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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知識范文第1篇

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治理力圖在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圖式之外，尋求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合作，實現對公共事務的多元治理。簡言之，治理是對傳統政府統治和管理機制的超越，是一種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社會合作過程。

治理理論具有兩方面的涵義：政治意義上的“治理”指的是集體行動的制度安排，通過此制度安排重新分配資源，建構公共責任；管理意義上的“治理”指的是政府組織有效、高效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新公共管理是“治理”的管理維度上的體現，其核心是強調政府組織的管理技術、效率和能力。治理理論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的要求，甚至被認為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深化。［1］對治理理論的此種理解和認識是其公共行政維度的體現，也表明了政治學的管理主義走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和新公共管理的最大不同，在其政治學意義上，是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新思考與闡釋，是人類集體行動機制和方式的改變。因而，社會管理模式的創新，便是對新的人類集體行動的政府組織和管理理念、方式和工具的追求。

一、新公共管理對傳統公共行政模式的批判

20世紀70年代末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的新公共管理運動（NPM），通過將市場機制和管理主義引入公共行政，引發了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改變。傳統的公共行政實踐模式有四個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組織及其結構應根據韋伯的官僚制（科層制）原則建立起來，嚴格遵守這一原則是政府運行的最佳方式；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務應由政府機構（官僚機構）來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三是政治（政策制定）與行政（政策執行）分開，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這有利于責任制的落實；四是行政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須由終身受雇的職業化的官僚來擔任。［2］隨著西方世界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的轉變，傳統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則受到了嚴峻挑戰，并在實踐中逐漸失效或被認為過時。首先，作為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基石的官僚體制（科層制）已被證明是一種過時、僵化和無效率的政府體制模式，［3］123如奧斯本在《改革政府》一書中所說：工業時展起來的官僚體制，專注于各種規章制度及其層疊的指揮系統……變得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它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知識密集的20世紀90年代已經不能有效地運轉了。［4］其次，政府機構作為公共物品及服務的唯一提供者的壟斷地位已經動搖，各種私人公司、獨立機構和社會團體參與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機構也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而展開競爭。最后，政治與行政的分開在實踐中是難以做到和不現實的。而且，傳統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新公共管理運動正是為了克服這些弊端而出現的，旨在為傳統的官僚制注入類似于市場機制的因素，提高公共部門的效率和服務質量。新公共管理運動在新西蘭、澳大利亞、美國等發達國家影響很大，成為改造政府治理結構、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指導思想。其理論基礎是公共選擇理論。公共選擇理論是“在效率和效益觀的掩蓋下追求傳統自由主義，或是激進市場主義的價值理想”，［1］以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民主立體的政治運作和決策的過程，以理性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研究選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員們的行為。公共選擇理論否定抽象的公共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個人的決策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結果。

雖然這場運動在國家之間甚至一國內部不同時段區別很大，但有幾個共同的主題，凱特爾將其歸納為六個核心要素［5］：生產力。改革關注的焦點是如何使政府以較少的資源維持甚至擴張公共服務；市場化。政府運用市場機制克服傳統官僚制的弊端；服務導向。改革的一個共同目標是改善政府與公民關系，提升公共服務的顧客滿意度；分權。不只是簡單的決策權向底層的轉移，也是使得決策者盡可能地接近受政策影響的普通公民的努力，從而使政府更貼近公民，對他們的偏好更敏感，具有回應性；政策。改革運動目的是改善政府創新、完善和執行公共之策的能力；問責制。改革要求政府更好地兌付其諾言。胡德將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種以強調明確的責任制、產出導向和績效評估，以準獨立的行政單位為主的分權結構（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門管理、技術、工具、引入市場機制以改善競爭為特征的公共部門管理新途徑。［6］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將“新公共管理”看做單一的模式，并指出“新公共管理”模式包含十大基本原則或基本內容，即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劃槳；社區擁有的政府：授權而不是服務；競爭性政府：把競爭機制引入到提供服務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變按章辦事的組織；講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撥款；受顧客驅使的政府：滿足顧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有事業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費；有預見的政府：預防而不是治療；分權的政府：從等級制到參與和協作；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通過市場力量進行變革。為此，必須用企業家精神去改造政府，把企業經營管理的一些成功方法移植到政府中來，使政府這類公共組織能像私人企業一樣提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以顧客為中心，即強調服務提供者應對他們的顧客負責，在提供服務過程中不斷進行革新，尋求減少成本和增進質量的方法，授權顧客進行選擇。休斯概括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六大要點：該模式意味著傳統行政管理模式的重大改變，注重結果的實現和管理者負個人責任；一種脫離官僚制的趨勢。目的是使組織、人事、任期等更具靈活性；明確規定組織和人事目標，以便用明確的績效指標來衡量工作業績，以及對項目進行系統評估；公共管理人員更具政治色彩，而不是政治中立或無黨派的；政府職能更有可能受市場檢驗（如合同外包），或奧斯本說的“將掌舵和劃槳分開”，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指政府非通過官僚制方式不可；通過民營化或市場檢驗以及合同外包等方式減少政府職能的趨勢。［7］Ferlie等人在《行動中的新公共管理》中認為，在當代西方政府改革運動中，至少有過四種不同于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即：效率驅動模式，小型化與分權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公共服務取向模式。［8］總體而論，相比傳統的官僚制，分權化、服務外包、市場化的激勵方式和更徹底的績效考核等新公共管理秉承的管理主義理念成為當今西方國家政府改革的潮流。

二、作為制度安排的治理理論

治理（governance）與統治（government）來源于同樣的詞根。統治指的是民族國家創造和維持公共秩序、實現集體性行動的正式制度化的過程，它的主體是政府。治理也是指一種過程，但與統治相比，這一過程的主體發生了變化。治理是指“統治方式的一種新發展，其中公私部門之間以及公私部門各自內部的界限均趨于模糊。治理的本質在于，它所偏重的統治機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權威或制裁”。［9］從治理實踐上看，“‘治理’的概念最初源于城市環境背景，是用來更有效地解決地方上的問題的”。［10］概言之，“治理”和“統治”雖然都是指公共管理過程，但“治理”更強調技術性的權力或權威的運作績效。有學者認為，在公共管理領域，治理一詞已逐漸獲得了話語霸權，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3］81治理是一個規則體系和制度安排。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發生深刻嬗變的背景下，治理是一種新的人類行為的制度安排。這一制度安排不僅包括正式的組織、制度，還包括非正式的組織和制度、規則等。治理要回答的問題是：既然有同時存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可能，那么能否有新的制度安排？面對現代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社會政治秩序與結構變化的變化，治理理論成為分析現代政治、行政權力構架及公共政策體系特征的有力工具和思想體系。

