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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做個自我介紹,我姓吹,名破天,叫吹破天,您們聽我的名字多么偉大,一般人誰敢叫這名字啊!(指著觀眾)那位說什么?看我這個樣兒吧!我現在老了,樣兒不好看了,頭頂白發,臉帶折,黑不溜秋眼呆滯。我幼兒時那真是:眼如明月濃眉彎,白里透紅大胖臉,鼻直口方如畫般,肥頭大耳真好看。司馬光七歲砸剛,我三歲就能砸剛;曹直七步成詩,我那時就能五步成詩。說大人話叫人聽了吃驚,說幼稚可笑的話,叫人聽了可笑的把鼻子都噴出來,五歲時父母領我去聽戲,我就能把整個戲中的唱腔、對白、動作、銅鼓等等全記下來。這么說吧,我腦子里就像一個錄像機,把聲像全錄下來,然后我就能一點不差的全演唱出來,那時專家給我綜合評估的評語是:前無先人,后無來者。古今中外,惟此一人。
誰知好景不長,我七歲時由于社會運動,我家這地位在社會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一落千丈,從此我隨母親回到農村家鄉。
到了家鄉我心中不悅就唱,什么歌曲戲曲,凡聽過的我就唱,唱來唱去就唱到十八九、二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歲,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唱出了單門獨派的唱腔叫吹腔,這個吹腔比任何一個劇種都好聽。那真是軟如棉,烈如鋼,干是干,湯是湯,臭不臭,香不香,那個好聽勁,在詞海上也找不出能表達的名詞。
我這個吹腔,不用樂隊,不像別的劇種,得有一大幫人的一個樂隊,浪費多少人力物力呀。(低頭小聲說)我也不懂音樂,要樂隊干啥。還得手舞足蹈的做動作。(小聲說)我也不會動作。還得有布景戲臺。(小聲說)我一上臺就嚇癱我了。要臺子干啥。
我這個吹腔隨時隨地都能唱,唱著戲什么活都能干。不但能干活,還增加工效三到五倍。
現在在全國多數地方的男女老幼都能唱幾段吹腔,聽著好聽,唱著方便又增加工效,凡是唱我的吹腔的地方都異口同聲贊不絕口的說:吹腔很吃毛。大家都知道吃毛是“好”的意思。很吃毛就是很好。
(面對觀眾)那位說啥?叫我唱一段,那好,我唱前先說明以下,吹腔可利用各劇種的明演的唱腔、唱詞來演唱,我現在用豫劇馬金鳳老師的“斬門外三聲炮”唱一唱,凡跟馬老師唱的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吹腔,可不是我不著調。“斬門外三聲炮,如同雷……大家聽著怎么樣?凡是聽著好的觀眾都坐著不動,愿鼓掌就鼓掌,不愿鼓掌就不鼓掌,我不像別的演員非得要求掌聲。凡是聽著吹腔不好的觀眾都站起來,面朝后三分鐘,來表示不贊成。謝謝大家一個面朝后的也沒有,全贊成,全認為我的吹腔好。(拱手感謝)謝謝大家的贊成。
吹腔還有特異功能。有一次我出遠門沒錢了,這怎辦,我唱了段吹腔,所有的兜都鼓起來啦,全是百元大票。
有一個人病的馬上要死了,各大醫院都看不好,唱了段吹腔,他起來吃了兩碗飯就去干活去了。
有個人死了三天,要去火化場了,叫我一唱,活了。
天大旱,我一唱就能下雨。天澇我一唱就能晴天,找不到對象的我一唱就能找到對象,總的來說我只要一唱吹腔,天下無有不順心的事,無有辦不到的事。有一次發射衛星,火箭剛起飛五秒時,火箭歪斜,方向不正,我馬上唱著吹腔跳上去,抓著火箭一搬,調正了方向,我一直隨火箭上去,火箭于衛星離婚后,不不不,它們不叫離婚,是分離后,我又把衛星送到預定的軌道,我才松了口氣,這時往天上一看,不好了,一個巨大的彗星要跟火星相撞,我們地球與火星的關系是唇失齒寒、肝膽相照,我得馬上去救火星,我唱著吹腔一跳,跳到了彗星前面,打了個“停”的手勢,彗星“嘎噔”一聲停下了,給火星打了個“通過”的手勢,火星“吱留”過去了,又給彗星打了個通過的手勢, 彗星才開始運行,免去了星球相撞的災難,地球也能正常生存,這我才放心回家。
回家后不久,接到上級的通知,叫我去聯合國領獎,因我救火星有功。那位說什么?趕快買飛機票去聯合國?你忘了,我會吹,不不,吹腔,我一吹就到了聯合國,我一看那場面呀,是真夠隆重的,從沒見過,那可真是宋丹丹說的那樣,人山人海,彩旗招展,鑼鼓喧天,鞭炮齊鳴,軍樂隊奏起了軍樂,民樂隊奏起了民樂,古代樂隊、現代樂隊、西方樂隊、南北上下中,管笛、簫笙等等、等等,各大樂隊一齊奏響,聽著那好聽,那個過癮就不用提了。就好像大米、小米、高梁米、白面、黑面、玉米面、小豆、綠豆、大黃豆、地瓜、土豆、紅蘿卜、白菜、芹菜、大頭菜、大蔥、大蒜、大辣椒、鯉魚、鯽魚、黃花魚、豬肉、牛肉、綿羊肉、花椒、胡椒、小茴香摻在一起搽粥,一喝是啥味都有,啥味也嘗不出來。一個字有一人高的大紅標語上寫著:感謝吹破天救了火星。