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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范文第1篇

廣東，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經濟實力雄厚，連續多年經濟總量位居全國首位。但是，省內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除了珠江三角洲和部分沿海城市經濟發展較快，較發達外，位于粵東，粵北的大部分山區經濟發展仍相當緩慢，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廣東要在201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山區經濟的發展，不容忽視，我們應把這項工作作為重點來抓，而山區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農村經濟的發展，就成為加快山區經濟發展的根本，是重中之重，那么我們應如何加快山區經濟的發展呢？我認為應做到如下幾點：

首先，應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我省的山區縣中，從事農業，種植業的人占了大多數，他們有著豐富的農業生產知識和生產經驗，農產品不僅是他們生產和生活的的主源，也是城鎮居民生活和農產品加工生產的基本物質來源。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發展農業生產，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推進農村城鎮化的進程。因此，我們要加強農業在山區經濟經濟發展的根本作用，鞏固其地位。

其次，要認清山區農村經濟發展滯后的原因。馬克思辯證主義認為影響事物發展有內因，也有外因，內因是影響事物發展的主因，外因是影響事物發展的重要條件。影響我省山區農村經濟發展的因素也如此。總的來說，影響這些地區發展的內因有：當地人們思想觀念守舊，缺乏創新意識，農業生產技術落后等阻礙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外因有：地處山區，交通不便，基礎設施不健全，工業基礎薄弱，農業生產技術落后等也影響了當地的發展環境，尤其是投資環境。只有認清這些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才能使山區經濟工作有針對性，有目的性的進行，只有排除掉這些因素，山區農村經濟才有良好的發展環境。因此，認清影響山區農村經濟發展的因素，對山區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今年三月，我在省十六個貧困縣之一的揭西縣作社會調查后認為，該縣有很多經驗值得其它山區縣借鑒。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縣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該縣為了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定期召開農村經濟會議，探討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解決；領導還親臨農村指導農業生產，并實行領導扶貧掛鉤責任制。這些措施，取得了成效，它使農民的生產勞動不但有了指南，也加深了他們依靠農業脫貧致富的信心。二是因地制宜，合理生產。該縣針對各個鎮的不同實際，大力發展特色農業，如有些鎮主要產茶葉，有些鎮主要產水果，有些鎮主要產養殖業，有些是產農產品加工業等，這些發展路子使該縣農村經濟的發展有了合理分工，帶動了經濟的發展。三是創辦農業生產示范基地。該縣先后建了十幾個農業生產示范基地，有水果基地，有茶葉基地，有蔬菜基地等，為了提高科技含量，增強市場競爭力，他們還聘用了華農，中大等高校專家作為指導，這些基地的創辦，給該縣經濟發展有著很大的輻射作用，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四是加強對農村干部隊伍的培養。該縣針對農村干部隊伍素質整體不高的問題，加強了對干部隊伍的培養，如舉行黨員培訓班，對黨員理論知識的學習，舉辦經濟知識培訓班，增強黨員的經濟意識和經濟發展觀念。這些措施，使黨員的整體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五是大力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交通建設。自省兩大會戰以來，該縣認真貫徹省委、省政府的指示，通知精神，較為圓滿的完成任務，目前，該縣各鎮都有公路，大部地區可通汽車。六是，該縣為了提高農民的科技生產知識，舉辦了培訓班，還發送大量科技書籍到農村，這些都增強了農民的生產知識。七是該縣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事實證明，農產品加工，使該縣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最后是加強對農民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地處山區，農民思想守舊，封建在所難免，該縣為了做好此項工作，經常利用廣播電視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僅如此，還經常派宣傳隊到農村進行宣傳，給農民解答問題，這些舉措，使農民的思想觀念有了一定的解放。該縣的以上成功經驗，我覺得值得其它山區縣學習。

廣東山區經濟的發展，必將有力的促進全省經濟的發展和廣東基本實現現代化。我們應一如既往的支持山區經濟，尤其是山區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十分愿意能與各位共同探討這一問題。

經濟發展范文第2篇

關鍵詞：經濟發展模式，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

人類在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發展模式是可以多樣化的，這是一種“歷史的多樣性”。有中國特點的發展模式是人類文明多樣性中的一種。這里僅就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幾個特點和內在主要支撐，談一些看法。

