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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談判的策略范文第1篇

關鍵詞：法律談判；實現過程；準備階段

一、法律談判的內涵

法律談判是一種法律爭端的庭外解決方式。作為一種私力救濟的途徑，法律談判體現著當事人尋求訴訟外解決爭端的意思表示?？v觀整個法律談判的進程，受當事人委托的談判律師往往參與其中。談判律師基于自身的法律知識和訴訟經驗對爭端進行全面、系統的評估，在最大程度的爭取己方當事人的利益的基礎上，從專業角度給出爭端解決方案，并借助一定談判技巧最終實現談判目的、解決糾紛。鑒于此，談判律師在整個法律談判過程當中的作用便顯得舉足輕重，某種程度上甚至決定著整個法律談判的成與敗。

二、法律談判的基本理念與實現過程

法律談判作為一種訴訟外爭端解決方式，必須要具備一定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當事人及談判律師都應當秉持自治、正義、法治等基本理念參與到整個法律談判過程當中。而只有在確保這些基本理念貫穿于法律談判的整個過程，并作為指導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甚至主導著整個法律談判的過程時，才能彰顯法律談判的正當性和合理性，進而保證談判雙方的基本權益。但是，法律談判畢竟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法律活動，必要的談判技巧和處理方式是法律談判過程當中必須要有所準備的。這包括：在談判發生階段的準備工作；在談判進行階段的談判策略；在談判最后階段的收尾工作等等。在這里，筆者僅就在談判的發生階段如何做好準備工作這一命題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三、法律談判實現過程中的準備階段

任何談判都不能打無準備之仗，法律談判更是如此。法律談判中最忌諱的就是談判律師過于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為談判做充分的準備或者根本不做準備，全憑臨場發揮。而這樣的結果往往是事與愿違，倉促應戰下很難取得好的效果。鑒于此，筆者認為談判前的準備工作應當做好以下幾點：

（一）了解當事人的內心訴求，明確最優談判目標

當事人畢竟不是法律工作者，很多人一生也不見得會遇到一個需要對簿公堂的糾紛。所以，當事人對整個案件的理解難免有失偏頗，對于自己如何解決這一糾紛處于茫然無知和無助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很難對于自己的內心的真正訴求正確把握。所以，作為法律談判實際參與者的談判律師應當首先與當事人進行深入的探討，了解當事人內心的真正訴求，明確能夠最大程度上有利于當事人的談判目標。

（二）加強與當事人的溝通、交流

法律談判過程當中，談判律師經常要在當事人的主要利益與次要利益之間進行取舍，適時的做出妥協以回應對方的讓步。在這個過程當中，己方當事人經常會對談判律師的妥協、讓步行為表示不解甚至不滿，嚴重者甚至導致整個談判的崩盤，同時損害談判律師和當事人的利益。為避免談判過程當中出現此類問題，在談判的準備階段，談判律師應當做好與當事人之間的溝通交流工作，讓當事人知悉律師在隨后進行的談判過程當中的基本策略和應對方法，提示有可能會作為讓步而予以拋棄的次要利益。這樣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當事人對談判律師工作的誤解，方便談判律師在談判過程當中靈活處理出現的問題，也更有利于當事人內心訴求的實現。

（三）重視對糾紛相關法律規定的查閱、研習

法律談判的過程實際上是雙方當事人在妥協、讓步的基礎上達成合意以非司法程序的方式解決糾紛的途徑。談判律師作為己方當事人的代表參與到整個法律談判的過程當中，并且在某種程度上主導著整個談判的進程。而且，法律談判畢竟是在法律框架下的互諒互讓的過程，談判律師的法律素養至關重要。這就要求在法律談判的準備階段，談判律師應當盡可能全面的查閱與糾紛相關的法律規定，制定出較為詳實的應對策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構造合理的糾紛解決方案，保證整個法律談判過程當中的行為以及法律談判收尾時所達成的談判協議的內容、形式等等都符合法律的規定。

（四）選擇恰當的談判類型及組合

在法律談判的準備階段，一個尤為重要的問題便是談判類型的選擇。法律談判的類型大體可以分為：競爭型、合作型、問題解決型。在哪一個階段需要選擇哪種類型的談判方式，在哪種情況下選擇何種談判類型更為有利，談判律師應當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在談判的準備階段充分預估對方的談判策略，做出恰當的應對規劃。在充分預估的基礎上，對談判過程當中出現的突發狀況，才能夠做出最正確的選擇。應當看到，三種談判類型在同一個法律談判當中都是可能出現的，在某一個階段需要某一種甚至多種談判類型的契合。這個選擇的過程在法律談判的準備階段就應當有所認識。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上實現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順利完成整個法律談判過程。

法律談判的策略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文化；情景變量；道德決策

中圖分類號：C91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0)08-0081-06

收稿日期：2010-05-15

一、引言

談判過程中當一方違反道德規范時，常常會引發對方強烈的負面情緒。當外商采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時可能更難應對。道德模糊談判策略是談判過程中使用的道德上模棱兩可的言語或行動，通常以此來達到某個特定的目的。模糊談判策略的使用在談判過程中司空見慣，談判者了解合乎道德規范與不符合道德規范的談判策略的差別非常重要。如果談判者可以理解存在跨文化道德決策差異的原因，他們可以最大程度減少因使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所引起的不信任情緒，也會避免使用可能和對方的談判陷入困境的策略。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討“談判過程中文化怎樣影響道德決策”的問題。首先我們根據談判領域以外的道德決策研究建立了一個模型，模型表明文化是怎樣通過對談判情景的理解來影響談判者的道德決策的過程。其次回顧了談判的跨文化道德研究。最后，我們討論了這一模型的理論和實際意義。

