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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研究報告范文第1篇

關鍵詞：機電類專業 創新意識問題 策略

一、調查的基本情況

（一）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共涉及江蘇城市職業學院武進辦學點師生452人，其中，教師44人，學生408人。

（二）調查內容

為了解機電類專業學生創新意識培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我們以江蘇城市職業學院武進辦學點為例，針對該校機電類專業中的汽車技術服務與營銷、數控設備應用與維護、機電一體化技術、電氣自動化、機械制造及其自動化等五個專業中高中起點的專科大一、大二年級、五年制起點專科的三、四年級的學生及專業教師進行了調查，涉及問題三十余個。

二、調查的結果

（一）學生問卷

在江蘇城市職業學院武進辦學點的機電類專業中，共發放調查問卷410份，實際收回408份。被調查人員中男生333人，女生75人；初中起點五年制專科210份，高中起點專科198份；機電一體化專業82人，數控設備應用與維護專業166人，汽車技術服務與營銷專業82人，電氣自動化專業40人，機械制造及其自動化專業39份。

被調查的408名學生，有335人認為應該將創新意識教育納入到學校日常的教育教學中，有26人認為應該在其他時間進行創新意識教育，有46人對是否應該將創新意識教育納入到學校的日常教育教學中持無所謂的態度。

對于學校的創新教育需要重視學生的培養方面，有277人認為應該加強創新意識的培養，有285人側重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130人認為應該通過創新大賽加強創新教育的培養，263人認為應該加強專業技能的培養，從而提高自己的創新意識和能力。

在談及創新人才應具備的條件時，228人認為應具備獨到的思維方式，229 人認為應具備高科技素養，226人認為應具備團隊精神，305人認為應具備探索精神，190人認為應具備勤奮的精神，134人認為應具備良好的品德修養與責任感，有130人認為應具備交流能力，有19 人認為應具備其他方面的條件，如良好的創新環境，不懈堅持的精神，較強的動手能力等。

調查中，有63人認為家庭教育對其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影響最大，213認為應該是學校的活動和教學才是影響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主要因素，有63人認為是創新大賽，93人認為是個人因素，19人則認為是先天因素對其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影響最大。

在對問題“您認為高職學校機電類學生要創新，目前最缺乏的是什么”的調查中，48人認為最缺乏資金，193人認為最缺乏氛圍，58人認為最缺乏信息知識，141人認為最缺乏技術指導，絕大多數同學希望能將創新意識教育貫穿于全部年級的教育教學中去，從而更好地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

對于創新人才應該具備的素質，84名同學認為最重要的素質是有大無畏的進取精神和開拓精神，有176人認為最重要的素質是有較強的永不滿足的求知欲和永無止境的創造欲望，有106 人認為最重要的素質是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和較強的創造才能，有39人認為最重要的素質是有獨立完整的個性品質和高尚情感。

（二）教師問卷

在對機電類專業教師的44份問卷中，多數教師對機電類專業學生的創新意識培養提出了好的意見和建議，并賦予了較高期望。

問卷調查顯示：認為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較好的老師有13人，其中認為很好的只有1名老師，僅占總人數的2%。被調查的44名老師都認為有必要加強學生的創新意識教育，多數老師都希望能將學生創新教育貫穿于每個年級的教育教學中，并通過創新意識教育的培養，增強學生專業學習的興趣，提高學校的專業競爭力和影響，從而幫助學生就業和創業。

在問及影響學生創新意識的因素時，認為是家庭教育的7人，36名老師認為主要因素為學校的創新氛圍，22名老師認為是課堂教學，認為是學生個人因素的有27人，認為是教師引導為主要因素的則有21人。

對于制約學校創新意識教育的因素問題，被調查的老師中，31人認為是資金支持，23人認為是制度扶持與激勵，23人認為是專任師資的缺乏，36人認為是學校缺乏創新氛圍，22人則認為制約學校創新意識教育的主要因素是領導的重視不夠。

對于“您認為，學校應該從何種途徑加強學生創新意識的教育”的問卷調查顯示：有20位老師認為應該通過課堂教學加強學生創新意識教育，35名老師認為應該通過每年舉行的創新大賽加強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認為應該通過講座的形式來培養學生創新意識的有33位老師，29名老師認為應該通過外出的參觀學習來加強和豐富學生的創新意識教育。

三、結果分析

紡織業研究報告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碳關稅 紡織業 建議對策

一、碳關稅背景

碳關稅是指對高耗能產品進口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關稅，2009年6月26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微弱優勢通過了《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這一法案盡管還沒有完成立法程序，但是其中的“碳關稅”條款已經引發了關于美國到底是在進行環境保護還是在實行新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的爭論。

