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文天祥從容就義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文天祥從容就義范文第1篇

文天祥

草合離宮轉夕暉, 孤云飄泊復何依？

山河風景元無異, 城郭人民半已非。

滿地蘆花和我老, 舊家燕子傍誰飛？

從今別卻江南路, 化作啼鵑帶血歸。

【詩人簡況】

文天祥（1236―1283），南宋政治家、文學家。字履善，又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今江西吉安)人。

20歲時中進士第一名，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元軍進逼臨安時，他出使談判，被無理扣押。后于鎮江脫險，到溫州擁立端宗，力圖恢復，轉戰東南。景炎三年(1278)，在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被俘，拘囚元大都（今北京）4年，堅貞不屈，從容就義。有《文山先生全集》。

【背景介紹】

這首詩是文天祥兵敗被俘后，被押送去元大都，途經建康（今江蘇南京，又稱金陵），宿于驛站時所作。詩人壯志未酬，而故國江山已經淪亡，詩人心中不免感慨萬千。于是詩中便充滿了黍離之悲，亡國之痛，愛國之情，報國之心。

【內容賞析】

首聯寫夕陽西下，慘淡的光輝斜照著長滿衰草的離宮（京都以外的帝王宮殿；泛指皇帝巡行時的住所），而自己也像那天邊漂浮的孤云，不知歸宿在哪里。

頷聯詩人觸景生情，想到了滅亡的南宋朝廷，不禁仰天長嘆，發出了“山河依舊，人事已非”的感慨。作者用依然如故的青山綠水反襯經戰爭摧殘后城垣的頹壞、人民的離散死亡，感慨極深。

接著，詩人在頸聯中借景抒情，運用比喻的修辭手法，寫自己如同秋天的蘆花一樣隨風飄零，好像舊家燕子在浩劫之后，無家可歸。抒發了詩人經歷盛衰榮辱、家國變幻后，內心無比凄苦悲涼之情。

尾聯化用屈原《楚辭?招魂》中“魂兮歸來哀江南”的語意和望帝死后化為杜鵑的典故，表示詩人雖被迫離開故鄉，決無生還之望，但一片忠魂終歸南土。詩人這種心志，可謂哀苦之至。同他流傳千古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致，表現了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和堅定不渝的民族氣節。他以鮮血和生命寫出此詩，其意則悲，其志則壯，其耿耿愛國之心，拳拳報國之情，催人淚下。

文天祥在宋亡后寫的詩，悲壯慷慨，氣貫長虹，這首詩是代表作之一。此詩觸景生情，景中寓情，巧妙地化用典故，將自己的親身感受，金陵的歷代興亡，前人的詠嘆等交織在一起，抒發了自己深沉而復雜的內心情感，外柔內剛，真摯悲壯，柔婉含蓄但又淋漓盡致。

【典故積累】

新亭對泣 頷聯暗用典故“新亭對泣”（見《世說新語?語言?過江諸人》）。新亭故址在今南京市南，后人以“新亭對泣”表示愴懷故國之意。原典有云：“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在這里用來寫山河未改，風景依舊。

滿地蘆花 頸聯第一句引用了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中的“故壘蕭蕭蘆荻秋”中的“蘆荻秋”。在劉詩中，蘆荻白花象征王室的末日。在這里，作者寫自己像秋天飄落的蘆花一樣，隨風而去，實表將為國殉難。全句抒發國家淪喪之感和悲痛哀傷之情。

