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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博物館范文第1篇

1、陜西歷史博物館門票是免費的，不要錢。

2、陜西歷史博物館（周一閉館）參觀的話，領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式：網上預約門票，在右手邊預約窗口取票，8點半開始取票，非常方便，因為這種方式取票人少，排隊時間不長，推薦。還可以直接排隊取票，人多，在左邊窗口排隊（不推薦）。

3、網上訂票具體方法：登錄陜西省歷史博物館官方網站。在頁面的最下方，有一個網上訂票，點擊進入。進入訂票頁面后，按照要求，首先需要登錄，登錄就必須先進行注冊。進入注冊界面，根據要求填寫信息，網上訂票是實名制的，所以必須填寫真實有效的信息。注冊完登錄即可回到訂票頁面，根據參觀時間，來進行訂票，需要注意的是：需提前一天訂票，每個身份證每日預約免費參觀門票限定1張（最多可攜帶1.4米及以下兒童1人）。門票預約僅限本周及次周，日預約量500張/天。

（來源：文章屋網 ）

歷史博物館范文第2篇

從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的創立到國立歷史博物館正式開館，其館址和隸屬關系經歷過一些變化，加上時局動蕩與經費嚴重短缺，博物館事業曾屢遭挫折。但在創業先賢們的不懈努力和苦心經營之下，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展覽與各項業務終于在艱難中起航。作為中國近代第一個由政府籌設并直接管理的國家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掀開了中國博物館事業新的篇章，也為近代文化政策的初創與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籌備期

關于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籌建，教育部當時責成社會教育司負責，并委派該司第二科科長周樹人（魯迅）勘選館址。因國子監毗鄰孔廟，內有辟雍、彝倫堂等建筑，皆與典制、學問有關，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學所用器具等，與歷史博物館的性質也很接近，遂經政府國務會議議決，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于1912年7月9日在國子監成立。教育部聘任京師大學堂文科教授胡玉縉為主任，并逐步明確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功能與定位：“歷史博物一項，能令愚者智開、囂者氣靜，既為文明各國所重，尤為社會教育所資”【參見并引自《中央紀事：歷史博物館之籌備進行》，原文載于《教育周報》（杭州）第48期，1914年8月15日】。

新創立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館址僅有前國子監衙署一座，計二百一十間，署東北隅附住房三百零四間半【數據參見“本館開館紀事”.原文載于《國立歷史博物館叢列》（第1年，第2冊），1926年12月10日出版，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部編輯，國立歷史博物館售品處發行】。博物館藏品則多系國學故物，包括周代籃、簋、尊、爵等彝器，清代祀孔禮器、辟雍陳設、國子監所存各種書版、古文孝經清代盛刻石鼓等石刻、大成殿木質模型等等。這些文物雖然珍貴，但對于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文明的國家而言，國立歷史博物館的藏品未免顯得有些寒酸。所以，籌備處成立之后，除對原有國子臨的物品進行清理、準備陳列外，開始積極到各地去搜集古物及發掘考古現場。至于“歐式博物館房合之增建，陳列器具之制造”【參見并引自《教育部籌設歷史博物館簡況（1915年8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文化），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頁】等種種擴張計劃，則限于經費的原因，并未大舉興辦。

1913年，籌備處購得洛陽出土的漢魏至隋唐時代的屋、灶、車、馬等明器，銅、石造像、墓志、陶俑和陶瓶、陶壺以及甲骨刻辭等文物。是年9月，為籌備“1914年萬國書業雕刻及他種專藝賽會”，德國米和伯博士到教育部擬借用歷史博物館內物品數件，后函送擬借物品清單（11種），并且專門聲明“物品皆用玻璃箱匣保護、標明為北京歷史博物館所藏”。11月，中國外交部致德國公函，同意其借用歷史博物館物品參加賽會；教育部同時令歷史博物館照清單將文物檢送到部，當面與德國專業人員交接，并附送展出物品說明書【參見《教育部籌設歷史博物館簡況（1915年8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文化），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頁】。這是國立歷史博物館自籌備以來首次將藏品公開展陳。

