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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由國家制定的,各國的法律起源發展道路因各國的經濟基礎,文化各不相同。中國傳統社會是儒家文化為主流文化的社會,統治階級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自然而然以儒家思想為考量,這就使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律都體現出“禮教入法”的特點。
關鍵詞:傳統法律文化;法的含義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法律的倫理化。從先秦開始,儒、墨、道、法等各家學說,都盡可能地支配著、影響著中國古代法律的發展與法律傳統的形成。但在這個過程中又存在一種基本傾向,那就是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 一方面由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等級制度、施政原則符合中國古代時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深厚的宗法社會的道德理想主義以及各家學派的大融合的文化土壤成就了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文化形成所起到的主導地位。
儒學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影響主要表現之一就是法律的倫理化。先秦時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繼承和發展了西周以來“禮制”和周公的“明德慎P”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維護禮治,重視人治的法律觀點。最為重要的是提出了“仁”的觀點,基于此,呼吁“為政在人”“德主刑輔”的觀點。隨著時代的發展,儒學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其“德主刑輔”的法律指導思想一直保留著,從漢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國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諧,以人為本是沒有變化的,這也是其區別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鮮明特征。
一、儒家化和法律起源
儒學之所以能影響中國的法律進程,首先要從法律的起源說起。中國古代法最早是隨著部族之間的征戰而逐漸成長起來的。這個過程實際上便是它不斷地對同一血緣(同族)的認定和對不同血緣(異族)的否定的過程。無論是在這個過程的開始之初還是進行之中,抑或是這個過程的完結之時,血緣關系始終是當時法律區分敵我、確定罪與非罪的主要標志,這就意味著上古法律具有強烈的血緣性。此外,由于中國原始部族在轉變為國家組織時,它的氏族血緣紐帶沒有斷裂,固有的血緣關系沒有解體,而是直接轉化為新的宗法血緣關系,宗法血緣關系在春秋戰國以后又轉化為新的宗(家)族血緣關系。由此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社會組織雖也經歷了幾次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血緣紐帶一直未受到根本的觸動,這也正是中國古代法律愈加倫理化的秘密所在。
其次,中國傳統法律一直以集團為本位,表現在西周以前是氏族(部族),西周時期是宗族,秦漢至清末是家族和建立在家族之上的國家。把這幾個階段貫串起來仔細觀察,便可發現,除原始氏族外,無論是青銅時代的氏族、宗族還是封建時代的家族和國家,都以個體血緣家庭為核心,可以這樣認為,離開了個體的血緣家庭,上述各種組織都是難以存在和發展的,所以,一言以蔽之,個體血緣家庭是中國傳統法律集團本位的核心。既然中國傳統法律以個體血緣家庭為其集團本位的核心,而這個核心又是傳統倫理的原始母體和社會載體,那么,中國傳統法律以倫理為核心,具有倫理性,就是順理成章的。
二、從古體“”字看法律的詞源
英國法律史學家,亨利。梅英說“如果我們能通過任何方法,斷定法律概念的早期形成,這將對我們有無限的價值。”因為,在這些早期的對于法的表示中,可能含有法律在后來表現自己的一切形式。中國古代表達法的用語,依據其實際內容和功用,在不同歷史時期是不同的。中國歷史上對法的表述,有過刑、法、律這三個種稱謂。春秋以前多稱刑,如夏朝《禹刑》、商朝《湯刑》、西周《九刑》、還有《刑書》、《刑鼎》等。刑兼有“法”和“罰”兩層含義。《爾雅?釋詁》:“刑,常也,法也。”《說文解字》:“刑,國之刑罰也。”這時期的法,以懲罰手段為內容,作為常法,起威嚇作用。
法這個概念,在三代(指夏商周)以后被廣泛運用。如晉有《被廬之法》,楚有《茅門之法》,法字古時寫作“”。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字書《說文解字》對之作了內容更為豐富的解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D,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單從這個字的結構,就能感受到法在古時的功能,大致我們可以概括為:去除邪惡,以達到社會的公平。古體“”字由三個組成部分。左邊是三點水,水在靜態時是平面的,我們也有一碗水端平的用語,代表公平。古體“”字右上的組成部分是D,D是一種獸,一般認為是獨角獸。傳說中,這種神獸能辨是非,明善惡。相傳,舜帝時期的司法判官皋陶,在斷案時,遇有疑難,就請出神獸,請神獸作判斷。“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之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論衡?是應》)。而古體“”字的右下部分是個去字,表示,對于違犯條規的人、事,則去除之。從這樣的記載來看,法是古代神明裁判留下的痕跡,其中包含了正直、公平這樣一種判斷價值。
三、以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理解法律的一般特征
第一、法律是由國家創制并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法律區別于道德規范、宗教規范、風俗習慣、社會禮儀、職業規范等其他社會規范的首要之處在于,它是由國家創制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社會規范。
