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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有那些國家范文第1篇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全球范圍內的跨國并購不斷發展，并成為外國直接投資（FDI）的主要形式。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統計結果顯示，跨國并購特別是發達國家公司的并購驅動了外國直接投資的近期增長。2005年，全球跨國并購額達到7160億美元，已經接近1999年至2001年跨國并購快速發展期第一年的水平。其中，跨國并購額超過10億美元的特大交易有141起，接近2000年175起的峰值。在全球跨國并購浪潮中，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也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呈上升態勢

與近幾年全球跨國并購浪潮相適應，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活動經歷了幾多波折。在1996年以前，東南亞地區發生的跨國并購活動呈明顯的波動狀態，但該地區在1996年的跨國并購出售額已達到1990年的兩倍。1997年至1999年，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東南亞的跨國并購活動呈現了連續三年上升的態勢。在連續三年的上升之后，該地區的跨國并購活動又于2000年突然下降，較1999年下降35.3%。但是，在2001年全球跨國并購浪潮急轉直下的情況下，東南亞的跨國并購呈現出自1990年以來的最大規模，并購額首次超過了100億美元，達到131.4億美元。2002年以后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連續三年保持低迷狀態，2005年該地區跨國并購再次興起，達到了147.75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

不過，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活動只是全球跨國并購浪潮中的一小部分。1990年至1996年，東南亞地區的年平均跨國并購額為18.15億美元，大大低于1334.9億美元的全球年均水平，僅占同期全球跨國并購總額的1.36%。1997年至1999年，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雖然較之前有較大發展，但年平均額僅為74.45億美元，而同期全球跨國并購的年平均額達到了5341.8億美元，僅占同期跨國并購總額的1.39%。2000年全球跨國并購額達到了1.1萬億美元的最高水平，而同期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活動較之前卻有所回落，也只占全球跨國并購總額的0.5%。2001年以后，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占全球跨國并購的份額一直徘徊在1.3%至2.2%之間。

（二）跨國并購在FDI總流入量中的貢獻日益增大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范圍內跨國并購方式的外國直接投資迅速擴大，1995年全球跨國并購以1866億美元首次超過新建投資，占當年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額的56.2%，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2000年跨國并購金額為1.1萬億美元，占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額的90%。而在發展中國家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中，跨國并購的比重相對較低，但仍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

在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方式的FDI在FDI流入總量中的比重也呈上升趨勢，跨國并購形式的FDI對吸引區域外直接投資的貢獻日漸增大。1990年至1996年，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在FDI流入總量中的比重不到10%。1997年至1999年，該比重上升至26.2%，此后一直維持在20%以上，尤其在2001年該比重更是達到了67.1%。在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嚴重沖擊的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韓國）中跨國并購的增長最為顯著，1998年至1999年，這五個國家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并購總額中的比重為68%，且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的FDI占當年FDI流入量的份額由1996年的13%上升到了1999年的91%。在泰國，1990年至1996年只有9.6%的外國投資者涉及收購泰國公司10%以上的產權；相比之下，1997年至2001年則有61%的投資涉及到這個水平的并購。2005年，印尼的FDI流入量較2004年增長了177%，達到53億美元，其主要原因是當年發生在該國的一項價值51億美元的跨國并購活動，即由美國Philip Morris公司設在印尼的子公司分兩次收購了印尼第三大煙草廠――HM Sampoerna公司100%股權。

（三）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的部門及行業構成

隨著全球跨國并購活動的擴展，第三產業的跨國并購活動在所有行業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已經超過第二產業成為跨國并購活動的主要行業，其中在1999年至2001年這三年間該比重分別達到了61%、73%和62%，此后該比重雖有所回落，但一直保持在50%以上，2005年第三產業跨國并購活動占到了整個并購活動的55%。總體來看，全球跨國并購活動的部門和行業趨勢在發達國家的表現要明顯于發展中國家。

在東南亞，跨國并購活動的部門和行業集中度并不十分明顯，但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在金融、運輸、倉儲和通訊業的跨國并購增長較快。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結果顯示，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最深的五個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泰國以及韓國）在1991年至1999年間的跨國并購出售額累計達416.25億美元，其中初級產業達8.36億美元，占2%；第二產業為211.15億美元，占50.7%；第三產業為196.73億美元，占47.3%。在初級產業中，采礦、采石業和石油業跨國并購占72%，農林漁獵業占28%。在第二產業中，食品、飲料和煙草跨國并購占24.2%，焦炭、石油和核燃料占12.8%，電氣和電子設備占11.8%，化學和化學制品占11.7%，機械和設備占10.9%。在第三產業中，金融業并購占34.7%，運輸、倉儲和通訊并購占28.8%，其他行業所占比重均在10%以下。

（四）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日漸活躍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一些跨國公司日漸成長并逐步走向國際化。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結果顯示，2004年全球100強跨國公司中有兩個來自東南亞發展中經濟體――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和新加坡電信分別列第59 位和第73位；在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25強中，有四家來自東南亞地區，其中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新加坡電信、新加坡偉創力國際和嘉德置地分別位列第2、3、14、15位。不過，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活動規模小、占整個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活動的比重低。

