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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20)20-0161-02
作者簡介:康云凱(1998-),男,漢族,北京人,本科,研究方向:法學。
長期以來,中國人民都堅定不移的維護和平發展戰略。自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后,中國經濟步入到高速發展時期,國家競爭力不斷提升,開辟出最適合我國發展的道路。和平發展不可動搖,也讓中國在國際環境中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機會,但機遇和挑戰是共存的,發展過程中必定會面臨各種挑戰和難題。國際情勢不斷調整,需要進一步完善相應的法律體系,由此也讓國際法成為重點研究對象。如何有效借助國際法來推動中國前行已經成為首要問題。
一、國際法的概念及其新特點
國際法本質上是用來體現國際社會的核心意志,根據法律體系來限制國際交流活動。自國際法成立以來,就一直處于不斷調整的過程之中,其是否能夠發揮效用和世界經濟水平直接關聯。當前社會正朝著國際化趨勢不斷前行,不管是國家間的商貿合作、金融活動還是人類可持續發展問題都需要國際法作為基礎,這也讓國際法融合更多的內涵。
具體分析,世界經濟整體上朝著多元融合的方向發展,同時全球問題也不斷出現。國際法是以各個國家作為對象,而這就需要國家承擔起相應的責任。縱觀國際交流來說,國家主權難以清晰劃明邊界,各個國家都應當處于平等地位,并且履行國際法律體系,進而有效處理全球問題。伴隨全新的國際秩序逐步形成,國際法權威也得到進一步認證,扭轉了國際法作為理論出現的態勢。
二、國際法對中國和平發展的影響促進與制約
隨著國際經濟交流日益密切,各個國家間的依賴程度不斷深化,形成全新的國際社會結構。因此中國和平發展不能僅靠著內部的法律體系完成,還應當借助合理、公正的國際法來實現。由此可見,建立起完善的國際法體系會推動國際社會的進一步前行,也會帶動中國經濟發展。
除此以外,國際法固然有自身的獨特性,但最為核心的還是法律職能。一旦國際法構建完成,就會對目標群體產生強有力的限制作用。中國也是國際法的組成部分,所以和平發展也將會受到國際法的影響。
(一)國際法對中國和平發展的促進
1.國際法為中國和平發展創造和平與安全的外部環境
當前國際法體系中不單單限制了國家間的戰爭,還嚴禁通過武力進行威脅,這主要是限制國家發展的非和平手段。此外,國際法為了搭建起和平、公正的國際環境,還進一步完善了集體安全制度??v觀聯合國成立之后,縱然無法完全避免戰爭沖突、武裝斗爭以及恐怖活動,但整體上還是以和平發展為主旋律。而這也恰恰是國際法的效用,也是其最本質的責任。
2.國際法為中國和平發展構建公正、公平的國際競爭秩序
步入到二十一世紀中,中國期望和平發展,就必須依靠和平、公正的國際環境,而這又恰恰需要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從本質來看,國際秩序的形成必然要將國際法作為基礎。
不可否認,當前的國際法體系和現有的國際秩序,同預計目標的偏差較為明顯,甚至在部分領域中國際秩序嚴重混亂,毫無公平可說。例如,有核國家和無核國家需要承擔的責任義務差異顯著;國際秩序常常是單邊主義模式;在人權和環境領域忽視發展中國家的權利,諸如此類還有很多。由此也不難看出,國際法期望真正發揮出應用效用,構建公平的國際秩序還有相當長的道路。
3.國際法為中國和平發展提供國際合作的法律保障
國際合作在國家發展進程中必不可少,而這需要嚴格遵守國際法的相關規定,需要充分考量國際認可程度、法律實際效用、對不同領域的適用性以及組成國際秩序的普遍要求。
國際合作是國際法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從本質來看,這也是保證國際安全的基礎所在,可以進一步推動國際發展,保證國家文明和諧共存。對于國際法來說,其最為關鍵的作用便是為不同的國際交流活動搭建不斷完善的法律體系,提供友好談判的環境、確保國家活動符合基本要求、為沖突矛盾提供解決方案。綜合來說,國際法的逐步完善,不僅是為中國,更是為世界創造出公正、可靠、有效的國際制度。
(二)國際法對中國和平發展的約束
國際法會對中國和平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直觀反應在中國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和實際行動等方面。
國際法不僅會對中國外交策略產生影響,也會作用于內部的發展方案。比如說,當前中國在不斷發展經濟的進程中,還需要將注意力集中在環境領域,不能夠將環境資源作為代價來換取經濟前行。究其原因,僅從國際法來看,中國在未來發展中必然會受到更多環境保護制度的限制。不僅如此,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時,還需要注重人權,因為在國際法中人權地位至關重要。國際人權體系不斷完善,要求中國在發展進程中將研究重心轉移到社會領域。
三、中國和平發展對國際法發展的作用:意義深遠
對于世界發展、人類進步來說,必然需要公平的國際法律制度作為基礎。同時各個國家的發展,尤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必然會為國際法律制度的完善添磚加瓦。
(一)中國和平發展對國際法的發展主題的重大意義
發展權也是國際法中的主要內容,其規定了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甚至是各個公民所擁有的權利。發展作為國家的第一要務,也是確保人民生活質量的核心所在,可以創造出更加穩定的國際環境,確保人權真正實現。中國人口總量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因此對于國際法的進一步完善有著重要意義。
首先來說,中國的和平發展已經為聯合國制定的消除饑餓目標貢獻巨大的力量。中國在短短三十年的發展中就去除了2億人次的貧困群體,在全球范圍內實屬罕見。
其次,中國和平發展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進一步前行,也逐步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驅動力。
最后,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為世界提供了全新的選擇,也給發展中國家帶去諸多幫助。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即使尚未邁入到小康之中,但仍為諸多發展中國家伸出援助之手。
(二)中國和平發展對國際法的和平與安全事業的重大意義
縱觀聯合國成立以來,全球范圍尚未爆發出大規模的戰爭,整體上表現出良好穩定的發展態勢。
中國始終秉承和平發展的外交策略,保證穩定發展的同時積極建設公平、可靠的國際環境。
中國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還主動投身到維護國際和平的行動中。一直以來,中國都積極同周邊國家和諧共存、互利共贏,為亞太經濟合作貢獻力量。
(三)中國和平發展對國際法的人權、法治和民主價值的重大意義
人權、民主、法治是人類社會最核心的目標,也是國際法追求的最高宗旨,更是國際社會的基礎。
中國在1991年以后,逐步將研究重心轉移到人權領域,不斷提高透明程度,讓國際社會盡可能了解中國人權形勢,中國每年都會遞交人權白皮書。其中通過實際的數據資料顯示,伴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國家法治進程不斷加快,人權事業迎來了黃金時期。
四、結論
綜上所述,中國和平發展和國際法之間有以下關聯:
第一,中國和平發展的目標要依賴于國際社會的和諧穩定,其中涵蓋了全球范圍的和諧、重點地區的和諧以及周邊區域的和諧。
第二,中國和平發展是國際發展的重要環節,這也無法脫離國際法體系。
第三,中國和平發展需要國際社會公平、公正的秩序作為基礎。整體來說,國際法具有以下幾點效用:(1)國際法為中國發展營造良好的世界環境;(2)國際法建立起公平的國際秩序;(3)國際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證。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層次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F326.11
