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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戲花叢范文第1篇

他是一名身居廣州的行者。準確來說，是跑者。都市生活不允許慢悠悠的節奏，他便用多數人常所不及的速度，奮力奔跑。而當大都市的經緯只能通過建筑和物質外觀作以區分，去哪兒安放身心和安頓一處理想的家，成為他不遺余力尋找的答案。

2013年晨間他看到一則新聞。廣州有了自己的國際馬拉松比賽。他第一時間報了名。作為在廣州跑了近二十年的 “老手”，他終于可以作為賽跑者，名正言順跑過這座城市。

比賽那天在11月。蒸氣遮蔽了頭頂的藍天。太陽火辣辣灼照著大地。他伴著時有時無的清風和人群賽跑。他每天都跑，無論工作和生活多么繁忙。常年累月穿城過巷，他熟悉了廣州的每一條街道。廣州一直在變化。有些變化發生在彈指間，快得讓他措手不及。所以，他隔三差五要在沿途停一停，重新認識這個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

他被稱為“老廣州”。參與廣馬這樣的國際性比賽，個人勝負并不是動機和初衷。他更想用一種稍顯陌生的方式回望身在廣州的足跡。他在廣州搬過三次家。從老城市區搬到商業區，再搬至現在的城市地標區―擁有萬丈霓虹的珠江畔。

小時候，他在老廣的煙火氣中長大；成家時，被當時新的商業區蓬勃的發展氛圍所吸引；再往后，他坐享了一線江景。而當廣州人氣越來越旺，一變再變的環境讓他越來越難以投入身心。跑步的過程中，他時而把城市想像成身體：寬闊的馬路是動脈，窄小的街道是靜脈。每天早上，洶涌的人流從四面八方聚合或散離。每個人都在尋找，試圖找到安身的居所和安心的家。

歲月流逝。在廣州無處不在的競爭中一決雌雄，似乎也并不是他必須追尋的活法。不知道直奔目標而去的跑者里面，有多少人對這座城市又愛又恨他這么想著。

廣馬比賽讓他跑出更遠，目及更多風景，也萌生出更多想法。他用跑步的韌性，堅持描繪和重思廣州于他的意義。在廣州，他是個跑者。不只他，所有人都在跑。他一直納悶，在現下的快節奏中，又有誰能輕易做到，安度時光的平靜和閑適。他必須找到自己的節奏，不是為了勝過別人，而是為了跑贏自己。這是一種姿態，也是他堅持近二十年的意義：發現自己其實還有更隱蔽的潛力。

村上春樹曾被問，當你跑步的時候，都在想些什么？

無論何等微不足道的舉動，只要日日堅持，總會從中生出某些類似哲理和觀念的東西。突然有一天，在跑動中，他意識到，他感到的和想到的，那么原模原樣和樸素自然，那么貼合他心目中的理想都市和棲居家園。

汗水在他身上滴答，心里卻平靜得如沐春風。河畔吹來的季風，空氣里是甜淡的花香和山水味。搖曳著荔枝和楊梅枝的梢頭，沙沙作響。這或許是他跑得最認真和輕松的一次。比參加馬拉松比賽更具儀式感。身體所有的負荷，仿佛被鳥雀、花叢和樹木嬉戲的自然勾帶了出來。一種類似每個毛孔都在舒張的爽油然而生。

嬉戲花叢范文第2篇

沙集模式是農村經濟中信息化帶動產業化,產業化促進信息化的典型。

沙集模式的特點,是“網絡+公司+農戶”。其中,農戶是主體,公司是基礎,網絡是龍頭。具體說,家庭經營的農戶是發揮主導作用的主體,實體公司是農村產業化的基礎,而電子商務平臺所代表的互聯網則是帶動農村產業化的引領力量。

時代背景的變化

中國農村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從解決基本問題人手。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在工業化時代和信息化時代,需要不同的定位。

早在1995年3至5月,我在《農民日報》上先后發表《產業化是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方向》及署名本報評論員的文章《積極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在此前他人總結山東經驗基礎上,在全國第一次公開把產業化問題,提高到總方向的高度上。作為產業化的第一批鼓吹者,我對產業化有特殊感情。但是今天,我開始重新反思產業化,并有了新的認識。