為促成歷史博物館正式成立及對外開放，1914年5月22日，時任教育總長湯化龍上《請撥國子監籌設歷史博物館呈并大總統批》，文中提到：“歷史博物館現就國子監地方籌辦……本部現正設法進行，一候籌辦完畢，自應正式開放。至文廟為尊師重地，現令籌辦處暫行敬謹兼管，將來應否開放，應俟歷史博物館正式成立后再行酌量辦理。所有呈明舊國子監業經改辦歷史博館并兼管文廟情形，謹乞大總統鈞鑒，訓示施行。”6月28日，時任國務卿徐世昌批令：“準如所擬辦理。”8月15日，《教育雜志》和《教育周報》同時刊載《歷史博物館之籌備進行》，社會對于國立歷史博物館的開放表示出期待。

1915年8月，京師圖書館組織成立，教育部即令京師圖書館館長就近兼管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亦將館員酌量減少以節約經費。1917年，因原有館址地處偏僻且屋合狹小，經教育部提議，將清故宮前部端門、午門房屋作為歷史博物館及京師圖書館的館址。后因經費不足，教育部中止京師圖書館的遷移，國立歷史博物館單獨遷入。1918年7月，教育部令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將端門、午門略加修葺，后將午門城樓及兩翼亭樓辟為陳列室，開始組織金類、玉類、陶類、石類、瓦類、磚類等陳列。午門下東西廡各三間作為辦公室，東西朝房作為貯藏室，端門城樓貯存重、大文物。

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的經費由教育部撥付。1918年，教育部規定國立歷史博物館每月經費為1000元，由部支領，其修繕、發掘、采購文物諸項臨時經費，隨時呈請報部，核實批給。但實際上，因政府經費支絀，國立歷史博物館每月經費不能按期支領，故而展覽業務并未開展，主要業務工作只是通過政府調撥、發掘、征集和捐贈等方式增加收藏。1920年11月5日，教育部頒布《第486號訓令》，派符鼎升為歷史博物館主任，改派原主任彥德為本館名譽副主任。11月10日，下發《第123號部令》，派教育部辦事員裘善元、部員龍沐棠兼任歷史博物館館員【參見《部令第123號（派部員裘善元等兼充歷史博物館館員）》，原文載于《教育公報》，1920年，第12期】。此時，在組織機構方面，除了主任主持館中一切事物之外，其下還分為5股：（1）文書股；（2）會計股；（3）庶務股；（4）征集股；（5）陳列股。各股事務由館員分別管理。

隨著館藏品的逐年增加及人員與基本體制的建立健全，國立歷史博物館于1920年11月正式成立。

二、國立歷史博物館正式

成立后所舉辦的展覽

國立歷史博物館成立之后，經費支絀，經常不能按期支領，但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并沒有停滯，調查并發掘古物、征集館藏品、制作模型和圖表等有關展覽業務的基礎性工作，均在這一時期得到推進，為展覽制度的進一步創建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一）發掘古物促成的臨時性展覽

1921年，河北巨鹿發現宋代故城，國立歷史博物館隨即派館員赴該地發掘，獲得宋代桌椅及瓷器、雜件等共計200余件物品，運回館中后舉辦了臨時展覽，并募款賑濟河南宛屬災民【統計數據源于《中華民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歷年工作簡表》，參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二十一年度報告》】。展覽開放之后，獲得了社會的極大關注。1923年2月，歷史博物館從古玩鋪購得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明代時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不久《時報》、《史地學報》等媒體便以《北京歷史博物館陳列古地圖》為標題報道了收購地圖的過程及博物館展覽的情況：“北京歷史博物館創設有年，陳列物品頗多……圖共六幅，每幅長七尺寬三尺，自第1至第5幅有利氏題句，（款用大明萬歷壬寅年，即萬歷三十年，西1601年），且有李之藻、祁光宗等跋語，而圖下又均附有注解，案史載利氏人北京見神宗，在萬歷二十八年十月，帝深嘉之，此圖蓋利氏在京時所作也。時日遷移，原圖久已不見，輾轉流入于某古玩鋪，近某外人見之，已成議購買。北京教育會會員孫君聞知其事，亟通報該館，該館出巨資購得之。歷史上之珍物，幸不留入他邦，亦幸事也。”【引自《北京歷史博物館陳列古地圖》，原載于《時報》（4月），轉載于《史地學報》，第2卷，第5期，1923年。】

