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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經濟危機范文第1篇

轉爐少渣冶煉是鐵水全量三脫處理后帶來的必然結果，同時簡化了轉爐冶煉功能，將脫硫、脫硅和脫磷轉移到鐵水預處理過程中實現，轉爐只承擔脫碳(或硅)升溫的任務，這有利于實現轉爐的高速吹煉，可大幅度減輕造渣脫磷、脫硫的工藝負荷，有利于提高供氧強度，并使終點控制更加穩定，這為轉爐進行計算機智能控制提供了方便，可實現以吹煉終點的精確控制和不倒爐直接出鋼。吹煉時間和冶煉周期的縮短以及少渣倒爐次數減少，使爐襯侵蝕大幅度減輕，加之濺渣工藝技術的應用，轉爐爐齡將會大幅度提高，使其作業率將大于95%以上。如日本JFE福山廠兩座300t轉爐采用脫磷－脫碳雙聯工藝后，吹煉時間平均縮短2min，終點操作時間縮短1min，冶煉周期從29min降至26min，作業率提高4%［6］。日本和歌山廠采用脫磷爐和脫碳爐雙聯冶煉，實現100%“鐵水三脫”預處理，1座210t轉爐的年產量達到420萬t。另外，轉爐出鋼擋渣效果對鋼的純凈度和生產成本的影響也很大。

鋼包精煉爐是生產潔凈鋼的重要設備。在煉鋼生產中，精煉爐具有脫硫、氣體攪拌、合金化、升溫、調節連鑄節奏和控制夾雜物形態等功能。目前，精煉可分為兩種方式，一是以LF爐為主體的非真空精煉，可實現攪拌、均勻鋼水成分和溫度;脫氧去除鋼中夾雜;實現微合金化和成分精確控制;渣洗，脫氧脫硫;喂線，實現夾雜物變性處理;調整溫度(包括升溫和降溫)。二是以RH為主體的真空精煉，可實現攪拌均勻鋼水成分和溫度;脫氧和微合金化;吹氧深脫碳;噴粉深脫硫;溫度調整等［7］。

連鑄工序對鋼的純凈度影響很大，采用保護澆注、中間包冶金、新型中間包覆蓋劑、調整保護渣性能及設置電磁攪拌等手段還可繼續去除及控制夾雜物，降低廢品率。此外，電磁攪拌技術和輕壓下在連鑄工序得到了廣泛應用。當今世界上有400多臺方坯連鑄機安裝了電磁攪拌裝置，電磁攪拌已成為先進方坯連鑄機的標準配置:許多板坯連鑄機也安裝了電磁攪拌和凝固末端輕壓下設備。電磁攪拌和輕壓下技術可改善鑄坯內部凝固結構、擴大等軸晶區，從而減輕中心偏析和中心疏松。目前，奧鋼聯的動態輕壓下和新日鐵的面壓下是較先進的輕壓下技術［8］。另外，在連鑄板坯表面和內部產生的缺陷與連鑄過程中的鋼液流動現象密切相關。特別是在為了提高生產率而增加拉坯速度時，容易產生這種缺陷。因此要實現高速連鑄而又不損壞鑄坯質量，就必須引進以前沒有的新技術。

1潔凈鋼傳統生產工藝與新工藝的對比

1．1傳統工藝

傳統潔凈鋼制造流程如圖1［9］所示，主要采用鐵水脫硫預處理－傳統復吹轉爐冶煉－LF爐精煉與RH真空精煉－全連鑄生產工藝。雖然可以生產出高潔凈度的鋼水，但由于工藝流程長，生產工藝和原輔材料的波動造成鋼水質量不穩定;鋼水提純主要依靠爐外精煉，造成能耗高、成本高、CO2排放量高。

1．2日本新工藝

日本學者認為:傳統的潔凈鋼生產工藝流程存在著生產成本高、能耗高、CO2排放量大和產品質量不穩定等缺點。為改進這些缺點，提出采用分階段冶煉工藝，并經過20年的發展完善，形成了潔凈鋼制造新的工藝流程，如圖2［9］所示。傳統潔凈鋼生產工藝為歐美等國家及我國大部分鋼廠所采用，用全量鐵水脫硫預處理－轉爐冶煉－爐外精煉工藝，以爐外精煉作為控制鋼水潔凈度的主要手段。如此以來不但流程長，而且耗能，還容易造成回磷、回硫，也是造成鋼質量不穩定，生產成本高、能耗高的主要原因。日本開發的潔凈鋼生產新工藝流程強調采用全量鐵水“三脫”預處理工藝，實現轉爐少渣冶煉，通過鐵水預處理控制鋼水潔凈度，達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目標，與傳統工藝相比減少了渣量;縮短了轉爐冶煉周期;減少了噸鋼鐵耗;減少了噸鋼鐵合金消耗［10］。目前，世界金融危機使全球鋼鐵業進入蕭條時期，降低潔凈鋼制造成本、降低生產能耗和減少生產過程中的環境污染成為今后全球鋼鐵業市場競爭的焦點，因此，日本新工藝更具有市場競爭力。

2潔凈鋼生產前景展望

隨著潔凈鋼生產工藝與設備技術的發展，生產高潔凈度鋼材以滿足高品質鋼的質量要求已不存在非常大的技術困難，但如何降低潔凈鋼生產成本，實現潔凈鋼大批量穩定高效的生產乃是急待解決的技術問題。因此，如何生產高效低成本潔凈鋼已成為市場發展的需要，是歷史賦予煉鋼工作者的責任，也是潔凈鋼生產面臨的技術挑戰。目前，世界潔凈鋼生產與研發水平最高的是日本，其次是歐美和韓國。最近，新日鐵開發了控制鋼中夾雜物的新技術，通過向鋼水中添加鎂，控制夾雜物的成分，并細化夾雜物顆粒。采用該方法，使夾雜物的變形性能接近鋼的變形性能，可以提高產品的韌性和加工性能。同時，加拿大Mitchell和新日鐵提出“零夾雜鋼”的概念［11］，即夾雜物尺寸小于1μm，無法用光學顯微鏡觀察到，預示鋼的抗疲勞性能將有大幅度提高。

