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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知識經濟;會計假設;會計本質
知識經濟是相對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一個新時代概念。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1996年題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報告中所提出的定義是:“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其主要特征是以高新技術產業化為基礎。以信息和通訊技術為條件。以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本為首要生產要素等。知識將在社會生產和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主體作用。并為社會創造出巨大的財富。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歷史中的任何一次變革都會引發會計的變革。“會計主要是適應一定時期的商業需要而發展的,并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M?查特菲爾德《會計思想史》)由于知識經濟導致世界產業經濟結構從物質型經濟轉向知識和信息型經濟,信息與通訊技術的空前發展和全球網絡的形成,將創造出許多過去完全想象不到的新產業、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知識經濟對會計理論的沖擊是全方位的,包括會計思想、會計目標、會計管理體制、會計技術方法和會計政策規范。國內學者在研究知識經濟對會計影響時,往往多集中于闡述知識經濟對傳統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貨幣計量四大假設的沖擊影響。研究的邏輯起點無非是從會計的內、外部環境變化出發,闡述它的不適用性。有的學者如殷志剛、邱景忠提及到其對會計目標、歷史成本、資產概念的沖擊。但都淺嘗輒止。對作為會計研究重要方面的會計本質,卻很少有文章系統論述知識經濟帶來的影響。
一、我國會計理論界對會計本質的三種認識
本質是決定一事物區別于另一事物的根本屬性。會計本質是由會計的內在矛盾所決定的,是會計這一事物比較深刻的一貫的和穩定的方面,它從整體上規定會計的性能和發展方向。會計本質也是確定和解釋其他會計概念的依據,會計研究首先應解決會計本質問題。這一觀點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風靡我國,并在會計研究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目前存在于我國會計理論界的對會計本質的三種認識即“會計信息系統論”、“會計管理活動論”和“會計控制論”,這是對其進行長期研究的邏輯起點。人們對會計本質和內涵的探討一直沒有停止過,迄今為止仍是三派鼎立,沒有能夠達成一致。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和網絡技術的日新月異,會計信息使用者對信息需求的多樣化以及人們價值意識的轉變,都迫切要求我們對會計本質重新加以思考。
(一)會計信息系統論
余緒纓教授自20世紀80年代從國外引進并主張會計是一個信息系統,他認為:“根據當前的現實及其今后的發展,應把會計看作是一個信息系統,它主要通過客觀而真實的信息,為管理提供咨詢服務”(金緒纓,1980,1982)。此后,這種觀點得到了葛家澍教授等人的支持。他們給會計所下的定義是:“旨在提高企業和各單位活動的經濟效益,加強經濟管理而建立的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葛家澍等,1983)。
(二)會計管理活動論
“管理活動論”這一觀點是我國學者首創的提法,由楊紀琬教授利閻達五教授率先提出。1980年,在中國會計學會成立大會上。兩位教授合作發表了題為“開展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幾點意見――兼論會計學的科學屬性”的論文,首先提出了“會計的本質是一種管理活動”的觀點,并認為:會計管理在微觀經濟中是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重要的價值管理;在宏觀經濟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企業的價值運動就是個別資金的運用,會計管理是對這種運動進行管理的一種重要形式。
(三)控制活動論
“控制活動論”是20世紀90年代初為調和上述兩派的論戰而出現的一個新興學派,其代表人物是楊時展和郭道揚兩位教授。楊時展教授的會計控制論側重于會計微觀領域,其建立的基礎是受托責任觀,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會計控制論。他認為:自古以來,會計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反映、控制經濟活動,離開現代會計這一控制系統的運行,要提高經濟效益是根本不可能的。郭道揚教授的會計控制論側重于宏觀會計領域,他從會計史學視角出發,縱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提出了現代會計的全面控制觀點。他認為:會計是人類為實現對社會經濟的控制所進行的一項基本活動,因而現代會計的本質是一個全面控制系統,必須把過去、現在與未來結合在一起;必須把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結合在一起。尤其到了現代社會,會計更是現代經濟控制工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信息社會中通過對包括財務信息在內的經濟信息的優化與利用,以期對即定目標的控制和最終目標的實現。將會計界定為一種控制活動,優勢在于:從外延和內涵兩方面揭示了會計的本質,闡明了現代會計是一個控制系統。并且將受托責任與會計控制系統相結合,同時明確了受托責任與決策的關系。
二、知識經濟下對會計本質三種觀點的辨析
(一)按照會計信息系統論的觀點,會計活動確實是生產制造信息的行為,但知識經濟環境下這種信息的內涵卻在不斷地擴大
具體表現為:1、知識經濟下,信息的使用者不僅要了解財務信息,還要了解企業的背景信息和前瞻性信息。另外,非財務信息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如企業的核心技術、管理團隊的背景、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產業的競爭形式等,這些信息單純依靠財務信息是不能充分反映出來的,而這些信息往往只是信息使用者進行決策時考慮的重要因素。2、在知識經濟環境下誕生的新的信息記錄、采集、聚合、分析、整理、傳輸、公示技術等均產生了質的飛躍,現在的網絡技術、通訊技術、數據庫技術使海量的信息能夠得到處理,并且能夠即時為使用者所取得。大大提高了信息的質量和時效性。3、知識經濟下單純認為會計是確認、計量和傳遞經濟信息的過程的看法只體現了會計的反映職能,忽略了監督、預測和分析等控制職能。因為財務人員每天要依靠自己的職業判斷去分析確認各種資產,選擇不同資產的計量屬性等等,這種判斷性決策本身就是一種管理活動。
