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離騷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屈原的離騷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屈原的離騷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I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06-0005-01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偉大的詩人,名平,字原。楚國丹陽人,屬楚國公族,《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他“博聞強記,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對內主張修明法度,對外主張聯齊抗秦,同誤國賣國的腐朽貴族斗爭了一生,他兩次遭讒放逐,后因郢都被秦兵攻破,他無力挽救祖國的危亡,遂投汩羅江自殺了。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這是一首帶有自傳性質的宏偉壯麗的政治抒情詩。反映了屈原對楚國黑暗腐朽政治的憤慨和他熱愛祖國愿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歷來人們對《離騷》評價都很高,但由于歷史資料缺失,千百年來人們對《離騷》隱喻內涵眾說紛紜,特別是長詩后半篇求女一節更成為“千古聚訟”的一大難題。王逸《楚辭章句》認為求女即求賢臣。朱熹則認為“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明清以來,又有一些學者將“求女”的喻意解釋為替楚王求賢妃或諷刺懷王寵妃鄭袖。現代的學者在辨析這些喻意時,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見解。我認為對求女所喻指的對象大體已經說盡,而對求女失敗涉及到的屈原的矛盾心態卻缺少具體深入的剖析,要弄清這個問題,關鍵不在于求誰,而在于找出三次求女失敗的原因。任何一個問題的成敗都是既有外因也有內因的,就這件事來說,歷史現實只是外因,而屈原心態是才是起決定作用的內因。
我認為女是君,求女包括了屈原、女、媒三方的共同作用,女是賢君,媒是賢臣。他希望得到賢君的賞識重用,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有賢臣的幫助,這就同結為婚姻一樣,必須有美女可求同時還要有良媒,只有這樣婚姻才能成功。
三次求女都歸于失敗。屈原、媒、女都負有責任。第一次求宓妃,“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E其難遷;”,“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游;”無禮游,行為不一,變化多端,難稱完美。這一次失敗的原因在女。“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凡事追求完美的屈原決定放棄對宓妃的追求,因為她只有外表美,內外不一,不是屈原追求的理想對象。
第二次是求“有恢佚女”,她既美且善,可屈原卻苦于沒有良媒的幫助,因為“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媒人有意顛倒美丑。而“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又是屈原不欣賞的,從而導致了他第二次求女的的失敗。
第三次是求“有虞之二姚”,二姚同樣是美善的,而且當時正好 “少康未嫁”,時機恰當,可是卻“理弱媒拙”,媒人口笨舌拙,態度又軟弱,第三次求女又以失敗告終。這兩次失敗的原因,表面上看都是無良媒,仔細分析其實失敗的原因不只是在媒人,也在屈原。三次求女,屈原都是特別熱心的,可一旦發現宓妃有缺點,他就斷然放棄,這還可以理解。但在求“有恢佚女”時,沒有良媒幫助,他也想自己去,可是卻“心猶豫而狐疑”,最后還是否定了自己的想法。第三次無良媒可用,他只能發出沉重的感嘆,卻無計可施。那么屈原為什么面對理想中的美善之女,寧可徘徊長嘆而不積極追求呢?
毫無疑問《離騷》中的屈原是個高大俊潔,一切盡善盡美的形象,他“帝高陽之苗裔兮”出身高貴,又“重之以修能”具有內在美;他“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講究外在美;他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追求美政理想。他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胡學常在《屈原自我圣化的政治內涵及其悲劇性》一文中指出屈原在人格上有自我圣化傾向。他自己是完美的,他也要求外在與他相關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要求所求之女必須完美無瑕,而且求女的過程也要求完美,所以對宓妃的無禮游他無法忍受,對無媒的求合也難以接受。只要不完美,他就放棄。內在原因也就在于他認為三次求女的過程中有缺陷、不完美。屈原渴求完美,有一種內美心態,這種心態的產生是當時楚國社會意識形態中存在的濃厚血緣觀念的反應,所以他才在這首長詩的一開始首先交代自己高貴的出身。形成了與其追求目標之間的距離,這是影響他理想實現的障礙。
另外在這種心態的背后,還隱藏著屈原的另一種矛盾,那就是要在打破某種規范前提下取得某種結果與其追求完美的矛盾。通過媒人求女在先秦時期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習俗,這在之前的《詩經》中就可看到。他想求女,如果沒有良媒,只有自己去求,可是這又違犯了社會規定。而在屈原看來以媒求女的完美環節是不能打破的,打破這種完美就會造成缺陷,這是屈原不能做的,所以求女只能歸于失敗。
求女的失敗無疑使失望的屈原更加失望。在這種情況下屈原已萌生去國遠游之意,但他又“猶豫而狐疑”,找靈氛占卜,找巫咸降神。靈氛、巫咸同樣勸他離開楚國改求它“女”,使他下決心離開楚國另尋它“女”,然而對楚國的愛與忠誠終于還是戰勝了這種誘惑。雖然他明知祖國現實的黑暗,但他對災難深重的祖國深深眷戀,可是他又無路可走,那就只有一死來殉于故國了。屈原之死也是他追求完美人格的表現,他始終保持了自己完美的人格,并以死來捍衛,這正是他的偉大和不朽。
參考文獻:
屈原的離騷范文第2篇
關鍵詞：意象;法治;賢臣