從法的一般原理來說,法的形成固然是經濟運行和社會變遷(沖突與控制)的結果。但歷史發展的形式并不是單一的,終極意義上的原因不能替代事物形成的直接途徑和具體方式。事實上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具有不同的歷史和文化。關于法律的起源,中國走過的是一條與世界上其他早期民族同樣的道路,但由于各民族生活習性、生存環境、生產方式等的不同,法產生的內容、形式及其涵容的文化成分又很不相同,因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一般地說,法律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在經歷了一長段沒有國家、沒有刑罰的社會以后,隨著生產力由低下狀態的逐漸提高,出現了貧富分化,有了私有財產,私有觀念開始萌發,犯罪也就出現了。這就是說,當財物占有的不平等取代原始平等后,就會有犯罪。人類從無序狀態進入有序狀態,原始氏族演化為國家組織,這時,法律也就由氏族習慣逐步演變為法律。
中華民族的祖先生活在自然條件優越的黃河、長江流域,較早步入農業經濟,但生活環境相對封閉。農業社會的結構形態因生產活動的主觀需要和環境條件的客觀因素是血緣紐帶不僅沒有割斷,反而愈加牢固。因而,法的產生及上古社會的法律制度有不同與西方法律文化的獨特處,中國上古時期的法律是在戰爭中出現并逐步強化的。
史前時期中國古代法的最初形式主要表現為幾種刑罰。一是死刑,如刺(刺殺)后來演變為奴隸制五刑中的大辟。二是肉刑(宮刑、劓刑),三是流放之刑。而這幾種刑罰大都是在部族征戰或與部族征戰相關的環境中出現和使用的。
第二、法律不但由國家制定或認可,而且由國家保證實施。法律具有國家強制性。這種強制性,既表現為國家對違法行為的否定和制裁,也表現為對合法行為的肯定和保護。
中國傳統法律在有關家庭與家族領域內所貫徹的儒家倫理或者說禮教,集中體現為一個“孝”字。“孝”作為儒家倫理中一個最重要的基本范疇,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家庭與家族領域內上下輩之間的各種關系都可以用一個“孝”字來概括。子女因為孝而美名遠揚、傳頌與世;子女因為不孝而聲名狼籍、不齒于人。這類事例在中國的古典文獻,以及文學作品中都有大量記載。法律憑借其特有的強制力對此加以褒貶,它賦予父母對子女的教令權,違犯教令的子女要受到刑罰制裁。《唐律疏議》規定:“諸子女違反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
儒家文化特別重視家庭成員之間的長幼尊卑,統治階級通常通過法律加以穩固。在中國,早就有卑幼侵犯尊長要加重刑罰的規定。隨著兩漢以后法律的儒家化,《晉律》進一步規定,在刑罰適用上要實行“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的原則,即親屬之間相犯要按照五等服制來定罪量刑。所謂服制,是中國古代以喪服作標志,來規定親屬的范圍、等級、亦即親屬關系親疏遠近的制度。一般說,親屬關系愈近,以尊犯卑,處罰愈輕;以卑犯尊,處罰愈重。反之,服制愈遠,以尊犯卑相對變重,以卑犯尊相對減輕。在民事法律關系上,也可依服制決定贍養和繼承等方面的權利和義務。
第三、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階級社會中,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中國傳統法律倫理化的影響極其廣泛,我們可以在傳統中國法律文化的各個領域中觀察到它的表現,也可以在每一部法典甚至每一條律文中,察覺到倫理精神和原則的均勻滲透。
中國傳統社會的立法,一直偏重刑法。盡管2000年的封建社會的刑法有嚴酷的一面,但在遵從儒術的指導思想下,也有不少含有人文關懷的規定。
如漢朝的恤刑制度及親親得向首匿的規定。恤刑是指對老人、小孩、婦女、殘疾人等在生理上孱弱者在定罪量刑時給予特別寬宥的做法。先秦儒家繼承了周初統治者“耄與悼,雖有罪不加刑焉”(八十歲以上及七歲以下之人免于刑事處罰)的思想,主張在適用刑罰時要矜老恤幼,以體現仁恕之道。受此影響,漢代在處刑上,對老、幼都有寬免規定。如規定:年未滿八歲,八十歲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做。漢代還為女徒犯規定了專門的贖罪辦法,《漢書.平帝紀》:“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指女犯定罪判決后可以釋放回家,但每月必須出錢三百由官府雇人到山上砍伐木材,以代替女犯應服的勞役。而親親得向首匿,是漢代刑罰適用原則之一。具體指漢代法律所規定的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應相互包庇隱瞞,不得向官府告發;對于親屬之間容隱犯罪的行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責任。漢宣帝地節四年(前66年)下詔明確規定:“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書》卷八《宣帝紀》)據此,卑幼隱匿有罪尊長,不追究刑事責任;尊長隱匿有罪卑幼,死罪上請廷尉決定是否追究罪責,死罪以下也不追究刑事責任。這一刑法適用制度自漢宣帝以后成為中國古代重要刑事法律原則之一,并一直為后世歷代所沿用。到唐代,這一制度演變為“同居相為隱”,即同財共居之人及一定范圍的親屬之間,互相容隱犯罪者,可以減免刑事責任。
以上這些原則是封建社會儒家文化和道德建設被法律化的一種體現,主要是為了家庭穩定,社會和睦。從現代法律建設上說,它表現出了充分尊重證人的權利和尊嚴。
第四、法律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法律不是{空出現的,而是產生于特定物質生活條件基礎之上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是指與人類生存相關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地理環境和人口等。其中,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即是決定社會面貌、性質和發展的根本因素,也是決定法律本質、內容和發展方向的根本因素。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對法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就有什么樣性質和內容的法律。同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也制約著法律的發展程度。不能設想,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奴隸社會,會制定出保護科技文明創造的知識產權法;在大工業時代之前的社會,會制定出保護自然環境的環境法。
夏朝《九刑》中規定了墨、劓、宮、刖、殺、流、贖、鞭、撲九種刑罰。這些刑罰以現代的眼光看,一定殘忍無比,但放在當時的社會,也就自然而然了。
[參考文獻]
[1]《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 張中秋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6.
