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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濟研究范文第1篇

關鍵詞：循環經濟；商業經濟；創新；研討

一、搭建循環經濟下商業經濟制度的意義

建立良好的生態商業環境，一方面能推促商業區內的各個生態環節彼此配合，相互之間協調，讓企業之間形成持續發展動力，進而帶動行業的全方位發展。另外一方面，由于綠色商業發展中，是要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看成發展的主線，因而在發展中要秉承經濟和環境協調的原則，故此，循環經濟開設中要融合生態學理念，這對商業經濟的發展而言可謂至關重要。且商業經濟生態創新機制的推行要從多方面入手，目的是讓循環經濟實現其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發展到今天，堅定不移的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是正確，通過總結十多年鹽湖循環經濟建設尤其是金屬鎂等一體化項目，總結出很多經驗和教訓，通過創新發展，為行業發展帶來新的動力。改革中要以側結構為主要抓手，并化解規模與產能過剩的矛盾，不但能解決化工產品高進低出的問題，也能實現十三五規劃中鎂鋰鉀項目，使生態特色更好的凸顯出來，繼而讓生態鎂鋰鉀園成為國家柴達木混合經濟試驗區的升級。

二、分析循環經濟下的商業制度

商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是要以人們生活物資的循環為基礎，為此，要想讓商業經濟飛速前行，就要分析影響商業經濟的各個要素和細節，讓商業經濟處于可持續發展的態勢下，以期讓經濟能合理的進行資源整合與分配，然后將各個有效環節組合在一起，形成新型的商業經濟發展規劃模式，這是保障商業經濟能夠持續運作的必要前提，也是商業經濟能獲取最高利益的保證。1.構建企業消費系統構建企業消費體系是從微觀層面推進商業經濟制度發展的關鍵要素，通過建立清晰明確的消費系統和消費項目，讓商業經濟制度更為細化，并在此基礎上采取有效措施推助經濟發展。與此同時，要細化企業的各項消費細節，并評估消費過程和消費的各個環節，讓其形成消費系統，進而開展系統化的評估活動，以期將不同的發展機制納入到發展范圍內，讓經濟體制在發展中可形成新的合力，且有新鮮血液補充進來，讓企業消費系統構建的更具全面性。企業層面的清潔消費體系也需要借助于微觀層面的協調發展模式，促進循環經濟持續前行，讓企業可以從不同的視角考慮問題，探究問題的實質，這樣解決問題才能真正的契合要點，如建立清潔型消費科技項目的進程中，應推助商業經濟在發展中運用積極措施應對問題，企業為發展必然將新的科技應用在商業活動中，滿足商業活動更具實效性的同時，使新科學技術方式融入到日常生產中，提高生產效率。然后在評價中綜合各方要求，做好清潔消費的細節方面評價，事無巨細這樣才能讓評價更為全面和高效，進而讓發展機制全部納入到法制化軌道內，滿足商業經濟的長遠發展。2.構建完善的生態發展體系商業經濟的正常發展要以生態商業發展為前提，借助于循環經濟建立與之相配合的措施，并以生態學理論為指導依據，設計、構造商業區域環境，讓消費者結合自然環境，打造完整和系統化的組合模式，形成系統化運作模式。另外，應不定期的檢測商業生態系統的狀況，這樣才能確保每一個經濟運行模式處于合理的運作狀況。在分析循環經濟環境下商業經濟的發展，能進一步發現新的循環模式，開拓新的渠道，在形成合理鏈條系統后，為網絡系統的互利共生尋求最佳方案。目的是讓資源建設和動力消耗達到最優，產生最小化的廢物，消耗最小化資源，讓商業經濟處于循環狀態，進而可形成完整的經濟、社會框架體系，保障生態系統鏈條化，優化生態經濟系統。發展中我們需熟悉的講話精神，制定正確的戰略發展方向，加強頂層設計，做好開發與利用，由于循環經濟的利用是轉變現有經濟發展模式的必要前提，所以全國都應走此道路。青海就要先做好這件事情，發揮其示范作用。青海的資源也是全國的資源，就應有全局思想，在保護生態的前提下進行合理的資源利用，受益后代。3.搭建微觀商業經濟循環模式微觀商業模式的構建是基于商業經濟創新建設的基礎而來的，如德國為讓經濟呈現出可持續發展態勢，就在經濟建設的初期開展新型經濟循環雙元模式進行回收系統的綜合利用，這在商業經濟發展中將有著直觀性作用。該系統對資源或者再生資源的合理利用意義重大，其涉及到的細節不僅有消費，流通還有資源的可利用等方面，通過上述幾個方面整合資源，能從本質上進行商業經濟的循環利用模式，這將在本質上實現經濟的可循環利用，讓商業經濟發展更為長遠和更具持續性。4.建立商業生態創新制度商業生態創新制度的建立包括：科技創新、觀念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這四個方面，這四項制度之間相互聯系，相互發展，彼此之間既有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也有制約關系，通過彼此之間的配合可以讓商業生態系統滿足制度化建設的要求。在創新機制開設初期從觀念創新角度建立生態創新機制對于商業經濟的循環發展意義重大，生態商業園林的建設需要企業之間樹立可持續循環經濟的理念和管理模式，并要求企業在建立初期就切實考慮清楚三廢的處理反思，這將讓企業從根本上解決有關資源浪費的諸多問題，且對轉變環境建設意義重大。

三、結束語

循環經濟模式下，商業經濟需不斷創新，是讓商業園區的經濟水平得到提高的前提，故此就應針對園區的發展情況做好針對措施，特別是真對薄弱環節要重點推行針對措施。與此同時，隨時隨地關注提高商業經濟創新園區的各個小環節，滿足商業經濟區域的物質和經濟雙循環。實現商業經濟的多層面利用，建立商業經濟新模式，力爭提升商業經濟園區的競爭潛力。

參考文獻

[1]孫玉敏.商業經濟生態創新在循環經濟模式下的建設與發展[J].改革與戰略，2015，（8）：34-37.

