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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收入范文第1篇

中國已加入WTO，由于中國特定國情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耕地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又加上城鎮化進程滯后，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村，從而造成農戶生產規模小，生產成本相對較高，玉米、小麥、大豆、棉花等大多數農產品國內價格已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加入WTO之后，隨著關稅的大幅度降低，國際市場農產品將對我國農產品產生巨大的沖擊。面對沖擊是采取放棄大面的農產品生產，去大量采購國際市場價格便宜的國外農產品，還是繼續堅持固守本國生產，就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選擇?？紤]到糧食安全問題，把我們需求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依賴價格波動較大的國際農產品市場上，那將是十分危險的。因此，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在不利的條件下，保持我國農產品基本自給，同時加大具有比較優勢農產品生產，爭取更多的創匯，將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一、農民收入增長趨勢的分析與預測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中農民人均名義收入和商品零售物價指數的資料，計算農民人均實際收入和農民收入實際增長率（按1978年價格），同時利用1985～2000年資料計算農民收入預測值（剔出價格因素按1978）。

預測值由如下指數平滑公式計算得

附圖

其中α稱為平滑常數，值域在0和1之間，其大小決定了本次預測值對前期預測誤差修正程度。Excel稱(1-α)的值為“阻尼因子”；Y為t期的實際觀察值；、分別為t期、t+1期的預測值。在公式中平滑常數是最近期實際值的權數，它的大小反映平滑常數對實際值的變化反映是否迅速，通常用均方誤差MSE和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MAPE來表示。在評價模型的預測精度時，常使用的是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MAPE，一般認為，若MAPE小于10，則模型預測精度較高[1]。計算誤差的公式為

附圖

通過計算MSE=40.221數值較小，MAPE=3.625，預測結果表明該預測模型預測精度非常高。使用該模型對2001、2002年預測結果是農民人均實際收入（按1978年價格）分別為633.54、642.4元，農民收入增長進入相對平緩期。

農民收入實際增長率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和不同時期側重點變化的恰當反映。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開始，1978年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極大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又加上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價格等一系列利農政策的出臺，使得農民收入再上新臺階，1978～1985年間總增長1.33倍。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從農村轉向城市，農民收入增長開始逐漸放緩，由于經濟過熱，中國經濟轉入治理整頓，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力急劇下降，進城農民紛紛返鄉，非農收入大幅度下降。剔除價格因素后，農民實際收入1988、1989年分別下降0.61%、6.3%。90年代初期，由于賣糧難問題的出現，農民收入增長低于產量增長。之后，敞開按保護價收購農民糧食的政策實施，極大的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在連年創高產的同時，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總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整體速度還是較快的，除了1988、1989兩年農民收入實際增長有所下降，其它年份都保持正增長，20年間農民人均實際收入（即剔除價格因素，按1978年價格）凈增加3.69倍，農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幅度的提高。

二、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分析

（一）因素的選擇

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很多，本文選擇的基本思想是從兩方面考慮，一方面是影響農民農業收入，作者選擇了農作物播種面積、農用機械總量、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另一方面是影響農民非農收入，選擇城市人口比重。農作物播種面積增加，無疑是增加農民農業收入總額的一個重要方面，在農村人口總數一定的條件下，對提高農民人均收入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農用機械反映農民對農業生產固定資產的投資，在一定條件下會促進收入增加；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可以看作是提高勞動積極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城鎮化發展，會帶動第三產業相應的發展，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就業，使農民非農收入增加或者減少農村人口基數，使農民人均收入得到提高。當然，這些因素是否重要，還必須有待模型來回答。

（二）資料使用說明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各期，由于不能得到1979、1981、1982、1983、1984年資料上述各變量的全部數據，因此本模型包含1978～2000年除上述年份外的18年數據。