中國紡織業由于技術水平落后，產品難以達到國外制定的標準，紡織品原有的價格低廉等優勢也受到沖擊，整個行業面臨巨大的壓力。隨著國際貿易競爭的白熱化，紡織服裝業極有可能因碳減排不達標，成為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紡織品進行貿易制裁的對象，繼而被征收“碳關稅”。因此，對于中國紡織行業來說，碳減排不只是一項環境義務，更是一項事關自身生存發展的大計。我國紡織行業的發展動力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出口拉動，且行業內大多數企業的能源利用率較低，由于有著出口的刺激，以及企業自身技術水平的限制，企業缺乏主動轉變生產方式以及降低能耗水平的動力。基于以上種種原因，迅速降低我國碳排放強度的成本將相當大。而長時間依靠大規模勞動密集型的生產，伴隨著全球能源、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包括環境的污染，以及我國目前所承受的國際輿論的壓力等等，都已經成為我國紡織業及其相關產業發展的巨大阻力。

二、碳關稅研究現狀綜述

中國國內現在針對碳關稅影響的定量研究尚處在發展階段，在有關分析節能減排對經濟造成影響的學術論文中，CGE模型是最為常用的分析工具。測算碳關稅政策對中國經濟影響的研究方法也主要以一般均衡模型（CGE）為主。可計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作為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過30多年的發展，該模型目前已經被廣泛應用于宏觀經濟、國際貿易、區域經濟、財政稅收、能源、環境、就業與收入分配等眾多領域的分析。

在碳關稅的研究中，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準確測算產品生產部門在生產過程中的實際能耗。為了確定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需要測算產品的隱含能源和隱含碳排放量。所謂隱含能源是指產品生產全過程（包括原材料開采、產品加工制造直至把最終產品運輸至終端用戶的整個過程）中所消耗的總能源量。而隱含碳排放則是指產品生產全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研究者們大多采用投入產出法結合CEG模型對碳關稅可能造成的影響，同時也有生命周期法等不同方法得到應用。國內學者中如鮑勤、湯鈴、楊列勛（2010）；沈可挺、李鋼（2010）等多采用的方法是在中國投入產出表的基礎上構建社會核算矩陣（SAM），計算能源消耗和隱含碳排放，并以此作為CGE建模的核算框架。萬毅（2010）通過采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與湖南大學聯合開發的MCHUGE模型結合投入產出數據和各種經濟參數（進口品與國產品的替代彈性、不同勞動力之間的替代、勞動力與資本的替代）對碳關稅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劉強、莊幸、姜克雋、韓文科（2008）則通過生命周期法計算了出口貿易產品的載能量。在測算出了各部門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之后，利用CGE模型測算碳關稅對各部門的影響。

三、碳關稅對我國紡織品貿易的影響

現有的估算碳關稅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影響的方式以一般均衡模型為主，但是由于CGE模型的設計適合用于宏觀經濟的研究，因此大多數研究者更多地從國家整體的角度分析碳關稅的影響，而并沒有對某個單一生產部門進行具體分析。鮑勤、湯鈴、楊列勛他們的研究基于2007年數據，使用包含37個生產部門和4個國外賬戶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測算了美國征收碳關稅對我國對外貿易、經濟、環境等方面的影響。他們設計10種碳關稅稅率，計算結果顯示碳關稅將直接給我國對外貿易帶來巨額損失，將對我國的經濟造成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除此以外，碳關稅在節能碳排上的效果有待進一步的分析，其在改善環境、促進溫室氣體減排的問題上可能效果甚微。沈可挺、李鋼他們在分析中國工業品出口的隱含碳排放量的基礎上，采用動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測算了碳關稅對中國工業生產、出口和就業的可能影響。模型的評估結果表明，每噸碳30美元或60美元的關稅率可能使中國工業部門的總產量下降0.62%―1.22%，使工業品出口量分別下降3.53%和6.95%，同時使工業部門的就業崗位減少1.22%和2.39%，而且以上沖擊可能在5―7年甚至更長時期內產生持續影響。

為了研究碳關稅紡織品貿易的影響，本文選取了其中有關紡織業的相關數據作為分析碳關稅對中國紡織業影響的參考資料。

同時他們建立的模型估算出紡織業在60美元每噸碳關稅稅率下第1年的就業崗位降幅達5.48%，由此可見碳關稅政策對中國紡織業的沖擊十分明顯。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2010年四季度，紡織行業從業人員數為611.4萬人，服裝制造業從業人員數為424.3萬人，中國紡織行業、服裝制造業及相關產業的就業總人口超過一千萬，碳關稅的征收很有可能造成大量紡織業工人的失業，對于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劉強、莊幸、姜克雋、韓文科采用生命周期評價（Life Cycle Assessment，LCA）的方法來估算出口貿易產品的載能量和碳排放量。生命周期評價是一種對產品在其整個生命周期內的原料與能量需要量以及對環境排放進行量化評估的研究方法。他們將出口產品按照能耗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產過程中的直接能耗，另一類是產品的原材料或中間產品中所隱含的間接能耗。他們將出口貿易產品中的這種全能耗量定義為產品的“載能量”。