15年來,時生了很大變化,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信息革命迅猛發展。工業從主導產業,變為與農業同樣的基礎產業,以信息業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新的主導產業,現代化需要信息化這一新的力量來主導、來帶動。適應這一時代變化,我國提出了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的現代化方針。但是多年來,在農村領域,產業化作為主導的思路,一直沒有變化,已滯后于現代化的整體形勢。在這種情況下,探索適應時代、跟上時代的新路,特別是探索新的帶動力量,具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沙集模式應運而生。

同樣是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信息化的優越性表現在,第一,它可以比工業化以更低成本,更高效能,實現同樣的社會化,同樣的大市場;第二,它可以比工業化更好地克服大市場的局限,適應個性化高附加值的小市場的需求。

沙集模式的特點及創新之處

(一)發揮網絡龍頭帶動作用

從沙集鎮的情況看,信息化的帶動作用,在電子商務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一是帶動作用大。沙集鎮以往招商引資搞工業,規模小,頂多帶動了幾十人就業,還有嚴格的年齡限制;而搞電子商務,短時期內規模就達到3億,不僅使鎮里實現了充分就業,還需要從城里招工補充人手不足。很短時間使當地的經濟面貌煥然一新。當然,沙集鎮這個個例,有一定偶然性,但其中的必然性在于,21世紀的電子商務可以比上世紀“公司+農戶”中的傳統公司提供更高效能、更低成本的社會化服務,它的帶動力來自先進生產力,來自轉變了的生產方式。網絡的引領作用,主要是生產方式的引領作用。

二是帶動門檻低。沙集鎮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不象一些發達地區,網店是在相對發達的產業集群上發展而來,而是完全由電子商務直接催生了本地的主要工業。象沙集鎮這樣的貧困地區,信息化都可以發揮這么大作用,說明農村并不一定非要等到工業化完成才可以信息化,而是可以采取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方式,快速發展農村經濟。

三是帶動機制好。沙集鎮的信息化帶動,還有一個突出特點,是它自下而上興起,完全按照市場需求運轉,以市場化的公用電子商務平臺牽引。克服了以往社會化服務體系中,官辦機構(如七站八所)、集體組織、合作社等社會化組織機制不靈活的缺點。阿里巴巴的網絡平臺是一個具有社會企業特征的商業生態系統,其基本模式強調將社會責任內生于商業模式,兼具合作制的公益特點(資源共享,可以免費開店,不同于傳統企業)與市場制的商業特點(以贏利為目標,機制靈活),既是合作制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也是市場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以這樣的龍頭作為帶動,是農村經濟現代化中的機制創新。

(二)以農民為主體,堅持家庭經營

沙集模式中的農戶有兩層意思,一是農民,二是家庭。沙集模式一個可貴之處,在于它在農村產業化中堅持以農民為主體,堅持家庭經營。

第一,創造性發展家庭經營的組織形式。因為電子商務具有個性化生產和大規模協同的生產方式的特點,非常適合家庭經營。特別是家庭經營具有比工廠更強的個性化定制能力,電子商務解放了這種生產力,就解放了農民的創造性和創意能力這種人力資本,使家庭經營從傳統經濟組織變為一種先進經濟組織。信息化使家庭經營成為農村一二三產業普遍適用,而不僅是適合農業生產的基礎經營形式,這是繼之后,圍繞家庭經營的又一次制度創新。

第二,確立農民主體地位,實現農民權益最大化。沙集模式堅持以農戶為主體,改變了以往“公司+農戶”中公司與農民爭利,農民被合作制型的公司或市場型公司牽著鼻子走的被動局面,實現了農民權益的最大化。實踐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與農戶利益之爭,光在道德和分配上做文章,效果有限。資源配置方式決定分配主體的地位。誰控制稀缺資源,權益就會向誰傾斜。在沙集鎮,不象傳統的“公司+農民”模式,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不是由公司說了算,而是由農民說了算,農民甚至可以決定什么樣的公司應該建立和存在。因為網絡賦予農民對訂單的控制權。農民在自己家里安臺電腦,一個人就可以直接從全球、全國獲得訂單。訂單在手,公司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整個產業鏈圍繞農民手中的訂單來決定建什么廠,生產什么產品,提供什么服務,農工商一體化的主動權,就自然轉移到了農戶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是農民實現主體地位的根據地,轉向網絡生產方式是農民維護權益的必由之路。