《九章》是屈原著名的楚辭作品之一，其中《惜往日》這篇是屈原晚年時被頃襄王流放于江南時所作，被視為是屈原的絕筆詩。清代丁萌在《楚辭注評》解釋道：“所惜者往日，所恨者今日也。曾信，曾見信于君也。”《離騷》則是屈原最為出色的作品，是被人們最廣為傳誦的作品。這兩篇作品都表現出屈原對君王和小人的怨憤不滿之情以及自己的理想無法實現的哀痛之心，這兩篇作品很多方面都有共同之處，下面我具體來闡述一下。
一、意象表現
在屈原的作品中，最為出名的意象就是香草美人了，在《惜往日》中同樣有花草美人的比喻，如《惜往日》中的：“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就好像是戀人間互相傾訴感情一般，屈原把自己一片愛國忠心獻給楚王，可是楚王卻接受了“讒妒”，也就是楚國那些奸佞之臣阻礙了楚王對屈原的信任之情。
《離騷》中的美人意象不像《惜往日》中單純比喻詩人和君王的關系，而是有很多組復雜的比喻。首先，可以用美人喻君王或自己，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后者如“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然后用美人比喻自己追求的人，如“吾令豐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接著用夫婦來喻君臣，用婚約來比喻君臣融洽，如“初既與余成言”;最后用失戀比喻自己被奸臣讒佞而讓楚王疏遠，如“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由此可以看出，美人意象在《離騷》中意蘊豐富多變，而且暗暗表現出了詩人一生的遭遇。
花草意象是屈原最拿手的運用了，這在《離騷》中有著充分的表現，詩人用“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慈苗”來象征有美好高尚品德的君王;用“朝攀歐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象征自己為了能成為品德高尚的人做的努力;用“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比喻自己純美高潔的品質;用“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示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用“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表明詩人在受到打擊后，還可以堅持潔身自好的操守;用“攬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寫出詩人不被重用、生不逢時時的傷心;由此可以看出花草意象運用的豐富多變，但還不僅限于此，詩人還從另一面賦予花草新的意義，用“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寫出原本有美好品質，可以依賴的人，受不了世俗的污染最后也變得腐臭了;用“戶服艾以盈要兮”表明那些受到楚王重用的奸邪之人。
可以看出，《離騷》中的花草美人意象比《惜往日》中的花草美人要系統、復雜得多，《惜往日》中的意象是孤立的個別現象，而《離騷》中的意象是一個完整的花草意象群體，他的整體意象效果遠大于幾個孤立的意象的效果，所以《離騷》的花草美人意象是比《惜往日》要進步的。
二、法治思想
蔣驥說屈原的《惜往日》“深著背法敗亡之禍”。林云銘說：“全在法度上決人材之進退，國勢之安危。”他們已經明確地指出了“法治”思想在屈原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地位。這的確是難得的真知灼見法治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有很多表現。首先，在《離騷》和《惜往日》中，屈原反復強調了法制的重要性。《惜往日》中有：“乘驥驥而馳騁兮，無髻銜以自載。乘把咐以下流兮，無舟揖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這個說法與法家學說韓非子的“釋法術而任心怡”是一個道理。《離騷》中也有：“固時俗之工巧兮，佰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為度。”屈原認為，國家要強大起來，就必須“法立”;而法律確立之后，又應該要嚴格遵循。很明顯，這是屈原針對楚國政治生活中“人治”的弊端而提出來的，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其次，在《離騷》和《惜往日》中，屈原極力譴責不循法度的行為，并指出這種“背法度而心治”的做法，隨時都有顛覆的可能。如《惜往日》的“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從《史記?屈原列傳》和《惜往日》來看，屈原曾親自為懷王起草法令。只因遭受奸佞小人的讒言而被楚王疏遠。
應該說，屈原的法治思想和他的民本思想是有聯系的。因為只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貴族階層的特權才能被限制，國家才能富強。但遺憾的是，屈原的法治思想沒有被采納，屈原的變法，也同他之前的吳起變法一樣，都以失敗而告終。
三、賢臣形象
（一）政治改革
春秋戰國時期，很多國家都在變法改革，新興地主階級和沒落階級之間進行激烈地斗爭。楚國在楚悼王時期就進行過吳起的變法，屈原的內政改革也是為了適應當時時代的趨勢。對此，《離騷》和《惜往日》都有明顯或含蓄的表現。《惜往日》中所說的“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這部分，可以看出屈原任左徒這一官職時是得到楚王的信任的，他“造為憲令”，制訂新法，去改革國家政治弊端，可是由于新法觸犯了貴族們的根本利益，于是他們勾結起來，以上官大夫為首，進讒言陷害屈原。昏庸的楚懷王不能明辨是非，也經不住守舊派的壓力，于是“后侮循而有他”，致使屈原改革敗。《離騷》是含蓄曲折地反映這場斗爭內容。詩人為使國家富強，他曾向楚王提供了一套治國方略，其中主要是改革內政，對于懷王的反悔，他提出了痛心的批評：“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循而有他。余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二）舉賢任能
