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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得到一本雜志,有介紹這個人的文章,于是仔細閱讀一下。文中介紹經紀人告訴他留件內衣,但萬萬沒想到一件衣服也沒留,于是經紀人不好意思拍攝。文章還描寫其母氣憤地說:“我們靠自己的打拼,怎么了?惹到誰了?”
是的,他們脫自己的,他們在家里的浴室脫了,誰也沒惹到;他們在家里浴池脫,拍下來亦是無所謂。但是他們在浴室里脫了又拍了,然后又傳到網上,大家都看了,這就有所謂了。不想讓人知道為何發到網上,想被眾所周知,一定用這樣的手段嗎?如果這樣做了,公眾就有權利批評,因為這是公開挑戰人們的道德底線。
如果脫衣服也算是一種打拼,那小至2歲的孩子大到耄耋之年的每個年齡段都在打拼。
如果這樣的人得到追捧,如果這樣的人在電視臺上堂而皇之地成為嘉賓,大家還坦然笑對,欣然接受,那就是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全民意識真的有問題。
如果這樣也是合情合理,那么搓澡工可以到公園的長椅上搓澡了,妨礙別人了嗎?沒有,但是有人這么做嗎?沒有,為什么?道理通俗易懂,適當的地點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事。
居然還有人評價其即使也是小清純的,清純若如此,讓人無語,令人汗顏。那么浴池里的人都清純,還好沒有人就那樣走到公眾的視線里去。而此時脫者已經完全把我們的公共場合當作了浴池,而遺憾的是我們的風俗里浴池不是公然開放的。
既然是社會的一員,我們沒有辦法逆行社會規則。處于對他人的尊重,我們得有體面的外衣;這個如若不在乎也罷,處于自尊,我們也得保留自己的外衣吧!倘若這個也無所謂,那么處于道德堅守,也得保留遮羞的衣服吧。如果什么都不要,連最低的道德底線也突破了。
國學曾經大力提倡,有人說那樣會迂腐。可是寧愿有之乎者也的近乎迂腐,也不要沒有道德操守的所謂開放。即使國學沒有盡興普及,縱使沒有厚重的歷史感,我們也不能失去衡量道德水準的底線。
情愿走紅的是勞累工作而英年早逝的羅陽事跡,情愿走紅的是在鄉村堅守的教師,情愿我們的孩子們知道的更多的是草根靠自己辛苦打拼獲得成功的榜樣。
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的缺陷就是道德底線的缺失。在中國哲學里,道德底線幾乎被推到人性的至高點。孟子就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楊朱主張“為我”,墨子主張“兼愛”,都被孟子斥為“禽獸”,孟子心目中的“人”,也就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底線,就是人和他人,包括“君”、“父”的倫理關系。雖然“人皆可以為堯舜”,但是一旦不尊君重父,就同于禽獸。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里,儒家哲學對傳統文化起了無可替代的支配性作用,可以說,儒家哲學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然而,孔子喋喋不休的宣揚“仁者愛人”,孟子不遺余力的傳播仁政德治,他們的理論影響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從歷史上看,并沒有造成一種真正有人文氣息,真正尊重人、愛護人的制度與習慣,反而使“仁義道德”變成泛道德主義,造成一批假道學的橫行。這種文化缺乏一條起碼的道德底線,也就是制止殘暴無人道的事情發生甚至形成制度、習慣的那種內在的文化力量。
我們常常津津樂道于五千年文明史,津津樂道于“四大發明”,直到今天,這些話語仍然被畢恭畢敬的寫進歷史教科書,讓下一代享受的。然而,“四大發明”無論如何偉大,畢竟不是我們自己的文化這個“孔”生出來的東西,所以火藥被拿來做鞭炮嚇鬼,指南針用于羅盤捉鬼,造紙術和印刷術則大用于佛經印刷。倒是這些東西傳播到西方,不久就顯出無窮的威力來。說到底,“四大發明”不是科學精神的產物,而是生活經驗的造品。我們的傳統有兩大“不文明”,說“不文明”,是因為這兩者都體現了野蠻的叢林社會的特征,而且,它們的殘酷性不但沒有被中國的仁義道德所批判、摧毀,反而在仁義道德的文化土壤中存在了千百年,成為社會制度、習慣。更可怕的是,這些非人的制度習慣在歷史文化的發展中侵入了文化的機體,甚至已經構成中國人傳統品格的一個部分,這兩大突出的“不文明”就是太監與小腳。