商業經濟研究范文第2篇

在信息完全對稱狀態下，因商業銀行能夠準確觀測到貸款風險，抑制了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商業銀行通過利率調控可以實現信貸資金出清的目標，使商業銀行的資金投放意愿呈現單調遞增態勢，即貸款利率越高，商業銀行放貸意愿越強。然而，在信息不對稱狀態下，因商業銀行無法準確觀測到貸款風險，貸款利率必須控制在優質企業可以接受的適度范圍內。因為，一旦貸款利率超越該范圍，一方面，大量優質企業就會退出信貸市場，逆向選擇就會發生;另一方面，借款企業因無法承擔高利率成本而促發高風險博弈行為，道德風險就會發生。此時，商業銀行無法通過利率調控來實現資金出清目標，因為，一旦貸款利率超越適度范圍，隨著貸款利率的提升，會加劇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導致商業銀行的預期收益下降。顯然，商業銀行預期收益不再是單調遞增態勢，而是呈現“拋物線型”態勢。商業銀行基于收益最大化原則，將最優貸款利率定位于預期收益最大值所對應的利率位置，而該利率明顯低于瓦爾拉斯均衡狀態所對應的利率水平，導致信用等級不足的中小企業群體被排除在信貸之外，信貸配給發生。信貸配給的生成如圖1所示。在圖1中，D(i)、S(i)分別為信貸資金的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Q點為S(i)與D(i)的交點，即Q點為瓦爾拉斯均衡點，瓦爾拉斯均衡點所對應的均衡利率為iQ，A點為商業銀行預期收益最大化的決策位置，利率i*為預期收益最大化所對應的最優貸款利率。假如，商業銀行將貸款利率確定在均衡點Q所對應的iQ利率水平，則可實現信貸市場供求的均衡狀態，此時，D(iQ)－S(iQ)=MQ。但是，商業銀行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在其利益最大化狀態A點所對應的最優貸款利率i*位置實施放貸，此時，商業銀行貸款資金的投放量為MA=S(i*)，而信貸市場資金需求量(B點所對應的資金規模)為MB=D(i*)，從圖上不難看出，商業銀行將最優貸款利率i*作為放貸決策點，因i*位置所對應的資金供求規模失衡，即MA＜MB，導致信貸市場規模為ΔM的信貸需求無法得以滿足，從而引發信貸配給問題。顯然，變量ΔM形象地刻畫了信貸配給程度，其中:ΔM=MB－MA=D(i*)－S(i*)。在圖2中，縱坐標M與橫坐標C分別代表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發放規模與貸款企業的平均信用等級水平，M(C)代表依賴于借款企業平均信用等級水平的商業銀行信貸資金投放曲線，為一單調遞增曲線，即:dM(C)dC＞0，這是由于商業銀行的放貸意愿與借款企業的平均信用等級水平呈正相關關系。在信息完全對稱狀態下，因商業銀行具有準確識別借款企業信用風險的能力，將借款企業的平均信用等級水平設定在C1位置，即可實現信貸資金的市場出清目標，此時，商業銀行所發放的信貸資金規模為M(C1)。但是，在信息不對稱情形下，商業銀行無法準確觀測到借款企業的信用等級水平，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發生將成為“常態”。商業銀行清楚地知道，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將促使部分“劣質”企業進入信貸行列，這將導致企業借款的平均信用等級水平受到稀釋而出現下降，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考慮，商業銀行將企業借款的平均信用等級水平下調至C2位置，此時，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發放規模由M(C1)下調為M(C2)，其中:ΔM=M(C1)－M(C2)。可見，信貸配給引發商業銀行理性下調信貸市場的資金投放規模，使信貸市場形成ΔM規模的資金供求缺口，導致部分企業的資金需求無法通過信貸市場得以滿足，而無法通過信貸市場獲得資金支持的借款企業只能是那些信用等級水平較低的中小企業群體。因為，國有企業等大型企業因其強有力的資產實力和市場規模優勢，往往具有較高的信用等級水平，成為商業銀行優先放貸的借款群體。此外，商業銀行信貸資金規模的下調，使ΔM規模的信貸資金無法通過市場化方式出清，出于資金持有成本的考慮，商業銀行將實施信貸配給機制，將ΔM規模的信貸資金通過非市場化方式低成本的配給國有企業等大型企業，這些低成本資金將被國有企業等大型企業運用于邊際收益較低的領域，導致ΔM規模的信貸資金被低效運用。由此可見，在信貸配給機制下，商業銀行將部分信貸資金低成本地配給處于信貸融資過度狀態的國有企業等大型企業，使這些低成本信貸資金被國有企業等大型企業低效運用，而處于高邊際收益行業的中小企業卻因無法獲得信貸支持而失去規模發展的機會，從而引發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效率的缺失。對此，必須通過金融創新機制對信貸資金配置效率加以改進。