二、有關文化對談判道德規范影響的研究

文化差異造成了談判者之間的道德困境，因為來自不同文化的談判者判斷某些行為可否接受的標準不一?；仡櫻芯窟@些文化差異的文獻，根據文化的不同操作方式被劃分為了兩類：比較研究和文化作為共同價值的研究。

(一)比較研究

早期的跨文化談判研究比較了美國、日本、巴西和臺灣四種文化的誠信度，并把誠信等級與雙邊談判的結果聯系起來。談判者把自己和對方的談判策略劃分為誠信到欺騙五個級別。巴西和臺灣的談判者把自己歸屬為面對欺騙對手時會取得更好談判結果這一類。只有美國談判者把對方認定為誠信時才能在談判中取得更好的結果。面對欺騙的談判對手，美國人往往獲得很低的利潤。不同誠信等級的認定是辨認構成談判過程中道德行為文化差異的首次嘗試。

有關談判策略道德倫理性文化差異的證據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研究中。編制測量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量表時，Lewicki＆Robinson(19981＆Robinson eta1.(2000)報告談判策略適當性對文化差異非常敏感。在被稱為“錯誤承諾”和“不恰當的信息收集”兩個因素中，亞洲學生和美國、加拿大學生等級的適當性方面有顯著差異。與西方學生比“不當的信息搜集”策略在亞洲學生看來更合適。通過贈送昂貴禮物、招待或個人恩惠建立友誼來獲取對方信息在亞洲文化中是常見的建立關系的作法(Yang.M.M，1994)。

類似的研究調查了判定道德模糊談判策略適當與否的標準的文化差異，以及美國與墨西哥談判者之間可能使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情況。Volkema(1998)假設由于面子、榮譽和關系在墨西哥社會的重要性，墨西哥談判者會持有更高的道德規范標準，但因為不太有利的經濟狀況，墨西哥人會在遵循道德標準方面更傾向于實用主義的作法。因此，墨西哥談判者認為道德模糊談判策略不太合適，但更有可能采用這種策略。盡管發現墨西哥人不太贊成以上的這些行為，在美國和墨西哥談判者之間使用這些策略的可能性沒有明顯的差別。本研究的主要區別在于最不可接受的作法的等級。對墨西哥人來說，讓對方在上司面前喪失名譽被認為是最不得體的行為。對美國被調查者來說，威脅傷害對手是最不可取的行為。

盡管這些發現支持了在談判策略道德看法方面的文化差異，很難比較和歸納他們的發現，因為他們沒有解釋文化是怎樣引起這些差異的。然而，下面回顧的第二個研究團體已經找出了特別的文化元素，并提出了這些元素與道德模糊談判策略之間的直接關系。

(二)有關文化作為共享價值的研究

在道德決策研究中討論的最主要的文化價值元素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是與道德判斷緊密相連的價值元素，因為它反映了個體與社會的關系。關于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怎樣影響道德決策存在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個人主義者對本身感興趣，因此他們更有可能按對自身有利的方式來采取行動而不大關注他人的利益(Priem＆Shaffer，2001)。換句話說，個人主義文化背景里的成員會認為促進自身利益的欺騙行為比集體主義文化背景里的人看起來更可接受。然而，這種觀點沒有考慮集體主義者在決策過程中有具體目標，并且有團體內部和團體外部成員的區分。這種思想引發了另一不同的觀點：當集體主義者與團體外部成員進行談判時，或者為了維護團體內部利益時，和個體主義者相比，他們認為欺騙行為更可以接受。上述美國和墨西哥之間比較研究的發現進一步支持了“個人主義者比集體主義者更贊成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觀點。集體主義談判者不像個人主義談判者那樣贊成道德模糊談判策略。

以下兩個研究的結果證實了“集體主義者比個人主義者更贊成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觀點。集體主義者比個人主義者在使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可能性方面得分更高(Elahee et al，2002)，美國談判者(個人主義者)與巴西談判者(集體主義者)比認同虛張聲勢的道德模糊談判策略可能性要小(Volkema，1999)。

由于以上不同的研究發現，很難理解文化價值和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道德倫理性之間的關系。Volkema(2004)九國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價值對不同種類的道德模糊談判策略有顯著影響，這有助于揭示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比如，男性特征與使用“不可靠的信息收集”策略的可能性有關，權勢距離與“傳統競爭性的談判”策略的適當性成反比。

如果考慮到情景的話，文化價值元素和道德模糊談判策略適當性的等級之間的復雜關系至少可以部分被揭示出來。

(三)“文化－道德決策－情景相互作用”研究

因為道德決策受情景理解的影響，文化差異通過賦予社會情景的不同意義來定義的時候，情景中的文化與道德決策融合為一體。文化社會心理文獻找出了不同文化中情景理解的文化差異。比如，在對“基本歸因誤差”研究的回顧中，Norenzayan，Choi and Nisbett(1999)認為盡管亞洲人和西方人都對行為進行素質歸因，如果情景信息出現，亞洲人比西方人更有可能使用情景信息。亞洲人能夠避免基本素質歸因，因為他們的社會行為理論與西方社會行為理論相比是語境主義的或相互作用主義的。Gelfand＆Dyer(2000)強調“鄰近情景條件對談判