（三）模型選擇

使用多元回歸線性模型

附圖

其中因變量Y代表農民人均純收入按當年價格數據；A代表回歸常數項；X[,1]，X[,2]，X[,3]，X[,4]分別代表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農作物播種面積（千公頃）、城市人口比重、農用機械總量。通過相關分析得農業機械總動力與農民人均純收入相關系數數值較小，這表明在現行條件下，增加農業機械對農民收入影響不大，通過將農業機械總動力作為一個因變量進入回歸方程，農業機械總動力回歸系數的t通不過檢驗，因此將其剔除。

根據上述資料，采取最小二乘法得到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運行結果如下

附圖

回歸系數都顯著不為零，通過t檢驗。從上述數值可以清楚地看出多元回歸方程擬合優度也非常高，這表明變量選取很合適[2]。模型回歸標準差不大，三因素P值都非常小，從改革開放以來多年歷史資料看，通過定量計算結果表明：農產品收購價格、農作物播種面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決定因素。

三、提高農民收入的具體建議

上述歷史數據定量分析結果表明農產品收購價格、農作物播種面積、城鎮化進程曾經是決定農民收入主要決定因素，但是我們必須結合當前實際準確判斷現在和將來農民增收的主要影響因素，才能保證提出的建議具有針對性和實踐上的可行性。本人通過認真閱讀WTO《農業協議》并結合上述趨勢和因素分析結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逐漸加大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WTO《農業協議》中的綠箱政策，為農民增收架橋鋪路[3]。WTO《農業協議》對直接價格支持、出口補貼等對生產和貿易產生扭曲作用的政策稱之為黃箱政策措施，這就說明一直在農民增收中起重要作用的農產品支持價格將行不通。而對諸如農業科研、環境保護、農田水利、農業保險等不直接影響農業生產的支持措施稱之為綠箱政策措施。盡管我們財政緊張，但是必須從戰略的高度來對待農民增收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得好，不僅能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從根本上保證十幾億人口吃飯問題和社會穩定，而且也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通過國家財政對農業投入的加大，調動地方財政和農民自身等各方面對農業投入的積極性，加大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投資，改善農業投資環境，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基礎上，增加農產品產量。尤其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在農民收入增加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勢在必行。

(2)加強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結合各地實際，分類指導。對那些農業發展較快，農戶經營規模較大，市場化程度較高，國家應通過政策引導，提供技術服務和市場信息等手段鼓勵他們發展外向型農業，并且派專人去那些外向型農業較為發達的美國、加拿大等國學習先進的經驗和技術，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生產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質農產品，在為國家創匯的同時，增加農民的農業收入。對那些主要以生產糧食和棉花等國際上缺乏競爭力的農產品，并且單產較高的農戶和地區，政府應從收入支持方面考慮，這也是WTO《農業協議》所允許的，一方面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也能確保糧食安全的同時，促進農業穩定發展。我國擁有天然草原59億畝，這將是農民收入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豐富資源，但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建設資金不足、草原墾殖、管理不善、觀念落后等原因，引起草原沙化退化嚴重，造成草地產出率低。通過財政支持和一系列優惠措施，吸引增加草原投資增量，在改善生態環境的同時，大力發展畜牧業[4]。畜牧業可以促進種植業，帶動加工業，促進農業內部結構合理化和產業間的良性循環，發展畜牧業，不但能滿足食物結構改善的需要，而且可以實現糧食轉化增殖，增加農民收入。畜牧業特別是畜產品加工業，還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極有可能成為我國在國際市場中的一個優勢產業。

(3)采取靈活的土地承包政策，實現不同程度的土地集中和規?；洜I，提高土地的產出率。我國農業機械的配備總量已經很大，平均每公頃機械總動力已經大大超過美國，機械利用率不高，單位農產品機械成本較高，這也是我國農民收入增長與農業機械相關性不是很強的一個重要原因。隨著外出打工隊伍日益龐大，土地拋荒現象愈益嚴重，一方面土地數量不足，另一方面是土地荒蕪或者不能充分發揮效益。有一些地方實行的“反租承包”我認為很好，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創新思路，是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增加農產品產量，增加農民收入的一個發展方向，通過農業資源向經營能人集中，實現效益最大化。