在1998年之前，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活動無論在規模和范圍上都很小，平均每年不足50億美元，作為被并購的東道國只有印尼和馬來西亞相對比較活躍。1999年，即使在其中考慮到東南亞金融危機對跨國并購活動的刺激作用，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價值也才占整個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交易的11%。但是，從長遠角度看，東南亞區域內的跨國并購活動勢必出現增長的態勢，因為跨國并購是外國直接投資的一種重要形式，這種潛在的區域內跨國并購活動應該能反映區域內FDI活動的總體模式。

在東南亞地區，作為收購者的新加坡跨國公司是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的主力軍。這是因為相對于其他東南亞國家嚴格的并購管制，新加坡的政策更有利于并購活動的開展；新加坡政府歷來有鼓勵國內企業進行海外資源開發的發展戰略，尤其對其周邊國家更加重視；新加坡的資本市場較其他東南亞國家更為發達，為并購活動提供了便利。而印尼則是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最大的被收購者，菲律賓和泰國次之。例如，1997年7月至1999年3月，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交易價值超過100萬美元的交易數量總共為21起，其中新加坡的跨國公司參與的并購交易就有15起，且范圍遍及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等國。此外，根據東盟秘書處對1999年至2001年上半年該地區區域內跨國并購交易累計額的統計顯示，新加坡作為收購者以23.29億美元的并購額遙遙領先，而印尼作為被收購者以10.1億美元的并購額位居第一，菲律賓和泰國分別以8.5億美元和8.14億美元名列第2和第3位。

二、推動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發展的主要因素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不斷擴張的國際生產體系是跨國并購活躍的最深層次原因。推動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發展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金融危機后東南亞國家普遍的貨幣貶值和上市公司價值的縮水，為跨國公司的跨國并購活動提供了機遇。二是受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的東南亞企業急需外國投資者的資本注入，尤其對于那些瀕臨破產的企業的并購比新建投資更能起到快速而有效的作用。三是跨國公司在東南亞市場的投機行為。四是各國FDI體制自由化改革減少了外資進入和控股權的限制。五是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速發展。六是企業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分析這幾方面的原因，前三者只會引起跨國并購活動在東南亞地區的短期行為，而后三者是促進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活動長期發展的因素。

(一)各國的FDI體制自由化改革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東南亞國家尤其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在吸引外資方面一直處于上升態勢。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外資流入量的陡然下降甚至撤資給各國的經濟重建帶來了許多問題。那些遭受金融危機重創而承受巨大壓力、負債累累的東南亞國家的企業大都面臨破產的境地，迫切需要外國投資者的資本注入。針對金融危機后經濟復蘇過程中出現的資金供給的巨大缺口、金融體系改革以及產業結構調整，東南亞各國紛紛將政策重心轉向更多地吸引外資以促進經濟發展，其中與并購有關的變化包括取消強制性的合資要求、多數股權限制和審批要求。

金融危機過后，東南亞各國的FDI體制自由化改革允許外資在更廣泛的行業部門開展并購并擁有多數股權，此舉刺激了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交易。東南亞國家所采取的FDI體制自由化措施大多數都旨在減少外資進入的部門限制，或使原先對FDI關閉或限制的行業實現經營自由化。土地與不動產所有權、外國人就業和外匯控制等限制也被減少或取消，其中最明顯的行業是石油、采礦、天然氣、電力、電信、銀行與保險、零售以及制藥業等。各國鼓勵外資銀行對國內銀行的并購活動，包括放寬對外國銀行進入以及外商收購的限制。菲律賓于2000年通過銀行向外資開放的《銀行法案》，根據該法案，外資在菲銀行持有的股份最高可以達到100%。泰國1998年規定外國金融機構在商業銀行中所持有的股份可超過25%的限制，持有時間可超過14年，外國投資者所持有的增資股的比例可達到50%，允許擁有100%股權的年限為10年。在泰國，1997-2002年期間銀行部門的并購活動占并購總數的37.5%，占FDI凈額的22.8%。新加坡電信業的自由化改革步伐逐步加快，把原定于2002年4月全面開放國內電信市場的計劃提前到了2000年4月，取消外商在電信業持股不得超過49%的限制，以吸引外商擴大對本國信息技術和電信行業的投資，這意味著外國公司可以擁有本地電信公司的控股權。馬來西亞政府也逐步實行了對電信業的外開放政策，允許外資參與本地電信業發展，1996年開始允許外資擁有本地電信30%的股權，1998年初開始將外資持股限制放寬到49%，1999年政府再度將外資持股權放寬到61%。

（二）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速發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較快的進展，其中于2002年建立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和2003年建立的東盟投資區（AIA）是東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兩大支柱。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速發展將推動該地區跨國并購的發展。

東盟自由貿易區主要通過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貿易便利化等措施來增強東盟做為生產基地的競爭力、增進區域內貿易、促進區域外FDI的流入、加快區域內FDI的流動以及深化區域經濟合作的目標。而東盟自由貿易區關于貿易自由化的措施又間接地增強了跨國公司對該地區的直接投資，尤其是在汽車和電子行業。