一、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五個特點

一個國家發展模式之優劣、成敗，關鍵看是否適合于這個國家的國情，是否給這個國家的公民帶來福祉。中國發展模式，是指從中國同時兼有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三重屬性出發，立足中國的特殊國情，以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為目標，在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一種有特點的發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五個特點：

第一點，以增進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之公民福祉為核心。因為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而公民福祉又是發展的核心。目前中國人口存量已超過13億，達到13.1448億。近幾年，年出生率12.1‰左右，年死亡率6.8‰左右，年自然增長率5.3‰左右。按此計算，年人口凈增量近700萬，十年凈增人口近7000萬。中國的發展以13億人的價值和13億人的潛力的發揮為中心，旨在滿足13億人的基本需要，并促進每位成員的全面發展。這實在是舉世無雙的事情，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首先應強調這一點。

第二點，充分挖掘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巨大制度潛力。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它有若干質的規定性，這個制度是有潛力的。在所有制問題上，在調節機制問題上，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顯著的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結合。中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這種新的體制模式，在全世界190多個國家和經濟體中，大致只有三個，中國、越南和老撾。應該說，在探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結合上，中國是最早的國家。這種“內在結合”的巨大制度潛力，正在釋放過程中，并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又一特點。

第三點，努力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市場廣闊和作為后發國家三大優勢。一是勞動力資源豐富。目前，中國16歲以上，60歲以下且已就業的勞動者約有7.6億多人，勞動力隊伍龐大且成本較低，這是很大的優勢。二是擁有廣闊的市場。從商品市場來看，近幾年中國每年的社會商品零售額七八萬億元人民幣，2006年進口貨物8000億美元。從資本市場來看，29年來，中國引進外資7000億美元，相當多的國外企業到中國大陸投資，就是因為看中了中國大陸的市場。三是后發優勢。隨著信息革命和生物技術革命的到來，無論是老的工業化國家，還是新的工業化國家，都處于同一個起點上，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我們正在發揮并利用這種后發優勢。

第四點，著力實行有中國特色的“四輪推動”，即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四大支撐。這一點后面專門分析。

第五點，在更大范圍內推進有中國特色的“五位一體”建設，即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經濟建設重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治建設重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文化建設重在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建設重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建設重在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推進“五位一體”的建設，基本宗旨是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中國自己的貢獻。研究發展模式，應該有此廣闊的學術視野。

緊扣一個核心，整合兩種制度，發揮三大優勢，實行“四輪推動”，推進“五位一體”建設，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特點。

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中的“四輪推動”

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四大支撐力量。

（一）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

工業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最重要的支點。它不僅表現為工業在國民收入和就業結構中比重的上升過程，而且更重要的，是現代文明滲透到經濟社會領域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主要依靠的動力是工業化。尤其是最近幾年，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持續高于GDP增長速度。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02年的44.4%提高到2006年的53.8%。目前，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3.1%；制造業的總產值占全社會物質總產值的比重是67.4%。按照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中期工業產值應超過40%、制造業產值應超過60%的經驗，中國現在處于工業化中期，并且加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生產國。

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已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拒絕復制前工業化國家“危機轉嫁”等傳統模式，使中國的工業化必須探索新路。這里所說的“新路”有兩層含義：一是要有別于“傳統的”工業化模式，真正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二是要有別于當今世界別國的工業化，真正走出一條“中國特色”道路。這種“新型工業化”與“有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的交叉結合，即是“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可概括為下列“五個結合”：

第一，提高科技含量與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緊密結合。中國推進新型工業化，著力把工業化建立在科技創新的基礎上，重在提高技術進步對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是區別于以要素（主要是資本）大規模投入為特征的舊式工業化的標志之一。同時，鑒于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較低的特點，努力尋求提高科技含量與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的結合點，以此形成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相結合的多層次工業發展格局，進而提高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發展城市工業與發展鄉鎮工業緊密結合。中國有600多個大中小城市，這是中國工業的重要增長地。同時，鑒于全國密集著3.5萬多個鄉鎮，也是中國工業增長的“沃土”之一。20世紀80年代期間，鄉鎮工業的數量、就業人數和總產值分別以年均26.6%、11.2%和29.6%的速度增長。到90年代，中國鄉鎮工業的產出占到工業總產出1/3左右，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勢。近年來，中國鄉鎮工業的技術、裝備水平迅速升級，從廣東、山東、江蘇、浙江等新興工業化地區的發展來看，新式武裝的鄉鎮工業已成為中國工業化的一支重要生力軍。第三，推進工業化進程（特別是重化工業發展）與資源節約利用和環境保護緊密結合。傳統工業化在增長方面的所謂“輝煌”，是以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生態的破壞為代價的。不少發達國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國是一個人均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承載能力相對薄弱的國家。傳統的以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生態破壞為代價的工業化道路不符合中國國情，特別是在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之后，只有走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之路。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單位GDP能耗五年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五年降低10%的目標，是一個重要的標志。節能減排已成為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的明顯特征之一。