(4)把發展鄉鎮企業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今后，鄉鎮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很難超過80、90年代，大批鄉鎮企業工作的重心將是使企業素質升級和結構調整，吸納勞動力的很難出現。但是，如果把鄉鎮企業的發展同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則可以開拓一條寬闊的就業之路。小城鎮建設是21世紀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戰略，是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潛力極其巨大的新經濟增長點。加快小城鎮建設，不僅可以促進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提高農村人口的城鎮化水平，而且可以促進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之所以規模巨大，第二、三產業落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小城鎮數量少且規模小。城鎮的擴張和鄉鎮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將是今后吸納剩余勞動力的主要出路，為此，各級地方政府應把鄉鎮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統籌兼顧。一方面，各級地方政府應制定具體政策，吸引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適當集中，擴展其吸納就業和擴展就業的能力；另一方面，通過內聯外引、拍賣轉讓、股份制等辦法，把城市中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農產品原料加工工業適當向小城鎮擴散。適當放寬農村人口遷入城鎮居住的限制，鼓勵農民自籌資金在城鎮發展二、三產業，提高城鎮化水平。

【參考文獻】

1易丹輝.統計預測方法與應用[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102～122

2陳希孺，王松林.近代回歸分析——原理方法與應用[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75～105

農民收入范文第2篇

1造成農民收入問題的原因

造成農民收入問題的原因涉及諸多方面，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1現有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從宏觀上看，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城鄉居民收入的顯著差距，這是一個共性問題?，F在，發達國家由于總體發展水平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小。而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尤其是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如非洲一些貧困國家，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大。

1.2經濟發展中農業所占的比例不均衡農業在全區的經濟發展中所占的比例不均衡，農民收入水平較低是其必然的體現。2013年，朔城區全區經濟總收入281.3億元，農村經濟總收入僅為61.5億元，只占全區經濟總收入的22%。全區總人口51萬人，其中農業人口27萬人，占全區人口的53%。粗略地計算，53%的人分享22%的財富。

1.3生產水平相對落后生產水平落后是造成農民收入較低的直接原因?，F階段，農村土地經營仍然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其他多種形式并存的經營模式。朔城區處在半山區的行政村有48個，占全區的16%，這些村莊由于受地理等自然條件的限制，農民耕種基本上還停留在人畜結合種植水平上。全區只有大約14%的農戶實現了播種機械化，70%左右的農戶耕種實行半機械化操作。而在收割時，由于傳統觀念的原因，農民害怕收割時浪費糧食，90%以上的農戶實行的還是手工操作。家庭經營生產規模小、生產落后、勞動生產率低，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

1.4農民素質較低這是影響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因素。據統計，朔城區農民平均教育水平為8年。2013年，全區每個鄉鎮平均只有一所學校，如果按一村一所學校計算，現有的學校數只占到5%。照此發展下去，農民受教育水平只會越來越低。受教育水平低，影響他們了解、學習、采用和掌握新技術的能力，難以適應社會和進行農業結構調整，外出打工也會受到一定的限制。掌握新技術、調整產業結構和外出打工這三方面的能力是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徑。長期以來，由于農民思想陳舊，觀念、技術不更新，出現了產業結構單一不變，致使其收入增長呈現緩慢態勢。

1.5農民的市場供求信息不靈農民難以掌握市場供求格局的變化，降低了其收入增加的可預見性。農民當年生產大都是根據上年的收入高低來決定的，沒有統一的規劃，再加上信息不靈、專業性不強，收入增長緩慢是其必然表現。多年來，朔城區農民已形成了糧食生產以玉米為主的模式，幾乎家家戶戶種植玉米，這就導致了玉米生產過剩、供過于求，出現了農民賣糧難問題。好多農民的玉米到來年夏天還賣不出去，風吹日曬、老鼠糟蹋，損失不少，減少了收入。