關鍵詞:中國傳統服飾,文化內涵,審美意蘊,時尚服飾設計
人類作為智能化生命,一個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無止境的進取性,以自身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來愉悅人世生活,促進每個人的充分自由發展,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這是一個承傳延續的生命演繹歷程。作為人類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當代服飾文化理應遵循這種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精神。服飾的文化意義在于適應自然環境以滿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體活動、美化身姿體態以娛悅身心健康、顯示社會身份以表征社會角色等。作為人體的延伸,服飾還能夠表現出穿著者的長處和特點,極富魅力地表現個性、欲望和心理特征。為此,服飾設計不僅要切合現時美觀大方的流行趨勢,使其富有突出的個性表現力,體認穿著者的心理特征和觀賞者的趨同心態,而且應將傳統服飾文化融入其中,凸顯其生命蘊涵和審美意蘊,將傳統與時尚有機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營造出有底蘊的時尚服飾文化。
一、中國傳統服飾的文化內涵
服飾是人類生活要素和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并代表著一定時期的文化。服裝的款式設計、面料選用、顏色組合等,均記錄著特定時期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狀況,反映著人們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審美觀念。
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不是一種孤立存在的文化現象,它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體,也是附著于物質載體之上的主體美的物化形態,既主張象征表意性又倡導審美愉悅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創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達,使內涵意義與表現形式完美統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統一之美來展示民族美學的生命藝術品位。f”以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的顏色為例,其文化內涵亦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而演變,并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民族性和時代性審美特征。中華傳統服飾文化的生活色彩濃郁,它以等級標識為主要體征,并被賦予特定的倫理意義,如商代將取于自然的青藍、赤紅、黃、白、黑五種顏色視作尊貴色彩,規定只有奴隸主和貴族階層的著裝才能使用這些顏色,且“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髓,黑與青謂之獻,五彩備謂之繡”。此外,將五色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方式相結合,與五行等相對應,構成了所謂“五方正色”的圖式,并根據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終始說”,將之與生命道德聯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紅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服飾色彩作為政治倫理的外在形態直接被用來“別上下、明貴賤”,成為統治階級等級差別的標志性象征,而黃色和龍紋則成為皇帝的專用色和王權的象征。在封建等級制度的高壓和儒家禮教思想的雙重作用下,色彩的應用已脫離自然的物質屬性及其本來意義而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倫理色彩。可見,中國傳統服飾的文化內涵極其豐富,它出干對自然和生命的無限崇拜以及對等級標識的刻意表述而呈現出明快的色彩風格與和諧統一的心理追求,整體效果既賞心悅目又簡單大方,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五色體系和風格表現方式,成為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基調。
人類創造的世界是一個文化的王國,文化伴隨著人類生命的進程而發展,并在社會的進步中發揮著巨大作用。服飾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統一。一方面,服飾是文化重要的構成要素,文化的發展刺激著人們對服飾的需求;另一方面,人們對服飾的需求又豐富了文化的內涵,把文化對自然的改造與人的自身培養及生命審美聯系在了一起,最終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著名人類學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藝術》中指出:“追求藝術表現和優雅的外觀,是人類的共性。可以說,在古代社會中,許多人已經感覺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們的意識,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銳得多,強烈得多。在人類歷史的演變進程中,服裝對于人類已不僅僅限于遮體御寒,還能滿足人們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體認,如中國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獵手用獵物的牙齒、蹄爪、羽毛或尾巴裝飾在自己衣物上,以顯示其英勇無敵或地位崇高。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衣服的質料、顏色、式樣及附屬裝飾越來越與整個社會心態和個性心理相呼應,服飾本身作為一種信息符號,能夠傳達時代風尚、文化特色以及個人的文化教養、知識水平、風度氣質與社會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視為人的“第二皮膚”,它能夠反映出一個人尤其是女性的個性和心理狀態。美國服裝學家布蘭奇·佩尼在(世界服裝史》中寫道:“將一種鮮花戴在頭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雙唇染上紅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審美觀點……女性服裝的質料、色彩、縫制以及與服裝相匹配的佩飾能夠加強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場合的自信心、風度、競爭力量。
