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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第1篇

1．中國文化的引入對少數民族地區學生的英語學習有促進作用。語言和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學習一門語言的過程也是學習目的語國家文化的過程，教一種語言也是在教一種文化模式和思維習慣。因此，語言教學也離不開文化教學。外語教學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因此，外語教學的過程就是文化體驗的過程。［4］在英語教學中恰當地給學生們增加一些用英語表達的中國文化內容和他們所熟悉和喜愛的內容能夠更有效地促進學生的英語學習。例如在有關節日文化的學習中加入中國傳統節日的相關資料，有助于他們根據學生實際情況，思考和實踐如何恰當地在英語教學中導入中國文化內容以及學生所熟悉和喜愛的內容的英文表達作為現有教材的補充，使學生能夠更加輕松自然地用英語表達這些內容，從而使得學生覺得離開英語課堂，英語的作用更強大。當學生不僅能夠用英語講出課本里的內容，也能用英語說出或者寫出中國傳統的一個節日、自己家鄉的一個景區、自己熟悉的一個風俗或者是自己喜愛的一個作家等等的時候，他們才會更深切地體會英語和現實需要是緊密相連的，這樣的學生才是未來有能力促進中國本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更好溝通和融合的人才。

2．中國文化的引入有助于培養少數民族地區學生的文化意識。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對于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形成和提升尤其重要，因為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是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基礎，文化意識是得體運用語言的保證和前提。［5］在少數民族地區的英語教學中引入中國文化的內容，主要是能使少數民族地區的學生更好地了解中國這個偉大民族的悠久文化，增強他們的中國文化意識和愛國情感。其次，英語課堂中，中國文化的引入，是強調語言學習的興趣和體驗性，從而改變英語課程過分重視語法和詞匯知識的講解與傳授，忽視對學生實際語言運用能力的培養的傾向。中國文化在英語課堂中的引入，可以使學生感受體驗、實踐、參與、合作與交流的學習方式和任務型的教學途徑，提升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使語言學習的過程成為學生參與、體驗、熏陶并自愿和自由地運用語言的自主學習能力的過程，語言學習的過程也是感受目的語國家或本國文化的過程。比如說，jiaozi(餃子)，litchi(荔枝)，fengshui(風水)，kungfu(功夫)，jiayou(加油)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詞匯已被牛津英語詞典收錄。把這些中國文化內容融在英語課堂教學中，當外國人聽到這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國詞匯時，很自然地會聯想到與其相關的中國文化。［6］即便他們不知道這些詞語的意思，好奇心會促使他們詢問這些詞語的真正意思，這樣學生就可以把所學的中國文化介紹給外國人，從而使中國文化在人們與異域人們交流的過程中被廣泛的傳播出去。這樣既促進了學生的英語學習，也培養了學生的文化意識。

3．中國文化的引入可以培養學生對各種文化的接納與尊重的態度。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她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并且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信仰，這些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人構成了我們的大家庭，因此形成的文化具有多元性。不同的生產生活環境造就了不一樣的民族文化，在這種文化獨特性的影響下，不同民族人們的思維方式也各不相同，因而不同的文化本身具有其它文化不可取代的價值，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不同的文化反映了該文化背景下的人的不同生存方式，都能夠對人類社會作出不同的貢獻。［7］然而，很多學生缺乏對中國這個大家庭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正確認識，缺乏對不同民族習俗、信仰的理解、接納和認同。在如今的全球化語境下，我們不應該重視一種民族的文化而忽視或忽略另一種民族的文化，也不應該對他們抱有任何的偏見和歧視。在各種文化和民族融合的語境下，我們應該本著聆聽、接受、理解和寬容的態度去對待各種民族文化。正因為中華這個大家庭文化的多元性，在少數民族或非少數民族的語言教學中，對學生實施的教育也應該體現多元文化的價值取向。所以，無論是英語課堂的內容上還是英語課本的內容上，都應該體現我國的民族多元文化，除了要設置漢文化，還要設置一定比例的少數民族文化的內容，從而樹立學生民族平等與團結的觀念，讓學生在接觸和了解到不同文化的同時，形成對各種文化的寬容和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態度，從而培養學生的多元文化意識和民族自豪感和認同感。