1.6政策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現在農業扶持政策、土地征用政策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等方面。近幾年，國家加大了農業扶持政策，但農業設施方面的投入較少。2014年，全區“一事一議”財政扶持基金為895萬元，涉及96個村，項目包括街巷硬化、村容整治亮化和水利設施等，其中僅有10個村實施農業水利設施，占扶持村數的10%。在土地出讓方面，給農民每0.067hm2地的補償標準為32000~70000元，其中包括集體留用的20%公積金。而政府土地出讓的價格往往幾倍于此。土地轉為非農業用地，不僅沒有使農民生活得到改善，反而惡化。在勞動力轉移方面，農民就業范圍較小，農村勞動力不能大量轉移，勞動生產率難以較快提高。2014年，受建筑業疲軟及服務業的影響，全區農民外出務工人數由2013年的3.13萬人下降到2.2萬人，極大地影響了農民外出勞務收入。

2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建議

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是一項艱巨的工程，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既需要農民的自身努力，又需要各級政府的幫助。

2.1加快城鎮化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也是必然之路，是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外部條件。城市建設和發展離不開農民，只有大規模地轉移農村勞動力，才能大幅度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只有加快城市發展，才能提供較多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機會，尤其是第三產業。城市化發展也會提高非農業用地的使用效率。

2.2加大財政扶持力度，促進農業生產發展農業生產是農民收入的主要渠道。加強農業生產力是穩定和增加農民收入的基礎。加大財政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會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減少農民生產經營性支出，從而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

2.3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農民發展農業的積極性《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土地30年不變。從長遠看，將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和經營權證書從30年變為長久性更好。這樣，農村土地可以不經過政府而直接進入市場，完善了征占農民土地的補償機制，不管是政府還是個人行為，均需按所征占地的市場價格對農民補償，使農民利益得到保障。另外，在土地轉為盈利性非農業用途時，農民可以以土地承包使用權入股，參與管理和分紅。

2.4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資，提高農民增收能力教育是一項長遠的發展計劃，國家應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資，提高農村人口素質。只有農民素質提高了，才有接受新技術的能力，才能提高生產水平。加強農民技術培訓，拓寬就業渠道，可促進農民到非農領域就業和增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到非農領域就業的機會和人數的增加，將直接促進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的增長。

農民收入范文第3篇

一、調查標準時間

年末資料的調查時點為*年12月31日。

年度資料的調查時期為*年1月1日至*年12月31日。

二、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的對象是*年底具有*區農業戶籍的家庭戶，調查以戶為單位進行，按戶籍所在地原則進行登記。既包括居住在行政村范圍內的農業戶籍家庭戶，也包括居住在行政村以外的城鎮地域的農業戶籍家庭戶（家庭戶指自然戶，以全國第二次農業普查界定的家庭戶為準）。

具體對象：農業戶籍家庭戶中的全部人口（包括戶籍人口和居住人口）。

三、抽樣方法和樣本量

本次調查，將根據*年底具有*區農業戶籍的家庭戶，按照等距抽樣的方法，抽取20%的樣本進行調查。各鎮、龍柏街道、*工業區的調查樣本由區統計局統一抽取并下發。

四、調查項目

（一）《*區農民收入情況調查表》

1、按戶填報的項目：

戶編號、本戶戶籍人口數、本戶農業戶籍人口數、家庭可支配總收入、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等。

2、按人填報的項目：

姓名、年齡、性別、學歷、居住地、戶籍地、工作地、個人可支配收入、全年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等。

（二）《*區行政村各類補貼費用支出表》（村表）

具體填報內容：本村的基本情況、本村各類補貼費用支出情況、問卷調查等。

五、調查的組織實施

（一）組織方式。本次調查由區統計局負責組織實施。各鎮、龍柏街道、*工業區具體協調和負責轄區內的調查工作。

（二）工作機構和人員。此次抽樣調查時間緊、任務重、要求高，各鎮、龍柏街道、*工業區要根據各自的工作量建立相應的工作機構，并切實做好調查工作人員的選調。原則上每個生產隊配備1名調查員，每個村配備1—2名調查指導員。