調查并取得信息――調研并發掘遺址或收購古物――進行基本研究并形成展覽，這樣的工作流程在1921年至1923年間表現出制度化建設的傾向，館里工作人員的業務熟練程度也明顯提升。同時，在博物館展覽完成初步制度化建設的階段，出土文物已經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多重意義獲得了各方面的確認并經由展覽彰顯出來。1924年，教育部又派社會司科員兼歷史博物館館員裘善元赴河南信陽州發掘古物多件，以此次新出土古物“能顯出古代文明進化之痕跡，實有公開價值”，便新制玻璃柜10余架，自8月1日起舉辦專題展覽，“既不須入場券，又不限何種人，誠完全公開之展覽會也”。此次專題展覽的詳細展品包括：“（上古）石器29件，計石盤9件、石e11件、石刀5件、石斧3件、石板1件；（上古）殘陶器18件，殘陶器不知名者，4件，殘鬲足5件，殘鬲1件，紡器5件，舂器1件，殘倉2件；（上古）玉器2件，計玉塊、玉斧各l件；（上古）人骨10塊；（漢）陶器19件，計瓿4件、瓶3件、罌4件、盎1件、1件、鼎1件、壺3件、灶1件、陶倉l件；（漢）瓷器9件，計磁蓋l件、鐙5件、磁m3件；（漢）磚9件，內有一塊，刻‘永元十三年’5字，字畫尚清晰可辨，書法極古拙可愛；（漢）銅器7件，金環1件，鼎足1件，釘32件，此物因剝蝕不堪，究竟為銅為鐵，似猶有疑問；（東漢）鐵器10件，甑5件、鐵刀2件、鐮1件、斧1件、鋸1件；五銖錢63枚。”展覽吸引了各界來賓參觀，有金石家王國維、傅增湘、邵章、孫壯、金拱北等，北大古物研究所沈兼士、馬衡、顧頡剛、陳垣等，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翁文灝等10余人，兩院議員葉夏聲、雷殷等200余人，教育部羅次長以次百余人，舒矣曼、福開森等50余人，共計8000余人。

（二）博物館基本展覽體系的形成

十四年篳路藍縷之功，初步奠定了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大致規模。至1925年，歷史博物館有館合計端門1座，共9楹，為本館正門；午門1座，計正樓9楹，左右室各3楹；東西兩觀方亭4座，2座各12間。午門俗稱“五鳳樓”，舊陳有鐘鼓，博物館正式成立后，鐘鼓移至端門陳列。端門內東廡5間，舊為禮科公署，其東北為太廟右門，西為社稷壇左門，門3楹，東西向。又北，東西廡42間，均聯檐通脊，東舊為吏科公署7間，戶科9間；西舊為中書科直房6間，兵科、刑科公署各7間，又六科公所2間，余為各部院府寺監朝房，以上房間，博物館成立后作儲藏室。又北東出者日“闕左門”，西出者日“闕右門”，為國立歷史博物館旁門，又北、東、西廡各3間，舊為王公朝集之所，當時作為博物館辦公室，總計房室150余間。

