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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區小學排名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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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區小學排名范文第2篇

作為首都，北京的一舉一動歷來具有全國示范性作用，教育改革自然不會例外。

2014年，被公認為是北京教育的綜合改革元年，就近入學、九年一貫制、優質學校名額分配……一系列舉措繪就了一幅北京教育的新地圖。

進入2015年以來，北京教改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力，各區縣紛紛進入改革時間，在擴大優質教育資源和實現教育公平上進行深入探索。

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北京教改獲“贊”不少。在由《小康》雜志社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并會同有關專家及機構進行的“2015中國教育小康指數”調查中，不論北京受訪者還是其他省市的受訪者，都紛紛對北京教改力度表示肯定。在調查問卷中，《小康》請受訪者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寫出中國教育改革力度最大的城市，結果有六成受訪者寫下了北京這座城市。

但北京教改畢竟剛剛起航，《小康》記者就此次調查、采訪聯系到的一些區縣教育部門均坦陳，目前各項政策還在進一步探索和落實之中；一些教育專家、學者亦指出，目前來看，北京教改雖然力度較大，但仍不夠明朗。深處教改之中的北京家長，又如何看待這場已然名聲在外的改革呢？“2015中國教育小康指數”特別進行了“北京家長眼中的北京教育改革”調查，參與此次調查的受訪者均為北京家長，他們的孩子則均處于小學、初中、高中三個學齡段。

自家小區對應哪些初中

――四成北京家長的“心病”

今年，讓大多數小升初學生家長緊張的不再是憑借統測成績推優是否理想，而是自家的小區對應哪幾所初中，導致這一變化的背后推手是2014年北京市就近入學比例的大幅提高。據悉，北京市小學就近入學的比例達到93.7%。東城、西城、海淀、豐臺等區“小升初”電腦派位，就近入學比例首次突破80%。

“就近入學”，這一喊了多年的口號終于落地，相應的，北京市各區縣也紛紛推出了學區地圖，例如，朝陽區劃分為15個學區，海淀區最初劃分為12個學區，在今年則重新劃分成17個學區。

去年4月，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入學辦法，取消共建生，首次啟用小學和初中兩個入學信息服務系統。隨著“十五條入學禁令”，長期以來的無序跨區或區內擇校、占坑班、點招等違反就近入學原則的現象被有效遏制。

據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育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分析，北京的擇校問題曾經在全國都很有名，擇校也讓家長和學生背負起了沉重的負擔。顯然，如何實現就近入學是他們最為關心的教改動向。

“北京家長眼中的北京教育改革”調查結果證實了專家的猜測。在家長們最關心的教改問題中，40.3%的受訪家長選擇了就近入學，34.8%的受訪家長選擇了優質高中名額分配問題，33.8%的受訪家長選擇了考試招生制度改革，32.5%的受訪家長選擇了推進學區制和九年一貫制學校，29.2%的受訪家長選擇了推進優質校一體化辦學。

“從北京教育資源分布的現實看，東城、西城和海淀，尤其是后兩個區，優質教育資源比較集中，過去的跨區擇校通常也是其他區縣的學生向這幾個區集中。這種情況不控制會愈演愈烈。”王烽說，禁止跨區擇校，實現區內對口直升是一種“打破格局”的思路。幼升小就近入學，小升初對口直升，在一定程度上會改變家長盲目跟風擇校的行為定式，給家長們留出時間思考“孩子究竟需要怎樣的小學教育”。王烽指出，生源在某種程度上是決定一所學校優質是否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放到六年以后，由于初中生源更加多樣和均衡，優質初中是否依舊還是原來意義上的優質校，薄弱初中是否會繼續薄弱？目前北京市利用高校、優質校等幫助薄弱校提升，說明是有系統考慮的。

事實上，一些家長的教育思路已經出現了拐點。在此次調查中，《小康》請受訪者自由表達了對于教育改革的最大期盼，結果顯示，培養孩子獨立自信精神以及創新能力成為了北京父母的新目標。當然，促使他們轉變的不單單是就近入學這一單一因素，同時還有北京市近兩年中考和高考考題難度的降低。今年2月5日，北京市教委的2015教育工作要點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繼續降低高考中考難度。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半數的受訪者支持降低中高考難度，接受采訪的教育專家也表達了相同意見。