我一到場,這些人“啊”的一聲把我給圍上了,圍的那是里三層,外三層,風雨不透,有人給我獻花,我說ok,有人讓我簽名,我也說ok,大家一看我到了一齊高呼“歡迎吹破天的到來,這時響起了二十響迎賓炮。有人把我領進了會議室,會議室里坐滿了人,我聽到,有人說把火星獎給我,有人說把彗星獎給我,我都謝絕了,您想,要把星球獎給我,我院里也放不下,我不要,有人把我領到領獎臺上,有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拿著一個金杯,邁著健壯的步子來到領獎臺前,莊重的把金杯遞給我,握著我的手親切的說,你的能力大大的,好好干的,干活,要發揚的,光大的,后繼有人的干活,我說:“一定一定的干活。這時東隊奉起了中國國歌,升起了中國國旗,我肅立在領獎臺上,心中激動,高興愉快,那就不用提了,并叫我做一段簡短發言。我也不能給中國人丟臉,在聯合國這人山人海的各國人中,我得露一鼻子,那位說什么?我會外語嗎?我現在五十多歲,哪能一點外語不會,我這么大歲數所學外語全用上了。普其逢卡卡馬拉非開,歐開,歐開,咕嘟白。(手有力的一揮)八哥牙路,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手又有力一揮)最后任命我為星球交通警察,從此我一天天的奔忙在各星球之間,以免星球相撞。
現在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為了發揚光大吹腔,使吹腔后繼有人,我在各大城市辦了培訓班,那位說什么:工作忙沒時間,這個不要緊,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你們工作,周六周日休息,周八周九周十,這三天為新生日,我用新生日開課,每年的一到四季度您們工作,第五季度為新生季,這一季天天開課,怎么太累了,不要緊,第五季我利用新生時開課,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二十五時到三十二時這八個小時我開課,那位說什么?沒有新生日、季、時,哈哈,你難道忘了,我會吹,我一吹這些新生的東西就都出來了。
與相聲特殊的緣分
李菁并不是出身于曲藝家庭,父母的職業也與相聲一點都不沾邊,也許是命中注定,李菁自打一出生,便與相聲有一種特殊的“緣分”。別人家的孩子都是用玩具哄才能安靜,而李菁只要一聽相聲或快板書,就會很聽話地不哭不鬧。
初次嶄露頭角,還得從李菁7歲時說起。“那時我剛上一年級,因為是入學的第一個教師節,所以我記得很清楚。”李菁告訴我,教師節的那天,他表演的節目就是說相聲,這是他第一次在很多人的面前表演,誰知基本上沒有準備的相聲表演卻把他早期的表演天分顯露無遺。從那以后,老師便給他安排了一個任務,就是如果哪天有哪個同學過生日,李菁就要給這個同學說一段相聲作為生日禮物。“后來我就犯難了,一個班里那么多個同學,如果老是幾段相聲來回來去地倒,不光別人聽膩了,就連我都覺得沒有多大意思。后來索性我就開始講長篇評書,就像今天你過生日,我給你說上一段,接下來你肯定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后天他再過生日,我就把之前沒有講完的故事給續上。這樣同學們聽著高興,我講得也帶勁兒。”李菁說道。
李菁還特別喜歡聽快板書,只要電視上一播有快板的節目,他就會直勾勾地盯著電視看。后來上了中學,家里給他找了一副板兒,李菁就開始自學打快板兒。“當時打板的時候,四個板我怎么也不能連在一起。我開始瞎琢磨,就拿皮筋兒把四個板綁在一塊,結果打出來一聽那聲音就完全不對了。”
李菁就這樣“艱苦”地在自學的道路上摸索。如果不是高一的那一年的一次機遇,也許現在李菁也就只能是相聲表演的“門外漢”。“我母親工作的單位在車管所,很多的相聲演員都到我母親的窗口去換牌照。在給他們辦理手續的期間,就認識了很多的相聲演員,其中就有教我快板書的師傅梁厚民先生。”對于這次機遇,李菁感慨頗多,因為對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來說,能夠師從名門的機會是難能可貴的。但之后李菁由于學校的活動離開了一段時間,這期間梁厚民先生的電話號碼變了,又幾經曲折,他才來到老師的面前。梁先生在看到李菁的天賦之后,給他的評價是:雖然姿勢不對,欠缺技巧,但是“心中有板”。從這時起,李菁正式學習快板藝術,每次去老師家的路上,都一邊騎車,一邊練習快板手法,風雨不斷。
機遇與挑戰并存
學了多年快板書的李菁真正開始登臺說相聲,還是在大一的暑假。學校組織了一個全北京高校藝術團下鄉去演出,大概要走半個月的時間。“當時我是代表北工大以快板的形式參加的這個藝術團,這團里有兩個人說相聲,其中逗哏的那個人是真正拜過師學相聲的,捧哏的只能算是業余愛好者,到了外地,那個捧哏的同學身體不適,上不了臺了,于是我就替那個捧哏的同學上了臺。”就這樣,李菁開始了他的“捧哏路”,并與其他學相聲的朋友建立了聯系,其中也包括郭德綱。
