭推拿非常重要。我科室把70例腦中風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30例干預組40例，兩組同時接受常規治療，干預組則讓患者家屬運用中醫穴位推拿治療，隨訪連續3個月后，干預組總有效率87.5%，對照組總有效率66.7%上下肢肌力生活能力皆優于對照組。體會總結如下：
4 推拿選穴
風中偏癱屬“痿證”范疇，因“陽明為宗脈之所聚”“陽明為多氣多血之脈”故有“治痿獨取陽明之說”。推拿護理在選穴上以手足陽明經為主， 太陽、少陽經為輔亦可選取對應的陰經穴位。
取穴原則：分別選用手足陽明、手足太陽經及其相表里的陰經并配合督脈穴位。點按起止點位于關節附近：上肢在肩關節與腕關節附近，下肢在髖，膝，踝關節，選穴重點為腋下和肘關節，大腿及兩等氣滯之處。注重氣血阻滯的重點腋下和肘關節穴位的點按。在手陽明大腸經上取以下穴位：商陽（指尖）、合谷、曲池、肩、迎香、手三里。在手足太陽，少陽經上可選取風池、風府、肩井、環跳、風市、陽陵泉、晴明、委中、承山、昆侖。足陽明胃經上取：地倉、足三里、解溪、梁丘、伏兔。相對應的陰經穴為：陰陵泉，內關，尺澤，涌泉，三陰交。
5 推拿方向及其健、患側的選擇
護理推拿方向上均以循經推拿，有順經推拿與逆經推拿兩個方向，以順經推拿為，主氣血按經絡走向流動，推拿按照各經絡自身循行方向進行，更能疏通氣血。點按陽明經各穴后沿其走向連續的予以推拿，從點到線連貫一氣以達到舒經活絡之療效。推拿皆以患側為重點，既可重點推拿患側，亦可先推拿患側再推拿健側或者兩側同時推拿。
6 指導患者家屬推拿
首先確定進行推拿的家屬人員，選擇原則是：患者年齡較輕者選擇配偶，年齡較大者選擇有空照顧父母的子女。其次給與培訓：進行 1周左右的時間的相關醫學知識的講解及手法操作指導，并在患者身上示范，讓家屬初步學會推拿手法及穴位定位，選穴原則同上。在住院期間，根據家屬反饋意見及療效觀察，及時指導并矯正推拿手法。推拿方法：健側與患側交替進行，但以患側為主，由輕到重循序漸進進行，每次30分鐘。操作注意事項：1.推拿時應按治療方案先輕后重，自上而下，從前到后的操作順序進行，根據病情和病人體質調整手法強度、順序及時間。2.應囑患者調勻放松肢體，精神不要緊張，配合推拿者調適自己的，減輕患者的心理壓力。3.飯前、飯后1小時內不宜接受推拿治療。4.推拿部位開始會有一定的酸痛不適感為正常現象，經過2到3 次推拿后，酸痛感消失，會更輕松、舒適。5.推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堅持早期、綜合、長期的原則。6.做好隨訪工作：在病人回到家中后每天電話聯系隨訪，及時掌握患者的病情及康復況；每周1次登門隨訪，積極地進行康復各個指標的床邊評估，根據病情康復情況進行穴位及手法操作校正。隨訪連續至少6個月。
合理推測：上海乃至全國，都逐漸步入老齡社會，中風仍然是對老年人威脅的疾病，其后遺癥的早期治療，對于改善中風患者的生活之質量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而推拿按摩四肢相對于針灸而言，具有無場地要求、簡單、安全等優點，是針對中風后遺癥在社區開展家庭康復一種發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