占坑班、課外補習班等是否也會隨著考試難度的降低而銷聲匿跡呢？調查結果顯示，66.6%的家長依舊會讓孩子參加課外補習班。盡管教育部多次發文對義務教育入學提出規范，明確要求北京等大城市“到2015年，所有縣（市、區）實行劃片就近入學政策，100%的小學劃片就近入學；90%以上的初中實現劃片入學；每所劃片入學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學方式確定”，但家長們對于補習班卻“執著”依舊，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內心糾結。本次調查結果還顯示，在幼升小階段，近七成（67.2%）父母贊同就近入學；而到了小升初時，面對傳統意義上的優質初中，家長們又心生動搖，39.7%的家長決定視孩子情況而定，或擇校或就近，32.5%的家長贊同就近入學，27.9%的家長則仍希望孩子借助推優進入名校。

教育資源共享的理想與現實

王彬回憶起去年給非京籍的兒子辦理入學手續的經歷時直呼“頭疼”。他和愛人、兒子的戶口在河北，在北京打拼已經十年，作為公司高管的王彬在朝陽區擁有自己的住房，但他總是苦笑說一家三口是“暫住”在自己家里。2014年，被稱為北京“史上最嚴”入學年，對于王彬這種非京籍家庭而言，“五證”成了孩子入學的通關法寶。按照規定，王彬這類家庭必須出具在京暫住證、在京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開具的無人監護證明以及全家戶口簿。

為了辦齊“五證”，在學校登記錄取前半年，王彬和妻子多次折返于京冀兩地，終于在最后一刻拿齊了證明，收到勁松某小學錄取通知書那天，王彬的妻子控制不住地抱著孩子哭了。剛滿6歲的兒子還不能明白“非京籍”的含義，他出生在北京，在這座城市里長大，認為自己就是個北京人，在北京上學自然理所應當。而此時的王彬并沒有覺得半點輕松，無法異地高考的現實逼著他要想得更遠――初中對于戶籍的管控將更加嚴格，難道要把孩子一個人送回陌生的河北嗎？

“對非京籍孩子的入學標準越來越嚴格，恐怕還是與北京疏解城市功能與人口控制有關，但保證現有兒童的受教育權利是底線問題。”王烽表示。

同樣需要關注的還有教育資源的分配問題。逐步實現優質教育資源擴大化，無疑是北京教改的目標之一，如何使優質教育資源下沉到普通校？對此，環球雅思北京總校副校長聞風指出，目前主要是通過四種方式，即開辦分校、整合普通校、冠名以及合作辦學。為縮小不同區域教育差距，自2012年開始，北京市就啟動了城鄉新區一體化學校建設工程，2014年9月1日，20所城鄉一體化學校全部正式招生，輸出校均為清華附中、中關村三小、北京四中、101中學等優質校。

一體化辦學能夠實現優質教育資源平等共享嗎？本次調查顯示，60%的受訪者認為有待觀察，30%的受訪者持肯定態度，僅有10%的受訪者認為不能。

據聞風觀察，目前看來，一體化辦學最為成功的范例是人大附中分校，即原西頤中學，師資完全由人大附中派出，實際上現在的人大附中分校已經成為其初中部。“其余的分校、分部、合作辦學等都沒有達到本校水平。”聞風指出，有些以名校之名開辦的“分店”其實更像是為了完成小區配套學校的要求而建。另外，有些區縣的教育本就薄弱，組建起的教育集團中的“領頭人”明顯實力不夠。

聞風認為，優質教育資源真正能夠“分攤”，需要三個要素。第一，政府應該給普通中學或者普通小學投入更多的資金，使硬件、軟件都得以提升；第二，師資做到相對均衡，學校間的教師流動要有章程可循，例如必須和老師的收入、責任、教育質量、年限、職稱掛鉤；第三則是生源，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引導家長在幼升小階段選擇就近入學。“真正達到這些目標，需要北京市下大力氣，形成新的教育中心，必須依靠行政力量的大力支持。”聞風補充說道。

王烽也表示，優質學校開辦分校是否取得良好效果，要看兩者結合的緊密程度，一個極端是單純冠名，那樣意義不大。但如若完全模仿，又可能出現“千校一面”，或者拖總校發展后腿的問題。因此，對于一體化辦學仍需探索，必須發揮每一所學校校長及教師的主動性、積極性，去搞教學改革、教育創新，讓不同學校按照自己的文化去成長。

中招時，優質高中將一部分名額分配給普通初中，亦是緩解初中擇校問題的一個辦法。2014年3月，中招“名額分配比例調整”明確提出，全市83所優質高中，拿出統招計劃30%的名額，分配到區域內所有初中校。當年這83所高中計劃招生7370人，其中面向優質高中所屬初中計劃招生2505人，面向其他初中（普通初中）4865人，分別占名額分配計劃的34%和66%。