為了測算碳關稅對紡織品貿易的影響，本文計算出口紡織品CO2完全消耗系數：

ei=∑Xij?鄢αjβj/Xj Ei=E（I-A）-1

其中E為行業CO2排放強度系數矩陣，其第i列元素ei為i行業的CO2排放強度系數，即表示i行業生產單位貨幣價值的所產出CO2排放量；其中，αi表示能源j折標準煤系數，βi表示能源j的CO2排放系數。Ei為CO2完全消耗系數矩陣，表示指某行業每提供一個單位的最終產品，需要直接和間接產出CO2排放量。

本文統計了2005―2010年紡織品出口量和相關的能耗數據，根據單位價值能耗，估算了20―60美元碳關稅標準下中國紡織品應繳納的關稅稅額。

由表6得出，碳關稅的征收將會對中國的紡織品貿易帶來巨大的影響，在未來某一時間發達國家開始征收碳關稅，國內從事紡織品出口貿易的企業很有可能遭受幾十億美元的損失或者造成自身市場競爭力的下降。中國的紡織品貿易之所以能在國際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帶來的價格優勢，一旦這種競爭優勢受到削弱，國內紡織企業的生存狀況也將隨之惡化。中國的中小型紡織服裝企業眾多，這些企業普遍缺乏抗風險能力，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期間大批中小企業破產，碳關稅的征收同樣會對這些抗危機能力薄弱的企業造成嚴重影響，也將會對紡織業及其相關產業的出口造成巨額的經濟損失。

四、建議對策

發達國家以保護環境為名提出征收碳關稅，很大程度上是為緩解因減排義務所導致本國產業的競爭力下降。中國紡織業及其相關產業和中國許多制造業一樣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的特點。中國工業品出口的能耗和碳排放狀況意味著發達國家提議的碳關稅政策可能對中國的工業品出口造成較為嚴重的沖擊。

1、政府應對碳關稅的策略

第一，擴大內需，減少紡織品對出口的依賴。同時推進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的轉讓。改善傳統紡織業的能源利用方式，研究開發紡織新材料，紡織業能耗。“綠色產品”將是未來主導世界市場的主流，政府應加強相關的投資和稅收優惠的力度，鼓勵紡織企業開發綠色紡織品，構建綠色紡織業。

第二，積極爭取碳關稅規則制定的主動權，鑒于目前國際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碳排放量參照標準，針對發達國家可能提出的過于苛刻的出口產品的碳排放標準，同時維護本國的利益，中國政府應積極參與國際公約或者協定中“碳關稅”的協商和談判，成為規則制定的參與者。聯合發展中國家共同維護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成為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貿易規則的犧牲品。因此，中國應加強同國際社會的溝通，積極參與到碳關稅和節能減排規則的制定中去，以爭取更有利于我國對外貿易規則的確立，為國內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繼而推進全球性減少碳排放目標的實現。

第三，為低碳、節能減排事業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無論企業是進行節能減排還是生產方式的創新，都需要大量資金。因此我國需要加快建立碳交易市場，實現與發達國家接軌。我國應對低碳產業開放資本市場，提供的融資服務。

2、紡織行業以及企業應對碳關稅的策略

第一，開發新材料，紡織行業加快新型面料的開發應用。以化纖織物為原料的制衣業，碳排放量很高，而要達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標，就應使用絲綢、棉布、麻布這類天然紡織原料。品牌服飾企業在紡織面料的選擇方面也應傾向于環保型面料。加快技術創新，增加科技投入，發展綠色技術，提高產品質量，開發和生產優質的綠色產品，以沖破國際綠色壁壘，擴大在國際市場的貿易空間。

第二，在出口貿易中，我國的中小型紡織企業紡織產品普遍附加值低，缺乏自主創新。面對國外市場更高的準入標準，出口產品的適應能力亟待提高。就紡織服裝業來說，要想發展低碳經濟，技術創新成為重中之重。未來，綠色低碳將是大勢所趨，而擁有創新能力的的企業將是紡織服裝業轉型升級的主力軍，也將是市場競爭的勝利者。

【參考文獻】

[1] 鮑勤、湯鈴、楊列勛：美國征收碳關稅對中國的影響：基于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管理評論，2010（6）.

[2] 沈可挺、李鋼：碳關稅對中國工業品出口的影響――基于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評估[J].財貿經濟，2010（1）.