二、中國傳統服飾的審美意蘊
1.適中、和諧的“情理美”
中國傳統服飾的含蓄婉約與中國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華夏“中國”之“中”,皆強調“不過分而和諧”,這在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有明顯體現。中國傳統民族服裝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確勾勒人體,又不同于古希臘、古羅馬那樣用一塊布隨意地披掛或纏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適體”的樣式,即倡導一種包藏又不局限人體的若即若離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來就作為一種美德為中華民族的先輩所推崇,所謂“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諦是“精神快樂休閑,勝干物質進步”。這反映在服飾文化中就是講究隨意、閑適、和諧,沒有過分的突出、夸張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給人一種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國傳統服裝的制作者(裁縫)在設計和制作服裝的過程中憑借直覺與經驗,于“適體”中呈現的是一種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種以數理為基礎的精確到尺寸的“理性美”。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服飾的文化內涵極其豐富,具有明快的風格與和諧統一的心理追求,其獨特的五色體系和風格表現形式成為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基調。中國傳統服飾具有適中、和諧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現代中國服裝設計要繼承中國傳統服飾“諧調”、“統一”的審美原則,把傳統服飾文化中的實用價值、文化價值、審美價值融入現代服裝設計,結合時尚理念和設計原則,在創新中實現傳統與時尚的完美融通。設計師只有在立足傳統的基礎上來把握時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國服飾文化的發展空間。
人類作為智能化生命,一個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無止境的進取性,以自身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來愉悅人世生活,促進每個人的充分自由發展,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這是一個承傳延續的生命演繹歷程。作為人類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當代服飾文化理應遵循這種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精神。服飾的文化意義在于適應自然環境以滿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體活動、美化身姿體態以娛悅身心健康、顯示社會身份以表征社會角色等。作為人體的延伸,服飾還能夠表現出穿著者的長處和特點,極富魅力地表現個性、欲望和心理特征。為此,服飾設計不僅要切合現時美觀大方的流行趨勢,使其富有突出的個性表現力,體認穿著者的心理特征和觀賞者的趨同心態,而且應將傳統服飾文化融入其中,凸顯其生命蘊涵和審美意蘊,將傳統與時尚有機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營造出有底蘊的時尚服飾文化。
一、中國傳統服飾的文化內涵
服飾是人類生活要素和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并代表著一定時期的文化。Www.133229.cOm服裝的款式設計、面料選用、顏色組合等,均記錄著特定時期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狀況,反映著人們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審美觀念。
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不是一種孤立存在的文化現象,它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體,也是附著于物質載體之上的主體美的物化形態,既主張象征表意性又倡導審美愉悅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創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達,使內涵意義與表現形式完美統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統一之美來展示民族美學的生命藝術品位。f”以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的顏色為例,其文化內涵亦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而演變,并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民族性和時代性審美特征。中華傳統服飾文化的生活色彩濃郁,它以等級標識為主要體征,并被賦予特定的倫理意義,如商代將取于自然的青藍、赤紅、黃、白、黑五種顏色視作尊貴色彩,規定只有奴隸主和貴族階層的著裝才能使用這些顏色,且“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髓,黑與青謂之獻,五彩備謂之繡”。此外,將五色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方式相結合,與五行等相對應,構成了所謂“五方正色”的圖式,并根據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終始說”,將之與生命道德聯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紅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服飾色彩作為政治倫理的外在形態直接被用來“別上下、明貴賤”,成為統治階級等級差別的標志性象征,而黃色和龍紋則成為皇帝的專用色和王權的象征。在封建等級制度的高壓和儒家禮教思想的雙重作用下,色彩的應用已脫離自然的物質屬性及其本來意義而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倫理色彩。可見,中國傳統服飾的文化內涵極其豐富,它出干對自然和生命的無限崇拜以及對等級標識的刻意表述而呈現出明快的色彩風格與和諧統一的心理追求,整體效果既賞心悅目又簡單大方,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五色體系和風格表現方式,成為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基調。