據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2003年所做的一項對1159家日本制造業廠商的調查顯示，大部分廠商認為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減稅和關稅程序的簡化等措施將使他們增加對東盟地區的直接投資。

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BIC）所作的另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一半以上的日本制造業跨國公司認為，東盟自由貿易區通過區域內生產網絡的合作刺激了區域內貿易的發展，并將帶動包括跨國并購在內的區域外資本的流入。

東南亞國家通過東盟投資區的建設，將各成員國市場整合起來，逐步減少和取消阻礙東盟投資流動和投資項目運行的投資管制和限制，消除區域投資壁壘，實施國民待遇，最終形成較為統一、自由、透明的“單一投資區”，從而促進東盟（ASEAN）和非東盟國家的投資者增加對東盟的直接投資。

目前，東盟投資區對東盟投資者在制造業、農業、林業、漁業、礦業及與上述五個行業相關的服務業中進行的直接投資提供優惠措施。

此外，東盟和東盟成員國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簽署的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也推動了本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例如，日本與新加坡、韓國與新加坡簽訂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就有助于提高競爭力，并有助于更好地應對吸引FDI競爭的加劇所帶來的挑戰。

（三）企業尋求國際化發展

各國努力吸引更多外資，與此相適應的是各國企業希望通過在不同區位發展業務，獲得更好的“區位資產組合”，以增強企業的競爭力。當前迅速的技術變革使得跨國公司以跨國并購活動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成為可能，且日漸成為其對外投資的最優選擇。

這一方面是因為技術的變革使創新的成本和風險與日俱增，而且還需要持續不斷地吸收新的技術和管理方法，以保持領先地位，而跨國并購方式的FDI則能夠分攤創新成本并且獲得新技術資產。另一方面，由于技術的發展變革，使得跨國公司分散在世界各處的經營活動得到了更好的管理，并為組織企業之間、企業內部以及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系提供了新的途徑。

具有豐富資源和廣闊市場的東南亞地區一直是跨國公司青睞的對象。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東南亞地區就是美、日等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爭相投資的對象，在不斷擴張的國際生產體系的推動下，東南亞的跨國并購活動雖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在其當年FDI流入量中占絕對優勢，但已呈現上升的趨勢。

東南亞區域內的跨國公司的日益壯大以及尋求更加國際化的目標也推動了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活動的發展。例如，新加坡在對外開放國內電信市場的同時，也鼓勵其國內最大的電信公司新加坡電信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尤其是東南亞區域內市場，新加坡電信主要通過對區域內其他國家的電信公司進行股權收購和開展戰略聯盟來不斷實現國際化。目前，新加坡電信的主要海外投資涉及區域內的菲律賓、印尼、泰國等，持有菲律賓環球電信、印尼移動電信以及泰國億旺資訊的股份分別為44.6%、35%以及21.4%。

三、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對東道國經濟的影響

作為外國直接投資的一種形式，跨國并購對東道國經濟的影響在總體上與外國直接投資是一致的。但是，相對于新建投資而言，跨國并購又有其自身的特點，而兩者之間的根本差別在于前者涉及到資產從本國人手中轉到外國人手中，并且在一開始不會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能力。從東南亞地區來看，外國直接投資以跨國并購方式進入后在短期內所產生的收益較小，而負面影響較大。

首先，跨國并購在短期內增加生產和轉移技術的效應比較弱。

盡管跨國并購方式和新建投資方式的FDI都為東南亞國家帶來了國外的金融資源，但并購方式所提供的金融資源并不一定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資本存量，而在新建投資的情況下則會增加。在初期階段，東南亞國家的外資并購通常會立即將資金置于企業的當地所有者手中，這些資金是否用于新的生產性投資取決于其他因素，若有投資機會，就有可能進行生產性投資。例如，將所收到的資金存入被收購公司的投資帳戶，專門用于新投資；鼓勵新的所有者在并購完成后擴大其生產能力；鼓勵被收購者將所得到的收入進行再投資等。而新建投資最初常采用“實物”投入的形式，現金投入會在以后的不同時間在接受者之間分配，新項目建成后就會直接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設施。跨國并購在進入時或在進入的短期內不太可能轉移新的或比新建FDI更好的技術或技能，甚至有可能由于企業戰略的的轉變導致當地生產或服務活動的降級、關閉或重新選址。新建方式的FDI并不會減少東道國經濟的技術資產和能力，而且最初還會通過實物資產或無形資產的轉移來增加東道國的技術或技能。

其次，跨國并購在短期內不會創造更多的就業。

當FDI以并購方式進入一個國家時，由于合并或收購并不創造新的生產能力，所以并購方式的FDI并不一定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相反，由于要提高企業效率、或為了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或所處行業供大于求等原因還會導致裁員。例如，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外資對泰國銀行的收購中減少了不少職員。1997年外資對菲律賓的馬尼拉供水廠的收購活動使其雇員人數由7370人減少到4580人。然而，新建方式的FDI在進入時必定會創造新的就業。不過，收購后就業的減少并不是一個國家的凈損失。當東道國的企業面臨破產而只能關閉的情況下，跨國并購在此時起到了“救命”的作用，雖然有可能會為了提高企業效率而裁員，但總體上還是會起到保護就業的作用。并購對就業的減少也可以通過政府對相關政策的制定、雇主和工會等采取措施而最大限度地減少這種負面影響。例如，菲律賓政府在并購活動中給予工廠補貼，而這實際上是補貼了工人的工資。