農業現代化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對其內涵的表述或理解隨時代而變化。本文接受動態論、系統論和可持續發展的觀點。首先,現代化內涵具有階段性,是特定歷史階段內所具備的現代化內涵。其次,應農業現代化的測度應從整體性和系統性的角度出發的,建立多指標的綜合評價體系。再次,應將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納入指標體系中去。所以,農業現代化是指基于現階段人們的認知水平的相對穩定性,在農業上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統一的系統工程。
一、河南省農業現代化綜合指數測度法
(一)指標體系的建立
要想采用多指標綜合指數法評價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首先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評價指標體系。要建立多指標體系,指標的選取需要遵守以下原則:第一,指標的系統性,即指標必須全面考慮農業現代化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及其內在聯系,使指標之間既有相關性又有一定的獨立性,通過指標的綜合,全面體現農業現代化發展現狀。第二,指標的綜合性,即指標既要考慮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典型指標,也要兼顧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關聯性指標,盡可能多考慮一些涉及農業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因素。第三,指標的重點性,重點體現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第四,指標的代表性,即指標的選取能夠反映各地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內容。第五,指標的可比性,指標設置既要符合各地的實際,又具橫向可比性。
(二)指標評價體系的標準化
本文采用比值法對評價指標進行無量綱標準化處理,即先選取一個評價基數值,然后再用指標的初值與基數值相比,得到的比例系數就是對各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的結果,即得到指標的評價值。標準化處理中所采用的基數值是個指標中的最優值,即當指標為正作用指標時取最大值,當指標為負作用指標時為最小值。評價指標體系的計算公式如下:
數據的標準化計算公式為:
正指標的標準化數值 負指標的標準化數值
其中為措施層指標原始觀測值,經標準化后的值為第i項準則層對應的第j個評價指標基準數據的界限值。
(三)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體系權重
1、建立遞階層次結構。在遞階層次結構中,每一層的每一個元素均是下一層中每個元素的準則。
圖1 模型層次結構
注:最上方的是目標層,中間的是準則層,下方的是方案層
2、計算各層次元素的組合權重。構造兩兩比較判斷矩陣,采用1—9比例標度法對元素相對重要性的主觀判斷進行賦值,從而確定判斷矩陣。單一準則下求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檢驗其一致性,最后得到各個元素在總目標下的權重向量。各元素在總目標條件下的權重如表1所示。
(四)河南省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指數
通過指數的相對變化以及走勢趨向可以看出農業現代化所處的水平和階段。該指標為綜合性的判斷標準,僅反映整體發展水平,不反映結構發展水平。指標計算方法采用加權平均法,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t為時期,i為指標號,w為權重。
二、河南省農業現代化指標性結構測度法
綜合指數法對農業現代化的評價具有直觀性強、易于判斷的優點,但是指標的整體性、綜合性過于突出,對于農業現代化發展中的局部問題難以揭示并表述出來。因此,對于農業現代化的測定還需要一項能夠反映農業現代化發展中結構性特征的模型,以方便對農業現代化內部的結構發展進行探析。
(一)確定特征指標標準值
該模型首先設定特征性指標值,然后依照特征性指標值對各指標的數值進行標準化處理。在確定各發展階段的標準值及其對應的賦值后,根據相關數據判斷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階段。由于最后結果是依據相對數據獲得的,且省數據與國家數據的差別可以接受,本文采用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區域經濟與農業現代化研究中心的測算結果來代替河南省的特征指標標準值。
(二)各指標標準值及發展階段賦值
以特征性指標標準值為基準,對各個指標實際值進行標準化處理,可得到河南省農業現代化各指標標準化值。對照表4可得到各指標的發展階段賦值,所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4 河南省農業現代化階段評價標準化值和賦值
指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標準
化值
6.0
5.2
79
0.7
29
67
161
26
18
35
17
23
8.3
27
賦值
1
2
4
1
2
3
5
2
2
3
2
1
2
2
三、河南省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實證分析
(一)河南省農業現代化綜合指數的實證分析
通過采集河南省農業的實際數據,利用多指標綜合指數法建立河南省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用層次分析法確立權重,根據建立的農業現代化評價模型,對河南省農業現代化2000~2009年的發展水平進行評價,結果如下:
表5 河南省農業現代化綜合發展水平指數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tatic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is mainly based on a year of economic indicators, whose results not only ignore the lagging effect of the index data, the objectivity of the evaluation of expressions, but also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utility function evaluation method, by introducing homogeneous function hypothesis, creatively optimized the the defects of the traditional utility function evaluation methods, constructe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named ASTU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and used the finger number to objectively make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level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4. It not only expanded the new ideas for th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but also provided a new idea for the problem of multi 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ASTU is effective and simple, and the result is more scientific than that of the existing regional economic evaluation method.