因為館藏物品自身的嚴重不足，加上博物館制度建設尚處于草創階段，初具規模的歷史博物館的藏品陳列，基本按照所藏物品性質進行大致分類。當時館藏陳列物品約2000余件，共分為26類：（1）金類；（2）石器；（3）刻石；（4）甲骨刻辭：（5）玉類；（6）陶器；（7）明器；（8）俑類；（9）瓷類；（10）磚瓦；（11）木器；（12）兵器；（13）衣冠；（14）地圖；（15）畫像；（16）碑帖；（17）唐人寫經；（18）宋代精槧；（19）板片；（20）明清詔令冊命題奏；（21）試卷；（22）武試用品；（23）前代御用品；（24）現代國際紀念品；（25）模型；（26）影片。

（三）經費短缺對展覽業務的阻礙

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建立體現出一種國家意志，也確定了近代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國家集中統一管理體制。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國立歷史博物館是在一種艱難而復雜的時局下發展起來的，其本身的籌建工作從一開始便陷入了窘境。可以說，經費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博物館的籌建和展覽業務的有效開展。

歷史博物館范文第3篇

為了讓同學們增長見識、拓展視野，我們理學系數學061班精心組織了一次參觀杭州歷史博物館的活動，讓大家身臨其境，親身感受歷史留給我們的財富，同時也讓大家感受到歷史創造了現在的杭州，激發自己對于杭州歷史的興趣和熱情。 杭州是我國七大古都之一，歷史文化悠久。杭州歷史博物館展品中有國寶級文物戰國水晶杯、越窯褐彩青瓷汕燈，展出的國家二級以上文物共200余件，包括良渚時期玉石器、吳越石刻星象圖等。館內還運用各種高科技手段，展示宋代大運河沿岸模擬景觀、杭州百年老店風情等。

我們把參觀的時間選在周末，以便更多的同學參加進來。15日早上8點，我們準時集合出發，出發之前做了細致的安排，任何離開或有事的人需要通知負責人，不得擅自行動。在到達目的地之后，我我們先合了影，然后便開始參觀了。在參觀的時候，大家都很認真仔細的觀看展覽作品，參觀文物古跡，秩序井然，沒有出現大聲喧嘩等不好的現象，畢竟我們出門后不只代表自己一個人，也代表著自己的學校的形象，從我們身上反映出當代大學生的素質修養。對于大家的表現，我們都感到很滿意。杭州歷史博物館是杭州一個具有其特色的博物館，里面的作品令我們大開眼界，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我們一行人都感到受益非淺。

通過此次參觀杭州歷史博物館，同學們都了解一些杭州的歷史、文化等知識；了解杭州歷史博物館的一些館藏，也欣賞了歷史遺跡，既學到了知識，也增長了見識；同時還培養了同學們對杭州歷史文化的興趣，激發學生熱愛家鄉的情感，提高了同學們對于活動的積極性，為我們日后的學習和活動打下了一個基礎。

理學系數學0601班

xx年年12月16日

歷史博物館范文第4篇

明文嘉《松下論禪圖》扇面（圖1）紙本，縱47.5厘米，橫16.4厘米。畫面景致開闊疏朗，左邊山石間有幾竿翠竹，右側樹下石墩上一僧一俗對坐。著色幽淡雅麗，畫風工致細密，雅致秀潤，狀物入微，注意線的變化與對比。人物勾勒自然，線條轉折處松動活潑；松葉堅挺有力，小草勾勒清爽，無一贅筆。構圖完美別致。題跋“摹劉松年本，茂苑文嘉”，鈐“文水道人”印。

文嘉（1501～1583年），字休承，號文水、文水道人、文江隱吏，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文徵明次子。初為烏程訓導，后為和州學正。繼承家學，能詩，工書，小楷清勁，亦善行書；善畫山水，筆法清脫；亦精于鑒別。著有《鈐山堂書畫記》。劉松年，錢塘人，宋淳熙間畫院學生，至紹熙時升為待詔，他的畫深受李唐的影響，工麗而不呆板。唐代禪宗興起，其教義要求自身與自然結合為一體，希望從自然中吮吸靈感，來擺脫俗事的羈縻，獲得心靈的解放，所以反映林間論禪成為宋代畫家的一個重要內容。此圖為摹劉松年本，從中可見劉松年的畫風。

