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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女》的姚家比《金鎖記》的姜家還闊氣,像極了《紅樓夢》的縮影,老太太、老姨太太、大爺、二爺(殘疾)、三爺(浪蕩子)。每一房底下分派“四個老媽子、兩個丫頭”。而大房、三房的奶奶都有陪嫁的下人。大爺、三爺學洋文,家里請洋教習,偏是兩個紈绔子弟,洋教習也樂得清閑無事。大家庭里雖有賬房管理財務,但也因三爺弄錢胡亂花用而導致寅吃卯糧。
七巧生了一雙兒女長安和長白,銀娣則省略到只剩下一個兒子“玉熹”。媳婦芝喜改成一名“相貌不好”的小姐,同樣受盡婆婆的嘲虐,日久積郁得了病。銀娣稱贊丫頭冬梅是人呆有福氣,一白遮三丑,又有宜男相,主張將她收房。當冬梅生下第三個孩子時,可憐的媳婦飲恨死去。前作中的丫頭借兒子扶正,不上一年就吞生鴉片自殺了,這是曹七巧使壞的結果:當然冬梅還算好命,生下一群孩子后,到了文末還尚能健在。
談及女人與自己心儀的男子之間,《金鎖記》中七巧在婆家主動季澤.花心大少因顧及親人和對方個性關系而不敢冒險。到了《怨女》卻更進一步,在浴佛寺中替老太爺做六十歲陰壽時,銀娣與三爺在佛殿。豪門分家之后,女主角手邊有些余錢,錢就引起了誘惑,自然能夠誘子主動上門。
《怨女》中的這群女性處于傳統社會中,存在著種種問題,借由孕育小孩來取得地位,有著屬于自己的生存之道。在古代傳統的宗法制社會中,由于女性向來被拒于公眾事務的門外:小說中的其他女性,以認同傳統社會結構為她們的保命生存之道。作者書寫這類女性大部分是沒有名字的,常以夫姓暗示她們在社會中的位置,被可有可無地抽象化,被視為附屬地位,如“老太太”“大奶奶”“三奶奶”“嫂子”“下女”“祖先的妻子”……
《怨女》中的東方傳統式大家庭結構,張愛玲試圖通過塑造人物形象來加以解構,在細膩的描繪下,論點有“二元化…刻板化…獨特化”,對比頗為強烈。如下分析:(1)花花公子(扁平人物)――玩世不恭、敗家子、背叛者;(2)身障公子(扁平人物)――死亡化、包袱化;(3)老太太(圓型人物)――女性家長、父權替身、婚姻枷鎖者、離群索居;(4)怨女(圓型人物)――傳宗接代的對象、愛情受害者、自怨自艾者、嫉妒者、步上后塵者;(5)妯娌(扁平人物)――勾心斗角、爭權奪利、勢利眼、假面;(6)下女(扁平人物)――能干、阿諛奉承、小聰明、仗勢欺人或是單純乖巧、附屬品、受擺布者。
兩部小說敘述的故事不外乎是金錢與青春的拉鋸,以及婆媳、兄弟、親戚間的角力戰,也隱藏著大家族的沒落感,而這些“未解電光石火的時間”“夢幻泡影的身家”之人.執著于是非曲直的旋風中,正表現了對現實的錯覺所導致的悲劇。女性書寫自己的性別及身份的認同.勇于挖掘內心的意識.議題之下有著女性自我辯證與確立主體的軌跡。常言“人生如寄”,張愛玲是對人生充滿了悲劇感的作家,其作品的人物形象幾乎均為悲劇人物,不過更多表現的是人的意志與命運的沖突。
原本天真爛漫的少女曹七巧,純潔的情感在金錢欲求及歲月的摧殘下漸漸消失。因此導致后來性格變得冷酷瘋狂,甚至親手毀掉了兒女的婚姻和幸福,變成刻薄自私、終日靠鴉片麻痹自己的老太太。許多人都認為中篇《金鎖記》戲劇張力十足,已被肯定是極佳的小說杰作之一.相形之下長篇《怨女》則略顯得繁瑣無奇。但張愛玲又將以前的《金鎖記》重寫,消除了恐怖氛圍而增加了同情與了解,改頭換面后才寫成《怨女》,這應是作家沉淀人生體驗、保全善性的新結果!
張愛玲小說中鮮少出現激情感人的場景,卻依然可找出片刻溫暖。“看看一朵朵小白花在水底胖起來,緩緩飛升到碗面。”當年愛慕她的藥店小劉額外送給她的白,“胖”“飛升”等字眼比喻十分精準.使讀者心靈確實有一種膨脹擴大而又飄飄然的作用。
在《怨女》中,十幾歲的銀娣的婚姻大事得要家人來做主,他們希望她嫁與一位害病的有錢少爺。本來并不愿成為媒妁婚姻下的犧牲品,卻在命運的作弄下,面對小劉這般角色,怯懦且不多主動的青年,讓銀娣最后只得賭氣答應了。《怨女》中姚家二少爺及其兄弟,與《金鎖記》中的人物似曾相識:少奶奶的身份仿佛被夾在重重的圍困之間,然而經歷一段人生的坎坷之后,當年貌美如花的銀娣不復存在了!年老的她對自己的陳年往事,尤其是關于心上人的愛戀情愫,隨著銀娣的視角有著似真非真、如夢似幻的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