全球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詹姆斯·N．羅西瑙將治理界定為各個層次的人類活動———從家庭到國際組織———的規則體系。羅西瑙認為，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與統治相比，治理的內涵更豐富，既包括政府機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11］海登也將治理定義為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規則的管理：“治理指的是一些措施，這些措施涉及到運用權力的規則制定和解決規則之間的沖突?！保?2］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認為，“治理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導并限制一個團體集體行動的程序和機制。政府是治理的一個分支，其行動具有權威性，并產生正式的約束關系。而私人企業、企業聯合會、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聯合會等都參與到治理之中，這些組織常常與政府攜手創造治理機制，有時甚至沒有政府機構的參與。［13］林恩認為，治理是指“法律、規則、司法裁決和行政實踐的機制，這些機制約束、規定和履行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提供”。通過這個定義可以看出，治理由獨立但相互關聯的元素構成，這些元素包括組織的、財政的和項目的結構；慣例和法律；政策許可；可獲得的資源；機制規則和規范。這個定義也意味著治理是政治性的，涉及到不同利益的行為體之間的討價還價和妥協。［14］安妮·麥蒂·K考察了各個學科中的治理涵義，認為治理是比政府統治更寬泛的概念，治理過程包括結合在一個多元網絡中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主體。治理理論有一個深厚的制度主義背景。治理是規則設定、規則應用和規則強化的統稱，是一種改變了的制度安排。隨著國家作用的衰落，治理是新的公共物品提供形式和制度安排。治理理論的核心概念是合法性、有效性、民主和責任。［15］在全球化和分權化的背景下，合作網絡開始成為治理公共事務的重要組織形式。在網絡中，各行為者通力合作，使公共管理成為真正的社會聯合行動。正如瓦爾特所言：“作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戰是處理網絡狀，即相互依存的環境。公共管理因而也是網絡管理?！保?6］

三、新公共管理運動與治理理論的關聯與區別

新公共管理運動要回答的是這樣幾個層層遞進的問題：政府應該做什么？如何更好地實現這些目的？要實現這些目的，政府需要什么能力？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將其置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大背景下來理解。如果說治理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變化，那么NPM代表了這一過程中政府的深層次轉變。但是也有學者認為，治理屬于公共管理的范疇，指的是一種能夠推動政府、社團、企業和公民個人相互合作、共同實施對公共領域的管理的制度安排和一套與此相關的操作技術。［17］由此可以推出，治理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要求，或者說，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治理和NPM都意味著權力從官員和民選代表向政策網絡中的其他行為者的轉移，這兩種模式都降低了選舉官員的傳統的角色和責任，他們不再是處于支配地位的行為者；治理和NPM都主張運用競爭手段去彌補傳統官僚制內在的低效率，使公共服務對于其服務的公民更具有回應性。這二者也都是結果導向的。與傳統的公共行政不同，他們注重的是輸出而不是輸入，強調的是效率和滿意度；治理和NPM都接受“掌舵”的概念。奧斯本和蓋布勒最早提出政府的職責是“掌舵而不是劃槳”。在這里，“掌舵”是指把握方向，確定宏觀政策目標，“劃槳”指具體采取行動實現目標。但同時，治理和NPM的區別也是本質性的。首先，治理研究的是國家與社會的問題，探討政府與私人部門的伙伴關系，而NPM著眼于這一關系的具體建構。

NPM試圖將企業精神引入公共部門，它認為公私部門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其區別只在于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不同。相反，治理理論承認公共部門對于民主政治維持和促進公共利益的獨特作用，認可公私部門之間的不同，認為兩者的合作對于民主政體的重要性。其次，治理和NPM的實質性的關注焦點不同。治理強調的是過程，NPM關注的是結果。治理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和管理過程連在一起，其目的是確定在這個過程中行為者及其角色，說明他們的行為和相互關系是如何影響公共服務提供的。NPM的目的是有效性和消費者滿意度，也就是說，它闡述的是被消費者認可的公共產品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生產出來。再次，治理和NPM具有不同的哲學基礎。

NPM實質上是一個組織學說，建立在制度主義特別是公共選擇理論基礎上，其解釋角度和結論聚焦在組織結構。相反，治理更多的是建立在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理解上，“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是其最終目的，力圖解釋為什么政府這樣做、怎樣才能做得更好？這些都屬于政治學的范疇。最后，治理沒有如NPM一樣的意識形態標簽。NPM的理論淵源是公共選擇理論，而公共選擇理論是“在效率和效益觀的掩蓋下追求傳統自由主義，或是激進市場主義的價值理想”。［1］治理不一樣，它提出了政府應該做什么和怎樣做的問題，但它的答案并不是單方面的市場化改革。治理希望給與公共部門更多權力，迫使其與私營部門進行更多的合作安排，創造一個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競爭性市場。

四、社會管理新模式：新公共管理運動和治理理論的匯合

新公共管理運動和治理理論在問題意識、聚焦點和哲學基礎上差別很大，兩者核心的分歧體現在：治理是政治學意義上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新思考與闡釋，是人類集體行動機制和方式的改變，而公共管理運動則更多強調的是政府組織的管理理念、方式、工具的改變。然而對于當下中國的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社會管理體制或模式創新，可以吸納新公共管理運動對于傳統科層制政府的改造功能，同時借鑒治理理論的多元協作理念，在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關系發生根本變化的背景下，轉變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以實現“善政”和“善治”。

公共管理的知識范文第2篇

把公共管理理論運用到高等職業教育領域里，就是要建立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觀念。所謂顧客，是指公共部門運作時所需回應的對象。公共部門在市場運作下必須隨時保持競爭姿態，對顧客需求的回應成為必要的工作。教育的顧客即學生。但是，教育市場畢竟不是一般的市場，這里的顧客也不是一般的顧客。只有樹立以學生為主體的新型教育觀念，才能切實推進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由于有完整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堅強支撐和網絡技術飛速發展產生的強大力量，“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成為近年來西方教育界關注的焦點。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以學生為中心”學習模式的有益嘗試，既符合構建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戰略需要，也滿足了信息時代學習化社會人們對知識的需求。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應主要發揮學生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學校、教師的責任減少了，負擔變輕了。相反，學校和教師的責任更大了。從對社會負責、對學校聲譽負責、對學生負責的角度出發，從學校管理者到每一位教師都不應該產生“以學生為中心”就是學生自己的事，與學校、教師無關，甚至放松管理的錯誤觀念。“以學生為中心”，要求教師必須從傳統的只注重教材、教法向注重學習者的需要轉變。