關鍵詞:區域經濟;效用函數評價;ASTU;綜合評價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y;utility function evaluation;ASTU;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20-0035-04
0 引言
評價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意義重大。一個國家,如果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過大將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后果。然而,評價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我們不能僅片面考慮一個地區某一時段的GDP發展水平,還應該考慮到環境因素的影響。近年來,由于不重視環境因素的影響,京津冀霧霾、松花江水污染、黃浦江死豬事件等層出不窮的公共環境事件一次次給粗放發展模式敲響警鐘――不可唯GDP式發展。
過去,一些專家學者對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方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歸結起來可以分為靜態方法與動態方法,但大部分學者使用的仍然是靜態方法。靜態評價方法主要使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法、熵權法以及神經網絡方法等。這些研究都是對某一年各地區經濟發展有關指標數據進行的評價,確實能夠較好地反映某一年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但是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多數文獻都僅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各因素數據進行評價,而較少或者忽視了對環境污染各因素的分析,缺乏綜合性;其次,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往往帶有很強的時滯性,如產業政策、政府投資、環境治污投入等,一般不會在當年就產生明顯效應,而是要時滯到下一期甚至而后許多年后才會產生效果,因此僅對某年各地區數據做靜態分析的方法有待通過動態分析進一步完善。
本文在傳統效用評價方法的基礎上,通過引入齊次函數假設,創造性地優化了傳統效用函數評價方法的上述缺陷,構造了評價區域經濟與環境發展的綜合指標ASTU,并運用該指數客觀地對中國2014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實證研究,針對評價結果,給出了有啟發意義的政策性建議。
3 結論及政策性建議
3.1 結論
從模型的結果來看,沿海江浙一代的排名都比較靠前而內陸寧夏、新疆等地的ASTU排名卻比較靠后,我認為這主要是浙江、江蘇等地的經濟發展較快,當地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一定水平,即跨越了“先污染”這一階段,地區開始進一步重視環境保護投入,很多重大污染企業向內陸搬遷,“后治理”效應顯著。而青海新疆等地由于經濟發展緩慢,加之環境保護沒有明顯優勢,因此排名靠后。特別應注意,從排名中看到上海、北京等地排名在中等偏后水平,原因可能是本次評估中所采取的經濟指標主要是綜合指標,并沒有采取人均指標,比如河南在人口和地理面積遠遠大于北京上海等地??傮w而言,本模型對傳統效用綜合評價模型改進效果較為理想,結論也比較符合實際情況,很好地克服了傳統模型缺乏客觀性、有一定滯后性以及沒有考慮環境因素的缺陷,有一定的實際應用價值。
3.2 政策建議
要使經濟與環境能和諧發展,就是要盡可能地增加省區指標數值,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ASTU∝f1(x1,x2)+f3(y1,y2,y3)-f2(z1,z2),其中x1、x2、y1、y2、z1、z2分別表示“生產與人口因子”、“消費與外貿因子”、“化學氣體排放因子”、“工業廢物污染物排放因子”、“城市空氣中有害氣體或固體含量因子”、“污染治理投資因子”及“植樹造林投資因子”。從單純提高ASTU角度來看,省區應該擴大生產鼓勵消費,制定相關環境污染排放標準并加大環境污染投資,以提高地區綜合競爭實力。具體建議如下:
3.2.1 組建大的企業集團,發揮“規模經濟效應”
從新古典經濟理論中可知,一定數量企業規模的擴大可以帶來規模經濟效應。若政府在一定行業內組建大的企業集團,那么直接影響就是:①行業中區域參與人的數量會一定程度減少;②加強了企業自身的經濟實力和治污能力,這不僅有利于生產因子的上升,更有利于環境污染因子的下降,因而區域總效應會得到一定程度提高;③由于企業規模經濟帶來的集團收益的增加,企業有更大的積極性去擴大生產,同時政府也利于征稅以及劃分產權,根據博弈理論中的“智豬博弈”原理,小企業將有機會搭便車,致使社會總污染也會減少。因此組建大的企業集團,發揮“規模經濟效應”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ASTU數值。
3.2.2 健全綠色貿易政策,實現綠色外貿增長
在經濟發展指標中,進出口貿易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子。然而,隨著我國逐步的對外開放,我國的對外貿易實際上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獲得的提高。許多發達國家將那些能源/資源密集型、污染嚴重的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雖然發展中國家外貿高速增長,但是緊隨而來的是環境的大幅度下降,這樣社會總效用ASTU的數值增長幅度不大。因此,我國必須健全綠色貿易政策,實現綠色貿易增長。具體建議如下:①從產品、企業、行業三個層面,綜合制定并運用環境關稅、基于環保目的的市場準入與準出等政策措施,采取禁止、限制、允許、鼓勵等手段,改變現有貿易體系和狀況,減少由于貿易導致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②充分利用WTO框架下的環境保護條款,積極應對國外我國限制稀缺性礦產資源產品出口的貿易糾紛;③盡快出臺《關于加強我國對外投資和援助中環境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和《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環境行為指南》,提高中國海外企業的環保意識和環境管理能力,強化中國對外投資企業和援助機構的社會責任,密切關注對外投資企業的海外環境行為。
3.2.3 提高公眾意識,引導社會參與
在經濟發展指標中,人口與消費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為了提高總效用指標ASTU數值,就應該做到:①鼓勵公眾綠色消費;②擴大環境保護意識的全民普及,引導公眾參與;③協調人口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人口規模大的地區多增加污染治理投入。從世界范圍看,公眾的參與極大地推進了環保事業的發展。公眾既需要參與有關環境與發展的決策過程,特別是參與那些可能影響到他們生活和工作的社區決策,也需要參與對決策執行的監督。并且公眾可以憑借其強大的群眾基礎和輿論聲勢,充分發揮環境訴訟的作用,通過對企業施加外部壓力來實現其監督作用。這將從另一方面促進環境污染指數的減少。
3.2.4 不斷研發高新技術,鼓勵綠色技術革命
高新技術水平的不斷研發,不僅可以有效降低一些行業的生產成本,形成規模經濟,發揮“規模經濟效應”,提高經濟因子數值,而且還能夠加速環境處理與控制的力度,減少環境污染指標的數值,從而增大社會總效用ASTU數值。因此,政府應當加大對相關領域的研究投入,對研發綠色技術的企業予以補貼或者獎勵同時也應當加強高校對相關技術人才的引進和培養。
3.2.5 優化環境稅收政策
根據經濟學中外部性理論,環境污染的造成是由于社會邊際成本與私人邊際成本矛盾所造成的。要解決這一矛盾,本文建議:①繼續穩步開征環境稅;②推行污染排污標準收費改革,擴大征收排污稅范圍,避免收費重復和遺漏,針對不同行業、不同的污染排放水平,制定差別的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鼓勵企業污染治理設施的正常運行。排污稅的征收會擴大企業的生產成本,因而能有效減少環境污染因子的數值,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社會總效用指數ASTU數值。
3.2.6 明晰排污產權登記,優化排污產權政策