(三)以實體企業為基礎

沙集模式中的企業,特指相對于網上虛擬企業和平臺而言的實體形態企業,包括傳統制造企業與物流等服務企業。信息化離不開工業化這個基礎,必要的工業化條件,有利于促進信息化的實現。這一點從沙集經驗中也看得十分清楚。

一方面,電子商務無論如何虛擬,有形商品的交換,還是離不開物流的支持。沙集鎮電子商務一起步,就抓住了物流這個關鍵的基礎。在物流企業服務支撐下,沙集鎮電子商務得以在工業化不發達情況下快速起步。

嬉戲花叢范文第3篇

在兩千多年前，中國文明的擴展和輻射，成就了以中國為中心、近鄰民族和國家為邊緣的東亞文明和區域秩序。這一區域秩序也被稱作“華夷體系”。在這一秩序下，中國歷代皇朝統治者通過“王道”的教化來處理與周邊國家和民族的關系，掌握了該區域的主導權，特別是通過朝貢冊封確立的宗藩關系維系著該區域下的秩序穩定，可從中看出中國的絕對先進與強大。而日本長期處于這一“周邊文明”的邊緣地帶，也難以從根本上擺脫經濟文化上對強勢中國的依賴。單就古代的中日關系而言，截至1840 年中國在中失敗，可以說文明視角下中日兩國在東亞所處的“中心”與“邊緣”的位置關系始終未變，但這并不意味著中日關系一帆風順，也不意味著日本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上對中國的依附狀態一成不變。

投入華夷――垂直于宗屬關系下的合作

中日間的“官方”交往始于公元前1世紀前后，據中國正史記載，漢武帝在遼東置朝鮮四郡后，倭人“以歲時來獻見”。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東漢光武帝“賜以印綬”。238年，邪馬臺女王國使者一行赴魏“朝獻”，魏明帝詔賜女王卑彌呼“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兩晉、南北朝時，倭人的朝貢愈加頻繁。5世紀初大和國統一日本。大和國建立后，先后執政的“倭五王”均遣使至中國朝貢，接受南朝皇帝冊封。倭王珍、濟、武的使者甚至帶著擬好的冊封文本脅迫中國皇帝承認其封號。“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倭國王”、“安東大將軍”、“鎮東大將軍”、“征東大將軍”等倭王得到的封賜表明，當時的日本業已脫離野蠻之境，開始在中國的東方迅速崛起并威壓朝鮮。

盡管如此，從總體上說，隋朝以前中華文明的高度發展，鑄就了中國在東亞不可撼動的強勢地位，這種強勢不僅助長了歷代皇朝統治者威儀天下的欲望，也產生了周邊國家和民族競相向中國學習、靠攏的巨大引力。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及交通運輸條件的限制，這一時期中日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還無法形成規模，兩國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治層面，此期間雖發生了從邪馬臺女王國朝貢受封到倭五王朝貢請封的變化，但中日垂直性宗屬關系的性質未變，當時的日本是主動投入到華夷體系并接受中國皇朝冊封，成為東亞華夷體系的正式成員之一。對日本來說，這種關系的成立既是其“脫夷親華”的客觀需要，也體現了其不同性質和規模的“政權”需經中國皇朝認可以獲得統治合法性的主觀訴求。對中國來說，歷代皇朝是希望通過這種關系維持周邊的穩定，也滿足帝王“萬邦來朝”的虛榮。