銀保協作與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效率改進

信貸市場信息不對稱促使信貸配給機制形成，信貸配給機制導致商業銀行預期收益呈現“拋物線型”的分布規律，基于利益最大化動機，商業銀行將依據預期收益分布來實施信貸投放決策，從而引發商業銀行信貸資金投放軌跡發生調整，使商業銀行放貸曲線從原有的“單調遞增”態勢調整為“拋物線型”的“先增后減”態勢，而商業銀行資金投放軌跡的改變，使信貸市場的瓦爾拉斯均衡點發生轉移，從而降低了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給效率，對此必須加以治理。本研究認為，構建銀保信貸協作機制(簡稱“銀保協作機制”)，充分發揮擔保機構對于借款企業信息的地域性優勢，可以有效緩解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有利于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管控，從而促使商業銀行將信貸資金投放于邊際收益較高行業的優質中小企業群體，不僅可以最大程度地滿足優質中小企業的信貸需求，而且有利于改進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的配置效率。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的過程，就是信貸市場資金供求缺口逐步遞減的過程，直至達到信貸市場資金供求的瓦爾拉斯均衡狀態。資金供求缺口的存在，使部分借款企業的融資需求無法得以滿足，從而閑置了一定規模的資金需求，這就等于信貸市場耗散了一定規模的資金效用，因此，商業銀行實現信貸資金均衡配置的過程，就是信貸市場資金效用耗散的過程。“耗散”來源于物理學科中的熱力學理論，具有“資源浪費”之意。為深入分析，本研究將物理學科中的熵耗散理論引入到金融學領域，以此來拓展和深化現代金融理論。我們以熵的大小來計量信貸市場資金效用的規模，簡稱為“資金效用熵”。設曲線Md=Md(i)與MS=MS(i)分別表示資金的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X為信貸市場的瓦爾拉斯均衡位置(兩曲線交點)，iX為資金供求的瓦爾拉斯均衡位置X所對應的均衡利率水平，S(iX)為均衡狀態所對應的資金效用熵，則資金效用熵的定義為:S(iX)=∫ix0［Md(i)－MS(i)］di。此外，本研究給出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效率的評價原則:在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均衡狀態下，資金效用熵耗散規模越大，信貸資金配置效率就越低;資金效用熵耗散規模越小，信貸資金配置效率就越高。也就是說，商業銀行實現信貸資金配置均衡狀態時，信貸市場耗散的資金效用熵規模越小，則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效率就越高。在圖3中，Ld為資金需求曲線，呈現單調遞減態勢，說明借款企業的資金需求與貸款利率呈現負相關性。在信息完全對稱狀態下，資金供應曲線LS應為單調遞增曲線，此時，B點為資金供求的瓦爾拉斯均衡位置，iB為均衡位置B點所對應的均衡利率水平。依據上述給出的資金效用熵定義，可得到均衡點B的資金效用熵S(iB)，結合數學分析中的定積分理論，可知S(iB)的數值規模應等于SOBD(三角形OBD的面積)。但是，在信息不對稱狀態下，資金供應曲線將是LS與L''''S兩部分組成的折線O－A－C，呈現“先增后減”態勢，此時，C點為資金供求的瓦爾拉斯均衡位置，iC為均衡位置B點所對應的均衡利率水平。于是，依據資金效用熵定義，即可得到均衡點C的資金效用熵S(iC)，其數值規模應等于四邊形OACD的面積。通過上述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信息完全對稱下，商業銀行實現信貸資金配置均衡狀態時，信貸市場耗散的資金效用熵為S(iB)的數值規模，而在信息不對稱下，商業銀行實現信貸資金配置均衡狀態時，信貸市場耗散的資金效用熵規模為S(iC)。不難看出，S(iC)＞S(iB)，且S(iC)－S(iB)=SABC，也就是說，信息不對稱引發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均衡狀態由B點向C點轉移，導致信貸市場多耗散了數值規模為SABC(三角形ABC的面積)的資金效用熵，造成了信貸市場資金效用熵的較大浪費。然而，在銀保協作型信貸模式下，通過銀保協作機制，可以很好地緩解商業銀行與借款企業之間的銀企信息不對稱問題。此外，銀保協作機制所具有的貸款風險“雙重防火墻”功能，將有利于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管控，這些都將誘使商業銀行提升市場出清資金的規模與意愿，以降低信貸配給的幅度，導致資金供應曲線上移，從原來的L''''S上移到L″S，此時，商業銀行的資金供應曲線將是由LS與L″S兩部分組成的折線O－E－F，呈現“先增后減”態勢，F點為資金供求的瓦爾拉斯均衡位置，iF為均衡位置F點所對應的均衡利率水平。于是，依據資金效用熵定義，即可得到均衡點F的資金效用熵S(iF)，其數值規模應等于四邊形OEFD的面積。由圖可知，S(iF)＜S(iC)，且S(iC)－S(iF)=S陰影部分(四邊形ACEF的面積)，也就是說，銀保協作機制促使資金供應曲線上移，引發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均衡狀態由C點向F點轉移，使借款企業減少了數值規模為S陰影部分(四邊形ACEF的面積)的資金效用熵，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貸市場資金效用熵的耗散程度。依據上述提出的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效率評價原則，即可得出如下結論:在銀保協作型信貸模式下，銀保協作機制的建立，使商業銀行在實現信貸資金配置均衡狀態的過程中，信貸市場耗散的資金效用熵出現了大幅度下降，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進了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的配置效率。本研究認為，應從銀保協作視角來設計路徑，以此來改進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效率。

商業經濟研究范文第3篇

關鍵詞：商業銀行；規模經濟；范圍經濟

Abstract：Applying the Generalized Translog Cost Function，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panel data of 14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01 to 201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neral economies of scale of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but，in terms of specific economies of scale on loan，the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 is inferior to th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The economies of scope of th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are better than the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in respect of specific output economies of scope of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there are cost compensations between loan and deposit，investment and deposit; but there are light scope diseconomies between loan and investment.

Key Words：commercial bank，economy of scale，economy of scope

中圖分類號：F830.3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2）02-0064-04

一、引言

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一直是商業銀行效率研究的熱點。商業銀行規模擴大導致長期平均成本遞減就是規模經濟；反之，就是規模不經濟。如果銀行的經營范圍擴大導致平均成本降低、經濟效益提高，則存在范圍經濟；反之，則存在范圍不經濟。對于該問題，國內外學者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樣本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本斯頓（Benston，1972）最早提出了銀行業的規模經濟效應，認為無論銀行自身規模大小如何，給定其它條件不變，只要銀行規模擴大一倍，銀行的平均成本將下降5―8%。本斯頓等人（1982）采用中介法實證分析了1975―1978年美國中小型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情況，發現美國商業銀行存款規模在100―250萬美元之間存在著最有效規模，偏離這個規模則表現為規模不經濟。卡瓦略（Cavallo，2002）等人利用1992―1997年法國等歐洲六國的商業銀行數據研究發現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存在顯著的規模經濟。伯杰等（Berger等，1994）發現全能銀行的效率更多地來自收入的增長而非成本的降低。克拉克（Clark，1996）對日本、以色列、歐洲國家的銀行進行了研究，發現在金融服務聯合生產中存在顯著的范圍經濟。曾（Tseng，1999）利用二次成本函數對美國加州不同類型的銀行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加州銀行業由整體的規模不經濟過渡到了部分規模經濟，在存款和貸款兩項業務上并不存在范圍經濟。

國內的研究側重于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比較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標分析法比較不同商業銀行的獲利能力和經營績效（于良春等，1999）。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使用計量經濟模型或非參數分析方法。徐傳諶等人（2002）運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研究了1994―2000年我國的商業銀行，得出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存在規模不經濟的結論。成剛（2006）利用復合成本函數估計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1998―2003年的成本函數，結果表明，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都存在著輕微的規模不經濟和范圍不經濟，國有銀行略好于股份制銀行。陳宇峰（2007）利用14家全國性商業銀行1993―2003年的面板數據，通過計算規模經濟系數SCE和擴增型規模經濟系數AS-CE，對我國銀行業規模經濟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在不考慮分支機構數量變動影響時，所有銀行均呈現顯著的規模經濟；增設分支機構這種粗放型擴張模式，影響了我國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效應。鄒巍（2010）通過建立測度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計量經濟模型，利用我國12家上市銀行的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實證發現2006-2008年我國商業銀行規模經濟整體呈逐年上升趨勢，但3家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呈現規模不經濟情況。楊大強（2008）的研究表明，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存在著范圍不經濟，而股份制商業銀行存在著輕微的范圍經濟。張成、李敏（2010）運用廣義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分析了我國8家商業銀行1996―2007年的面板數據，結果表明國有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程度大于股份制商業銀行。