明項元汴《蘭竹圖》扇面（圖2）紙本，縱48厘米，橫17.5厘米。畫面以簡靜的布局，率意的筆致，得心應手地揮寫出了蘭竹清氣襲人的情韻。布局疏朗，蘭草舒展飄逸，風致翩翩，線條流暢而富有彈性。題跋“楚畹清風涌筆端，十年客路與盤歡。一叢落寞依人后，羞把芳心供世看。乙亥長夏寫，項元汴。”鈐“子京”印。乙亥年即萬歷三年，即1575年。寫意蘭竹，往往是士大夫畫家適興寄意之作，即不以形求工，先觀天真，后觀筆意，相對忘筆墨之跡，方為得趣，以高度凈化的形式，表現出物象天趣及高風雅致，以喻君子的品格。

項元汴（1525～1590年），字子京，號墨林、墨林山人、退密齋主人等，浙江嘉興人。精鑒賞，富收藏。書法學智永，山水學黃公望、倪瓚，溫醇疏秀。墨竹梅蘭，天真淡雅，饒有逸趣。為吳派名家之一。著有《蕉窗九錄》。

明末清初徐枋（《溪山林亭圖》扇面（圖3）紙本，縱38.6厘米，橫17.7厘米。畫面遠處山巒重疊，近處山坡林蔭臨溪處掩映著一所柴籬小院，小橋上一人弓身策杖而歸。畫作布局平衡，不事奇異，但其更傾向于含蓄的內心體驗，自然風物只不過是聊以寄托心志的對象，因此具有一種簡潔單純的象征性。

徐枋（1622～1694年），字昭法，號俟齋、澗叟、秦余山人、雪床庵主人，江蘇吳縣（蘇州）人。崇禎十五年（1642年）舉人。明亡后避居吳江、無錫一帶，康熙二年（1663年）隱居于天平山麓上沙村，以賣畫為生，守約固窮，四十年如一日，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稱海內三遺民，其氣節極受時人器重。工詩善書。山水師董源、巨然、荊浩、關仝，亦宗倪瓚、黃公望，用筆工整，墨氣明凈，善寫芝蘭。徐枋筆墨雖與吳門畫派一脈相承，但變吳派的細筆為禿亳，以披麻皴點笞，皴染明凈，別有一種蒼莽荒率之氣。

清姚元之《山水》扇面（圖4）紙本，縱52厘米，橫17.5厘米。畫面左面江水邊，秋風揚波；溪邊為一亭，亭邊秋林茂密。用筆空靈恬致，寥寥數筆，神形畢現，別有一種柔和、蘊藉、閑逸的韻味。題跋為“道光乙未閏月既望奉省厓相國鈞鑒，晚姚元之”，鈐“姚元之”印。道光乙未年即1836年。

姚元之（1773～1852年），字伯昂，號薦青、薦青居士、竹葉亭主，晚號五不翁，安徽桐城人。嘉慶十年（1805年）進士。授翰林編修，升侍講，官至左都御史。工書善畫，行草得法趙孟頫，山水畫近華喦，善畫白描人物。

清初胡玉昆《溪山秋思圖》扇面（圖5）紙本，縱50厘米，橫17.4厘米。畫面上一派溪山秋色，溪岸古樹多已凋零，崎嶇小徑上一騎驢者在沉思，流露出孤獨傷感的情懷。畫面彌漫著空靈淡蕩之氣，體現了胡玉昆所繪山水“善用空”“虛無縹緲”“咫尺千里”之態的特點。