疏離華夷――游離于冊封體系下的對等

隋唐時期，中日之間的全方位交流臻于鼎盛，人員往來上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話。一批批的遣隋唐史和鑒真東渡等歷史佳話都發生在這一時期。然而，忽視同一時期中日關系的另一側面，不是歷史學者應有的態度。607年，推古朝攝政圣德太子遣使小野妹子赴隋并呈國書，內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表現出與中國皇帝平起平坐的意識，這使隋煬帝“覽之不悅”，并在復倭王的國書中刻意寫明“皇帝問倭王”，以示尊卑高下。但在小野妹子再次訪隋所遞交的國書中，只是稍許改變了措辭，以“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語，再次明白無誤地表達了欲與中國對等交往的政治立場。唐建國后的630年，倭國派出首批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民遣新州刺史高仁表隨倭使回訪，結果又發生了高對倭國以對等之禮接待上國來使不滿，以致不宣國書而返的“爭禮事件”。這表明，在東亞地緣關系中，此時日本的政治立場已經改變，它要脫離傳統的華夷冊封體系，以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身份，與中國開展“對等的國交”。

至唐高宗在位時，中日兩國的政治分歧演化為首次直接的軍事對抗。當時朝鮮半島的百濟國在日本支持下大舉侵略唐朝藩屬國新羅，唐朝在新羅國王的苦苦請求下出兵相救。663年，唐朝大軍在朝鮮白江口與增援百濟的倭國水軍展開激戰，“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是役后，唐朝以德報怨，對日采取綏撫政策，日本則從慘敗的教訓中重新認識了與中國的差距，擺正了自己在東亞秩序中的位置，進而潛下心來開始了向中國的全方位學習，這就是此后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全面學習中國文化和制度的歷史背景。白江口之戰后，中日雙方的政策應對和互動，化解了極為緊張的敵對狀態，帶來了兩國間長達兩個世紀“友好”交往的局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日本統治者不再接受中國皇帝冊封，故在唐朝構建的龐大東亞華夷體系中，日本雖然盡情地沐浴著中華文明的恩澤，但在政治上卻已是若即若離于這一體系的“不在編”成員。 （梁）蕭繹（即梁元帝）作《職貢圖》局部（北宋摹本）。圖中繪列國使者十二人，本圖從右至左為百濟、龜茲、倭國、狼牙修國使。其中倭國使者赤足合掌，透露著一種島國風情。

變態華夷――新歷史條件下的對華認識

唐亡后的五代十國、兩宋、元時期的四個多世紀，中日民間經濟文化往來繼續發展，但政治關系一直處于“無邦交”狀態。在元統治時期，中日政治層面更是處于水火不容的關系。元朝統治者曾兩次渡海遠征日本，但均遭失敗。進入明代，中日關系大起大落。先是倭寇擾邊讓朱元璋寢食不安。再是1393年足利義滿建立室町幕府后，作為日本的最高統治者，時隔九個世紀后，再次接受明惠帝“日本國王源道義”冊封，開啟中日官方勘合貿易，并維持了一個半世紀之久。之后倭患再起，“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最后是豐臣秀吉于1592年出兵侵占朝鮮，并妄圖一舉征服中國，迫使明朝出動大軍救援藩屬國朝鮮，以致“自倭亂朝鮮七載，傷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至關白（豐臣秀吉）死而禍始息”。

17世紀初，日本社會進入德川幕府統治。不久，中國也改朝換代，變成了清朝統治的天下。在日本看來，中國已經亡國，成為滿族“夷人”的天下，這就是所謂“華夷變態”之說，日本因此認為古代的華夷秩序已經崩潰。此后直至日本明治維新后中日于1871年簽訂《中日修好條規》，中日兩國200多年無邦交。在幕府推行的鎖國政策下，中日兩國的交往僅限于經貿往來層面，并且只允許中國商人來長崎港交易。就政治層面的關系而言，面對一個在日本看來已經“華夷變態”但又依然強盛的中國，日本的基本國策是敬而遠之以待時機。于是在中國衰敗并遭到西方列強痛擊、而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企圖躋身列強行列的時候，這個時機果然到來了，從此開啟了日本不斷加深對華侵略的過程，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

由此可見，在進入近代之前，古代中日兩國關系無法用“友好”、“敵對”抑或其他定性詞句一語概括，因為它經歷了友好、合作、對抗、敵對的不同局面。古代中日關系演變留給世人一種重要啟示：中日間原本就不存在兩千年友好的神話，莫不如靜下心來，探討不同局面下的中日關系與當下雙方的國力狀況及政策，以思當下中日關系。