大學畢業后的李菁輾轉于各個大小演出活動中,最艱苦的時候,相聲大會的演員只有三人:郭德綱、張文順和李菁。基本上每天的節目先是張文順先生說一個小時的單口相聲,之后郭德綱再說一個小時的單口相聲,緊接著李菁來四十分鐘的快板,然后郭、張二位說一個對口相聲,最后一個節目是郭、張、李爺兒仨再來個群口相聲。而當時的觀眾更是聊聊無幾,平均每天只有四五個,這樣的演出可想而知是入不敷出。
回憶起那段日子,李菁并無過多感慨,而對李菁來說最令他不能接受的是另一件事:“當年在廣德樓的時候,因為沒有觀眾進來,大家伙都要拿著樂器到外面去打,對于這個,我的心里非常抵觸。”李菁的抵觸不是因為天寒地凍,更不是因為放不下架子,而是因為他對快板的感情,放棄大學畢業的似錦前程,專門從事曲藝表演,快板在他的心目中是神圣的藝術。
“單飛”后更精彩
離開德云社之后,李菁與他的搭檔何云偉正式開始了他們的獨立生涯。今年,李菁跟他的搭檔倆人聯手打造的“星夜相聲會館”目前已經連續演出了很多場,這個堪稱北京最豪華的相聲劇場位于北京金寶街的“北京之夜文化城”。說起他的新事業,李菁不禁為自己打起了廣告。“基本上觀眾朋友們都能接受,最低的票價是40塊錢,最高的票價是380塊錢,而我們在編排上,節目質量上,演員的選定上,都是精心策劃的,而現在我們的這個會館也正處于起步階段,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星夜相聲館的特色還在于老中青三代的同臺獻寶:何云偉、李菁、嬰寧、岳波、徐德亮等。李菁告訴我,他們團隊里的演員都比較團結,創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這么一個效應。“相聲這塊兒今年還有很多動靜,如果順利的話八九月份可能去新加坡演出。”
這些年來,很多演員都涉足過大熒幕,李菁也不例外,他在《魔俠傳之堂吉訶德》,《神奇俠侶》,《防不剩防》等多部電影中塑造了從古到今的多個形象。“相聲演員,比如說我,長得就可樂,上臺還沒張嘴說話,觀眾一瞧就會樂。有時候我照著劇本念臺詞,可能不搞笑,我就會跟導演去商量,改兩句詞,抖個包袱。我跟古天樂和吳君如拍一個戲的時候,他們都樂到不行了,我還沒有樂。”看到自己把別人都逗笑了而能繼續保持淡定,絕對是長久站在舞臺上磨練出來的職業素質。相聲說好了,記臺詞就不算什么了。但李菁也坦承自己的缺點是表演容易夸張,顯得不夠真實。
方清平卻說:“我活了半輩子,明白一個道理――要把日子過成段子,才是生活的高手。”以下是他的自述。 “方清平,那是真能喝酒”
相聲圈的老人提起方清平,沒人夸我會說相聲,也沒人說我能寫東西。第一句肯定是:“方清平,葛著呢。”“葛著”是北京方言,意思是性格古怪。第二句就是:“方清平,那是真能喝。”
我爺爺在印尼做過生意,死在海外。因為這層關系,小時候我們家遭了殃,父母還離了異。這些因素導致我性格孤僻,從來不笑。而酒能讓人心中溫暖、安全、放松。其實,那酒杯里,盛的都是我對友情、親情、愛情的渴望。
我第一次喝醉是在19歲。那時我剛到部隊業余宣傳隊不久,住在郊區,四周是莊稼地,院子里長滿蒿草。大鐵門一鎖,感覺挺無聊的,我就翻過鐵門,到飯館里要酒精度數最高的二鍋頭。想著花同樣的錢,買度數高的劃算。回到房間,我拿出早晨打飯留下的小蔥拌豆腐,越喝越有滋味,越喝越有感覺。對未來的迷茫,讓我剎不住嘴,最后一口下去,直接癱倒在地上。
此后,發了津貼,我就和同屋的三個戰友下館子喝酒。每次去點固定的四個菜:鍋巴肉片、水煮肉片、魚香肉絲、宮保雞丁,都是又解饞、量又大、又便宜的。后來想著天天在外吃也不成,畢竟沒錢,于是我們就偷偷把飯帶回宿舍,喝酒。有一次,我們還把領導的長毛兔燉了下酒。
每次喝多了,我都有個保留曲目,就是躺在上鋪,模仿政委講話。因為模仿得太像了,常常能贏得大家熱烈的掌聲。可是有一天,我鬧騰了半天,沒聽見一個人笑,覺得很奇怪,從上鋪一探頭,立馬就把酒嚇醒了――政委不知道什么時候來的,正站在屋子中間呢!
跟相聲演員付強搭檔表演《彬彬有禮》,有個包袱需要他模仿日本人鞠躬:“先生,您好,我的名字,車五進二。”這個段子很火,剛好前兩天有人演過。付強剛說“我的名字”,觀眾就大喊“車五進二”。付強沒詞了,觀眾哄堂大笑。他下去了,把我晾在臺上。
也許是因果報應,到濟南演出,我沒出息,上臺前喝了一瓶白酒,詞兒忘得一干二凈,付強只好自己說了半個多小時。演出結束,我還知道鞠躬,要不然就徹底砸鍋了。
我給郭德綱寫第一部電視劇《小房東》。制片人一般要求編劇住在劇組,屋子里沒暖氣,半夜凍醒是很正常的。如果哪個演員推門進來,我就躺在被窩里和他喝酒吹牛。
一天早晨6點,我睡得正香,一位女演員進來,我故作驚嚇狀:“早晨不想做那種事兒!”女演員手機找不到了,聽我還跟她開玩笑,火了,就讓我打她電話,通了也別掛。誰知當天夜里12點,我睡著了,女演員卻拿著手機進來了:“方清平,你吃飽了撐的啊?早上6點給我打電話,你想騷擾我啊?”我喝得暈暈乎乎,被她一吼更加蒙了,一時也不知如何解釋,你說我冤不冤啊!