綜上分析，不同的經驗分析方法和研究樣本將會導致差異性較大的結果。本文擬采用能更好擬合現實中銀行成本曲線的廣義超越對數成本函數，選取我國14家商業銀行2001―2010年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以期較為準確地描述我國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狀況，并對特定產出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進行分析。

二、模型構建與數據選取

廣義超越對數成本函數（GTCF）是用Box-Cox因子替換出現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TCF）中的獨立產出的對數值 而得到的：

（1）

對稱性要求： ； ；

在廣義超越對數成本函數中，總體規模經濟（GSOE）定義為：

（2）

特定產品規模經濟（PSSE）定義為：

（3）

總體范圍經濟（GSOE）定義為：

（4）

任意兩種成本互補特定產品的范圍經濟（PSSOE）定義為：

（5）

本文選取4家國有商業銀行與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2001-2010年的數據來進行檢驗，所選取的銀行包括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及交通銀行、興業銀行、廣發銀行、華夏銀行、浦發銀行、深發展、招商銀行、光大銀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等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分析的數據是截面和時間序列的混合數據，數據經價格調整至2001年，數據來源于《中國金融年鑒》（2001-2010）。其中，各個變量的定義如下：

TC是總成本（億元）， 為未清償貸款（億元）， 為投資（億元）， 為銀行存款（億元）， 為勞動價格， 為資本價格，R為利息成本。

結合選取的指標及式（1），并按限制性條件整理，得出以下廣義超越對數成本函數：

由于4家國有商業銀行在資產規模和負債水平上均居壟斷地位，所以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成本函數有可能不同。為了便于分析，本文將整個樣本分為三組：第一組為全部14家銀行、第二組為4家國有商業銀行、第三組為剩下的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

三、實證結果

利用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中的似然非線性回歸方法，在Eviews3.1軟件中對三組樣本成本函數的系數進行估計（見表1）。

表1：三組樣本銀行系數估計結果

Vari-

able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Coeffi-

cient Std.

Error Coeffi-

cient Std.

Error Coeffi-

cient Std.

Error

C -3.6604 0.0486 -6.1422 0.4580 -2.2354 0.1289

6.1663 1.8285 2.4656 1.3028 14.9656 9.6195

-0.5266 9.2201 -0.8419 1.1926 1.9743 7.7506

-3.0511 1.4021 -0.3788 7.3553 15.7431 10.4204

0.1597 0.0439 0.3715 0.4274 0.1754 0.1166

-2.5969 1.0300 -2.1388 6.4194 13.8196 7.6791

-1.6480 1.2800 0.2931 3.2237 -28.8032 2.8862

-3.7468 6.3654 -1.0617 4.7975 19.7040 3.7611

-1.1867 8.1067 -0.8696 2.2951 -60.5132 1.2182

0.7822 6.7321 0.4523 4.0769 -17.5436 4.7250

1.3083 7.9054 0.7359 2.6703 33.6413 7.6123

-0.0951 0.0642 -1.5399 0.4532 -0.096 0.2092

1.1915 4.2189 0.3926 6.1292 -5.7058 6.9927

-0.1992 1.4676 -0.4695 2.3950 2.2951 2.6168

-1.0861 2.1313 -0.3398 4.0391 -1.5230 4.7788

-0.2729 1.8574 0.0404 1.8196 -0.5344 2.0394

將各組系數代入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衡量公式，求得各組銀行的總體規模經濟、特定產出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特定產出范圍經濟（見表2―5）。

表2：總體規模經濟分析結果GOSE

第一組樣本 第二組樣本 第三組樣本

總體規模經濟GOSE 0.9347 0.9601 0.8803

表3：特定產出規模經濟分析結果PSSE

第一組銀行 第二組銀行 第三組銀行

存款的規模經濟PSSE(Y3) 0.9142 0.9540 0.6046

貸款的規模經濟PSSE(Y1) 0.8209 0.7915 0.8852

投資的規模經濟PSSE(Y2) 0.1155 -1.3402 0.2280

表4：總體范圍經濟GSOE

第一組銀行 第二組銀行 第三組銀行

總體范圍經濟（GSOE） 1.3491 1.8577 1.1658

表5：特定產出范圍經濟PSSOE

第一組銀行 第二組銀行 第三組銀行

貸款與投資的范圍經濟 PSSOE(Y1Y2) 1.3552 1.0679 2.5580

貸款與存款的范圍經濟PSSOE(Y1Y3) -0.8192 -0.9023 -0.7963

投資與存款的范圍經濟PSSOE(Y2Y3) -0.5185 -0.7524 0.1092

四、分析與建議

（一）規模經濟

對于總體規模經濟（GOSE）與特定產出規模經濟（PSSE）的衡量，當OSE

從表2可以看出，第一組樣本總體規模經濟數值0.9347

對特定產出規模經濟的分析，三組銀行特定產出規模經濟數值均小于1，說明銀行在特定的存款、貸款、投資方面均存在規模經濟，但股份制商業銀行存款規模經濟的數值小于國有控股商業銀行，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發展速度較快。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經濟的數值大于國有控股商業銀行，這與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客戶較分散相關。受分業經營的限制，兩類銀行投資規模經濟數值都相對較低，拓展的潛力很大。

（二）范圍經濟的結果

對于總體范圍經濟的衡量，若總體范圍經濟GSOE>0，則存在總體范圍經濟，反之不存在總體范圍經濟。對于特定產出范圍經濟，本文從任意兩種產品之間成本互補性方面對兩者是否存在范圍經濟進行界定，即當PSSOE（Y1Y2）

從表4中可以看出，這三組樣本銀行均存在范圍經濟，4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優勢更加明顯。4家國有商業銀行聯合生產時總成本的相對減少量要遠大于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聯合生產時總成本的相對減少量，這與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大、網點廣有關。從時間序列上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而國有商業銀行則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