文天祥從容就義范文第2篇

書院的社會教化功能

書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種載體，“以詩書為堂奧，以性命為丕基，以禮義為門路，以道德為藩籬”（王會厘等：《問津院志·藝文·問津書院賦》）。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書院尤其重視道德教育：訂立學規，用封建綱常倫理來約束規范士子的行為；祭祀先圣先賢，以此樹立楷模，引導士子見賢思齊。通過各種制度的實施，書院培養出許多傳承忠孝之道的倫理型人才。他們在非常時期所表現出的高尚氣節令人動容。南宋末年，元軍包圍長沙三個月，“長沙之陷，岳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學案·麗澤諸儒學案序》）。饒州城失守時，白鷺洲書院的創建人江萬里投“止水”池而死，左右及兒子也相繼投入池中，以示“與國為存亡”。最典型的是曾就學于白鷺洲書院的文天祥。德祐（1275年）初，元軍進逼宋都臨安，文天祥抱定以身殉國的決心，毅然應詔募兵勤王。臨安陷落后，文氏仍堅持抗元斗爭，后被元軍所俘，從容就義。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詩句，激勵過無數代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由上可見，書院對士子進行道德教化的成效非淺。書院還直接對社會成員進行教化，問津書院明代山長蕭繼忠與某屠戶的對話極為典型。蕭氏在一屠戶家避雨，屠戶問道：“蕭先生乎？近來所講何學？”蕭答：“不過平常日用事。”屠戶又問：“所講某等亦可為否？”蕭答：“何不可，即如爾業屠，戥稱如制即是圣賢事……今教爾每事只要問此心安否，心不安處便不做，便是圣賢學問。”（《問津院志·講學·記蕭康侯逸事》）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蕭山長幾句深入淺出的話語，深深觸動了屠戶的心靈，使其從此以后“悉改向所為”。又如，清初施愚山在福建的景賢、鷺州兩書院設壇講學，在講到“長幼有序及兄弟之恩”時，“有兄弟具牒互訴者亦在坐，聽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之牒而燔之”（楊家駱：《書院制之緣起及其優點》，《東方雜志》第37卷第15號），兄弟倆盡棄前嫌，和好如初。所以，有人贊曰：“然則書院之設，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關于世教豈淺鮮哉。”（《問津院志·藝文·講學原序》）

書院的知識傳播功能

書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層顯貴壟斷教育的特權，為下層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首先，書院教育培養了眾多的優質師資。“士之仕也，猶農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這句話說明，在古代中國，讀書做官是天經地義之事。而書院教育卻反其道而行，提出士與利祿相分離的主張，認為士人的重要使命是學習、研究及傳播學術文化知識。在這種思想的教育下，從宋代起，書院產生了一批以學術與文化教育為終生職業的平民學者，他們“或教小學養生”，使得窮鄉僻壤也能傳出瑯瑯讀書聲。其次，最基層的書院成為啟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體機構。古代中國是幅員遼闊的農業國，絕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廣袤的鄉村山寨，遠離城市，且“其居去庠序遠”。為解決子弟受教育的大事，當地人在本鄉本土建立家族書院或鄉村書院，聚集藏書，擇聘名師，招收本族、本鄉子弟讀書其中，從而使“文風日盛，學子日多”。鄉村書院在全國分布極廣，數量極為可觀，承擔著僻遠地區普及文化知識的任務。再次，明代書院的開放講學，以及儒學詮釋的世俗化，帶來文化學術的下移。王陽明提出“圣愚無間”的致良知之說，在“圣人可學而至”的思想指導下，各地書院紛紛向平民百姓開放，據載：“虞山會講，來者不拒。人皆可以為堯舜，何論其類哉！凡我百姓，年齒高者，與年少而知義理者，無分鄉約、公正、糧里、市井、農夫，無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見者，許自己上堂講說。”（張鼐等：《虞山書院志·會薄引》）王門學者將儒學的深奧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語向百姓宣講，并逐漸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過去只能在廟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理學道理，過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學術由上往下的轉移。

書院的學術傳承功能

文天祥從容就義范文第3篇

中圖分類號：G6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0457-6241（2013）17-0068-05

