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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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雜文范文第1篇
李敖的雜文在吸收和融匯前代雜文作家尤其是魯迅雜文的方面是下過功夫的,并且能夠呼應時代潮流,以開闊的眼界、傲然的骨氣、凌冽的風格直面現實,為人民代言,為歷史“立此存照”,敢于抨擊統治者的昏聵,以及知識分子自身的雙重人格,這些都是魯迅雜文風格的集成和發展。雜文戰斗性就是其“力量”的生動反映。但魯迅和李敖的力量又有所區別。
李敖是一個想說就說、特立獨行和放蕩不羈的文人。他說魯迅可議、可檢討、可批判之處太多了,而說魯迅的文章很別扭,文字很可疑,文風不好,有兩點原因:“第一,它是從中國的舊文學出來,就是所謂包小腳,小腳揭開了,可是那骨頭里面,還是碎掉了,所以揭開了以后呢,還是有那種舊文學的底子,一些白話文有的時候不能夠脫胎換骨;另外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的文法、日本人的文字影響了魯迅,這兩個原因使魯迅寫出來一種很別扭的白話文。”[1]李敖認為:“魯迅的文章寫得實在不夠好。”他說:“如果是偉大的文學家,就不應該寫出來這么多奇奇怪怪的魯迅式的中文,尤其魯迅沒有寫過長篇小說。”[2]對于這一說法,我們不敢茍同。
一、狷狂與沉穩
凡是認真看過魯迅作品的人都知道,魯迅的語言是自成一體,別具特色。李敖說:“這種風格我無法解釋它,我只能推斷說,他是接受了那種發雜反復的日本文法、日本語文結構的影響,再加上這種生吞活剝出來的中國的文言文的結構,兩個里面混出來的魯迅的文體。”[3]李敖這樣分析魯迅文章的語言風格,表面上似乎有幾分道理,其實他并不真正懂得魯迅的文法。
魯迅的文字,因為產生于白話文剛提倡的時代,所以自然會有些生硬,這一點我們不能用現代的眼光來對魯迅進行苛求,而事實上正是魯迅他們這一群的勇士竭力提倡白話文,才會有今天行云流水的美麗文字。魯迅的文風,應該說是有時代烙印的。魯迅出生在19世紀初,科舉仍然是讀書人正統的出路,青年魯迅也不例外,他曾經苦學過一陣八股文。研究魯迅的學者曾經說:“他那樣肅殺的文風,我一度以為是他個性索然,后來方明:是那樣的現實環境逼出了那樣的文風,甚至可以說,是那樣的時代需要那樣的文風,他正是用那樣的文風忠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黑暗。”[4]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樹起了一座偉大的文學豐碑。魯迅的語言風格是獨特的,獨特到別人難以模仿的程度。沒有扎實的知識做底子,就算是模仿,也只能是鸚鵡學舌,得其表而難入其里。我認為,魯迅的文章,犀利辛辣,深層厚重,張力到點,辯證到位,激憤中不乏調侃,嬉笑中不乏凝重。僅從語言形式來看,魯式文法最大的特征,就是“橘子的結構”給人一種沉實穩重、張弛有度、內斂之感。而這種沉實穩重正是李敖所缺乏的。魯迅是罵人的高手,但不會裸地去叫罵。有時候,被罵的人往往被罵過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回過神來,知道自己被罵。像“有本事你娶幾個漂亮的女人給我看看啊”、“夠膽你了衣服讓我瞧瞧呀”、“就是像你這樣的畜生啦”、“你才是混蛋呢”這種李敖認為最正投的中文罵法,太直截了當,沒有半點美感,無異于潑婦罵街,魯迅是斷然不會用的。偉大的文學家這樣罵,就不夠偉大了。這樣一罵,不夠文明不說,而且也失去了魯式文法的特征,罵人的力度更是一落千丈。
二、投槍和匕首
李敖和魯迅都以一個不饒恕的斗士面目面對現實社會和民族傳統,都有豐富的歷史知識,都采用了“詼諧”的語言將傳統納入敘事的游戲中。詼諧可以是熱情的參入、介入的現實,可以帶有攻擊性。中外文化史都證明著一個基本的事實,當人民的聲音被壓制著的時候,人民就不得不通過幽默和諷刺來表達自己。李敖看來深受魯迅的影響,他的尖刻也絲毫不遜于魯迅,他也常將歷史人物、神話故事、掌故、新聞和現實人物并置雜列,借此顛覆官方的正統文化。李敖的文章亦具有一點詼諧的風格,但這種詼諧風格并不能嚴格地稱為“詼諧風格”。