人類創造的世界是一個文化的王國,文化伴隨著人類生命的進程而發展,并在社會的進步中發揮著巨大作用。服飾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統一。一方面,服飾是文化重要的構成要素,文化的發展刺激著人們對服飾的需求;另一方面,人們對服飾的需求又豐富了文化的內涵,把文化對自然的改造與人的自身培養及生命審美聯系在了一起,最終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著名人類學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藝術》中指出:“追求藝術表現和優雅的外觀,是人類的共性。可以說,在古代社會中,許多人已經感覺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們的意識,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銳得多,強烈得多。在人類歷史的演變進程中,服裝對于人類已不僅僅限于遮體御寒,還能滿足人們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體認,如中國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獵手用獵物的牙齒、蹄爪、羽毛或尾巴裝飾在自己衣物上,以顯示其英勇無敵或地位崇高。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衣服的質料、顏色、式樣及附屬裝飾越來越與整個社會心態和個性心理相呼應,服飾本身作為一種信息符號,能夠傳達時代風尚、文化特色以及個人的文化教養、知識水平、風度氣質與社會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視為人的“第二皮膚”,它能夠反映出一個人尤其是女性的個性和心理狀態。美國服裝學家布蘭奇·佩尼在(世界服裝史》中寫道:“將一種鮮花戴在頭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雙唇染上紅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審美觀點……女性服裝的質料、色彩、縫制以及與服裝相匹配的佩飾能夠加強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場合的自信心、風度、競爭力量。
二、中國傳統服飾的審美意蘊
1.適中、和諧的“情理美”
中國傳統服飾的含蓄婉約與中國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華夏“中國”之“中”,皆強調“不過分而和諧”,這在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有明顯體現。中國傳統民族服裝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確勾勒人體,又不同于古希臘、古羅馬那樣用一塊布隨意地披掛或纏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適體”的樣式,即倡導一種包藏又不局限人體的若即若離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來就作為一種美德為中華民族的先輩所推崇,所謂“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諦是“精神快樂休閑,勝干物質進步”。這反映在服飾文化中就是講究隨意、閑適、和諧,沒有過分的突出、夸張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給人一種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國傳統服裝的制作者(裁縫)在設計和制作服裝的過程中憑借直覺與經驗,于“適體”中呈現的是一種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種以數理為基礎的精確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屬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美的范疇,這一手法通常將作者的情感表達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達到啟發聯想、耐人回味之藝術效果,彰顯“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藝術境界。這類似于中國畫中的寫意手法,即不豺著于對事物的客觀再現,而強調欣賞某種朦朧的含蓄美,在虛實關系上偏重于對“虛”的張揚。引入到服飾文化的藝術創作中,就是設計者特別注重“不著跡象、超逸靈動”之美,不刻意追求數字上的精確性或純形式的客觀美感,而是崇尚用無窮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現情感。如用寬衣大袍、中規中矩的樣式或寫實與變體相結合的動物、幾何紋樣、花草枝、藤蔓紋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飾圖案來傳達一種與政治或倫理的關聯意向。
漢初之“袍”被作為禮服,一般多為大袖,袖口部分收緊縮小,緊窄部分為“祛”,袖身寬大部分為“袂”,所謂“張袂成蔭”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其畫像人物皆穿著寬敞的衣衫,衫領敞開,袒露胸懷,或赤足,或散發,無羈放蕩,張揚著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的人生品性,給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隨性自然的審美意境。中國傳統的女性服裝旗袍,是傳統服飾文化與現代時尚設計完美結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結構適體、內外和諧,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飾特色的近代中國女性的標準服裝,是中華服飾文化的代表,在女裝舞臺上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設計表面上不溫不火,實質上內涵豐富、意蘊幽遠,達到了形式與內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質感和簡潔的造型表現出流暢明快的線條與和諧一體的氣韻,展示出東方女子溫柔、典雅之美。這種氣韻不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內心。穿上旗袍,既能襯托出東方女性優美的身段,又能顯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閑的生活節奏,充分展示出中國傳統服飾的含蓄美,呈現出一種宛若自然生命律動的朦朧佳境。