[3] 劉強、莊幸、姜克雋、韓文科：中國出口貿易中的載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8（8）.

[4] 萬毅：低碳時代碳關稅征收的一般均衡分析[D].湖南大學，2010.

紡織業研究報告范文第3篇

午后,老總林正元(化名)眉頭微鎖地看著工廠車間里忙碌的景象,工人們正在流水線前熟練地操作機器,將一塊塊牛皮切割成一條條皮帶。這家位于深圳的臺資皮帶廠曾是沃爾瑪最大的皮帶供貨商,每年僅從沃爾瑪處便接到2000萬美元的訂單。但工廠的發展面臨一個日益突出的問題――他所最為看重的中國大陸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正在逐漸消失,工廠利潤已經被壓縮減低將近一半。并且,在中國,似乎數量眾多的青年勞工都已經被沿海各地區吸收殆盡,招工日漸成為潛在的問題。

林正元正在考慮,是否應該將工廠遷往越南,那里的人工成本只有廣東的一半。而假如工廠遷往大陸內地省市,離開了便捷的海運渠道,出口海外所增加的物流成本將成為問題。

事實上,林正元所面臨的選擇是目前相當一部分在華投資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日、韓和臺資企業主們考慮的問題。

兩大報告凸顯人力資本瓶頸

2007年上半年,兩份關于中國人力資本現狀的研究報告相繼出臺。1月,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歷經3年調查所做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公布,該報告指出,中國人口(不含港澳臺)在未來30年還將在13億人口的基數上再增加2億人左右,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2016年將達到高峰10.1億人。龐大的人口數量將成為國家難以承受之重。

6月,2007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出版,該報告的觀點醒目異常:中國3/4的農村已無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正從無限供給逐步向供不應求轉變,中國經濟發展的“劉易斯轉折點”正逐步呈現。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迫在眉睫。

目前,人力資本瓶頸引發的負面效應已經明顯浮現:間歇性的勞工荒和勞動力成本增加,使外資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增資積極性受挫,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外移潮日趨猛烈。人口素質偏低使產業升級負重難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比重難以上升,能夠創建自有品牌的工業企業和行業更稀少如鳳毛麟角。而龐大的人口基數所迅速衍生出的新生人口,將成為新一波的就業壓力,當以林正元們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外移之后,如何消化這些勞動力將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個循環性困局。

中、印、越三國角力制造業

19世紀,英國憑借其強大的工業實力成為世界霸主。其后,其霸主地位被工業后來居上的美國取代。20世紀70年代,汽車、家電、電子業極度發達的日本一度喊出“購買美國”的口號。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承接自日本轉移的制造業資本,成為“亞洲四小龍”,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初步騰飛所依賴的也是制造業這一引擎。可以說,當今世界的發達國家無一不是借助制造業的東風而崛起的,當今世界經濟格局的形成過程與制造業的轉移步伐直接相關。

而正當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方興未艾,產業結構升級仍處于雛形中的特殊時刻,制造業外移的現象卻早早降臨。其最具代表性的競爭對手是印度與越南兩國,而最直接的誘因是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

據了解,在來料加工(如紡織、玩具、制鞋)企業中,勞動力成本占企業總支出的60%左右,最低工資的上調對這類企業沖擊最大。自2004年出現全國性的民工荒以來,農民工吸收量最大的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工資大幅度上升。以珠三角為例,2006年,深圳、東莞的最低工資比2004年上升了33%－53%,絕對數額增加了200－240元。迫于成本壓力,出現的制造業企業轉移海外的現象已經引起不少人的憂慮。

越南勞動力成本較之中國低一半。自2000年以來,越南制造業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長,其中外資制造業的數量與規模逐年上升,已經有“小中國”之稱。2008年即將在越南胡志明市動工,投資額達10億美元的英特爾芯片廠,以及佳能、LG等企業在該國的投資應該引起業界的警惕。

印度在成功建立了自身“世界辦公室”的形象之后,制造業成為該國下一個發力建設的目標。據《金融時報》7月4日的報道,印度的初級勞動力工資較之中國低30%。紡織業可望成為該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行業。

“世界工廠”花落別家?

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華人世界》雜志專訪時表示,中國進入“準劉易斯拐點”的說法不能成立,中國16-18歲低級勞動力供給仍然充足,市場所缺乏的是有經驗、高素質的勞動力。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主要原因,不在于人力資本本身價值含量上升,人口素質大幅提高,而在于生活成本提高,從而導致最低工資隨之上升。除非土地、能源等生活必需品價格下降,否則為了使經濟實現持續性發展,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短期內不會下降。

如此,是否中國制造業增長的良好勢頭將就此受挫?謝國忠對此問題的分析是“不”!