(二)會計被界定為一種管理活動
會計是管理經濟的一種工具,這是對會計本質認識上的一次質的飛躍,它強調了會計具有反映和監督的雙重職能,是我國進行會計改革以來。體現在會計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中的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在知識經濟下。擴大了企業管理的范圍。也深化了管理的內涵。企業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更加豐富了管理的手段。所以。原有的會計本質的認識有點模糊,范圍過大,無法區分會計管理和其他管理的界限。因為會計管理畢竟不同于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生產管理、知識管理等等,會計管理也非財務管理,所以該概念應該予以深化、細化。
(三)會計被界定為一項控制活動
控制只是會計所表現出的重要特征,它在逐漸成為會計的重要職能之一,但是并不能用控制去概括會計的本質。知識經濟的發展豐富了控制手段,擴大了控制邊界。由于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管理越來越扁平化,控制的界限早已超越地域的限制,使遠程控制成為可能。所以,這種直接的控制技術的產生其實弱化了企業財務控制在企業經營控制中的作用,片面地強調會計控制職能只會以偏概全。應該對其加以深化。
一、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本質區別
管理會計作為一個獨立的會計分支形成后,會計便由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兩部分所組成。從會計報表的報送對象來看,財務會計應定期向投資者和債權人提供會計報表,管理會計則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企業管理當局和有關管理人員提供會計報表。鑒于此,西方會計學家一般把財務會計稱為外部會計或對外報告會計,把管理會計稱為內部會計或對內報告會計。這一觀點,基本上為我國會計學者所接受。
筆者認為,依據會計報表報送對象的不同,把財務會計稱為對外報告會計,把管理會計稱為對內報告會計,這只是對會計進行分類的一種方式,只能說明兩者一個方面的差異,并未揭示它們的本質差別。對于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區別,只能從會計對象與會計目的上去尋找。
關于企業財務會計的對象,我國會計學界把它界定為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資金運動。關于管理會計的對象,許多人對其進行過探討,如“現金流動說”、“價值差量說”、“資金流量說”,等等。盡管眾說紛紜,但也都沒離開資金范疇。簡言之,就總體而言,財務會計對象與管理會計對象都是企業的資金運動。那么,兩者的區別又何在呢?筆者認為兩者之間的區別是總體內部的差異。
資金運動具有兩重性。一是價值增殖性。在商品中,企業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其投入在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必須在運動中不斷地增殖,這是資金的一般屬性。從這一屬性出發,可以說資金的運動過程也就是資金的增殖過程。沒有資金的增殖,企業就失去了生存與的基礎,投資者也就失去了投資的目的。另一方面,資金的運動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中進行的。資金及其運動,必然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如產權關系、債權關系、分配關系等。資金運動只能在特定的經濟關系中進行,并在運動中再現這些關系,否則,資金運動就失卻了存在的條件,這是資金及其運動的特殊規定性。從這一屬性出發,可以說資金的運動過程也是特定的經濟關系的運動過程。
資金及其運動客觀地存在著價值增殖和特定經濟關系運動這兩重屬性。從本質上說,財務會計是以后者作為其存在的基礎,亦即作為其核算與監督的內容。財務會計核算與監督的基本目的正在于正確處理經濟關系,維護人們的經濟利益,保護企業財產的安全和保障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與財務會計不同,管理會計則是以前者、即以價值增殖過程作為其存在基礎的。價值增殖是資金的屬性,但價值的增殖并不是自發地進行的,而是一種在人的參與下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人們只有對價值增值過程進行的運籌、規劃與控制,才能實現增殖并達到預期目標。
經濟關系的本質是利益關系,價值增殖則是經濟效益問題。于是,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財務會計是以資金運動中的經濟關系為對象,以維護相關人的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管理會計則是以價值增殖運動為對象,以追求企業經濟效益為目的的。這就是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本質區別。這里應提及的是,事物之間的差異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區別,也只是就它們的對象與目的的主要方面而言。在實際工作中,二者是不可能截然分開的。它們作為會計工作的兩個方面,既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系,是一種“分工不分家”的關系。
在對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加以區分的同時,必然要涉及到對成本會計的認識。成本作為資金運動的一個環節,作為資金投入的一項內容,它既與資金運動中的利益關系相聯系,又與資金運動中的效益成果相聯系。就成本的前一性質而言,它應屬于財務會計的核算內容。實際成本的高低、真偽,直接對實際利潤發生,對各相關者的經濟利益發生影響。因而在有關法規中,對成本的列支范圍、開支標準、補償方式等都有明確的規定。就成本的后一性質而言,它又屬于管理會計的內容。在管理會計學中人們研究成本習性,量、本、利關系,成本控制等,以求用盡可能少的成本消耗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在國外會計學中,產品實際成本的核算與成本控制實際上是分屬于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的,這一做法也為上述觀點的成立提供了旁證。在我國出現的把有關成本核算與管理的內容獨立出來,成立成本會計學的做法,主要是基于成本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重要性和會計教學的系統性而作出的一種選擇。既然如此,成本會計就應該既具有財務會計的某些特點,又具有管理會計的某些特點。而在會計實務中,實際成本的核算是不可能脫離財務會計核算體系的。