屈原的政治主張一向都是任人唯賢的，《惜往日》和《離騷》都反映了屈原任人唯賢、從社會下層選拔人才的主張，用以取代當時貴族任人唯親、尊貴的用人原則。攀附尊貴和舉賢授能是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制度大變革中新舊兩種政治勢力斗爭的一個重要內容。這在先秦諸子的一些學派中總會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屈原為同楚國守舊貴族斗爭，推行改革措施，倡導從社會下層選拔人才，以改變過去落后的政治制度。《惜往日》中有“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于廟廚。呂望屠于朝歌兮，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離騷》中也說：“說操筑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寒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又說：“湯禹儼而抵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他希望楚王能舉賢授能，并能夠把他和實行法治結合起來。傅說、伊尹、呂望、百里溪、髯戚都出身于社會下層，他們分別受到武丁、商湯、周文王、秦穆公、齊桓公的重用。詩人語重心長地講述從社會下層選拔人才，其斗爭目標是直指當時楚國貴族把持的腐敗國家，客觀上的作用有利于改變貴族這種現狀。詩人這幾句描寫也包涵著對君王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贊賞，從中可以看得出來屈原是支持任用賢才這一主張的，同時他也希望自己能被楚王重用。
總體來說，《離騷》和《惜往日》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共同勾畫出了屈原的一生。《離騷》和《惜往日》都或隱或現地表達著哀思過去君臣和睦的時光，痛惜君王對自己的疏遠離間，痛斥奸佞小人的禍國殃民，將希望寄托于賢明之人，寧死不與小人同流合污，但又愴懷故國不能自已，思想內容與表達技巧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作者單位：遼寧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溫洪隆.《<惜往日>的結構和法治思想》[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1（5）
屈原的離騷范文第3篇
【摘 要】“楚辭”既是一個文學作品總集，也是楚地流行的一種文學樣式。它的傳播與接受在西漢與東漢是不同的。研究楚辭在兩漢時期的傳播與接受以及對漢代文人和后人的影響有著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楚辭；兩漢；傳播與接受
一、楚辭定義與特點
西漢劉向將屈原宋玉等人以及漢代模仿屈、宋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楚辭的名稱，漢以后才有，即在漢景帝與漢武帝之間出現的學術上的名稱。”楚辭也是戰國時期楚地的詩歌形式，它“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
楚辭在句式上打破了《詩經》四言詩的傳統，運用更為靈活的句式，除了運用五、七句，還有六字句，使得句式參差不齊，錯落有致。楚辭吸收大量的方言，句式也較散文化，為以后“賦”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楚辭”受當地巫術的影響。巫術的歌舞中多反映人神戀愛等故事，充滿了想象力和神秘色彩。屈原作品《九歌》、《招魂》模仿當地民歌，且在其他作品中也充滿著屈原的浪漫主義情節和奇特的想象力。如《離騷》中：“駟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又如《九章·涉江》“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同光。”朝發蒼梧，夕余懸圃，命羲和駕車。登昆侖、駕青虬。“蒼梧”、“懸圃”、“昆侖山”、“重華”和“羲和”，這些都是神話故事中的人和地點，使全詩充斥著浪漫主義情懷。
二、楚辭在兩漢的傳播和接受
（一）楚辭在西漢的傳播
西漢對楚辭的傳播與接受經歷了一個從發展到高峰再到衰落的時期，西漢時期楚辭傳播興盛，是與統治者政治統治需要密切相聯系的，而經歷了秦代的“焚書坑儒”之后，西漢統治者吸取秦滅亡的教訓，逐漸認識到思想的統一以及對文學作品進行儒家解讀的重要性。
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大體介紹了楚辭在西漢的傳播與接受，他說到：“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因為漢代離著屈原所生長的戰國時期時間較近，所以能較好的保留屈原的作品。后來的宋玉、景差等人慕名而作，吳王劉濞，枚乘、鄒陽等人對楚辭的傳播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楚辭的傳播在漢武帝時期到達了一個高峰。漢武帝命劉安做《離騷傳》，一方面是漢武帝本身對于《離騷》的愛好，劉勰《文心雕龍·辨騷》“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一方面是為了鞏固統治階級的需要，屈原所代表的是愛國忠君的思想，他在《離騷》以及相關作品中充分表達了他對祖國的熱愛以及對忠臣明君治世的渴求，這也正是漢武帝所追求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漢武帝希望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閱讀和傳播楚辭的風氣，體現屈原等人忠君愛國思想，從而更好的鞏固其統治；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漢武帝命劉安做《離騷傳》的年代恰好反映了漢武帝當時的心理活動，龍文玲認為“劉安作傳的這一年，正是漢武帝第一次尊儒改制在祖母太皇竇太后干預下慘遭失敗之年。”①漢武帝固然有著對《離騷》的愛好，而更多的是在《離騷》中尋求情感共鳴。屈原有著對祖國的熱愛之情，忠誠之情，但更多的是他追求美政思想的失敗以及“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堅持不懈的追求精神，“初次改革遭失敗的漢武帝對《離騷》蘊涵的這份情感產生共鳴是很自然的”，②所以劉安作《離騷傳》不光是漢武帝對《離騷》的熱愛，也有對自己理想尚未實現追求精神慰藉的一種體現。
（二）楚辭在東漢的傳播
如果說楚辭在西漢的傳播注重的是統治階級，政治背景的話，那么東漢時期更為注重的是文人自身對楚辭傳播做出的貢獻。
東漢時期騷體賦盛行，這不光是因為建立東漢之前，西漢滅亡后有一段動亂的時期，民不聊生，文人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政治環境；還有一個原因是東漢建立之初，統治者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來控制局面，也需要有一個具有實用價值的政治表述，于是楚辭的傳播在文人之間興起。