表5顯示的是各種產出之間的成本互補性，三組樣本中貸款與投資均不存在互補關系，說明它們之間存在競爭關系。貸款與存款、投資與存款存在互補關系，但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特定產品的范圍經濟明顯好于股份制商業銀行。

（三）建議

一是適度控制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的規模，促使其盡快由不明顯的規模經濟向規模經濟轉變；二是加快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發展，發揮規模經濟相對優勢，優化銀行業結構，提高銀行業效率，滿足多層次的資金需求；三是在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體制下，通過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使更多的銀行享受范圍經濟的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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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濟研究范文第4篇

證券市場自形成以來，就成為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研究上司公司業績經營評價的意義，可以從兩個角度分析：政府管理部門只有掌握上司公司的經營業績，才能正確把握行業的發展趨勢，從而制定相關的經濟政策和目標；對于證券市場相關機構，在充分熟悉上司公司的業績后，方能監督和管理證券市場，督促證券市場健康有序發展。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重要作用：第一，業績評價無形中推動了上市公司規范化建設，也帶動了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的健全，成為真實判斷上司公司優劣的依據，促進上司公司對管理的強化。第二，對于上市公司內部而言，有利于對經營者進行業績考核，實現管理層的優勝劣汰，推動上市公司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第三，通過業績評價，讓上市公司能夠清楚認識到企業的經營發展情況，從而全面了解在同行業中公司的發展狀況，并根據自身在市場中所處的情況來判斷公司的長遠發展目標，促進公司調整經營策略，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第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企業的生存必依賴于市場，而競爭力是得以生存的關鍵。業績評價在強化外部對上司公司的監督力度同時，有利于企業努力提高自己的公司形象，打造自身信譽品牌。第五，有利于社會投資者了解上司公司經營情況，從而做出理性的投資選擇，提供正確的投資信息依據，有力打擊通過虛假信息操縱股市而謀取利潤的不法機構，使證券市場健康發展。

二、國內外上司公司業績評價發展歷程

（一）西方國家企業業績評價發展歷程 西方國家對業績的評價方式研究要追溯到19世紀末，以自從創立了科學管理理論之后，西方國家的企業經營評價體系開始深入研究起來，并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索。而以業績管理和績效為主要評價方法的評價方式卻是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西方盛行。20世紀初，亞歷山大·奧爾以7個財務比例指標來評價企業經營業績，首次提出了綜合評價財務效益的方法。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詹姆斯·麥金希首先提出了站在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的基礎上，對企業的管理和財務進行評價。到了20世紀50年代，比較完整成熟的評價方法開始出現，主要以美國的馬丁德爾和德魯爾為代表。德魯爾首先指出企業存在的首要目標便是追求利潤，馬丁德爾引入了社會付出、組織結構和企業效率等評價因素，可以說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評價體系。

目前國際上比較流行的評價體系是引用美國會計學家羅伯特和大衛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平衡計分卡”，主要內容是以財務和非財務指標為兩大指標，除財務這個第一因素外，將客戶滿意度，內部結構和創新度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對企業經營業績的綜合評價。這是為適應當今信息時代和全球競爭環境而出現的，其評價體系的核心思想是：企業在資本收益大于為獲得該資本收益所付出的成本時才能為公司帶來效益。

綜上所述，國外對企業的經營評價主要是以財務業績為主線，適當考慮衡量企業效率和組織結構的指標，并形成了完整的評價體系。

（二）我國企業經營評價探索現狀 關于起步較晚的我國企業綜合評價方法，根據主體的不同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1）政府部門在企業業績評價方面的研究。我國對企業業績評價最初以實物量為依據，20世紀80年代時轉變為以價值量為依據，90年代則考慮資產貢獻率。政府部門主要是從行政和社會利益為角度對企業的綜合業績進行評價，當然，這里的綜合評價內容包括企業對社會的貢獻率，如納稅，就業機會，福利保障等。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傳統的業績評價體系已不能適應時展的要求，而此時，中國證券市場也剛誕生，迫切需要新的評價體系的建立。從《企業財務通則》到《企業經濟效益評價體系》，之前的8個指標增加到了10個，在對原有體系進行增刪的同時，起到了加強企業內部財務管理的作用。我國第一套完整、系統的評價體系則是在20世紀末，“四個效績”法規的出臺，確立了國有企業為主的業績評價體系：以企業效益狀況、資產經營狀況、償債能力狀況和發展能力狀況為主要內容的評價體系，初步形成了財務和非財務相結合的評價指標。這里要指出的是，《企業財務通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傳統財務管理模式的烙印，但是其頒布改變了過去以政府為評價主體的企業評價現象。

（2）我國各機構對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評價方法探索。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也讓各機構開始普遍關注上司公司的經營業績，在眾多證券公司中，以誠信證券為代表的證券公司在于《中國證券報》合作的近20年內，每年都對上市公司的業績進行綜合評定。據相關資料顯示，評定所考核的主要內容主要是以盈利能力、發展速度和財務狀況為主，然后將該指標所占比重乘以單項指標考核分數，在此基礎上，各項相加得出總的評分。其中，盈利能力、發展速度和財務狀況為主要內容的6個指標包括凈資產收益率、資產總額增長率、利潤總額增長率、負載比率、流動比率和全部資本化率。

此后，我國的業績評價方案經過了一系列的改革，2004年以盈利能力、償債能力、成長性或發展速度以及增加的指標——運營改善效果這四個方面作為綜合評價體系，充分考慮到了企業各個時期中銷售和利潤的關系。如今，眾所周知我國對上市公司企業實行了排名制，主要以盈利能力、現金流量、償債能力、資產負債能力和發展能力為指標，形成上市公司業績綜合評價體系。

（三）國內外業績評價方式的特點 雖然我國對企業經營評價體系的研究起步較晚，但對比國內外的業績評價研究，都受到了高度的關注和實踐探索，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從中得出國內外關于企業業績評價的一些特點：

（1）政府通過對企業的業績評價以達到對企業的有效管理。無論是私營還是國有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國家通過對其經營業績進行評價后，在了解盈利能力和經營狀況的基礎上，初步掌握市場行業的動向，并從中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有利于政府部門制定相關經濟政策，實現宏觀調控。