一、“以人為本”思想的適用性

公共管理思想在高職院校學生中的實際體現就是“以生為本”，把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一切為了學生作為高職院校學生管理理念。

（1）“以人為本”的內涵

以人為本，顧名思義，就是以人為價值核心和社會本位。把人的生存和發展作為價值目標，體現了對人的價值的尊重和人的作用的重視。其豐富內涵在于：以人為本是一種執政理念。為誰掌權、為誰執政、怎樣執政，是黨的執政理念的基本內容。以人為本是一種衡量標準。就是要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本，這是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是衡量黨的先進性的根本標準。以人為本是一種思維方式。就是在實踐中，要求我們在分析、思考和解決一切問題時，把符合客觀規律同反映人性發展要求結合起來，把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結合起來，關注人的生活世界。

（2）“以人為本”的高等教育涵義

首先，培養人才以學生為本，學生是主體。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為學生服務的。把培養學生、促進學生最大限度的發展作為學校工作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其次，學校辦學以人才為本，教師為主體。要把教師的主體精神發揮出來，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依靠教師辦學。最后，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在關心人、尊重人的基礎上，促進人的全面健康發展，利用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來營造學校師生身心愉悅的、親和的良好氛圍。

（3）“以人為本”在高職院校學生管理中的具體涵義

第一，以人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的實質是尊重教育規律，尊重教育對象的身心發展規律，尊重學生的人格。將“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落到實處，必須做到：以尊重學生為基礎，關心學生為關鍵，服務學生為方式，發展學生為目的，將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作為重點和關鍵。尊重學生，即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和獨立人格，構筑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這就要求我們的學生管理工作者放下架子、拋棄權威，將自己與學生置于“人與人”的生活關系上來，建立師生平等的人際情感關系。關心學生，即關心學生的利益和需要，實施個性化管理。這就要求學生工作者主動去研究、去理解學生，及時地在生活上、學習上、心理上等方面關心和愛護學生，尊重并維護學生的切身利益、了解并滿足學生的實際需要。服務學生，即轉變傳統的管理觀念，變管教為服務，通過提供服務的方式開展學生工作。這就要求我們學生工作者從學生的切身利益和實際需要出發，真正為學生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項目，并以服務的方式做好對學生的成才服務、就業服務、生活服務等。發展學生，即學生工作要以學生實實在在的發展為終極目的，是“以人為本”管理的最終歸宿。尊重學生、關心學生、服務學生都旨在促進學生的發展，“以人為本”的管理最終是為了實現“全人教育”的培養目標。把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作為工作的重點和關鍵。在一些決策機構可以邀請學生會的代表參加，保證學生在學生管理的決策中發揮作用，這是學生參與學校學生管理的一個重要途徑和形式，即從制度上保證學生的利益得到重視。

第二，以學生工作者為本，發揮學生工作者在管理中的核心作用。首先，明確學生工作者地位，激發工作熱情，學生工作者是學生管理的核心力量，他們深入學生工作第一線，最了解學生實際，同時要積極做好學生工作者的后勤保障工作，滿足他們不同層次的合理需要。

第三，實施“以人為本”的德育，必須結合高職院校實際情況。首先，高職院校學生管理要適應高職教育的培養目標。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的是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高等技術應用性專門人才，高職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具備突出的職業性、行業性的特點，因而在高職院校學生管理中就應該突出學生的職業能力和素質的培養。其次，高職院校學生管理要適應高職學生的特點。高職院校學生生源多樣化，學生的身心發展極不均勻，總體看身心發展不成熟，世界觀和人生觀也不穩定。因此，應該將學生的心理健康、職業生涯規劃、就業指導等方面要作為工作的重要著力點。

二、凸顯人性化管理

管理中要注重人際的和諧。首先，管理措施要科學、合理、突出服務性。學校要按照以學生為本的要求，一切從學生的利益出發，一切都要為學生著想，充分尊重學生的權利，根據學生自身實際情況，建立起與法律法規相協調、與和諧校園建設相銜接、與學生成長成才需要相適應的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的制度體系。組織學生參與有關學生管理制度的制定、實施和有效監督，使學生管理工作盡快駛入法制化管理軌道。

其次，管理內容要更加人性化、寬泛化，突出個性發展。對高職學生來說，發揮個性，就是在學習上發揚自覺性、積極主動性，根據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對學習內容和方法做出科學的判斷和準確的選擇，培養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當然，對學生的個性發展既不能硬管，也不能管死，更不能不管和放任自流。既要給學生更多自由的空間，又要嚴格要求、堅持原則。走尊重學生權利、科學管理之路，以誠待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公共管理的知識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從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來看，城市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調整勢在必行。理念是行動的指導，實現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轉變是當前最為緊迫的重要任務。當前城市政府最需要確立的是管理理念，依此為基點實現從傳統公共行政向現代公共管理的轉型。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的挑戰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較之傳統體制下有著根本的不同，即以直接控制變為間接管理。城市政府的行為特征必須符合體制變遷的要求，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和功能。然而，我國城市政府的管理模式還存在一些不足，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對政府公共管理提出的要求。現有城市政府公共行政體制存在以下不足:

1.1政策的可預見性和法規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難植入

城市政府需要依賴行政機制來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要依照法制軌道來運作，這樣可以進一步減少行政命令固有的不確定、難持續、不對稱等特性可能導致的問題。一個嚴峻的事實是: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情況在實踐中依然大量存在;憑經驗辦事、按首長的指示辦事、看上級的臉色辦事等情況在一些地方還屢見不鮮。內部法規大于國家法律，法規體系薄弱，程序性法規匾乏。一些管理部門根據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上一些原管理目標所沒有的內容，為謀取自身利益、部門利益或地方利益而另立一套、自行其是。特別是當公共利益本身與管理者的切身利益有所沖突時，他們就會鉆政策的空子，甚至對原政策內容有意曲解、肆意變通，導致政策執行受阻，直到造成政策目標無法實現和公共管理的失敗。最近十多年里，城市政府行為開始實現法制化，但到目前為止還不到位，使各級政府和社會，出現了很多不適應的問題。政府傳統行之有效的手段，有些正在逐漸失效，而現代高度分化的社會所具有的行之有效的解決公共問題的手段，才剛剛開始發育、未能成熟起來，難以有效控制和解決公共問題。過去的行政命令機制有用，但失去了部分效用，現在的依法行政機制開始發揮作用，但由于不健全，各方面法制意識又差，也難以充分發揮作用。