就像是西漢雖然有各種賦，但占主要地位的還是昂揚、積極向上，描寫夸張漢代興盛的漢大賦，東漢流行的，便是抒發文人內心情感的抒情小賦。“賢人失志”和在仕途與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使賦承擔起抒情的作用。
東漢文人寫作以抒情為主，更多的是表達自己內心的思想感情，這也為后來魏晉時期成為文學的自覺時代奠定了基礎。楚辭中浪漫的抒情主義精神被這個時期的文人加以利用，繼承西漢時期閱讀楚辭的傳統，在此基礎上，經過自覺的加工和學習，創作出于西漢時期風格不同的作品。“東漢文人自覺學習，摘用，或稍事修改，融入自己的作品，使作品在整體風格上表現出楚騷那種濃郁的抒彩。”郭令原：“東漢時期，由于政治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辭賦家的生活遭際也與西漢大不相同，他們要用賦這種文體去反映自己對于一個新時代的感受，這種感受較西漢賦的內容為豐富，于是較多的借助于楚騷”。③
（三）楚辭在兩漢的接受
兩漢時期對屈原的評價很高，班固在《離騷序》中說道：“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楚辭在兩漢的傳播不光是因為屈原的創作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心聲，還有一點就是楚辭是當時的流行體。項羽《垓下歌》、劉邦《大風歌》都是模擬楚地語言所寫的。到了西漢成帝時期，劉向編輯的《楚辭》既有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也有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和劉向的《九嘆》等。兩漢時期還出現了“騷體賦”，即從楚辭中發展而成的，是漢賦的一種類型，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司馬相如《長門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等。“騷體賦”繼承楚辭抒情傳統，注重抒發懷才不遇內心不平的思想感情。
三、楚辭的發展和影響
楚辭發展了“賦”這一形式，兩漢時“賦”這種文學形式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經歷秦代“焚書坑儒”，漢代要吸取秦的教訓，而且大一統的局面需要一個鋪張華麗，且具有昂揚向上特點的形式，因此《楚辭》為代表的形成了一系列的賦。兩漢時期賦的發展達到了一定的高度，無論是漢大賦還是抒情小賦，騷體賦，都為表達文人的內心情感作出了貢獻。
屈原所代表的忠君愛國思想，“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雖不周于今之人兮，愿遺彭咸之遺則”的遺世獨立的態度，以及“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注重個人修養的品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追求不懈的精神，鼓舞了歷代文人的情感走向。漢以后的魏晉時期，文人開始走向自覺創作的道路，屈原的理想抱負和高尚品德也正是魏晉時期人們所需要的。不光是魏晉時期，甚至于整個文學史的發展都離不開屈原對詩人的鼓舞作用。宋代晁補之有《續楚辭》二十卷，《變離騷》二十卷，朱熹有《楚辭集注》，正是歷代文人對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的解讀與再創作。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楚辭為文學史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參考文獻】
[1]．姜亮夫.姜亮夫全集七（楚辭今譯講錄、屈原賦今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3
[2].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87.
[3]. 曹道衡.漢魏六朝辭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
[4].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52.
[5]. 郭令原.先秦兩漢文學流變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9:228-229 .
屈原的離騷范文第4篇
魏晉南北朝對《楚辭》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人們不僅重視它，甚至把它當成“超逸”風神的象征；屈原作為一種人格范型，已通過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與他有關的地望和傳說在民間廣為流傳；對于《楚辭》這一經典性的文學作品，此時期的文人比兩漢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華美的藝術形式，他們有意識地選擇《九歌》而非《離騷》作為仿效和學習的對象；《楚辭》作為一種先在的文學資源，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對象，其句式、意象和語詞被大量運用于詩賦作品中，并在與文體賦、樂府詩、駢文等各體文學的碰撞交融中，推動文學形式的發展，激活新型文體的產生。
【關鍵詞】 魏晉南北朝/楚辭/接受
一