（2）對業績評價的核心仍在于對財務狀況的分析。縱觀國內外業績評價體系，對企業綜合評價的重點仍在于其財務狀況上，這是因為，企業的財務效益狀況直接關系到其經營質量所轉換來的資本。評價核心的好處就在于讓企業參與競爭，必須關注企業成本，減少支出，在這點上，國有企業就可以減少國家財政補貼。

（3）我國上市公司經營業績評價出現的問題較多。注重一些零散的指標，沒有形成整體模式；由于政府出于調控的需要，許多體系在形成之前過多偏重政府部門的政策需要，不適合上市公司的業績評價；另外，一些綜合評價方法存在著一定的信息重疊，過多的依賴于數據指標，忽視了對上市公司的內部和整體管理，使業績評價失去意義。

三、上市公司經營業績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上市公司經營業績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應追求精細，做到讓所有評價主體都能根據自身需要，從評價體系中獲得所需的信息而做出正確的投資選擇。本文對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的研究主要根據上市公司所處行業，以及股東投資目標來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一）評價指標分析 傳統的評價體系主要是通過財務指標來反映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但這只能反映公司經營活動中一段時期某個方面的情況。要全面了解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就必須從多個方面，多個指標綜合考慮，本文主要從盈利能力、資產管理能力、償債能力和發展能力四個方面加以考慮。

對于表1需要注意的是，股東在投資上市公司看重的是企業的增值和保值，也就是長期發展帶來的利益，而不是即刻取得現金分紅。當一個合理的評價體系在具備系統性和穩定性時，能夠保證企業有盈利能力而低破產風險，主營業務穩健成長，這種情況下，公司的長遠發展就取決于公司的主營業務，股東投資看重的也便是主營業務。由此得出了關于表1反映公司經營業績的四個方面要素的各種關系。

（1）盈利能力。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對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和創新管理能力的綜合反映，這是所有信息者普遍關心的，它由收入盈利能力、資產盈利能力和凈資產盈利能力構成。因此，設置了主營業務利潤率、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三個正指標。主營業務利潤率越大，上市公司的主營業務盈利能力就越大；總資產收益率主要是用來協助了解上市公司的盈利狀況以及其它方面的整體獲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主要是投資者作出投資行為是否正確的依據，便于股價的橫向比較，同時還反映上市公司整體資本盈利能力，更能反映一個上市公司的形象，是一種軟性指標。

（2）資產管理能力。資產管理能力反映上市公司資產管理效率，主要設定三個指標：資產周轉率、存貸周轉率和應收賬款周轉率。總資產率反映的是資產總額周轉速度，存貸周轉率反映存貸方面的管理能力，應收賬款周轉率從另一個方面反映應收賬款流動的速度和轉為現金的平均次數。通過資產管理能力這三個指標的橫向與縱向對比，可以清楚了解上市公司在本年度內與前年度的資產運營變化，從而對比出同類企業的差距。

對于許多企業出現資金周轉問題的現象，需要指出的是，及時收回在流動資產占有很大份額的應收賬款，能夠減少運營資金的呆滯使用，提高企業資金利用率的同時，也能提高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活化資金運用。

（3）償債能力。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企業的償債能力都可以用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這三個指標來反映，當然，償債周期也有長短之分，只要資產管理能力較強，債務結構合理，長期和短期的償債能力都會較高。這三個指標中，資產負債率是反映資產對負債的保障程度，比率過高，投入的資本在所有資產中占的比重較小，償債能力就越差，這是因為企業的風險主要是有債權人負擔。對于流動比率需要指出的是，流動負債指在一個營業周期（一般為一年）內需要償還的債務，流動比率是在短期內資產能夠轉換成現金的保障程度。速動比率是相對流動比率來說的，其公式為速動比率=速動資產/流動負債=（流動資產-存貸）/流動負債，之所以是流動資產要除掉存貸，是因為在流動資產中，存貸轉換為現金的能力是最低的，當流動資產轉換為現金時，存貸可能已經損失。所以，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兩個指標是互補的，共同反映企業的償債能力。

（4）發展能力。企業發展能力又被稱為成長能力，主要由兩大指標構成：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資本積累率。對發展能力的考核要從兩個方面入手，既要考核資產的保值增值情況，又要考核經濟實力增長的硬指標，這對于健全上市公司企業制度和明確理財目標具有重要意義。通常情況下，發展能力也可以從另外兩個方面來衡量，盈利性指標或企業受益能力的增長，其次是資產規模或企業規模及經濟實力的狀況。

反映企業主營業務收入規模擴張情況是用主營業務增長率，但為了更全面的對上市公司的發展趨勢做出正確預判，所以在主營業務增長率的基礎上，選用資本積累率指標來反映企業凈資產增長情況。上市公司的發展能力關系到企業本身的持續生存問題，也關系到投資者的利益和風險，對發展能力指標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資風險的同時，又能為企業掌舵好未來的發展方向。

（二）評價方法 關于業績評價方法的選取，主要是確定指標的方向和權重，而權重的確定分主客觀兩類，主觀類是根據評價指標本身對經營業績的重要度而論，客觀是以提供的實際信息大小來判斷。按照這兩個要素，主要的評價分析方法有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聚類分析法。

本義采用的是因子分析法，因為我國上市公司由于行業的不同，其經營的業績變化趨勢很大。我國證券市場成立的歷史不長，還不夠成熟，所以波動性比較大，其中尤以經濟政策的影響最為明顯。采用因子分析法可以對不同行業采用同一評價體系，即使針對不同行業，也可以根據數據分析而得出指標間的關系，減少過多的信息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由表2可見上市公司中物流和公共事業行業排名靠前，而化工和機械等行業排名靠后，即使在相同行業中，其內部也存在著較大差距。通過排名可以分析出，排名在前的主要為壟斷性行業，其盈利能力較高，而諸如紡織業等，由于本身行業性質特點，技術較落后，創新技術不高，產品質量低，在競爭中處于劣勢，所以在行業中排名靠后。另外，根據行業的趨勢變化，其變化的因素主要是受市場和國家經濟政策的影響，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我國證券市場的不穩定性和不成熟性。當然這一不穩定性關鍵還是在于上市公司的經濟實力。

四、上市公司經營業績評價中應注意的問題與建議

（一）上市公司經營業績評價中應注意的問題 具體如下：

（1）指標方向應保持一致。如表1所示，評價指標的表示既有正向，也有適度，還有逆指標，選擇的各項經濟效益指標在評價標準上應保持一致，要么是正向，要么是逆向指標，全部為正向，說明評價標準越高，相反，則越低。另外，在公式的應用方面要注意時點性和時期性，資產負債指標指的是時點性指標。在表1的要素中，流動比率、速動比率、資產負債率等來源于資產負債表，其表示方法均為時點性指標，沒有時期性指標的要素。