二、結語

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第2篇

關鍵詞：民族 傳統體育 哲學 傳承方式

中圖分類號：G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643（2013）02-0077-02

1 民族傳統體育概念的研究綜述

在我國對“民族”一詞最早使用的學者是梁啟超，他是第一個把我國各族群最早稱之為“民族”的思想家，而以“漢族”、“藏族”、“蒙古族”為其它民族稱呼的可能是黃遵憲。到了現代，社會學家寧騷對“民族”一詞做了新的探究，他在總結斯大林提出“民族”基于四個特定的要素下又增加兩個特征來強調民族，既強調了民族歷史過程與穩定性，并認為一個民族的“原生形態”是應該具有這六個必要的元素。因此，我們所指的“民族”具有時空性和民族性的特征，是貫穿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東方地域與西方地域的實體性概念。

“傳統體育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是與傳統社會同步形成和發展的，是一個內容十分寬泛、涵蓋很大的概念。”民族傳統體育有兩個最為根本和統攝性的特質是民族性和傳統性。但對于民族傳統體育的概念，迄今仍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威界定。在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的體育學院通用教材《體育史》中對“民族傳統體育”做了以下解讀，民族傳統體育是指近代以前的體育競技娛樂活動。“對我國而言，指近代體育傳入前我國存在的體育模式，即1840年前，我國各族人民已經采用并流傳至今的體育活動內容、社會表現方式與價值觀念的總和。”這是從歷史的角度，把民族傳統體育白西方近代體育傳入我國以后，其在社會生活特別是在大中城市和軍隊、學校中受到的影響進行研究所作的界定。另有研究避開時間的界定，認為民族傳統體育是民族（包括漢族）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歷史時期的產物，是各民族體育活動方式的延續和保存，是各民族體育運動生命力的再現，“它是構成現代體育的‘體育文化密碼’，是歷史給予我們的重要體育文化遺產。”還有研究認為“民族傳統體育是指某一個或幾個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圍內開展的，還沒有被現代化，至今還有影響的體育競技娛樂活動。”

民族傳統體育的概念可以概括為：民族傳統體育指某一個或幾個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圍內開展的，具有濃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傳統體育活動，其中的“傳統”是指歷代因循沿傳下來的根本性的模型、模式、準則的總和。從整體結構上來看，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的構成包括了以武術為主體的武藝、養生導引氣功、以游戲形式滿足人們娛樂需要的民間傳統體育游戲和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等形態。在“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原國家教委在一級學科體育學下設4個二級學科，民族傳統體育名列其中。從這時開始，“民族傳統體育”這一稱謂，作為國家認定學科被正式確定下來。”

2 解讀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學基礎

2.1 民族傳統體育與

宗教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神秘的傳奇色彩，是各種文化理念、倫理觀念、社會習俗的綜合體現。宗教和傳統體育同屬于傳統文化的范疇，在歷史的不斷發展及轉變過程中，兩者相互吸引、相互促進、相互滲透從而形成了復雜的文化理論體系。民族傳統體育具有博大精深、內涵豐富、歷史悠久的本質特點，其發展歷程多數以為背景，如：富有原始氣息的彝族摔跤體現一種對畢摩教的崇拜，文化底蘊渾厚的傳統武術無不體現出道教、佛教的宗教核心思想。在中國民族體育史上，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是內外兼修、無處不在，既有對技術層面的影響，也有對其文化和精神上的升華。

2.2 民族傳統體育與中國哲學

古代哲學是中國文化的金字塔，無數古代哲人概括總結可知，中國的哲學主要分為儒、道、佛三大哲學思想，其內容主要包括“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中國哲學概括了宇宙的思想觀，在日常生活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體育等領域無處不體現著哲學思想的火花。如：傳統武術的太極拳，就體現了陰陽相生、此消彼長、循環往復、生生不息的自然狀態。

2.3 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方式

民族傳統體育經過歷代民族的傳授與繼承，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文化歷史，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傳承的方式逐漸趨于傳統化和現代化，不管是哪種傳承方式，其目的都在于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更好的發展與進步，從而為人類進步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是在同一個地域中有不同的途徑延續的，其主要的傳承方式有傳統和現代兩種。