對于此舉，可謂有人歡喜有人憂，因為這意味著更多普通初中的學生進入優質高中的通道更加便捷，而有些家長則認為這樣過分強調公平而失去了效率。對此，王烽認為，雖然部分分配的名額會導致降分錄取，但其實也是有最低錄取分數線的，在一定范圍內，分數的差距不一定能反映學習能力的差距。“當然這就要求把分配名額與控制分數差距結合起來，特別是與對學生的綜合評價結合起來，否則有可能出現另一種不公平。”王烽說。目前，北京市中考難度有所降低，更加注重基礎知識的考查，這實際上也縮小了學生之間的區分度，為擴大高中招生自和對考生進行綜合評價留出了空間。

聞風表示，優質高中分配名額給普通中學是好事，體現了教育公平。但也容易出現三個問題。第一就是普通中學水平可能下降，在分配名額時，是兩條線，即普通中學之間排名和重點中學之間排名，二者相互獨立。這就導致了去年出現過一個極端現象，某重點中學最低錄取分數線是510分，而分配名額的最低分數線是280分，兩者相差了200多分。可能導致普通校的學生認為，學習不好也有機會進名校，進而不再下功夫。第二是高中生源極差擴大，在不允許分班的前提下，增加了學校教學的難度。第三是今年首次出現了重點高中國際班錄取分數比國內班還要高的現象，這是家長無聲的選擇，因為班級生源差距變大，有經濟條件的家庭會主動選擇生源水平相當的國際班。

而大多數北京受訪家長對于此舉還處于觀望態度。

東西城教改力度最大

具體到北京各區縣的教改效果，給聞風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西城區。與其他區縣相比，西城區教改力度最大，基本動用了全區所有的教育資源，如實驗二小、四中實驗中學這類重點學校都參與到了教改之中，說明西城教改非常有誠意。另外，西城教改深度也最大，其教改政策及其配套涵蓋了基礎教育領域的所有問題，觸及到了家長們最關心的所有層面。在公平公正性上，西城也做得很到位。

今年西城區公布的全面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方案提出，通過重點對中學結構布局進行調整、深化學前教育改革、整合特殊教育資源等舉措，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讓更多的孩子都享受優質教育資源。今年西城區新增了小學對口直升入學，西什庫小學、雷鋒小學等12所小學的146名應屆畢業生被派位進入了三帆中學等8所優質中學。此外，優質中學跨學區辦學無疑是最大亮點，由此，該區中學數量將由46所調整至39所。西城還將調整初中升學政策，中學學區由7個調整為11個。推薦派位入學比例調整為不超過小學應屆畢業生的15%，特長生入學，招生人數比例控制在招生總數的5%左右。這就意味著絕大多數孩子將通過就近入學獲得進入優質校的機會。

“其實東城容易被忽視，它的公平公正性我認為比西城做得還要徹底。”聞風說，實際上，東城區教改在很多方面都是走在前沿的，真正教育改革的發動機就是東城區。基本路徑是，東城做了教改試點，之后在全北京乃至全國推廣。只是與西城比，其教育資源的豐富度和優質度稍有遜色，導致了人們大多去關注后來居上的西城而忽視了東城的先鋒作用。

九年一貫制被稱為緩解擇校熱的良方，作為試點區縣的東城，從去年開始通過兩種方式建設九年一貫制學校。一種是優質初中聯合普通小學，一種是優質小學“延期”3年增設初中。東城區區教委主任馮洪榮提出，“未來3年內，全區每個學區都將建立1所以上的九年一貫制優質品牌校。”目前，東城區提前實行九年一貫制、一定比例對口直升的學校改革，2015年起小比例以對口直升派位的方式進入對口直升的初中校，直到2020年，將實現100%對口直升。今年有17所小學提前實現對口直升。

西城、東城之外，北京的一大教育強區就是海淀了，但海淀區在此次教改中的力度、深度、廣度和影響力上，都不及東城和西城――這不僅是作為專業人士的聞風的感受，也是普通市民的感受。

對此，聞風指出，如果海淀區在教改上沒有大動作，北京的教改可以說是很難達到預期效果的。

4月20日，海淀區教委新一輪教育布局調整方案，本次調整是近年來力度最大的一次。方案提到，要新建、擴建8所優質校；計劃撤并3所學校，承辦3所學校，通過合并、承辦等方式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解決部分學區優質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計劃建設5對九年一貫對口招生學校；與高校、科研機構深度合作，提高辦學品質。此外，因為海淀區教育資源分布呈“丘陵狀”，雖然名校云集，但也存在教育“洼地”，例如青龍橋地區、大學院路地區、四季青地區等優質教育資源匱乏，在重新劃分學區時將著重考慮優化布局，通過集團化辦學等方式，擴大該地區的優質教育總量，使學區間的辦學水平基本相當。