（2）指標體系要完全真實客觀反映企業經營情況。指標體系真實客觀反映經營情況在指標體系的選擇上有兩種，一是既有反映企業短期、長期償債能力，又有反映企業獲利能力的單一指標，這能比較完整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另外的則是以一個主要指標為中心，進行深層次的分解，形成一種指標體系，其目的是抓要點，全面分析，以便能夠深入了解問題根源。在實際的業績評價中，應兩種方法相結合。

（3）評價方法不是萬能的。各種分析方法有其特點，但某一種方法并不是萬能的，加之我國上市公司行業的特殊性，有可能一種評價方法并不適用這個行業的業績評價。在進行綜合評價時，應結合各種方法的特點和效果，在比較中選擇，避免靜態的分析，要將定性與定量結合起來。如果生搬硬套某一種方法，勢必陷入只為評價而評價的尷尬中。

（二）上市公司經營業績評價完善建議 上市公司的業績評價是一項復雜的工作，其涉及的行業較廣，評價中對客觀事物的判定難以把握，同時由于評價中或多或少會帶有個人的主觀因素，評價結果很難保證其客觀公正性。綜合評價只是為投資者和企業以及政府提供靜態的數據報告，但并不是唯一的信息根據，在對業績進行綜合評價的同時，還應該在觀察市場規律變化的基礎上，考慮上市公司的綜合實力和發展前景，是否符合市場發展的需要，以靜態數據和動態因素綜合，作出恰當的評價。在此，筆者認為可從以下方面規范我國對上市公司業績評價：

（1）規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確保信息的真實性。對于財務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要在會計方法變更中加以說明，并附注對報表的影響。受利率影象較大的項目，要及時的對報表進行適當調整，對一些不確定因素變化引起的報表調整也應加以說明，以便對業績評價掌握可靠信息。

同時，在非財務信息方面，雖然中國證監會頒布了相關文件要求上市公司對非財務信息進行披露，但是許多上市公司并沒有太多公開諸如產品市場占有率以及國際市場變化對該企業本身的影響等在內的非財務信息，這不利于相關評價者進行業績考核。

（2）加強信息收集和整理，提高業績評價質量。業績評價的基礎在于上市公司信息，所以，評價的首要工作還是對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對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必須確保信息的真實可靠，這是做好評價工作的前提。另外，信息的來源可以是上市公司內部提供，也可以由專業財經網站、報紙雜志上獲取，充分了解這些資料有助于提高分析指標的準確性。

本文主要是對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進行綜合評價的分析，從中西方評價方法的發展入手，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定性與定量分析，提出了根據因子分析法、把握靜態數據和市場動向兩大要素對上市公司業績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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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濟研究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財務危機 主成分分析 石化行業 預警

著我國資本市場的不斷深化和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通過上市來籌集資金，而因陷入財務困境導致公司經營失敗的案例也屢見不鮮。因此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對公司管理者、投資者和市場監管者及時識別并規避財務風險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研究表明，財務風險具有行業特性。石化行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重要的基礎行業之一，為此，本文以石化行業上市公司作為對象研究財務危機預警模型。

一、文獻回顧

財務風險預警研究始于Fitzpatrick（1932）、Beaver（1966）等人用單變量法分析企業財務風險。其后，學者Altinan（1968）和Blum（1974）等采用多變量分析方法來建立企業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型，Ohison（1980）和Zmijewski（1984）等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方法構建企業的財務預警模型，隨后又跨越到人工智能模型階段。與國外相比，我國關于企業財務預警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相關研究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且其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陳靜（1999）用單變量判別分析和多變量判別分析方法做了實證分析，得出在宣布日前一年總的準確率分別為100%和85%。吳世農、盧賢義（2001）建立Fisher線性判定分析、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和Logistic回歸分析三種預測財務危機的模型，研究結果發現logistic回歸模型的誤判率最低。目前，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嘗試運用人工智能模型進行財務預警，但統計方法因其較強的操作性和可理解性，仍被廣泛的應用于財務預警中。

主成分分析是一種通過降維來簡化數據結構的方法，這種方法由Pearson（1904）首先使用，以后經Hotelling（1933）、Cooley和lohnes（1971）、Kshirsagar（1972）、Morrison（1976）和Mardia、Kent&Bibby （1979）發展和成熟起來。其優點是可以對觀測樣本進行分類，并根據各因子在樣本中所起的作用自動生成各因子權重，簡化實測指標系統，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因此，本文在吸收主成分分析法優點的基礎上，建立了以石化行業為例的多重截面的主成分分析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型。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的選擇

本文從2008-2012年滬深兩市A股市場上石化行業首次被ST及*ST的37家上市公司界定出26家作為財務危機公司的研究樣本。然后通過資產規模、上市時間相近等原則，按照1：1的比例進行逐一配對，得到相應的財務健康公司26家作為配對樣本。再將52家公司平均分成訓練樣本26家（其中危機公司13家，健康公司13家）和檢測樣本26家。定義財務危機公司被ST或*ST時為T年，本文選取其T-2、T-3、T-4、T-5年內的比率數據進行分析。財務數據均來自瑞思數據庫（）。

（二）指標選取

在財務危機研究中，變量指標的選取通常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本文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本并在其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補充，遵循全面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原則，選取涵蓋公司盈利能力、償債能力、成長能力、營運能力、現金流量和資本結構六個方面的22個財務指標，具體指標見表1。

（三）模型的構建

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將實測的多個指標，用少數幾個潛在的相互獨立的主成分指標（因子）的線性組合來表示，構成的線性組合可反映原多個實測指標的主要信息。主成分分析法的一般模型為：