產生于戰國的屈、宋楚辭，在長達四百年的兩漢時期，經由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固、王逸等學者的張揚、闡釋，同時也因為許多文人的摹仿、學習，逐漸成為了一種與《詩經》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學經典。有研究者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壇對楚辭的重視，前不如兩漢，后不如唐宋明清。鑒于此時期社會的長期動亂，學者無暇研治楚辭，而文人責任意識的缺失，又導致他們難以與《離騷》之類的作品形成共鳴，故這種說法確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細檢相關文獻便可發現，其實此時期不僅有陸云、郭璞、劉勰等人精研楚辭，有曹植、傅玄、江淹等一大批作家自覺地汲取楚辭的藝術營養，而且楚辭的表現手法、形式要素和精神特質，也成為激活文學新體產生和導致文學新變的重要資源，甚至因為其既成經典的身份，滲入到了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從而影響當時人們的行為模式、審美情趣和創作傾向。據《南史·蕭思話列傳》的記載，思話之孫蕭洽“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陳書·高祖皇后列傳》言宣章皇后“能誦《詩》及《楚辭》”；蕭繹《金樓子·聚書篇》自詡其命孔昂抄寫《史記》、《三國志》、《莊子》、《老子》和《離騷》等典籍，“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因而珍藏之；傅玄曾仿《九歌》而作《九憫》；又《北史·儒林下》載，北周及隋時期，劉炫因得罪蜀王秀遭羞辱，故“擬屈原《卜居》為《筮涂》以自寄”。由此可見，《楚辭》已廣泛流布于民間和宮廷，成為幼童習誦的教科書、妃嬪顯示才情的讀物和貴族爭相收藏的典籍，而屈原的辭作，則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對象。
《世說新語，任誕》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同書《豪爽》亦曰：“王司州在謝公坐，詠‘人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云旗’，語人曰：‘當爾時，覺一坐無人。’”《魏書·盧玄傳》記載，中山王熙見盧元明飲酒賦詩，性情灑脫，由衷贊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魏晉品藻人物，不同于漢代的道德尺度，而側重于人的才情氣質。這種超乎功利的審美性尺度以獨特的個性和精神風范為重要內容，同于眾生則為平庸，超乎庶類則為俊杰。因此他們特別看重與“俗”和“濁”相對立的“清拔”，也即清雅超拔、雋秀飄逸的神采特質。而《離騷》中駟玉虬、駕飛龍、朝蒼梧、夕縣圃、覽觀四極、飄搖輕舉的神奇場景，《九歌》中開天門、乘玄云、沐咸池、晞陽阿、眾神同游、臨風浩歌的仙界奇觀，無不超塵拔俗，“不似從人間來”。楚辭“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①的風格，給魏晉人一種疏放不拘、清拔超逸的文化暗示，與當時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正相契合。因此，“讀《離騷》”與“飲美酒”一樣，成為名士超逸疏放性格的象征；而一旦吟詠《九歌》中的詩句，也就自然覺得不同凡俗、“一坐無人”了。
屈原是楚辭的代表性作家，因而魏晉南北朝對屈原的認識，首先值得關注。眾所周知，漢代人關于屈原的評價，除了公認他創造了“瑰麗奇偉”的文學作品外，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其一是忠直之臣（以司馬遷、王逸為代表），其二是遷謫之客（以賈誼為代表），其三是狂狷之士（以班固為代表）。與此三個層面相對應的，則是漢人的三種情感傾向：贊頌、同情、批判。相對于兩漢，此時期對屈原的評價有同有異，既有沿襲也有變化。
就屈原“忠直之臣”這一層面而言，此時期大體沿襲漢人的觀點。如傅玄云：“詩人睹王雎而詠后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②。劉勰《文心雕龍·比興》曰：“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蕭統《文選序》亦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無不贊揚屈子的“直”、“忠烈”和“忠潔”。不過，魏、晉二朝皆以威逼禪讓的方式從舊主手中奪得天下，不便理直氣壯地提倡忠直氣節；南朝歷代祚短，士人臣事多朝數主漸成通例，況且家族觀念日重于忠君意識。由于朝野上下對“忠節”的空前淡漠，屈原作為“忠臣”的人格層面，在魏晉南北朝通常只是被一般性地提及，具有概念化和類型化的特征，并沒有被深入挖掘和大力張揚。
與漢人一樣，魏晉南北朝對于作為“遷謫之客”的屈原，基本的態度就是同情和嘆惜。晉人華譚曰：“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噽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③！陸云《九憫序》亦曰：“惜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盡管此時期對屈原這一精神層面的接受同樣具有概念化的傾向，“逐臣”屈原更多的只是一種既定的政治身份、一個遭遇坎坷的文化符號，但畢竟宦途浮沉是人們經常要面對的困惑，每當人生或政治的波折產生，他們就會聯想到屈原“逐臣”的困頓，發出“悲伍員之沉悴，痛屈平之無辜”④之類的感嘆，并在痛惜屈子“無辜遷謫”的同時，寄托自己的怨憤與不平。例如顏延之因遭忌出為始安太守，道經汨潭時便作《祭屈原文》，感懷屈子“身絕郢闕，跡遍湘干”的冤屈，并借以抒發心中的愁怨。類似這樣的作品并不少見。因此，此時期作為“遷客”的屈原，在文人的作品中，涵蘊著更為豐富真切的生命感悟，更具有文學原型的典范意義。
以屈原為“狂狷之士”是從班固開始的。雖然班固盛贊屈原“弘博麗雅”的文采，并在《漢書·古今人表》中將其列在“上中”，為“仁人”，可見沒有全盤否定屈原，但他認為屈原“露才揚己”、“沉江而死”⑤的行為，不合儒家經義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則，乃“狂狷”的表現，卻為后人對屈原這方面的批評埋下了伏筆。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里的論說：“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顏氏將屈原與許多歷史上的文人都歸入“輕薄”一類，認為文章之體，很容易“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告誡兒孫要“行有余力”而后為文。北魏劉獻之的批判則更為激烈：“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⑥！從漢代開始，隨著“明哲保身”人生哲學的流行，學者大多并不認同屈原露才揚己、自沉身死的過激行為。到魏晉南北朝，人們日益追求當下的生命享受，更加看重在政治風波中“全身保命”的處世原則，故屈原在政治上、處世上的認真和偏執，很難為當時的人們所接受。晉人謝萬作《八賢論》，“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屈原雖位列“八賢”，但與嵇康一樣被視為“出者”，劣于漁父、楚老等人⑦。三國時李康在《運命論》中曰：“治亂，運也；貴賤，命也。而后之君子，區區于一主，嘆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過，也就是過激、過頭，超越了中庸平和的處世之道，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狂狷”。屈原以一己之力與整個世俗環境對抗而絕不被動適應的批判精神，具有一種悲劇性的殉道意味和非實踐性的宗教品格，它注定是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