除了上述三大教育強區之外，朝陽區、石景山區和豐臺區也都在探索符合自身特點的教改之路，最近兩年這些區域在均衡教育資源和就近入學的推動上也不遺余力。而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北京遠郊縣的優質教育資源與城六區相比確有不足，因此，真正實現區域間教育均衡，對于北京來說，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西城區小學排名范文第3篇

我和我先生都是北大畢業，我倆反而不太看重學校教育。我倆都認為，是否上一個最優秀的大學，對后續人生并不是決定性影響。每個人有自己的智商水平，如果他不是某個層面的人，即使是通過增加學習時間或其它方式而進入另一個學習競爭環境，他也會和周圍的人有差距，在這個差距中有些性格的孩子就會不自信不快樂。

我生長在北京一個很普通的工人家庭，小學在崇文區一個很普通的學校，周圍沒有一個人上過大學。但是我從小讀書就很輕松，高中考上了當時排名第一的北京四中。當我興高采烈的把這個消息告訴小學班主任時，她甚至表示沒有聽說過四中。

我考試比他們出色，后來上了北大，但我從不覺得自己的人生就高人一等，考試能力不是社會生存能力，不是財富能力，更不是幸福人生的保證書。我們這些同學里最成功的，也不是當時學習成績最好的。

一個人學習上是否聰明，與他在社會上過得好不好，是不一樣的。雖然社會一直在變，但我深信，名校和高學歷不是惟一的出路。因此，在我看來，沒必要為此目標付出太多，順其自然就好。

可是在國內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堅持自己的觀念是困難的。很多時候，我們夫妻想減少社會壓力對自身行為的干擾，但這真的很難。我們也常常懷疑自己這樣的思考和行為，是否正確，會不會耽誤了孩子的未來。

像我們這樣放養孩子的教育方法，在朋友圈里也算個異類了。我們周圍的朋友都努力讓孩子上北京實驗二小、史家小學這些名校，他們的孩子多少都有一技之長，而Harry什么技能班、學習班都沒上，周圍的很多人都覺得不可理解。

在周圍幾乎所有父母都在給孩子加壓的時候，我發現堅持寬松的教育方法，在某種程度上讓孩子變得有些孤單。我兒子小的時候，周圍還有一些同齡的玩伴。他們一見面，就開心得大叫，然后瘋跑著去玩各種游戲，歡樂洋溢。讀幼兒園大班時，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他周圍的同學幾乎都去上各種補習班了，比如主持、朗誦、英語、識字等。

Harry是一個偏內向的孩子，比較容易感受到壓力，所以我和我先生都希望他在一個寬松的環境中長大。在小學報名時，我們去的H小學非常普通，孩子的家長有不少是自己做小生意的外來居民，或者是極為普通的勞動者。我覺得他們很淳樸，也很看重孩子的教育。Harry能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成長挺好。

我們希望孩子不要有太多的課業壓力，這樣他能有更多時間去觀察和探索世界。

平均每年，我們會帶兒子旅游一兩次，有時候會向學校請假一個月之久。兒子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她教學水平很好，也理解我們對孩子的態度，會很順利地準假。但是數學老師會表示擔憂，因為不少老師很看重孩子的分數，自己也有考核壓力，非常不愿意學生請假，怕影響總體成績。

我們的無奈

在國內的公立學校，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學習是孩子的惟一出路。如果一個孩子學習成績差，是非常難在公立學校獲得寬容和尊嚴的。

在這種氛圍的影響下，其他孩子也會以老師的喜好和評價標準，來形成自己衡量他人的標準。好在Harry學習成績好，是那種比較聽話的孩子，他對公立學校的體制還是比較適應的。

但是競爭的壓力無處不在，學校會在每個學年的末期，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勸退學習最差的學生。兒子班上總會有一個被老師定性為“最不好”的孩子。

小學生的價值觀很容易受老師影響，老師如果孤立某個孩子，其他同學也很容易孤立他。可是，在某個所謂“最不好”的孩子離校后，就自然而然冒出來另外一個“最不好”的孩子。這是一個永不停止的游戲。