從30歲到40歲,我的人生只有兩件大事――寫作和喝酒。估計就是在這段時間,我真正形成了酒精依賴。當了專業編劇,不用惦記著趕火車、趕飛機了,也不用擔心不清醒忘了詞,可是,寫東西不像體力活,如果腦子是空的,又被逼著要本子,那滋味真的很不好受,就特別想喝酒。可專業編劇相當于簽了“賣身契”,人要本子的時候你必須得拿出來,于是我就得使勁忍著。要是寫著寫著,有大美女打來電話約我出去喝酒,我心里真像是被貓爪子撓似的,癢得難受,卻又不敢去。
好不容易湊夠了幾千字,交給導演,我心里踏實得要命,趕緊打電話約人,出去喝酒。那真是解著恨地喝,餐廳喝完到酒吧,酒吧喝完再去大排檔,必須喝透了,才回去睡覺。
寫東西經常熬夜,不管多晚,只要我酒癮上來了,我就給黑哥打電話喝酒。黑哥是我的鐵哥們兒,習慣早睡早起,但接到我電話,不管多晚,他二話不說就會趕來,陪我到路邊羊肉串店喝上一頓。為了喝酒方便,我的房間從不上鎖,經常是睡到半夜,就有演員推門進來:“哥哥,睡不著了,整兩口唄。”“整就整,誰怕誰!”我就躺在被窩里,瞇著眼跟人家干喝,依然覺得很過癮。
趙振鐸是我師爺,他老人家得食道癌那陣子,我經常在他單間病房里喝著小酒,聽他給我講段子。師爺嗜酒如命,從來不管我喝酒。師父李金斗問師爺:“小方照顧您怎么樣?”師爺說了:“哪兒是他照顧我啊!喝完了就睡,一晚上我給他蓋了三回被子。”
為了參加飯局方便,我特意在北京簋街租了一間平房。有時一個晚上趕四五場,轉戰北京各區。飯店宴會、歌廳、地攤,一茬接一茬地喝,感覺不喝醉就對不起自己白天的辛苦。
后來我領了稿費,買了一輛車,于是我這個“燕山酒徒”“簋街吃貨”,就更瀟灑了。
2004年后,我成了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的常客,每年都會到春晚專用的賓館關幾個月禁閉。馮鞏老師知道我愛酒,特意讓司機搬了一箱白酒送到我房間。結果沒幾天,就被我全部解決掉。馮鞏老師還怕我們總吃同一口味的飯菜反胃,隔三岔五地組織編劇出去吃回涮羊肉,換換口味。每次我都放開肚子吃,放開量地喝,特過癮。
一次師母好心給我介紹了個女友,是位內蒙古的英語老師。師父李金斗和師母給我們騰地兒,說讓我們好好聊聊。我覺得干聊不過癮,就打開師父家的酒柜,想喝兩口酒。誰知那英語老師也是海量,我們把師父僅有的、準備辦事用的三瓶茅臺喝了個底兒朝天,結果什么也沒發生,各回各家了。
2010年10月,我40歲,卻以相聲新人的身份參加了第五屆CCTV相聲大賽。我在專業組PK賽上表演單口相聲《童年往事》,取得9.92的高分,奪得第二名。稀里糊涂得了二等獎,名不見經傳的我一下子火了,讓我真有點兒不適應。 “我叫方清平,愛吃雞蛋灌餅”
我交過圈里的女友。不少演員都有不著調的毛病,我也這樣,所以最終沒找同行結婚。我想著結婚必須得找個靠譜的人,穩穩當當過日子。41歲那年,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親。我和她都是北京胡同長大的,又都生長在南城,多的是共同語言,沒有陌生感,也不用裝腔作勢,在一塊兒很輕松。于是一年后,我們就結了婚。
媳婦一直管著我喝酒,讓我減少了很多快樂,但是我依然偷著喝。
2013年,我的老戰友孫濤排了個小品《你攤上事兒了》,里邊缺個角色,想到了我。我搭著他的順風車,沒怎么費勁,就在大年三十晚上萬眾矚目了一把。說真的,我對孫濤既感激又愧疚。感激的是他為小品付出了大量心血,愧疚的是他因為我喝酒沒少跟我著急。我一個人說單口相聲習慣了,而且嗜酒如命,想到哪兒說哪兒,臺詞根本不固定。可春晚是什么檔次?節目時間精確到分鐘,節奏特別快,臺詞必須固定。
最后一次彩排,我又喝了幾口,總是記不住詞,不該說的時候插話,該說的時候忘詞。一忘詞我就空場,瞪著倆眼看孫濤。孫濤知道我想不起來了,趕緊接上。不明白情況的,還以為孫濤忘詞了呢。直播那天,我控制了一把自己,沒喝酒。可是,孫濤那天的妝化得太濃了,再加上他皮膚又白,臉上一個褶子也沒有,一上臺,燈光一打,我和他一對臉,感覺他就是個蠟人,“撲哧”一聲就笑了出來,意識到不對趕緊拽回差點失控的情緒,把頭扭向一邊。
成了“名人”,我花了幾萬元,到新光天地商場買了手表、眼鏡、拉桿箱、衣帽、皮鞋,去外地演出時全副武裝,腰桿筆直地走在機場大廳里。
可是,我這人不長記性,興奮數月就膩了。我恢復了本性,吃大排檔,喝二鍋頭,穿布鞋。這時我一身輕松,我才明白,我根本不是什么明星,就是平民百姓。這樣,我又找著北了。每次回到家,妻子都會端上解酒的飲料、酸奶,怕我傷胃,為我熬小米粥。
我跟北京衛視有過多次合作,一次作為電視臺的代表跟北京市委領導聚餐。席間,喝過一些酒,壯了膽子,我說:“人家上海有個周立波,海派脫口秀。咱北京也可以有自己的脫口秀。領導應該跟電視臺說說,給我一個平臺。”話一出口,我就有點兒后怕了。首次見面,如此不懂規矩,給領導留下壞印象咋辦?
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余的。我跟廉春明老師給北京臺文藝頻道的李蘭導演寫相聲、編小品,彼此都很了解。市委領導一牽線,李蘭導演一拍板,《脫口而出》就這樣播出了。節目連著播了7天,北京大街小巷的人都認識了“方清平”。
臺里要求比較嚴,不能隨便諷刺哪個行業,我只能說老婆孩子跟白凱南的笑話。每期開場,都是我的那句順口溜:“我叫方清平,愛吃雞蛋灌餅……”媳婦并不介意。她說:“只要工作需要,你敞開了講。”
北京馬甸橋下有個賣雞蛋灌餅的,車體貼著我的大腦袋照片,旁邊寫著一行字:“我叫方清平,愛吃雞蛋灌餅。”節目組編導路過看到了,覺得有意思,打算拍下來當花絮。結果賣雞蛋灌餅的不同意,非要100元勞務費。編導肚子差點兒氣炸了:“你拿我們的主持人做廣告,我們還沒收你錢呢!”但那賣雞蛋灌餅的根本不管你那一套,不給錢就不讓拍。沒法子,節目組最后只好給了人家100元錢。
節目播了一年,收視率遙遙領先,我還在保利劇院辦了專場,800多元的票一票難求,我做夢都沒想到。演出結束,我請欄目組的兄弟到簋街喝酒。深夜兩點到家,我愣是睡不著,就到小區漫無目的地走著,想著我在舞臺上說的每句話,想著觀眾熱烈的掌聲。妻子默默陪著我,挽著我的胳膊。月光下,我們的身影連成一體。 “我喝死了,我怎么辦?”