世界性經濟危機范文第2篇

利他主義有三種典型的表現形式：

第一，“親緣利他”，即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自己的親屬提供幫助或作出犧牲，例如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姐妹之間的相互幫助。一般情況下，這種以血緣和親情為紐帶的利他行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稱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學的研究業已證明，“親緣利他”對生物個體來說并非沒有回報。根據“親緣選擇”理論，生物的進化取決于“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能夠提供“親緣利他”的物種在生存競爭中具有明顯的進化優勢。（Hamilton，1963）因此，“親緣利他”不僅在人類社會，而且在整個生物世界都是一種非常穩定、非常普遍的行為模式。例如，當幼鳥遭受攻擊時，許多鳥類父母都會挺身而出，用偽裝受傷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脫。在這一行為過程中，父親或母親雖然可能因此喪生，但由于父母與子女之間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從“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則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雛得以逃生，父親或母親作出的犧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慮到年幼子女喪生的幾率遠遠超過經驗豐富的父母，這類行為對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無論在人類社會或生物世界，“親緣利他”在父母與子女關系上表現得尤為動人和充分。而隨著親緣關系的疏遠，“親緣利他”的強度也會逐步衰減。生物學家甚至設計出所謂的“親緣指數”，并根據它來計算“親緣利他”行為的得失和強弱。（Hamilton，1964）在這方面,生物學與經濟學所包含的內在邏輯相當一致：所有生命體的行為看上去總好象設法使某一“目標函數”最大化。有人曾經對《美國經濟評論》和《美國博物學家》刊載的文章進行過比較，結果發現這兩門學科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論文都是運用優化的方法來預測某種現象，然后再作出統計檢驗。(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沒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了回報而相互提供幫助。生物個體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競爭力幫助另一個與已毫無血緣關系的個體，因為它們期待日后得到回報，以獲取更大的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互惠利他”類似某種期權式的投資，所以有人把它稱為“軟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種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動物的血液為生，如果連續兩晝夜吃不到血就會餓死；一只剛剛飽餐一頓的蝙蝠往往會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來反哺那些頻臨死亡的同伴，盡管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親屬關系。生物學家發現，這種行為遵循著一個嚴格的游戲規則，即蝙蝠們不會繼續向那些知恩不報的個體饋贈血液。(Wilkinson，1984)顯然，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律”，當施惠者與受惠者互相換位時，同樣數量的血液將產生更大的邊際效用，從而使這類行為具有明顯的經濟學含義。不過，由于施惠與回報存在著時間差，從而使這種期權式的投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種較為長期的重復博弈關系中，而且還要求形成某種識別機制，以便抑制道德風險和個體的機會主義傾向。雖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紀晚期才由博弈論專家阿克塞羅德建立起來，(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卻在200多年前亞當·斯密論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時，就被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了。

第三，“純粹利他”，即利他主義者不追求任何針對其個體的客觀回報。例如，湯姆遜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義行為：當獅子或獵豹接近時，往往會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躍向同伴們發出警告。生物學家觀察到，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行為方式，它只發生在最早發現危險的湯姆遜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為原則，最早發現危險應該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湯姆遜瞪羚的“英雄主義”卻放棄了第一時間逃生的機會，并以此代價向同伴報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這一行為看上去頗似我們前面提到的母鳥保護幼鳥的行為，但它們的內涵卻有明顯的差別。因為湯姆遜瞪羚所保護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親屬，對個體來說這是一項沒有任何收益的投資。這一行為與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著更明顯的區別，對個體來說這一行為的投資風險與預期回報存在著極大的不對稱，而且也不可能通過識別機制來剔除那些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的“搭便車”者。因此，有些生物學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書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對湯姆遜瞪羚的行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釋：高高跳躍的瞪羚是在向突襲者昭示——你瞧，我的體力有多棒！別來打我的主意，否則你會一無所獲的！還是去追殺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們吧！(道金斯，1998a）我認為這個解釋非常勉強并令人懷疑。且不說把這種只有人類“超級智慧”才想得出來的“炫耀式欺騙”強加給湯姆遜瞪羚是否公平，就是從進化論角度看，其破綻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這種行為真有效，當遭受猛獸襲擊時為什么不會有更多的湯姆遜瞪羚跟著一起“跳舞”呢？

顯然，要對利他行為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親緣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從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純粹利他”作出解釋，而這正是本文試圖達到的目的。

二、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事實上，許多生物學家，比如勞倫茲（K·Lorenz）、威爾遜（E·Wilson）、愛得華茲（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義上給出了“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解釋，他們的理論在生物學中被稱為“群體選擇理論”。該理論認為，遺傳進化是在生物種群層次上實現的，當生物個體的利他行為有利于種群利益時，這種行為特征就可能隨種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進化。（Wilson，1975）但“群體選擇理”論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缺陷，它無法解釋導致個體生存適應性降低的“純粹利他”行為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保存下來。因此，在主流生物學理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恰恰是與之對立的“個體選擇理論”。“個體選擇理論”認為，“純粹利他”行為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為代價向同伴報警的湯姆遜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為卻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正比；一個利己的個體有更多的機會生存下來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這些后代都有繼承其自私特征的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適應性低于后者，不管這種差別在初始狀態多么微小，經過千百萬年的自然選擇，生存適應性較低的生物性狀也會被無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斬釘截鐵地說，“如果你認真地研究了自然選擇的方式，你就會得出結論，凡是經過自然選擇進化而產生的任何東西，都應該是自私的”，“對整個物種來說，‘普遍的愛’和‘共同的利益’等在進化論上簡直是毫無意義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個體選擇理論”并沒有解決由湯姆遜瞪羚所引起的深層矛盾，我們不仿把它稱為“湯姆遜瞪羚悖論”：一方面，現代生物學認為，只有交互繁殖的種群才能保持相對恒定的基因庫，所謂進化是生物種群的進化而不是生物個體的進化；（陳閱增，1997a）因此，“純粹利他”行為作為一種符合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在生物長期演進過程中保存下來是符合進化論自身邏輯的；另一方面，迄今為止所有生物學的實證研究似乎都證明了，生物進化必須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介質才能實現；有利于個體生存適應性的生物性狀，才會在遺傳進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斷強化；而與個體生存適應性無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狀，其有效信息最終都會在遺傳進化中丟失和湮沒；因此，“純粹利他”行為是不能從生物學意義上得到解釋的。(道金斯，1998c）“湯姆遜瞪羚悖論”給解釋“純粹利他”行為提出了兩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1、有利于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介質保存下來？2、有利于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通過什么途徑才能得到必要補償和激勵？在我看來，這兩個問題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經包含在現存的生物學知識框架之中。

“個體選擇理論”顯然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上，即生物的遺傳性狀與遺傳介質之間是一種直接的、一一對應的關系。但我們不能不設問：除此之外，是否還存在一種間接的、非對稱的遺傳關系？事實上，現代生物學已經觀察到許多非對稱的遺傳現象：兩種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狀，通過同一基因介質實現遺傳；隨著其中一種被自然選擇，另一種也同時保留下來。最著名的例子是引發鐮狀紅細胞貧血病的隱性基因：鐮狀紅細胞貧血病對人類來說是一種非適應性的生物性狀，但生物學家發現，帶有這一基因雜合子的人卻具有較強的抗瘧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惡性瘧疾流行地區，這一隱性基因的出現頻率就很高。（陳閱增，1997b）以此推論，“純粹利他”行為雖然對生物個體是非適應性的，但它對生物種群卻具有很高的生存價值；因此，在生物長期演進的過程中，它可以與某些利己行為一起借助于同一個基因介質以“隱性遺傳”的方式保留下來，這恰恰體現了生物性狀對生存環境高度的適應性。為此，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簡單的遺傳模型來說明這一假說：假設AA與Aa為利己型基因，aa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為顯性的等位基因，a為隱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為的生存適應力低于利己行為，那么根據自然選擇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終將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隱性的a，它并沒有隨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當Aa型基因與Aa型基因通過減數分裂進行繁殖時，根據“哈迪-溫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復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種類型的基因，從而實現利他行為的隱性遺傳。