二、財務區別于管理會計的主要特點
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具有不同的特點。那么,決定它們各自特點的因素是什么呢?筆者認為,只能是會計對象的性質與會計目的。下面便以此為依據,對財務會計不同于管理會計的主要特點試析如下:
第一,財務會計必須以國家或行業組織制定的會計法規、會計準則、會計制度及有關規定作為其工作的準繩與規范。這一不同于管理會計的特點,是由財務會計核算的特定對象和目的所決定的。既然財務會計是要對資金運動中的關系進行確認、計量與反映,那么,便只有按一定的規范進行,才能保證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權益不受侵害,才能為各利益相關者所認可。
第二,財務會計實行嚴格的憑證制度。因為財務會計處理的每筆業務都與人們的實際利益息息相關,只有實行嚴格的憑證制度,才有可能保證經濟業務處理的真實性、可靠性,防止各種侵犯財產的行為發生,以保證企業財產的安全和完整。
第三,財務會計實行定型的會計模式。由于財務會計工作直接涉及到相關者的經濟利益,所以人們十分重視財務會計工作的質量,并要對其工作質量,即會計資料的可靠性、真實性、客觀性進行檢驗。為了保障財務會計工作的有章可循和便于對會計工作進行檢查與監督,財務會計需要定型的會計模式。
第四,會計相對固定,缺乏靈活性。會計方法的變化,必然會引起會計核算結果的變化。為了避免由于輕易變動會計方法而某些相關者的利益,或以變動會計方法為手段去謀求某些相關者的利益而侵害其他相關者的利益,各國的會計準則均規定,財務會計選用某種會計方法后,一般不得輕易變動。如確有改動的必要而變動會計方法時,一般需要在會計報表中作出說明。
三、正確認識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本質區別的意義
從本質上揭示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區別,無論是對會計,還是對會計實踐,都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有利于正確認識會計的目的。通過前面對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本質區別的,筆者認為會計的目的并不是單一的,而是雙重的。會計的雙重目的,簡要地說就是“利益”目的和“效益”目的。勿庸置疑,會計對象的二重性必然規定著會計目的二重性。以來我國所進行的一系列會計改革的探索與實踐也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如果說在我國設立管理型會計與開展管理型會計活動,充分地體現了講求經濟效益這一會計目的的話,那么,全面實施會計準則與新會計制度,以便使會計制度和會計核算方法適應變化了的經濟條件和經濟利益關系,則充分體現了維護一定經濟利益關系這另一會計目的。
關鍵詞:會計師事務所;人力資本;激勵機制
一、會計師事務所人力資本激勵的理論基礎
企業相對于市場的優勢在于節約交易費用(Coase,1937),能以更低的成本發現市場中的要素價格,并在組織內部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會計師事務所作為一種現代的合伙制企業,其存在與發展同樣具有降低交易費用的要求。如何降低合伙人與會計師、項目負責人與項目執行人之間的內部成本一直是事務所發展戰略中的核心向題。
現有的研究傾向于通過契約來描述事務所內部的委托關系:假定合伙人與會計師均為利己主義,雇傭合約反映了委托人所獲價值與人所獲補償之間的均衡 (Eisenhardt,1999;Baiman,1990;Jensen and Meckling,1976)。合伙人從會計師提供的專業貢獻中獲得實物資本與社會資本的投資回報,會計師的專業貢獻則受其業務專長、努力程度、環境因素及委托人的監督激勵能力的影響(Gise and Davidson,1999;Libby and Lip,1992;Bedard,1991)。如果雇主支付的人力資本報酬低于市場價格,或人專業貢獻的價值與委托人支付的薪酬存在不平衡現象,則契約會被中止。
在一個從私人投入要素變為企業資產,進而產生未來經濟收益的過程中,事務所發揮了承載人力資本并實現其價值作用。會計師人力資本的累積與轉化就是在事務所治理架構中,人力生產要素與非人力生產要素逐漸融合的過程。按照Alchain、Demsetz(1972)的“隊生產”理論,事務所項目負責人發揮著企業內部信息中心的作用,可以減少“隊生產”中的測度成本。但“合伙人―部門經理―項目負責人―項目執行人”之間多層委托關系的存在,也加大了企業內部的成本。實物資本的所有者為克服信息不對稱,減少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會不斷謀求最佳的人力資本配置。借助人力資源市場,事務所能在廣泛的視野中尋求最優秀的職業者,以優化人力資本結構,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
二、會計師事務所人力資本激勵的特殊性
會計師事務所和普通的專業服務公司是有顯著區別的。具體表現在對第三方責任、團隊知識共享、團隊層次監督、社會同化效應及項目時間約束等方面。這些差異決定了事務所人力資本激勵的特殊性。
首先,注冊會計師肩負對第三方的責任(包括公眾),相比之下其他專業人士如律師或醫生僅對他們的客戶或病人負責。事實上,會計是唯一一種需對公眾負責的私人職業(Russell Horowitz,2002)。這種公眾責任意味著會計師在日常工作中必須面對來自客戶、股東、監管機構及第三方的壓力,必須綜合考慮各方利益(Johnstone et al.,2001)。持續的壓力會令會計師產生認知偏差,對自己的職責目標、組織地位、價值道德喪失同一感,對他人和環境的認知產生紊亂。在需要職業判斷的時候,出現回避風險的傾向,信奉“消極有理”或走向極端偏執的狀態。這意味著事務所必須建立起有效的激勵機制,鼓勵會計師保持開放的認知視野,廣泛聽取他人建議,以維持職業判斷的客觀性。防止會計師出現機會主義傾向、幫助他們平衡利益沖突、抵御外部壓力。
其中,注冊會計師通過與眾多客戶的接觸,可以獲得廣泛的信息,建立超越審計技能的業務專長。項目團隊有助于傳播知識技能、執業經驗和價值規范。關于項目團隊知識管理的研究已經得到越來越多學者和從業人員的關注。組織良好的項目團隊能夠創造出其他企業無法具備的“知識共享平臺”,這成為部分高級會計人才愿意選擇在“四大”事務所執業的主要原因(Lee,2001)。知識管理在提高審計效能方面的價值已經得到了多數實證文獻的支持,在提供顧客價值,推動服務創新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其中的一個主要方向就是分析對事務所市場營銷效益的影響。事務所為了滿足客戶需求,需要先了解客戶的需求。當事務所各部門的工作都服務于同一客戶時,其結果就是整合營銷(Kotler,2000)。
三、會計師事務所人力資本激勵的方式