首先，是傳統傳承方式。傳統的傳承方式因其運動形式、封建保守性和技術特點的不同有以下幾種：（1）家族型傳承。如傳統武術是我國歷史文化精髓的結合體，其形成過程帶有嚴重的封建思想殘余，在傳授武術技術與文化的方式上表現為，傳男不傳女、傳內不傳外、傳同類家族而不傳外來血親等。這些封建的傳承思想極大地影響了武術文化的發展、傳承及文化之間的交流。（2）宗教信徒型傳承。宗教是傳統文化重要的組合體。宗教活動與體育活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古時戰火四起，宗教信徒為了維護本教的利益，把一些武功與絕技作為護教的重要手段。在祭祀和娛樂活動之中也結合大量的身體活動來增加活動的氛圍。我國的幾大宗教都與武術結下了不解之緣，如：道教武當太極拳，佛教嵩山少林拳等。這些宗教文化表現出來的體育及武術文化，都是以一種系統規范的方式進行的，其內容具有規范性和系統性。（3）區域民俗文化型傳承。古時我國疆域遼闊，因交通條件的限制彼此之間無法進行常規的武術文化溝通、交流與傳承，只是地區內部相對獨立的發展與進步，這種趨勢的長期性導致武術文化的單一性和相對獨立性。從而形成了不同的運動項目及武術流派。民俗性傳承主要表現在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受時間及場地的限制，有些運動項目需要在農閑時進行，如：摔跤、秋千在閑暇時舉行，其目的就是放松人們的心情，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有些民俗活動需要在傳統節日中進行，如：舞龍舞獅在節日里表演與比賽都是為了烘托節日的熱鬧氣氛。

其次，是現代傳承方式。傳統的傳承方式適應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與進步，傳統的傳統方式已逐漸被淘汰及取締。因此傳承方式要順應時展的主流思想，現代傳承方式因文化層次、經濟條件、科技水平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加強法制化建設。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歷史遺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民族傳統體育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它們是歷史賦予我們時代的責任。在當今社會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侵權行為、遺棄觀念日趨嚴重，導致民族傳統體育逐漸在現代社會中被競技體育文化所替換。因程中應從國際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出法，從體育產業、文化遺產及知識產權的角度去賦予傳統武術應有的法律保護效力，從而使民族傳統體育在現代社會語境下更加有力的發展與進步。第二，賦予傳承人及參與者應有的法律地位。任何一種文化都是人類不斷傳承的結果，不同的人群、地區會產生不同的文化傳承者，傳承者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靈魂。參與者是民族體育得以存在的基礎，沒有了參與者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就等于沒有了傳承者，而民族傳統體育的繼承也就無從談起。因此要給予傳承者應有的權利和必要的生活保證，給予參與者應有的社會地位，如：采用傳承者社會指導員、裁判員等級制度，舉辦參與者傳統體育文化及運動項目運動員級別制度并與升學考試掛鉤等法律權利，不斷促進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更加合理化、正規化和法制化，從而不斷增加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其適應時展的需要。

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中學美術　傳統文化　民族精神

“美術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美術課程具有傳承文化藝術的功能。”“美術課程能使學生較為全面地了解美術與自我、美術與自然、美術與社會等方面的關系，引導學生熱愛祖國，理解文化藝術，弘揚人文精神。”這是中學“美術課程標準”的一段話。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我們肩負著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重任，而如何通過在中學美術教學中滲透傳統文化教育，使學生在掌握美術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同時，促進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培養無愧于時代的民族精神，是我們每個中學美術教師必須面對的課題。

一、教育學生關注傳統文化，培養他們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意識

把文化的學習融入到美術教學過程中是弘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提高學生的傳統文化素養的一種有效方式。在義務教育階段，美術教育要充分發掘其中的傳統文化資源，讓學生從靈魂深處感受傳統文化巨大的美術魅力。一是要提高學生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度。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外來文化迅速沖擊我國，一些學生在“日流”“韓流”的影響下“冷落”了本國的傳統文化，對于相關知識的了解少之甚少，中國傳統美術文化日漸式微。作為美術教師，我們有義務也有能力讓優秀的傳統文化再創輝煌。如在教學中，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圖文并茂讓學生更清晰、更直觀的了解中國的美術作品，感受傳統美術的無限魅力，激發學生對祖國、民族的熱愛。二是要引導學生具有參與我國傳統文化傳承和保護的意識。隨著現代化的進程，中國許多傳統手工藝，如泥塑、面塑、剪紙、皮影戲、年畫等民間藝術正在遠離我們的視線，將面臨消亡的危險，怎樣才能使之得到保護和傳承成為當前社會的一大關注點。如鑒賞中民間美術一課，課堂中可以利用幻燈片進行圖片展示、可以進行實物現場展示，更甚至可以進行實地的參觀學習，這些都能讓學生在學習欣賞好的傳統美術的同時，增強民族傳統文化意識，讓我們的后代再次領略先人帶給我們的美麗文化，自覺參與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二、培養學生尊重生命、熱愛生活的良好品質，增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