魯迅和李敖的雜文應該同屬于精英文化范疇,如果從官方的角度出發,他們也應該歸為具有民間性的文化,尤其在魯迅的雜文和小說里,雜糅了許多民間俗文化,比如女媧的故事、精衛填海的故事,在《無常》、《社戲》、《阿Q正傳》中,紹興民間戲的運用都滲透著純粹的民間內涵。正是這些民間內涵和官方的正投文化形成了沖突,也使得作者個體充滿了一種自由狂歡的體勢,這自由狂歡的體勢以不可阻擋的姿態與正統的官方意識形態形成對峙,構成了內在張力,而魯迅似乎正是從這些狂歡的鄉村場景中吸收了本源精神,正是這種深層次的人生體驗和生命感受,使得魯迅的小說和雜文均有了“詼諧文化”的內涵,也使得人真正達到了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氣勢,在他的詼諧語言中明顯滲透著個體孤獨感和悲劇氛圍。但李敖的雜文并沒有達到這樣的意識深度,它的詼諧還停留在一種表面的語言工具認識論上,他只是將罵人、奇聞怪事作為一種增加謾罵力度的手段,并沒有很深厚的人生體驗和思想深度,因此他的詼諧或許只能稱得上巴赫金所說的一種諷刺體文章,“一種諷刺性作家只知道否定的詼諧,而自己置于嘲笑的現象之外,以自身與之對立,這就破壞了從詼諧方面看待世界的角度的整體性,可笑的(否定的)的東西成了局部的現象”。“李敖的文章即是這樣,他不能從世界的整體,從歷史的深度去看待問題,他對太無奈的認識,對中國人的批判都帶著一種極端片面的認識,因此他的詼諧語言就成了一種是真的夸張,他的語言太直白,近乎大街上的叫罵,失去了詼諧固有的內在品質,使得其文本呈現出一種戲劇色彩”。[5]
真正的“詼諧風格”應該涵蓋以下兩方面:一是具有悲劇性;二是要有隱喻性。魯迅《阿Q正傳》里就有這樣一個場景:阿Q唱:“手執鋼鞭將你打……”圍觀的群眾大喊:“好!”在這樣的狂歡場景中,不乏詼諧風趣,但其內在已經滲透出無法排遣的悲劇色彩,在這笑聲中,我們已經感覺到了個體的悲劇命運。李敖的雜文卻并不存在這樣的一種“詼諧”,有的只是謾罵和侮辱。魯迅說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斗,真正的戰斗需要歷史理性,需要深度,真正的詼諧包涵著很深的人生體驗。因此具有詼諧風格的作家,像魯迅,就精心地選擇題材,他絕不會泛濫地尋找罵人材料,盡管魯迅也和梁實秋等人展開面對面的筆戰,但是在其中魯迅傾注了自己對社會人生的獨特理解和體驗,因此他的筆戰也就超越了筆戰本身。許多歷史題材、民間軼事、典章制度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排列,但是優秀的作家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安排這些事物,在這些詞匯的背后,他們將自我意識傳達出來,即通過一種隱喻的象征形式將事物的真實面目表現出來。因此這種詼諧風格就包含了事物的雙重甚至多重景觀。如在《秋夜》中那樣,魯迅不是將詼諧建立在一個固定的形式上,而是將其建立在一個象征的平臺上。李敖的雜文缺少了這樣的深意,他只是想通過自己的文章罵倒對手,他也承認自己的文章別無深意,或許有時李敖僅僅是滿足于一種感官上的愉快,只是為了單純的文字炫耀。
三、結語
李敖的文章缺少重建意識,雖然他在傳統中成長,但他沒有什么根基,他對歷史傳統的激烈批判結果是形成了,使人不僅對民族歷史的過去產生絕望,而且對它的將來也毫無信心。他的諸如對中國“國民性”,以及政治制度和文化秩序的批判并沒有超越魯迅和。在《由說起》、《長袍心理學》中,他只是復制并夸張了魯迅等人的歷史意識。梁啟超、魯迅等人提出:“國民性是基于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國由傳統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國民身上自然遺留了許多傳統的痕跡。”因此對國民性的批判是魯迅等人訴求現代性的體現。李敖生活的時代已經是臺灣轉型過渡到現代性社會,李敖對“國民性”的再次批判顯然缺少理性。李敖對現代傳媒和信息技術的運作流程非常熟悉,他知道大眾的趣味,經常制造聳人聽聞的言論。只要稍稍有人贊他兩句,他立馬就和那個人成為好朋友,而一旦有人罵了他幾句,他必是對之加以報復,就連與他離婚的老婆胡茵夢女士他也不饒恕。或許李敖稱得上是真正的罵人斗士,他無畏專制政體數度入獄,但是他卻算不得一個思想家。