有關屈原的傳說與民俗節日逐漸在民間流行，是魏晉南北朝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王逸《楚辭章句·漁父》所記江濱漁父的問答、《卜居》所言求太卜決疑之類，其實便已揭開了屈原傳說及其民間紀念的序幕，此后經兩漢的醞釀和累積，到此時期更為豐富并定型。例如關于“舟楫競渡以悼屈原”的民俗。東晉葛洪云：“屈原沒汨羅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為口渡，或謂之飛鳧”⑧。宗懔《荊楚歲時記》條二十二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為水軍，一自以為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而《太平御覽》引《續齊諧記》則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粉米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為蛟龍所竊，若今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五色絲縛之，此二物是蛟龍所憚。”⑨
這三則文獻材料，清晰地記載了端午節的由來、內容、形式及其定型化的過程，也說明在東晉南北朝，屈原的事跡和峻潔人格，已通過民俗的方式流播于千家萬戶，得到了最廣泛而普遍的接受。而屈原化為士人的傳說，則純為民間藝術化的虛構，它作為“屈原”這一原型的文化附加形態，折射出的是創造者對原型的喜愛與認同，并為后來沈亞之《屈原外傳》之類專記屈原“逸事”的作品開了先河。
此時期對與屈原、楚辭相關的地名也非常關注。漢代以來各類文獻中，已有不少對此類地名的解釋和考證，但從來沒有像魏晉南北朝這么大量而集中地產生。郭璞《楚辭注》、《山海經注》對相關地名的考證已為人所共知，無庸贅述。據《太平御覽》所引，另有《江夏記》、《鄱陽記》、《郡國志》、《永初山川記》、《荊州記》、《水經注》等著作言及南浦、夏首、汨水、秭歸、滄浪水等許多故楚地名，其中尤以《水經注》的記載最為詳明。此書所敘，有澧水、沅水、夏水、湘水、汨水、辰水等楚地河流，有龍門、玄圃、三危、玄趾、辰陽、鄢郢等《楚辭》地名，還記載了與屈原有關的傳說和楚地的習俗，其中對秭歸、屈原故宅、女媭廟、屈潭、屈原廟等的敘述和考證，給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
二
承兩漢楚辭學的余緒，魏晉南北朝整理、注解楚辭的熱情并未衰退。據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這一時期的《楚辭》注本，主要有晉代郭璞《楚辭注》三卷、徐邈《楚辭音》一卷、劉宋時何偃《楚辭刪王逸注》（未知卷數）、諸葛民《楚辭音》一卷、梁朝劉杳《楚辭草木疏》一卷、無名氏《楚辭》十一卷、另有《隋書·經籍志》著錄孟奧（生平不詳，很可能是南朝人）《楚辭音》一卷，數量頗為可觀。遺憾的是，這些《楚辭》注本大多已經亡佚，只有郭璞的《楚辭注》比較特殊。因為敦煌《楚辭音》殘卷、洪興祖《楚辭補注》曾對此書加以引用；又據近人考證，郭璞所撰《山海經注》、《方言注》、《穆天子注》等文獻中，與《楚辭》內容有關的注文也大量存在。從這些輯出來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氏的《楚辭注》，無論是在方言辨析、古音審讀、詞義闡釋、文字校刊，還是神話傳說的收集保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鑒于對此的論述已經很多，這里不再贅述。
上列諸書中有三種《楚辭音》，顯然對《楚辭》音義和方言的辨析審讀，是當時《楚辭》研究的重要內容。顏之推也說：“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后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⑩。六朝音韻之學的興盛，激發了學者對《楚辭》方言與音讀的研究興趣；而《楚辭》成為當時“音辭”研究的重點對象，進入正統語言音韻的學術視野，也是它作為文學經典文本為學者所普遍接受的一個明證。
漢人評價《楚辭》作品，非常看重它所表達的“義”：劉安《離騷傳》言《離騷》“舉類邇而見義遠”；《漢書·藝文志》說屈辭“有惻隱古詩之義”；王逸《楚辭章句·離騷敘》贊《離騷》“其義皎而朗”。魏晉南北朝則既不忽視其“義”，卻更重其“情”：陸云《九憫序》稱《離騷》出現后，“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辭”；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言“《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庾信《趙國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所謂義，也即作品的內容，它包括政治、倫理、道德等理性原則，通常與勸諫、教化聯系在一起，具有社會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所謂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表達，它不顧忌太多的理性原則和社會功利，以抒發個體喜怒哀樂等情緒為旨歸，具有明顯的個性化特征。魏晉南北朝文學開始擺脫政治教化的束縛，沖破個性依附于群體的局限。正如羅宗強所言，此時期的作家，已經“從定儒學于一尊時的那個理性的心靈世界，走到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感情世界中來了”(11)。這樣的時代風氣，導致了人們接受心理和審美意識的深刻變化。他們不再特別關注《楚辭》的諷諫教化的社會性之“義”，而更看重其自由表達的個性化之“情”。在楚辭接受上的由重義到重情，實在是時代風氣的轉變使然。