嬉戲花叢范文第4篇

一、引言

在人類進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動物，作為人類自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不可回避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經對人類的語言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英語中與動物有關的習語的產生就是有力表現之一。

同時，由于動物習語生動形象、言簡意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該民族的自然環境特點、歷史背景、風俗習慣本文由收集整理、傳統文化和審美情趣等，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因此，在實際溝通交流中的使用頻率很高。

二、習語的定義及特點

習語，是指在一種語言的漫長演變中逐漸形成的特有的、固定的表達方式，它具有豐富而明顯的民族、歷史和地域特征。從廣義上講，習語指那些常用在一起、具有特定形式的詞組，包括成語、俗語、格言、歇后語、諺語、俚語、行話等，其蘊含的意義往往不能從詞組中單個詞的意思推測而得。習語的表現形式音節優美，音律協調，或含蓄幽默，或嚴肅典雅，言簡意賅，形象生動，妙趣橫生，能夠表達出一語中的的效果，傳遞出人類智慧。習語是語言的精華，帶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和鮮明的文化內涵，值得語言學習者深入研究，細細品味。

三、英語動物習語中的西方文化

在大量的英語習語中，動物習語占據了很大比例，它在人類交際中產生的作用和影響不可忽視。以下，筆者以英語動物習語中幾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表達為例，分析了其中的西方文化暗示。

1.英語中的“狗”

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和伴侶，是重要的家庭成員之一，而不僅僅是打發時間、消遣娛樂、消除寂寞的寵物。狗已經成為西方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西方的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無一不正面體現出狗與人類之間這份深厚親密的情誼。在英語中， 與“狗”有關的習語數量最多，大部分都帶有褒義，足以表現出狗在西方文化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例如，love me， love my dog（愛屋及烏），every dog has his day （凡人皆有得意日），barking dogs seldom bite（吠犬不咬人）， a good dog deserves a good bone（立功者應受獎），he worked like a dog（他工作很賣力），let sleeping dogs lie（莫惹是非），a son never thinks his mother ugly， and a dog never shuns its owner's home however shabby it is（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a living dog is better than a dead lion（凡事講求實際），an old dog barks not in vain （老年人做事有經驗），top dog（首領，老大），lucky dog（幸運兒）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文化中，狗的地位不如在西方那樣高，所以在漢語中，與“狗”有關的習語幾乎都帶有貶義，所以需要國內英語學習者細心體會，避免混淆。

2. 英語中的“馬”

在西方國家，無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年代，馬，作為主要的運輸工具，載人運貨，功不可沒。同時，馬也是人們的寵物之一，飼養的馬匹大多用來參加賽馬。在英國，每年為參加賽馬而準備的馬匹有萬余匹。在各種帶賭注的運動中，賽馬歷史最為悠久，是僅次于足球的最引人注目的項目。在英語中與“馬”有關的習語的數量在所有動物習語中占第二位。例如，hear … from the horse's mouth（從知情人那里直接獲悉），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本末倒置），get off one’s high horse（放下架子，不再顯擺），you can take a horse to the water， but you cannot make him drink（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beat a dead horse（白費力氣，徒勞），a horse may stumble on four feet（人有失足，馬有失蹄），lock the barn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亡羊補牢）。

3.英語中的“貓”

在西方文化中，貓也是常見的寵物之一，但同時受到傳說和迷信的影響，貓又會讓西方人心生恐懼，尤其是英國人，他們會將黑貓與女巫或妖魔聯系在一起，認為貓是不幸與厄運的象征。所以英語中與“貓”有關的習語多含有貶義。例如，a cat has nine lives（吉人自有天相），cats hide their claws（知人知面不知心），the cat shuts its eyes when stealing the cream（掩耳盜鈴），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泄露秘密），curiosity killed the cat（好奇害死貓），look like something the cat dragged in/brought in（衣衫襤褸，不修邊幅），put the cat among the pigeons（引起紛爭）等。