總之,魯迅與李敖是中國雜文史兩個不同時代的路標,一個指向獨立富強,民族覺醒;一個指向民主自由,清明政治。身處逆世,他們不約而同選擇雜文為共同的武器,一個高屋建瓴,站在民族視野的最高處,為我們剔除一個古老民族身上的膿瘡;一個身體力行,夢想在海島上回到那浪漫的古典的道德世界。魯迅和李敖都是他們所處時代的總記錄者。魯迅的文章被誤讀多年,而李敖的文章也不曾為所謂的正統文學界所承認。通過對兩人雜文文風的分析比較,我們能跟真切地體會到這兩位雜文史上巨人的息息相通。
參考文獻:
[1][2][3]李敖有話說.鳳凰衛視,2005-8-4、5.
魯迅雜文范文第2篇
首發式上，煌煌百部著作，呈螺旋狀疊置于主席臺，放眼乍望，蔚為壯觀；歪頭細看書脊，哎呀，全是我耳熟能詳的作者，有的是令人欽佩的大師，也有摯友、泛交和神交已久而未曾謀面者。這里面，可蘊藏著從他們一輩子創作中遴選的精品。開本小，七萬五千字，可入衣袋，床上路上馬桶上，均可順手拈來隨意瀏覽。封面，色澤、圖案淡雅而清新；紅色“中國雜文”四字凸顯文體，透出大家風范；“某某某集”，漆印隸書，大氣而莊重。紙質，堪稱上乘。版面以長宋體排字，清秀悅目。看到如此一套好書，喜愛之心油然而生。贊美主編劉成信先生和吉林出版集團總經理胡維革先生的犀利眼光、艱辛勞作和不凡魄力！作為其中一個小小作者，本人深感榮幸。
吉林出版集團贈予與會作者每人兩本別的作者的集子，給我的其中一本，居然是親密好友徐懷謙的。懷謙于2012年8月22日不幸去世，我拿到樣書，真是感慨萬千——他不能跟朋友們一起出席這個首發式了，但這書便是對他的最好紀念。懷謙靈魂有知，當感謝出版者的策劃、編輯和所有為此書付出智慧和勞動的人。
雜文寫作者甚眾，然而雜文及其作者在文學圈內被嚴重邊緣化。出版這樣一套大規模雜文叢書，是提高、擴大雜文和雜文作者影響力的一個實打實的可貴努力。
雜文不被看好，原因挺多，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文學圈內不認可，認為雜文非文學，連作協領導潛意識里，或許也存在如此因素，表現是中國作協設立了各種文學樣式的專門委員會，如小說委員會、詩歌委員會、散文委員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兒童文學委員會、軍事文學委員會、影視文學委員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等，這里單單缺失的，是雜文委員會——據說理由是“雜文屬于大散文”，歸“散文委員會”啦。怪了啊！如果說報告文學、影視文學、文學理論批評等樣式比較獨特的話，兒童文學、軍事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等，不管以小說、散文或者詩歌面目出現，不都屬于“大文學”嗎？為什么它們能單獨成“專”成“會”呢？又，既然雜文屬于散文，為什么魯迅文學獎倒分成“雜文”和“散文”兩種樣式？而且規定統共五本獲獎書，硬要散文評四本，雜文評一本？弄雜文者大大多于寫散文者，為什么不是雜文評四本，散文評一本呢？上述現象，首先在邏輯上便說不通。這在某種程度上打擊了雜文作者創作的熱情和積極性。
第二，我認為在雜文人自身。很多號稱雜文者，確實并非雜文，很難令方家以之當文學作品對待。把雜文弄成干巴巴的新聞評論者有之，抄一個小故事，末尾稍議一兩句，或者搜集幾段語錄之類，全冒稱雜文，如此偷懶和不爭氣，還想叫人家看得起雜文，難！雜文自有雜文的味道，其主要特征為“藝術性議論”——此所以有別于其他議論，而堪入文學堂奧者也！去除議論的藝術性，等于扼殺了雜文。有人還把寫不好雜文歸咎于大環境，這是拉不出屎賴茅房！魯迅處境怎么樣？人家在風雨如磐般境遇之下，不但創造了雜文這一文體，也創作了大量不朽雜文，遂成一代宗師。王蒙說“中國如有五十個魯迅，我的天，會發生地震”云云，那是囈語、假說、胡說，拿根本不可能的事說事兒。我常想，假如今天有一個半個魯迅，且看文學圈那些老爺，敢不敢小覷雜文！所以，咱們既然自稱弄雜文的，即須寫出多彩多姿、像模像樣的雜文。魯迅翁的造詣，咱們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總成吧！劉成信先生和吉林出版集團策劃、出版這一大套書，對咱們絕對是一個大鼓舞，其中不乏精品，咱們只有加油且加餐，慢讀細研，取各家之長為己所鑒，促使自己也寫出一則半篇好作品！