第四，工業結構轉型與經濟體制轉型緊密結合。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在其工業化推進過程中，是以基本穩定的體制結構為基礎的，雖然也有生產關系的局部調整，但全面的體制轉型以及社會轉型并不突出。中國是一個不發達且處于轉型中的國家，工業結構轉型與體制轉型這“兩個轉型”扭在一起，無論是微觀領域的工業企業的體制模式，還是宏觀領域的政府管理工業模式，都對工業化產生巨大的影響。

第五，工業化過程中利用外資與獨立自主緊密結合。中國的工業化是在對外開放中不斷推進的。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給中國的工業發展帶來了利用國外資金和技術的巨大歷史機會。中國正是利用全球化和“后發優勢”，有效吸收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在較短的時間內造就了發達國家用很長時間才造就的工業化格局。同時，鑒于中國是一個走獨特道路的大國，頗為注重在推進工業化的進程中保持自己的獨立自主地位。尤其是存在投資、技術、貿易、環境等壁壘的情況下，中國在堅持對外開放的大格局中，尋求利用外資與獨立自主的最佳結合點。

此外，在當今世界新技術革命特別是信息革命迅猛發展的條件下，推進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面臨一個與信息化的關系問題，這是當今世界各個推進工業化國家（以及像英國這樣的工業化發達國家）共同面臨的新挑戰。中國緊緊抓住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化的歷史機遇，將工業化和信息化結合起來：一方面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特別是注重發揮信息化在工業發展中產生的“倍增效應”和“催化效應”；另一方面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為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和信息技術的研究開發提業支撐，著力將信息化與工業化融為一體，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現代化。

（二）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將中國的城鎮化和美國的科技革命相提并論，認為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值得重視的兩股潮流。城市化在中國有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值得關注：

第一，中國城市化走的是一條“城鎮化”道路。國際上一般稱“城市化”，而中國的城市化是將鎮（指鎮本級）納入其中的，故稱為“城鎮化”。長期以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比較緩慢。改革開放后，城鎮化率迅速提高，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6年的43.9%，28年間提高了25.9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增加0.93個百分點，特別是1996年－2006年間，城鎮人口比重從30.48%提高到43.9%，年均提高1.34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到2015年前后，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可能達到55%左右。

第二，中國城鎮化走的是“立體網絡型”的協調發展之路。所謂“立體網絡型”，即以大城市為中心、中等城市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鎮為基礎，以大帶小，協調并舉，構筑一個容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立體網絡。這是一條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

第三，中國城鎮化采取的是區域布局“差別化”推進方略。所謂區域布局“差別化”，表現在，中國的東部重點是豐富城鎮內涵、提高城鎮化質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鎮帶、都市圈、大城市連綿區；中部重點是大力發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扶持區域性中心城市；西部則控制小城鎮無序發展，優先發展大城市，有重點發展中等城市，將超出環境承載容量的人口向區內大中城市和東部沿海遷移。

第四，中國城鎮化與體制轉型緊密結合。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入城市或城鎮，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遷，相應地要求進行體制轉型。中國為實現城鎮化目標，應著力打破城鄉分割的格局。一則，打破城鄉人口管理的二元體制，改革戶籍和社會保障制度，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有序轉移；二則，改革城鄉管理體制，為簡政放權、改進政府管理方式創造條件。可見，中國上述的城鎮化戰略，與西方國家的城市化明顯不同。

（三）中國經濟的市場化

中國曾經是一個計劃經濟體制根深蒂固的國家，需緊緊抓住體制轉型這一鏈條，由到核心，逐步“攻堅”。現在，市場調節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已達到95.6%，生產資料達91.9%，農副產品收購達97.7%。從國際上看，中國市場已成為世界競爭激烈的特大市場。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