最近幾年,研究者從不同學科領域解構了古典理論存在的局限,并建議將委托關系擴展到包括復雜商業組織內部和更廣泛的外部環境變量上。Indjejikian(1999)指出,“基于傳統契約的人力資本激勵模型,在現實世界中具有較低的解釋力度,大部分經驗研究表明雇傭關系和公司的補償做法要復雜得多”。Eisenhardt(1999)則認為,如果研究人員考慮更廣泛的合約,理論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將會增加。她具體地論述了工作團隊、非結構化的任務、專業人員和經理之間的目標沖突等使績效評價復雜化的難題。Sharma(2007)呼吁將人力資本激勵的內容擴大到更廣的范疇之上,能夠對雇員產生激勵作用的人力資本補償方案應是靈活而多維的。
當我們拋開理論,認為個體不僅僅追求經濟效用,同時也追求非經濟因素的效用時,則可供選擇的激勵點將大大增加。提升職業的威望、擴大控制環境是行之有效的非經濟激勵方式。從事有挑戰性的任務可以令人力資本所有者獲得一個潛在的職業威望獎勵。會計師傾向于相信他們的工作是有社會價值的,并能因此獲得社會尊重。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人際間的獎勵(如得到同事的尊重)與經濟獎勵一樣可以提高職業者的效用。另外,會計人員為了保證工作的質量,必須保持對組織日常活動以及配套資源的控制。對于專業人員來說,對這些變量的影響和控制是很重要的,也許是他們期望回報的一部分。尤其是涉及長期職業效用評估的時候,大部分文獻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非經濟獎勵會提升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效用,而效用的增加又會強化正向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
會計師事務所要建立有效的人力資本激勵機制,需要涵蓋以下6個方面:
1.支付可協商的薪金和福利。薪金與福利是一個會計師業務專長、經驗、努力程度的函數,事務所支付可協商的薪金福利能為雇員提供經濟上的激勵與約束。薪金和福利的協商重點在于如何設計遞延補償方案,遞延補償是一種可預期的補償激勵機制,當現有薪金福利低于會計人員的實際勞動付出時,會計師在未來能得到相應的薪金補償。其實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會計師的信念,即他通過先期的人力資本投入與經濟利益犧牲,在未來獲得更高補償的可能性。通過提供廣泛的遞延補償,可以緩解事務所“粘性”薪金與人力資本當期回報不足之間的矛盾。
2.建立會計師職業壓力的化解機制。第三方責任所帶來的角色沖突是職業壓力的主要來源,這主要表現在會計師的私人收益(如薪金福利、未來職業發展等)受到利益相關者的操控,或無法取得客戶信任與支持,或對審計任務的流程喪失控制權。為減少審計過程中的壓力與干擾,事務所高層有必要積極接觸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尋求他們對項目執行人的信任與支持。同時,應確保組織結構上的簡化,減少侵權行為的指揮鏈,防止不相容期望和指令干擾會計師的職業判斷。
3.提升項目團隊的知識共享效率。會計師通常有在不同項目團隊工作的經歷,成員間知識的共享對提升審計質量和執業技能大有裨益。高級會計人員應對低級會計人員的求助保持開放的態度,積極聆聽并作出及時的反饋。他們要保證新雇員可以得到任務所需的有關資料,對新雇員的職業判斷加以尊重而不是壓抑。此外,要明確正式的知識共享協調機制,當項目團隊內部產生判斷沖突時,應有明確的仲裁機制。不成文的協調機制在任何組織中,都是激發沖突的誘因或是阻礙知識共享。
4.保證工作流程與團隊組織的靈活性。工作流程的靈活性對審計質量的提升有積極的貢獻。因為在面對復雜交易事項時,靈活性使會計師不必局限于刻板的制度和既有的規章,職業判斷質量因而可以大大得到提高。此外,靈活的流程安排降低了會計人員的工作倦怠,使其在千變萬化的環境中獲得任務新鮮感與滿足感。具有彈性的人員編制和任務安排亦可使會計師兼顧到個人偏好與業務專長,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交易事項,有助于技能的交流和相關經驗的積累。
5.通過社會同化激發會計師的職業道德。擴大有業務專長的會計師的控制范圍有助于提升其職業道德水準。高層管理者不可能直接監督所有的專業人員,在復雜的社會經濟背景中,間接監督可以職業道德倫理、工作管轄權的大小、負責向上級報告的頻率等形式出現。因此,與理論中以合約及財務信息為基礎的監督系統不同,科層組織結構內部存在著一個基于非財務信息的監督體系。授權意味著監督與約束的融合,向下的激勵與向上的約束同時并存,被授權對象在享有更高的工作靈活度的同時,也承擔了更大的控制責任。傳統的理論通常假設高層管理者不參與直接工作成果的創造,而專注于監督控制。相反,在事務所的生產/服務價值鏈中,管理者對會計信息的定制要求是無處不在的,并對最終結果承擔風險責任。因此,控制權轉移代表著一種職業道德上的互信,激勵人為完成受托責任而更加努力地工作,職業道德從而得到了升華。
6.合理安排項目預算時間。會計師的工作滿意度受情緒感知的影響,而情緒則取決于職業者對任務時限和超時損失的判斷。要維持會計師情緒的穩定,就應合理安排項目預算時間,避免過大的時限壓力。在項目規劃階段,項目負責人要分析團隊結構、會計師能力、環境因素對項目進展的影響,確保項目方案的實施過程省時而高效,減少團隊成員“最后一分鐘”的壓力和緊張,最終兼顧審計的質量與效率。
作者單位:哈爾濱工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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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加強;會計基礎;提高;會計管理
中圖分類號:G647.5;F23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6-000-01
在現如今的經濟體系改變和教育體系的改變下,有關部門對中職學校的會計工作做出新的要求。為了跟上新形式的腳步,促進會計工作科學性與現代化性,增強會計基礎就是適應變化改革的首要問題。讓會計工作發揮它的綜合管理與參加謀劃的作用。在學校的會計教學中我們應當怎樣增強會計基礎工作,為我們的會計教育更好的服務那?我個人覺得我們必須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與《會計基礎工作規范》的要求來實行。下面是我總結的三大方面。
一、會計人員缺乏全面性
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工作都可以靠網絡來完成,會計的工作也是不例外的。以前的老會計大部分都選擇用算盤來算賬,現代會計可以利用會計電算化來實現做賬。這樣就大大增加了我們對懂得電腦的會計人員的要求,會計人員有些是缺乏電腦能力的,導致會計人員的不全面性。也包括懂得一些電算化知識,但是卻不是很精通的會計人員。還包括會計檔案管理涉及的問題,許多學校都沒有特別設置專門的檔案人員來保管會計檔案,大多數都是會計人員自己來掌管。會計人員在管理檔案方面是有所欠缺的,缺乏專業性。這樣會使檔案管理變得混亂,沒有按照要求辦理會計檔案等等許多的問題。所以會計人員一定要從基礎學好,全面去發展。
二、建立完善的原始憑證,確保會計資料真實正確