者的心里狀態的影響有可能依據文化情景而變化…相同客觀的社會條件被期待歸因于不同的意義和在不同文化中引起不同的行為”這些觀點一起表明：情景語境是道德決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可能是在道德決策過程中辨認跨文化差異的一個關鍵因素。

很多實證研究已經開始調查文化／道德決策／情景相互作用的過程。承認個體會根據情景突發事件改變他們的道德觀念，Volkema＆Fleury(2002)認為文化會改變這種關系和可能使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8種情況：(a)未詳細說明的情景，(h)對手有不道德談判者的名聲，(c)國家因為嫻熟談判技巧而出名，(d)很重要的談判，(e)有時間期限，(f)對手具有非常好的談判聲譽，(g)和對手將來有業務關系，(h)同事將了解談判細節。在對美國和巴西談判者的調查中，Volkema＆Fleury(2002)在有關使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可能性的8個條件的5個當中找到了國家之間的顯著差異。有趣的是，研究也表明情景因素對適當行為的看法和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可能使用有非常重大的影響，這表明情景約束是構思談判方式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

三、文化／情景／道德決策：一個相互作用的模型

我們認為關注文化如何影響談判情景的理解將有助于揭示文化對道德決策的影響。在這一節中，提出了相互作用模式。這個模式表明文化對談判者的道德決策的考慮發揮著中心作用，也表明文化對談判道德決策過程中四個顯著情景變量的主要調節作用。情景因素被定義為決策環境所特有的因素，情景因素影響決策過程和結果。

模型借用了Lewicki，Saunders&Barry(2006)提出的道德決策過程的現有模型和Gelfand＆Dyer(2000)提出的國家文化對談判的影響兩個模型。Lewicki eta1.(2006)找出了以下8個情景變量：(a)談判者的過去經歷，(b)獎勵措施，(c)與對方的關系，(d)談判者之間的相對權力，(e)交流模式，(f)談判者是否是，(g)團體和組織的規范，(h)國家文化規范。Gelfand＆Dyer(2000)找出了跨文化談判中的四個重要情景變量：(a)談判者角色，(b)支持者的影響，(c)談判者之間的關系，(d)談判的期限。

模型分享Gelfand＆Dyer(2000)情景中文化的觀點，認為文化對談判者考慮道德決策有直接的影響，文化也直接或通過調節談判者道德決策考慮來影響情景因素。在跨文化談判研究中使用的最流行的文化特點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高語境／低語境和權勢距離。

文化對道德決策考慮的直接作用與在談判圖式中存在文化差異的發現是一致的。在談判的道德決策中，這些圖式可能包括談判者認為道德模糊的一系列策略。比如，在亞洲贈送禮物的文化中，給另一方送禮的技巧不可能被認為是道德模糊的。然而在很多西方國家，這種策略被看作是道德模糊談判策略。

從圖1模型可以看出，文化直接影響四組情景變量，而且調節這些變量對談判者道德決策的影響。情景變量是：(a)組織目標(獎勵措施、期限和談判者角色)，(b)組織的道德規范，(c)法律環境，(d)對談判對手的看法(關系的親密程度，雙方的相對權力，對未來相互作用的期待和對方的聲譽)。

(一)組織目標：

組織目標會直接受文化影響。印度公司的組織目標與美國公司的目標相比可能會更長遠、更以關系為中心，相對而言，美國公司更注重短期利潤，并不太在意與買方的關系。我們的模型也表明文化怎樣調節組織目標的影響。Corvino(2002)認為很多人相信雇員對公司有忠誠的顯見義務。然而在有些文化中，社會義務非常復雜，談判者可能不支持組織目標。比如，因為對家庭和朋友的社會義務的文化差別，中國談判者可能有義務實現社會目標而不是組織目標，因此與德國談判者相比中國談判者可能受組織目標影響的程度要小很多。

模型表明組織目標包含因取得特定談判成績而給予談判者的獎勵。貿易道德規范研究的結果也表明獎勵能影響道德決策。由于不同國家報酬的差異，給予談判者的獎勵類型也會根據文化差異而發生變化。我們認為文化調節了獎勵的影響――談判者也會因他們是來自個人主義文化還是集體主義文化而被獎勵激勵的程度不同。相對于來自不注重面子文化的談判者來說，通過公共評價談判者的表現提供獎勵這種方式對來自注重面子文化的談判者可能更具激勵作用，而且這也會影響跨文化談判過程中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不同使用。

模型中也包含了期限作為組織目標的一個組成部分。Gelfand＆Dyer(2000)認為在時間壓力怎樣影響談判圖式方面也存在文化差異。他們給出了這樣的例子：美國談判者在時間壓力下可能會更具競爭性，而斯堪的納維亞談判者在時間壓力下可能更具合作精神。研究表明美國談判者會受期限的影響――當告知有期限時，他們使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承諾好的情況會發生”的可能性的等級要比沒有期限規定的談判情景中高很多(Volkema＆Fieurv，2002)。我們認為時間壓力怎樣影響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使用和適當性方面存在差異，是否強加期限也可能根據文化而異。屬于長期文化的組織常常擁有長期目標，可能不會設定嚴格的期限，而來自象美國這樣短期文化的組織可能有一定的期限來達到他們的目標。

談判角色和的使用也是組織目標的組成部分。例如開拓新的國際市場的組織目標會決定派出參加談判代表的角色，或者決定是否需要任命。如果一家目標在于向韓國銷售產品的小型美國公司沒有合適的人員開發市場的話會需要任命。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家澳大利亞公司在中國有一支談判隊伍談判聯合企業交易問題，而且這筆交易己進入最后決定的關鍵時刻，澳大利亞公司可能會派一名年長的談判者或者首席執行長官來拍板定下這筆交易。Lewicki et aL(2006)認為當人們身為時，特別是當的目標是達成最有可能的一致意見時，他們會更愿意違背個人道德準則去做任何必要的事情。