“純粹利他”行為在“非零和博弈”條件下對生物個體生存適應性的損益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般推斷，兩個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生物個體更容易營造一種協作氛圍；與兩個只有利己傾向的生物個體相比，它們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適應性。如果這一猜測是正確的，則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博弈方陣來解決“純粹利他”行為的補償和激勵問題（葉航，2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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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義者|利他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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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義者|-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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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義者|-2，12|5，5

如果我們以X代表利己主義者，以Y代表利他主義者；根據以上假定則利己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5X12Y，利他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2X5Y；當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為7：3時，每個個體的適應性都是一樣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大于7：3，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減少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增加；反之，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增加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減少。因此，在生物種群及其個體行為模式中“利己行為”與“利他行為”將以某種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時存在。它說明，“純粹利他”行為是能夠通過補償激勵機制得到進化的。事實上，這一結論的依據正是現代生物學中的ESS理論。ESS理論是英國著名生物生態學家梅納德·史密斯1982年創立的，它在現代生物學中被稱為“自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建立以來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sbrstrategy）的縮寫，如果生物種群在進化過程中能夠形成某種穩定的策略（行為）均衡，這種策略（行為）就是ESS。顯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長期演進過程中所產生的、穩定的生物行為。必須指出，用基因的隱性遺傳和ESS理論解釋“純粹利他”行為不是向“群體選擇理論”的回歸。這一分析仍然是以“個體選擇理論”為基點的，但是它又與傳統的“個體選擇理論”不同，它把解釋的重點放在有利于群體利益（當然，歸根結底它也有利于群體中每一個個體）的生物性狀怎樣才能通過個體的基因介質實現遺傳進化，從而在現有的生物學知識框架下對“純粹利他”行為作出符合實證要求的解釋。

三、純粹利他行為的經濟學分析

現代生物學的進化和遺傳理論認為，物種演進的目標是“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這一結論所包含的邏輯與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完全一致。但我們并不能就此推論，所有生物都會按照“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要求來“理性”地計算和規劃自己的行為。事實上，進化的“理性”最初是通過“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遺傳基因并成為生物個體的“自覺”行為，我們不妨把它稱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葉航，2002）對生物個體來說，“本能”所表達的正是生物進化內在的邏輯要求：所謂“理性”的行為，只不過是經過自然嚴格篩選后留存下來的、能夠被我們觀察到的、相對穩定的生物行為罷了。（貝克爾，1995）

“情感”與“偏好”是觸發生物行為的按紐。當“情感”與“偏好”得不到滿足時，建立在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基礎上的生物內部平衡系統便會受到破壞，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壓力。這種壓力超過一個閾值，生物個體就會產生行為的動機，進而通過一定的行為來實現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緩解身心的緊張狀態。因此，生物行為的遺傳首先表現為一個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系統及其觸發機制的重構與再現，本能或者由本能沖動所引導的生物“理性”行為可以看作是該系統由不平衡向平衡的運動過程。“理性人”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最基本的預設。按照該預設，一個人的行為總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謂“效用”只不過是“偏好”的一個函數。（瓦里安，1997）經濟學不研究“偏好”是如何產生的，那是生物學、進化論、也許還有心理學的任務。經濟學的任務是在給定的“偏好”狀態、“偏好”結構與“偏好”序列下研究行為主體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學業已證明，“純粹利他”行為與“利己”行為一樣具有進化優勢，生物個體能夠通過基因介質把觸發這種行為的“偏好”保存起來并遺傳下去；那么，只要給定這一“偏好”，我們就可以對“純粹利他”行為做出標準的經濟學分析。

在微觀經濟學中，消費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稱為選擇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維實數空間Rk中的一個非負子集。如果行為主體對集合X中的選擇束具有偏好關系，而這些偏好關系又能滿足完備性、自返性、傳遞性和連續性的假定（事實上，這些假定已經包含在“理性人”的預設中），則偏好關系就可以用一個連續的效用函數來表示：即存在一個函數u：XR，使得x1﹥x2，當且僅當u（x1）＞u（x2）。如此，我們就可以把行為主體內含的偏好關系轉化為一個函數關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數稱為“廣義效用”函數，因為其選擇集X中的偏好項xi可以用來表示包括經濟偏好、道德偏好（我們可以把“純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為“純粹利他”是道德行為最顯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審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內的所有偏好，只要這一偏好是相對穩定的、可觀察的。（葉航，2001b）如果行為主體的資源總量為I，實現廣義效用所需的單位成本或影子價格分別記作p1,p2,…,pn，則其資源約束可以表示為：

p1x1p2x2…pnxn=I（2）

可以證明，只要目標函數是連續的，約束集是閉的并且是有界的，則以式（2）為約束條件的廣義效用最優（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邊際效用；pi為i種偏好（x）的單位成本或影子價格；λ為約束資源的邊際效用；i=1，2，…，n。

根據式（3），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有意義的推論:

第一，在廣義效用最大化過程中，行為主體將依據一定的偏好狀態、偏好結構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為呈現出形態各異的“價值”取向。

舉例來說，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傾向的經濟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則當MU1/p1＞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才會偏重經濟選擇，表現出利己傾向；而當MU2/p2＞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將偏重道德選擇，表現出利他傾向。特別地，當MU2/p2＞λ且MU2/p2＞MU1/p1時，行為主體將為了利他目的放棄或部分放棄自身的物質利益或經濟利益。（葉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為主體不一定就是一個“自私自利”或“錢迷心竅”的人。人們的行為將取決于他們的偏好。事實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學家就已經關注過“優越感”、“榮譽感”、“自豪感”、“成就感”、“責任感”、“道德感”等等純精神領域的偏好對人類行為的影響。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對“閑暇”和“炫耀”的研究，則更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

第

二、就某一特定行為來說，行為主體的行為傾向取決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舉例來說，如果x2代表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當pi和λ給給定時，MU2越大，人們的行為越偏重道德選擇。事實上，倫理學所謂的“良心”，從廣義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為在一個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現為一個人未采取某種道德行為時所感受到的內心矛盾與痛苦，以及采取某種道德行為后所體驗到的內心解脫與愉悅。如果MU2和λ給定，則p2越小，人們的行為越偏重道德選擇，我們可以把p2稱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個長期被人們忽視、甚至被倫理學和道德哲學所忽視的范疇，其意義在于它提醒我們，任何一個行為主體在進行道德決策時都有權力考慮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會則應該努力營造一種降低“道德成本”的機制，以促進個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