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科斯(R.H.Coase)提出了有名的“科斯定理”,即明晰產權將會達到污染治理的帕累托最優。因此,明晰產權將有效減少環境污染指數,有利于提高社會總效用水平。我國的排污權交易政策經過10多年的探索,目前正處于試點深化階段。本文建議:①出臺《電力行業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辦法》,著手在全國電力行業開展二氧化硫的排污交易,完善電力行業二氧化硫排放交易的政策機制和配套措施建設;②修訂《環境保護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單行法,明確排污權有償取得和排污交易的法律地位;③嚴把排污交易的審批和許可關,加大監督檢查和行政處罰及制裁力度,提高污染企業和超總量排放的違法成本,為排污權交易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3.2.7 強化污染物減排和治理,健全節能減排約束機制
對環境污染的類別進行有效規整,實施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加強重點湖庫及河流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加大重點跨界河流環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力度,加強地下水污染防治。推進火電、鋼鐵、有色、化工、建材等工業行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治理,加大機動車尾氣治理力度。綜合運用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節約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森林碳匯等多種手段,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加快低碳技術研發應用,控制工業、建筑、交通和農業等領域溫室氣體排放。探索建立低碳產品標準、標識和認證制度,建立完善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優化能源結構,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完善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資源環境稅費制度,健全節能減排法律法規和標準,強化節能減排目標責任考核,把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貫穿于生產、流通、消費、建設各領域各環節,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
3.2.8 強化定量進行經濟環境評定,健全標準化監督體系
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進行分類評定,綜合評價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質量效益、節能減排、環境保護和吸納人口等。完善覆蓋全國、統一協調、更新及時的動態監測管理系統,對經濟增長情況和環境污染狀況進行跟蹤評估。并加強對重大環境風險源的動態監測與風險預警及控制,提高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能力;健全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完善環境保護科技和經濟政策,加強環境監測、預警和應急能力建設,不斷推進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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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鄉統籌;灰色關聯度法;熵值法;一致性檢驗;組合評價;河北省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6)05-1351-10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5.065
Based on Method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Urban and 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Hebei Province
LI Xiao-jian
(Department of Society Science, Langfang Normal College, Langfang 065000, Hebei, China)
Abstract: By building three sets of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and rural, from the angle of different period, comparison between Hebei province and other provinces, comparison between cities of Hebei province, using the grey correlation method,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and combined evaluation methods, this paper evaluated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and 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Hebei province. By consistency check, the optimal evaluation result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and 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as: very poor, the poor, basic co-ordination, general co-ordination, Showing a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in Hebei province;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the coordin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ebei province is still at a lower level, and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s not balanced between cities, Xingtai, Shijiazhuang, Zhangjiakou ranked top three, Qinhuangdao, Tangshan, Hengshui arrange in the second echelon, langfang, baoding, handan belongs to the third level.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harmonious, grey correlation method, entropy value method, consistency check, combination evaluation;Hebei province