(二)組織的道德規范

模型表明了組織道德規范和組織目標之間的相互影響。道德規范是有關外在的組織價值、責任和義務的可見的公開聲明，這些規范有助于創造組織內部行為的同一性。道德規范影響道德困境的認定和解決困境可接受的過程。他們類似于Lewicki etal.f2006)模式中包含的團體和組織規范、Gel~nd＆Dyer(2000)模式中表明的成分的影響。組織的道德規范是貿易道德研究中包含最廣泛的變量之一，也包含在大部分的道德決策模式中。

然而，有關道德規范影響行為的有效性存在爭論。在談判中公司道德法規的顯著作用在Aquino(19981的實驗中得到了檢驗，Aquino給談判者提出了有關公司文化實踐(交易中的誠信與公平)

的建議。他的資料表明在一個道德標準非常顯著的組織文化氛圍中，即使有強烈的刺激誘使談判者的情況下，談判者也不太可能使用欺騙。

(三)法律環境

模型表明法律環境對談判者的道德決策來說是一個顯著的情景因素。法律體制存在著國家差異，跨文化研究表明經理們會根據不同情況應用不同的規則。Zarkada-Fraser＆Fraser(2001)發現和來自其他國家的談判者比較日本談判者認為法律問題和法律義務的介入與他們對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適當性的等級評定關系不大。

我們知道存在法律環境的文化差異，因此重要的問題是在談判者如何考慮法律環境的過程中存在什么樣的文化差異。將來的研究會從探討不同文化中的談判者在不同的法律情景下怎樣評定使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適當性的過程中受益。

(四)對談判對手的看法

對談判對手的看法包括與談判對手關系的性質和親密程度、談判者的相對權力、與對方將來相互作用的期待、對談判對手聲譽的看法。關于與談判對手的關系如何影響談判過程存在相當多的研究，但很多相關的研究都發生在美國，而且其中隱含了西方國家對“關系”的理解。然而，主要的區別存在于不同文化如何理解自我和他人、因而如何定義“關系”這兩個方面。Worm＆Frankenstein(2000)注意到在關注罪行的宗教至上的西方國家，欺騙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根據中國的道德，撒謊不是錯誤的，更微妙的觀點是中國人會對他們知道的人而不是對所有人誠實守信。

當存在與對手建立長期關系的可能性時，談判者不太可能贊同使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這個發現可能與談判方之間的信任度有關一墨西哥談判者顯示了信任度和使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可能性之間成反比(Elahee＆Brooks，2004)。即使當談判方彼此不熟悉的情況下，當他們認為對方友善時，不大可能使用欺騙對方的談判策略。談判者的相對權力和不道德行為之間也存在聯系。然而因為存在相互矛盾的發現。這種影響的趨勢不清楚。一方面，實驗性的證據表明更有權力的談判者比具有較小權力的談判者更多使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Crott，Kayser＆Lamm 1980)，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證據表明當談判者知道雙方權力不對等時，他們會更坦率、他們會提供信息(Tenbrunsel＆Messick，2001)。也有研究表明權力沒有影響(Aquino 1998)。

對談判對手看法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對方的聲譽被認為是談判過程中對道德倫理性看法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因素(Volkema＆F[eury，2002)；當對方有不道德談判聲譽時，美國談判者更有可能使用一些道德模糊談判策略。

和對方關系的看法被描述為談判中第二個關鍵判斷。我們認為這也是談判者評估道德模糊談判策略適當性的一個關鍵問題。這個問題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探討關系的哪些方面有利于評判使用道德模糊談判策略的適當性，并且找出談判者怎樣看待這些方面的文化差異。

四、模型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我們已經提出組織目標、組織的道德規范、法律環境和對談判對手的看法是談判者做出道德決策時考慮的顯著情景變量。我們認為談判者的國家文化影響這些情景變量的性質和情景變量的理解。我們的模型豐富了現有理論，并且對談判者的談判實踐和對將來跨文化談判道德研究有重要意義。盡管Lewicki et al.(2006)道德決策模型提出了諸如與談判對手的關系、文化規范之類的情景變量的影響，它沒有提出文化和情景之間的相互作用。該模型通過提出文化和情景變量的相互作用豐富和拓展了談判中道德決策的現有模型。談判理論的最終檢驗標準是這種理論是否有意義和是否對簽訂跨文化協議的談判實際工作者有用。大量研究成功找出了策略道德的適當性的文化差異，但都沒有成功解釋差異存在的原因。通過采用情景中文化的觀點和找出可能被不同理解的情景變量，該模型正好做到了這一點。

法律談判的策略范文第3篇

美國人談判風格美國的談判人員有著與生俱來的自信和優越感，他們總是十分自信地步入談判會場，不斷發表自己的意見和提出自己的權益要求，

我認為性格決定談判風格。美國人的性格外向、隨意，坦率外露。所以美國人的談判往往具有一下幾點風格：

1干脆利落，不兜圈子

美國人喜歡一個事實接一個事實地討論，直爽利落，不講客套，樂于以積極的態度來謀求自己的利益，較實在。善于使用策略，表達意見直接，態度認真、誠懇。

2重視效率，珍惜時間

美國經濟發達，生活、工作節奏快，所以美國人養成了信守時間、尊重進度和談判期限的習慣。在談判時把一切事物用最簡潔、最令人信服的語言表達出來，重視效率，喜歡速戰速決的習慣。