（三）經費保障。開展調查所需的經費，由各級財政分級負擔，并按時撥付、確保到位、統一管理、專款專用。

六、實施步驟

本次抽樣調查是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的延續部分，為切實做好相關工作，結合基層的實際情況，具體實施步驟如下：

（一）前期各項準備（*年12月—*年1月）

1、制定抽樣調查方案、設計調查報表。

2、梳理樣本框。在對第二次農業普查有關資料進行整理的基礎上，以農業普查中的農業戶籍家庭戶為基礎數據，剔除*年中全戶轉居的戶數，形成此次抽樣調查的樣本框，按要求進行抽樣。

3、印制調查表和調查方案，反饋抽中調查戶的農業普查個人信息資料。

4、召開會議，動員布置抽樣調查工作。

5、實施調查的宣傳動員。

（二）組織實施調查（*年2月—3月）

1、落實抽樣調查人員。

2、進行區級業務培訓。

3、做好上門登記、復核、編碼等工作。

4、做好數據錄入程序的培訓與數據處理工作。

5、進行數據的核實與匯總上報。

農民收入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民收入；計量分析；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土地流轉

“三農”問題已成為我國農業、農村工作的中心。促進農民增收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然而，近年來農民增收卻面臨一系列的問題，如：農民收入整體水平不高，增長速度緩慢。2009年，我國農民人均年純收入為5153.17元。從1990年至2009年，我國農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長11.19%，若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則平均增長率為5.93%；城鄉收入差距大，并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200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74.65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3.33:1（農村為1），而2001年這個比值僅為2.90:1；農民內部收入出現嚴重的失衡，2009年，高收入農戶人家純收入是低收入農戶的7.95倍。這些問題不僅不利于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而且也將制約我國農村市場的擴大，削弱了農村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如何促進農民增收，學術界給予了很大的關注。張寧（2006）認為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應在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促進農產品加工轉化增值方面加大力度。楊燦明認為農業之所以在發展過程中受到歧視，是因為城市階層在政治上具有過大的影響力。農民雖然人數眾多，但對于政策的影響力卻很少，缺乏政治力量，由此便形成農民人數眾多而政治影響力微弱這種所謂“數量悖論”（M.Olson，1985）。本文主要從農民人均純收入構成的角度，來分析農民投入的要素資源對農民純收入影響。

一、農民人均純收入構成

按照農民人均純收入來源不同分類，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具體包括：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從表一可以看出，農民人均家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所占比例最高，2009年為49.03%。其增長的快慢最大程度地決定了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工資性收入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2009年為40%，僅少于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9.03%。并且呈現穩步快速增長的趨勢，尤其是2005年至2009年，平均增速保持在15.26%，高于農民人均純收入4.43個百分點。財產性收入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所占比例較小，2009年，累計比例為10.96%。

可以看出，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是我國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和動力。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以來，我國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增長較慢，平均增速為8.69%，低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2.48個百分點。并且增長具有較大的波動性。農民人均家庭經營性收入抑制了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而從較長的趨勢來看，工資性收入對我國農民純收入的貢獻將越來越大。因此，分析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的影響因素，增加其絕對數值，對于農民純收入增長意義很大。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1990年-2009年）

二、農民要素投入對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彈性和貢獻分析

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來源于農民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對要素資源的投入，其中主要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的投入。本文假設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有利于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提高，資本、勞動力的投入對農戶收入的增加起正面作用。