目前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也遇到了如何繼續深化的難題：國內方面，要素市場市場化程度還較低，企業、政府以及其他相關方面等適應市場化的程度還有距離，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各種體制性機制依然存在，行業壟斷、地區封鎖、行政壁壘等仍在妨礙公平競爭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動。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是實現要素市場的市場化，包括資本、土地、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和職業經理人市場等。國際方面，應破除進入全球市場過程中“國際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實現國內市場與全球市場的對接。

（四）以全球思維推進國際化，并以獨立自主的大國姿態參與全球化

經濟發展范文第3篇

所謂“低碳經濟”是以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進步。低碳經濟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的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低碳經濟”的提法，最早見諸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其后這個提法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特恩支持作的《斯特恩報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5%-20%GDP的損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2007年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低碳經濟法案》，表明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有望成為美國未來的重要戰略選擇。2007年12月3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大會制定了世人關注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巴厘島路線圖”，該路線圖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減排25%}40%o“巴厘島路線圖”為全球進一步邁向低碳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定2008年“世界環境日”(6月5日)的主題為“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

這一切說明發展低碳經濟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我國是一個在世界上影響巨大的發展中大國，發展低碳經濟，既是責任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轉變發展模式的難得機遇。

在全球碳排放激增，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成為全球熱點，歐美發達國家大力推進以高能效，低排放為核心的“低碳革命’，著力發展低碳技術，并對產業、能源、技術、貿易等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以搶占先機和產業制高點。低碳經濟的爭奪戰已悄然打響，這對我國是壓力也是挑戰。

中國正處在加快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步伐，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長階段，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不可能停止，長期貧窮落后的中國，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帶來了能源消費的持續增長，“高碳”特征突出的“發展排放’，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制約，如何既確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又不重復西方發達國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謀發展的老路，是中國必須面對的難題。

中國的能源以煤為主，缺油少氣，這是國情，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低碳能源的選擇有限。在電力中水電占20%左右，火電占77%，據計算，每燃燒一噸煤炭會產生4.12噸二氧化碳氣體，比石油和天然氣每噸多30%和70%、而據估算，未來20年中國能源部門電力投資將達1.8萬億美元，火電的大規模發展甘環境的威脅不容忽視。

中國經濟的主體是第二產業，這決定了能耗的主體是工業，而工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國經濟的高碳特征。

作為發展中國家，整體科技水平落后，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是中國經濟從高碳向低碳轉變的最大制約。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但實際情況難于令人滿意，中國不得不主要依靠商業渠道引進技術。以2006年GDP計算，中國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年需資金250億美元，這對發展中的中國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首先，中國是一個極具影響的發展中大國。而發展低碳經濟是抵御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重挑戰的積極措施。中國有責任在發展低碳經濟中作出貢獻。

再者，中國能源相對貧乏，煤炭在能源中比例過高的國情也使我們必須選擇發展低碳經濟，否則我們的經濟發展是難以為繼的和不可持續的。

第三，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趕超發達國家，按常規發展是不可能的，發展低碳經濟是一個新生事物，是一個趕超的機遇，這也是我們必須抓住低碳經濟發展的原因。

發展低碳經濟的思考:

發展低碳經濟，我們要端正認識，提出正確的引導意見。例如在全球第一個提出低破經濟的是英國政府，它正是看到英國能源正從自給自足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按2003年的消費模式預計，2020年英國80%的能源都必須進口，與此同時，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已迫在眉睫，提出創建低碳經濟的思路應運而生，而我們的能源問題和高碳排放帶給環境的問題一點也不比英國輕松，我國政府基于這點堅定了發展低碳經濟的決策，發展低碳經濟需要政府主導，包括制定指導長遠戰略，出臺鼓勵科技創新，節能減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和減免稅收，財政補貼，政府采購，綠色信貨等措施來引領低碳經濟發展，這也需要企業認清方向，自覺跟進，采取促進低破經濟發展的集體行動，只有這樣，中國向低碳經濟轉換才有現實的基礎。

低碳經濟的理想形態是充分發展“陽光經濟”、“風能經濟”、“氫能經濟”、“生物能經濟”。但現階段太陽能發電成本是煤電、水電的5-10倍，多數地區風能發電成本高于煤電、水電，作為二次能源的氫能，目前離利用風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提取的商業化目標還很遠，以大量消耗糧食和油料作物為代價的生物燃料開發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糧食、肉類、食用油價格上漲。從世界范圍看，到2030年太陽能發電也只能達到世界電力需求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儲量將分別在今后40年，60年100年左右耗盡。在“碳素燃料文明”向“太陽能文明”時代(風能生物質能都是太陽能的轉化能形態)過渡的未來幾十年里“低破經濟”、“低破生活”的重要含義之一就是節約化石能源的消耗，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時間保障，特別從中國能源結構看，低碳意味節能，低碳經濟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