三、當其他條件不變時，λ的值越小，行為主體的非經濟偏好越強。

由于λ為約束資源的邊際效用，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λ越小，體現廣義偏好的行為傾向就越強。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經濟行為具有資源再創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與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經濟行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從而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就相對越強。事實上，當物質資源相當匱乏時，一個人很難產生出非經濟偏好；反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物質資源越豐裕，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審美偏好等等，就越豐富、越強烈。顯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學說支持這一結論。(馬斯洛，1987)

第

世界性經濟危機范文第3篇

(一)美國經濟衰退風險增加，影響擴大

次級債危機可能成為美國經濟周期的拐點，次級債危機反映了本輪經濟周期中美國房貸和金融市場累積的風險。2007年美國住宅存貨繼續大幅上升，價格回落。2008年美國次級房貸還款仍處高峰，房貸市場風險仍未充分釋放，次級房貸危機有引發全面次級信貸危機的可能。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急劇調整和布什政府的經濟拯救方案難以改變美國經濟周期性走勢。

美國本輪經濟增長動力已基本釋放。美國經濟擴張進入第七年，經濟擴張動力已基本釋放。私人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從2006年的2.2％降到2007年的2.0％，4季度進一步降到1.4％。住宅和汽車業的萎縮對美國的影響已經超過了短期經濟調整的幅度和范圍，住宅投資連續8個季度呈現負增長，交通設施投資過去7個季度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為負0.14％。2007年前11個月出口增幅仍然高達12.3％，但進口增速已明顯回落。2007年底美元兌歐元、日元和英鎊分別貶值69.5％、19.7％和40.1％，2008年美元對歐洲主要貨幣貶值空間將變得非常有限，可能出現拐點。

工業生產屢現負增長，企業利稅波動較大。美國工業生產自2006年3季度出現負增長以來，頻繁出現負增長。2007年工業生產1月、3月、5月和10月份不斷出現負增長，12月份為零增長。工業生產不足主要表現為最終消費品生產不足，制造業生產疲軟。2006年4季度到2007年3季度生產企業利潤和公司收入出現較大波動。2006年4季度，企業利潤、企業流動資金、公司所得稅和非金融類國內企業利潤大幅減少；2007年1、2兩個季度呈現回升的態勢；但3季度又全面下滑。

就業增長繼續減緩，生產和制造領域就業大幅減少。2007年美國就業連續50多個月保持增長后，2008年1月首次出現萎縮，失業率也保持在4.9％的較高水平。2008年1月份非農就業減少1.7萬人，制造業的就業已連續3年出現負增長。

美國服務業出現近5年來首次收縮。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關于服務業活動指數1月份降為44.6，過去58個月以來首次低于50，出現全行業收縮。服務業占美國經濟活動比重超過80％，對經濟和就業具有重要影響。1月份只有3個服務行業實現增長，14個出現收縮。服務業收縮是整體經濟降溫的跡象之一。

次貸危機也在蔓延到美國消費信貸，信貸緊縮可能轉變為消費緊縮。美國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高達72％，約50％是信用消費，20％是負債消費。美國銀行估計，無法償還的消費者貸款可能占其放貸總數的20％。經濟面臨衰退、房產價格下跌和失業人數增加，將使無力償還信用卡債務問題進一步惡化。

2007年受美國經濟減速拖累以及私人消費、資產投資增長放緩的影響，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增長也出現了明顯放緩的趨勢。歐元區國家2007年2、3季度增長速度由1季度的3.4％下降到2.5％，日本2007年2、3季度增長速度由1季度的2.8％下降到1.9％。OECD預計，歐元區和日本在2008年經濟增長將放緩到1.9％和1.6％，而新興市場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很難改變全球經濟增長減速的基本趨勢。

(二)全球資源價格總體在高位震蕩下行

次貸危機將引發對資源產品總需求增幅下降。美國經濟增長減緩不僅導致其自身需求增速萎縮，也導致其對進口產品需求增速下降。油價繼續大幅上漲可能性不大，金屬市場銅的基本供求情況已出現逆轉跡象，氧化鋁供求近年基本處于平衡狀態，鋅已出現供過于求局面。

資源價格與美元結算短期分離趨勢開始顯現。美元面臨又一輪危機，其儲備、結算和交易的國際貨幣地位受到影響。美元長期大幅貶值，各國拋出美元，甚至準備用其他貨幣替代美元作為國際市場的交易結算貨幣。近期，美元貶值幅度過高，短期內跌幅有限，難以支持資源產品價格進一步走高。

全球流動性收縮將使資源產品投機炒作降溫。2006年6月以來美聯儲高利率政策增大了炒作資源產品的成本，主要資源產品期貨價格高位震蕩，個別產品價格大跌。次貸危機爆發后，全球流動性過剩逆轉，對部分資源價格炒作熱度下降。當前，只有煤炭、黃金和鐵礦石維持升勢。2008年以來美聯儲大幅降息，國際資本炒作資源產品成本又有所降低。盡管投機資金在全球金融形勢動蕩和資源價格進一步上漲幅度有限的預期下可能做空，但資源價格降低幅度有限。

(三)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性風險加大

主要貨幣利率走勢差異明顯。隨著全球經濟增速放緩、通脹壓力上升，主要經濟體通過降息刺激經濟與加息反通脹之間權衡難度加大，貨幣政策存在短期化傾向。美聯儲年內政策基調仍是降息，但隨著1月將利率大幅降至3％后，繼續下調空間縮小。歐盟貨幣政策重點仍是反通脹，追隨美元降息的可能性不大；日本的通脹緊縮有所改善，增長放緩，利率仍將在低水平徘徊。

國際貨幣體系的無序狀態仍將繼續。長期對貨幣紀律的遵守，使得歐元價值尺度職能進一步完善，歐元的國際地位逐步增強。市場和各國貨幣當局對貨幣格局變動心照不宣，在是否持有美元問題上“只做不說”、“多做少說”。一旦石油出口國采取特殊舉措(如原油歐元報價、貿易歐元結算)，可能加速美元地位下降。當然，美元地位下降并不意味美元匯率持續貶值，不排除下半年美元對歐元反彈的可能。

全球資本市場年內將可能再次發生類似于“黑色星期一”的調整，但震蕩范圍仍在可控界限之內。首先，從1月22日的緊急降息時機選擇看，美聯儲顯然已將維護資本市場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目標，短期給市場注入強心劑，起到了穩定市場的作用。其次，歐盟等經濟體貨幣當局應對危機態度積極，美元、日元的低利率為流動性維持提供動力。最后，全球私募基金、財富基金等新興投資主體接手證券資產意愿強烈，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資產價格。

國際銀行業發展面臨較大調整。美國運通集團估計，全美無法償還的消費者貸款達20％。目前美國信用卡債務規模超過9000億美元，汽車及其他消費債務超過1.5萬億美元，還有超過10萬億美元的私人抵押債務。如果次貸危機引發美國信用消費體系出現問題，不僅整個行業將重新洗牌，也將進一步拖累美國經濟。