1.2在全球化信息時代.政府部門如不及時向社會權威信息.謠言、傳言等非權威信息就會填補“信息真空”.從而對管理危機造成消極影響

在一個開放和快速變化的信息社會，政府不能再像封閉的計劃經濟時期那樣，遇到問題，總是先“內部消化”，再告之公眾甚至不告訴公眾。這種“公共問題內部化”的思維，天然地將政府與公眾隔離開來;而事實上面對永遠的變化和未知的復雜，政府的能力永遠是有限的，完全沒有必要把所有問題都自己解決。沒有人會因為突如其來的災難責怪政府，但公眾有權利要求實時的、真實的、透明的反映。

1.3長期以來.對社會公共服務和產品提供不足

公共衛生體系發展不健全，公共醫療體制等方面的社會發展跟不上經濟發展水平，對醫療衛生事業投入不足，導致公共衛生系統建設的嚴重滯后。加上現行醫療衛生制度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不同的人群實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醫療標準，特別是城鄉二元分離，充滿了各種各樣歧視性的規定，廣大農村人口的醫療保健基本上被置于現行制度安排之外。重新檢查和改革現行醫療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鄉在內的普及性的城市醫療衛生網絡和醫療保險制度，為所有居民提供大致平等的公共醫療服務，進而逐漸形成良好的衛生和生活習慣，增強和提高全民體質。就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這不僅是醫療保健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且是政府制度的重大創新和公共政策的根本調整。醫療和公共衛生是一項社會公共產品，城市政府有責任也必須提供足夠的財政力量去履行這項責任。同時，政府在這個領域上要幫助貧困的人。疾病預防是投人少產出大的措施。但這種投人因為很難看到顯象的效果，往往容易被忽視。防疫部門只好自我籌集資金，提倡有償服務，靠創收來彌補經費的不足，導致工作重點轉向創收服務。影響了衛生防疫系統處理重大疫情和突發事件時的應變能力。應切實將政策向“以防為主”的方向轉移?；ù罅庠谑孪确婪?、而不是病后醫療的盈利上。醫療“產業”產出多，醫療系統創收多，不一定就意味著社會公眾的健康。醫療和衛生體系要有社會尤其是政府的組織，必須避免把醫療當成純粹的盈利途徑。

2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轉變趨向

從以上分析來看，為了適應和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調整勢在必行。理念是行動的指導，實現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轉換是當前最為緊迫的重要任務。當前政府最需要確立的是下述管理理念。

2.i從“全面控制社會”向“對社會實行公共管理”轉變

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實行高度集權的治理方式。城市政府作為一個龐大的管理機構，對經濟、社會和私人生活領域實行高度控制，造成政府行為的嚴重失范，壓抑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城市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對城市社會實行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為全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政府角色定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必須正確處理好政府、市場與企業的關系。政府不提供私人產品，而由市場和社會提供，不干預私人領域和企業的經營活動。政府不替代市場、不替代社會、不替代企業。那些除了政府以外其他組織無權管、無法管、管不了、不好管和管不好的社會公共事務，如法律與秩序、制定公共政策、進行宏觀經濟管理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公共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消費者保護、知識產權維護、環境保護等，才是政府應該管和必須管好的事情。

2.2從“經濟建設單中心“向“經濟杜會發展多中心“轉變

城市發展以前一直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然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實踐中，特別是在城市官員中，逐漸演變成簡單的“以GDP為中心”，以及“以GDP增長為考核干部政績的中心”，“發展是硬道理”則演變成了任何簡單的增長都是硬道理，從而出現各種偏差，包括為吸引投資不惜手段這樣的事情也就無法避免。經濟和社會一定要統籌協調發展。我們常說經濟建設第一，但不是惟一，還有第二、第三等等。從整個國家來看，我們的經濟發展成就顯著，社會環境建設落在后面，二者關系失調，城市發展必須尋求他們兩者之間的最佳平衡點。

2.3從“管制政府”向“服務政府”的轉變

傳統的城市政府管理以權力為中心的運作方式，導致行政權力支配一切，隨意性和無序性較大，削弱了人民應有的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政府職能發生嚴重的越位、缺位和錯位現象。一個人民的政府，各級官員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實事求是，而不是對上級的面子和喜好負責。城市政府及其各級官員不是社會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通過讓人民參與對社會事務的管理，使他們成為城市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主人，使城市全體成員的政治平等真正成為可能。排斥公民的參與，公共權力的運行就會偏離社會公共目標，就可能導致公共權力的異化，出現尋租等權力****現象。通過人民廣泛的民主參與，就會將長期以來官管民的官本位管理模式轉化為民管官的民本位管理模式，通過切實的民主監督，使城市政府及其各級官員能夠樹立社會主義的權力觀，使政府真正關心民眾疾苦。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真正來源，也是政府能夠搞好公共管理的基礎。城市政府應以人民的需求為導向并為其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良好的公共服務。人民滿意度應成為衡量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成效的主要依據。為此，政府應通過為人民多辦事、辦實事、辦好事，更好的貼近人民群眾，更及時地了解他們的需要。

2.4從“全能政府”向“有限貴任政府”轉變

城市政府無所不能、無所不辦是過去的通病，城市政府以全能政府的身份出現。人民排除在決策圈外，即使決策失誤，城市政府也不負責任，責任追究制度缺損。

城市公共管理執行主體都是承擔一定行政角色的國家公務員。經法定程序進人行政體系中的公務人員，一經確立行政職務關系，必須履行職務，不失職;必須遵循權限，不越權;必須符合法定目標，不濫用職權;必須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權，避免行政失當。因此，必須建立與職位、職務、職權相一致的公共責任追究制度。

我國現行的城市公共管理體制缺乏責任追究制度。首先，管理過程缺乏正常的監督;其次，管理的效果缺乏明確的考核;其三，考核的結果缺乏必要的獎懲措施。這樣，公共管理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政策歪曲、政策截留甚至政策抗拒等現象。導致公共管理過程中的種種偏差行為難以得到制止和及時糾正。因此，必須建立行之有效的風險預警機制和責任追究制度。對管理過程及時地跟蹤評估，強化監督控制;對由于政策執行失敗而造成損失的執行者，要追究其責任。