低碳經濟不僅意味著制造業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產能力，推進節能減排的科技創新，而且意味著它在引導公眾反思哪些習以為常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費能源和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從而充分發掘服務業和消費生活領域節能減排的巨大潛力。

轉向低碳經濟，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徑之一，是戒除以高耗能源為代價的便利消費嗜好。便利是現代商業營梢和消費生活中流行的價值觀。不少便利消費方式在人們不經意中浪費著巨大的能源。如我們經常使用的一次性用品，經常飲用的純凈水，無節制地使用塑料袋，不僅制造了過多的垃圾，產生了白色污染而且過多消耗了寶貴的石油能源。據計算，全國減少10%的購物袋可節省能耗1.2萬噸標準煤，減排31萬噸二氧化碳。

經濟發展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現狀 貧富差距過大 通貨膨脹 低碳經濟 擴大就業

從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持續發展的經濟使中國的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中國經濟從解決溫飽到基本實現小康，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后，在經濟總量大幅增加的前提下，仍然繼續保持了年均近10%的增長。

但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還處在一個特殊的發展時期。這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即處在一個黃金發展時期，同時也處在一個矛盾凸顯時期，我們既面臨著很多戰略機遇，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們要謀劃好我們的發展思路，謀劃好我們的藍圖，謀劃好我們的路線圖，我們才能趁勢而上，才能實現我們的既定目標。

一、中國經濟發展現狀

1、經濟高速發展

1978年，我國GDP總量只有2165億美元，到2006年，已達到2.63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四，按現行匯率，人均GDP約2000美元。1978年全國財政收入為1132億元，2006年，劇增到3.93萬億元，一年新增的財政收入已達到10年前全年的財政收入水平。到3月底，國家外匯儲備達到1202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在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只有區區1.67億美元，即便是到亞洲金融危機暴發的1997年,外匯儲備也只有1398億美元。

2、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

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富人們開著寶馬、奔馳或保時捷，住著幾千萬元的豪華別墅，而有些窮人甚至會為了溫飽發愁。在金融危機發生前，中國就有約8000萬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以下。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為代價的，尤其是城鄉之間的不平等。2007年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

3、快速增長的人口面臨著沉重的就業壓力

我國有著近13億人口，其中農村人口占很大比重。每年新增人口即使在計劃生育的嚴格控制下仍以千萬計算。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還有以億萬計的勞動力需要逐步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從農村轉向城鎮。在深化改革過程中，為了提高國有企業的整體素質，實現國有企業的戰略性改組，還有以千萬計的職工從現有企業中分流下崗，要求再就業。每年又有幾百萬的畢業生從學校走向社會。如此龐大的數字使我國面臨著沉重的就業壓力，到2010中國失業人口高達2億。

4、通貨膨脹的壓力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0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4.4%，年內首次突破4%，創25個月新高。其中，與百姓密切相關的菜價更是上漲了31%。11月上旬，全國36個大中城市18種主要蔬菜平均批發價格為每公斤3.9元，比年初上漲11.3%，比去年同期上漲62.4%。對公眾而言，基本的邏輯是通脹就是“錢毛”了，錢不頂用就是物價上漲，物價上漲首先體現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現在沒有一樣是不漲價的。

三、應對措施

1、加快發展，縮小貧富差距

（1）加大稅收的調節力度以縮小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一方面對高收入者加大稅收比率，另一方面對貧困者要通過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等提高他們的收入。

（2）加強對壟斷行業工資收入的監控，放慢其工作增幅，并使其工資水平接近全國的平均水平。

（3）加快農村城市化進程，取消戶籍限制，鼓勵城鄉流動，鼓勵農民進城經商，使小城鎮建設不僅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渠道，而且成為農民增收縮小城鄉差距的途徑。