這些被勸退的孩子到底去了哪里，我們也不再知道。在公立學校的體制里，一個成績不好又不守規矩的孩子，真是很難獲得友誼和尊重。

北京絕大部分公立小學，課間是不讓孩子出教室的，怕孩子出安全問題。學校也不會直接禁止學生去操場。但是老師會要求：學生如果要去操場，要么走路，要么圍著操場老老實實地跑圈，不可以追跑打鬧。

孩子們覺得只走路或圍著操場跑圈很傻很無聊，所以也就不愿意去了。于是孩子們課間就在教室里玩，可是老師只讓孩子們玩“安靜文明”的游戲。

有一陣Harry和同學們喜歡疊青蛙，疊完了之后要比誰的青蛙跳地遠，老師覺得這樣孩子們會很激動，又喊又叫，也可能撞到東西，明令禁止了。

經過幾輪不同游戲的嘗試，最終孩子們玩起來一種叫“波波仔”的游戲，它有醫生系列、外星人系列等，這個游戲在北京小學生里流行很廣。他們一說到某個系列，就圍成一圈，同時叉腰同時伸手，做出一系列動作來比試，還可以完全不發出聲音。孩子們很高興地玩，但我看了覺得很悲哀的，本來孩子們處在最活潑的年紀，卻連基本的天性都給限制了。可是從學校的立場來說，這也是無奈之舉。

雖然我們家長不想給孩子壓力，可是難以抵擋大環境對孩子的影響。我兒子到了小學三年級末期，隨著考試的壓力臨近，主課老師占用大量的時間，甚至是眼保健操時間和課間休息時間，讓孩子猛攻考試的科目。

幾周下來兒子的視力迅速降低。也許長期缺少戶外活動，已經使得視力不好，而密集的題海戰術，更加速了這個過程。Harry近視這件事情對我來說觸動非常大，因為我們一直希望他輕松的成長，不給他報任何補習班，也不讓他過度學習。但社會的壓力依然雕塑著孩子，影響著他們的價值觀，影響著他們的身體健康。

我們能夠抵擋住家人給他的壓力，可是實際上我們抵擋不住整個社會給孩子的壓力。

于是我們有了移民加拿大的想法和行動。我們的移民過程很順利。拿到移民紙的那一刻，我們都有表面的欣喜和內心深處的無奈的嘆息。

好分數不等于好人生

2013年秋天，我們全家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爾。行前，在我們剛和兒子提出移民想法時，他不同意，他說自己在國內語文是班里最高分，如果到了蒙特利爾，法語變成了語文，那他的語文就是最低分了。但是到了蒙特利爾第三天，他突然主動說很想留下來上學，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了他的這個改變。

從Harry在加拿大上學的第一天到現在，一個學年過去了。他也從小學六年級變成了初中一年級。從不會說任何一個法語詞，到現在已經可以比較流利的和別人用法語交流。他每天上學都是高高興興的，沒有我們預想的在陌生語言環境下的巨大壓力和不自信。

在這里我們依然選擇的是普通公立學校，周圍依然有很多朋友的孩子去上各種補習班和私校。但是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不認為高學歷是孩子的惟一出路。實際上很多博士畢業生的工資也未必比大專生高多少，可能只是2-3倍的差距，而不像國內也許是10倍的差距。

就業機會也不和學歷高低或學校排名成正比，甚至大專生是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因為他們的技能和素質已經勝任大部分企業的需要。

現有社會的收入體系和就業機會，深刻影響著教育體系，影響和包容著父母們的選擇。我們的寬松教育觀念，不再是孤立的，也不是惟一的。教育觀念多元，互相尊重，沒有必須如何如何做的壓迫感。

這里的各種課外班，選擇很豐富，不再以學到某些知識或拿到某些等級證書為主流。戶外活動非常受重視，課間時間有充分保障，無論是陽光普照還是大雪紛飛，孩子們都有充足的時間在戶外玩耍和追逐。

學校的任何一次考試都不排名，也不打聽別人的成績。我發現孩子最大的變化是，雖然他成績不是最好的，但是他仍舊覺得自己很好，變得比過去自信多了。

各教育局之間似乎沒有太多的比較信息。每個地區教育局，都是靠這個地方居民的校稅來維持，教育不好，房價就低，校稅就少，教育局的日子就不好過。所以教育局都很努力，目標也很清晰，爭取進入正向循壞。他們不是靠血汗換來的業績晉升，而是靠服務好本地居民來生存。

公校的教育資源與設施，在同一個教育局內力求平等。我感覺公校的職責首先是培養好普通人，而私校的目標是培養出精英。

在社會壓力降低的情況下，孩子會有怎樣的童年，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父母的態度。