對于楚辭的藝術形式，漢人只是偶爾論及。如班固《離騷序》稱其“弘博麗雅”；王逸雖詳細論述了它的“比興”手法，也僅概括性地贊其為“華藻”、“金相玉質，百世無匹”(12)。魏晉南北朝則特別強調楚辭的文學要素，而尤其關注它華美艷麗的藝術形式。曹丕、皇甫謐都認為，包括《楚辭》在內的辭賦，具有“麗”、“美”的特征；裴子野《雕蟲論》謂“悱惻芬芳，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云：“《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將《楚辭》的總體風格歸結為“驚采絕艷”，并從“宗經”的衛道立場，批評“楚艷漢侈，流弊不還”(13)。不管是贊揚還是批評，人們都一致認定，華美艷麗是楚辭的基本藝術特征，這種特征對漢代以來的詩賦文章產生了重大影響。劉勰甚至認為：“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云。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14)。其影響已超過了《詩經》。如果說建安文壇力主“文虛質實”，大體依然延續漢代質樸文風的話，那么從兩晉開始，提倡“麗美”之文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傅玄《連珠序》言“辭麗而言約”，陸機《文賦》系統地提出言貴妍、藻欲麗、詩綺靡的文學主張。東晉的葛洪，從文學發展的角度，肯定“清富贍麗”的文風，并認為“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雕飾，時移世易，理自然也”(15)。到了南朝，隨著文、筆區分之類的討論，人們有意識地將文學與政教、立身與文章分離開來。在這樣一種文學意識覺醒、普遍追求華美文風的背景下，本來就具有華艷特質的楚辭，不但成為此時期文人關注的對象，而且還被尊為華美文風之宗，從文學經典的意義上構成唯美思潮合理性的一個重要理由。
傳統的屈、宋楚辭，從形式風格上看主要有三種類型：其一是《離騷》、《九章》和《九辯》，優游案衍而辭志深宏；其二是《天問》，四言為體而規整有序；其三是《九歌》，情思哀婉而文辭清麗。沈德潛《說詩晬語》曰：“《九歌》哀而艷。”“哀而艷”確實是《九歌》的基本風格，而情感的哀婉動人、文辭的艷麗華靡，正好是此時期尤其是南朝文人的共同追求；同時，《九歌》參差錯落、富于詠嘆意味的句式特點，與貴族化的題材內容正相契合。因此，《九歌》受重視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其他類型。或許陸云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在《與兄平原書》中說：
嘗聞湯仲嘆《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種文，此為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
他不喜《九章》《九辯》，卻極為推崇《九歌》，原因就在于它哀艷疏朗、“清絕滔滔”的風格。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文人對楚辭的接受是有選擇和偏向的，他們偏向的不是幽怨深廣的《離騷》，而是符合這個時代審美要求的《九歌》。
三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后。英辭潤金石，高義薄云天。”近人鄭振鐸也說：“《楚辭》，或屈原、宋玉諸人的作品，其影響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廣的”(16)。他們都肯定了《楚辭》對后世文學的巨大影響。
此時期文人對楚辭的接受與汲取，首先表現在對這種體式的強烈興趣上。據筆者比較詳盡的統計，整個魏晉南北朝，純粹楚騷體的作品（包括騷體賦），便多達160余篇，其中如蔡琰騷體《悲憤詩》、王粲《登樓賦》、曹丕《思親賦》、曹植《離繳雁賦》、阮籍《清思賦》、向秀《思舊賦》、江淹《山中楚辭》五首等，都是情文并茂的佳作。而且，有不少作家格外鐘愛楚騷的形式。如曹植的此類作品就有17篇之多，江淹也有13篇，而曹丕、傅玄、夏侯湛、潘岳等人創作的楚騷體亦不在少數。這么多此時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沿用楚辭的原初體式，寫下如此多的優秀作品，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對《楚辭》這一文學經典自覺而普遍的效仿與繼承。
事實上，此時期文學對楚辭藝術營養的汲取，不僅僅表現在體式的運用方面。楚辭中大量的意象、語詞、語句，作為重要的文學資源和文學要素，被文人直接采用或經過改造而化用。例如謝靈運《郡東山望溟海》這首詩的前半：
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策馬步蘭皋，紲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長洲。
此詩前四句出自《楚辭·九章，思美人》：“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五、六句出自《離騷》：“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七、八句出自《思美人》：“攬大薄之芳茞兮，搴長洲之宿莽。”幾乎全是從《楚辭》中化出。類似的情況并不少見。只要仔細審讀此時期的詩賦便會發現，利用楚辭意象語詞進行創作，確是彼時作家常用的手法，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江淹。江淹在《燈賦》中借淮南王之口說：“屈原才華，宋玉英人，恨不得與之同時，結佩共紳。”他的《劉仆射東山集學騷》、《應謝主簿騷體》，在標題中即標明對楚騷的仿效；《山中楚辭》仿《招隱士》，《遂古篇》仿《天問》。至于他的辭賦沿用、轉借、點化楚騷意象語境，更是俯拾即是，而且這種活用點化往往信手拈來，不著形跡，達到了自然圓融的境界。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文學逐步走向自覺的時期，也是各種文體互相碰撞交融，從而形成文體“新變”的時期。楚辭以傳統經典文體的身份，在這一文學形式“新變”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促成了各類文體的融合，而且還激活著文學新體的產生。
此時期“賦的詩化”是近年來學者十分關注的一個文學現象。所謂賦的詩化之“詩”，嚴格地說應該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當時盛行的五、七言詩；其二是楚騷體的詩歌，主要指《九歌》體（兮）和“亂辭”體（，兮）這兩種類型的詩句。其中的《九歌》句型，“兮”字在一句之中，更多地保留著楚民歌活潑浪漫的原初韻味，它以三言為基本節奏的句式特征，又可避免《離騷》句型與文體賦六言句相似相類的弱點，因而它是與賦體組合交融的最佳句類。從漢代開始，賦家就試著將這兩類楚騷句型引入文體賦，尋求最好的搭配方式。經過魏晉南北朝許多賦家的自覺實踐和倡導，賦作夾用楚騷句型的手法日益為人們所接受。例如謝莊的《月賦》云：