三、中國服飾文化的承傳拓展
1.繼承:拓展傳統服飾文化的基礎
中國素有“衣冠王國”的美譽。縱觀華夏服飾文明的發展史可知,“諧調”、“統一”是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真諦。自中國服飾文化誕生伊始,就遵循著理物取暖與審美表現、標識顯示與象征表達、個性突出與喜慶吉祥相結合的制作原則,以最大限度地達到服飾與自然、服飾與社會、服飾與人群的和諧統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統一更是中國傳統服飾文化最珍貴的審美品質。比如,作為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基本元素,“標示突出文化”同主要應用于人們在生產和生活中對等級尊卑、行業職別、年齡性別的標示和意念表達上,從原始部落首領與狩獵功臣的服飾標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標示,從文官武官的服飾標示到現代軍裝、職業裝、晚禮服的服飾標示等,均彰顯著其“標示突出文化”的審美底蘊。當然,中國傳統服飾文化承載著傳統儒家中庸觀,受政治因素的影響頗深;而20世紀中期的“綠色”服裝覆蓋全國,“軍干裝”及其灰色基調也使中國服飾呈現簡單劃一的窘況。然而,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占數千年發展主流的是“諧調”、“統一”的服飾文化,理應將之發揚光大,諸如以原色表現為主的大氣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內涵意義與表現形式圓滿統一并最大限度地達到服飾與自然、社會、人群協調一致的完美原則,以民俗吉祥意象為特征的表現形式等,現代中國的服飾文化都應予以承傳拓展。
2.創新:傳統與時尚的完美融通
在當代中國,傳統服飾與時尚設計的審美融通對提高服裝的文化附加值、滿足時尚消費需求、締造民族特色品牌、開拓國內外市場具有特殊意義。全球化時代的服裝產業競爭日趨激烈,各國服裝設計師在服裝設計中都很注重對本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張揚本國服飾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國現代服裝設計整體上還存在著設計理念落后、創意不夠、沒能把傳統服飾文化的精髓融入現代服裝設計之中等問題;加之國外品牌紛紛涌入,國內又缺乏與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國的服裝設計在國內、國際競爭中均處于不利地位,嚴重影響了中國服裝業的進一步發展。所以,當務之急是在借鑒傳統文化符號的基礎上,將傳統與時尚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將之從表面符號的簡單借用提升到對服飾文化內涵的審美體認與表征陰,創立自己的服裝品牌,發展中國傳統元素與現代時尚設計和諧融通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服飾文化。
實現傳統服飾文化與現代時尚設計的完美融通,實質就是一種在繼承傳統服飾文化基礎上的創新。這種創新首先須領會傳統文化,否則創新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即設計師要在精神文化層面上把握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精神理念,將我國傳統文化元素與各種時尚理念、理論資源加以整合,把傳統服飾文化中的實用價值、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創造性地融入現代服裝設計,豐富其文化蘊意,提升產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對傳統元素符號化、表面化的簡單組合或圖解式、獵奇式的樣品展覽。好的服裝設計創意是設計師在把握了傳統服飾文化理念之后,結合時尚理念和設計原則,對傳統文化積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種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現買現賣、照貓畫虎。河南“丙戌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動中展示的服裝就非常具有文化價值。拜祖服裝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顏色迥異、面料粗樸,以金色緞帶鑲邊;紐扣的設計則采用盤扣樣式,其金屬材質與服裝面料及服裝的金邊質地形成細膩的對比;袖口翻邊采用緞織紋路,既有古樸特點又有現代的工藝形式。整個設計將傳統元素與時尚設計完美結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義,可謂形式與內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極佳的藝術效果。所以,當代中國的時尚服飾設計應該分析研究傳統服飾的配色及制作規律,理解、感悟傳統服飾文化的深厚、博大與凝重,并使之巧妙地運用到現代服裝設計中來,加之挑花、刺繡、蠟染、扎染、手繪、編織、織花、抽紗等現代工藝,并結合時代流行趨勢與時代特征,將繼承傳統與探索創新有機結合,這樣才能創造出既有時代感又有民族神韻的服裝。
四、結語
[關鍵詞]現代藝術 否定之否定 散點透視
自1840年以來中國的門戶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之后,中國人開始由原先相對“夜郎自大”的狀態而迅速變成了一種崇洋的自卑意識,面對西方的物品和西方的思想意識、生活意識也隨即影響到了中國人,面對中國傳統文化意識的改變,是繼承還是否定?
從古至今,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實質是一直非常開放的,在對待外來的文化始終是處于不斷的吸收和采納中,被吸收和采納的成分將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佛教是外來的宗教,在東漢時就傳入中國,作為一個哲學體系被中國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利用和接受,后來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學最終于中國本土的宗教互相融合形成了禪學;菩薩的形象是典型的外來文化中的藝術形象,而在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之后,在唐代將該藝術形象逐漸轉變成一個女子的形象,這個由男子形象轉變成女子形象的過程,便是被中國傳統文化吸收和采納以及最終成為本民族形象的過程。