由傅運森編纂，高鳳謙、張元濟校訂的《高等小學用?共和國教科書?新歷史》是民國初期商務版《共和國教科書》系列高小教科書中的一種，自1912年出版后，一直使用至1925年左右。這套歷史教科書在當時的歷史教學領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912年1月19日，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令上海各書局將舊存教科書暫行修改應用，強調教科書務必要符合共和精神，廢止讀經，禁用《大清會典》《大清律例》等書。并于總務廳下設編纂、審查二處。同日，還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這兩個重要法令對穩定清末民初政權交替時期教育界的混亂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對此情況，教育界、出版界都做出了迅速反應。陸費逵、沈知方等人迅速創辦了中華書局，及時出版了適應新形勢的《中華新教科書》，這套教科書包括中小學使用的全套國文、算術、歷史、地理等科目。商務印書館則依據教育部通令的精神，對舊教科書加以修改，以應對各學校秋季開學的急需。同時，還組織人力編寫《共和國新教科書》，其中初等小學教科書11種，高等小學教科書6種，小學教師用書16種，中學教科書23種，中學教師用書9種。為了照顧一些老校一時難以放棄舊學制春季始業的做法，商務印書館還另外出版了各科的春季用教材。

根據上述《普通教育暫行辦法》的規定，從高等小學開始，中學、師范學校都開設了歷史課。其中，高等小學為“中華歷史”，中學、師范學校為“歷史”。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則規定，高等小學在四個學年中，中華歷史、地理每周共為5課時，教學內容為第一、第二學年教授本國歷史之大要，第三、第四學年補習本國歷史，依系統述之，注重文明開化。②

據此，商務印書館請著名史學家傅運森等人編寫了高等小學用《共和國教科書?新歷史》。其指導思想是遵循1912年9月初民國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③

編寫這套教科書的目的是：第一，以教科書內容“啟發”以上“數種觀念為必要”；第二，“今古互證，前后對勘，為歷史上必需之知識”；第三，以引發學生的興趣為出發點，使“學生受歷史之益，不蒙歷史之困”；第四，以淺顯的語言向學生解釋復雜的歷史現象。

本套小學歷史教科書共6冊，概述了從遠古到民國初期的中國歷史。每冊大約為18課，頁碼在28頁左右，一冊書使用一學期。全書正文短小精練，包羅歷史知識眾多，除正文外，第一至四冊每冊附有與本冊內容有關的《大事表》，第五、六冊后附《歷朝統系表》。

書中在目錄后還附有《時間分配方法》：“每篇（即每節）教授二時者，其分配方法，可分三種：（甲）每篇平分二段，每時教授一段。（乙）每篇分二段，第一段較多，第二段較少；第一時教授第一段，第二時教授第二段并復習全篇。（丙）不分段落，第一時教授，第二時復習；其每篇教授三時以上者，以此類推（如三時者可分二三段，四時者可分三四段；或竟不分段落，視各篇內容而定）。”

與本套教科書配套的教師用書是趙玉森編纂、傅運森校訂的《高等小學新歷史教授法》（亦名《共和國教科書新歷史教授法》），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按其“編輯大意”所言，包括對“地圖、歷史圖、人物圖”的介紹、“問答發端”“教授事項”（時間分配和內容提示）以及“參考”（課文中的“名物訓詁及事實原委”）。

教材中制定的課時安排，給了教師很大的活動空間；教師用書也規定：“教授時盡可酌量增減，總以不背授課之額定時間為主。”課文的簡短加之課時安排的靈活性，意味著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因地制宜地組織課堂教學。

第一，強調“國土之統一種族之調和”。

民國建立后，南京臨時政府在第一份文告《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宣布：“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作為這一思想的體現，《新歷史》強調了國土的統一和民族調和。如第四冊第18課中強調：各民族“同在一國中，休戚相通，誼屬兄弟。前此為一姓專制時代，各私其種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國建立，凡我民族，不問何種何教，權利義務皆屬平等，無所軒輊，利害與共，痛癢相關，同心協力，以肩國家之重任。”

這套教科書不僅介紹了各個民族的英雄豪杰，而且強調了國家領土的統一與民族平等。其中，漢族的著名歷史人物包括漢高祖、漢武帝、張騫、蘇武、班超等（第一冊，第14、15、16、18課）；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元世祖、俺答等（第三冊，第1、2、9課）；對的講述則證明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第三冊，第10課）；對滿族的闡述不僅有對清朝英雄豪杰的介紹，而且在敘述滿洲興起的過程中注重了對國土統一和種族融合的闡述（第三冊，第12課）。