美術學習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技能技巧的訓練，而且更是一種文化品質的學習和培養。在中學美術教學中，我們要通過注重培養學生對祖國優秀美術傳統的熱愛，使之從中領悟生活的真諦，喚醒他們內心深處的民族自豪感。

熱愛生活，珍愛生命是一切民族情愫的基礎和前提。藝術來源于生活，每位藝術家所創作的作品都是他們對生活的理解，透過他們的作品，我們可以體會藝術家對生活的感悟，對生命的熱愛。如齊白石所畫的花鳥魚蟲，筆意穩練、古樸，率真而無掩飾，他所畫的蝦，平淡中透出幾分天真，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情趣。我們的美術教學就應該讓學生從作品中感受它所折射出的作者那份對生活、對生命的熱愛，教育學生從小熱愛生活，珍愛生命。

民族的才是歷史的。我國的藝術作品既是社會時代的真實寫照，又是歷史見之于當下的重要窗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表現的是北宋汴京城商業繁榮的景象，通過作品，我們可以了解北宋的風俗、風貌；瓷器是中國人的偉大發明，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通過瓷器的欣賞，我們可以了解華夏各個時期的文明及其輝煌歷史；民間美術是組成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因素，我國民間美術品種極多，貫穿于人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個領域，直接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審美趣味，顯示出他們的聰明智慧和藝術才能。

三、選擇教材中相應的切入點將傳統文化滲透進課堂教學

1.結合民間工藝制作，了解傳統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傳承。我國的民間工藝種類繁多、博大精深，而學生對民間工藝的了解渠道比較狹窄，僅僅通過電視、報紙中知道一鱗半爪，或者看到父母從產地帶回后的實物才略知一二，對民間工藝的內涵、價值、在世界所產生的影響，以及民間藝人對藝術的執著追求等更是知之甚少。比如在高中美術鑒賞17課《中國民間美術》教學中，我們通過讓學生了解中國民間美術是我們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部分，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寶庫，形式豐富多彩，有精美的民間工藝剪紙、刺繡、年畫、皮影戲、泥塑、風箏、中國結等等，有目的地組織學生利用課余收集相關的信息資料，三個一群，五個一伙，根據自己介紹的內容自愿結合成小組，先進行交流，然后小組進行匯總，使學生們從對中國古老的民間美術知識知之甚少到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礎上，再組織大家設計制作剪紙、年畫、泥哨、風箏等，通過這一系列的學習過程，引導學生從單純的技能技巧的學習層面提高到一種美術文化的學習層面，加深學生對文化和歷史的認識，樹立正確的文化價值觀、涵養民族人文精神。

2.結合建筑藝術欣賞，領略中華建筑的文化歷史，弘揚民族的建筑特色。中國建筑，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光輝的成就，無論從建筑的構造，到裝飾紋樣、裝飾色彩，無不反映出建筑裝飾的“吉祥觀”與“等級觀”，無不反映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交融，寄托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企盼，有著極其深厚的傳統文化內涵。把我國古代的建筑藝術作為美術鑒賞的重要對象，以建筑為切入點，展開進行分析講解，不僅使學生對中國建筑藝術的主要特征能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了解，從中體會到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利于傳承中國民族建筑特色。

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本土化；主體性；民國機制；現代文學研究

近年來，“本土化”問題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在反思“全球化”理論的過程中，“本土化”問題的提出確實帶給了我們重新認識自我的機會。但是，如此之“化”是否就能夠解釋文學思想發展的根本問題呢？我們以為值得進一步思考。