本來,我的理想是當個酒膩子。王羲之喝酒寫出神來之筆《蘭亭序》;人民大會堂那幅《江山如此多嬌》就是傅抱石喝高了畫出來的,那茅臺還是特批的呢!您瞧,每天早上睜開眼,躺被窩喝兩口,渾身微熱,再起來刷牙漱口。然后,揣著小酒瓶子上街,找個早點攤,要一個燒餅夾荷包蛋,再來一碗餛飩,順下去二兩,那叫一個滋潤啊!
可現實是,不僅我媳婦不干,我身體也不干。
媳婦嫁給我當日,就跟我說:“你要是喝死了,我怎么辦?咱們將來的孩子怎么辦?你爸爸怎么辦?”我心里明白:“這些都不好辦,但最難辦的是,我喝死了,我怎么辦?”
著名主持人王為念流著淚勸我:“為了能給大伙多說幾年相聲,你就別喝了。”
于是,我也決定不喝了。可一個月后,看到大家又在舉杯,我心里發癢,勁頭一來,誰也攔不住,就自己對自己說:“喝一回,對身體不會有什么傷害。”結果一松口最少半斤白酒下肚。媳婦急了眼:“你不要命了?”我以同座的好友為例:“人家比我身體還差,照樣喝。”
第二天,酒一醒,我就后悔了,內心無比沮喪。
怎么消除這種沮喪呢?接著喝!天天泡在酒里,出不來了。第六天,身體亮紅燈了,精神抑郁了,這才停下來。
每次停酒,如同地獄歸來。我總會感慨:“不喝酒,真好。”一月后,又開喝!
媳婦什么招兒都使過。她還用偏方,白酒泡黃鱔,喝酒的人一聽就惡心,一惡心就不喝了,可對我卻無效。我中毒太深。只要是酒,別說黃鱔,癩蛤蟆我都能喝下去。
一位“大師”忽悠我媳婦:“他身上附著一個喝酒喝死的老頭。每回不是他喝酒,是那個老頭要喝。”按照“大師”支的招,媳婦每天買10瓶二鍋頭,天天在廚房點火,家里像極了桑拿房。連燒十天,100瓶酒沒了,我還真做了一個夢――一個青面獠牙的鬼,圍著點酒的藍火苗跳舞。
我覺得那個老頭酒量太大,100瓶滿足不了他,就接著喝。媳婦恨極了,把我手機里所有的酒友電話全拉黑、刪除。可找不著電話我可以問別人,還是出去喝,怕媳婦騷擾,干脆關掉手機。媳婦找不到我,給我的朋友挨個打電話問,還常到我們喝酒的地方找,從工人體育場一直找到后海。好幾次,我喝得暈暈乎乎,都是媳婦開車接我回家。
媳婦多次囑咐我的哥們兒:“他身體不好,別讓他喝多了。”哥們兒看我喝得差不多,就趁我不注意,偷偷地往我杯子里倒礦泉水。我舌頭早被酒精麻木了,竟然喝不出來。后來我醒酒,一琢磨,哥們兒咋老是對著我嘿嘿笑,敢情是又使壞了!
就這樣一直喝到我住院。那天,我的醫生朋友指著化驗單上的數據,咬著牙說:“哥,你太不注意了,再喝真死了。”那時我才知道,由于喝酒太多,七八十歲老年病的指標,不少我都有。按說,我該進ICU(重癥加強護理病房)了,媳婦忍不住,轉過身去流淚。
我沒想到自己的身體竟然糟糕到這個地步,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著,突然覺得病房有點兒像寺廟,可以讓人忘卻塵世的煩惱和欲望。房間里一片雪白,我的大腦一片雪白。那一刻,我頓悟了――什么錢啊、權啊、名啊,包括酒啊,都是過眼煙云。“活著最好!”媳婦聽了我的感慨,哭了。
在病房里的那段時間,我的心出奇地寧靜。我甚至想著自己的追悼會上,致悼詞的是馮鞏,他會不會說那句“我想死你啦”?要說死了也挺好,平時他是我領導,我見著得點頭哈腰,這回他得給我鞠躬,我連禮都不用還,一還禮能把他嚇死!