第三，跨國并購可能造成對東道國某行業的集中和壟斷。

一般而言，并購方式的FDI有可能會造成東道國某行業的集中和壟斷，尤其當收購者是全球性壟斷企業，可能控制當地市場，削弱東道國國內市場上的競爭，造成東道國資源的浪費和社會福利的損失時。例如，美國的煙草業巨頭Phillip Morris國際公司于2005年全盤收購印尼第三大煙草廠HM Sampoerna后，使得外國人在印尼煙草業所擁有的市場份額由以前的22%上升到了目前的28.6%，而當地煙草制造商中最大的一家廠商的市場份額則由原來的31%下降到了目前的29.5%。同時，跨國并購加劇了東道國對其國內某些戰略性行業（如通訊、電力、零售業）被外國資本控制的憂慮。2006年，新加坡淡馬錫集團成為泰國大型移動通信公司億旺資訊和泰國獨立電視臺的最大股東，并收購了泰國唯一的衛星公司，目前泰國政府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憂慮，并表示將強行收回股份。此外，《印度尼西亞商報》2007年的一份報道稱，目前印尼國家債券（SUV）交易主要由德意志銀行、渣打銀行和寶石銀行所掌握。因此，東南亞國家在積極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減少對外資并購的限制的同時，也加強了反壟斷立法。目前，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均己通過了對反壟斷的立法。

東南亞有那些國家范文第2篇

關鍵詞：東南亞度假村；建筑環境；建造類型；研究

中圖分類號：TU-023文獻標識碼：A

英語單詞Resort的度假村，本身會有一種“名勝地“之意，相比于普通總是酒店、度假村、美麗的自然景觀和獨特的人文景觀相結合，為客人提供一個輕松舒適的假期。例如，悅榕莊集團在中國的旗艦店——麗江悅榕流行的建筑，如彩色石頭，灰磚從當地納西族傳統磚和紅瓦用于建筑材料被忠實地再現了老納西村落。最值得注意的是，整個場景是根據設計，東北面臨相當大的玉龍雪山，另一個例子最獨特的火山溫泉，伍迪裝滿水的每一個別墅，有一個面對一波又一波的瑜伽冥想，陽宗海度假浪漫的殺手完全走國際路線。度假村有豐富的東南亞風格，包括雕刻的總是那些小細節讓人想起普吉島、巴厘島浪漫時間。

一、東南亞度假村建筑風格和氣候概況

東南亞島國和精致的味道組合設計的度假酒店結合了東南亞文化特色的建筑風格，大量使用木材和其他自然材料如藤、竹子、石材、青銅和黃銅，深色木制家具，每個類是反映在光的變化和穩定的豪華感。東南多雨的熱帶氣候，溫度、濕度、豐富的木材、藤和其他資源。所以追求大斜面屋頂，屋檐上的大建筑風格，主要以滿足降雨量、陰涼的地方。將會有一些建設，提高半層，甚至足球一起使用在一樓，雨水是建筑物間通風的作用。一般用在建筑的大廳，和南透明，以滿足通風、水分，和角色在東南亞，在夏天，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中可以減少潮熱和釋放時間的天氣通常有無聊和沮喪。室內木、藤家具，主要是植物，夸張大膽的顏色，五彩繽紛，豐富的樣式，接近自然。簡而言之，由于東南亞地區，當地的建筑遮陽、通風、照明及其他東南亞洲式建筑作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獨特的氣候特征。內部和外部的建筑裝飾、室內家具風格，綠色戶外園林，接近自然的當地材料強調簡單性，給出了一個溫暖、舒適、放松的感覺，鮮明的東南亞風格。東南亞國家大多是干欄建筑、建筑由于炎熱和潮濕的氣候，降水豐富，郁郁蔥蔥的植物，自然形成的竹子，木頭，磚，瓦，石，地球建筑物在東南亞補充模式。按照當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的原則。從柱子、墻壁和一些建筑物，直到屋頂是用木頭或竹子做的。磚石建筑是不常見的。

二、東南亞度假村的建筑結構類型

因為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其他因素在東南亞建筑類型、結構類型也不一樣。

1)山區度假勝地典型的山在東南亞主要分布在中國，廣西，云南南部和越南、老撾和緬甸接壤的北部地區和北部泰國、老撾和越南中部。在東南亞主要的少數民族，大多生活在平原地區的每個國家大多位于偏遠山區或高原地區，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仍在山上階段氏族社會社會經濟水平普遍偏低，生活在貧困、農業、狩獵和采集的主要生計來源，農業始終是主要原始和落后的刀耕火種實踐，維護傳統的萬物有靈論的和多神崇拜的信仰。山區度假勝地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由于地形、氣候、建筑材料、防守，所以有高大的房屋，竹子和撞擊回家家里三種類型。