表二顯示，1990年以來，我國農民經營土地面積沒有相應擴大，從總體上看，不斷縮小。1990年每戶經營土地面積為12.18畝，而2009年縮減至10.52畝。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提高與農民經營土地面積縮小的現象似乎與之前的假設相反。其次，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投入的資本要素來源于固定資產，本文以農民年末擁有固定資產原值看作是固定資產存量。從表二可以看出，1990年以來農民年末擁有固定資產原值有了很大的提高，平均增速為11.40%，明顯快于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增長的速度。這表明我國農民家庭經營資本有機構成及資本密集程度不斷提升。勞動力要素也是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資源，勞動力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從1990年至2009年，我國農村每戶整、半勞動力數量變化不明顯。而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上升。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反映農村勞動力質量的一個重要方面，從這個層面上看，我國農村勞動力質量不斷提升。由此，也可以推斷出在勞動力要素方面，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提高得益于農民素質的提升。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1990年-2009年）

為了進一步分析農民經營土地規模，資本的投入及勞動力狀況對農民人均家庭經營性收入影響的大小，本文采用計量分析的方法，建立如下模型：

Yi=eρtX1iαX2iβX3iε

1.因變量Yi為第i年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X1i表示第i年每戶經營土地面積，為耕地面積、山地面積和養殖水面面積之和。X2i為第i年農民年末擁有固定資產原值。X3i表示第i年農民勞動力狀況，用每戶整、半勞動力數量和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之積表示。eρt表示科技進步因素。為了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選擇1990年的價格指數為1，計算其他各年價格指數。并對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年末擁有固定資產原值進行處理，剔除價格因素影響。

2.α，β，ε分別表示每戶經營土地面積，農民年末擁有固定資產原值及勞動力狀況對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彈性系數。

運用Eviews5.0，模型擬合結果如下：

R2=0.993618，調整過后的R2=0.991224，F統計值為306.4644，因此，統計上極顯著。

這樣，回歸結果為：

Yi=e0.006534tX1i0.880588X2i0.229144X3i1.569943（*）

從回歸式（*）的結果可以看出，1990年以來，勞動力狀況對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彈性最大，為1.569943，即勞動力每提高1%，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將提高1.569943%。其次為每戶經營土地面積，影響彈性為0.880588。然而1990年以來，我國農村整、半勞動力耕地面積同家庭經營性收入呈現相反的變化趨勢。因此，在土地要素方面，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提高主要表現在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如果農民經營土地面積擴大，我國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將提高的更多。農民年末擁有固定資產原值對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也有很大的影響，彈性系數為0.229144。

根據各要素對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影響彈性和索洛增長速度方程，計算1990-2009年我國農民要素投入對家庭經營性收入的貢獻。從表三的計算結果可知，1990-2009年間，對我國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增長貢獻率最大的是農民年末擁有固定資產原值，為2.61%。其次為為勞動力狀況，為2.14%。農民經營土地面積不斷縮減，貢獻率為負值。同較大的彈性系數相比，農民要素資源對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貢獻偏小，因此提高農民要素資源的增長速度，對于提高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意義很大，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增長潛力也很大。

注：要素投入增長率為1990-2009年投入要素的平均增長率；

要素貢獻率=要素產出彈性系數×要素投入增長率/農業經濟增長率

三、工資性收入影響因素分析

按照我國農調總隊的解釋，農民的工資性收入是指“農村住戶成員受雇于單位或個人，靠出賣勞動而獲得的收入”。顯然，農民工資性收入僅與農民勞動力的投入有關。農民勞動力表現在勞動力數量和質量上。表一顯示，從1990年以來，我國農村每戶整、半勞動力數量沒有顯著變化，為了分析農民工資性收入和勞動力數量的關系，計算二者相關系數如下：

由此可知，農民工資性收入同農民勞動力數量相關系數很小，為0.134。因此可以斷定，勞動力對農民工資性收入的貢獻不是取決于勞動力數量。

勞動力的質量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中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一個重要方面，因此本文用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勞動力質量，來測算勞動力質量對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影響程度。

定義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計算公式為：Hit=∑Lithi。其中，Lit表示第t年i學歷層次就業人員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值，hi表示i學歷的標準受教育年限。假定不同學歷層次標準教育年限為：文盲半文盲為1年，小學程度為6年，初中程度為9年，高中（含中專）為12年，大專及以上學歷為15年。根據中國農調總隊調查的數據，計算結果如表二所示。從表二中可以看出，1990年來，我國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為了進一步測驗農民平受教育年限對工資性收入的貢獻大小，建立函數模型為：