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學術研究從一開始就陷入了一種焦慮之中：一方面用他者的眼光來打量自己，學習他者先進的東西，一方面對他者又不無懷疑，不無警惕，焦慮感便不可避免的產生，如影隨形。“本土化”問題的產生，正是這種焦慮感的產物。其爭論甚至可以追溯到1930、40年代，也不是現代文學學科獨有的現象，每一次“本土化”論爭的興起都是從其他社會科學開始，又延伸到文學研究領域的。而當下“本土化”（或是與之相近的民族化、中國化）問題作為一種思潮被學者們長時間的爭論不休，更多原因的是中國面臨著民族復興的重任，而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加快，作為在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將處于一個什么樣地位的焦慮感的副產品而浮出水面的。

在1990年代之前，華人學術圈習慣用“中國化”這一概念，之后出于政治因素以及“本土化”一詞更加廣泛的學術蘊涵，臺灣早期倡導“中國化”研究的學者如楊國樞、黃光國、葉啟政等均將其改稱為“本土化”，這一變動直接影響到香港和大陸的研究。20世紀后半期，華人學術圈就“本土化”（中國化）問題召開了若干次學術研討會，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成果，使得這股原本在社會學興起的“本土化”思潮，影響逐漸擴大，使得“本土化”問題由社會科學領域向包括現代文學研究在內的人文科學領域延伸。

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本土化”問題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方法論就“全球化”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的影響給予的回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產生了實效：對“全球化”以及因“全球化”引起的“現代性”、“世界化”問題甚至海外漢學對現代文學產生的影響的反思。這些反思都看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理論的話語霸權，發現了海外漢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所造成的“隔”，從而提倡現代文學研究向“本土化”、“民族化”的回歸；重新發現現代文學中的“本土化”因子，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來重新發現現代文學發展里面的“本土化”線索，力圖證明“現代性”并不是唯一可以用來闡釋的理論，“本土化”、“民族化”給予新文學另外的闡釋空間；而與此同時，質疑本土化的聲音也一直不斷，如王愛松的《文學本土化的困境與難題》討論了文學的本土化命題存在著自身的復雜性和難題，蓋生的《文學研究本土化理論的局限與功用》認為中國的文學研究所追求“西化的現代性范式”是歷史的選擇，“以本土文化自覺立場”研究文學還存在著諸多的理論局限，等等。

“本土化”問題在學者們的爭執中前行，作為一種對抗西方話語霸權的敘述策略，“本土化”以一種關注中國文學自身的姿態引起了學界的注意。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在當前的現代文學研究中，在運用西方理論時存在著將西方理論絕對化、本質化的危險。隨著“全球化”而被大規模引進的西方學術資源，讓中國人既興奮又焦慮。從西方古典理論到最新的研究模式都被介紹進來，一股腦地套用在現代文學的各種現象之上，現代文學變成了西方理論模式天然的試驗地。更重要的是，這種套用讓我們對西方權威的理論家們產生了頂禮膜拜，似乎中國現代文學的所有問題，都在西方漢學家那里找到了完美的答案。李歐梵對中國現代文學之“現代性”的審視、王德威在此前提下提出的“被壓抑的現代性”、黃子平對“革命歷史小說”的解析、劉禾的“跨語際實踐”、唐小兵的“再解讀”等，現在都成為了現代文學研究的基石，現代性成為了裁剪中國現代文學的價值尺度。在這種情形之下，“本土化”問題的提出，仿佛逆時代潮流而上，“本土化”理論發現了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問題時出現的“隔”，提出了“現代性”一詞并不能將中國現代文學的所有問題一網打盡，中國現代文學可以有另外的闡釋空間。這在全球文化同質性越來越嚴重的今天，無疑是具有震撼力的。