2、下大力氣擴大就業和再就業

各級政府要打破所有制界限，積極創造條件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業的發展，在資本、土地、技術、信息、人才等生產要素的配置上給予更多的幫助和支持。因為中小企業大多數為勞動密集型企業，能為社會創造80%以上的就業崗位，還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也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在吸收勞動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就需要國家的產業政策做引導、扶持第三產業的發展。有研究表明，國民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可提供80萬個工作崗位，而我國第三產業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可提供130萬個工作崗位。同時還要鼓勵自謀職業和自己創業，尤其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創業，國家要給予必要的扶持和幫助。政府還應該免費提供在就業培訓和崗前培訓，提高下崗失業人員的職業技能，為再就業打下好的基礎。

3、國家應出臺有效政策，抑制物價過快增長

在房價瘋漲的同時，其他商品價格也在上漲，比如農副產品的價格就在不斷攀升，然而我們要作的是，首先擴大南菜北運蔬菜種植面積，積極發展北方溫室大棚蔬菜，努力增加產量和花色品種，豐富市場供應。其次加強農產品產銷銜接，及時供求信息，科學引導農產品生產、流通和消費。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產銷對接活動。降低農副產品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對于節節攀升、居高不下的房價，我國政府已經出臺了政策來抑制房價的過快增長，比如以家庭為單位限制購房的套數，加大了房貸首付比例，上調了還款的基準利率等。

當然，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否定的，中國經濟總量長期以來一直在不斷提升，且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排名也越來越靠前。但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唯有清楚地認識國情，才能對中國在全球責任中的擔當有更好的把握，也才能對中國的未來發展道路，有更清醒的認識，才能求得更大的發展！

參考文獻：

《大國經濟之路》  王志浩  2010、01

經濟發展范文第5篇

一、并不存在單一的“東亞模式”

理論界對“東亞模式”的討論已有一段時間。最初的分歧來自對日本以及后來的亞洲“四小龍”快速增長原因的分析。它們持續的高經濟增長速度是史無前例的。大多數持正統觀點的經濟學家強調市場力量的基礎作用，也有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與歐美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它們的政府（主要是日、韓等國政府）起到了主導的作用。1993年世界銀行推出名為《東亞奇跡》的報告，將這兩種觀點進行調和，認為日本、“四小龍”及印尼、馬來西亞、泰國8個國家和地區在1965年～1990年間的快速增長，是政府政策和市場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并且肯定了日、韓和臺灣地區實行的有選擇干預措施起到了促進增長的作用。這一研究引起了對所謂“東亞模式”的更多討論。比如，保羅·克魯格曼1994年撰文指出“東亞奇跡是被夸大的神話”，他認為除日本外，大部分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增加生產要素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生產率，與當年蘇聯的高速增長性質相同；伴隨投入增加速度的下降，它們的高經濟增長速度最終會降下來。1997年以來，青木昌彥等人則提出系統的“市場增強論”，從克服“協調失敗”的角度對東亞政府的經濟作用進行了新的闡釋。1997年世界銀行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變革世界中的政府》，也可認為是這一討論的繼續。該報告指出：“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并且認為政府的核心使命，是完成這樣五項基本任務：建立法律基礎；保持非扭曲性的經濟環境，包括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投資于基本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保持承受力差的社會階層；保護環境。這一報告認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并不是“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其實，東亞國家的發展模式是不盡一致的，不僅這些國家的自然條件有差異，政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比如，香港和新加坡均為城市，與當初“二元經濟”特征十分明顯的韓國、中國臺灣及印、馬、泰這三個東南亞國家的初始條件差別很大；日本更是早在1885年～1919年間已實現過較快的經濟增長。就政府的經濟作用而言，初始條件有相同之處的香港和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和韓國，都有顯著的區別；韓、泰、印尼同為危機比較嚴重并向IMF申請援助貸款的國家，它們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階段也不盡相同。就對外經濟關系而言，外貿和外資在日本經濟快速增長中的作用遠不如東亞其他國家顯著，日本、韓國對待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與東南亞國家和香港也有很大差別。簡言之，從實際情況看，并不存在單一的“東亞發展模式”，因而也就沒有所謂“東亞模式”的危機。

二、東亞金融危機與金融體系的缺陷密切相關

這此金融危機在開始時就表現出這樣的特點：銀行體系越穩固的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香港，其經濟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小；而銀行等金融機構問題越多的國家，經濟受到的沖擊也越大，在股市暴跌的同時，發生金融危機的東亞國家的共同特征，也是引發危機的主要原因（日本80年代后期泡沫經濟的形成、泡沫破滅后的持續不景氣，以及目前的經濟衰退，也同樣主要源于其金融體系的缺陷）。那么它們的金融體系有什么獨特之處呢？