在會計學的學習當中,原始記錄就像是會計管理工作的心臟,是非常重要的憑證。所有單位的財務收支都會直接真實的記錄在原始憑證里。在進行會計核算時也是最具有客觀性的憑證,是現實生活中會計核算的最初始的材料。會計基礎中原始記錄存在多種多樣的形式,一般比較常見的有:工人的工資單、采購設備的憑證、公司費用的記錄等等。無論是什么樣的形式,第一點的要求是原始記錄必要為真實準確的,這就是具有真實性,能準確客觀、真實的描繪出實際情況。第二點要求是要保證迅速性,就是要做到及時快速。這兩點的結合才能做到滿足會計管理的需求,以便于我們及時知道掌握真實的情況。
原始憑證記錄的真實準確性還和準確完善的計量工作息息相關。在會計學當中計量工作是會計管理的重中之重的基礎技術,計量工作是用來測量物品消耗的很重要的方法。就目前看來一些學校還是缺乏計量檢測的設施,所以就會產生不具有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等的原始記錄,像有些學校會采用對學校物資實地盤存制,有的學校就會采用目測法、估堆法等等去進行計量。這些方法或多或少都會影響物資消耗的準確性,這種行為還會造成物資材料的損失與浪費,所以我們必須對此問題重視起來。由此可以看出,計量工作也一樣是鞏固學校建設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同時也是實現會計信息職能不可或缺的最根本的工作。計量工作可以給會計提供有效的數據,還可以為會計核算和會計監督帶去參照的標準。如果會計核算里沒有準確的計量數據那就沒有辦法進行考核,只會讓會計核算與會計管理存在于表面。通過以上的闡述,我們只有加強計量工作才會提升會計核算的質量。把計量工作作為重要的內容來抓起,腳踏實地的做好計量工作,這些都是提升會計核算的基本條件。使會計核算提上新的水平。
三、提升會計人員素質,實施在職教育
建設強大的會計人員隊伍,這些都是加強提升會計工作水準的最重要的要求。我們的財政部很早就在《會計改革與發展綱要》中表明了我們一定要做到對會計人員的在職教育的實施,要有計劃有目標的去完成會計人員的在職教育。我們的目的是要有自己的優秀的會計隊伍,需要具備很多優秀的條件。
我們的會計人員要具有專業性。每個單位應該多多支持會計人員進行學習,也要為會計人員去營造便捷的學習環境。在培訓會計人員的過程中我們應該要注意首先要去積極鼓舞會計人員在職學習,學習與實踐可以相結合,在工作中學習,利用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工作里。例如:會計人員在職培訓里包含商業企業成本計算,課程可以用幻燈片的形式先來播放,讓會計人員去學習。基礎會計包含了許多方面,例如:資產類會計科目當中的銀行存款。會計人員首先要知道科目的意思,接下來會計人員可以分成小組,分別扮演角色,一方為企業,一方為銀行。我們可以出一道這樣的題目:甲企業將4000元存入銀行。這時甲企業就產生一筆交易,會計就應該記錄原始憑證,借-銀行存款,貸-庫存現金。像這樣小組間的分析問題,模擬真是的交易情況,這樣對于提升會計人員的專業性一定會有幫助的。與此同時,會計人員還需要學習財經法規等相關方面的知識。將理論和實際緊密的結合,全方位的提升會計人員的自身素質。
四、結束語
在會計核算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會計基礎,它在會計核算里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總而言之,加強會計基礎工作是會計工作的基礎,是提高中職學校會計管理的根本與核心。我們都要認識到會計基礎對于會計工作的重要性,應該在中職學校的教學中加強對會計基礎的學習和了解。以上是我對于加強會計基礎是中職學校會計管理的根本的闡述,希望通過本文就會計基礎的論述能給相關方面帶去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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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準則趨同 會計準則執行 遵循度
一、引言
會計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跨國公司與國際資本市場的持續深入發展,迫切需要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而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高以會計準則的協調乃至趨同為前提。歐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積極表態支持國際財務會計報告準則趨同的一個政府間國際組織,要求歐盟的7000多家上市公司(包括銀行和保險公司)2005年編制合并報表時,必須采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澳大利亞受歐盟決定采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宣布從2005年1月1日起,澳大利亞的報告主體將采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繼澳大利亞以后,新西蘭的會計評審委員會也要求新西蘭的所有上市公司從2007年起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隨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全球認可范圍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快了本國會計準則向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趨同的步伐,我國也不例外。2006年2月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的頒布,標志著與國際慣例趨同的中國新會計準則體系正式建立。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主席在我國新會計準則會上指出此次新準則的和實施,使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間實現了實質性趨同。而根據Peng和Smith(2010)的研究,中國的財政部通過頒布一系列公認會計準則來促進中國的會計準則體系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趨同,結果是將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趨同程度從1992年的20%提升到了2006年的77%(高莉芳,2009)。新會計準則體系的頒布,在我國會計規范體系建設、乃至市場經濟發展中具有重大意義,因而備受社會各界矚目。但同時也產生了諸多疑問,如會計準則能否得到普遍遵循,能否有效遏制會計信息虛假,甚至是否會成為新的“規則性”信息失真的根源,類似問題引發了會計理論界、實務界、政府監管部門和新聞媒體等各方面高度關切。事實上,對會計信息和會計準則的研究由來已久,近年來更因國內外不斷出現的重大財務造假案,如Enron、WorldCom、帕馬拉特、銀廣夏、藍田、科龍等而備受關注。