中國人面對外來文化始終是以一種理性的雍容的平和的心態去面對和接受的,并不是一味地拿來,也不是盲目的崇拜。而如今,中國人在面對著西方發軔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現代藝術之后就開始茫然了,這當然首先源于一種陌生的文化,我們在談論欣賞之時的困難之前應該靜心去撫順一下思路,也許在欣賞之前我認為首先是要去深刻認識,只有建立在深刻的認識基礎上,我們才能深深感覺到的美或者是作者傳達給我們的思想意識。當然,西方的現代美學意識是區別于中國傳統的美學意識的,所以,突然在這世紀之交,就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是不現實的,因此要冷靜面對傳統文化,認識民族文化的價值系統,吸收外來的文化。
要解決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問題,以及凸顯傳統文化的內涵首先要清楚下面的幾個問題。
一、中西文化在審美意識形態方面存有明顯的差異
西方的現代設計是建立在深厚的西方的文化基礎上的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或者說是講究“實”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建立在否定之否定的藝術領域中的全新表現,而在這里,中國人則是肯定之肯定的去繼承和發展的,或者說西方的這種文化形式更多的類似于科學的涵義而中國人的藝術形態更加接近藝術的本質涵義,當然這里并無任何褒貶之意,只是東西方人對美感內涵的認識區別而已。
中國人在對藝術的審美中注重形式背后的想象和聯想,這是中國人對藝術的情感追求,在中國的山水藝術中追求可游可居,山水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靈魂或是精神的空間,而西方的藝術形態則是更多注重形態或是實體本身,即使過渡到現代抽象藝術,畫面的真正的價值也是表象化的。
在現代設計中,如何將傳統文化繼承下來是大勢所趨,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而目前中國有一門藝術設計課程———圖案,該課程在面對三大構成時,許多人喊出了取消圖案教學的呼聲,其實這不是空穴來風,是步日本之后塵,就我所知中國傳統文化的圖案是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的。早期留學歸國的工藝美術大師無不對傳統的圖案藝術有深刻的認識,將中國傳統文化繼承下來是當今面臨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二 真正要傳承的是傳統的文化意識形態而不僅僅只是圖形的問題
在面對東西方文化的同時,傳統的文化形態在介入西方的藝術形態中相當困難,其最終的目的是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如何傳承的問題。而要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傳統圖形往往就承載了這個歷史的媒體,而這里諸多的歷史圖案都包含著不可泯滅的傳統文化。“歲寒三友”“松竹梅”應用甚廣,用于表達堅韌不拔和樂觀的民族性格,而成為中國典型的傳統圖案,繼承這三種圖案的目的在于繼承這三種物質形態所包含的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松”成為一種經冬不凋和長壽的象征,“竹”則用于表現有才華的君子,“梅”則表示了一種氣節傲骨的涵義,所以繼承這些圖案就是繼承民族的思想意識。從更深層的含義來說,圖形背后的民族的意識和精神才是真正的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的四神圖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這些是與中國傳統五行息息相關的幾種圖案形象。青龍屬木,位于東方;朱雀屬火,位于南方;白虎屬金,位于西方;玄武屬金,位于北方。由于四神守護著四個方向,表達了中國人期盼平安的思想意識。
中國仰韶文化中的圖案,存在的共用形的問題同于敦煌莫高窟藻井圖案中的兔子形象,這其實是一種動感的外在表現形式。在現代藝術中,該種藝術表現手法同樣得到了應用,埃舍爾的作品中屢見不鮮的共用形問題,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圖案的諸多藝術的價值取向,先民在藝術生活中都作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
三、在現代藝術中東西方的藝術形態其實存有很多的共性
在霍去病墓石刻中采用了簡潔的石刻手法——線刻的藝術手法,在現代藝術家布朗庫西的藝術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表達了一種純粹的藝術形態,同樣也表達了材料本身的藝術美感。
傳統圖案在現代設計中除了能夠傳承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之外,同樣在中國的傳統圖案中包含了高深的藝術價值和造詣。
在一幅漢代的石刻《收割獵雁圖》,作者將獵雁的部分置于圖形頂端,而將割麥的過程置于圖形下部,表現了一種普通的視覺意識,天空在上,地面在下完全符合人的視覺習慣。其二,作者注意到了一個在現代藝術中非常注重的平衡問題,將獵雁最大強度置于左上,將割麥的最大強度置于右下,這兩種力度形式最終取得了視覺上的平衡,在這里面包含了很多現代藝術中的諸多問題,都曾在格式塔心理學中提過。
傳統的周易的八卦形象,是“易由象生”的涵義,是指這幾個基本的卦象是建立在具體的形象的基礎之上的,而這幾個基本卦象表達了深刻的涵義: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履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這些圖案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形態,如何利用這些文化形式,成了現代藝術設計中設計行業的重頭戲。
除了這些廣泛的藝術形態外,中國的民間藝術也有著深刻的圖形涵義和價值。還有中國傳統文化中始終保留的空間透視方法。例如散點透視在中國的傳統繪畫和民間藝術中有著廣泛的形式表現,這種藝術手法深刻表現了中國人的意識觀念,或者說是“藝術意志”,在西方的現代藝術中,立體派的代表人物畢加索在許多的藝術形態中都采用了這種空間的表現手法,后來勃拉克在論著中曾明確提出了該種透視的重要性,開創了該種透視的創作先河。而在東方早在南北朝時宗炳就提出了這種透視的現象,在沈括的《夢溪筆談》中闡述了中國人為什么不采用焦點透視,因為它不符合中國人的以大見小的藝術觀點。這種全面的動點透視可以自由創作,并表現出作者的造詣,因人而異,才會發現中國人非常注重經營位置,這直接體現了藝術家的藝術水平。而且從某種角度來說,該種透視是符合人的生理需求的。是對外在事物的“直接”的表現。同時在中國的民間圖案中還表現了一種自由時空藝術特點,可以將時間和空間進行自由的綁定,將花果同枝、日月同輝都展現在同一個畫面中,或者將同一個事物的整個發展過程都展現出來,這其實是表現了一種感情上的真實,一種非具象的更加真實的形象。