現代城市政府應該是有限責任政府。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政府是負有責任的行政主體。將政府管理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依法行政是現代政府的顯著特征，也是保證政府有效地實行公共管理的重要法寶。因此，必須對政府行為立法，明確規定政府施政行為的一般原則。使政府行為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使各級政府官員以法自律，避免和減少權力的不正當使用，他必須承擔:第一、政治責任，要對人民負責;第二、行政責任;第三、法律責任;第四、道義責任。在對政府行為立法的同時，建立政府行為的監督機制，并保證監督機制的相對獨立性，只有以權力制約權力，才能確保政府行為的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城市政府真正成為對人民負責的政府。

2.5從“內部操作”向“透明管理”轉變

在計劃經濟時代，城市政府喜歡和習慣于一切靠紅頭文件辦事，但紅頭文件不是一般產生于廣泛的民主討論中，其結果主觀隨意性較大，往往脫離實際，造成決策失誤。公共管理必然對城市政府行政提出遵循透明度原則的要求。當前，許多城市政府在不斷加快網上政府建設，通過互聯網公布職能部門的聯系方式和辦事程序，開設了“政府公報”、“政府信息”、“政府法規”等窗口欄目。但城市政府還應當繼續增強信息的公開化程度。這樣做:①政府能夠及時通過各種媒體為公眾所知，廣泛聽取公眾意見;②確保社會組織和公眾個人的信息獲取權，使他們能夠了解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政策信息，可以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了解政策內容，增加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機會和政策認同感，使更多的人能夠理解、接受、支持和執行該項政策，進而為政策的有效執行形成良好的政策環境;并參與公共決策過程、監督政府施政。③加大政務公開的力度，增強管理的透明度，使不透明地行使公共權力的機會最小化，與社會公眾保持良好的溝通關系，通過從群眾中獲得智惹，提高自身行政能力，保證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同時，使公共權力不僅僅在權力制約機制內得到監督，而且也能得到整個社會的普遍監督和制約，從源頭上杜絕黑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等權力****現象。

2.6從’.政府管理不計成本”向“精心計算成本”轉變

低效率，高成本，是長期以來城市政府管理中的一大通病。政府的開支取之于民，在公共管理中存在著成本核算問題，必須講求效率，力求以較小的投入獲取較大的收益，達到政府公共管理行為效益的最大化。高效的政府即廉價的政府。廉價的政府就是減輕人民負擔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必定會得到人民擁護。在危機時期，我們承認政府的重要作用，但不能忘記政府始終是社會的工具。我們考核這個政府是否稱職，不僅要看它是否帶領人民渡過危機，還要看它是否以更低的代價。要達到公共管理的高效率，一方面，政府應該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提高辦事效率，降低辦事成本。另一方面，政府要通過自身形象的塑造，廉潔從政，樹立起自己作為公共權力機構的公共權威，防止權威的流失，使得政令暢通，令行禁止，提高政府權力運行的效能。

2.7從“只重視對公共部門投入”向“注重目標績效管理”轉變 政府對公共部門的管理往往注重投入而忽視結果，造成嚴重的浪費。許多公共部門年復一年的投人，結果成效甚微。而政府對那些投人越多，收效越差的部門，反而加大了進一步的投人，形成了更大的浪費?，F在，政府必須重視管理活動的產出和結果，要關心公共部門直接提供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既要注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問題，又要考慮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問題。資源配置不當，就無法實現公共管理要解決社會問題的目的。政府要用市場上相對最低的成本生產市場上需要的最優質量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2.8從“常規管理”向‘.創新管理”轉變

長期以來，城市政府按照常規辦事，例行公事，陷人消極被動地應付日常事務的圈子里。在公民的政治民主意識和主體意識不斷提高，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城市政府必須實行創新式的公共管理。創新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靈魂。今天，網絡政府、電子政府、學習型政府等提法，就是創新的結果和對政府創新的要求。公共管理創新與重塑政府的實際成效與管理者的知識創新水平密切相關。公共管理創新的實質和關鍵是培養和發揮管理主體的創造性思維能力。隨著信息技術和電子政務的發展，對人們的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創新管理是系統工程，主要有:(1)政府組織創新，要通過現代信息技術等手段的廣泛應用，促使政府組織機構朝著扁平化方向發展。所謂扁平化政府組織結構，是按照公共管理事務流程劃分部門并調整組織結構，減少因中間管理層級太多而導致的上下信息溝通失真和信息反饋遲緩等弊端。(2)政府體制創新，要完善和實施對政府工作人員的管理制度、考核制度、監督制度、職位工資制度等。(3)政府預算制度的創新，政府的預算不再以慣例和權力為標準，而以公眾的需求，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數量與質量為導向。(4)政府文化的創新，要形成廉潔奉公、高效實干、績效導向、勇于競爭的文化氛圍，以良好的政府文化激勵人和塑造人。

3結論

公共管理的知識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三三制”教改；公共管理類人才；人才培養模式；南京大學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應用型人才培養已成為高校教育的主要內容。當前公共管理類本科人才培養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創新公共管理類本科人才培養模式是必然選擇。

一、南京大學“三三制”教改及對公共管理類本科人才培養的推動

1. 南京大學“三三制”本科教學改革

2009年秋季學期，南京大學在全國率先面向全校所有本科生推出了“以學生發展為中心”為突破口的新一輪全方位本科教學改革。改革主要是要給予學生充分的選擇權，為學生自主構建課程模塊和知識體系搭建平臺，拓寬學生成才途徑，進而激發學生學習能動性，促使其變被動教育為主動學習。

“三三制”人才培養體系以個性化、全方位、全覆蓋、內生性為特點，將本科培養過程劃分為“大類培養”、“專業培養”、“多元培養”三個階段和“專業學術”、“交叉復合”、“就業創業”三條發展路徑，使全校本科生有機會自主選擇專業、課程和發展路徑，進而實現多樣化發展。大類培養階段重點通過實施通識教育促進學生人文與科學素養的全面發展；專業培養階段著力提升學生的專業素養和專業能力；多元培養階段保障學生自主選擇專業學術、交叉復合、就業創業三條發展路徑，實現個性化成長。

2. 南京大學公共管理類本科人才培養目標的再定位

公共管理類本科人才培養，按照南京大學創建“綜合性、研究型、國際化”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目標要求，堅持以學生發展為中心，遵循“四個融通”的人才培養新思路：學科建設與本科教學融通、通識教學與個性化培養融通、拓寬基礎與強化實踐融通、學會學習與學會做人融通，努力形成富有特色的本科教學體系，培養具有國際聲譽和影響力的高素質拔尖創新人才。