為此近年來圍繞這一問題形成了公司治理、內部控制、會計監管、法律機制等多領域研究成果,其中強化會計準則又是重心之一。在對會計準則的研究中,逐步從會計準則的理論基礎、內容體系、制定模式延伸到實施環節,成為本文研究的出發點。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對于目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全球范圍內的趨同,雖然大部分學者認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全球范圍內的推行會導致財務信息的可比性提高,以及財務報表信息披露的加強會導致市場效率的提高。然而沒有有效的執行,即使最好的會計準則也不會有什么效果(Hope,2003)。很多研究(Street, Gray & Bryant, 1999; Street & Bryant, 2000; Street & Gray, 2001; Glaum & Street, 2003)發現在許多領域存在著信息披露要求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嚴重不符的情況。因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以及一些資本市場的管理者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遵循和執行方面。在就準則執行進行實證檢驗時,重點應該關注的是如何度量一個企業是否遵循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以瑞士企業為樣本的基礎上,Cooke (1989)最早建立了一套評分系統,利用公司報表中實際披露的項目數與準則要求的應該披露的項目數相比,得到一個遵循指數來衡量公司對準則的遵循程度。隨后,眾多研究在此基礎上進行發展。Cairns (1999) 在其研究中依據企業遵循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不同狀況,將其分為從“完全符合”到“差異的無保留描述”九類。Street等(1999)在研究中發現在 1996年聲稱遵循國際會計準則的221家公司,遵循程度是不同的,或者是有選擇地遵循。在一項后續研究中,Street 和 Bryant(2000)對存貨、固定資產等9項準則進行了遵循檢驗。他們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的具體要求,關注于信息的計量和披露,設置了一個遵循調查表,根據49家樣本公司的報表以及審計報告采用二分法手動搜集了公司報告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遵循信息。檢驗結果表明,49家樣本公司里面只有20家完全遵循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總體遵循度低于45%。于是,他們得出結論,盡管企業聲稱完全遵循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但事實上,還存在很多重要的差異。后來的學者在衡量準則遵循度方面也基本上采用了類似的度量方法 (Street和Gray,2001; Glaum和Street,2003)。Hodgdon 等(2009)對聲稱遵循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非美國上市公司的1999年和2000年的年度報告進行了檢驗。在其研究中不僅利用非加權項目來衡量準則的遵循度,還借鑒了(Spetz & Baker, 1999) 提出的“Saidin”指數來度量準則遵循度,該指數依據信息披露的稀有程度賦以不同的權重。
(二)國內文獻 在中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應用將會受到更大的挑戰,因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是原則導向型的,與中國傳統的以會計制度為主的會計處理相比,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執行中需要運用大量的個人判斷,因而在中國更應該關注于會計準則的執行。按照高利芳(2009)在其博士論文中的劃分,對于會計準則執行研究的文獻回顧,有或明或暗的三個維度:一是觀點維度;二是方法維度;三是區域維度。從觀點維度看,以往的研究主要關注三方面的問題:首先,準則的執行是否一致,或者說準則遵循程度有否差異;其次,如果執行不一致的話,哪些因素影響執行;最后,準則執行的差異性有什么后果。方法維度是指執行研究的具體方法可以分為規范研究、調查分析和實證檢驗三大類。而區域維度則是說準則執行研究的區域包括國內和國際兩種情況。由于本文內容主要側重于對準則的執行是否一致進行實證檢驗,因而本部分內容主要回顧和會計準則執行實證檢驗相關的前人研究成果。國內目前國際會計準則遵循度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少。目前對新會計準則體系的執行遵循度方面的實證研究還主要局限于調查報告。與國外調查報告主要由民間機構進行顯著不同的是,我國目前對準則執行的調查主要是由財政部組織進行的。財政部會計司與有關方面通力合作,采用“逐日盯市、逐戶分析”的工作方式,對上市公司2007年至2009年的年報進行了分析(財政部會計司,2007、 2008、 2009)。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民間進行的實證分析有兩份,一份是由蔡琦梁(2007)針對中小板上市公司執行新會計準則的調查分析報告,另一份是由高利芳(2009)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從基于趨同的會計準則變遷角度,對新準則執行一致性進行了實證檢驗。
三、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執行狀況評價――基于資本市場經驗數據
(一)樣本選取 高質量的會計準則是高質量會計信息的重要保證,但是趨同的準則變遷能否實現會計信息的可比,關鍵在于準則如何被執行。如果準則不能得到嚴格、一致的執行,準則趨同的作用會被弱化。在本部分中,主要是對新會計準則執行是否一致進行實證檢驗。目前此方面的實證研究主要是在Cooke(1989)方法基礎上進行發展,用公司報表中實際披露的項目數與準則要求的應該披露的項目數相比,得到一個遵循指數來衡量公司對準則的遵循程度。本章借鑒Cooke(1989)遵循度來衡量執行,即根據公司報表中實際披露的項目數與準則要求的應該披露項目數相比,每個公司計算一個準則遵循度分數。如果公司間的準則遵循度分數不存在顯著差異,可認為公司對準則的執行無差異。本部分中的數據來源主要來源于上市公司的年度財務報告(財務報告由巨潮資訊網獲得),就我國新準則實施三年以來(2007年、2008年、2009年)企業的具體執行情況進行檢驗分析。樣本通過隨機抽樣的方式從滬市主板取得,剔除金融類企業、ST企業(三年內不管是哪一年曾被ST處理,或者被摘帽處理,均從樣本中剔除)、所有者權益為負的企業(在三年內只要有一年所有者權益為負,即從樣本中剔除),以及三年數據有缺失的企業(比如2008年或者2009年新上市的公司),這樣經過調整后的剩余樣本為69家,3年共207個觀測值。