在注重基本的歷史知識教育的同時，教科書內容中還處處滲透著價值觀教育。針對中國史的特點，教科書在敘述有關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的過程中，幫助學生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審美情趣。在對歷史人物的介紹中，除了介紹他們的重要歷史活動外，還突出了歷史人物的人格魅力。如第二冊第8課《唐太宗》中寫道：唐太宗“喜聞善言。魏征等隨事諫爭，不以為忤。故其時國內太平，人民樂業，為唐室最盛之世。”

第二，強調歷史與修身、地理、中外交流與中華文化發展的關系。

歷史與修身。民國初期教育部制定小學教則時，強調在對小學生加強品德和道德教育的基礎上，“漸及于社會對國家之責任，以激發進取之志，養成愛群愛國之精神”。①

如教科書通過講述我國古代的輝煌歷史，培養學生的愛國之心（如第三冊第5課所述鄭和下西洋的事跡）；通過對古代英雄人物忠勇事跡的講述，培養學生的“忠信、義勇”觀念，如《文天祥》一課中寫道：文天祥“從容就義。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通過對歷史上奸佞之臣賣國求榮歷史的講述，明確學生的是非觀念，如第二冊第18課講述秦檜對岳飛的迫害；通過對近代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前因后果的闡述，激起學生的積極進取態度，形成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樹立其為國家與民族獨立做出貢獻的信念與信心（如第四冊第8課《》等）。

歷史與地理。具體的歷史事件離不開時間與空間因素，學習歷史自然也離不開歷史地圖的幫助。正如梁啟超所說：“讀史不明地理則空間概念不確定，臂筑屋而拔基礎也。”在該教科書中陸續展現的中國歷代疆域圖（如第一冊第6課《齊桓公》所附《春秋疆域圖》和第四冊第2課《中俄界約》所附《中俄邊界圖》等），幫助小學生初步了解與歷史事件有關的空間因素。

中外交往與文化發展。這包括中外關系（第三冊，第13課《歐人來華》）和中外交涉兩個方面（后者以后為主，如第四冊第8課《》、第9課《英法聯軍之役》、第12課《中法之戰》等），讓學生了解中國在世界上所處地位和近代以來中國所遭遇的外來侵略，激起他們的愛國之心。

歷代文化史的內容。在第五、六冊教科書中，敘述了中國歷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從而初步形成一個中國文化發展史的基本脈絡。通過對文化史內容的學習，學生可以欣賞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文化成就，了解中國文化發展的源流和多樣性，學習汲取人類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幫助他們逐步形成正確的歷史觀。

第三，在教科書中引入新的思想觀念和史學觀念。

處于民國初期的歷史環境下，教科書中引入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自由思想，注重對后中國國門大開原因的分析和闡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教科書把喚起民族意識作為自己的重要使命之一。在這種基調下，教科書強調資產階級政權的建立是民心所向、民心所愿。如第四冊第17課《》和第18課《民國統一》，說明清朝滅亡、民國的建立是歷史發展的潮流，符合歷史的進步性與傳承性。

教科書還宣揚了民主主義思想，特別是民權平等思想。正如第六冊最后一課《近代之文化》的結尾所說：“我國國民雖有五千年文化，雖有廣土眾民，雖中華民國已成立，五族已為一家，尚宜實體共和之旨，相互愛護，永鞏民國萬年之基。■第國內文化光輝日新，且將遠庇海外諸同族，俾同享人類之幸福，增世界之和平。”

在史學觀念和方法上，這套教科書并不是簡單地拋棄傳統史學，而是在近代史學觀念和方法的參照下使傳統史學獲得新生。在編撰內容和體例變更的基礎上，亦強調國史編撰不能局限于一國之史，而是把中國放到世界舞臺上，進一步認清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以激勵學生的愛國熱情。同時教材編寫者還注意到吸收史學研究的較新成果，將教科書所述歷史內容的下限延伸到民國初年，使學生能接觸到離自己比較近的歷史知識。