然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此。如果說“本土化”問題的提出僅僅是作為反思“全球化”的一種策略，那么“本土化”問題本身并不能解決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特性在什么地方這一根本性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特性顯然不藏在是否參與“全球化”，是否討論現代文學中現代性到底有多少，現代文學里面有多少東西是“本土化”了的等等之類的問題當中。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特性只能存在于現代歷史境遇里面中國作家的創作與精神中，這不是空泛的理論爭論能夠解決的。“本土化”問題一開始就與“全球化”問題糾葛在一起的現象，注定了其存在著與“全球化”出現一致問題的先天缺陷。“全球化”的問題在于其妄圖用一致的理論模式、思想資源去涵蓋所有文化中存在的現象，這種不顧各種文化具體的歷史境遇的涵蓋，無疑將各種文化的豐富性給遮蔽了，將各種文化存在的復雜問題簡單化了。這就導致了現代性討論在中國出現了形而上學傾向，就理論談論理論，我們忽略了西方現代性理論產生的復雜背景，將現代性作為一種絕對化和本質化的東西，把中國現代文學劃為現代性的有無，忽略了中國現代文學個體問題的復雜性，造成了對中國現代文學豐富性的簡化和獨特性的抹殺。“本土化”理論本來是為反思“全球化”問題的“一刀切”而產生的，但其脫胎于“全球化”這一母體，全球化始終像一團巨大的烏云遮蓋在“本土化”理論之上，“本土化”理論始終在“全球化”的理論陰影籠罩之下。

從語義上說，“本土化”就是使某事物發生轉變，適應本國、本地、本民族的情況，在本國、本地生長，具有本國、本地、本民族的特色或特征。“本土化”這一概念的定性，本來就存在著兩個預設的前提，一是原本存在著一個具有我們稱之為“本土性”的東西；二是存在著一個他者的東西，需要我們將其“化”為具有“本土性”的東西。我們暫且不討論是否確實存在著一個具有“本土性”特征的東西，先來審視一下“本土化”之必要性。如前文所說，“本土化”理論的出現是“全球化”影響而出現的焦慮，“全球化”對中國現代文學豐富性的遮蔽，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的“隔”，總而言之，也就是“全球化”理論在面對中國問題時出現的不適應，“本土化”理論就是要將這種不適應“化”為適應。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化”呢？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因為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在西方存在的客觀物到了中國依然存在，研究的對象、研究的條件的不變，研究的方法自然可以不變，也就不存在什么“本土化”與非“本土化”的問題；但是到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西方可以通行無阻的研究方法、理論模式到了中國就出現了“水土不服”，于是就出現了“本土化”問題。文學這一類學科，研究的更是人的情感，現代文學研究的就是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下人們的心理情感變化。人們的心理情感是一種主觀現象，因人而異，其豐富性導致了文學的復雜性，不可能用一種理論來進行“一刀切”，文學的這種復雜性必然要求文學研究首先應是審美感受和藝術體驗，研究者個人的審美體驗理所當然地是文學研究的基石、起點和組成部分，要求研究者主體性的發揮。“全球化”理論妄圖用一種全球通行無阻的理論來統攝文化的多樣性，“本土化”問題的提出顯然察覺到了這種想席卷一切的粗暴，妄圖將其“化”為自己的理論，這還是將一種理論重新“化”為另外一種理論，是將文學研究方法完全視作可以自由抽象的形態，與我們內在主體的狀態可以脫離（所以才有所謂的“化”），忽略了文學研究的根本在于主體的體驗、感受，即“主體性”缺失才是更為深層的問題。“全球化”理論忽視了各種文化的多樣性，“本土化”理論在想彌補這一缺點的同時，也忽視了研究對象、研究者自己多樣性的問題，缺乏了研究的“主體性”，文學研究變成了純理論的演繹和概念的組合堆砌。現代文學研究由于缺少了研究者“主體性”的實在參與，缺少了研究者獨特的體驗與感受，變成了孤零零的理論構架，“本土化”問題也難以解決現代文學研究中“隔”的問題，這就是“本土化”問題的癥結所在。