城鄉統籌發展不是要完全消除城鄉差距,而是要解決城鄉發展的不協調問題[1],主要是農村發展相對要滯后于城鎮。所以,當前的重點就是要準確把握城鄉統籌發展具體水平,以便明確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劣勢,從而做到有的放矢,提出解決“三農問題”的具體對策,更好地提升新農村建設水平,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使城鄉發展更協調,實現城鄉共同繁榮。目前,學界對城鄉統籌發展的內涵、目標以及評價指標構建的原則進行了相對深入的研究[1-3],對城鄉統籌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的研究也逐漸增多。杜茂華等[4]采用因子分析法對重慶市40個區縣進行了水平評價;何彤慧等[5]采用層次分析法分別對寧夏5個地級市和20個區縣市的城鄉統籌水平進行了定量測度;張晴等[6]運用層次分析法分析了安徽寧國市城鄉統籌水平變化趨勢及其成因,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李秀娟等[7]引用經濟學投入產出理念構建城鄉統籌發展指標體系,采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運用TOPSIS法構建評價模型對2000 ― 2009年江西省城鄉統籌發展進行評價。王長生等[8]從城鄉經濟、社會、生活、環境統籌出發構建重慶市城鄉統籌發展水平測試指標體系,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重慶市2000 ― 2009年的城鄉統籌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王傳松[9]運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及主成分與差異系數結合法綜合測算了2009年重慶市城鄉統籌發展狀況。針對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水平)的研究還比較少,且數理分析方法單一,如彭超等[10]以河北省農民問卷調查數據為基礎,分別對統籌城鄉發展規劃和空間布局、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等五大方面的現狀及問題進行了分析;王聰聰等[11]以河北省涿州市為例,采用問卷調查方式,從農民的角度總結了當前統籌城鄉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并提出了促進農民就業與加強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等對策建議;金劍等[12]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河北省1996 ― 2007年的城鄉發展水平進行綜合性評價。然而,運用多方法對改革開放以來一個時期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水平較長期變動趨勢進行多視角綜合對比評價的研究還很缺乏。
為此,本研究將從城鄉統籌發展所包涵的幾方面出發構建3套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評價體系,用于評價河北省近30年城鄉統籌發展趨勢、河北省與全國其他省市、河北省內各地市間城鄉統籌發展差異;采用熵值法、平均值法、Delphi與變異系數結合法3種權重確定方法,運用灰色關聯度法、綜合指數法從以上三方面對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水平分別進行單一方法評價,且對各單一評價方法進行Kendall-w事前一致性檢驗;在此基礎上,運用算術平均法、Borda法和Copeland法等3種組合評價模型分別對各單一方法評價結果進行組合評價,并對組合評價結果進行Spearman事后一致性檢驗,從而選出城鄉統籌發展水平排名最優評價結果;最后,采用平均值法對各單一方法評價結果進行綜合評價,進而算出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水平最優評價結果。這樣既有效克服單一評價方法的偏頗和不足,又從內容和方法上實現對現有研究的拓展。
1 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體系
根據城鄉統籌發展涵蓋的幾個方面,包括空間布局、經濟發展、生活寬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兼顧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體要求,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針,并結合河北省的實際情況,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可比性和動態性原則,從空間布局統籌、經濟發展統籌、生活寬裕統籌、社會進步統籌和環境保護統籌5個方面構建內容全面、層次清晰、數據較易獲取的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評價體系,包含29項指標(表1),以此作為參考評價指標體系。在參考評價指標體系(表1)基礎上,考慮到全國各省市城鄉統籌發展的實際,從上述5個方面構建了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評價指標體系,包括30項指標(表2);此外,對參考指標體系表1進行適當調整后仍然從5個方面構建專門用于河北省各地市間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比較的評價體系,共27項指標(表3)。
2 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的綜合評價方法
2.1 單一評價方法
2.1.1 灰色關聯度 灰色系統理論是以灰色關聯分析為核心,集評估、建模、預測、決策和控制優化等為一體的技術體系,目前已被廣泛地應用到社會、農業、工業和商業以及經濟管理等眾多行業和領域?;疑P聯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據序列曲線的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來判斷其聯系是否緊密;曲線越接近,相應序列之間關聯度就越大,比較序列相對于參考序列的貢獻度就越大;反之貢獻度就越小,即障礙度就越大[13]。它對樣本量的多少和樣本有無規律都同樣適用,而且計算量偏小,高效便捷,有效地彌補了常規數理統計方法的不足。故本文把灰色關聯分析作為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的評價方法之一,其工作原理和步驟在相關文獻中已有詳盡論述,此處不再贅述。
2.1.2 綜合指數法 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是一個非常復雜且需要不斷完善的系統,其影響因素眾多,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也比較適合采用綜合指數法進行評價。綜合指數法在多指標綜合評價中也是一種常用的評價方法,其工作原理是先建立相關多指標評價體系,并參照相關標準確定各指標的理想目標值,然后運用一定的方法確定指標權重系數,再對各指標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得到各指標的標準化值,最后轉化成一個綜合指數。其計算過程相對簡單,且具體算法在相關文獻[14-15]中論述得很清晰。
2.1.3 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 在多指標綜合評價中,指標權重的確定直接影響其評價結果。本文將采用客觀賦權法熵值法、平均值法、主客觀結合賦權法、Delphi與變異系數結合法分別確定權重,并結合灰色關聯度法和綜合指數法對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進行全面而綜合的評價,因而能有效克服單一評價方法的偏頗和不足。
2.2 組合評價方法
應用目前使用較廣泛的算術平均組合評價模型[16]、Borda組合評價模型[16]和Copeland組合評價模型[16]對各評價結果進行組合評價。
2.2.1 算術平均組合評價模型 設tik為yi方案在第k種方法下的排名,i=1,2,…,n,k=1,2,…,m,用排序打分法將各排序名次轉換成分數,即第k名得分n-k+1,若有相同的排名,則取這幾個位置的平均分,再計算不同得分的平均值,計算公式如下:Ti=■■Tik,按平均值重新排序,若出現兩個方案的平均值相同,則計算在不同方法下得分的方差,計算公式如下:?滓i=■,其中方差小者為優。
2.2.2 Borda組合評價模型 若評價yi優于yj的個數多于yj優于yi的方法個數,記為yi>yj,若兩者個數相等,則記為yi=yj。定義Borda矩陣B={bij}n*n=1,yi>yj0,其他,并定義方案yi的得分為bi=■bij,bi即為方案yi“優”的次數,根據bi的大小排序,若bi=bj,則需計算在不同方法下的得分方差,方差小者為優。
2.2.3 Copeland組合評價模型 Copeland模型為Borda模型的改進版,不但計算“優”的次數同時還計算“劣”的次數。
定義cij=1,yi>yj0,其他-1,yj>yi,并定義方案yi的得分為ci=■cij,根據ci的大小排序,若ci=cj,則要考慮計算各方案在不同方法下得分的方差,方差小者為優。
3 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的評價程序與設計
3.1 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的評價程序
步驟1:將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評價體系的原始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評價指標有正向、負向之分,正向指標與效果成正相關,指標值越大效果越好,負向指標則相反。因此,無量綱化的變換關系有所不同。對于正向指標序列xi(k),xi′(k)=[xi(k)-■xi(k)]/[■xi(k)-■xi(k)],對于負向指標序列xi(k),xi′(k)=[■xi(k)-xi(k)]=[■xi(k)-■xi(k)]。