3法律意識根深蒂固

美國談判人員喜歡防范與未然，凡是遇到商務談判，一定會帶上律師。信守承諾。

美國人喜歡按合同條款逐項討論直到各項條款完全談妥。

4喜歡搞全盤平衡的一攬子交易

喜歡先總后分，先定下總交易條件，在談各項具體條件。

比如：美國在談判某項目時，不會只談生產或銷售，而是將該項目的從設計、開發、生產、工程、銷售到價格等一起商談。

與美國人談判禁忌在與美國人談判時，應當注意美國人態度熱忱、外露奔放，業階段，他們想了解對方的一切，也希望對方了解自己的意圖。他們對于一攬子交易興趣十足，他們作為買方，希望賣方談判者按照其要求做出一攬子說明;他們作為賣方，則希望買方談判者提出一攬子條件。這里所說的一攬子的含義是，它不僅包括產品本身，而且還要介紹銷售該產品的一系列辦法，企業的形象信譽、素質實力和公共關系狀況等。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充分的準備當然就不行了。

辦事拖沓，缺乏效率

美國人對時間非常吝嗇，他們有句諺語：不可1時間。在他們的觀念中，時間也是商品，時間就是金錢。他們常以分來計算時間，比如一個人月薪十萬美元，他的每分鐘就值八美元。他們在談判過程中連一分鐘也舍不得去作無聊的會客和毫無意義的談話。假如你占用了他十分鐘，在他看來，就認為你是偷了他多少美金。因此不可1時間就成為每個美國生意人和談判者的格言。

美國人的時間觀念很強，遵守時間，珍惜時間，因而保證了談判的高效率。因此與美國人談判必須遵時，辦事必須高效。

美國人喜歡一切井然有序，不喜歡事先沒有聯系，以及與突然闖進來的不速之客去洽談生意，美國商人或談判代表總是注重預約晤談。何日何時，在何地方，談多長時間，都是預先約定。雙方見面之后，稍作寒暄，便開門見山，直接進入談判正題，很少有不必要的廢話。

把降價作為達成交易的王牌

美國人認為：貨好不降價，大酬賓、大減價、買二送一、有獎銷售等，在美國人心目中，認為這是對自己的商品缺乏信心的表現，是自己的商品不過硬，或是根本不懂經商賺錢的無能做法。美國人不理解，為什么在一般貿易洽談過程中要降價，為什么要懇求人家買?美國人認為我的商品好、質量高，就是要出高價。

但他們也不是等待顧客上門，而是積極地采用各種方式進行宣傳，使客戶和消費者知道他們的商品好在什么地方，而心甘情愿地以高價買下來。

當然，這里并不是說，同美國人談判只要貨好就沒有必要討價還價了。相反，美國人是討價還價的高手。他們經常玩弄一些手法，讓談判對手也同他們一樣注重利益，作出合理讓步。他們十分贊賞那些精于討價還價，去取得經濟利益而施展手法的人。他們自己就很精于使用策略去謀得利益，同時希望別人也具有這樣的才能。

輕視律師和合同的作用

這也是與美國人談判的一0忌。美國人非常重視律師和合同的作用。在談判時，他們盡可能讓稱職的律師參加談判。他們注重合同，嚴守合同信用，他們不相信依靠人際關系，只承認白紙黑字、有法律保障的合同契約。

法律談判的策略范文第4篇

[摘要]中美貿易關系日益緊密，商務談判的重要性日益顯現。中美文化差異對兩國商務談判造成很大影響，中國商務談判人員對此極為關注。中國商務談判人員應該深入了解中美文化差異，分析文化差異對商務談判的影響并制定應對之策。

[關鍵詞]文化差異商務談判溝通策略

隨著中美兩國經貿關系日益密切，企業之間的商務活動日漸頻繁，商務談判重要性日漸顯現。由于中美文化差異對雙方商務談判的影響至深，所以中國談判人員要在中美商務談判中獲得成功就必須了解中美文化的差異，提高談判的能力。

一、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

文化主要包括語言及非語言行為、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四個方面，它們對中美跨文化商務談判的影響很大。

1.語言和非語言行為差異。中國自古講究禮儀，言語當中多是體現自謙和敬人。在聽到別人贊揚時，中國人一般表示用謙詞來表示謙虛。中國人在交談中必須使用稱謂，以示對對方的尊敬。美國人講究平等，在美國晚輩可以直呼長輩和上司的名字。對于別人的贊揚，美國人則會表示感謝，接受贊揚。

非語言行為上的差異很大，僅列舉以下兩例就可見一斑:(1)目不轉睛地看。中國人以此表示好奇或驚訝，美國人認為這是不禮貌、使人發窘的行為。(2)把手伸向被叫人，手心向上，握拳用食指前后擺動。中國人對此反感，美國人以此表示叫別人過來。

2.風俗習慣差異。風俗習慣主要包括一些社交活動。中國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愛面子，非常在意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怕被人笑話、議論和誤解。美國人則比較實際，不會太在意別人的看法。美國人在與人交往時不會詢問對方的年齡、收入、婚姻等方面，他們認為侵犯了他人的隱私權；而在中國卻經常詢問這些內容。美國人喜歡直率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中國人則以一種委婉的方式來表達意思。美國人一旦被問及某事，一般必須給予一個比較明確的答復。而中國人提倡“沉默是金”。在美國常見到長輩與晚輩見面時相互拍肩膀、親吻的情形，而在中國幾乎很少見到這樣的場景。美國人非常守時，而中國人往往可以理解有原因的遲到。在許多生活習慣上中美之間的差異還是非常明顯的。