謝國忠表示,越南制造業的興起對中國的影響沒有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國家這么大。越南人口僅有近9000萬,相當于廣東省的人口數量,勞動力數量偏小將限制該國制造業發展的規模。

在勞動力人口上唯一可以與中國并肩的是印度。然而印度在短期內也難以替代中國“制造大國”的地位。“印度制造業起飛的時代遠未到來,要達到這一點,印度需要去除幾個瓶頸,除了一些結構性的問題之外,基礎設施這一環必須要解決。”謝國忠說。

印度軟件設計能力全球首屈一指,然而與高科技極度發達并行的,是牛羊遍地跑的崎嶇道路和隨處可見的垃圾和棚屋。曾經到過印度的人都會有一種感覺,“這個國家似乎從英國人撤出之后就再沒進行過基礎設施建設”。

來自咨詢公司Technopak的資料,自印度至美國,船運時間需要8到10周,而中國至美國船運只需2到3周。在印度,僅僅在海關的時間就將近兩周。這家咨詢公司還援引美林(Merrill Lynch)的調查結果指出,印度的船運成本幾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物流成本高昂導致印度的最終產品價格非常高。

紡織業研究報告范文第4篇

【關鍵詞】低碳經濟；紡織品出口；挑戰；發展模式

“低碳經濟”是指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實質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創建清潔能源結構，核心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發展觀念的更新。發展低碳經濟，是一場涉及生產模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國家權益的全球性革命。低碳經濟對我國紡織品出口一方面可能形成一些新的貿易壁壘，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我國紡織品的質量，從而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一、我國紡織行業的發展現狀

紡織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吸納勞動力方面具有其他行業無法比擬的優勢，我國直接從事紡織行業的就業人口大約在2000-3000萬人，相關配套產業包括包裝、運輸、貿易、手工業、花邊產業等附屬行業從業人員大約有2000-3000萬人，紡織行業對我國GDP貢獻大于5萬億。在繁榮市場、擴大出口、吸納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城鎮化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就目前形勢看來，我國紡織產業仍存在布局不合理、低碳循環產業鏈不完整、產品創新不足導致的附加值不高等重大問題亟需我們研究。例如我國西部地區，其面積占國土的71.4%，人口達4億，西部地區紡織行業主要以天然纖維（如棉花、羊毛、羊絨、蠶絲、駝絨）為主，占我國紡織纖維總產量的40%，西部地區無論從區域面積、產品的低碳性還是可持續性都應該是我國未來紡織發展的核心地區，但該地區無論技術、資金、研發、品牌、營銷渠道都遠落后于東部地區，而東部沿海地區是化纖紡織業的集聚地，擁有相對優勢，曾經一度高速發展，但近年來其弊端也逐一顯現。傳統化纖紡織行業從歐美、日本、韓國、臺灣一路轉移到國內，每一次轉移都是向著技術進步導致的效率提高的后優勢和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方向轉移，并非產業升級技術革新的轉移，其固有的高能耗高污染特性并未發生根本變化。據國家環保部門統計分析，2006年紡織工業廢水排放19.79億t，占全國工業廢水排放量的9.5%，位居全國制造業污水排放總量前五位，而時至今日，中國紡織工業廢水排放遠遠超過100億t，成為國內最大的水污染源。國內印染企業的單位產品耗水量大約為發達國家的3倍，水的重復利用率僅為7%。因此如何使東部企業轉移到西部后依然保持其產業集聚的優勢，更具有節能減排、綠色環保效益充分發揮的優勢，實現低碳再布局將是我國紡織行業面臨的首要挑戰。

二、低碳經濟對我國紡織行業出口的影響

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而言，低碳經濟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發展低碳經濟可能帶來綠色壁壘和新貿易壁壘，這些措施將對我國紡織品出口產生較大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我國紡織品出口企業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按照低碳紡織品的標準，來生產低碳紡織品，進而提高產品質量，能夠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一）不利影響

世界各國降低碳排放常用手段包括三種：一是通過工藝技術與設備引進實現節能減排，二是通過使用新能源替代傳統能源實現節能減排，三是通過對傳統能源深加工使之成為清潔能源從而達到減排效果。其中后兩種方式均是采用增加能源消耗、增加能源成本的方式實現碳排放量的降低。低碳經濟本質應該是通過節能來減少碳排放，但實際情況是在全局上增加能耗來達到局部減少碳排放的效果，通過消耗能源帶動經濟發展，其成本將大幅度增加。歐美國家是消費型社會，適度提升能源價格不會對其經濟造成重大影響，而中國是制造型社會，能源基本被企業使用，隨著水煤漿這樣的新能源和成本較高的光電能、風能投入使用，中國企業的制造成本將大大增加，企業根本無力承擔如此巨大的成本負擔。以年產3萬t化纖新材料新項目的供熱為例，供熱爐用三備一的情況下采用新能源水煤漿比優質煤可減少二氧化硫排放26t；在硫排放方面水煤漿是比精煤具有優勢，但水煤漿的生產過程需要耗電和超過1萬t的水，折成碳排放量后其碳排放的總量大于精煤的排放量；同時其煙塵增加了3倍。這使企業的生產成本每年增加了1500萬，投資增加600萬，意味著企業每減少1t二氧化硫排放量將付出超過57萬的成本（不含固定資產折舊），國際市場一噸炭排指標僅為10歐元左右。但該項目的產品每年可為國家節電20億度，減少污水排放5000萬t左右；這就造成了：對全局有著巨大節能減排效益的項目，卻受制于26t/年二氧化硫排放問題，使項目受到嚴重影響。這種現象會大大打擊制造型企業的創新熱情。