胡玉昆，字元潤，一字褐子，號褐公，上元（南京）人。明末清初，胡氏一家是南京畫壇上的佼佼者，胡宗仁及其弟胡宗信、胡宗智均取法元人，特別是黃公望與王蒙，他們均活動于明末。胡宗信之子玉昆、士昆等亦皆擅畫，其中以胡玉昆聲名最著，他從藝活動主要在清初。

清張祥河《古松圖》扇面（圖6）絹本，直徑24.6厘米。繪一岸松，莖干虬曲，槎牙勁削，枝葉茂密，松塔倒掛，凌空倚勢。力求表現耐寒抗冰雪的堅貞之性及在艱苦環境中頑強生長，屈曲求伸，仍然不移其性的可貴品質，也是作者自我人格的隱喻。

作者張祥河（1785～1862年），原名公瑤，字元卿，號詩舫、鶴在、法華山人。上海松江人，善花卉山水。

清劉德六《秋實圖》扇面（圖7）紙本，縱51.5厘米，橫18厘米。圖繪秋菊、海棠、瓜蔬、秋蟲，秋意蕩漾，一片豐收祥和的景象，反映了收獲的喜悅。設色明麗，如優美之和弦，輝煌而深沉。題跋為“甲戌夏四月子和劉德六”。甲戌即同治十三年（1875年）劉德六身故的那一年所繪。

劉德六（1806～1875年），字子和，江蘇吳江人。禹之鼎弟子。花卉、翎毛、草蟲、果蔬均妙，偶作山水。

清包棟《樹下高士圖》扇面（圖8）紙本，縱25.5厘米，橫16.5厘米。畫山間一長者傍樹而臥，題跋“拂拭石二月，逍遙口袁琴，戊午新秋寫，奉靜口仁兄司馬大人正，子梁包棟”，鈐“子梁”“包棟”二印。畫面清雅，人物衣折古雅。戊午年當為成豐八年，即1858年。

包棟，字子梁、子良，號近三、苕華館主，浙江山陰（紹興）人。所作山水，格調清新，花木筆意秀逸。在改琦、費丹旭兩家外，別樹一幟，從藝在清道光、成豐、同治間。

清何維樸《山溪幽居圖》扇面（圖9）紙本，直徑21.5厘米。采用高遠法，山腳下可見溪塘小橋，溪岸高坡樹叢中坐落著數間茅屋。皴法為披麻皴，用筆輕柔秀潤，峰巒澗壑、竹籬茅舍都融化在清潤的筆墨境界中，大自然于親切溫和中透著雄峻，于平淡靜謐中顯示著—種出塵的高雅之趣。

何維樸（1844～1925年），字詩孫，晚號盤止，一號盤叟，又號秋華居士、晚遂老人，湖南道縣人。清代書法家何紹基孫。同治六年（1867年）副貢。宮內閣中書，清末任上海浚浦局總辦。晚年寓居上海集梓山房，以書畫自給。其畫述祖法，學婁東派，以山水見勝，筆法嚴整，意境深遠，富于書卷氣。

清任頤《臨江垂釣圖》扇面（圖10）圖寫江天寂寥，水天一色，淺灘沙渚，蘆葦叢生，江邊一童子臨江垂釣，畫風奔逸。

歷史博物館范文第5篇

“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這是著名唐代詩人賈島的詩《尋隱者不遇》，將這句詩洋洋灑灑地用行草書寫在藥罐上是再合適不過了。詩中隱者以采藥為生，濟世活人，隱逸云山，遠離喧囂浮躁的鬧市，與青松為伴，與童子相依。詩中表達了賈島對隱者的欽慕之情。這種含蓄的詩文表達方式，常常被書寫在磁州窯的瓷器上，形成別具一格的陶瓷裝飾。

磁州窯蘊含的醫藥文化

在邯鄲市博物館，我們看到了幾個保存完好的藥罐，上面的“木香順氣丸”、“神芎丸”，字體斜著書寫在藥罐上，字體少的兩邊還用牡丹花、梅花點綴，整體布局舒朗有致，賞心于人。另有一件是私人收藏的晚清民國時常用的霽藍色釉的藥罐，為了令字跡更突出，在藍釉上施了一層磁州窯常用的白色化妝土，上書“仁林藥材局自制”字樣。