這里牽涉到的是研究者自身的問題，不論是“全球化”命題還是“本土化”倡導，研究者“主體性”的缺失都將導致純理論的空泛而談，沒有“主體性”參與的現代文學研究都只能是離理論越來越近，離中國文學越來越遠。鑒于“主體性”問題對于文學研究的重要性，而當前的“全球化”理論和“本土化”理論在“主體性”問題上的乏力，尋找新的解決問題的途徑便成為亟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今天如何確立研究者的“主體性”？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覺得最近出現的關于“民國文學機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討論或許可以提供一扇窗口。作為學術方法的“民國文學機制”的問題雖然于最近幾年才提出，但在整個新文學的發展當中，其實每一步的發展都受制于“民國文學機制”的影響。“民國文學機制”意指從中國最后一個封建——清王朝覆滅以后，在新的社會形態（民國）中逐步形成的影響和推動文學新發展的種種的力量，或者說，因為各種力量（政治體制、經濟模式、文化結構、精神心理氛圍等等）的因緣際會最終構成了對文學發展的肯定，同時在另外的層面上也造就了某種有形無形的局限，這一時期的文學形態都可以在這樣的綜合性結構中獲得解釋。這一機制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具體體現：作為知識分子的一種生存空間的基本保障，作為現代知識文化傳播渠道的基本保障以及作為精神創造、精神對話的基本文化氛圍。這一命題的提出，顯然有迥異于“全球化”理論和“本土化”理論的理論內涵。一方面，它呼應“重返五四”、“重返民國”、“民國史視角”的訴求，推動研究者進入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去，但又與“重返五四”、“重返民國”的一般性倡導有別，具有自己更清晰的內涵和方法。相比起“本土化”問題而言，在回答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特性在什么地方的時候，“民國文學機制”無疑是一種更加切合實際的姿態與方法。

毫無疑問，“民國文學機制”的提出首先是現代文學研究者的一種研究姿態。“民國文學機制”直逼研究者重新觸摸歷史，注意歷史現場的豐富性，能夠突出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具體歷史情形，通過對更多歷史細節的“還原”呈現文學過程的豐富性，擺脫從某一既定概念比如“現代性”、“本土性”等出發形成的史實遮蔽。比如現代文學研究史上這么多年來對“五四”的爭論，我們往往執著于“五四”先驅們激烈的言論交鋒，總是以為那些言論足以代表了當時整個的現代文學發生景象，而忽略了是什么樣的力量促使“五四”形成了那樣的自由空氣，形成了那樣的文學氛圍。“民國文學機制”的提出，讓我們思考是什么促成了一個多元共生又充滿創造活力的新的文化時代的誕生？在這個新的時代里，制約文學的因素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才導致“五四”新文學出現了那樣青春的氣質？這些文學氣質又是如何影響著以后的文學走向的？這些問題其實是對“民國文學”何以成為“民國文學”的追問，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讓我們必須走向民國具體的歷史，“五四文化圈”能夠與之前、之后的文化圈相區別開，根本原因就在于當時形成了一個砥礪切磋、在差異中相互包容又彼此促進的場域，中國現代文學之所以有后來的發展壯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當時能夠形成這個場域。借助于“民國文學機制”這一命題，我們發現的不僅僅是“五四”時所彰顯出來的青春氣息，我們更看到在這種青春氣息之下涌動著的時代空氣與歷史現場。那是一段鮮活的歷史，不是一兩個概念就足以涵蓋的，這與局限于分析先驅者的言論中具有多少“現代性”和“本土性”的理路迥然有異。

在面對具體的歷史語境的時候，“民國文學機制”要求研究者有著極強的“主體性”參與，要求發掘研究者的獨特感受與體驗。我們所謂的“民國機制”是在民國的歷史空氣下考察近代以來成長起來的現代作家群體，在這種考察之下，民國的歷史如此具體，作家們的精神氣質與抽象的“現代”理論距離是如此的遙遠。真正投入歷史的現場，很容易就發現文學的歷史更多的是一些具體“故事”的錯綜復雜，抽象的“現代”之辨在這里被置于背景的位置。例如對于魯迅，我們稱之為“現代小說在魯迅手里開端又在魯迅手里成熟”，他的這種推動文學創造的個性、氣質與精神追求與國家社會的特定環境相關，與社會氛圍相關。這不是簡單的“決定”與“反映”，它恰恰表現出對當時國家政治、社會制度、生存習俗的突破與抗擊，只是突破與抗擊本身也是源于這個國家社會文化的另外一些因素。可以說在“民國”這一靜態的歷史時空中，“機制”是文化參與者與歷史時空動態互動中形成的秩序，兩者結合在一起，強調的是在文學活動中“人”與“歷史時空”的豐富的聯系。正因為這種聯系的豐富性，培養出了現代作家一個個獨特的氣質。我們在面對魯迅的時候，需要進入到當時的歷史時空中去捕捉他獨特的精神氣場，同時以自己獨特感受與魯迅產生著精神上的共鳴，豐富著對魯迅與那段歷史的認識。只有在這種感受之中，文學研究才是活的，在其中發現現代作家獨特的氣質，找到中國現代文學獨特性之所在，發揮著研究者的“主體性”的參與在其他研究模式之下難以替代的作用。