2)平原度假村建筑，東南亞有許多河流湄公河、伊洛瓦底河，紅河，等等，上游的承載能力和強大的河流侵蝕、更快的積累下游，或形成平原河流和河口之間巨大的差距和三角洲，如越南紅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中部平原的柬埔寨、泰國和中央平原、中部平原緬甸、老撾平原西南部、蘇門答臘、加里曼丹、南部平原的東部平原，等等。東南平原肥沃的土地、灌溉設施，已成為東南亞重要的農業地區。人口、城鎮、城市和更多的集中在沖積平原，河流三角洲和沿海平原。因此，不僅比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方面在山里，但也更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草原文化。因此，普通人有顯著和更強大的建筑結構形式的度假勝地，空間結構也更豐富，個性化的反映形式，文化模式、宗教信仰、社會關系、國民經濟的其他方面更加靈活。東南平原到度假村建造高大的房屋，磚(木)棲息地，商場三種類型。

3)海濱度假勝地的架構東南亞是水生文明的發源地，其關系文明的起源或河，或與海洋有關，所以它的海岸低地河文明記憶在人們的集體意識仍然盛行。沿著海濱或建立自己的房子或者只是漂浮在水中。

海濱度假勝地架構在東南亞具有以下特點：1)木質結構，兩層，較低的開銷，可以在底部，涼爽的空氣，炊煮等，上層住人從事手工布局很簡單，有大房子踩著高蹺的空間分離點在門口，客廳、主臥室、次臥室所以沒有空間來踩著高蹺單獨的小房子，坐在地板上，座位服裝店。2)站在高蹺在水中的小空間，住房掛腳直向水、車頂行李架停靠船只，生活在水中，在一樓。3)在海上運輸、住房的大部分地表水包括陽臺、容易清潔和水，船只時代的簡單導航：為了現代化土地運輸、面臨的房子大多是水，道路。4)高度的海濱吊腳樓中充分考慮洪水的波動，漲潮，有較高的高蹺，洪水席卷地板，人船運輸的地方，是一個有意識地成為“水村”的建筑形式，矮腳雞干欄也在水漲時充分考慮動態因素，相對簡單，非常短的腿，四人可以轉移到一個更高的每把房子從房子的一只腳，然后根據地區不同長度，用相對厚的木柱子。

水漂浮的度假屋的建筑。考慮到水的因素，干欄在東南亞發生在度假村的建筑變體盛行“漂浮的房子”這個古老的建筑形式。在東南亞，這樣的人船上的漁民家庭，習慣于生活漂浮在水里。如：芹苴在湄公河、洞里薩河，柬埔寨水漂浮的房子在曼谷的湄南河，泰國國王村布里斯托爾地區撤軍，文萊水村，越南船居民。其建筑特點包括：1)建立一個船筏被水或錨固定的住房。這里一切都是浮動的，居民通常有一個干雨季水位的變化不斷調整，以便從水的作用和變化。從固體柚木列，或部分住房的支持。掛英尺水下延伸，不同長度，但基本上支持在一個水平面小屋，房子堅決，沒有落入水上漲的影響。2)居民一些河流(海)船，船狹窄空間，功能相對簡單，機艙既是一個倉庫和臥室，兩個弓，烹飪，干燥的地方，但也作為水交易平臺。他們長在水中游蕩，岸邊水交易為生，銷售熱帶水果，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一個固定的水市場。3)水漂浮村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可以找到各種基本公共設施在水中，水在學校等，海洋警察，教堂，醫院，甚至池塘。4)水浮柵的居民，都依賴于河海作物，漁業和少量的和一些水處理業務。船，船運輸是他們最直接的手段。

東南亞有那些國家范文第3篇

關鍵詞：東南亞華人；文化適應；華人文化

在當今世界，任何一種文化都不能單獨存在，都必須與其他文化發生聯系和交往，而聯系和交往就會產生文化適應的問題。因此，文化適應不是單方面的，而是一個相互的過程。例如，中國的移民把中華文化帶到東南亞之后，與當地文化相互接觸和碰撞，便產生了一個相互適應的問題。中華文化要適應東南亞本地文化，而東南亞本地文化也要適應中華文化。“文化適應是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學習、相互影響和相互吸收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種文化會失去原來的一些特質，獲得一些新的文化特質。文化適應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學習和揚棄的過程，也是產生新文化和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過程。”

如上文所述，文化適應是兩種文化之間的關系，是兩種文化在接觸和碰撞時，雙方各自的調適和反應。如果雙方都不愿意作出改變，都對對方的文化采取排斥的態度，這時，沖突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近代以來，一些東南亞國家常常出現排華現象，如印尼。而另一些東南亞國家則對華人比較友好，甚至出現相當程度的融合，如現在的泰國和菲律賓。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現象，均可以從文化適應的角度得到解釋。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莫里斯·迪韋爾說，“一切文化都趨向于共同同意，也就是說，集體的所有成員都接受角色行為模式的標準和價值。所有文化都承認一定程度的偏離和允許最低限度的改變，但程度和限度相差很大。我們可以把那些不能容忍偏離和改變的文化稱作一元性文化，其他文化為多元性文化。”