全球失衡格局有所緩解，“逆差一資本回流”機制仍起作用。美國經濟減速、消費支出受到抑制、美元貶值、新興市場出口放緩四大要素具有收斂失衡的作用。雖然資本流動方向不會有大的變化，但流動方式、投資品種有所調整。二級市場對國際金融機構、著名企業的跨國并購活動明顯增多。有關國家可能采取非市場化手段干預市場，防范財富基金的所謂“跨國國有化”。

二、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對我國的影響

(一)對我國出口有一定負面影響

2001－2007年我國對美出口增長率與美國經濟增長率的相關系數為0.82。相關研究表明，在人民幣升值3％、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美國2008年經濟增速同比下降2個百分點，我國出口量僅會增長13.1％，比2007年增速回落10個百分點。我國與發達經濟體有很高的經濟互補性和依存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發達經濟體進口萎縮對我國出口的負面影響。2007年美國經濟明顯減速，前11個月美國進口同比增長僅有5.63％；貨物進口增速大幅回落4.9個百分點，服務貿易進口增速回落1.3個百分點。同期，美國從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增速下降到3.63％和5.94％；從日本進口則減少了1.58％；但是從我國進口增速同比高達12.19％。我國取代加拿大，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國。

(二)全球經濟下滑可能會降低對我國通脹的壓力

部分出口商轉銷國內市場，從而緩解價格壓力，但是通貨膨脹壓力依然存在。由于生物燃料繼續維持大規模生產和糧食供應存在壓力，加上南方雪災給農業生產帶來的沖擊，糧食價格可能繼續上漲，加上國內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的壓力還是存在。目前的價格管制只是一種臨時性干預，在目前財力比較充裕情況下，建議通過適當財政補助，保證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

(三)對產業的影響

我國對美國出口最大的前10類商品占中國對美出口的75％以上。其中，與美國GDP增長相關系數超過0.6的分別是鋼鐵制品(0.96)、電機、電氣和音像制品(0.88)。而電機、電氣和音像制品由于國內加工貿易占相當比重，人民幣升值影響相對較小，中間成本的變動直接影響到這些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這并不是內部所能控制的。相對而言，玩具、家具以及紡織品等與美國GDP的相關系數相對較小，意味著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多的是受到來自內部成本上漲所帶來的沖擊。

(四)對就業的影響

全球經濟增長減速，通過貿易和投資等渠道對我國就業產生不利影響。這種影響與國內的貿易政策調整同時發生，嚴重影響中小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成本上升等因素，廣東有2－3萬家中小企業已經破產，絕大多數是勞動密集型企業。

(五)導致我國與其他國家貿易摩擦增多

我國貿易摩擦既包括紡織服裝等傳統產品，也包括高技術產品貿易；既涉及南北矛盾，也出現南南沖突；既面對反傾銷、特保等傳統措施，還面對反補貼、技術壁壘、綠色貿易等新方式。全球經濟減速，貿易摩擦只會進一步加劇。2007年美國以產品質量和安全為借口，對我國食品、玩具和輪胎等一系列出口產品進行質量指控。

(六)全球資源價格高位運行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全球資源價格高位運行對我國經濟有很大負面影響。一是對我國國內資源價格形成了強大上漲壓力。二是增加了我國產品生產成本，影響我國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出口企業利潤下降，制約研發投入和貿易方式轉變，不利于我國自主創新；很多中小加工企業生存日益艱難，影響就業和社會穩定。三是從外部輸入了通脹，加大了國內通脹壓力。四是引發了我國國內投資過熱，不利于我國宏觀調控。全球資源價格高位運行通過市場手段來逼迫國內企業節約資源和降低成本，有利于調整經濟結構和發展創新型經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此外，次貸危機導致全球流動性緊縮和制約了投機資金炒作資源產品，有助于減緩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上述壓力。

三、政策建議

(一)繼續堅持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方向

在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過熱和通脹壓力有所緩解的情況下，我國貨幣政策方向不應因美聯儲降息而有所變動。南方雪災后，農產品及某些居民消費品價格可能大幅上漲，通脹壓力將進一步上升。貨幣政策除采取數量型工具外，仍要敢于采取價格型工具。考慮到本輪通脹的成本驅動特征，要加強貨幣政策的針對性，更多采取區域性、行業性政策，加強窗口指導實施精確調控。近期尤其是要加強對南方地區災后恢復、農業搶災救災、煤電油運領域的信貸支持。

(二)切實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人民幣匯率

美聯儲大幅降息進一步加強了美元對主要貨幣的貶值壓力。人民幣對美元1％的正利差給市場提供了新的無風險套利機會。2年多來的持續升值沒有實現匯改的預期目標，金融領域某些矛盾甚至有所激化，但爬行升值確實沒有對實體經濟造成大的負面影響。年內只能是考慮切實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匯率調節，不追隨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進一步貶值，嘗試維持對歐元等強勢貨幣匯率的穩定。中長期看，可以考慮系統性改革方案。

(三)以中性政策為主，應對證券市場波動

境內外資本市場變動的相關性和因果性已經顯著上升，2008年內國內外資本市場交相大幅震蕩在所難免。應采取中性政策加以應對：一要堅持貨幣政策不針對資產價格，不遷就證券市場的要求，不因市場波動而變動；二要進一步放松證券市場自身的管制，適時加快基金審批等，給市場以一定利好；三要及時調整稅收政策，在出現嚴重恐慌時，可考慮印花稅回調至2006年的水平。

(四)強化資本項目管理，密切關注FDI項下短期資本流動

貨幣政策獨立性、對美元緩慢升值、以及單向資本管制的內在沖突，是當前我國金融領域面臨的難題(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短期可暫時放棄資本自由流動目標，嚴格控制資本項目開放節奏，加強對各種途徑流入資金的監管，要高度關注日元套利資金的動向。2007年以來，對外經濟政策調整力度較大，相關效果正逐步顯現，不排除2008年外資流入、利潤匯出項下出現異常波動的可能性。近期，珠三角地區出現了港臺資企業突擊調整生產計劃，醞釀撤資的傳聞，應引起足夠重視。

世界性經濟危機范文第4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 經濟轉型 經濟政策

2008年,由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在短時間內席卷了全球,美國、歐洲等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都受到重創。雖然中國在本次危機中所受影響相對較小,但是危機給我國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仍然不可忽視。2009年第二季度開始,全球經濟開始復蘇,我國實體經濟的各項主要經濟指標也均已逐漸回升,至此金融危機步入“后危機時代”。在這個時候,如何正確認識本次危機?如何防止危機反復和經濟二次觸底?如何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是理論界和學術界必須關注的問題。