根據南京大學總體發展思路與本科生培養目標，公共管理類本科生的培養目標定位為：通過本科階段的學習，將具有良好的素質并掌握公共管理基礎知識，具備扎實的理論基礎，寬闊的國際視野，獨立的科研能力，強烈的創新意識和一定的創新能力，能適應我國科學研究、教育事業和經濟建設的需要，成為公共管理領域的創新和領軍人才。

二、公共管理類學生分流制度與課程體系改革

南京大學公共管理類學生在一年級第二學期末，需要由大類培養階段向專業培養階段轉換，因而涉及專業分流。

1. 公共管理類學生分流制度

公共管理類學生的分流制度如下：（1）專業分流時間。在一年級第二學期末將公共管理類學生進行分流，分流出行政管理和勞動與社會保障兩個專業。（2）專業分流方法。第一，尊重學生自主選擇，同時通過組織師生交流、安排學習導師等方式結合學生的興趣、志向，做好學生的分流指導和咨詢工作。第二，為了學院各專業平衡發展，在學生自主選擇專業志愿的基礎上，學院依據學生意愿進行學生專業的調劑。（3）建立公共管理類學生最低準入專業標準。鼓勵其他學院各專業類同學按最低標準準入。

2. 公共管理類準入和準出課程體系

南京大學“三三制”本科教改的課程體系主要由相互聯系的三大模塊組成，即通識通修課程模塊、學科專業課程模塊、開放選修課程模塊。

在此整體課程體系設置下，由各專業按學校統一要求自行制定專業準入和準出標準。在達到“專業準出標準”的前提下，學生根據院系“多元培養分流機制”自主選擇個性化課程模塊，在完成所有應修學分并滿足其畢業條件后準予畢業。

（1）行政管理專業

準入課程：“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

準入標準：第一，第二學期結束時，完成通識通修類課程31個學分。第二，本院學生第二學期結束時須完成6門專業準入課程的學習，取得相應的13個學分。第三，外院系申請準入的學生在第二學期結束時至少取得6個準入課程學分（在“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課程”、“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中選學）。

準出課程：“經濟學原理”、“公共行政學”、“社會保障概論”、“憲法學”、“組織行為學”、“公務員制度”、“公共經濟學”、“公共財政與預算管理”、“行政法”、“行政倫理學”、“人力資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

準出標準：第一，完成通識通修類課程53個學分；第二，完成6門準入課程、12門專業準出課程的學習，取得相應的46個學分。

（2）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

準入課程：“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

準入標準：第一，第二學期結束時，完成通識通修類課程31個學分。第二，本院學生第二學期結束時須完成6門專業準入課程的學習，取得相應的13個學分。第三，外院系申請準入的學生在第二學期結束時至少取得6個準入課程學分（在“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課程”、“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中選學）。

準出課程：“經濟學原理”、“公共行政學”、“社會保障概論”、“憲法學”、“社會保障國際比較”、“職業生涯與薪酬管理”、“保險精算”、“勞動與社會保障法”、“社會保障基金管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社會政策”、“統計學”、“公共經濟學”、“社會調查方法與數據分析”。

準出標準：第一，完成通識通修類課程53個學分；第二，完成6門準入課程的學習，14門專業準出課程的學習，取得相應的51個學分。

三、專業學術型人才培養

1. 通過本科生創新項目提高專業學術型人才的培養

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是本科生個人或團隊，在導師指導下，自主完成課題的設計和實施、數據處理與分析、報告撰寫、成果（學術）交流等工作。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的實施注重的是“研究過程”而非“研究成果”，旨在通過組織本科生參加訓練，使其體驗和了解科學研究整體過程，感知“作為科研工作者的頂峰體驗”，從而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實現個性化培養目標。

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按照“公開立項、自由申報、擇優資助、規范管理”的程序，重點資助思路新穎、目標明確、具有創新性和探索性、研究方案及技術路線可行、實施條件可靠的項目。公共管理類創新訓練項目主要來源于“教師課題”和“學生自選課題”兩種類型。每位同學在校期間可以主持或參與一項創新項目。學校每年組織一次大學生創新項目訓練項目申報。

例如：有一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學生，在了解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國經濟學教授尤努斯基（Muhammad Yunus）開創的小額信貸而創立的格萊珉銀行等社會企業之后，對中國的小額貸款公司非常感興趣，因而以此為題申請了大學創新訓練項目。綜合多年的實施情況來看，經過公共管理類創新項目訓練的學生，由于有前期初步的研究訓練，通常畢業論得都比較有深度。從畢業去向上看，有的同學繼續在國內攻讀研究生，有的選擇出國留學深造。從在本校繼續讀研的同學的情況看，創新項目訓練確實有較好的專業訓練效果。

2. 通過境內外交換學習提高專業學術型人才的培養

在學校層面上，每學期會遴選優秀本科生赴境外簽約學校交換學習，同時，C9聯盟學生交換項目、長三角地區高校學生交換項目也是學生可以選擇的。隨著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與境外高校相關學院交流合作的不斷增多，每年一些優秀的公共管理類學生被遴選出來赴境外交換學習。從近年境外交換學生的跟蹤調查發現，交換學習的經歷拓寬了他們的學術視野，增強了他們專業學習的興趣。從他們的畢業去向看，幾乎所有有過交換生經歷的學生，都選擇了繼續學習深造，其中有不少是去境外相關院校留學讀研。而從留在本校讀研的同學情況看，他們的專業學習興趣相對比較深厚一些，有的甚至在課后自發組織興趣小組，討論共同感興趣的專業學術問題。

3. 通過“以專業主流知識為導向”課程改革來提高專業學術型人才的培養

以行政管理專業為例，專業基礎課程重在講述人類政治文明的智慧成果，搭建合格公民所需的制度、歷史與國情背景；專業核心課程遵循公共行政專業主義的內在要求，聚焦在公共倫理、公共責任等價值系列和公共政策、公共組織行為等知識系列；專業實務課程突出政府運作以及公共議事規則訓練，形成了宏觀視野與專業內核雙軌并重的課程結構體系。和原有的課程設置比較，刪除了過去因人設置、內容陳舊的多門課程，開出了“公共財政與預算管理”、“政府與企業關系導論”、“城市與社區治理”、“數字化政務信息管理”、“民意調查與民意分析”、“地方政治與治理案例分析”等多門新課；還改造和新開了“中國政府改革與發展”、“中國公共政策分析”、“中國公共服務模式與績效評估”等高年級研討課，提高與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匹配程度。