東南亞有華人華僑2000多萬，其中印尼有700余萬，大約占印尼總人口的3.9%。廣大華人華僑在印尼獨立和經濟建設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始終沒有獲得公正的社會地位，排華事件此起彼伏。對華人采取排斥態度的印尼文化，是一種比較典型的一元性文化。它對華人的一切均采取排斥的態度，華人被迫作出徹底的改變，甚至連華人的名字也必須放棄。印尼政府所推行的強迫同化政策，實際上就是一元性文化適應。一元文化適應的最大特點，就是由政府壟斷文化適應的所有手段，強迫另一種文化徹底改變和放棄自己的特征，以適應印尼文化。這種一元性文化適應往往產生許多消極后果。印尼華人與當地民族的關系一直不甚融洽，甚至不斷出現大規模的排華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咎于這種一元性文化適應。

為什么印尼文化對華人文化采取如此強烈的排斥和拒絕？也就是說，印尼文化的一元性特點是怎樣產生的呢？

1.宗教的因素。印尼是一個伊斯蘭社會，與其他宗教文化相比，伊斯蘭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容忍程度和限度是比較有限的。伊斯蘭教義的核心，是只能信仰安拉，“除安拉外，別無神靈”。

2.政治制度的因素。上文曾經提到過的法國社會學者莫里斯1迪韋爾熱認為，專制制度下的文化都是一元性文化，都是推行一元性文化適應。蘇哈托政權下的長期個人專制，更是加劇了印尼文化的封閉性，而后者又助長了前者，兩者相互促進，互為基礎。

3.印尼華人方面的因素。印尼華人人口較少，在龐大的印尼本地人口中占絕對的少數，從而使印尼政府推行其一元性文化適應政策面臨較小的阻力；加上印尼華人一盤散沙，不愿意作有理有力的抗爭，而是一味被動地去適應東道國文化。

對華人采取寬容和容忍態度的泰國和菲律賓文化是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這是一種多元性文化。兩國政府對華人文化采取多元性文化適應的立場和政策，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自然同化政策。以泰國為例，泰國有華人630萬，占總人口的13%，是主體民族泰族以外最大的少數民族.華人已完全融合于當地社會，泰國也因此被譽為對華人同化最為成功的國家。這大部分因歸功于泰國政府采取的自然同化政策。在這種政策下，華人所面臨的壓力比較小，華人，尤其是戰后出生的新生代華人較愿意選擇本地化，而不愿意再像老一輩華人那樣頑強地全面固守華人文化陣地。在多元性文化適應條件下，這兩個國家的華人被同化的程度也是相當高的。“少數民族群體與主流社會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一直是民族國家發展的巨大障礙。泰國華人對泰國主流社會的成功融入也與泰國的法律有關，這為其它民族國家族際間的協調發展提供了可貴的經驗：一是法律規范；二是以信任作基礎的社會構建。法律表示強制，而法律規訓之下的信任則為個體間交往、公民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東南亞有那些國家范文第4篇

成為會魔法的廚師

祁志堅英語名為Ricky Kee，原馬來西亞名為KEE CHEE KEEN，現在的中文名也是由此音譯的。

祁志堅小時候就對“吃”充滿了濃厚興趣，再加上父母在酒店餐飲行業工作，“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他，除了吃現成美食外，還經常去廚房觀察美食制作過程，尤其那些廚師將幾種普通食材炒成一盤色香味全菜肴時，過程美得如同施展魔法。祁志堅不禁感嘆：我也想成為一名會魔法的廚師！

美食是一門學問

1989年，祁志堅正式進入廚房，由于之前對烹飪的“耳濡目染”，他比平常的學徒進步地更快。祁志堅一開始是跟著一位德國師傅學習烹飪，由于口音問題，兩個人語言溝通困難，但是祁志堅選擇笑對困難，他每天拿著小本子跟在師傅后面觀察、研究，把烹飪用的食材、配料、方式都詳細地記下來，業余時間還會認真琢磨自己的“美食寶典”。最終學有所成，成為著名的東南亞菜系廚師。

22年來他曾就職于吉隆坡香格里拉、吉隆坡希爾頓酒店、上海松江開元名都大酒店等多家星級品牌酒店的行政總廚和廚師長。難得可貴的是，他一直保持著學者的態度。他認為，美食是一門學問，而且永遠無法畢業。他曾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國家工作，雖說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烹飪經驗，他仍喜歡抽空去國內外餐廳考察，品嘗當地美食，既可以擴展飲食文化，又可以激發烹飪創意。

和武漢的美食之約

2006年，祁志堅受朋友邀請來到中國上海，這是他第一次來到中國。上海的繁華、復古讓他迷離，甚至最終決定來上海發展。祁志堅的豐富經驗，他很順利地進入了上海松江開元名都大酒店。說到這里，祁志堅特別興奮地說：“當你走出廚房，看見的全部都是中國人的時候，我感到特別親切，得到了未曾有過的滿足感！”積極的心態、高超的烹飪讓祁志堅受到更多中國餐飲業的關注。