第一，這套教科書編撰體例中的最大特點是采用了“圓周法”，即將所學內容分為兩個“圓周”：第一個“圓周”用“史談體”，教授時間為第一、二學年，即教育部小學教則規定的“本國歷史之要略”；第二個“圓周”用“開化史體”，即高等小學第三年的“本國歷史之補習”。

所謂“史談體”，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史話體”，主要內容為以代表每一個時代的人物或史實為題，注重趣味性，改變歷史的枯燥形象，提高小學生的學習興趣。第一至四冊每課都以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構成，符合小學生的理解能力。同時，課與課之間又根據歷史的發展時序和內在邏輯加以排列。教材這樣安排的目的是為了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這種“以線串珠”的結構安排，幫助活潑好動的小學生在初學歷史階段在知道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歷史故事的同時，又初步了解了歷史的發展線索。

而所謂“開化史體”，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通史體”，其重點在于注重對各朝歷史的系統講述梳理出歷史發展的脈絡。由于第五、六冊是以通史體例出現的，其內在的線索性更強了，其主要目的看似是為了復習，但更為重要的是幫助學生認識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特征。此時學生頭腦中出現的已不是一個個人物或歷史事件，而是不同歷史階段的歷史特征。這也是因為到了小學高年級的最后階段，學生的理解水平都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

例如，第五冊第2課《三代之事業》中即以簡潔的語言，系統概括了從禪讓制向傳子制的轉變以及夏商兩朝的興起衰亡。之后對各朝歷史的概述亦如此。而第五、六冊的課文安排都是先由幾課以系統概述某一階段的朝代興衰更替，再對這一時段的文化發展情況進行綜述。如第五冊在第1課《三皇五帝》、第2課《三代之事業》、第3課《春秋戰國時代》三課之后安排了第4課《太古三代之文化》。

史話體例與通史體例的結合，兼顧了基礎與提高的統一。這樣的“圓周法”即“兩個循環”方法是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和心理特征，其影響不應低估。此外，該套教科書的這一編排也改變了清末教科書的內容編排結構。把歷史人物、事件與系統的歷史講述、文化發展部分的內容分開編排，這是清末與民初教科書在體例上的最大區別。

第二，注重精選教學內容與歷史發展脈絡的統一。這套教科上啟原始社會“文化未開”之時，下至20世紀初民國的建立，時間跨度長達幾百萬年，空間范圍涵蓋中國的各個主要地區。而教材的文字量又有一定限制，每本書的文字量不足6000字，加上少量的插圖、地圖，也只有區區28頁左右。

因此，教科書一方面不刻意追求歷史學科體系的完整性，通過精選教材內容，把一些最基本的歷史知識，包括最重要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以及重要的歷史概念展現給學生。通過這些內容，學生可以大致了解從人類的起源到古代社會、近代社會中國歷史發展的概貌。這些歷史知識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具體內容選擇的原則是：形象生動、深入淺出，通過典型案例，向學生展現特定的歷史現象，這容易幫助學生加深印象，符合他們的認知規律。

但是，歷史學習畢竟不完全是歷史故事，不能僅止于知道每一個津津有味的情節，歷史課的一個最基本任務是通過學習歷史，幫助學生逐步形成正確的歷史時序概念和歷史空間概念，準確地說，就是讓他們知道某一歷史事件的時序發展關系和它與其他因素的相互影響。這就規定了任何一個歷史知識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教材的內容安排充分反映了這一點。除了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安排知識點之外，還在敘述典型案例的同時，簡明扼要地介紹了與該案例有關的歷史現象，例如，在講述“三國”（第一冊第19課）時，不僅介紹了三國鼎立的歷史背景和大致過程，還輔以一幅地圖，標明三國分立的形勢和赤壁的位置。