四、交叉復合型人才培養

1. 通過交叉課程學習培養交叉復合型人才

交叉復合型人才培養的途徑是多方面的。對一部分學生而言，通過交叉復合性課程的學習是其中一條重要途徑。比如學校和學院每年都會組織教師給學生開設交叉復合型課程，讓全校學生或本院學生可以學習與本專業相關的復合型課程。另外，學校還通過開放學生選課的所有權限，讓學生跨學科、跨專業、跨院系廣泛選課，拓寬自己的學科視野、專業視角，增強知識底蘊，避免過分局限于本學科、專業知識領域而缺乏交叉融合等綜合性創新能力的缺陷。

在公共管理類交叉復合型人才培養上，形成了“注重方法訓練、體察實踐環節”的教學改革理念。改革以前的教學過程理論灌輸多、方法訓練少、實踐環節弱，人才培養的能力取向沒有受到重視。改革以后，通過課堂方法論訓練和課外實習來提升學生綜合素質。以行政管理專業為例，將方法類課程從原先的兩門擴充為四門，并且鼓勵教師將課堂變為師生共同研討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載體；在保留原有教學實踐基地的同時，按照新的人才培養目標，順應公共管理改革的趨勢，繼續完善省、市、街道等各層級的教學研究和實務實踐基地，為學生提供更多的課外拓展機會。與此同時，有計劃地安排實際部門人員參與授課，打通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的壁壘，擴大教學信息源。教學改革強化了學生對專業角色和職業情境的認同。

2. 通過跨專業的系統學習培養交叉復合型人才

跨專業的系統學習，是走第二專業證書、雙學位證書、主輔修證書等學習發展路徑，也是培養交叉復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徑。交叉復合型人才培養的第二條路徑就是要面對那些積極上進的學生，系統學習另一專業知識的機會。隨著對大學環境中的逐漸適應和廣泛了解，他們可能覺得自己現在的專業未必是自己的最大興趣，也有可能發現掌握另一個專業的知識可以增強自己未來的競爭力，還有可能覺得自己學習能力比較強，可以在同樣的時間內多學一個專業的課程等等。

比如有的學生，在學習行政管理專業的同時，通過系統學習，取得了法學專業的本科學位，這會使得他與單純學習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在法律基礎等方面有著很大不同；有的學生，在學習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同時，選修了商學院的會計學專業，這不僅拓寬了其知識面，讓其了解企業的運作與基礎狀況，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其更好地從事勞動人事與工資薪酬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當然，還有的學生，在學習公共管理類專業課程的同時，還系統學習了工商管理專業的核心課程，這樣有助于知識的融會貫通，更好地理解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理論，未來還可能會有自己的集成創新。

五、就業創業型人才培養

1. 就業創業課及其對就業創業型人才培養

就業創業型人才培養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相關課程的學習與實習訓練。學校一方面在課程體系建設的時候，有意識地開設相關課程，另一方面則是多部門聯動，組織豐富的就業創業教育第二課堂活動，目前已經發展為創業課程、創業競賽、創業訓練、創業講座與創業實踐“五位一體”的創業教育模式。

南京大學公共管理類的就業創業課程體系還在探索建設之中。目前主要還是在學校組織建設的就業創業課程體系延伸出來，其中包括創業融資、一些行業性創業課程。公共管理類創業教育課程，主要還是仿真模擬性的，有的通過設計軟件程序來模擬行政管理體系，有的模擬企業的勞動人事與社會保障工作程序，等等。通過這些課程學習與仿真模擬訓練，為學生就業創業提供一個近似的工作環境。

公共管理的知識范文第5篇

[關鍵詞] 企業公民 治理 戰略管理

不可否認，企業是社會中的經濟組織，企業和社會的關系是個非常復雜和微妙的問題。企業創造經濟效益，同時其社會表現也成為利益相關者的。越來越多的企業實踐和眾多的研究成果充分說明，在社會責任和企業績效之間存在著正向關聯度，企業完全可以將企業公民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競爭力。

一、公民行為與戰略管理的相關內涵界定

1.公民行為策略的內涵與特征

企業的基本責任是在遵守社會契約的前提下行使權利。因為這種契約是不斷變動的，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和實踐同樣也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發展的。在此，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這個過程。近年來，企業公民的理念已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文獻中的主流觀點。有人認為現今企業公民主要用于以下兩個層面。在狹義層面上企業公民是指那些由當地社區內的公司所承擔的慈善性或志愿性的活動；而在廣義層面上是將企業公民等同與企業社會責任，通過企業公民企業尋求使其經濟活動的正面效用最大化和負面效用最小化。

2.非市場戰略對企業公民的理論支撐

為什么要談論非市場戰略呢？非市場戰略的倫理維度為企業公民提供了理論支撐。非市場戰略來源于公司政治戰略，然而當代的非市場戰略不得不考慮其與公眾與社會的關系，加入更多的社會倫理觀點。Baron將非市場戰略界定為：企業在政治社會環境中通過改善整體行為以增加價值所采取的一致性行動，可見，當前對政治社會環境與非市場戰略概念定義，基本沿用了戰略管理中界定戰略環境和戰略的思路，將環境作為戰略制定的基礎，將戰略作為一種促使企業整體上追求競爭優勢和價值創造的主動，且非市場戰略的制定與對企業政治社會環境的認識聯系在一起。

二、公民策略的治理機制分析

不考慮企業實施公民策略的動機和意圖，管理科學主要解決怎么做的問題。當企業確定了其社會目標和優先權時，接下來即是考慮通過何種機制來達到上述目標。這包括選擇一種治理模式，這種模式能夠使企業在充分利用已有資源的同時獲得社會效益。特別的，對于那些社會活動經驗不足或有當地利益相關者參與的企業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挑戰。Huster總結了三種企業用于達成其社會目標的活動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與Walliam在1985年提出的市場、層級和上述兩種混合的模式這三種治理模式相對應。這些模式為定義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貢獻。這三種模式的優缺點,以及后面要提出的第四種模式。

慈善捐助模式代表了公司管理其社會責任活動的一種主流模式，它也是企業慈善活動的原型。它主要是指企業對第三方組織進行捐助，后者負責完成企業想要達到的特定的社會目標。企業與被捐助組織之間的關系是有限的，企業并不能積極參與到社會效益的產出活動中。對公司來說，這種方式有許多優點。特別是，如果受捐助的組織不能完成其所要達到的目標或企業發現有別的組織能夠更有效的或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其要達到的目標的話，這種模式使企業能夠方便的轉移出其要捐出的資金。這種模式使企業的社會責任活動與企業的績效相連，使企業能夠隨時調整其在這方面的支出。因此從公司角度來說，慈善捐款是一種非常靈活的來履行社會責任的活動。公司對受捐助的組織擁有很大的控制權利但對如何獲得社會效益產出的控制權則較弱。