四、英語中動物習語的形成因素

1.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

任何一種語言的形成和發展都無法擺脫該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環境的影響。以英國為例，它是一個島國，四周被海洋環繞，水產品豐富，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孕育的捕魚業也對動物習語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as dumb as an oyster（沉默不語，守口如瓶），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to swim（不要班門弄斧），there are plenty more fish in the sea（天涯何處無芳草）等。

2.文化習俗

隨著民族文化的不斷演變，語言也不得不受到文化習俗的制約和影響，表現出具有各自民族特色的文化面貌及民族習俗等。例如在希臘和羅馬神話中，owl（貓頭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情人，常常棲息于她的身旁，在西方文化中貓頭鷹就是智慧的象征，因此有as wise as an owl（很聰明）這樣的表達。再比如在中國文化中象征著美好的孔雀，在西方文化中卻是“驕傲、“虛榮”的表現，所以有as proud as a peacock（很驕傲）這樣的習語。

3.歷史背景

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適當地了解該語言產生的歷史背景，將會幫助學習者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記憶所學的語言，并恰如其分地將其運用到正確的語境中去。英語中有句習語he eats no fish（他是一個誠實的人）。初看似乎難以理解，一個人是否誠實，跟吃魚有什么關系呢？但究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就容易理解了。這句習語產生于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當時信奉天主教的英國人遵照羅馬天主教的法規，規定星期五那天只吃魚，不吃肉。但基督教徒們對此毫不理會，星期五照常吃肉。因此，he eats no fish當時是對基督教徒忠誠的一種贊揚。

嬉戲花叢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中西文化;基本差異;天人合一;征服自然

中圖分類號:G0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3-0117-02

中西文化基本差異的表現之一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中國文化比較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而西方文化則強調征服自然、戰勝自然。

西方文化源遠流長。從《圣經》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其端倪,圣經認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人也是上帝創造的。上帝按自己的想象造人是要派他們去管理自己所創造的一切。圣經還說,人和自然本來相處的很好。但由于人類始祖亞當、夏娃偷吃了禁果(智慧果)受到了上帝的懲罰。上帝讓蛇與人世世為仇,讓土地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使人必須終年勞苦,才能得到吃的(見《圣經?創世說》)。這些說法無不隱含著一系列西方文化中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觀念。其一,人是站在自然之外的,有統治世界的權利;其二,人與自然是敵對的;其三,人要在征服,戰勝自然的艱苦斗爭中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這些思想觀念影響深遠,在很大程度上鑄造了西方文化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基本態度。

征服和戰勝自然的思想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以致于思想家們都不愿花力氣去討論這個問題的本身。他們討論的最多的是如何去征服和戰勝自然。這其中,以培根的觀點影響最大,他提出了著名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認為人們追求知識的目的,不是為了辯論而是為了在行動中去支配自然。但要命令自然就必須研究自然,探求自然界的規律。法國的笛卡爾和德國的歌德的主張與此相近。他們的主張影響很大,其結果是把古希臘、羅馬文明中的崇力與求知的傳統召喚了回來,并與征服自然的觀念結合,形成極為興盛的“力的崇拜”和對科學技術的熱烈追求。這對西方科學技術和工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其片面性也是極為明顯的:

其一,他們都夸大了精神、思維在征服和戰勝自然中的作用;馬克思說:“笛卡爾和培根一樣,認為生產形式的改變和人對自然的實際統治,是思維方法改變的結果。”一語道破了其實質。

其二,他們都夸大了科學技術的作用。認為只要科技發達了人類即可獲的幸福生活而忽視了社會的“本質”性與“階級”性。

其三,他們都忽視了征服、戰勝自然,占用自然可能引起的來自自然界的報復。

近代的進化論者更把“生存競爭,適者生存”從生物學推及到社會領域,宣揚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只有到了當代,西方觀念才有所轉變。托夫勒就指出了西方“產生了一種新的觀點:強調人與自然的和睦相處,可以改變以往對抗的狀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觀點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以老莊為代表的服從自然說,一是以荀子為代表的征服自然說,三是以《周易》為代表的天人協調說。前兩種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占主導地位的則是以《周易》為代表的天人協調說。