為了戒酒,我練書法、讀佛經、爬名山。四大佛教名山,我媳婦陪著我每座都爬了三次。
二鍋頭陪伴我走過30多年,帶給我快樂,也毀了我的身體。從此,我不恨酒,也不再愛酒。要愛,我就愛觀眾,愛媳婦,愛所有關心過我的人。
以前寫過不少劇本,那都是為了掙錢瞎編的,現在我想寫寫自己的真實感受。媳婦很支持我,端茶遞水,悉心照料,如同伺候有功的王爺。2015年,我出版了隨筆集《施主,請留步》,講述了我這四分之三人生真實經歷的有趣故事。媳婦看到我倆的那些事,捂著嘴巴笑個不停。
一進屋,王迅感覺不太靠譜,“還跟我說是劉德華投資的電影,面試演員就在這么個小宿舍里,這不是騙子嘛。”聽說要試戲,王迅想走,“我不試戲,你們要是覺得我行,就用我。”李凱和馬龍趕緊拉住他,“王老師,我們都覺得您挺好的,主要是拍一段給我們導演看,他在重慶籌備實在趕不過來。”王迅這才答應,當時讓他演的是小軍在旅館廁所里,踩在馬桶上面唱歌那場戲。王迅拉過一把椅子,往上一蹲,演了一段,錄完出門,他就把這事兒拋在了腦后。
后來,制片主任祥子打電話給王迅,跟他保證,“我們這戲真的特別好,肯定能火!”王迅的一些本地演員朋友卻給他提醒兒,“這種外地來的戲,咱就是去賺錢,別聽他們忽悠你,人家也就找幾個小配角,火不火跟咱四川演員沒啥關系……”況且,5000塊片酬,20天周期,來回的路費也沒得報銷。這些條件讓王迅沒有太多談合作的耐心,“這么摳門的劇組,能拍出好電影?!”最后一刻,王迅答應看一眼劇本。那時,《瘋狂的石頭》的劇本起著一個挺俗氣的名字——《城市對戰》。不過,這個故事讓王迅看出不俗,“我覺得這戲得去,中國從來沒有這種喜劇電影。”第二天,王迅自己開著車,跑到重慶開工,片酬也只要了8000塊。“有什么辦法呢,演員啊,有時看到好劇本,就像叫花子看到一頓大餐。”
再后來的事情,許多人都知道,2006年,《瘋狂的石頭》成為內地商業片市場第一匹真正的“黑馬”。寧浩火了,黃渤、郭濤他們這個“石頭幫”也火了,然而,關于王迅的故事卻有點曲折……
慢一拍,就要踩對點
《瘋狂的石頭》之后,許多投資人和制片人們都想借一把東風,和“石頭幫”的其他成員一樣,王迅的戲約瞬間多起來,只要他點頭,立刻有戲開工。可是,王迅的另外一個身份卻給不了他這么多自由。他是四川省武警總隊文工團的臺柱子之一,部隊的演出任務很多,而一部電影的拍攝周期至少兩個月,兩邊的工作有沖突,王迅只有服從部隊安排。2007年是“石頭效應”最顯著的一年,而作為文工團的創作骨干,王迅被抽調上去完成總部的一個劇本項目,因為這個任務,那一年他只拍了寧浩的《瘋狂的賽車》,其他的戲全部被推掉。而黃渤、郭濤、劉樺、徐崢他們幾乎都是在那年瘋狂的上戲。
除了部隊任務所限,王迅和許多川籍演員抱有同樣心態,因為四川的地域文化相對封閉,本地演出市場又足夠大,川籍演員不出四川也能活得很好,成都的宜居指數又遠遠高于北京,大家自然樂得安居一隅。2000年之后,作為相聲演員的王迅,在四川的演出費最高,演出場次最多,他自己還有一家演出公司。撿到《瘋狂的石頭》之前,王迅已經在另外那條軌道上跑得飛快。“成都是我的陣地啊,如果我出來拍戲,就要放棄過去十幾年打下來的江山。”而且,舞臺演出和影視演出完全不是一碼事,那時的王迅有點不自信,“我能混出來嗎?”而“石頭幫”里的其他人都在影視圈里打拼多年,一是沒有王迅這樣的顧慮,二是更善于經營自己的演藝事業。等到2008年,王迅發現,在國內演員中,他這幫好兄弟都已經脫離三線,占領二線,奔向一線,自己好像“錯過了最黃金的一年”。
王迅有些著急,戲還是要抓緊演,“實在不行就從部隊轉業吧”,沒想到文工團的領導似乎跟他有了默契,放手讓他去外面拍戲。2008年,王迅放棄不少商業演出,拍了三部電視劇、兩部電影,正兒八經地從舞臺轉向大銀幕。雖然比黃渤、郭濤他們慢了一拍,不過,王迅一起步就踩對點兒。他開年的第一部就是備受矚目的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這是導演康洪雷和“士兵幫”重新集結的重磅之作。王迅在里面演了個四川兵,大號李四福,諢號“要麻”,編劇蘭曉龍說,“要麻”就是他喜歡麻辣嘛。劇組里,段奕宏、張譯、李晨、張國強、范雷等等這些主演都來自“士兵幫”,王迅開始有點怵,擔心人家是鐵板一塊,自己沒法兒融入。沒想到,第一場戲下來,導演康洪雷就給王迅鼓掌,“你們里面,就屬‘要麻’進入狀態最快,大家好好跟人家學學。”張國強他們都紛紛跑過來跟他打招呼,王迅立馬就舒暢了。這部戲,他越演越有信心。后來,張國強跟他說,“最開始,我們都不敢跟你聊天,你是電影演員,我們是電視劇演員,怕你看不上我們。”王迅樂了,“我還擔心你們都是一個集體,不接收我呢。”
《我的團長我的團》可謂命運坎坷,拍攝期間出了兩次大事故,主創們最終扛下來,王迅感覺這幫人擰得更緊。“士兵幫”和“石頭幫”都是在2006年起來的,這應該是近幾年最成氣候的兩撥年輕演員,王迅前前后后認識了兩幫人,感覺“自己在這圈里還挺有人緣的嘛”,他繼續“混下去”的愿望更加強烈。緊接著,“石頭幫”的帶頭人黃渤也出手相助,他拉上王迅一起主演管虎導演的電視劇《外鄉人》。第一次開會,王迅有些拘束,也不敢過去跟管虎聊天,他剛溜邊坐下,屋子那頭的管虎看見了,主動過來,就跟多年未見的老友一樣招呼他。同樣是第一場戲的時候,管虎第一個肯定的演員又是王迅。
王迅坦言,拍《瘋狂的石頭》的時候,他并不懂拍戲,更多依靠以前在舞臺上積累的喜劇表演經驗,再加上寧浩的不斷鼓勵,似乎找到一點感覺。實際上,真正給他在影視表演上墊底的,是2008年的《我的團長我的團》和《外鄉人》。