Wi=AiEiζ

式中，Wi為第i年的工資性收入，Ai表示非教育因素對農民工資性收入的貢獻，Ei表示第i年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ζ為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對工資性收入的彈性。考慮到價格因素對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影響，本文仍選擇1990年的價格指數為1，計算其他各年價格指數，對農民工資性收入進行處理，剔除價格因素影響。模型擬合結果如下：

對應變量的系數 回歸系數 對應t檢驗值 對應伴隨概率

常數項Ai e-6.543600 -5.697084 0.0002

ζ 6.511234 10.95724 0.0000

R2=0.923113，調整過后的R2=0.915424，F統計量為120.0611。

模型擬合效果較好，回歸方程為：

Wi=e-6.543600Ei6.511234（**）

回歸式（**）表明我國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對農民工資性收入具有很大的影響，其相關系數為0.961，且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對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彈性為6.511234，即農民沒提高1%的教育年限，工資性收入將提高6.51個百分點。提高農民的素質，加強對農民的培訓，對于農民增收長效機制的建立將起很深的影響。

四、結論和建議

近年來，我國農業增長速度放緩，農民增收乏力，是制約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瓶頸。促進農民增收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由以上分析可知，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對農民純收入起決定性作用。影響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因素包括農民經營土地規模、年末固定資產原值擁有量及農民的勞動力狀況，其影響彈性分別為0.88，0.23，1.57。因此，擴大農民土地經營規模，增加農民固定資產存量及提高農民素質對提高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農民工資性收入對農民純收入的重要性越來越大。提高農民的受教育年限，增加農民培訓，能有效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

1.加快農村土地流轉，擴大農民土地經營規模

農民土地流轉不僅能夠擴大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而且能夠提高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將農村土地使用權從邊際效益低的農民手中轉移到邊際收益高的農民手中，能夠實現帕累托最優配置。在具體的流轉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包括：一是各地區因地制宜地選擇適合本地區的土地流轉形式；二是加強農村土地的法律制度建設，用法律來界定農民土地權利，確定土地流轉標準和收益分配方式；三是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鼓勵農民成立土地流轉中介服務組織，并減少政府的干預。

2.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培訓力度，提高農民素質

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設施建設。各鄉鎮統籌農村教育資源，并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創辦化、技術學校，對農民開展再教育。充分利用“陽光工程”、“星火計劃”等平臺，按照農民的實際需要，開展技能培訓。同時為解決培訓資金困難及農民培訓積極性不高等問題，改革農民培訓扶持、資助辦法，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并將農民培訓納入到國家政策性金融支持領域。

3.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大力發展鄉鎮企業

隨著農業機械、科技的廣泛應用，我國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加快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的必然要求。各級政府首先應做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引導工作，使其有序轉移。其次，規范勞動力市場，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最后，鄉鎮企業能有效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由于距離較短，能節省轉移費用。政府應加大對鄉鎮企業的扶持力度。

4.加大對農業固定資產的投資力度

農業固定資產的投資與農民純收入的關聯性很高，對提高農民純收入有顯著效果。因此，首先增加農民固定資產存量。政府應出臺相應的政策，為農民固定資產的增加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如：擴大對購置農機進行補貼的范圍，提高補貼標準；農村金融對農民投資提供貸款等。其次，加大對農村固定資產的建設，并做好統籌規劃工作。最后，加大科學技術在農村的推廣力度，提高農民固定資產的使用效率。

參考文獻：

[1]劉建進.我國農戶要素資源對收入貢獻的比較分析[A].農民增收問題的理論探索與實證分析[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9:70-88.

[2]楊紅,董愛.新鄉農村教育問題研究[J].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0(12):21-25.

[3]馮振東,霍麗,邵傳林.中國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研究述評[J].西北大學學報,2010(2):23-29.