步驟2:分別用灰色關聯度法(Delphi與變異系數結合法確定指標權重)、綜合指數法(熵值法、平均值法分別確定指標權重)3種方法對評價對象的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進行綜合測算及排序。
步驟3:采用Kendall-w協和系數法對不同方法的評價排序結果進行一致性檢驗。此檢驗在組合評價之前進行,也稱事前檢驗。該檢驗通過反映樣本數據中實際符合與最大可能符合之間的分歧程度的指標W來考查n種評價方法對m個評價對象的評價結果是否一致,W值介于0和1之間,其值越接近1,則表明不同方法評價結果越趨向一致。
步驟4:若通過Kendall-w一致性檢驗,則進入下一步驟;否則,需要詳細分析樣本特征和評價結果,重新篩選評價方法并進行一致性檢驗,選取具有一致性的方法,再進入下一步驟。
步驟5:運用算術平均法、Borda法和Copeland法3種方法對各單一評價方法得到的評價結果進行組合評價,得到3組組合評價結果。
步驟6:利用Spearman等級相關系數,對各組合評價結果與原單一評價結果的相關程度進行檢驗,此檢驗在組合評價之后進行,因此稱之為事后檢驗。
步驟7:根據Spearman事后檢驗構造的統計量具體數值的大小,選擇其中最好的一個組合評價結果作為最終的評價結果。
步驟8:計算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值:Pi=■■Rij,其中,Rij表示第i年第j種方法的評價結果,Pi表示第i年的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值。
3.2 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的設計
在與相關專家咨詢的基礎上并借鑒現有的研究成果[17-18]設計“很差、較差、基本統籌、一般統籌、良好統籌”5個等級來描述不同階段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水平,并確定與其對應的綜合評價值分別為0-0.30,0.30-0.45,0.45-0.60,0.60-0.80,0.80-1.00。顯然,在理論上2020年目標年份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對應的綜合評價值為1.00。
4 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實證分析
4.1 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測算與趨勢分析
根據表1的評價指標體系,查閱近30年典型年份的《河北農村統計年鑒》、《河北經濟年鑒》、《河北省科技系統統計數據集》等獲得原始數據;同時,參照《河北省委關于推進農村小康社會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意見》及到2020年長遠規劃目標等標準,設計2020年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評價體系的各項指標數值作為目標數據(表1)。按照上述3種指標權重確定方法計算得到各級指標權重(表1),其中,Delphi與變異系數結合法得到指標權重(1),熵值法得到指標權重(2),平均值法得到指標權重(3)。分別運用灰色關聯度法(Delphi與變異系數結合法確定指標權重)、綜合指數法(熵值法、平均值法分別確定指標權重)對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進行測算。結果表明,3種方法測算的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變化趨勢完全吻合。借助SPSS 17.0統計軟件進行事前一致性檢驗顯示,Kendall-w協和系數為0.997,對應的檢驗統計量Q=32.90,大于95%顯著水平的卡方臨界值(?字(df)?琢=?字2(11)0.05=4.58),一致性檢驗通過,故拒絕H0,接受H1。然后,按照步驟5計算得到3組組合評價結果(表4)。而后,按照步驟6進行Spearman等級相關系數(事后)一致性檢驗。根據各單一評價方法得到的近30年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的排名,計算算術平均組合評價模型、Borda組合評價模型和Copeland組合評價模型下的t值,分別用ta、tb、tc表示,借助SPSS 17.0統計軟件進行計算得出結果為:ta=tb=tc=49.90,取顯著水平α=0.01,查表得臨界值tα/2(10)=3.17,ta=tb=tc>tα/2(10),故拒絕H0,接受H1,即說明在給定顯著性水平條件下3種組合方法與3種單一方法密切相關,且3種組合方法的評價結果一致。最后,按照步驟8計算出近30年來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值,并根據上述3種方法及最終綜合評價結果繪制出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折線圖(圖1)。
圖1直觀地表明,不同方法測算的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大致呈現出逐步上升的發展趨勢,且3種方法測算的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發展趨勢基本一致,即均在1995年出現一個相對的高點,其他時期(除熵值法的1993年)則表現為比較平滑地增長,這與Kendall-w的協和系數為0.997也是相互印證的,在圖1中顯著地表現為各方法測算結果具有較高可信度。具體來看,熵值法和平均值法的評價結果差距不大,各年份評價結果差距維持在0.013 7~0.064 1之間,這說明作為確定指標權重的兩種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較客觀、公正的;同時也表明,盡管平均值確定權重法在現有文獻中不常用,但是在多指標多方法綜合評價中,本研究把平均值法作為一種相對客觀和高效便捷的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也不失為一次有益的嘗試。而Delphi與變異系數結合法和另外兩種方法的評價結果稍有差距,各年份評價結果差距大致維持在0.083 2~0.121 3之間;這是因為此種方法包含主觀賦權法Delphi,而專家在賦權時因諸多原因會表現出一定的主觀性,有時這種主觀性也是必要的,因為有些相對重要的因素在整個系統中表現并不突出,這時就需要加入人為的干擾,這樣就可能會較大地影響到最終評價結果,這也再次說明了在多指標綜合評價中結合多種指標權重確定方法進行綜合評價的必要性。
從圖1的最終綜合評價結果可見,近30年來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呈現出持續的上升態勢。1985 ― 1995年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呈現出緩步提升勢頭,1985年綜合評價結果位于0~0.30區間,處于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很差”水平階段;1988 ― 1995年綜合評價結果位于0.30~0.45區間,處于“較差”水平階段;繼1995年成為增速最快的年份后,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再次進入緩速增長期,1998 ― 2008年綜合評價結果位于0.45~0.60區間,處于“基本統籌”水平階段;自河北省第八次黨代會提出加快新型城鎮化進程以來,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2010 ― 2012年綜合評價結果已經位于0.60~0.80區間,實現了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質的飛躍而邁入“一般統籌”水平階段。
為了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各分項準則層指標建設水平及其對目標層綜合評價值的貢獻度,依據表1指標體系,同樣按照上述步驟測算出的空間布局統籌度、經濟發展統籌度、生活寬裕統籌度、社會進步統籌度和環境保護統籌度的分項準則層指標建設水平綜合評價值,并繪制出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值與該系統各分項準則層指標綜合評價值的關系折線圖(圖2)。