(二)準則遵循度的衡量 至于準則遵循度的計算,在選擇需要檢驗的披露項目和準則時,筆者主要借鑒了財政部會計司《關于我國上市公司2007年執行新會計準則情況的分析報告》。財政部2007年分析報告中主要介紹了15項具體準則的執行情況,具體包括:存貨、投資性房地產、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貨幣性資產交換、資產減值、職工薪酬、股份支付、債務重組、或有事項、借款費用、所得稅、企業合并、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以及每股收益。這些準則都是新頒布的或者有重大修訂的準則,對其進行具體分析,可以從總體上把握新準則體系的執行狀況。由于時間和成本的限制,本文沒有完全按照該分析報告進行準則遵循度量表的設計,而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些必要的調整。根據該報告,2007年所有發生存貨業務的公司(共1541家)全部按照準則規定取消了后進先出法,其中,占96.88%的公司遵循了準則規定的方法并披露了采用的計價方法、各類存貨的期初和期末賬面價值、用于擔保的存貨賬面價值等信息。由于存貨準則修訂內容不多,且財政部分析報告已經明確披露了上市公司對存貨準則的遵循度,因而在本研究中,在選擇需要檢驗的準則時,剔除了存貨準則。固定資產準則也是一項新修訂的準則。根據新準則,企業在確定固定資產成本時,應計提預計棄置費用。由于計提棄置費用只涉及到某些特殊行業(例如采掘業),不具有一般性,且根據財政部的分析報告,157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9家上市公司對固定資產計提了棄置費用(占0.6%)。因而在選擇需要檢驗的準則時,也剔除了固定資產準則。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準則作為一項新修訂的準則,在修訂中,最大的變化是引進了公允價值的使用。由于計量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因而該準則本應該在計算遵循度指標時,計入量表,作為檢驗項目。但由于上市公司中發生非貨幣性資產交換的數額較少(根據財政部2007年分析報告,1570家上市公司中,發生非貨幣性資產交換的只有40家上市公司,占比2.5%),因而在制定量表時,也將其剔除。基于同樣的原因,在設計遵循量表的時候,也排除了債務重組準則。股份支付和每股收益準則都是新頒布的準則,剔除股份支付準則的原因是因為根據財政部分析報告,1570家上市公司中實施股份支付計劃的上市公司只有41家(占比2.6%);剔除每股收益準則的原因是因為1570家上市公司都遵循準則規定進行了列報和披露。最后一個剔除的準則是或有事項具體準則,剔除的原因是因為新舊或有事項準則沒有原則性的變化。剔除了上述具體準則后,經過調整后需要檢驗的具體準則只剩下8項,結合具體準則強調需披露的具體事項,本研究所采用的準則遵循量表主要由8項具體準則的38個具體項目組成。在對準則遵循度進行打分計算時,筆者借鑒了高利芳博士學位論文(2009)采用的方法,亦即每一項目如果公司有披露相關內容,得1分,沒有完全披露得0.5分,未披露為0分。將每一項目的得分相加,最后的總分就是公司的遵循分數,再除以全部項目都披露的應計總分(38分),得到的就是單個公司的準則遵循比率。
(三)描述性統計 (表1)列出了三年內所有樣本公司準則遵循比率的描述性統計。根據該數據來看,企業新會計準則體系在實踐中得到了平穩和有效地實施,準則遵循比率由2007年的75%到2009年的78%,成穩步上升態勢,這與財政部會計司在2007、2008、以及2009年執行新會計準則情況的分析報告中得出的結論基本一致。(表2)列出了三年內所有樣本公司具體準則遵循比率的描述性統計。根據平均值和中值,從單項準則來看,所抽取的八項準則中,遵循度比較高的有投資性房地產和借款費用兩項準則,遵循度比較低的是資產減值和企業合并兩項準則。具體分析如下:(1)投資性房地產準則。由于投資性房地產準則是一項新準則,在69家樣本公司里,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存在投資性房地產業務。在存在投資性房地產的樣本公司里,均采用了成本計量模式。這也許是因為企業對歷史成本模式比較熟悉,采用公允價值模式雖然能給報表使用者帶來更大的相關性,但是因為公允價值的獲得需要成本且不易確定,因而從節約成本考慮,公司紛紛采用成本計量模式。總體上來講,在信息披露方面,投資性房地產準則三年的準則遵循比率達到了93%。公司普遍披露了投資性房地產的確定依據、種類以及計量模式,但在投資性房地產轉換和處置方面披露不充分。(2)無形資產準則。無形資產是一項新修訂的準則,與舊準則相比,主要變化有兩點:一是對使用壽命不同的無形資產成本進入損益的方式有所不同。使用壽命有限的無形資產采用攤銷的方式,使用壽命無限的無形資產通過減值測試的方式,減值損失進入損益;二是對研究開發支出的費用化和資本化的會計處理進行了修訂。明確規定研究支出應該作為費用處理,發生時直接進入損益;開發成本符合資本化條件的,可以確認為無形資產。在信息披露方面,公司對于計入當期損益和確認為無形資產的研究開發支出金額披露不足。此外,對于使用壽命不確定的無形資產,許多企業沒有披露其使用壽命不確定的判斷依據。(3)資產減值準則。資產減值準則是個新準則,但是對于資產減值的處理并不是新問題,原有的企業會計制度中早就規定了對八項資產計提減值準則。但是與以往規定不同的是,新準則引進了資產組概念,并規定資產減值一旦發生,不允許在以后期間轉回。從整體上來看,企業對資產減值準則的遵循比率遠遠低于對其他準則的遵循比率,表現在對于企業資產組的披露不足,有些企業沒有按照準則規定披露重大資產減值損失的原因和當期確認的重大資產減值損失的金額。大部分企業都披露了可收回金額的確定依據,但卻語焉不詳。(4)職工薪酬準則。職工薪酬準則也是一項新準則,根據遵循比率,該準則的遵循度比較高,所有的樣本公司都披露了應支付給職工的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應當為職工繳納的五險一金,個別公司沒有披露辭退補償。在測量職工薪酬準則的遵循度時,發現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大部分公司沒有披露為職工提供的非貨幣利。由于為職工提供的非貨幣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否有非貨幣利,價值多少,是由企業自己決定的,且屬于一般只有企業內部人才能掌握的信息,如果不披露(企業可以推說不存在所以不披露) )或者披露金額為零,是原則上無錯,實質上難以監管(高利芳,2009)。(5)借款費用準則。借款費用準則是一項新修訂的準則,與舊準則相比,新準則中主要的變化就是增加了利息可以資本化的資產范圍。但由于符合資本化條件的存貨只涉及到個別行業中的企業(根據財政部2007年的新會計準則執行分析報告,1570家上市公司中,有473家上市公司存在借款費用資本化。這473家存在借款費用資本化的上市公司中,有86家存在存貨資本化借款費用,在總體中占比5%),再加上新舊準則會計處理上并沒有實質性差異,因而從總體上來講,借款費用準則遵循度較高,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企業在披露資本化率時不充分,沒有充分說明資本化率確定的依據。