魯迅雜文范文第3篇
我喜歡雜文，始自拜讀魯迅先生等大手筆，聶紺弩、唐、王力等先生們的雜文讓我愛不釋手。我對有人稱雜文是“雕蟲小技”不以為然，魯迅先生所以被稱為偉大的思想家，主要是他的雜文創作成就。魯迅先生的雜文，表達了一位偉大思想家對社會、對時代、對人性的剖析與判斷，展望并預言歷史走向；與其簡單地認為先生是由進化論到階級論毋寧說他的思想是順應了社會發展潮流。先生曾說：“不錯，比起高大的天文臺來，‘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來看，是渺小，污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已，卻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不論是時期，還是和平建設時期，應該說，雜文都沒有辱沒自己的使命，它對時弊的抨擊，對振奮民族精神，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反應。以近些年一些社會丑惡事件來說，關于鄭州張金柱駕車撞人案，關于孫志剛無居住證被民警打死案，山西黑煤窯童工案……等等，雜文一直窮追猛打，終于討回公道，這是雜文的題中應有之義，諸如此類我感到欣慰。
我還特別欣賞關于雜文風格流派多樣化的倡導，風格流派的百花齊放不僅能夠繁榮雜文創作，而且能滿足廣大讀者多種閱讀興趣。雜文，可以是雜感時評，筆記隨想；可以是序跋點評，書信日記；也可以是故事寓言，曲藝短劇；可以是格言警句，三言兩語；可以反話正說，弦外之音；也可以是寓莊于諧，詩詞曲賦……不論是什么形式，什么風格，萬變不離其宗，對假惡丑要嘲諷，要批判，要鞭撻，幽默與辛辣是雜文的必備元素。如劉征先生的說唱體的《“幫”式上綱法》、故事體的《莊周買水》、元曲體的《武大打虎》、杜撰曲《蝴蝶劫》等，閱讀起來形象鮮明，有滋有味；再如諶容先生的《活著的滋味》有小說的特點，通過幾個不同觀念者的對話，表達了對人生的感慨；如賈平凹的《辭宴書》則是以書信的形式表達對當前某些官員酸腐作風的嘲諷與批評；黃一龍先生的《評注“年譜”(大綱)》以年譜的形式，鞭撻官員之腐敗；魏明倫先生的《小鬼補白》以一問一答形式，表現作者對當今社會一些現象的看法……
也許是由于時間的限制和學術研究的緣故，我喜歡寫點“筆記體雜文”。筆記原是我國古代以零星雜錄的方式所寫的散文，又稱“漫錄”、“隨筆”、“小品”、“札記”、“筆談”、“叢語”、“雜識”等等。筆記短小精悍、生動活潑，因其文字清奇而成為雅俗共賞的一種文學體裁，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可以說源遠流長。短小似乎是它的天性，瀟灑是它的特色，雋永是它的風姿。筆記體文學不拘一格，自由灑脫，包羅萬象，形散神凝；質樸自然，意趣詼諧，“筆記體雜文”繼承我國筆記體文學的優良傳統又有時代創新，溶思想性與藝術性于一爐。現代人忙碌，無暇長篇大論，因此我提倡寫點筆記體雜文。
魯迅雜文范文第4篇
有人說如果不是因為考試等必需因素，沒有人會將魯迅的雜文讀上四五遍，可我已經記不清讀過多少遍了，至今還在讀著，而且必將永遠地讀下去。每次閱讀，總有感悟，我不知道我讀懂了多少，只知道我一次比一次懂得多，每次，都有一種酣暢淋漓的感覺。不是矯情，不是做作，而是真的和魯迅，我眼中最偉大的作者交流。
我懂得越多，就越知道他的偉大。有人居然說，他是靠罵街出名的，我覺得這是對魯迅最大的侮辱。有人看林語堂，看余秋雨，看張愛玲，不愿看魯迅，說是討厭那種壓抑的氣氛，那種積血的悲哀。記得豐子愷有幅漫畫，名字叫“一肩擔盡古今愁”，我總覺得，那就好像魯迅，也只有魯迅，才配得上這樣的名字。魯迅是一座凝聚的大山，他托起的是民族，而不是個人的名利，或是寫作的樂趣。
魯迅的生命，消耗在不停的斗爭中，和劊子手斗，和幫兇斗，和偽君子斗，和御用文人斗。魯迅好像并沒有為自己活著，這是種偉大，是一種至今還沒有任何人可以比擬的偉大。
魯迅雜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 魯迅 翻譯 翻譯批評