今年10月，祁志堅能來武漢主廚錦江國際大酒店，也是受州逸集團的HR誠意邀請而至。其實這并不是祁志堅第一次來武漢，早在2009年的時候，他來武漢考察，滿大街的美食讓他印象深刻：戶部巷的臭豆腐、周黑鴨的鴨鎖骨等。提到武漢美食的祁志堅說起話來神采奕奕，讓人忍俊不禁。只是沒想到2012年他還是緣歸此地，有句話說得好：是你的，終究是你的，你逃也逃不了。祁志堅與武漢的美食之緣是必然的。

他邀您來錦江品鑒

東南亞有那些國家范文第5篇

類似的低成本機場正在亞洲的一些城市興起，而很多中國人的出境旅行正由此開始——尤其那些埋怨機票昂貴，不在乎空姐殷勤服務的年輕人。過去數年里，隨著社交媒體的迅速流行，像亞洲航空（Air Asia，下稱“亞航”）這樣的海外低成本航空公司品牌，也“潛”入了中國人的境外旅程。

從概念上說，廉價航空并不新鮮。對于業界，它意味著拋棄傳統航空觀念的決心，以及改變航空業生態的努力。而像亞航這樣的公司，更占據了所在國馬來西亞航空業的主導地位，并在數年間鋪起中國游客來往東南亞的旅行通道。

沒有機構對國際廉航和中國游客的關系作出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分析，然而國際廉航，乃至傳統航空公司正在投入更多資源，以回應中國人洶涌的出境游熱情。在國境之南，圍繞新一代中國旅客的廉航搶客戰，早已打響。

窮游型社交

如同很多境外游愛好者，海貍（網名）在網絡相冊上載了各種長裙、海岸與斑斕的異域食物的照片。她對《二十一世紀商業評論》（下稱《21CBR》）記者說，自己多次乘坐過國際廉航航班，還在網絡上參加過“秒搶”便宜機票的活動。

“即使是SARS期間，我們發放一批0價機票，也立刻被搶光。”亞航首席商務執行官戴秀鳳（Siegtraund Teh Siew Foong）在吉隆坡接受《21CBR》記者采訪時描述道，“東尼.費南德斯（Tony Fernandes，亞航創始人兼集團首席執行官）經常說，低價策略在亞洲是有效并且有廣泛市場的。”

亞航的公關部門表示，亞航通常會提前3—6個月制定促銷計劃。這些計劃小到每周，大到每季度，并根據航線的客座情況推出規模大小不等的促銷。

在網絡上被津津樂道的，還包括虎航（Tiger）、獅航（Lion）、宿霧太平洋航空（Cebu Pacific）等源于東南亞、總數超過20家的廉價航空公司，其中有12家的成立時間不超過15年。這些航空品牌真正印上中國游客的登機牌，還只是近幾年的事情，以至于“亞航路線”成為了東南亞旅行的代名詞。

在中國的大城市，東南亞的海島逐漸取代了海南島在海灘旅游中的統治地位，東南亞出境游的消費與國內游相差無幾。“過去，人們對泰國的印象僅僅是佛教和變性人表演。”螞蜂窩旅行網的品牌總監王家敏說，“現在泰國最流行的是清邁，那里充滿了中國‘小清新’。”

“實際上，廉價航空的粉絲并不一定缺錢。他們大多來自北上廣，享受吃喝和旅宿，愛嘗鮮，愛發帖。”王家敏描述“搶票”大軍的特征“，他們熟悉旅行消費，而且對機票的價格很敏感，覺得交通本不是旅游享受的一部分。”

大約5年前，國內甚至出現了類似“東南亞廉價航空票價搜索器”這樣的專門淘低價廉航票的旅行網站。

王家敏回憶說，2010年左右，類似螞蜂窩這樣的旅游社交網站上，廉價航空的話題開始激增，一些活躍度較高的ID爭先廉價航空的低價機票信息，“微博等社交網絡興起的時候，廉航隨之升溫。”

廉價航空、自助游記、旅游話題在社交媒體的分享，讓境外游，尤其東南亞旅游中涌現了一撥又一撥的中國客，以及更替不息的旅游熱點。一些旅行社人士則補充說，熱衷于廉價航空的顧客，還包括不同年齡層的、以價格為出游主動力的顧客。

在接受《21CBR》記者采訪時，亞航方面并不否認其在社交媒體上的營銷攻勢，并把其形容為低成本推廣策略的路徑選擇。像螞蜂窩等旅游網站，也循勢上線了廉價航空攻略；像“窮游網”等以廉價旅游為核心內容的社區，搜到的與“亞航”有關的文章數目，更以萬計。

尋找起飛時刻

盡管有人會抱怨廉價航空的服務不足，譬如“連水都沒有”，但這不妨礙人們繼續購買廉航的機票飛往東南亞，并以旅游的故事傳播著廉航的口碑。

“旅游上癮的人總要找機會出去，特價就是很好的機會和動力。當人們開始了解廉價航空，剩下的事情，就是給他一個價格，一個鏈接。”戴秀鳳說。

根據亞太航空中心的統計報告，2012年亞航成為了中國航空市場上載客量最大的外國航空公司。在馬來西亞，亞航更占據了超過半數的國內航線。在東南亞地區，亞航等廉航公司是航空界的主流。