西城區小學排名范文第4篇

關鍵詞：北京市；網絡出版；發展狀況；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1-0186-03

綜合專家學者和新聞出版總署的劃分方法，網絡出版業包括網絡學術出版、網絡圖書（電子書）、網絡雜志、網絡報紙、網絡原創文學、網絡音像、網絡教育出版物、數據庫出版物、網絡動漫、網絡游戲和手機出版物等業態。網絡出版以海量存儲、搜索便捷、傳輸快速、成本低廉、互動性強、環保低碳等新型出版特點，在中國迅速發展開來，超過了傳統出版業的發展水平。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網絡出版產業發展處于全國領先水平。本文分析了北京市網絡出版業的發展狀況，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對策建議。

一、北京市網絡出版業發展狀況

1.網絡出版機構和產品占全國總量比例很高，總產值連年增長。截至2009年底，北京地區網絡出版單位55家，占全國的25%，涉足數字出版的經營機構4 630家左右，占全國（22 270家）的21%；全國10家游戲上市公司中有4家在北京。網絡出版產品中，北京市在全國占有絕對優勢的出版領域為互聯網社會科學出版和科學技術出版，占到全國相應互聯網出版產值的90%；互聯網教育出版和文學出版產值占到全國的50%；互聯網音像出版和藝術出版，占全國的比例也超過20%。電子出版物近5 000種，占全國的69%。

2003年，北京市互聯網出版產業規模達到7.1億元占全國網絡出版產值的28.7%，2004年產值達10.6億元，2006年總產值19．1億元，2007年總產值65億元，2008年164億元，增長率達到152%，占到全國總產值的31%。

2.手機出版和網絡游戲總產值居產業結構主導地位。2008年，網絡出版總產值164億元，從高到低排名：手機出版（71.74億元）、網絡游戲（45億元）、網絡音像（23.6億元）、網絡教育（15億元)、數字期刊（5.2億元）、電子書（3億元）、數字報紙（5 070萬元）和網絡原創文學（770萬元）。

3.建立了兩基地、兩園區的發展模式，形成了產業集群。（1）在石景山區建立北京數字娛樂產業示范基地。2005年，國家科技部正式批復同意北京組建“國家數字媒體技術產業化基地”；同時，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同意在北京建立“國家網絡游戲動漫產業發展基地”。石景山區的“北京數字娛樂產業示范基地”是以上兩大國家級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基地分為研發孵育、人才培養、體驗娛樂、產品交易四個功能區，下轄網絡游戲、移動游戲、動漫制作、人才培訓、測試推廣、娛樂體驗、交易展示、產業信息等中心，并配套有服務和技術兩個支撐體系。（2）在豐臺區建立“文化產業總部基地”。2009年，豐臺區和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建立“文化產業總部基地” （占地574.56畝）。基地將聯合國內其他出版集團，形成中國出版業對外交流的“航空母艦”。基地建成后，將集出版發行、動漫畫設計、影視制作、教育培訓、傳統技藝改造、工業設計等相關多媒體文化產業于一體，具備研發、投資、孵化、制作、培訓、交易等各種功能，是中國首個多功能、創新型、國際化的文化產業總部基地，將成為國際出版傳媒企業駐華業務代表總部、國內文化出版集團駐京事業發展總部、其他文化出版機構運營管理總部以及文化出版產業在京合作交流的重要平臺，并將成為中國出版集團和地方出版集團協作走向世界的平臺。（3）在西城區建立中國北京出版創意產業園區。2010年5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緊密型戰略合作關系，在京正式簽署《關于共同推進首都新聞出版業發展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同時，中國北京出版創意產業園區揭牌成立。有6家數字網絡出版企業和26家以傳統出版為主的民營文化企業簽訂了入住園區協議。產業園區將為入駐企業在出版體制改革、出版資源配置、新媒體發展等方面給予重點扶持，在資金、稅收、人才等方面給予政策保障，并提供優質服務；努力打造成集原創策劃、出版發行、網絡與數字出版、版權交易、出版設計等鏈條為一體的出版體制改革試驗區與示范區。（4）在東城區建立國際版權交易園。2009年，東城區建立“北京東方雍和國際版權交易中心”，設在雍和園內（論者稱之為國際版權交易園）。僅一年時間，國際版權交易中心在動漫、影視、圖書、音樂等領域的掛牌項目已達近1 000個，實現交易額超過2億元。雍和園區積極引進版權類重點企業：卡拉OK版權運營中心、中華版權總公司等20多家重點版權貿易和版權服務類企業入駐，園區初步形成了版權類企業的重要集聚地。