另一方面，教科書也注重介紹相對“完整”的歷史知識。這里所說的“完整”，是指在選擇教學內容時，編者仍然重視那些對歷史發展有重大轉折性影響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但也開始注意那些看似平淡無奇、但確實是在潛移默化中改變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歷史現象，讓學生多方位、多角度認識歷史。具體來講，教材主要講述政治史、經濟史和軍事史的有關內容，通過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介紹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政治制度的變革、社會生活的發展以及重要的戰爭，如淝水之戰、歐洲人來華、等。學習上述內容，對于幫助學生了解中國歷史上重大事件和發展脈絡、認識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出現的政治制度、理解歷史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等方面都有著重要作用。同時，教科書也闡述了文化史的內容。編者希望通過這些內容的學習，有助于學生認識中國文化的發展，了解歷史上不同階段文化的差異性和相似性以及影響文化發展的各種因素。

第三，做到通俗性與專業性的結合。編者在編寫教科書時，力圖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生動形象的案例，展現重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揭示歷史發展的本質特征，盡量避免成人化的文字和專業化的敘述，減少艱深難懂的歷史學理論和概念。但是，歷史課畢竟是一門學科知識課程，學生通過歷史課的學習，還要學會歷史思維和歷史理解能力，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了解必要的歷史概念，而且，建立在歷史概念基礎上的知識和能力對日后進一步的學習也是非常必要的。這也是教材不同于一般讀物的區別之一。因此，本教材在保持通俗性、生動性的同時，也保留了一些重要的歷史概念，如太古、王安石變法、鄭和下西洋、、等。

第四，大事年表、歷朝統系表，地圖、插圖各具特色。

大事年表。作為民國初年的本國史教科書，本套教科書在編輯體例上與清末的最大不同是采用了民國紀元。對民國建立以前所有歷史年代均采用了“民國紀元前若干年”，如此“既免兒童費無益之精神，且易知各事實相距之遠近，以便于比較”。

歷朝統系表。第三學年兩冊即第五、第六冊的末尾都附帶了本冊教科書的所有朝代君主傳承表，同時以民國紀元注明每朝興衰的時間。便于學生在新的紀元方式中對各朝歷史有明確的概念。

地圖。特別注重其輔助課文的作用，教科書中陸續展現的中國歷代疆域圖已經形成為一個系列，達到了圖文的有機結合。

插圖。插圖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有力工具，該教科書特別注意反映民族英雄、帝王、歷史名人。如第一冊中有“孔子像”“孔子問禮于老子”“漢兵攻占圖”等。也有一些反映其他方面人物或事件的插圖，如第一冊中的“夏桀乘人圖”。在教師用書第一冊中對此圖的解釋是：它是“漢時武梁石室畫像，用以垂戒人世者，桀以人為車，坐二人肩背，此亦大違人道之舉也。”

這套教科書依當時的技術條件，采取了圖文并茂的編排結構，有利于歷史教學。對于習慣于形象思維的小學生而言，特定的歷史形象對于學習歷史知識、進行歷史思維和歷史判斷顯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從版面安排來看，圖文大致的比例大約是6：1，例如在第一冊，全書共28頁，其中包括10幅插圖或地圖。教科書中的圖片大部分選用的是歷史圖，特別是人物圖。因為當時的技術條件，書中的插圖都是線條圖。

當然，本書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如教科書的某些“選材易以成年人的觀點取舍，有很多不符合兒童心理的內容”，①特別是其中第五、六冊中有關文化史的內容，也許對當時的小學生來說，理解起來會比較困難一些。但這些不足并非這套教科書的主流。

著名學者陳慶年在《中國歷史教科書?序》中指出：“歷史之學，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義不隘，而后足以為教，三者一不備焉，皆無當也。”這是對清末民初優秀的歷史教科書編撰特點的最好概括。

“文不繁”是指歷史教科書在內容的安排上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符合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體現科學的現代教育規律。“事不散”是指教科書敘事集中而有條理。“義不隘”是指重視用進化史觀和因果關系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這三個特點在《共和國教科書?新歷史》中都得到體現。簡言之，它做到文字淺顯，敘事集中而有系統，以較新的觀念來指導小學生學習歷史知識，并幫助他們初步掌握學習歷史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