事實上,金融危機是通過減少凈出口,引發金融、地產泡沫的快速破裂等多個渠道影響我國經濟的,而這些領域在危機未發生時已經顯現出若干不和諧的信號,只是這些信號在高速增長的過程中未能對政策決策者和社會各界起到警示作用。例如,宏觀層面上,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對外依存度過大的問題;產業層面上,產能過剩的問題,區域分割的問題;微觀層面上,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民營企業生存困難的問題。這些問題都由來已久,大多已被人們發現并證實,但沒有被有效的重視。本文認為,中國經濟目前出現困難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外部沖擊,而是內部矛盾在外部沖擊的催化下被突出了。正是因為中國對外依存度過高,才使得美國購買力的減少能快速的打擊我國沿海經濟;正是由于中小企業在實體經濟內生存困難,才使得虛擬經濟膨脹,最后出現泡沫破裂的一天。總之,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還是內部問題,金融危機僅僅是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反過來考慮,可以說,金融危機對于我們是一次機會,它讓我們更清醒的認識到中國經濟存在的不足,讓宏觀和微觀決策者有機會在高速發展的間歇中多角度的調整經濟結構,使得中國經濟在長期內能更好的發展。

一、調整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是理論界一直關注的老問題。中國過去十年的高增長,主要是靠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拉動,而出口和投資分別由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粗放式的資源密集型產業支撐,前者主要包括紡織業、家電業等,后者主要包括房地產業和采掘業。這種增長模式由于地方政府的GPD競爭而被強化,進而形成了當前中國極不合理的產業結構。正在情況愈加惡化的時候,金融危機發生了,其造成的原材料價格上升使得勞動密集型企業朝不保夕;而房地產泡沫破裂和流動性緊縮又讓房地產經濟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全球環保意識的增強和國際環境保護談判使得粗放型增長方式顯得不合時宜。因此,借勢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振興高新產業和綠色產業是轉型時期重要的任務。

在當前能源價格不斷上漲,生態環境問題日趨嚴重的現實下,依靠發展高投入、低附加值的產業來拉動GDP增長的思路已經不合時宜,能源、建筑、原材料生產等行業不應當繼續作為中國經濟的主導產業來發展。此時,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促使國民經濟由重工業經濟向低碳經濟過渡是國家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政府已經采取措施,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培育高新產業,鼓勵資本由傳統產業向高新產業轉移。

高新產業,有別于滿足居民日常“吃、穿、住、用、行”需求的傳統產業,主要包括滿足消費者精神需求的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產業;利用可再生技術向大自然索取能量的新能源產業;運用新科技改造生產方式,提升全社會福利的生物技術產業和光電子信息產業。這些產業都具有低污染、高科技含量、低成本和高利潤的特點。發展和振興此類產業有助于緩解環境惡化的壓力,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并有利于我國培養大量優秀科技人才和研發一批關系到國家根本利益的技術成果,在國家戰略層面上搶得先機。

二、促進企業模式轉型

經濟危機發生之后,中小企業生存困難是困擾中央和地方經濟工作部門的主要問題之一。而事實上,此種情形并不是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才發生的,而是在2005年前后就已經被學者發現和提出。雖然中國正在逐步深化經濟市場化改革,但是能源、交通、電信等壟斷行業仍然存在很高的行政進入壁壘。盡管這些行業存在不合理的高額壟斷利潤,民間資本還是只能遠觀而不可參與。同時,投資項目的稀少、融資手段的缺乏和產業政策的高度不穩定等原因也使得民營企業的發展道路上布滿荊棘。本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只是更進一步的加重了中小企業的負擔而已,讓這個矛盾變的更加明顯和尖銳。由此,金融危機的發生,同時,還要利用金融危機“倒逼”企業轉型。

“倒逼”企業轉型主要目的之一是促使中國企業從利用低成本優勢打拼市場的模式向運用核心技術控制縱向價值鏈的模式轉型。自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企業逐漸占據了全球價值鏈的生產環節,“中國制造”成為中國企業發展模式的象征。當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出口創匯,中國GDP節節攀升的同時,創新“軟肋”一直是潛伏在繁榮背后的主要“不穩定因素”之一。由于我國大多數企業的關鍵技術和專利都是從國外進口,而自己又缺乏模仿和創新的實力,我國大部分產業的生產技術受制于人,我國企業靠低成本優勢苦苦積累的利潤拱手供奉于人。金融危機的到來,使得全球價值鏈上的蛋糕整體變小,此時擁有關鍵技術和關鍵原材料的強勢企業可以利用自身談判優勢保住自己的利潤空間,而中游的生產企業的利潤常常受到壓榨。當此之時,危機中轉變國人觀念,增強企業創新意愿迫在眉睫。

核心競爭能力是企業開發獨特產品、發展獨特技術和發明獨特營銷手段的能力,具備門檻壁壘、不易模仿和不可交易等特性。從這個標準來看,中國大多數企業都缺乏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生產必需的產品和技術專利基本上依靠從國外進口。此事實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國企業在競爭中缺乏獨立自主的地位,在產業鏈縱向談判中沒有話語權,市場會受到上下游企業的價格壓榨。金融危機以來,這些缺乏核心競爭力的小企業紛紛破產倒閉,這給“東莞模式”、“浙江模式”等依靠低成本打拼市場的企業生產模式敲響了警鐘。我們必須采取措施,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首先,要進行金融創新,通過設立創新項目基金等手段,增加企業的融資渠道,為企業R&D投入做好資金保障;其次,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完善風險分擔機制;再次,鼓勵企業技術聯盟,推進產學研合作,健全創新合作機制;最后,要著眼長遠發展教育,培養創新所需的人才,從根本上消除我國企業面臨的“人才”瓶頸。

三、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金融危機致使大量企業利潤縮水和經營困難,勞資關系在此時顯得尤為緊張。2007年5月,新勞動合同法在危機發生之前頒布,其對資方提出的各項要求和責任,在危機發生之后變的難以執行。許多省市為了保增長、保就業,暫緩執行新勞動合同法的條例,給中小企業以“喘息之機”。事實上,勞資關系不應當僅僅依靠法律手段進行約束,非正式制度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會比正式制度起到更大的作用,而正式制度的出臺往往會對原有的非正式制度產生擠出效應。和諧關系關鍵不是建立在正式制度層面上的,而是非正式制度層面。換句話說,也就是要轉變勞資雙方的觀念、思想和習慣。