此外，我國紡織品出口還面臨著西方國家借低碳經濟之名而設置的種種貿易障礙，主要形式有兩種：一是關稅等貿易壁壘，它增加了我國紡織品的銷售成本，使我國產品喪失了一向在國際中的價格優勢。西方國家近期一直熱衷于討論對發展中國家征收所謂的碳關稅，采用碳排放的貿易保護主義。我國紡織服裝行業起步較晚，科技含量不高，素以高污染、高耗能為世界所知。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如果碳關稅全面實施，在國際市場上，中國制造可能將面臨平均26%的關稅，出口價格將大大提高從而喪失市場競爭力，導致出口量可能下滑21%，這是極不利于行業發展的。二是非關稅壁壘，國際將出口標準提高，出口受阻，市場范圍減小，影響國內市場供求關系。為避免被征收低碳關稅，部分企業會選擇直接將“超標”出口產品運回國內，尋求內部消化。但大量的產品回籠，而國內市場的需求能力又相對有限，不可能消耗掉所有的回籠產品，會直接導致國內市場產品泛濫，供求失衡，高碳產品將成為“燙手山芋”。因為高碳產品的回歸，低碳產品的發展市場會因此而縮減，這樣又會給正處于成長狀態的低碳產業的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用“標準”將我國紡織品拒之于門外，這對于我過紡織行業無疑雪上加霜。

（二）有利影響

對于我國紡織品出口企業而言，走“低碳經濟”之路表面看不經濟，短期內會給企業造成一定的經濟負擔，紡織企業為避免污染環境，要購買價格不菲的環保設備，在工序、時間上也會付出一定的成本。其實，社會責任與企業效益并非成反比。我國紡織品出口企業勇于承擔社會責任，走“低碳經濟”之路不僅可以提升企業形象、贏得聲譽，還能更好地體現企業文化，使企業的發展更為順利、持久。同時“低碳經濟”在實質內涵上與科學發展觀是高度一致的。

此外，我國紡織企業普遍不重視培養核心競爭力，也就是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的能力，發明專有技術的能力，創造先進營銷模式的能力。目前需要明確主導產品是企業競爭力的精髓，創新是競爭力的靈魂，合理的財務結構是競爭力的保障。而培養創新型的人才和相應的管理機制是需要長期的努力和堅持的，因此如何鞏固和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增強市場地位，實現新工藝、新技術和新材料的不斷創新是全行業面臨的重大戰略挑戰。我國化纖行業已經出現了部分通過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帶來上下游重大節能減排的新的產業發展模式，雖然目前規模效應尚不明顯，但卻為我國化纖紡織行業的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標志著我國紡織行業走進了一個新紀元。

三、我國紡織品行業發展對策

（一）重視和加快低碳技術的研發和創新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積極開發天然纖維和再生環保纖維，生產低碳紡織品低碳紡織品在消耗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總量較低，其主要途徑包括選用總碳排放量低的紡織物料，選用可循環利用材料制成的紡織品以及增加紡織品利用率、減少紡織品消耗總量等。從產品設計原材料采購、整個生產工藝流程、物流運輸，到終端消費廢棄，逐步減少碳排放。相比之下，天然纖維和再生環保纖維的能耗及產生的污染較少。順應低碳消費潮流，目前國際上許多設計師和企業紛紛運用棉纖維（有機棉、彩色棉、不皺棉）、Lyocell纖維以及麻類纖維、植物蛋白纖維等植物資源天然環保纖維或甲殼素纖維、有色羊毛、蠶絲、蜘蛛絲、奶類蛋白纖維等動物資源環保纖維生產的產品。同時，國際上對人工合成環保纖維運用也非常廣泛，人工合成環保纖維既有聚已內酯纖維和聚乳酸纖維等可降解纖維，也包括聚酯和尼龍等可回收合成纖維。在一些發達國家，已開始對聚酯飲料瓶進行回收、清潔、壓碎后重新制造母料，再紡成高質量的纖維，尤其是美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已經形成聚酯的工業化生產回收規模，如美國聚酯短纖維現約有30%是利用再生原料。這對我國的紡織原料開發起到了導向作用。另外要加強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我國紡織工業在長期快速發展中，產生了不少矛盾與問題，如自主創新能力弱、產業結構不盡合理、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等，這些都是發展低碳經濟的制約因素，技術和工藝是我國紡織業落后先進國家的關鍵，所以通過自主技術和工藝創新來實現減排的方式是最為積極有效的，也對縮小與先進國家的差距起著積極的作用。在保持紡織產品出口適度增長的同時，更加重視優化出口結構、提高產品質量。面對“碳關稅”的威脅與低碳經濟時代的到來，紡織品出口企業應該把研發重點放在環保性強的綠色產品上，嚴格把控環保技術研發和產品出口市場渠道，以免遭遇碳關稅的壓力與制裁。