下課了,再雄起
如今說相聲的若在老本行里紅過,隨后轉向大銀幕發展,已是常見。不過,不論是上戲的頻率,還是表演的質量,他們的表現大多停留在“票友”的水平。如今扛起相聲界大旗,到底登上春晚的郭德綱,就是典型,他的人氣大多來自“鋼絲(郭德綱粉絲的昵稱)”們的捧場,若論表演,和在鏡頭面前說段子沒太大差別。想在舞臺和銀幕之間自由轉換頻道,需要跨越的區間的確是一座山。
和老同行相比,王迅要把頻道撥過來,難度說小不小,說大也不大。這話聽著矛盾,道理還是有的。1998年,王迅24歲,川內演藝界評選首屆“巴蜀十大笑星”,他成為其中年紀最輕行輩最小的一位。從那時起,歐陽奮強、毛衛寧、束一德、趙亮……許多四川導演開始約他演方言劇。1998年底,王迅接了第一部戲,歐陽奮強導演的電視劇《下課了,要雄起》,他在里面演一個兩面三刀的“羅副廠長”。第一次面對鏡頭,王迅帶著舞臺上的表演習慣,本來站著演,后來演得興奮了,他看到旁邊有個凳子,一屁股就坐下去。王迅演得挺自如,攝影師著急了,“人呢?人呢!誰讓你坐下了,必須得站著說。”王迅這才明白,影視演員的“舞臺”界限得攝影機來劃定。
不過,王迅對導演另外一個要求倒是適應很快。許多時候,影視演員都要對著空氣演出,假裝對手演員在攝影機后面。王迅一點就透,這就是自己以前演諧劇的方法嘛。所謂“諧劇”,是四川戲劇大師王永梭創立的喜劇表演藝術,一名演員在臺上扮演固定的角色,通過與虛擬的人物對話,向觀眾敘述一個故事。但是演起來之后,他又發現不對的地方,舞臺表演需要夸大語言、表情和肢體動作,而影視表演都是在鏡頭面前,一個特寫就無需你再故意夸張。雖然有歐陽奮強的調整,王迅回看這部戲,仍覺得表演特別過火。“話劇是隔著河給觀眾演戲,影視劇是過了河,在觀眾面前演戲。”王迅覺著老前輩于是之的這句話太精辟了。雖然瑕疵不少,觀眾們還是挺接受這個壞壞的“羅副廠長”,他坐公交出門,好多人都能認出他來。王迅發現,影視劇的影響力還是遠遠大過舞臺。
之后幾年,王迅斷斷續續的客串了一些角色,雖然戲份不多,但是,他自覺入了影視表演的門。2003年,空政話劇團拍攝的軍旅情景喜劇《炊事班的故事》火了。武警總隊的領導也想搞一個類似項目,歐陽奮強執導,王迅編劇兼男二號。最初,王迅覺得這個角色肯定手到擒來,沒想到自己最后拍出了“內傷”。以前他都演的是很小的角色,導演都不會太求全責備。這次是戲份吃重的男二號,歐陽奮強導演天天都跟他講人物,聽得王迅頭暈,再加上他對各種影視拍攝技巧都不太熟悉,這部戲拍得一塌糊涂。戲拍了四十多天,王迅也聽導演吼了他四十多天。殺青之后,王迅把自己關在家里反思,“不成,我不去拍影視劇了。我在舞臺上干得挺好,干嘛去片場受這個洋罪”。這一歇,就是一年多,直到趙亮找他做方言劇《非常敢死隊》,他才慢慢在鏡頭前找回些自信。
有明師,才有高徒
王迅對自己的定義是“激勵型人才”,別人越表揚他,他就越“來勁”。經過《瘋狂的石頭》的成功,王迅身體里的潛能逐漸上浮,而這種潛能早在此前十年就積蓄起來。
王迅從小就喜歡吹拉彈唱,五歲開始學小提琴,七八歲就開始在學校登臺演出,無奈曲高和寡,毛頭小孩誰能聽得下去西洋古典呢。他發現,同班同學李多一上臺,常常是滿堂彩。為啥?人家說的是單口相聲當時學的都是馬三立、劉寶瑞這些大師們的段子。王迅挺羨慕。有一天,李多主動找上他,“要不咱倆一起說相聲唄”,原來人家看上他的“舞臺經驗”。那會兒,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晚都有相聲節目,兩個字兒認不全的小學生邊聽,邊在作業本上抄詞,抄完背好上臺一演,果然轟動。王迅從此棄“雅”從“俗”,相聲一說就再沒停過。
1992年,王迅當上文藝兵,成為四川省武警總隊文工團的演員。沒想到第一次演出就砸了,那年春節的省公安廳團拜會,王迅上臺打快板:《巴蜀群英傳》。臨上臺領導讓他加上幾句詞,臺下背得挺熟,一打上板子就卡殼了,臺上臺下面面相覷。從此,王迅就成為文工團的“留守人員”。王迅不服氣,自己悄悄拜師學藝,費盡心思投到他的師傅楊紫陽門下。楊紫陽是侯寶林的大弟子,馬季的師兄,年輕時是中廣說唱團的相聲新秀。師傅侯寶林一句話,“你要把新相聲帶到西南去。”楊紫陽就來到鐵二局文工團,一邊修成昆鐵路,一邊給工人說相聲。楊紫陽一生都拿著老藝人的范兒,視師徒為父子,他對王迅說,“我得覺得你能把相聲當一輩子工作,才能收你為徒。”王迅隨楊紫陽學藝三年多,直到1997年3月8日,他才能正式叫一聲“師傅”。
王迅還記得,師傅第一次教他時,讓自己寫的一幅字,“名師出高徒”。王迅照辦,楊紫陽卻說,“你的‘名’字錯了,應該是明白的‘明’。我不是大腕,但是我明白相聲里的東西,可以給你捅這層窗戶紙。”師傅沒有虛言,他最終幫王迅捅破“侯派相聲”的窗戶紙。侯派相聲的精髓何在?王迅學到的是,“侯寶林的相聲都在塑造人物,逗人笑不是靠俏皮話湊段子,是依人物的喜劇性而來”。楊紫陽原來是學話劇出身,更能發揮“侯派相聲”的優勢,王迅跟著師傅,不知不覺學了許多戲劇表演經驗。“你站在臺上,不是一個相聲演員,而是那個活生生的人物。”如今看來,師傅當年的教誨,無論登舞臺還是上銀幕,都是金玉良言。