關于勞資關系,奈特有過精辟的論述,“工人讓企業家承擔風險,同時給予其利潤作為補償;企業家得到了利潤,同時給予工人穩定的工資作為補償”。根據奈特的觀點,是個人的風險偏好程度決定了各自收入的性質,企業家承擔風險,取得的是高額的變動收入,而工人讓渡風險,因而獲得低額的穩定收入。因此,在經濟繁榮時企業主占有了經濟利潤而只給工人低廉的報酬,那么在經濟危機時企業主也必須給予工人“保險”的穩定工資,履行勞資雙方的這種“非正式契約”。金融危機下,企業和員工要“抱團取暖”,企業要盡量減少“不道德的”裁員行為,員工要避免“不道德的”怠工行為。全社會應當重構新型勞動關系,為勞資關系注入平等合作的觀念。勞動者和企業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體。企業要通過企業文化建設,使員工樹立“主人翁”意識,減少勞動關系的對抗性,使雙方共生共榮,共謀發展。企業自身也要增強社會責任感,在危機中少裁員,或運用靈活工時和降薪等辦法代替裁員,為全社會就業率和員工生存福利做出一點貢獻。政府也要發揮作用,加大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財稅扶植,對沖勞動合同法和金融危機短期內給企業帶來的壓力。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困難不是外部沖擊,而是內部矛盾,外部沖擊僅僅使得積累多年的內部矛盾尖銳化。目睹了危機發生時我國經濟的脆弱表現之后,后危機時代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借機促進經濟轉型,從多個方面增強經濟體的抵抗力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具體的說,應當調整產業結構,振興高新產業;促進企業模式轉型,培養企業核心競爭力;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增強企業的生存能力等。

參考文獻:

[1]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弗蘭克•H.奈特.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J].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世界性經濟危機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大型鋼結構井架；整體糾偏；PLC液壓同步移位；控制系統；液壓千斤頂

0引言

孔莊煤礦混合立井井筒凈直徑8100mm，井筒設計深度1088m，井架采用主提中心線與副提中心線垂直布置，總高度64m，總質量871.6t。結構形式為落地式多繩提升雙斜撐式鋼結構井架，其中斜架為鋼框架結構，采用鋼板焊接封閉箱型斷面。井架基礎采用預制混凝土方樁基礎，斷面4000mm×4000mm，設計入土深度23m，以粉砂、含姜砂粘土層為持力層，單樁豎向承載力特征值600kN，單樁水平承載力特征值600kN，采用錘擊法施工。混合立井采用凍結法施工，由于井筒直徑大、穿過沖積層特厚、凍結法鑿井時所需凍結壁厚、凍土范圍大、永久井架4個基礎距凍結壁距離各異及4個獨立基礎由于受土層不均質、凍結壁非均質、土體凍脹融沉差異、主副提（北側主提、西側副提）方位垂直、地下水流失影響等原因，造成井架基礎沉降不均勻。根據2013-03-30—2014-11-07沉降觀測，4個獨立基礎的累計沉降值分別為：JCA點5mm、JCB點8mm、JCC點16mm、JCD點11mm。其中JCC點的沉降量最大，存在向凍結壁最近點偏移的趨勢，導致井架向北、向西傾斜。根據2014年10月的井架位移觀測報告，井架50.15m平臺南北方向（主提中心）偏西17mm、東西方向（副提中心）偏北18mm，已超過井架安裝標準要求，需及時采取措施控制基礎沉降對安全使用產生不利影響，故需對井架進行糾偏復位。

1井架糾偏復位施工方案

井架糾偏復位采用PLC液壓同步移位控制系統整體頂升［1］。頂升設備采用有效行程14cm配有液壓鎖的200t液壓千斤頂，可防止系統及管路失壓問題，保證負載有效支撐。井架頂升豎向利用M80螺桿及鋼板墊片定位支撐。復位過程中使用全站儀全程跟蹤檢查中心線位移情況，使用水準儀測量天輪平臺水平度，確保復位的準確性。首先使用全站儀測量井架基礎沉降的相關數據，為井架復位提供數據依據。然后在井架4個柱腳底板基礎處分別鑿出2個矩形凹槽，在凹槽內支設千斤頂；井架底板4個角安裝M80豎向定位螺栓，千斤頂通過液壓站集中操作控制，井架底板安裝電子刻度標尺，便于觀測頂升高度，通過千斤頂的伸縮調整井架中心線位置。千斤頂頂升前，先將箱型井架與井口套架的上端連接部位松開，然后松動井架基礎的底腳螺栓。井架調整時，地面井筒十字中心的兩個方向分別架設全站儀，觀測井架中心線偏移，直到中心線尺寸符合設計要求。井架復位完成后，用高強度無收縮灌漿料將井架底腳與基礎的間隙灌漿密實，并對套架上端及天輪的中心線位置偏差和水平度進行校驗，如偏差超標，則需要進行調整套架和天輪。

2井架頂升前準備

頂升前準備：①施工設備及材料、工器具的準備。井架糾偏復位主要施工設備有PLC液壓同步移位控制系統(含配套液壓站、高壓油管及200t千斤頂24臺)、基礎開凹槽用金剛石圓盤鋸1臺、施工用電焊機2臺、井架測量用全站儀2套和水準儀1套、電子測量尺等。材料有高強度無收縮型基礎灌漿料3t、平墊鐵、斜墊鐵、鋼板、井架支撐用全螺紋M80mm×150mm螺栓定位螺栓（含特制螺母）及承壓板、鐵絲、棕繩、臨時動力及控制電纜等。施工工器具有割矩、大錘、手錘、磁力線墜、鋼尺、角尺、鋼板尺、角磨機、望遠鏡、對講機等。②基礎上表面裝修層鏟除。使用大錘、鏨子等工具將井架底腳基礎板處的裝飾層拆除，清理出基礎板下墊鐵位置。③加工300mm×300mm×20mm鋼板16塊，作為豎向定位螺栓的承壓鋼板。④在井架4個底腳的基礎板上切割出覬86mm圓孔。⑤加工M80mm×150mm全螺紋六角頭螺栓（B級，性能等級4.8）16條和特制螺母16個，將螺母焊接在每個井架底腳基礎板覬86mm圓孔上方，并在圓孔附近焊接加強板筋。⑥在井架底腳基礎板覬86mm圓孔處安裝豎向定位M80mm螺栓，螺栓下端與基礎上放置的承壓鋼板接觸并緊固螺栓。⑦鑿支放千斤頂的凹槽。在每個井架基礎上部分別鑿2個450mm×650mm×300mm（高×寬×深）凹槽，用于支放千斤頂。⑧安裝千斤頂。將千斤頂安裝在凹槽內，每個井架柱腳安放6臺200t液壓千斤頂（1個凹槽內3臺），整個井架共安裝24臺，頂升時千斤頂分成4組控制。千斤頂上部直接頂在井架底部端板，下部凹槽底面用高標號混凝土（砂漿）找平后放置1塊650mm×300mm×40mm鋼板，千斤頂下端放置在鋼板上。

3井架頂升糾偏復位

（1）施工前測量。測量技術人員利用甲方提供的井筒十字中心線坐標，使用全站儀配合棱鏡測量校驗井架中心線偏差情況，將井筒十字中心線投放到井架43.65、51.15、56.65m層平臺上，通過與原井架中心線的標記對比，確定井架偏移數值；根據實測偏移值計算井架各柱腳的頂升值，考慮井架非絕對剛體，實際頂升量要略小于計算值。以井筒十字中心線為基準測量出罐籠提升中心線、箕斗提升中心線的尺寸偏差，利用水準儀測量井架基礎沉降情況，為復位工作提供數據支持。