《周易》在本體論上持一種可稱為“太極陰陽說”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按照這種學說,太極是天地的根源,天地是萬物的根源:“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序卦》),這就肯定了,人類是自然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周易》又認為,人類雖是自然界的產物,但天人的性質功能上又有所不同。認為自然(天地)“顯諸仁(天地的根本性質是“生”)、藏諸用(天地含有生成萬物的內在功能)、鼓萬物而不與圣人同憂(即天地生萬物是無意識的,良莠不齊,善惡并育,不與圣人同憂患)”。(《系辭》)“天地設位,圣人成能”(圣人居天地之中,具有主要的功能)。《周易》對“圣人”的功能做了以下闡述:

其一是《彖傳》所說的“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即可對自然力加以調整。

其二是《系辭》所說的:“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即圣人能調節自然的變化,而委屈成就萬物。

其三是《文言》所說的“先天而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先天”指在自然變化之前對自然加以引導,“后天”指遵循自然的變化。即天人協調一致。

《周易》在此雖論的是“圣人”帶有明顯的歷史唯心主義的烙印。但其根本意思則是:認為人對于自然既應有所因任,又應有所改造;人既應遵循自然規律,又應發揮自己的能動性,這是一種全面而辨證的觀點。

與這個觀點相近的還有《中庸》的“與天地參”學說和孟子“親親,仁民,愛物”說。《中庸》的“與天地參”是說:圣人能盡量了解自己的本性,也能了解天地萬物的本性,這樣就可以贊助天地的化育萬物,就可以與天地并立為之三。此說雖主要是從圣人的道德修養處立論,但與《周易》所言之圣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是相同的。孟子主張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下》)有兩重意義,從倫理意義上講,是主張一種有等級的泛愛(以與主體的血緣關系遠近為標準),隱含“民胞物與”的萬物一體意識;從人與自然關系的意義上說,它主張愛惜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闖, 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孟子?梁惠王上》)

由漢至宋,《周易》的天人協調思想融入了“天人合一”的觀念之中,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發揮。這一思想不僅僅是一種人與自然關系的學說。而且是一種關于人生理想,關于人的最高覺悟的學說。其始于周,經孟子的“性天相通”觀與漢董仲舒的“人副天數”說,到宋的張載、程顥、程頤而達到成熟。其意包含:第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統不可能少的要素之一。如董仲舒就說過:“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第二,自然界有普遍規律,人也服從這普遍規律。張載就認為陰陽相互作用、相互推移的對立統一規律是貫通自然界與人類的普遍規律。

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學說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內容復雜,正確與謬誤并存,不宜籠統地肯定或否定。中國思想家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統中的一個主要要素,其活動對自然系統的演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要求人們審慎地采取行動,在調節自然使其符合人類愿望的同時,不要破壞自然,而應使人類與自然相互協調。中國古代思想強調,人類應遵從自然的普遍規律,以輔助者的身份引導自然符合人類需要的同時,要“曲成萬物而不遺”,即使萬物都能普遍的生長成遂。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把肯定人與自然的統一視為人的自覺。這些觀點,今天看來也是正確的,具有巨大價值的。其錯誤缺陷是:

第一,它忽略了物質生產這個建立、保持和發展人與自然統一的關鍵環節。中國思想家們的學說都是只重道德修養而把人的注意力從物質生產這個關鍵環節中引開了。

第二,宋儒以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方式講人與自然界的統一,夸大了其統一,而掩蓋了其分立和斗爭。從而忽視了對自然界的改造與斗爭。

第三,主張道德原則與自然原則一致,力圖從自然原則引出道德原則來是站不住腳的,把統治者的原則抬到了天經地義的高度是荒謬的。

第四,在人與自然關系上過度強調了其共同規律,忽視甚而掩蓋了它們各有其特殊規律。

由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國古代的天人協調說和天人合一說并不否認人對自然加以改造、調節、控制、引導的必要。這種學說有異于西方征服自然說的地方在于:它以為人在自然中處于輔助參贊的地位,人既應改造自然,亦應適應自然,人類活動的目標不是統治自然,而是把自然調整、改造的更符合人類需要,在此同時,必須注意不破壞自然,讓自然界的萬物都能生成發展。簡而言之,就是比較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