慈善捐助辦法的局限性使許多企業考慮替代的管理機制來開展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CSR）活動。一些公司已經開始采用一種內部項目結構。這涉及到在公司內部建立一個部門或單位，負責開發CSR項目。這一做法的一個重要的含義是，它允許公司控制CSR活動的開展，以及資源的支出。它也使企業能夠開展與公司戰略目標和組織能力相一致的一套完整的活動。更重要的是，因為公司與地方利益相關者可以直接聯絡，從而有利于社會團體的參與。然而，企業的內部社會責任項目需要大量的投資，意味著他們仍然是相對少見：沉淀成本與此做法相關聯的成本，使企業內部的項目小組難以承擔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并調整他們的CSR活動的范圍和規模，以響應不斷變化的業務條件或社會情況及優先事項。

盡管有這些優勢，伙伴關系雖然看起來不夠直接和積極。事實上，慈善捐款的做法受到很多的批評。解決問題的核心是，第三方組織仍然十分倚重公司持續轉移的資金。這種形式的資產轉讓對其所造成的對這種關系的依賴性質，和第三方組織進行創業和創新行為的能力，有一個重大的影響。在慈善捐助的辦法中，受贈人不可能被視為平等的一方，讓知識和技能在共同參與的組織中分享。這對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和第三方組織制定長遠發展路線，都有明顯影響。假如公司收回資源，受贈人的組織可能無法繼續經營，除非可以找到其他收入來源。這種CSR的方法并不足以讓社區有建設能力，事實上它是充當社區障礙的依賴性的癥狀，而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手段。也不是解決上面所討論的社會參與和責任的問題，因為當地利益相關者和公司（甚至是第三方組織）之間的壁壘仍然存在。

因此，這是我們的爭論，慈善捐款、公司內部項目和協作的辦法，都有許多弱點，使它們是否適合用于大型的CSR活動的管理受到了嚴重的質疑。我們相信，因為一種更有效的企業公民責任的出現，公司必須超越這樣的慈善捐贈邁向一個與第三方組織即我們所在的社區更平等的關系，為實現這個目標，受贈者的性質和形式需要從其財政的獨立性和持續性及與其所服務的選民的關系這兩方面來考慮。在下一節，我們略述了社區企業作為一個獨特的組織形式的出現，認為它有可能創造一個第四種（也更有效的）的管理模式，通過這種形式，公司可以達到它們的社會責任目標。

圖 基于公司治理的企業公民策略四模式

資料來源：改編于Tracey Paul, Phillips Nelson, Haugh Helen. Beyond Philanthropy: CommunityEnterprise as a Basis for Corporate Citizen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Springer 2005, (58): 327-324.

三、將企業公民策略融入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

1.企業公民策略的變革與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構建

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企業面臨的需求越來越復雜，單獨作業的企業已經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獲勝，企業管理的范圍已經涉及到企業內部的資源，企業管理的體系也隨之變的越來越復雜且呈現結構化特征，企業管理已經成為了一項系統工程。結合實際構建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 注意其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公共事務管理應引入市場機制并倡導企業參與。未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引入市場經營機制，通過市場是力量改善公共管理部門的職能。以前主要是公共管理部門利用政府資金處理公共事務，既用政府資助行政計劃的方式完成公共事務管理活動程序，這種情況下當然就沒有企業組織參與的機會。

2.戰略的視角：社會問題管理意識

我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期，政企不分的舊體制仍未從根本上改變。從目前情況看，政府的權力和責任不明，政企合一，經濟運行完全借助于行政體系和政府體制來完成，企業仍沒有成為市場競爭主體。

企業與社會關系不清是政企不分的必然結果。企業辦社會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也是政府和企業職責分不清的必然結果。在計劃體制下，政府的財力有限，同時又要發展經濟。企業就以“低工資、高福利、高就業”形成了辦社會的現狀，一方面可以分散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負擔，承擔一部分社會體系的包袱，使政府可以把有限的財力集中應用到國民經濟的基礎建設中去；另一方面，企業辦社會是在計劃體制下商品匱乏、國家財力緊張造成社會服務體系萎縮的必然結果。企業辦社會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職工的生活水平，增加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從一定意義上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企業辦社會的存在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分擔了政府的壓力，又保證了生產，有很大的積極意義。

企業管理體系亟待創新。熊彼特非常強調和重視“企業家”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獨特作用，把“企業家”看作是資本主義的“靈魂”，是“創新”、生產要素“新組合”,以及“經濟發展”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錢德勒則主張“看得見的手”更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錢德勒認為，凡是進行大批量分配相結合并在產品流程中可以協調的那些工業，必然產生現代這種工商企業，因為管理協調的’看得見的手“比亞當斯密所謂市場協調”的看得見的手”更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也更能真強資本家的競爭力?，F代工商企業的管理體制取代了市場機智而協調貨物從原料供應，經過生產和分配，直至最終消費的整個流程。管理的變革對生產發展起促進作用，隨著生產的擴大，客觀上有要求管理進行變革。為了適應企業參與社會發展的新趨勢，在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中首先處理好有關社會問題的應對，是近年學術界研究的新成果。

《企業、政府與社會》一書中，明確提出將社會問題管理作為企業戰略管理內容的觀點，即企業制定有關結局社會問題的政策并執行這些政策，內容包括社會危機管理、企業慈善事業管理、對教育事業的幫助等。在面臨需要自己承擔的社會則熱時，企業應該主動承擔項目以達到公眾的期望，滿足相應的社會需求。為此，企業要在行動上有所表示，滿足顧客/股東/員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需求。企業社會問題管理模型反映了這樣一個過程，即從問題生命周期的發展開始，到解決問題的行動被決定出來為止。

3.企業公民策略的制度化與標準化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的具體理論框架應該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化和標準化，制度化和標準化管理是企業社會責任落實到實處的保證。根據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設企業組織，企業組織的形式主要是采取以股份制、合作制、合伙制等為主，這種規范的企業組織形式有助于在管理活動中履行社會管理職責。從管理影響力的客觀效果分析，企業經營管理主要在于追求人才、物資、金錢、信息的最佳配合，以期達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效應的雙贏。尤其是人的因素在管理過程中最重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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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喬治.斯蒂納約翰.斯蒂納:企業、政府與社會[M]. 8 ed.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