圖2顯示在統計期間,從分項指標建設水平來看,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在空間布局統籌、社會進步統籌度和環境保護統籌度方面均實現了持續增長,經濟發展統籌度方面呈現出先持續上升(1985 ― 1995年)后下降(1995 ― 2000年)再短暫上升(2000 ― 2003年)再持續下降(2003 ― 2012年)的非對稱“M”線型發展態勢,很不穩定;生活寬裕統籌度分項建設水平經歷了先短暫下降(1985 ― 1990)后持續上升(1990 ― 2003)再短暫下降(2003 ― 2005)后持續上升(2005 ― 2012)的非對稱“W”型的變化趨勢。再就分項指標建設水平與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值的關系來看,生活寬裕統籌、社會進步統籌均高于同期的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值,而空間布局統籌度(除去2003 ― 2012)、經濟發展統籌度(除去2008 ― 2012)、環境保護統籌度(除去2005 ― 2012)均高于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值。
為更清晰地梳理各分項準則層指標對于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目標層綜合評價值的障礙度,本文借助灰色關聯度法計算出了2012年各分項準則層指標相對于目標層即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值的關聯度分別為0.755 3、0.520 8、0.666 5、0.627 1和0.601 1。灰色關聯分析[15]的基本思想是根據序列曲線的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來判斷其聯系是否緊密。曲線越接近,相應序列之間關聯度就越大,比較序列相對于參考序列的貢獻度就越大;反之貢獻度就越小即障礙度就越大。因此,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指標體系各分項準則層障礙度降序排列為經濟發展統籌度、環境保護統籌度、社會進步統籌度、生活寬裕統籌度、空間布局統籌度;可見,空間布局統籌度、生活寬裕統籌度對整個城鄉統籌發展系統協調度的貢獻度排在前列。
4.2 河北省與全國其他省市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的比較
在前面對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所做初步考察和測算的基礎上,將從河北省與全國其他省市、河北省內部各地市間的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差異比較入手,以獲得對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水平更深層次的認識和把握。
依據表2評價指標體系,查閱2009、2013年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等獲得原始數據,并借鑒目前中國有關部門確定的較具權威性的全面小康社會標準,個別指標也參照了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應標準,設計2020年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評價指標體系的各項指標數值作為目標數據(表2);按照上述3種指標權重確定方法計算得到各級指標權重(表2)。采用同樣的方法和程序對全國31個省市2012年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進行測算。結果表明,3種方法測算的31個省份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及排序基本吻合。借助SPSS 17.0統計軟件進行一致性檢驗顯示,Kendall-w協和系數分別為0.93、0.97,對應的檢驗統計量分別為Q=82.48、Q=87.20,均大于95%顯著水平的卡方臨界值18.49(?字(df)?琢=?字2(30)0.05=18.49),一致性檢驗通過,故拒絕H0,接受H1。然后,按照步驟5計算得到3組組合評價結果(表5)。而后,按照步驟6進行Spearman等級相關系數(事后)一致性檢驗。根據各方法下全國31個省市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的排名,計算3個組合評價模型下的t值,分別用ta、tb、tc表示,借助SPSS 17.0統計軟件進行計算得出結果為:ta=20.33,tb=tc=20.55,取顯著水平α=0.01,查表得臨界值tα/2(29)=2.76,tatα/2(29),故拒絕H0,接受H1,即說明在給定顯著性水平條件下,3種組合方法與3種單一方法密切相關;且Borda和Copeland組合評價模型的評價結果一致,要略優于算術平均組合評價。最后,按照步驟8計算出2012年全國31個省市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值及分項準則層指標建設水平,并繪制成折線圖(圖3)。
圖3清晰地描述了2012年全國31個省市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值,北京市最高為0.716 8,福建省次之為0.649 8,浙江省第三為0.649 0,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江西、山東、湖北、廣西、重慶等省市在內的14個省市大致屬于0.60~0.80區間,已經邁進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一般統籌”水平階段;、貴州和寧夏地區分列倒數1~3位,其綜合評價值大致處于0.44~0.51區間,屬于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從“較差”過渡到“基本統籌”水平階段。河北省的綜合評價值為0.574 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排在第18位,與安徽、四川和陜西省的水平相當,顯著落后于山東、湖北等省。再比較31個省市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分項準則層指標水平,空間布局統籌水平的前三名是北京市、河北省、江西省,河北省該指標評價值為0.848 7,排在前列;經濟發展統籌水平的前三位是遼寧省、福建省、廣東省,河北省位列第24位,屬于后列;天津市、江蘇省、山東省排在城鄉生活寬裕統籌水平前三位,河北省排名第19;社會進步統籌水平的前三名是北京市、自治區、遼寧省,而河北省該指標水平很低為0.451 4,位列第25;環境保護統籌水平很低,位居全國各省市第27位。
4.3 河北省內部各地市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差異比較分析
為深入考查河北省內部各地市間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的差異,依據表3評價指標體系,查閱2013年的《河北農村統計年鑒》、《河北經濟年鑒》等統計資料,獲得各地市相關27項指標原始數據,同時參照相關標準和規劃,設計2020年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評價指標體系的各項指標數值作為目標數據(表3);按照上述3種指標權重確定方法計算得到各級指標權重(表3)。采用同樣的方法和程序對2012年河北省各地市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進行測算。結果表明,3種方法測算的河北省各地市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及排序高度一致。借助SPSS 17.0統計軟件進行一致性檢驗顯示,Kendall-w協和系數為0.98,對應的檢驗統計量Q=29.27,大于95%顯著水平的卡方臨界值18.31(?字3(df)?琢=?字2(30)0.05=18.31),一致性檢驗通過。然后,按照步驟5計算得到3組組合評價結果(表6)。而后,按照步驟6進行Spearman等級相關系數(事后)一致性檢驗。根據各方法下2012年河北省各地市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的排名,計算算術平均組合評價模型、Borda組合評價模型和Copeland組合評價模型下的t值,分別用ta、tb、tc表示,借助SPSS 17.0統計軟件進行計算得出結果為: ta=6.56,tb=tc=6.42,取顯著水平α=0.01,查表得臨界值tα/2(9)=3.17,ta>tb=tc=tα/2(9),故拒絕H0,接受H1,即說明在給定顯著性水平條件下3種組合方法與3種單一方法密切相關,且算術平均組合評價模型評價結果要略優于Borda組合評價模型和Copeland組合評價模型。最后,按照步驟8計算出2012年河北省各地市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最終綜合評價結果及分項準則層指標建設水平,并繪制成折線圖4。