廉價機票的背后是低成本航空運輸模式。以亞航為例，它通過無紙機票、無虛飾服務（譬如，不提供免費餐飲）、網絡訂票、高頻率飛機使用等手法節約成本，也通過自選座位、行李費、保險費及膳食費等非航運收入來創造收益。

像吉隆坡LCCT這樣的低成本機場，被形容為低成本航空發展的決定性條件：為了提高營運效益及飛機使用率，亞航每班機的過站經停只需25分鐘，每架飛機每天使用13～14小時，這樣的巴士化運作需要設計簡單的機場，而非強調奢華和享受的傳統大機場。

戴秀鳳說，廉價航空的理想是在機場里成為真正的空中巴士，高達半小時一班的密度，如同LCCT機場里亞航密密麻麻的航班時刻表。然而，廉航公司的發展也面臨著各地航空資源分配的制約，譬如，亞航已訂購的很多飛機至今仍沒有落實航線和機場，亞洲低成本機場的建設進度在近兩年才開始加速。

這也是廉航業界整體面臨的問題。在亞洲國家，地方政府熱衷于建設豪華的機場，資源分配也利于傳統的航空公司，提供典雅微笑和全面服務的商業模式仍然大行其道。近期，中國一家地方航空公司的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說，好的時刻資源（Slot）都被大型國有航企壟斷了，“這里面有一個利益的博弈問題”。

航班起降資源的限制，讓國際廉航公司在進入亞洲各國市場的步伐有所節制，也影響了它在自助游一族之外擴張的速度。“如果能有更好的航班時間，更穩定的準點率，旅行社們更愿意與亞航等公司合作。”廣東省中青旅行社一位姓余的總經理對記者說，“另外，廉航的低價基于提早數月訂票的基礎上，旅行社很難承受這樣的墊款風險。”

戴秀鳳說，像陳曉寧（時任廣東省機場集團副總裁）這樣的機場掌舵人并不多見，后者讓亞航航線在2008年進入廣州。談及爭取進入中國內地機場的努力，戴秀鳳說：“每到一個機場，我都會把市場調查拿出來，我們的六成顧客是沒有旅行過的，與那些航空公司沒有直接的競爭，而且我們為機場帶來更多人流量（意味著機場稅收入，編者注）。”

中國迅速的城鎮化進程也給國際廉航公司留下機會，因為二線城市的地方政府和機場管理者，對亞航的評估更積極，支持也更多。在成都、重慶、長沙等地，亞航已經開通了飛往曼谷和吉隆坡的航線，此前，當地并沒有直飛東南亞的航線。

中國上空的戰爭

從2012年開始，亞洲的廉價航空市場正迎來更多競爭者。譬如，源自印尼的獅航訂購了234架空客的客機，與亞航展開全面競爭。而馬來西亞航空、國泰航空、中國東方航空等傳統航空公司，也開始推出廉價航班，試圖爭奪日漸升溫的亞洲廉航市場。

對于亞航來說，中國是一個出境旅游井噴的市場，只要取得航班起降權，亞航的飛機便會立即進入相應城市。亞航的團隊不斷考察不同城市的潛力——其中一種方法是逛街，觀察當地人的消費水平，以及以是否有ZARA、星巴克這樣的國際品牌進駐為標準。

廉價航空在亞洲，尤其是環中國地區的發展，甚至引起了中國民航部門的注意。今年初，中國民航部門專門組織團隊考察了亞航等低成本航空公司的運作模式，國內機票“禁折令”也在10月被打破。

在12月初，CCTV等媒體報道，目前全球有170余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在西方民航占有的市場份額大約是50%，東南亞26%，在中國則不到7%。該報道還稱：“長此以往，中國的廉航市場將被國外航空公司所占據。”

目前，中國低成本航空公司的代表是春秋航空，擁有38架空客A320型飛機，經營76條國內航線、5條港澳臺航線和7條國際航線。相比之下，亞航目前在亞洲有頻密的航運網絡，還經營其它大洲的航線，飛機數量達到155架（亞航透露，另外已訂空客A320飛機475架）。

戴秀鳳覺得，傳統航空公司創立的廉價航線，或者某些廉航的新品牌，皆難以取得亞航天生的廉航“DNA”，因為一條廉價航線的成敗，在于一些硬指標，譬如上座率是否達到80%。如果達不到，這條航線就會成為營運方的負擔。“我們不是傳統的航空業公司，進出一個市場不會有很多顧慮，但其它航空公司就不同，它們考慮得太周到、太專業（傳統的航空商業模式）、太慢。”

另外，與中國的同行相比，亞航在海外市場的品牌推廣遠不止低價。國際旅客們可以看見打扮入時的亞航空姐在戶外廣告上作俏皮推銷，也能從電臺聽見亞航的廣告語“Everyone can fly”，而類似維珍航空老板布蘭森扮演亞航空姐的橋段，更是人盡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