許多計量分析表明，東亞的高速增長與較高的物質資本積累密切相關；而物質資本積累是儲蓄轉化為投資的結果，儲蓄轉化為投資的中介組織主要又是金融體系。因此，可以說東亞高速增長的實現離不開其金融體系對儲蓄的動員和分配。高速增長時期，以日本為代表的許多東亞國家的金融體系具有一些顯著不同于英美國家的特點，比如：（1）企業更依賴于金融機構貸款而不是證券市場融資；（2）企業的負債—資本比率更高；（3）政府對信貸的分配進行指導和控制，而不是主要進行金融機構監管，并且有時保護和補貼銀行等金融機構；（4）銀行與借款企業之間的關系更密切（如日本的“主銀行”體制）；（5）公司之間交叉持股的情況比較普遍（韓國財閥內部企業之間還相互對借款提供擔保）。

在可用儲蓄較多（因為居民儲蓄傾向較高或積極利用國外儲蓄）、政府以快速經濟增長為目標的情況下，上述體制的主要優點在于有助于“刺激投資”。

同時，東亞金融體系在促進投資方面的優越性并不能掩蓋它在其他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現是：政府制定脫離實際的產業政策，直接促使所控制的銀行為服從于產業政策的企業提供貸款，帶來大量的銀行不良資產；銀行與企業有密切關系，一些效益差、負債高、虧損嚴重的企業能不斷得到銀行的貸款，這些企業倒閉時拖累與之關系密切的銀行陷入困境；一些政府官員因為可以對銀行貸款施加影響而獲得了為個人尋租的機會，等等。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政府對金融機構，主要是銀行的負債提供實際上的擔保（如日本長期堅持“金融機構不破產”的政策，印尼銀行的所有者與政府官員有密切關系，泰國的金融公司負債實際上受政府擔保，韓國在銀行遇到困難時把銀行債務視為國家債務），雖然降低了金融機構債權人的風險，卻提高了作為債務人的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儲蓄，然后大量從事高風險的投資或收益不高的投資。結果是金融機構大量負債、大量投資，并且其短期負債（包括外債）與長期資產之間不“匹配”，導致投資過剩，以及高風險的房地產、金融資產市場有泡沫。股市暴跌、金融機構和企業大量倒閉，作為對上述一系列現象的矯正，是有其必然性的。總地來看，一些東亞國家的金融體系，既成就了它們過去快速的經濟增長，也直接與它們目前的金融危機密切相關。

一些東亞國家的經歷實際上表明，一個良好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一方面應該能最大限度的動員國內外儲蓄的數量，并把這些儲蓄轉化為投資，另一方面也能保證投資的質量，從而在促進投資增加和保證投資質量之間取得平衡。如果投資質量高而投資數量不夠大，會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如果投資數量增加很多而許多投資質量不高，經濟增長將難以持續。

三、不能全盤否定東亞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

大多數東亞國家另一個共同特征是，在其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比較多，并且在危機比較嚴重的國家如泰國、韓國、印尼，政府匯率、外債管理方面的失誤也比較明顯。但并不是發生金融危機后，就可以完全否定東亞政府干預對于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許多研究表明，東亞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有許多成功經驗值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比如：

政府重視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機會的均等，一方面有助于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避免勞動力素質低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收入的均等。

政府主持的農村及重視對農村交通、水利、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的投資，有助于農業的增長和農村非農產業的成長，從而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作出了重要貢獻。

政府的一系列措施鼓勵了儲蓄的增加，為擴大投資奠定了基礎，比如通過財政收支盈余增加政府儲蓄，設立便利儲蓄的郵政儲蓄機構，通過限制住房、耐用消費品方面的消費信貸刺激居民儲蓄，通過保持物價穩定和正的存款利率增加儲蓄的收益等。

在對外經濟方面，比較注重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加速技術進步，縮小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同時用多種政策鼓勵企業出口。有的國家政府在通過鼓勵外國直接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和出口增加方面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東亞金融體系的缺陷也不全是政府干預過多的問題，而是“干預不當”的問題。比如，對金融機構貸款活動的直接干預太多，既增加了政府官員尋租的機會，也限制了金融機構的自；對金融機構借用短期外債從事高風險的房地產、股票投資缺乏嚴格的監管，使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上升。

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