在春秋戰國以前,殉葬是普遍的事情,如果沒有生人殉葬,則以人樣的“俑”殉葬。孔子對這種現象表示了他的憤怒,他曾說“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咒罵那些搞以俑殉葬的人絕種。但是從秦漢開始,宦官就已經出現在歷史舞臺,甚至已經走到了歷史舞臺的前沿,卻從未有人對制度表示憤怒。,從很早就已經開始形成制度,歷史久遠時期的情況已經很難找到詳實的記載,但是近古的,多少留下一些令人讀之顫栗的文字。太監的地方叫“蠶室”,《二刻拍案驚奇》記載,“因是的見不得風,故引入內里密室之中,古人所云‘下蠶室’正是此意。”“蠶室”,一個多么詩意的名字。而“”的雅稱則叫“凈身”,不熟悉中國文化奧妙的人很難想象到,如果我們說“到蠶室去凈身”是何等的恐怖!中國人向來喜歡在血淋淋的現實前面冠上一些美妙無比趣味無窮的名字——即如人肉,宋代文人莊綽在《雞肋編》中談到,兒童的肉叫做“和骨爛”,是最鮮美的,因為兒童肉在煮爛后,可以連骨頭一起全部吃掉。而年輕女子的肉則被稱為“不羨羊”,意思是比羊肉更鮮美。男人的肉被叫作“燒把火”,意為燒不爛,是人肉中最不好吃的。而對人肉的通稱則是“兩腳羊”。——于是即便是、吃人,照樣在冠冕堂皇的名下進行。
清朝的,有特定的手術師,稱為“刀兒匠”。手術之前,先綁好手腳、腰,以防過程中動作過大,無法完成手術甚至流血過多而死。手術前要吃臭大麻,吃到腦袋恍恍惚惚,肉皮發脹發麻。手術第一步是割,在球囊左右各割開一道口子,把擠出來,這時被割者會奇痛無比,唯一的止痛措施就是把豬苦膽劈成兩片貼在球囊兩邊。第二步是“割勢”,也就是割掉人鞭。要用鋒利的刀一刀切去,創口插一根大麥桿類似的東西,接著一連幾天忍饑挨餓,直到拔掉那跟管子,小便如常,才算成功。整一部中國歷史的所有太監都是為皇帝而產生,所有的毫無人道、泯滅人性的與自閹,都是為了服務一個人,那就是皇帝。一人專制的政治體制的殘酷性,就在于整個國家的所有能量都被調動起來滿足一個人的隨心所欲的需求,他完全可以挾風雷,發閃電,可以仁慈如父母,同時可以陰毒如世仇。在這種政治體制下,人民的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機器,是附屬于君主,可以任由使喚的機器。所以才會產生一個專門經過殘忍的酷刑的折磨以換回皇帝一人的放心驅使的太監集團。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經過的太監,往往有更多的接近皇帝、討好皇帝的機會,所以也有掌握大權的機會。而一旦掌握了實際權力,太監便會把他們的心理陰暗一面瘋狂的發泄出來。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往往就是太監掌握大權的時代,東漢的“十常侍”、明朝的魏忠賢等等,他們一旦位極人臣,那種由生理缺陷引發的心理畸形就會以非常的手段表現出來,他們往往把世人作為仇敵,無所不用其極的發泄他們的畸形心理。中國歷史上很多文化人飽嘗太監的迫害,但是他們控訴的對象都是直接指向“某閹”,魏忠賢叫“魏閹”,就是沒有人控訴那種把正常人變成太監的制度。
另一種反人性而且長期存在的現象是婦女纏足。纏足的起源,一般認為在南唐李煜統治時期。南宋張邦基的《墨莊漫錄》一書中記載,南唐主李煜有一宮女,曾以帛纏足,使其纖纖如新月,“回旋有凌云之態”,從此纏足開始流行。19世紀,一個西方人布萊森夫人寫了一本關于中國的書《中國的兒童生活》,其中記述了中國的婦女裹腳:“裹腳時先將帶子的一端放在足背下,然后纏住四個小腳趾,裹到腳底下,用另外一根繩子將腳后跟與拇腳趾拉緊靠近,在腳底下留個缺口。纏完時,帶子的頭就被牢牢地壓住,這樣過一兩個星期。此外還要不時地更換新帶子,但動作要迅速,否則的話,血液會在失去知覺的腳內重新流通,那痛疼是無法忍受的。”