(6)所得稅準則。所得稅準則是一項新頒布的準則。與以往規定相比,一方面新準則廢止了應付稅款法,要求企業改用資產負債表債務法核算所得稅;另一方面,新準則要求對于遞延所得稅要區分遞延所得稅資產和遞延所得稅負債分別列示。從樣本調查的情況來看,所得稅準則的遵循度雖然不是太高,但是與其他準則的遵循相比,標準差比較低,表明單個公司遵循度和平均值之間的偏離不大。根據對樣本企業財務報告的分析來看,企業基本上都能在附注中披露所得稅費用的主要組成部分,對每一類暫時性差異和可抵扣虧損,在列報期間確認的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的金額也能列示。但是對于所得稅與會計利潤之間關系的企業普遍說明不充分,此外,在報表附注中,一般找不到企業對于未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的可抵扣性差異、可抵扣虧損的金額的說明。(7)企業合并準則。企業合并準則是一項新準則,與以往關于合并報表的會計處理相比,新準則的主要變化在于區分了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并采取不同的會計處理方法。從三年中值的平均值來看,企業合并準則是遵循度最差的一項準則。大部分企業沒有按照準則規定披露企業合并的類型,由于不知道企業的合并類型,因而也無法判斷企業是否按照規定披露了屬于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判斷依據。此外,還有大量的公司對于被合并方和合并方會計政策是否一致沒有做出明確說明,也沒有按照規定披露被合并方采用的會計政策與合并方不一致所作調整情況的說明。(8)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準則。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準則是一項新準則,與以往會計處理不同的主要地方在于對于投資(金融資產)的重新分類,以及針對不同的類別,采取不同的計量屬性,公允價值成了金融工具計量的一項主要計量基礎。從樣本公司的分析數據來看,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準則的遵循度不高,但三年的中值均為80%,均值的標準差也很小。具體分析來看,所有的樣本公司都披露了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分類、公允價值當期變動計入損益的金額、公允價值當期變動計入權益的金額,但是對于交易性金融資產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確定依據以及持有至到期投資以及貸款和應收賬款實際利率的確定明顯地披露不充分。
(四)會計準則執行中存在問題分析 從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發現:(1)從新舊準則差異角度來講,傳統的或者基本項目遵循度高,但是新增項目尤其是涉及到職業判斷的項目遵循度偏低。在對樣本公司的報表進行分析時,可以發現對于一些傳統的或者說是基本的項目企業基本上都能按照準則規定進行披露,比如投資性房地產的類別、資產減值損失按類別的披露、應支付給職工的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及其期末應付未付金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分類等。這類項目遵循度高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準則上已經有明確規定,不需要企業進行判斷分析,且有些項目是傳統項目,受準則變遷影響很小,因而企業已經有足夠的經驗來對其進行充分披露。但是對于一些新增項目尤其是涉及到職業判斷的項目,企業大部分選擇的是不披露或者是語焉不詳。比如只有少數企業詳細披露了持有至到期投資以及貸款和應收賬款實際利率的確定、使用壽命不確定的無形資產,其使用壽命不確定的判斷依據、以及計提減值損失的資產的可收回金額的確定依據。這一類信息披露程度低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企業對此沒有經驗可循,我國傳統的以會計制度為主體的思維方式限制了企業進行職業判斷的空間。(2)從披露意愿分析,企業對于一些只有內部人才能掌握的信息明顯披露不足。在進行準則遵循度計量時,有些項目雖然準則要求如果存在的話,必須披露。但是由于該項目是否存在外部人不好判斷,一般只有企業內部人才能擁有該類信息,因而對該類項目很難判斷企業是否遵循了準則規定的披露要求。比如,職工薪酬準則要求企業披露為職工提供的非貨幣利及其計算依據。由于非貨幣利不像工資、津貼、保險金等一樣是企業必須繳納或者支付的事項,因而在報表上企業沒有披露非貨幣利,可能代表企業確實不存在該項目,因而不需要披露,但也有可能企業隱瞞了該項目,沒有按照準則規定進行披露。這就給準則執行的監管帶來了很大的難度。(3)從披露格式來講,新準則執行中披露的“樣板化”問題非常嚴重。Gray(1988) 曾經在Hofstede(1984)四種文化的劃分基礎上,提出了四種文化價值。按照Gray(1988)的劃分,我國應該屬于屬于統一性(Uniformity)較強的文化價值,也就是說,在財務報告實踐活動中,文化價值會傾向于采取統一的報告格式或者方式。這一文化價值在報表披露方面體現非常明顯。很多公司在對會計信息進行披露的時候都是照搬準則的原話,或者是僅作稍微的改動,例如很多公司對于資產減值中的可收回金額的確定一般都做如下陳述:“資產存在減值跡象的,估計其可收回金額。可收回金額根據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后的凈額與資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兩者之間較高者確定。當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低于其賬面價值的,將資產的賬面價值減記至可收回金額,減記的金額確認為資產減值損失,計入當期損益,同時計提相應的資產減值準備。”至于可收回金額究竟是根據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后的凈額確定的,還是按照資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確定的卻沒有具體披露,更不用提具體披露未來現金流量和貼現率了。造成信息普遍樣本化的原因可能是企業基于節約成本的考慮,因為如果要結合企業實際情況給出具體相關的信息,需要企業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因而為節約成本,很多企業選擇了將信息披露樣板化。
*本文系山東省自然基金項目“基于會計準則執行的資本市場信號機制與效率研究”(項目編號:ZR2009HL020)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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