[4]李明秋,陸紅生.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模式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01(12):49-53.

農民收入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河南省;農民收入;增收對策

中圖分類號 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2)09-0045-06

一、引 言

我國是農業大國,而河南省是農業大省。由于它地處中原,氣候溫和,四季分明,黃河貫穿其中,自古以來就非常適合農作物生長,一直以來,對農業貢獻很大。[1]

近年來,河南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村經濟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民收入也因此增加,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河南與其它發達省份相比,農村相對于城市,農業相對于工業,差距在進一步加大。從整體的發展上來說,河南農民收入仍存在發展落后,增加緩慢,增幅滯緩,增收困難等問題。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大意義,它事關到2020年能否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事關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事關國家安定團結與社會穩定。

二、目前河南農民收入基本情況

1. 近20年間河南農民收入的變動分析

(1)數量變化情況?？v觀1991年~2010年20年間河南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情況,農民收入在絕對量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1991年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只有539.29元,2010年增加到了5,523.73元,在絕對量上增加了4,983.71元,總量上是1991年的十倍之多,這2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12.08%。

從表1可以看出,1991年~2010年河南農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純收入可以分為以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即1992年以前。由于全國普遍推行、政府努力縮小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大幅度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和逐步放寬農村政策,梳理農產品流通渠道,河南農民收入純收入曾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超長增長階段,比如在1981年,增長率達到了34.1%,此后只有1995年的增長率超過了農民純收入一直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農民純收入從1992年的588.48元增長到了1,579.19元,增加了990.71元,年平均增長率28.15%。

第三階段即1997年~2003年。農民純收入增長率大體呈現下降趨勢,農民純收入從1997年的1,733.89增加到2003年的2,235.68元,增加了501.79元,特別是2003年,增長率僅有0.9%,比2002年只增加了19.94元。這一階段的年平均增長率也僅有5.13%,遠遠低于上一階段的水平。

第四階段即2004年~2010年。除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宏觀經濟情況的影響,增長率下降到7.9%,未超過10%的增長率外,這一階段其他年份的增長率都超過了12%,這當中,2007年的增長率最高,達到了18.1%,最低的是2009年的7.9%,但2010年又回升到了14.9%。

資料來源:根據2010年河南統計年鑒整理得出。

(2)結構變化情況。農民收入來源在改革前主要是集體分配收入為主,自從實行,便轉變為以家庭經營收入為主,另外還包括農民從各種經濟聯合體得到的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工資性收入主要是在各類社會組織中勞動得到的收入、在本地勞動得到的收入和常住人口外出從業得到的收入[2]。

從表2可以看出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及主要收入來源和收入結構的變化概況。由于河南轉移農村勞動力不斷增加,促使農民工資性收入保持較快增長,所占比重逐年增加。2010年全省農民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達到1,943.9元,比1990年增加1,865元,年均增長15.2%,其間對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28.6%;工資性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1990年的10.2%提高到35.2%,20年間上升了25個百分點,年均增加1.25個百分點。農民工資性收入持續快速增長,日益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家庭經營性收入總量上雖然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所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從1990年的84.7%下降到2010年的68.1%,仍然是農民收入的基礎和最主要來源。

家庭經營性收入這20年來對農民總收入的貢獻率仍然是最高的,達到了66.2%,特別是第一產業,就占到了53.8%。在民營經濟非農產業加快發展、統籌城鄉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帶動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收入總體上也保持了穩定增長,2010年人均總收入分別達241元和628元,其增加額對純收入的貢獻率分別為3.3%和9.0%。受農村土地征占用補償水平提高、農民土地流轉和參加入股投資分紅人數增加等因素影響,以及國家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直補和“家電下鄉”補貼等一系列優惠政策實施,帶動了農民財產及轉移性收入的增加。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分別從1990年的3元和36元增長到59元和322元。

2. 地區變化情況

由表3和表4數據可以得出關于2009年和2010年河南省各市農村居民家庭全年人均純收入的基本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