3.思維方式差異。中美思維差異主要體現在整體思維和個體思維的對立上。中國文化側重整體思維，整體思維就是按照整體的觀點來觀察和思考世間萬物，分析問題總是從事物的總體出發，注重思考整體事物整體功能、復雜關系和運行過程，而不注重事物的內部結構。美國人側重個體思維方式，它把復雜的事物分解成簡單的要素，逐個地進行研究。

4.價值觀差異。中美價值觀的差異主要體現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對立上。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念是集體主義，它認為和諧的人際關系是社會的基礎。因此中國人以和為貴，并非常重視特定集體的利益或價值。美國文化價值觀的核心是個人主義，即以個人為本位的人生哲學。其主要內容是相信個人價值，高度重視個人自由，強調個人的自我支配、自我控制、自我發展。

二、中美文化差異對商務談判的影響

中美文化上的差異影響著兩國人員商務活動的正常開展。文化上的差異嚴重影響中美商務談判人員之間的溝通，中斷談判議程，并使談判陷入僵局甚至失敗。

1.存在使商務談判雙方發生誤解的風險。中美商務談判人員之間的溝通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語言，除此之外還有非語言性的交流。但由于兩國語言和非語言文化上的差異，雙方之間的溝通存在障礙。例如“山羊”一詞，在漢語里沒有什么特殊意義，而goat在英語中卻表示“色鬼”的意思。那么“山羊牌鬧鐘”就變成“色鬼牌鬧鐘”了。還如對中國人來說，盯著人看表示不尊敬；而在美國，直盯著說話人的眼睛才表示尊敬。這樣的不同理解會使談判雙方都誤認為對方不尊重自己。

中美之間還有很多語言和非語言文化上的差異，這為中美雙方談判人員的溝通制造了誤解和障礙。

2.存在使商務談判議程無法統一的風險。由于中美思維方式的不同，中國談判者傾向于采取橫向談判，即把談判要涉及的問題橫向鋪開，也就是把幾個議題同時討論，同時取得進展，然后再同時向前推進，直到所有問題談妥為止；美國人則傾向于采取縱向談判，即明確談判所涉及的問題后，逐個把條款談完，這個條款不徹底解決，就不談第二個。

橫向談判與縱向談判是兩種完全迥異的談判方式，如果雙方都堅持按自己的方式來安排談判議程，談判便無法進行了。

3.存在使商務談判陷入僵局的風險。為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中方的談判者更愿意采取非對立和非直接沖突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即使不同意對方的意見，也很少直接予以拒絕或反駁，而是迂回曲折地陳述自己的見解。美國的談判者則力求闡明自己的觀點，語言表達直接，是非分明，表現出很強的攻擊性和好辯性。美國談判者的這種直白的表達方式會傷害到中國人的自尊心，因為對方不給自己面子。中國談判者的委婉的表達方式則會令美國人不適應，因為他無法真實地領會中方的態度。

這些差異將使談判過程變得艱難，甚至導致談判陷入僵局。

4.存在使商務談判最終破裂的風險。中國商人之間注重友情，一般可以通融變更合同條款。美國人則注重利益，他們一旦簽訂了合同，非常重視合同的法律性。如果簽訂合同不能履約，那么就要嚴格按照合同的違約條款支付賠償金和違約金，沒有再協商的余地。這兩種對待合同的不同態度會為簽約后的履約帶來困難，并可能使談判成果化為泡影。

中國人熱情好客，對來訪的美方談判人員會悉心照料，熱情款待。這種待客方式美國談判人員會覺得太鋪張浪費。而美國人則是平等待客，不會優待客人。這種待客方式很容易讓中方談判代表認為美方不友好。這樣不同的認識會使雙方難以信任對方而有可能直接導致談判無果而終。

三、中國商務談判人員的應對之策

1.專家型團隊組合策略。美國人的談判團隊一般由專家組成，他們有非常豐富的專業知識背景，而且美方非常重視合同的法律性。所以中方談判團隊一定要安排談判、技術、財務、翻譯等方面的專家或顧問，特別是法律方面的專家。這樣在談判過程中出現的各方面才能應對自如，在合約簽定方面才能保證無紕漏出現。

2.營造氛圍策略。中國談判人員尊重美方的文化習慣能夠營造一種平等、融洽的談判氛圍。如美國談判者喜歡直接談具體條款，中方談判者可以從對方的習慣出發調整思維從具體條款開始談判。這樣會使美方覺得中方對他們的尊重，進而他們也會相應尊重中方的一些不同于他們的談判行為。這樣談判的氛圍會變得和諧友善。

3.沉默和傾聽策略。針對美國談判人員準備充分和專業性的特點，中方談判人員在談判前要認真做好市場信息、對手信息和法律信息的搜集，在談判過程中可以使用沉默策略，通過多聽多思，在傾聽的過程中獲取對方更多的信息。

4.務實語言策略。中方談判者在與美方談判時，要采取直接、堅決的務實語言策略。在談判是盡可能直接了當，冷靜地爭論，避免使用諸如“可能”、“也許”之類模棱兩可的回答。語氣要堅決而禮貌，要明確地告訴對方自己的態度和意見。