這些藥罐一般都是當時藥鋪定燒的產品，書寫著各種各樣的藥名。它們整齊地擺放在柜臺上，什么藥一目了然，為藥鋪帶來了一道不可多得的風景。人們再從藥罐中聞到散發出的陣陣藥香，藥未吃病就先好了一半。

陶器貯存藥物和煎蒸藥物的良好習慣，可追溯到新石器時期，但那時只是單味藥，沒有復方藥，更沒有成藥。到了宋代，王安石于熙寧九年（1076年）在京城開封創立了一所太醫局賣藥所（又名熟藥所），專門出售成藥和中藥飲片。成藥比生藥更便于醫生和病人掌握使用，這是我國醫學的一大進步。

既然成藥出現了，宋代又是瓷器繁榮時期，所以宋元時期瓷質藥罐也就應運而生了。瓷器貯藥，置久而不易變質；用它來煎藥，也不會發生任何化學反應，明顯優于銅、鐵等各類器皿。但瓷器易碎，保存下來的已經不多了，所以這些壇壇罐罐在當今都是非常珍貴的文物，為我們了解當時的酒文化、藥文化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陶瓷的運用更是十分廣泛，比如盛接小便的溺器虎子、講衛生的唾盂、吃飯用的飯碗，都是陶瓷用品，其優點是釉面光潔，容易洗刷和不易沾污，這些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清潔衛生類文物，反映了我國人民自古以來形成的衛生習俗和良好的生活衛生習慣，對個人衛生、環境衛生都大有裨益。

此外，瓷枕的制作和使用反映了心靈手巧的窯工來自于生活經驗的智慧。雖說古人用的枕質地多種多樣，有木、棉、石膏、蕎麥皮芯等等，但惟有瓷枕夏季用時最為涼爽、舒適，人們枕在腦下，其高度、弧度正好符合人體頸椎的生理曲度，由于是瓷質的，也不易使頸下出汗過多捂出痱子，比較講究醫學衛生。

磁州窯文化與中醫傳統文化如影隨形，伴隨著風雨坎坷一路走來，曾經輝煌過，也曾經衰落過，但始終追求爐火純青的境界，這一點從未改變過。

龐大的磁州窯系

磁州窯是指古磁州范圍的窯場，地處河北省磁縣內西南部，西北距邯鄲市峰峰礦區彭城鎮約25公里，南與河南省安陽縣緊鄰，距縣城約40公里，位于漳河岸邊，地貌上屬太行山東麓山前丘陵地帶。據《隋書》卷三十《地理中》：隋“開皇十年（590）置慈州”，唐代改為磁州。磁州窯便因此而得名。

古代文獻中所指的磁州窯，創燒于齊，發展于隋、唐，繁榮于宋元，明清以后還在燒造，包括了位于漳河流域的觀臺、冶子、東艾口等窯址，以及滏陽河上游的彭城和其相鄰的瓷窯。它是宋代以來興盛于中國北方廣大地區的民窯之一，風格上簡約質樸、粗獷奔放，曾經影響了河南、山西、山東、內蒙等地廣大窯場，形成了一支龐大的“磁州窯系”，可見其分布區域之廣，影響之大。同時，在廣泛的生產傳播中，磁州窯的技藝還影響到了朝鮮、泰國、越南、日本等國，至今，在美國、英國、日本等博物館都有磁州窯的精品收藏，影響極其深遠。

“磁州窯”是包括了北方廣大地區的許多窯場，形成了一個系列。這些窯場燒造出有相似主體風格又各具特色的瓷器，他們使用相似的原材料、相似的制作工藝，生產出器型相近的民用瓷器。然而這眾多的窯址大多未被古代陶瓷文獻所記載，因為它們都是當年生產日用器物的民窯，由于地理位置遠離當時的政治中心，所以歷來不受皇家重視，但也恰好奠定了其灑脫、自由奔放的民窯特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樸拙粗獷的格調，深受市民階層的喜愛。