民國文學與文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民國經濟；現代文學研究；民國機制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5－0015－09

當我們憑借“民國經濟”來重新思考、觀照中國現代文學時，“民國經濟”所蘊含的獨特所指很顯然指引給了我們一種新的方法論。依照這種方法論的燭照，我們毫無疑問會洞見前此未曾注意到的一些事實：中國現代文學整體生成中的經濟因素；中國現代作家走上文壇的獨特姿態、現代作家社團與流派的形成背后的經濟因素；某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之所以如此的經濟因素；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生產、流通、傳播與大眾接受的經濟背景之間的關聯，等等。這些事實的被發現，無疑有助于敞亮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經濟因素的認知，建構經濟學視野下的中國現代文學圖景。但驗諸20世紀的文學研究之路，我們發現，經濟學視野的運用并非始自今日，如若我們要理直氣壯地運用“民國經濟”這一范疇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很顯然我們需要從方法論上做出檢討。換言之，我們需要回答這樣相關聯的兩個問題：一、民國經濟視野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無合理性，若有，其依據何在？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民國經濟視野與20世紀一度占據主流的政治經濟學視野等有無區別，若有，其區別何在？

一、經濟與中國文學：歷史的考察

事實上，由生活于現世社會的人所創作的文學，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也不可能離開與其現實生存密切相關的經濟。

對中國古代文學而言，借助于沈端民先生從1980年代以來對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經濟問題的研究①，我們發現，一部從先秦到明清的古代文學史，其實就是一部別樣的文學經濟史。這種對古代文學內容的重新發現，無疑有利于沖破古代文學研究固有的學術框架，但這種從文學內容層面考量并得出文學與經濟密切相連的論析，需要輔以對文學外部諸多因素——作家本人的經濟狀況、文學作品的生產與流通環節、文學受眾的經濟狀況等等——的論析，才會更有沖擊力。然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中國古代作家是恥于談錢而樂于談官的，其寫作和重制問世作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沒有經濟目的，可以說是拒絕進入市場的一群，而出版家既不組織稿源也不組織市場，雖然從隋唐起就有大量重制、出版和公開買賣《四書》、《五經》的行為，但“這種出版和買賣，不是為了文學，而是為了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和科舉考試的需要”〔1〕，即是說，古代文學的外部因素中幾乎沒有狹義市場經濟的影子〔2〕。

中國文學與經濟日漸復雜的扭結，始于1872年4月30日《申報》的創刊。據魯湘元先生考察，1872-1897年是中國市場經濟文學的初創時期；1897-1910年是中國市場經濟文學的第二期；1911-1925年是市場經濟文學向全方位的深層次方向發展的時期；1925年五卅運動后，中國文學的狹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健全；1937年以后至1950年前，雖沒有脫離市場經濟文學的體制，但更多的是戰時機制；從1950年代起文學的生產和銷售也采用了計劃經濟體制。〔3〕可見，“狹義的作為社會經濟形態而存在的市場經濟，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生產者——作家和出版家——賴以存在的基礎，也是讀者賴以讀到各種各樣作品的客觀條件。”他由此得出結論說：“沒有狹義的市場經濟，就沒有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大部分。”〔4〕并認為應該建立一種“從經濟形態、商品和價值，即主要從作品的交換價值，去了解文學的發展和變化，了解作品和作家的文學觀，也就是馬克思說的以市民社會史、商業史和工業史為基礎的‘世俗’文學觀”即“市場文學學”。〔5〕

在這種學術背景下，我們重新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場域，就會發現經濟對世界、作家、作品、讀者這文學四要素的全面滲透，就會發現經濟變革怎樣部分地左右了中國現代作家的文學選擇以及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面貌，就會發現中國現代的現實主義作家們，尤其是1930年代前后的左翼作家們，在其作品中如此深刻地通過文學傳達了他們的經濟關懷，就會發現中國現代讀者的狀況如何部分左右了張恨水等等作家對小說人物形象、故事結構的創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