（二）熟悉與保護環境相關的國際貿易規則

高度重視國際貿易市場信息及其戰略戰術。目前國際上已經簽定了約200多個多邊環保公約和協定，各國也紛紛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因此，我國必須充分掌握以爭端解決機制為代表的WTO系列協議文件的內涵，熟悉其約束性規則，這樣才可以在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基礎上客觀公平地維護我方利益，為我國紡織品出口企業提供趨利避害的有效法律武器，并在國際社會中尤其是在與發達國家的雙邊對話機制中增加談判的籌碼。我國紡織品出口企業的管理者要學習并熟悉與可持續貿易有關的國際規則，一方面可以合理規避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綠色貿易壁壘，盡量避免由環保問題引起的貿易糾紛；另一方面，盡可能按照國際環保規則組織生產，按照環境標準來更新機器設備，改良生產工藝技術，積極進行綠色產品的研制開發，從而有助樹立企業良好的國際環保形象，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同時要高度重視國際貿易市場信息及其戰略戰術。在激烈的紡織品國際貿易競爭中，我國紡織品出口企業要時刻關注國際市場戰略和戰術問題。企業要做到講究市場戰略戰術，需要企業樹立“在競爭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發展”的生存理念，學會加強自我競爭能力、自我保護能力、自我發展能力。

（三）堅持走“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從長遠來看，我國紡織品出口企業為了更好地應對低碳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就必須堅持走“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道路，而實施“走出去”戰略也許正是實現我國紡織品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有效途徑。“引進來”的是國外的資金、紡織業先進低碳技術和設備等，借此提高企業低碳產品質量；“走出去”的是產品和技術人員，我國紡織品出口企業要定期將自己的技術人員送到國外大型相關企業或大學中學習深造，建立國外試驗基地，將其建設成內外溝通協作的窗口，借此步步為營，開拓國際市場，為應對低碳經濟的影響而建立平臺。

總之，我國紡織品出口企業要應對低碳經濟，首先必須順應低碳經濟的潮流。充分認識到高碳經濟會使國家的資源加速消耗，環境污染加劇，并最終導致出口紡織品競爭力的進一步下降。而低碳經濟將會從善待環境的技術和產品中獲利，從而在紡織品的低碳經濟領域占據的優勢地位更具競爭力。因此，我國紡織品出口企業應該全面客觀地認識低碳經濟的性質，在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的同時，使我國的紡織品出口貿易發展順應低碳經濟發展的歷史潮流。

參考文獻：

[1]張坤民,潘家華,崔大鵬.低碳經濟論[M].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8,3.

紡織業研究報告范文第5篇

研討會上，來自紡織行業各個領域的專家從不同的角度作了演講，內容涉及低碳認證、標準體系的建立、服裝標準的發展以及出口召回和紡織測試方法等方面，專家的演講深入淺出、觀點標新立異，給與會者很大的啟示。另外，凡客誠品和勁霸男裝的企業代表作為質量管理第一線的人員，在會上分享了他們在產品質量控制上的經驗與心得。

【質量標準】爭奪另一種行業話語權

中國是世界公認的紡織大國，但不是紡織強國，“中國制造”遍布世界各地，然而實際上中國的紡織品在行業的影響力上卻不盡如人意。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副會長孫瑞哲將這種現象概括為：中國紡織業沒有“話語權”。缺少“話語權”正是行業競爭力不足的表現。