5.多方案策略。針對美國談判人員自信和注重實際利益的特點，在談判陷入僵局時中方可采用多方案策略來作出有條件讓步。多方案策略就是在談判前確定多種雙方可以接受的要價方案，在談判遇到僵局時提出來來討論，可以為談判提供新的解決問題的思路。

6.拖延策略。根據美國人談判講究效率的特點，中方談判人員可以運用拖延策略獲得主動權。拖延策略就是通過拖延談判時間來化被動為主動，迫使對方在談判要價上作出讓步。這樣還可以使美方談判代表有壓迫感，從而盡早簽署合約。

法律談判的策略范文第5篇

經濟全球化使世界范圍內的貿易自由化變為可能,通過談判締結或參加有關國際貿易條約和協定是各國分享貿易自由化成果的重要途徑。然而,由于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參與自由化的程度和步驟各不相同,因此其在談判中的立場和策略也并不一致,從而使國際貿易談判方式日趨豐富和多樣。

國際貿易談判兩種形式

根據參加方數量和紀律約束范圍的不同,可以將國際貿易談判分為雙邊和多邊談判。雙邊談判一般是指兩個伙伴之間就雙方感興趣的貿易議題展開的談判,談判結果只對談判雙方具有約束力,如中美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保護協定談判;多邊談判是指多個伙伴共同就協商一致的貿易議題展開的談判,談判結果對所有談判參與方都具有約束力。

多邊貿易談判一般指在WTO框架下進行的旨在促進世界貿易自由化的各項議題談判。從1948年關貿總協定(GATT)生效到1995年WTO成立,多邊貿易體制的參加方共進行了8輪談判,在貨物、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等領域達成了廣泛的協議,大大削減了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有力地促進了世界貿易自由化發展。自2001年啟動,目前還在進行的多哈回合談判是多邊貿易體制的第9輪談判,也是WTO成立后的第1輪多邊貿易談判。在多邊談判中,由于成員間發展水平差異,各自關注不同。一些具有共同利益關注和興趣的成員便通過“諸邊”(Plurilateral)方式對部分議題進行“先行先試”,在有興趣的成員間先達成協議并實施,同時保持協議開放狀態,其他成員根據自身情況自愿選擇加入,最終使該類議題協定走向“多邊化”,如《政府采購協定》的談判。

多、雙邊談判特點不同

在貿易談判中,多雙邊談判的共同點是談判參與方在共同的利益基礎上,通過對攻防利益進行討價還價,雙方做出共同決策,達成談判協議。但由于在談判主體數量、談判方式和機制的差異,兩者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雙邊談判只有兩個當事方,相比來說,在確定談判時間、內容和議程安排上要更為簡單,談判的進攻防守交接更快,雙邊的談判效率相對要比多邊更高;另外,雙邊談判靈活性大,談判內容形式多樣,在促進雙方自由貿易、經濟技術合作、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等方面比多邊談判機制要更為直接有效。

但雙邊談判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現為: 1.通過雙邊談判難以形成完整系統的經濟法律體系。在國際層面,一個國家需要編制一個龐大的雙邊經濟條約網絡,才能全面處理其與各國之間的經濟法律問題。以國際投資為例,上個世紀下半葉,世界158個國家和地區共締結了1160多項雙邊投資條約。對于單個國家來說,建立縱橫交錯的雙邊經濟條約體系,不但在條約談判過程中耗時耗力,在協議執行方面也將因為缺乏統一的標準而引起重復工作,造成效率損失。2.通過雙邊談判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法律關系缺乏穩定性。在雙邊談判中,談判雙方往往以對等交易為前提,隨著國家利益的變化,締約方隨時可能廢約。例如,在20世紀初,法國和英國為了防止和轉嫁經濟危機,曾相繼公開廢除兩國間的友好通商條約。

多邊談判的特點是參與成員數量多、談判領域廣、議題多,如目前正在進行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即多哈回合談判),150多個成員在包括貨物、農業、服務貿易以及規則、投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等20個涉及國際貿易不同領域的眾多議題展開談判。多邊談判的另一個特點是以“一攬子”(Single Undertaking)方式進行,即成員就多個領域、多種議題展開談判,并應同時全盤接受談判達成的所有協議,不能只挑選接受其中的部分協議而拒絕接受其他協議。

多邊談判由于參與方眾多,各方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關注的重點利益也各不相同,談判包含議題多樣,為了確保各方權利和義務大體相等,必然要求達成一個照顧到各方利益的總體平衡的協議。其多議題、寬領域的特點有助于達成包含多個領域的國際協議,形成一個比較系統的國際經濟法律體系。GATT正是通過8輪的多邊談判,在貨物、農業、服務等領域達成了廣泛的協議,建立了一個穩定的、具有可預見性的國際經濟法律秩序,從而奠定了其在國際貿易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建立了WTO,成為多邊機制的重要一極。其次,“一攬子”談判的“要么全有,要么全無”(all or nothing)原則,有助于參加談判的各方達成一個權利義務平衡的綜合協議。談判參與方可以根據自身的優勢和劣勢,組合不同的利益的集團,在平衡的基礎上進行利益交換。對于談判力量弱小的成員,可以利用談判力量強大的一方,通過“搭便車”的方式,獲得更為有利的條件;而在處于劣勢的產業部門,如果多數利益一致的成員團結起來,也可以使強勢成員做出讓步。