圖4直觀表明,在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綜合評價結果方面,邢臺、張家口、石家莊、滄州四市分列前四名,其綜合評價值均在0.46~0.49左右,處于城鄉發展“基本統籌”階段的較低水平,秦皇島、唐山、衡水、承德等市位于第二梯隊,其綜合評價值均在0.43~0.45,屬于城鄉發展“較差”階段的較高水平,廊坊、保定、邯鄲等市屬于第三層次,其綜合評價值均在0.35~0.40之間,屬于城鄉發展“較差”階段的中低水平。在分項準則層指標方面,石家莊、唐山、秦皇島三市的空間布局統籌水平排在前三名,邯鄲市最低;經濟發展統籌水平上,唐山、廊坊、衡水等市水平偏高,承德、保定等市偏低;在生活寬裕統籌上,邢臺市、滄州市、廊坊市水平分列前三名,保定市最低;社會進步統籌方面,張家口市、承德市水平居前列,唐山市較差;環境保護統籌方面,秦皇島市、張家口市、保定市水平較高,廊坊市最差。
5 結論
本文嘗試構建3套評價指標體系,從河北省自身不同時期、河北省與全國其他省份的比較、河北省內部各地市間比較的角度,采用灰色關聯度法(Delphi與變異系數結合法確定指標權重)、綜合指數法(熵值法、平均值法分別確定指標權重)3種具體的單一評價方法和算術平均法、Borda法、Copeland法等3種組合評價模型綜合測算了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并進行了Kendall-w事前一致性檢驗和Spearman事后一致性檢驗,從而選出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排名(水平)最優評價結果。
1)近30年來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呈現出持續提升的良好發展態勢。在經過1985-1993年期間的緩速發展,1995年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出現相對發展高點,后又進入1998-2012年的平緩增長期;在31個省、市、自治區的排名由2008年的第20位上升至2012年的第16位,該省的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水平由2008年的第21位上升至2012年的第18位。另外,河北省近30年城鄉統籌發展在空間布局統籌、生活寬裕統籌、社會進步統籌度和環境保護統籌等方面均實現了持續增長,但是,社會進步統籌和環境保護統籌水平還很低,其分項指標水平在全國31個省份中排名第25位以后;然而,經濟發展統籌水平卻由1985年0.494 9下降至2012年的0.470 9,排在24位;經濟發展統籌、社會進步統籌和環境保護統籌水平均排在全國后列,明顯落后于其他各分項準則層指標在全國各省份的排名,以至于成為本省城鄉統籌發展的前三位障礙因素,這與前面進行的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障礙因素分析所得結論也是相互印證的。在此需要注意一點,經濟發展統籌水平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其城鄉各自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下滑,只能表明其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在擴大;這就要求河北省未來的新農村建設要在生產發展、鄉風文明和村容整潔上多做工作,以使得城鄉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差距逐步縮小,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更高。
2)盡管目前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仍處于較低階段,相反,這也說明其未來還有持續提升的更廣闊空間和潛力。2012年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明顯低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在31個省市自治區排名第18,在東部11省份中也是排在后列;近年來隨著河北省加快新農村建設和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等戰略的實施,河北省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已經開始進入快速發展的新階段,未來河北省在全國31個省份和東部11省份中的排名還會有較大提升。
3)河北省各地市間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發展并不均衡,還有一定差距。邢臺、張家口、滄州、石家莊、秦皇島等市水平較高,它們的綜合評價值均在0.48-0.55左右,處于城鄉統籌發展“基本統籌”水平階段;但是,這幾個地方的情況卻有所不同:石家莊、秦皇島等市的城鄉各自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水平均偏高且城鄉發展差距偏小,邢臺、張家口和滄州等市的城鄉各自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水平偏低,但是,城鄉發展差距整體偏?。凰?,它們的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都偏高。唐山、邯鄲、保定、承德、廊坊、衡水等市均處在0.35~0.48之間,處于城鄉統籌發展“很差”水平階段的中后期;其中,唐山、廊坊等市的城鄉各自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只是城鄉發展差距偏大;其余城市的城鄉各自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偏低,且其城鄉發展差距偏大;所以,它們的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總體偏低;這種情況在全國31個省份城鄉統籌發展協調度比較中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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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縣域經濟 熵值法 綜合評價 主導產業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1-082-03
一、引言
縣域經濟是我國經濟相對獨立運行的具有綜合性和區域性的基本經濟單元,也是區域經濟最基層的環節,對縣域經濟的理論所形成的縣域經濟學,屬于區域經濟學這個大學科。
目前,我國經濟已連續30多年快速增長,廣西經濟發展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與全國相比,廣西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仍偏低,發展速度嚴重滯后,表現為地質環境惡劣、產業結構不合理、工業基礎薄弱、扶貧任務重等,這些都嚴重阻礙了區域經濟發展的進程。隨著改變開改的深入進行,要想實現貧困的穩定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關鍵在于對主導產業和特色優勢的準確定位,應在合理利用資源的基礎上,結合當地的地域特征來發展縣域經濟并使其步入正軌,從根本上解決縣域地區經濟發展問題。忻城是廣西的貧困縣,如何利用有限土地使農民收入、資源、環境相互協調,是貧困地區未來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現階段單靠政策和財政扶貧來解決貧困問題,從長遠來看是不可行的,貧困地區所欠缺的不僅僅是資金和政策支持,還欠缺先進的文化觀念和先進的生產力。要擺脫貧困,不能單靠政策扶持和資金扶持,更重要的是為貧困地區傳播先進的文化觀念和先進的生產力,使貧困地區的人們能夠從觀念上加以轉變,對本地區有更進一步的科學認識,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結合現狀,選擇一條適合的發展道路實現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從而最終消除貧困。
二、產業整體發展狀況評價及行業對比
為了科學評價忻城縣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本文建立了評價數學模型,并對模型進行了計算機實現。這個模型既可用于忻城縣不同年度自身發展的橫向綜合分析評價,也可用于忻城縣內部各大產業之間發展情況的比較。
在對忻城縣自身發展狀況進行橫向綜合評價時,按年數據進行收集,并以一年內的觀測值為基礎進行評價。這樣可以避免因為客觀方法權數的不可繼承性所帶來的評價結果的不可繼承性,使得每年的評價結果都保持為確定值。雖然會帶來誤差和波動,但在可接受的范圍內,采用這樣的方法顯然更為合理科學。
三、對數學模型的一般性描述
本文建立的數學模型主要就忻城縣自身的橫向綜合評價作一個說明(橫向比較預處理時,選取每一指標的最小值作為處理基數)。假設評價矩陣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