這在現代藝術中都有了深刻的表現,在現代繪畫中就時間問題,做了多方面的考慮,用運動的形態杜尚的《下樓梯的裸女》就為了表達時間的存在,在波丘尼的雕塑中沒有任何具體輪廓形象,任何物體都處在不斷的形態轉化過程中,而呈現出了被時間占據的藝術形象,這都是時間在藝術中的重要的表現形式。而在中國民間藝術中已是屢見不鮮的表現主題。
中國傳統圖案中包含的民族意識是必須繼承的,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圖案形式除了包含著中國的意識思想之外,同時具有深刻的藝術涵義。也許亨利·摩爾在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之后才真正認識到虛體的涵義繼而成為藝術大師的,而畢加索從不否認自己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才真正確立自己的藝術形態的,此種例子不勝枚舉。
東西方文化的交融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當國際主義的風格在面對地方主義時,兩者之間是如何走向共生,傳統性圖案或是傳統意識狀態與現代藝術設計是否能在互相對立的沖突中,共融共生,需要充分認識到中國傳統圖案和意識狀態與西方的文化體系的共同點與差異點,從而實現東西方藝術的融合。
參考文獻
[1]《中國圖案作法初探》 雷圭元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2]《中國歷代裝飾畫研究》 龐薰琹 文化藝術出版社
[3]《形態構成學》 辛華泉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摘要:高職學生的傳統文化教育與積業道德問題是教育理論與實踐需要解決的現實向題。職業道德蘊涵了信仰、價值、態度和人性等豐富的傳統文化教育內涵,是高素質勞動者社會生活的核心內容。面向職業道德的傳統文化教育必須以培育主體性為核心,在理念和實踐層面上開展創新。
關鍵詞:高職學生 傳統文化教育 職業道德 主體性
職業道德,作為高素質勞動者社會生活的核心內容,蘊涌了豐富的傳統文化教育內涵,為高職教育如何從傳統的傳統文化教育中轉變出來,提供了新的視野。
一、高職傳統文化教育面向職業道德的重要性
(一)傳統的傳統文化教育與職業道德之間的沖突
知識經濟社會的到來,社會文明水準的不斷提高,使得職業崗位和物質精神產品的文化內涵不斷加深。社會和企業單位倡導的文化觀念、道德思想、法律和制度要求等內容所構成的思想和制度文化體系,與具體的職業崗位結合,形成了具體的職業要求,成為職業崗位所要反映的社會文化內容。
在我國,傳統文化教育有著悠久的歷史,隨著現代經濟的開展,現代生產技術落后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卻缺乏深刻反思,以至干傳統文化教育缺乏足夠的創新,對人文科學的應用研究缺乏足夠的重視。由于傳統傳統文化教育思想的長期影響,直到現在高職傳統文化教育還存在著抽象理論多、學科知識多,貼近職業道德的內容和課程少的現象,缺乏職業教育的特點。
(二)職業化內涵的啟示
在發達國家,企業及員工的職業化意識已成為企業管理的基本意識,職業化已成為勞動者隊伍建設和管理的基本途徑。以國際通行的概念分析,職業化的內涵至少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以“人事相宜”為追求優化人們的職業資質。二是以“創造績效”為主導開發人們的職業意識、三是以“適應市場”為基點修養人們的職業道德。對于職業資質來說,包括職業崗位需要的和任職者供給的知識能力素質結構以及二者的相宜是職業化的基本準則,以面向職業道德為基本態度,體現了對技術與人文素質的整體要求。
(三)職業道德是高職傳統文化教育的本源和載體
職業道德狀態與人的社會地位、經濟收入、事業成就有著緊密的聯系,是個體社會生存能力的基本標志。現實情況也是如此,人們往往把職業目標的選擇與社會生存狀態的追求聯系在一起。如,高職生在知識型、管理型“白領”和體力型“藍領”之間選擇技術技能型的“灰領”作為自己的職業目標,是高職生綜合理想追求和現實可能后對生存狀態的一種定位。
二、高職傳統文化教育面向職業道德的主要涵義
(一)以適應職業道德為目標.提高高職學生的主體性水平
職業道德蘊涵了社會經濟、自我實現等多方面的價值,對這些價值的體驗形成了高職學生意義學習的基本動力,促進了學生主體性的發展。羅杰斯認為“當學生覺察到學習內容與他自己目的有關時,意義學習便發生了”。“涉及學習者整個人(包括情感和理智)的自我發起的學習,是最持久、最深刻的”。因此,高職傳統文化教育如果離開了職業意義,或者只涉及理智的方式選擇教學內容、組織開展教學,是難以促進學生自覺地發展的。另外,學生對職業意義的理解伴隨著學習進程的不斷深入而加深。實施高職傳統文化教育要以職業意義為基礎,要把職業的審美性、倫理性,藝術性和社會經濟意義等情感與價值的理解和內化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要根據理解力的發展規律,在不同的階段選擇不同的意義學習。
(二)從職業道德的整體要求出發.加強人文知識的應用教育
從職業道德對技術與傳統文化教育的整體要求出發加強傳統文化教育,必須提高傳統文化教育在課程教學目標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作為實現培養目標的課程及其教學,都要承擔傳統文化教育的任務。因為,即使是一門純技術的課程,它也是人化的結果,更何況它的教學過程是在人與人、人與組織及制度的關系中展開的,所以,任何一門課程和它的教學都普遍地存在著傳統文化教育的涵義。當然,就一門課程及其教學而言,有其自身的核心任務,或側重于技術或側重于人文或人文與技術的結合。第二,當前大眾對物質精神產品的文化需求不斷提高,高職傳統文化教育不僅只承擔提高學生人文素質的任務,還要承擔人文知識應用教育的重任。第三,要充分發揮學生對職業價值體驗的積極作用,把“包括與創造性或系統改進有關,維持整個組織工作效率的人文要素”,納入教學目標和過程之中,使得傳統文化教育對學生職業能力的發展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三)創建民主的教學制度文化.以提高學生
對社會企業制度文化的適應性開放、民主、公平是現代社會企業制度文化的普追趨勢。建立以提高學生主體參與的教學制度文化熏陶學生,是提高學生適應社會企業制度文化的有效途徑。這種熏陶可以從學生在教學中的權利運用和責任落實中展開。從權利運用的角度看,要使學生具有課程設置和教育教學內容選擇的參與、建議權,教師的選擇權,教育教學過程的監督權,教育教學的評價權,從學生的責任來看,要使學生落實好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責任、執行教學制度的責任。以適應和超越于當下社會企業制度文化發展狀態的學校教學制度及其良好的運行,將為學生學會如何處理個人與社會企業、個人與他人的關系提供范式、積累經驗。因此,要把面向職業道德的高職院校教學制度文化作為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徑和資源,進行教育意義上的創造性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