然而多邊談判也有其不足之處。一是談判效率問題。由于談判參與方數量眾多,談判各方利益訴求多元,各方對議題立場往往存在分歧,容易拖延談判進程,整個談判可能長達數年。多哈回合從啟動至今,已經進行了9年,但各方還是未能達成“一攬子”協議,導致談判進程受阻。由于談判久拖不決,許多成員紛紛轉向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目前已經實施的雙邊和區域協定多達400多個,對多邊貿易體制形成一定的沖擊。二是“搭便車”問題。最惠國待遇原則雖然有效加快了談判進程,但是在也容易造成“搭便車”的現象。以關稅減讓談判為例,談判一方如果就某產品大幅度減讓關稅,使所有的其他締約方受益,在其他締約方就另一些產品談判減讓關稅幅度不大的情況下,就會造成各方之間的利益不平衡,甚至最終導致所有談判方都不愿意做出讓步的僵局。

多邊框架下雙邊磋商解決多邊談判困境

多邊框架下的雙邊磋商正是談判人員結合多、雙邊談判不同特點,試圖在多邊框架下通過“雙邊手段”解決多邊談判困境的產物。多邊談判由于涉及參與方數量多,如各方對議題存在分歧而長期僵持,最終可能將談判拖入失敗。在雙邊磋商中,由于談判只有一個對手,從技術上而言比較容易達成共識。同時在雙邊磋商中,談判方可運用的政治及經濟壓力相對來說較少被弱化,當然這也往往取決于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影響他國行為的籌碼數量。雙方一旦達成共識,就可以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使之多邊化,讓所有其他成員享受談判成果,即所謂的“雙邊談判,多邊適用”。一個國家或地區加入WTO的談判一般使用這種談判模式。理論上講,申請加入方要和所有WTO成員方分別進行雙邊磋商,但由于政治、地緣和歷史等原因,往往有許多國家不與申請者進行談判,而是無條件同意后者加入。在整個加入談判過程中,申請加入方和WTO成員之間所達成的成果對所有其他成員都適用。中國加入WTO就是沿用這種模式。

在多哈回合談判中,各成員往往根據自己的談判需要,通過不同的渠道,聯系目標成員,就感興趣的議題進行雙邊磋商,這在服務貿易談判最為明顯。參加集體談判的成員,往往在談判開始前后,通過雙邊磋商就各自的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具體承諾問題進行談判,或對談判有關的問題進行澄清,以便摸清各方底細,為更大范圍的利益交換準備自己的要價和出價。

由于多邊談判本身是各國追求利益的博弈,有時候會出現一成員要求另一成員在雙邊機制下進行多邊議題談判的情況,比如美方要求中方在中美戰略對話機制中探討多哈回合議題。出現這種談判情形時,如果雙方承諾不脫離多邊的框架和原則,此類雙邊磋商其本質上仍然屬于多邊談判,無論談判地點或談判方式怎么變化,都不會改變談判的性質,其結果最終都要對所有成員適用。要是雙邊磋商背離多邊框架原則,談判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變成事實上的雙邊談判,其后果是談判最終結果依然需要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對所有其他成員適用,而且這將使雙方都失去和其他成員進行利益橫向交換的機會。

多邊框架下的雙邊磋商和雙邊機制內的多邊議題談判雖然同是兩個談判主體,但兩者所面臨的談判壓力、規則和靈活性等方面有很大區別。一是談判的壓力不同。在多哈談判中,參與方多達153個,談判議題的啟動需要所有成員的共識。成員如果在某個議題上存在困難,可以隱藏在具有相同利益的其他成員后面,期望談判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而在雙邊場合,雙方直接交鋒,談判弱勢方無法像在多邊框架下那樣利用各談判陣營的矛盾保護自己。二是談判遵循的規則不同。“平等但非互惠”是多邊談判的重要原則,該原則為發展中成員和新加入成員提供了差別和優惠待遇。以中國為例,我們在多哈貨物貿易談判中爭取到了新成員加上發展中成員的差別待遇。一旦談判結束,這些特殊待遇可以讓國內產業少減或不減關稅,從而為其發展提供緩沖空間。而雙邊談判強調平等互惠原則,兩個發展水平相近的伙伴之間的談判一般來說沒有特殊和差別待遇考慮。對于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成員之間的談判,發展程度高的一方一般是通過設立更長的市場開放過渡期加上提供資金補償、技術援助等手段使對方獲得相對的利益平衡,如歐盟與ACP國家之間的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談判。

談判策略選擇

在多邊貿易談判實踐中,成員往往根據自身的進攻和防守利益的不同采取相應的方式開展談判。對于具有進攻利益的領域和部門,盡可能通過多邊機制下的雙邊磋商與需要獲取市場準入的重點成員展開談判,先易后難、各個擊破,獲取最終的談判利益;或者直接將議題納入雙邊機制進行“單獨公關”,高效快速解決問題。相反,如果一個部門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那么在談判中則應采取防守立場,堅持多邊場合談判的策略,將自己隱身于具有共同利益的其他成員當中,形成利益集團,用集體力量共同應對進攻一方壓力。

以多哈回合服務貿易談判為例,發達成員在金融、電信、計算機服務等其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往往積極推動雙邊磋商,甚至要求在雙邊機制如中美、中歐戰略對話機制等框架下進行WTO相關議題談判,而對發展中成員具有出口利益的自然人移動、海運等部門則表現消極,不愿做出讓步。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美方致力于要求把多哈談判服務貿易具體議題作為雙邊對話的核心內容,而我方則一直堅持在不影響各自多邊談判立場前提下,只能在雙邊對話機制下就多邊談判的整體性問題進行原則探討,而非具體議題的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