……情紆軫其何托，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嘆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余景就畢。滿堂變容，回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沾人衣。”
祝堯說《月賦》中的兩首歌“猶有詩人所賦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辭，極為當世人所稱賞”(17)，許梿也評此篇“以二歌總結全局，與怨遙傷遠相應，深情婉致，有味外味”(18)。
楚聲是樂府形成的基礎，楚聲的《郊祀歌》、《房中歌》及大量的楚騷歌辭構成了早期漢樂府詩歌的主體。盡管從東漢開始，楚聲在樂府中的統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整個魏晉南北朝，它仍然是樂府的重要資源。其中以相和歌辭、琴曲歌辭、清商曲辭、雜歌謠辭四類吸收、保留“楚聲”的成分最多。就此時期樂府詩對傳統楚聲、楚辭資源的吸收利用而言，大略有以下幾種情況：其一是魏晉時期故楚地區的土樂，它們的樂曲聲調大體上還保留著古代楚聲的風格，但歌辭已不再是純粹的騷體了，如“相和歌辭”中的楚調曲、瑟調曲等相當多的作品；其二是六朝時期以江漢“西曲”為核心的南方新樂，它們是新時代的楚聲，其樂曲在對原初楚聲繼承的基礎上有所變化，如“清商曲辭”中的《襄陽樂》、《江陵樂》等；其三是魏晉以來由《楚辭》某個篇目或詩句派生出來的文人樂府詩，它們與音樂的關系已經非常疏遠，失去了倚聲歌唱的功能，實際上只是一種書面化的詩歌，如曹植《遠游篇》、《飛龍篇》、傅玄《秋蘭篇》、江淹《古別離》等。(19)
近人徐嘉瑞說：“六朝文人的駢文，是遠接《楚辭》一派，由漢賦蛻變下來的”(20)。駢文是魏晉南北朝產生的新型文學體裁，它的形成，離不開《楚辭》駢對資源的孕育，只不過楚騷對駢體的啟迪，是通過“賦”這一中介來實現罷了。楚辭之所以被稱為“儷體之先聲”，主要就在于《楚辭》中對偶結構數量之多、比例之大，是先秦其他文體所無法比擬的。楚辭句式中的“兮”字，既是語音的中心，也是結構的樞紐，它規定了楚辭句子必須以兩兩相對的偶句形式出現，否則就會破壞結構的平衡，因此《楚辭》存在大量的、各種不同類型的對偶結構。普通對偶句如：“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離騷》）；當句對如“屈心而抑志兮”（《離騷》）；雙聲對如“忳郁邑余侘傺兮”（《離騷》），疊韻對如“聊逍遙以相羊”（《離騷》）；重言對如“風颯颯兮木蕭蕭”（《山鬼》）；等等。《楚辭》的對偶，以“當句對”為最多，所以洪邁說，當句對“蓋起于《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棹蘭枻’、‘斫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容齋續筆》卷三）。客觀地說，楚辭不但給后起的賦體和駢文提供了駢偶化的基因和范本，而且還給它們提供了大量而豐富的駢對組構資源。由楚辭到賦、到賦的駢偶化、再到用賦的方法作文章、最后在晉代形成駢文。楚騷“兮”字句通過賦體文學這一中間環節促成了駢體文的產生，同時，在晉代以后成熟的駢文中，楚騷句式依然是構成篇章的語句材料。
注釋：
①劉安：《離騷傳》。
②傅玄：《橘賦序》，見《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六。
③《晉書·華譚傳》。
④曹攄：《述志賦》，見《藝文類聚》卷二十六。
⑤班固：《離騷序》，見王逸《楚辭章句·離騷敘》引。
⑥《魏書·儒林傳》。
⑦見《晉書·謝安傳》。
⑧見《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七。
⑨見《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又同書卷三十一所引《續齊諧記》亦有相同內容的記載，只不過文字略有不同。
⑩《顏氏家訓·音辭篇》。
(11)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頁。
(12)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后敘》。
(13)劉勰：《文心雕龍·宗經》。
(14)劉勰：《文心雕龍·時序》。
(15)葛洪：《抱樸子·鈞世》。
(16)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一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頁。
(17)《古賦辯體》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全書影印本。
(18)《六朝文絜箋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屈原的離騷范文第5篇
懷著對屈原的好奇，我按下了時空遂道的鍵，來到了汨羅江畔。此刻展現在我眼前的屈原臉色憔悴，形體枯瘦，雙日正遠望著遠處，又好像要投江自盡一般。我忙呼道：“慢哉！慢哉！”
我說：“你為何要這樣呢？”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話畢，我深深一顫，平時只在書上看到這句話，可是此時的屈原說出來卻別是一番感覺，那種堅定，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在他的身上凸顯得淋漓盡致。
我又問：“凡是聰明的圣德之人，都不固執已見，而能隨著環境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變化。既然世人都是混濁的，你為什么不隨著大潮糊里糊涂往前混呢？”屈原答道：“我寧可跳進常流常清的江水，葬身于江魚之腹，又怎能讓自己高尚的品質蒙受世俗塵滓的污染呢？”
屈原的回答讓我啞口無言，我一時無言以對。在我未反應過來時，屈原懷抱一塊大石頭跳進了汨羅江，江面只留下一片漣漪。
也許，有的人會說屈原愚笨，不懂得變通，何苦要這樣呢？可是，他是在執著自己的理想、事業。為自己理想執著那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說：那些不能理解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愚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