北京市依靠首都文化中心和科技資源豐厚的優勢，在有關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大力建設兩基地、兩園區，形成了網絡出版和傳統出版業相互融合的產業集群，奠定了全國網絡出版中心的地位。

4.構成獨特的產業鏈形式與多元化的贏利模式。北京市網絡出版產業形成了獨特的新型產業鏈形式：“作者―內容提供商（出版社）―數字技術提供商（數字發行平臺）―運營商（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的支付系統）―終端商（計算機、手機、電子閱讀器、電視）”。形成了多元化的贏利模式：在線銷售、廣告收入、版權收入、付費下載以及增值服務、合作分成、在線檢索和會員費用等模式。

2010年5月由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牽頭，40余家國內出版單位、民營出版商、技術服務商等共同作為發起單位，成立了數字出版聯盟。包括內容與版權、技術兩個分聯盟，是開放的、非贏利性的行業聯盟組織，旨在廣泛聯合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共同開拓和創新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有效贏利模式，保護成員單位及著作權人在數字版權方面的合法權益，促進國內數字出版內容的生產、銷售以及版權交易等。聯盟搭建了數字出版轉型服務平臺，除主要完成出版流程數字化和資源管理數字化外，將與聯盟成員單位之間在協議分成的基礎上互相共享產品銷售渠道、豐富產品種類，開展版權交易，聯合打擊盜版行為，探索數字出版內容的新型表現形式和版權交易的新模式，維護出版單位及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

二、北京市網絡出版產業發展中的主要問題與分析

1.政府統計管理工作不規范。論者在研究北京市網絡出版產業工作時，政府的網絡出版統計工作非常不完善、不規范。沒有網絡出版的統計規范數據、統計公報。不同版本的數據相互矛盾，沒有可比性，需要多渠道、多種途徑相互印證數據。造成這種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網絡出版業形勢發展很快，很多新業態有一個發展過程，需要深入了解才能掌握。其次按照“中編辦”的三定方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2008年下半年，才新設立了“科技與數字出版司”。其下設置了“數字出版（綜合）處”、“網絡出版管理處”。網絡出版的正式管理工作走上正軌還需要有一個過程。

2.網絡出版產業結構很不合理。從2008年的統計數據看出，手機出版產值占總產值的43.74%，網絡游戲產值占總產值的27.44%，兩者相加占總產值71.18%。就手機出版而言，其中包括（音像、游戲、報紙、文學、動漫、圖書、雜志）等內容，網絡游戲也占了一定的比重。

手機出版和網絡游戲出版之所以得以迅速發展，除了產業鏈清晰、收益高、回收現金流速度快以外，還與政府扶持有關。北京市有關方面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發展網絡游戲出版業，是北京市網絡游戲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可是，我們看到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卻忽視了了可觀的、負面的社會效益。

目前，中國玩網絡游戲最大的群體是青少年。他們長期玩網絡游戲導致“網絡游戲成癮癥”。這些癥狀包括對網絡游戲有不可遏制的渴望、對網絡游戲有強烈的情緒依賴、對網絡游戲的耐受性增強、矛盾心理、網絡游戲戒斷的反復性、生理上的癥狀。

盡管早在2005年6月，總署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就制定了《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開發標準》和《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實名認證方案》；自2007年7月16日起，國家8部委要求所有網絡游戲必須增加防沉迷系統，否則不許運營，強制實施。但是，這一措施執行得并不理想。一方面系統很容易破解，防止未成年人的措施如同穿皇帝的新衣；另一方面禁止未成年人去網吧上網的一系列政策法規無法全面有效執行，屢見不鮮的未成年人群體依然到網吧玩網絡游戲。

《中國網吧、網絡游戲調查報告》指出：青少年是網絡游戲成癮的易發、高發群體，網絡游戲是網絡成癮的一個重要原因。2007年的網癮調查包括北京市未成年人在內的全國10個省、直轄市的近10萬青少年。青少年網絡游戲成癮的總篩查率為3.9%。其中小學生中網絡游戲成癮的比例最低（1.9%），初中生和高中生中網絡有些成癮的比例居中（分別為3.7%和2.6%），大學生中網絡游戲成癮的比例最高（3.7%）。