其中，X1，X2，...Xn為實測變量；aij（i=1，2，...，m；j=1，2，...，n）為因子荷載；Fi（i=1，2，...，m）為選擇確定的m個主成分因子；Ki（i=1，2，...，m）為主成分因子的權重（即第i個因子的貢獻率）；F是公司財務狀況的預測值。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1.均值對比分析。將選定訓練樣本的13家財務危機公司和13家配對的健康公司分成兩組，然后分別計算兩組22個財務指標在被ST的前四年的均值，然后利用EXCEL的折線圖將均值的對比情況描述出來，具體的變化詳見圖1。從折線圖我們可以看出，ST公司和非ST公司的各項財務指標的平均值的變化趨勢不一致，有以下規律：第一，隨著ST年份的臨近，ST公司和非ST公司部分財務指標的差異逐漸明顯，折線圖上二者之間的距離逐漸擴大，因而得出結論：指標具有較好的預測效果，如凈資產收益率、資產報酬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經營凈現金流量/負債比率、每股收益增長率、應收賬款收益率、銷售現金比率、股東權益比率等。第二，兩類公司多數的財務指標變動曲線可以分開。例如，若非ST公司的指標在ST公司指標變動曲線的上方，則這類指標就是正指標，如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報酬率、每股收益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應收賬款周轉率等。若非ST公司的財務指標變動曲線在ST公司的下方，這類指標就是逆指標，如資產負債率、固定資產比率等。也存在兩類指標互相交叉的情況，如流動比率、凈利潤增長率、存貨周轉率、銷售現金比率等。

為了進一步挖掘配對樣本之間的差異性，本文使用SPSS16.0統計軟件分別計算危機公司和健康公司的22個財務指標T-2、T-3、T-4、T-5四年的均值及標準差，并將它們的均值與標準差相減進行比較。得出，健康公司與危機公司在均值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健康公司的財務指標中除存貨周轉率（X13）、資產負債率（X20）、固定資產比率（X21）的均值比危機公司小，其余的財務指標的均值均比危機公司大。且非ST公司樣本組的盈利能力、成長能力、現金流量等指標明顯高于ST公司樣本組的對應指標。從標準差的對比中可以發現，財務指標中標準差的差值大部分為負數，說明ST公司樣本組的被ST前四年的均值波動要大于非ST公司樣本組。

由均值和標準差對比分析可知，危機公司與健康公司的財務指標存在顯著的差異，當某個公司的多個財務指標有明顯的下降趨勢且波動較大時，表明該公司存在財務危機的可能。但是，均值對比分析是基于各指標的平均值來進行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極端值造成指標均值差異的可能，所以我們只能夠依據均值分析進行粗略的估計。

2.非參數Wilcoxon秩和檢驗。為從統計上檢驗選取的變量在危機公司樣本組和健康公司樣本組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我們應用非參數Wilcoxon Mann-Whitney檢驗法對兩組樣本22個財務指標進行統計檢驗。通過檢驗得到，在企業發生財務危機的前四年內，在顯著性水平為0.1時，通過顯著性檢驗的，T-5年、T-4年、T-3年、T-2年依次有5個、5個、10個、12個指標。由此可見，距離財務危機發生的時間越近，危機公司與健康公司財務指標之間的差異性就越大，這說明危機的發生可能存在一定的時序漸進性。

（二）主成分分析模型

主成分分析之前，先需要檢驗數據是否適合做主成分分析。根據KMO和Bartlett’s檢驗結果，發現T-2、T-3、T-4、T-5年KMO值依次為0.611、0.559、0.808、0.426，Bartlett’s檢驗P值均為0.000，小于0.001的檢驗水平，拒絕單位相關性的原始假設，故可知適合做主成分分析。因此，運用SPSS16.0軟件依次對T-2、T-3、T-4、T-5年的具有顯著性差異的指標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通過方差最大化旋轉，在滿足特征值大于1的前提下，提取主成分因子。具體情況見表2。通過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可對主成分因子進行解釋，由統計結果可知：T-2年的第一個因子主要解釋了X1、X2、X3、X4、X9、X11幾個變量，可解釋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長能力；第二個因子主要解釋了X5、X20、X22幾個變量，因此F2主要代表公司的資本結構狀況；第三個因子由變量X8、X17、X19貢獻最多，故F3可解釋為現金流量狀況。以此類推，各年的主成分因子的含義如表2所述。在確定了各主成分的經濟含義后，可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建立各個主成分關于原始財務比率的線性表達式。同時，根據統計結果中各個主成分的貢獻率，可以得到主成分預測函數。

（三）各年預測結果的比較

將訓練樣本和檢測樣本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將各年標準化數據代入危機前四年所建立的主成分分析模型的預測表達式中，計算F值。根據誤差最小化原則，確定各年F值的臨界值，從而進行預測準確率的計算。其中危機公司判定為健康公司為一類誤判；健康公司判定為危機公司為二類誤判，得到訓練樣本和檢測樣本的預測準確率的結果見表3、表4。從表中可以看到各個年度訓練樣本的預測準確率均高于檢測樣本，說明訓練樣本對預測模型的擬合程度較高，且T-2年主成分分析模型的綜合預測準確率訓練樣本達到93.50%，檢測樣本達到82.50%，高于T-3年和T-4年主成分分析的結果，而T-3年和T-4年的預測準確率差別不大。由此可見，危機到來前兩年的數據預測效果較好。

四、結論及局限

本文選取石化行業上市公司中配比的危機公司和健康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選取22個財務指標作為指標變量。從各年度的主成分分析表達式中可以歸納出，企業的盈利能力以及現金流量狀況是影響石化行業企業是否會陷入財務危機的關鍵性預警因素。此外，本文選取石化行業上市公司被ST前四年的數據建立多重截面的主成分分析模型，實證結果表明T-2年主成分分析模型的預測準確率是最高的，明顯高于T-3和T-4年的模型。但本文的預測準確率整體上并不是很高，主要存在以下因素：（1）大部分財務危機預警的研究均選擇了T-1年的數據，而上市公司在T年是否被特別處理是由其T-1年財務報告的公布決定的，因此，T-1年預測模型即使有很高的預測精度，在實際預測中也沒有太大的應用價值。（2）財務指標的局限。本文建立的財務預警系統主要是以財務指標作為輸入變量進行判別和預警，而財務指標又有其局限性，不能概括企業經營過程中的非財務因素。（3）樣本量的局限。根據數理統計的大數定理，評價樣本的數量越大，協方差矩陣就越趨于穩定，主成分分析的準確性就越高。而本文選取了2008-2012年5年間石化行業被ST的26家上市公司為危機樣本，樣本量相對較小。X

（注：本文受54科研基地-科技創新平臺-商務運作與企業服務創新項目的資助）

參考文獻：

1.吳世農，盧賢義.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困境的預測模型研究[J].會計研究，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