魯迅從事文學活動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文學為武器來進行“文明批評”的“社會批評”，因此，他的大多數文學作品都可以視為廣義的批評文字。魯迅的文學批評觀，無疑是與他的廣義的批評活動相聯系的，因此，在魯迅的文學批評觀中，同樣顯示了一種社會功利性的價值取向。文學批評的對象具體為文學作品，因而文學批評并不等同于廣泛的社會批評，但魯迅對文學批評的提倡，對文學批評諸多問題的論述和闡釋，都明顯地蘊涵了他為使文學更健康地發展，為使文學更好地承擔起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目的。
一
魯迅十分重視文學批評的作用，他認為，“文藝必須有批評”（《花邊文學?看書瑣記（三））》，“必須更有真切的批評，這才有真的新文藝新批評的產生的希望”（《文藝批評?譯者附記》）。這里，魯迅是把文藝批評與文藝創作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來看待的。對于讀者來說，“真切的”文學批評是必不可缺少的。文學批評對端正讀者的欣賞態度，培養讀者健康的欣賞趣味和鑒別香花毒草的能力，負有重要的責任。
文學批評之于文學發展的意義是體現在各個方面的，不僅文學作品內容的好壞需要有正確的真切的批評來加以匡正、提倡、引導，而且文學的“形式的探索”除“必須藝術學徒的努力的實踐”外，“理論家或批評家是同有指導、評論、商量的責任的”（《且介亭雜文?論“舊形式的采用”》）。魯迅曾對一段時期翻譯作品質量不高的現象作過分析，他認為，這除了翻譯工作者本身應負責任外，“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準風月談?為翻譯辯護》），“翻譯的路要寬，批評的工作要著重”（《花邊文學?再論重譯》）。翻譯雖不同于創作，但在這塊“空地”上，也“會生長荊棘或雀麥”，因此同樣需要“有人來處理，或者培植，或者刪除，使翻譯界略免于蕪雜，這就是批評”（《花邊文學?再論重譯》）。總之，凡有文學的地方，凡與文學相關的問題，都必須有文學的批評。
文學批評的任務不僅是指批評家對作家作品的批評，還應該包括作家的“反批評”。魯迅指出：“批評者有從作品來批評作者的權利，作者也有從批評來批判批評者的權利”（《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的關》）。“批評如果不對了，就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花邊文學?看書瑣記（三）》）。這種“反批評”，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是特別重要的。用魯迅的話來說：“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魯迅還指出，“讀者渴望批評，于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于讀者，至少對于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涂，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二心集?答北斗雜志社問》）。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話，而看看可靠的外國批評家的評論”（《而已集?讀書雜談》）。這里顯示出的正是魯迅的一種“反批評”的精神。
二
魯迅充分意識到文學批評的重要性，同時分明看到了文學批評現狀的不盡如人意，因此，魯迅才大力提倡“更有真切的批評”。也就是說，文學批評要能擔負起引導讀者、為作者提供借鏡、促進文學健康發展的任務，“真切”二字，是批評所不可缺少的。所謂“真切的批評”，從批評家的角度而言，首先指批評家應抱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的批評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