這次調查青少年群體中網絡游戲成癮的比例在4%左右，較已有的調查結果要低。原因是取樣差異，既往的調查研究是從經常上網的青少年當中選取的。2008年1月，北京市統計局對外公布，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為1 633萬人（戶籍人口為1 213.3萬，外來人口為419.7萬）。2005年，北京市1％抽樣人口調查，推算出18周歲以下常住人口的比例為14.02％，我們以此數據為依據，推算出北京市2007年的常住人口未成年人為229萬。按照3.9％的比例計算，北京市未成年人有“網絡游戲成癮癥”者為8.9萬人。網絡游戲有很大的負面效益，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身邊未成年人因網癮導致犯罪和家庭破裂的例子比比皆是。

3.網絡出版業全市沒有形成完整的、科學的布局。北京市各區根據自己區的實際情況發展網絡出版業，從局部看是合理的。比如，石景山區在首鋼搬遷后決定發展動漫產業以使全區的經濟有新的生長點，這是合理的。但是，從全局看，從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協調發展看，就有商榷的地方。如果沒有全市一盤棋的大局觀，各區各自為戰，就有可能發生重復建設、產業趨同的現象。而我們現在缺失網絡出版全局統一布局發展籌劃的方案、計劃和規劃。從本質上說，我們沒有一個協調發展的產業政策。北京市網絡出版業的真實狀況是發展速度很快、態勢良好；但是發展思路并不明確。網絡出版業在北京市有十幾年的發展史，在“十二五”規劃的關鍵時期，我們應該做好網絡出版業的整體發展戰略規劃。

4.地方性法規立法滯后。一是已出臺的法規滯后。目前，北京市地方法規與網絡出版有關的有《北京市圖書報刊電子出版物管理條例》（1997年頒布）；《北京市音像制品管理條例》（1997年頒布）。這兩個法規與已修改的上位法不一致，也落后網絡出版新形勢發展的要求。例如：《北京市圖書報刊電子出版物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出版單位未經批準不得設立分支機構”和第22條規定“個人申請從事圖書、報刊零售和出租業務的，應當有本市常住戶口”，已經被上位法廢止。二是沒有出臺新的地方性法規范。網絡出版新業態出現后，多元化的出版主體出現，包括技術服務商、運營商、文化傳媒公司都可以作為網絡出版主體出現。我們沒有制定一個約束其行為的法律規范，沒有建立市場進入和退出的長效機制。

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國家《出版管理條例》、《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也已經落后，我們還沒有參照系。二是網絡出版涉及到多個領域、多個部門，涉及到知識產權管理等多個難解的課題。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諸多的難題，就停止了探索的步伐。

三、對策建議

1．加強和規范網絡出版業的統計管理工作。在國家沒有出臺網絡出版的統計規范前，建議北京市統計局、市新聞出版局，會商發改委、市互聯網管理辦公室等部門，參照國家統計局關于印發《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分類》的通知（國統字[2004]24），把網絡出版業態納入國民經濟行業代碼和統計工作中，科學準確細分下屬的小類別（各個出版業態），盡快統一行業統計標準，建設統計臺賬和平臺，這樣才能總攬全局把握全行業的發展規模、趨勢和發展狀況。

2.制定“十二五”北京市網絡出版業發展戰略規劃。制定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確定調整和優化網絡出版業結構，突出發展社會效益好的出版業態。在整個網絡出版業態中，有些是有重大的社會效益的和可觀的經濟效益的，如數據庫出版和數字圖書館建設、網絡學術期刊和電子書等網絡出版業態，對于這些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網絡出版業態，我們應制定鼓勵發展的政策。而對于有負面社會效益的網絡游戲出版業，我們應該采取“不鼓勵、不提倡、不禁止、不限制”的產業政策。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網絡出版產業可持續健康發展下去。

制定網絡出版區域發展規劃。樹立全市一盤棋的整體思想。爭取在中央有關單位的支持下，加強宏觀調控，做好區域統一產業規劃，優化產業布局，明確各區域的產業發展重點，發展目標，制定相關配套措施與政策，避免惡性競爭的局面出現。

3.開展立法調研工作，為地方性法規出臺做積極準備。國務院2004年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規定，“涉及全國或者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性事項以及專業性較強的決策事項，應當事先進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論證”。按照《實施綱要》的規定，與網絡出版有關的法規修訂應通過行政聽證會的形式來修改，就網絡出版的產業發展戰略、網絡出版的市場進入和市場退出等重大問題的修訂，要經過一個由“非民主化―民主自決化”、“經驗化―科學化”、“簡單化―系統化”、“非理性化―理性效益化”的修改過程。地方性法規既要促進產業發展，又要發揮有效監督機制，使得網絡出版企業遵守法律、守法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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