至今王迅演過的角色很少超過男二號,可是,一個鏡頭一句臺詞一場戲,他的角色就立在那兒,驚鴻一瞥,也難忘懷。“這就是相聲帶給我的。很多相聲演員拍電影,都是在鏡頭面前說人物,肯定沒戲,你得演人物才行。”王迅把這個頻道一轉,演戲的事就順多了,王迅眼中,從沒有“小角色”。前陣子,王迅演了一個抗日劇《出關》,他還在男四、五號的位置上。劇本給他拿回去,還回來的是厚厚一沓人物小傳,王迅把自己的角色重新寫了一遍,導演挺喜歡這條新劇情線,故事更好看,王迅的角色也出來了,去年底,黃渤、高虎主演的電視劇《民兵葛二蛋》熱播。除了葛二蛋和麥子兩個主角,最出彩的就數王迅扮演的偽軍“老張”。原來的劇本里,老張是個挺單薄的人物,基本就是幫著主角串場,完成基本戲劇功能。王迅又開始給老張立傳,前前后后想通,老張整個人就活起來,怎么演都不偏。人一活,話就多,老張的臺詞基本都是王迅即興發揮,導演挺佩服他,“只要我不喊停,你永遠都能說下去。”
記者問王迅,想來個男主角嗎?他一攤手,“我對男一號沒那么大的欲望,如果你憋著要上男一號,可能幾年都沒戲演,咱得有做配角的心態啊。”時間長了,王迅給自己總結出一套“男一號理論”:“不單純盯著某部戲的男主角,而是想辦法讓五、六部戲里的配角成為你自己的‘男一號’。當你的每一部戲都有閃光點,積累到一定程度,觀眾們自然會注意到你,會把之前你演過的角色都串起來。我覺得這樣也挺好。”
一個好漢,三個幫
“石頭幫”成立至今已七年有佘,兄弟們沒有老夫老妻似的“癢”,倒是越來越熱絡。以前,大家都勸王迅來北京發展,“在兄弟們身邊,大家有戲也方便叫你一起上嘛。”幾人當中,劉樺年長一些,確實有大哥的范兒,但凡有他出演的戲,總會想法設法拉上王迅。前幾年,劉樺的家就是王迅在北京的“行宮”,他出門辦事不方便,劉樺就給他弄輛車。“黃渤他們都不用我幫了,就你起步慢點兒,有啥需要的就說。”劉樺這話一摞,王迅心里挺熱乎。
黃渤這幾年的勢頭挺猛,也是能有機會就拉上兄弟們。徐崢籌拍《人再囧途之泰囧》,徐崢和王寶強的組合不變,鐵三角的另外一角,男三號高博的人選定不下來。黃渤跟徐崢說,“不是我偏心,我覺得我們家(工作室)的王迅就挺合適。”《瘋狂的石頭》時期,王迅和徐崢搭檔最久,徐崢自然放心讓他演,無奈王迅的軍人身份,限制他出國拍戲,最終才是黃渤親自出馬。
談起和黃渤的交情,王迅還有些小遺憾。當年拍《瘋狂的石頭》,王迅第一天進組,被安排在黃渤和岳小軍的房間。王迅一進屋,就看見黃渤燙著個大卷發在那兒晃悠,“這人怎么這么像壞蛋”。王迅覺著跟這些演員不是一路人,轉身就去找制片主任祥子,換到謝曉萌的房間同住。他后來才知道,其實黃渤那時已經做好形象,開始進入狀態。現在提起這事,王迅后悔了。“我哪里知道黃渤后來成影帝啊,不然我也曾經跟影帝同居過嘛。”
2011年,黃渤確定主演《民兵葛二蛋》,他想順便推一下王迅,最初制片方不太同意,黃渤跟對方拍了胸脯,“我給你們推薦的演員,你們看吧,肯定能把這個角色演好!”王迅順利拿到了老張的角色,事實證明,黃渤這個包票沒白打。也是因為這部電視劇,王迅和黃渤才算真正交上心,尤其是在創作上的探討更多。這兩年,王迅的戲越來越多,很多經紀公司也找上門來想簽約。而王迅也不想繼續單打獨斗,“沒人幫你談合作、簽合同、做宣傳,想要往下發展確實挺難。”不過,大公司自然要演員簽全約,一切都要聽公司安排,而王迅本身還是軍人,除非退伍否則無法簽這樣的合同。更重要的—點,王迅不想把演藝事業都交到別人手上,他自己也是編劇,對劇本有判斷,不想什么戲都接。“你別跟他們聊了,就來我這兒,你有的是自由,咱倆還能一起整點項目。”黃渤一句話,幫他解了圍。
同學乙:親愛的同學們,
合:大家好!
同學甲:新年的鐘聲就要敲響,
同學乙:時光的車輪碾過留痕:
同學甲:小樹又增加了一個年輪,
同學乙:我們也又增長了一歲;
同學甲:伴隨著冬日溫暖的陽光,
乙:20xx年元旦邁著輕盈的腳步走來,
合:讓我們用歡歌笑語迎接20xx年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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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男: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溜溜的照在,溜溜的康定。請欣賞歌曲《康定情歌》!有請鳴
30、男:英雄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請欣賞歌曲《真心英雄》,有請余幫晴,!
31、女:朋友分別,傷感之情再所難免,此時一句祝你一路順風卻表達出濃濃的情誼!請欣賞謝鵬給我們帶來的《祝你一路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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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甲:一份耕耘,一份收獲。
乙:我們相信,在新的一年里,我們每個人都會在自己的園地里辛勤耕耘,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碩果累累的一年。
甲:衷心祝福老師同學們新的一年——快樂如意,
乙:衷心祝愿老師同學們新的一年——健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