一代名窯的誕生

通常制作陶瓷的地方，都必須具備一定的自然條件，即制瓷原料、水源和燃料。磁州窯制瓷用的料，自古以來就取用當地所產的大青土。大青土中含有較高的鋁、鐵和鈦，呈青灰色，燒成后呈褐色或較深的灰白色，且大青土是半硬質料，易于加工粉碎。

水源也是必不可少的，觀臺窯、冶子窯、彭城窯分別鄰靠漳河和滏陽河，滏陽河屬海河水系，有船直通天津和北京。豐盛的水利資源，既是制作陶瓷的重要條件，同時也為磁州窯產品的對外輸出提供了便利條件。

此外，磁州窯地區的“大青土”是高嶺石復礦黏土巖，是與煤層伴生的，這種黏土礦，絕大多數附存于煤層直接底板及煤分層夾石中，少數情況產于煤系的其他層位。瓷土和煤相疊而存在，有瓷土的地方就有煤。豐富的煤礦資源為陶瓷燒造提供了有力的燃料保障，成為磁州窯陶瓷得以發展和繁榮的重要物質基礎。豐富的自然資源，再加上勤勞、睿智的廣大磁州窯地區的人民，可謂天時、地利、人和，這樣便成就了質樸且極具生命力的一代名窯。

北宋瓷業的繁榮

北宋時期是我國陶瓷業發展的鼎盛時期。為了制銅錢貨幣的需求，北宋禁止民眾使用銅器，從而促進了瓷業的繁榮。此外，隨著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北宋時城市食肆、酒肆、茶館、藥鋪等迅猛發展，使得社會需求增加，推動了磁州窯陶瓷的發展和多種器型的需要。

我們從以往考古發掘和傳世的磁州窯瓷器中不難看出，古代磁州窯瓷器的藝術之美，首先是力求使用功能的美，即滿足生活的實用需要，所以它的器型琳瑯滿目，不僅生產過去已有的器型，新的器型也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然后再將生活中積累的多種工藝技法裝飾到日常生活用瓷中，使得磁州窯瓷器不僅具備了使用功能，還具有一定的欣賞功能。

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離不開的茶具、酒具、藥罐中，都能尋到磁州窯的蹤影。在大英博物館收藏著一件明代磁州窯白胎棕色護釉裝飾的酒壇，開光書寫著“池玉夜紫府瓊漿瑤”、“羊羔酒”，還有類似于祝酒詞的“長將好事于人”書寫在酒壺上。

1元代?書“木香順氣丸”藥罐（邯鄲市博物館收藏）

2元代?書“神穹丸”花款藥罐（邯鄲市博物館收藏）

3清代?書“仁林藥材局自制”藍釉罐

4清代?書“尋隱者不遇”詩藥罐（北京中醫藥大學博物館收藏）

5宋代?磁州窯白地黑花嬰戲紋枕（磁縣博物館藏）

6宋代?磁州窯白地黑花童子垂釣圖枕（私人收藏）

7民國?五彩山水紋枕書“清香美味”（私人收藏）

8清末?白釉黑彩匍匐童子枕（私人收藏）

9清末?黃釉褐彩貓型枕（北京中醫藥大學博物館收藏）

10金代?書蘇軾《如夢令》詞八角形瓷枕（中國磁州窯博物館藏）

11金代?磁州窯虎形枕（中國磁州窯博物館收藏）

12民國?五彩松鶴紋唾盂（私人收藏）

13民國?圓形帶系黑釉便壺（私人收藏）

14明代?鐵銹花大酒壇（大英博物館收藏）

15金代?白地黑花梅瓶（中國磁州窯博物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