孫瑞哲會長把紡織行業的話語權分為兩種，一是流行趨勢的話語權。以意大利和法國為首的時尚中心是世界紡織服裝流行趨勢的引領者，他們以自己對整個行業的影響力，建立起在流行趨勢上的話語權，并因此帶動整個國家的紡織行業產業鏈的發展。這是我國要努力達到的方向。另外一種話語權是質量標準的話語權。標準的話語權代表了先進的檢測技術。香港理工大學的胡軍巖博士對國內外的行業標準做過深刻的研究，他的研究報告顯示：我國在標準的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態標準、有害物質和舒適性等新興項目檢測的研究等方面遠不及發達國家，這間接反映了我國在檢測技術上的差距。他認為，標準是技術優勢的體現，是技術的競爭。他說：“技術的專利化，專利的標準化，正是爭取質量標準話語權的重要途徑。”

【低碳認證】未來標準發展的趨勢

“低碳”是2010年的熱點話題之一，也是各個國家為保護地球環境所達成的共識。為此，我國實施了節能減排的政策，而紡織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在“低碳”面前自然是首當其沖。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檢測中心的伏廣偉主任認為，低碳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未來經濟的發展方向。因此，紡織服裝的標準研究應從“低碳”的角度重新進行審視。他說：“碳排放將成為標準的制定的新內容，如何將‘低碳’理念和紡織服裝標準結合起來，并引導供應鏈管理將成為我國今后研究的課題。”基于這樣的發展趨勢，他提出了建立服裝低碳標簽的設想。他說：“服裝低碳標簽有利于引導低碳的消費理念，有利于出口企業規避綠色壁壘，也有利于引導紡織企業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而實行的前提就是建立科學的碳排放評價方法和標準。”

【標準研究】行業標準體系的建立

本次會議將我國紡織工業標準存在的問題歸納為如下五類：一是國標與行標的審批和管理部門不一致造成標準之間的交叉和重復問題；二是紡織產業鏈上下游標準不銜接的問題；三是產品標準過細，同類型產品標準在適用范圍上存在著重疊、包含關系；四是紡織品標準的制定與相關技術的研究驗證脫節，所制定的規則不能及時反映市場即技術快速變化和發展的需要；五是我國在生態紡織品標準體系建設上還存在諸多問題，一些檢查項目上沒有執行統一測試標準，而且許多檢測技術采用其他國家的檢測方法，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這些問題集中反映了紡織行業標準體系存在的缺陷，因此，標準體系的建立刻不容緩。

產品的靈魂是質量，而質量的衡量準則是各種標準和法規。如今，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紡織標準已經不僅僅是一個重要的技術支撐作用，而且也是重要的市場保護和限制手段。如歐美等發達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生態、環保標準，對進口的紡織服裝產品實施安全檢測，限制未達標的消費品進入市場流通，構建技術性貿易壁壘。顯然，現在的標準研究已經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同時也是經濟和社會層面的問題。

我國目前的質量標準體系還不夠完善，既有蘇聯的以原料為主體的標準體系，也有西方的以市場消費的最終需求為主導的標準體系，兩種體系并存帶給檢測人員的困擾就是標準沖突，一種產品可能會有多種標準參考，但檢測結果卻并不相同的情況。同時，新纖維和材料的出現也引發了標準的滯后性問題，無標可依不僅給檢測一線的人員帶來困難，也給企業的研發造成損失。談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時，孫瑞哲會長強調：“標準沖突，是經常困擾紡織服裝企業的現實問題。在行業層面，應該著力研究標準檢測的技術障礙，加快倡導解決各種檢測標準間的沖突問題；從企業層面來看，應當積極主動地研究可能的潛在標準沖突，在先期設計與研發的過程中，避免不同紡織品材料與應用過程中的異化，以進行行之有效的風險規避。”

胡軍巖博士對我國標準體系的建立方面有獨到的觀點。“我們可以借鑒美國和歐盟國家的標準體系特點，由國家制定基礎標準，產品標準則由離市場最近的生產企業制定，在研發水平不夠的情況下，采取由企業引頭，大學支持的方式開發標準，突出高校的研究能力和企業的市場優勢，促進行業標準的發展。”他說，“紡織工業要向‘需求導向’發展，將質量管理的檢測與標準體系的視角轉移到消費者評價體系中去，就要改變我國目前由國家制定標準的做法，通過加強紡織行業協會的職能，充分吸引國內大型紡織企業參與標準的制定。”

【質控外包】質量監管的新思路

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紡織品檢測室主任陸維民在調查我國出口服裝召回情況時發現，我國的主要出口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召回產品中，童裝位居出口召回的首位。召回原因有紐扣或裝飾物易脫落、阻燃性能不符合進口國標準和重金屬超標，含有禁用化學物質及設計缺陷等。他指出，國外的很多標準和要求與國標有差異，而我國的生產企業對出口國法律法規和產品標準了解很少，因此，造成設計上的缺陷，最終導致產品被頻頻召回。他建議，可以設立特殊的法檢程序，按照輸入國的要求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進行檢驗，尤其是嬰兒服裝和童裝這類高風險產品，盡早發現問題，以防更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