（2）頂升糾偏作業。①將千斤頂放入井架基礎底腳下方凹槽內，千斤頂與井架箱型鋼柱底端板垂直安放，在頂升過程中千斤頂需分時段調整角度，確保軸心受壓。②千斤頂就位后，確定并設置各千斤頂的準確頂升量，安裝好電子刻度標尺和監測系統。③根據豎向定位螺栓及鋼板墊塊的數量，合理安排作業人員及作業內容。④在千斤頂頂升作業前，將井架基礎地腳螺栓的螺母松動，確保在頂升作業時地腳螺栓不受力。⑤井架頂升前，將井架箱體與井口套架上端的連接裝置松開，防止井架在頂升作業時對套架產生影響。⑥先調整主提方向中心線偏差，后調整副提方向中心線偏差。頂升時統一號令，保證同步操作千斤頂。⑦井架頂升過程中，在地面井筒十字中心線兩個方向上分別架設1臺全站儀，技術人員利用全站儀觀測井架各層平臺中心線偏移情況。井架頂升前、頂升過程中及頂升后的沉降監測采用精密水準儀進行觀測。⑧在頂升過程中安排足夠的人員負責監督、測量工作，并分階段校正千斤頂的抬升值，若個別千斤頂抬升速度與計劃有偏差時，應停止糾偏分析原因，及時調整該千斤頂的頂升速度。⑨利用置于千斤頂和井架箱體底板之間的力傳感器，觀測井架頂升過程中的力值變化，一方面為控制井架頂升力提供依據，同時為該類型工作積累參數。⑩井架頂升工程中要對井架結構整體姿態變形進行監測，包括井架平動、轉動和傾斜。井架頂升過程實際上就是控制井架姿態的過程，對井架的數個特征點進行測量和控制，通過監測各特征點實際到達的位置與預期位置的接近程度，可以判斷井架變形特征并控制移位過程。輥輯訛當頂升值達到理論計算值的70%時，暫停糾偏，用全站儀測量井架各層平臺中心線位置，對提升繩中心線至井筒中心線的尺寸變化情況進行跟蹤測量。根據檢查結果，當達到原設計使用要求時，停止糾偏，如達不到原設計要求時需繼續糾偏，直到滿足設計要求。輥輰訛井架頂升復位過程中，豎向定位螺栓由專人跟蹤擰緊，保證螺栓處于受力狀態。井架和基礎之間的間隙用斜墊鐵和鋼板（400mm×200mm×10mm）塞入，使井架與基礎始終保持接觸。輥輱訛井架復位后，連接好地腳螺栓，將地腳螺栓緊固。

（3）基礎二次灌漿。架復位后，在井架底腳與基礎連接部位清除雜物，并用水沖洗后，進行基礎的二次灌漿。②二次灌漿使用高強度無收縮灌漿料［2］，在灌漿料澆筑后24h強度即可達到C20~C35，3d強度可達C50。③灌漿前，先將井架底腳兩側及下邊封堵，然后從上邊灌入灌漿料。灌漿料流動性強，可憑自重流淌至所有空隙，不需要進行振搗即可達到密實效果。④待灌漿料強度達到設計要求時，撤掉千斤頂。

（4）井口套架的復位。因井架進行復位處理時將井口套架上端與井架連接裝置松開，對井口套架上端會產生位移影響，在井架找正復位后，需對套架上部位置進行校驗。利用井架箱體上的中心線掛垂線對套架上部位置校驗，如尺寸有偏差，則用手拉葫蘆進行調整，調整后再固定牢靠。

（5）天輪的位置校驗。因井架在復位時的移動，可能對天輪產生影響，根據地面投放的井筒十字中心線，校驗天輪中心線位置，如位置偏差超標，則需對天輪調整。用水準儀對天輪的水平度進行校驗，如偏差超標，也需要調整。調整時先將所有提升繩鎖在井口套架上，使各天輪不受力，然后松動天輪地腳螺栓，用千斤頂配合大錘等進行調整，通過十字中心線和標高控制，使天輪的位置及水平度滿足設計及規范要求。

（6）試運行。井架復位后，基礎灌漿強度達到C30以上后，才可以進行試運轉，前期試運轉中盡量避免急剎車等容易使井架加劇晃動的情況發生，待灌漿層強度穩定后可恢復到設計工況運行。

（7）施工組織。井架頂升糾偏復位施工采用白班工作制，除去施工準備及復位后的繕后工作時間，復位頂升在影響礦井正常提升1d內完成。

4井架頂升過程中應急保障措施

保證措施：①成立以項目經理和建筑、安裝、液壓、計算機等方面的專家及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組成的應急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在緊急情況下可啟動應急程序。②監測項目超出預警值時，立即停止工作，檢查原因，迅速采取措施進行加固，并繼續跟蹤監測。③頂升過程中傾斜處理。方案采用了計算機控制的同步連續頂升系統，并由電子測量尺精測各點位移，當發生偏向并超出允許范圍時，應檢查測距系統的工作情況，電線及信號線是否連通，并由另一套位移測量系統進行復核［3］。④頂升系統發生故障時立即由專業工程師對系統進行檢查，盡快排除故障，現場應有足夠的備品、備件。⑤系統斷電故障處理。電腦程序備有UPS不間斷電源可防止突然斷電；如果液壓油站發生斷電，液壓千斤頂具有自鎖功能，液壓千斤頂截止閥將關閉，液壓千斤頂壓力不變。

5施工過程中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①施工前應對井架進行抗傾覆和抗滑移安全驗算，無問題后方可進行施工。②現場應設置施工區臨時警戒線，各個路口要有專人把守。防止外界人員進入施工現場發生意外。③施工人員進入現場必須戴安全帽，高空作業必須系安全帶，嚴禁高空拋物。④井架頂升過程中要嚴格監測有關參數，合理評價井架結構受外力作用的影響，及時、主動采取措施降低或消除不利因素的影響，以確保結構的安全。⑤井架復位前應準確掌握天氣情況，5級以上風力禁止復位井架。⑥夜間施工場所應有足夠的燈光照明。

6結論

大型鋼結構井架糾偏復位有穩車牽引、平行移位等多個施工方法，但采用PLC控制液壓頂升調整有較強的施工優勢。其施工準備期和后續處理期均不占用礦井生產時間，只在具體的頂升時才影響礦井停產1d時間，施工費用較少，高處作業少，安全生產保障性高，頂升過程位移和受力監測可靠性強，施工質量有保證，為以后同類鋼井架的糾偏和復位提供了一種快捷、高效的施工實踐經驗。

［參考文獻］

［1］周科，陳柏金，馮儀，等.基于PLC控制的液壓同步頂升系統［J］.機床與液壓，2007，35（12）：149-150.

［2］李鴻博.高強無收縮灌漿料在工程施工中的應用［J］.科技信息，2014（6）：229-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