(見《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現在我們不難找到纏足之后的小腳的照片,還有小腳的X光照片。纏足就是把四個腳趾都纏進腳板下面,活生生的把腳纏成尖削形。給小腳女人準備的鞋子,都是畸形的尖頭小鞋。太監的是為皇帝而,女人的纏足則是為男人而纏足,女人的纏足,就是為了滿足男人的駕馭心理與畸形的審美心理。而承載著中國文化傳承的使命的中國古代文人,大多數并沒有對這種非人的社會陋習表示不快,相反,他們往往懷著一種畸形的審美眼光,從毒瘤中發現艷若桃花來。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就贊美過“小頭鞋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妝”。清代的李漁則更加猥褻地贊美小腳:“瘦欲無形越看越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為了男人地“用之在日”與“用之在夜”,便教整個民族千百年的婦女從六七歲開始忍受裹腳這種非人的折磨——仿佛婦女天生就是來給男人“用”的——而這些以道為使命而自得的文化人,居然大多認為那是天經地義的。只有極少數人對纏足曾發出過抗議的聲音,清朝張宗法在《三農紀》中從人道主義儒學的角度批評裹腳的惡習:“人賦鴻濛,萬物皆備于一身,得天地之氣生,受四時之法成。然貴賤雖殊,其寶命一也。仁者補之,尤恐招損,今俗尚纏足,堪傷天地之本元,自害人生之德流,而后世不福不壽,皆因先天有戕,此語可為智者道也。”然而他對此也無法阻止,只是開了一張藥方以減輕裹腳的痛苦。裹腳的陋習,直到清朝滅亡,才逐漸消失。
像太監、裹腳這些制度、陋習,是和整個中國傳統文明聯系在一起的。要談論中國文明,無論講得怎樣玄天玄地,博大精深,都無法繞開太監、監獄、酷刑這些制度,無法繞開纏足、吃人、貞潔牌坊這些現象。中國文明已經和這些惡習融匯在一起,難解難分。而且,這些惡習背后的思想觀念,至今也仍然沒有斷根。對一種文化,我們不僅要問它給人們帶來了什么,而且要問它使人們避免了什么。它使人們避免了什么,也就是它的道德底線守衛到哪個層面。在中國傳統儒家哲學經典中,并不乏那些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教誨。
那么,道德是如何形成的呢?
當一個孩子在你身邊摔倒時,沒有哪條規則要求你必須把他扶起來,但你還是這樣做了,因為你心中有這樣一條規則:要幫助比你弱小的人。心中這樣的規則多了,道德也就隨之形成了。
道德,是體現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素質,知識水平,是人們追求的較高境界。但是,美玉也會有瑕疵,不道德的行為仍隨處可見;公交車上,有些人明明看到了老幼病疾,卻把頭撇向那人潮擁擠的街道,假裝自己并非是無動于衷;父母含辛茹苦的養育了一輩子的孩子,到頭來卻很少到家看望父母;綮事司機逃逸后,沒有一個人幫助受害人撥打求救電話,或者是記住肇事車輛的車牌號;雖然這些事你不做也不會受到法律制裁,但是試問,難道你心中就沒有一點點的恥辱感嗎?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們不予置評。
道德,從你剛出生就與你形影不離,它將告訴你做人的基本準則,告訴你什么是該做的,什么是不該做的。
為什么我們的一些高校德育失去了當年的風采,為什么我們高校培養的人才的道德水平出現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會生活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是其中重要的一個。社會處在轉型時期,大學生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精神信仰、道德倫理觀念逐漸從一元轉向多元。我們的高校德育建設落后于時代的步伐,長期以來,高校的道德教育的目標推崇的是一種“圣人和英雄道德”,特別是由建國初期保留下來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只講奉獻不講索取”以及見到危險就挺身而出,不計報酬的勞動和工作等觀念,片面強調奉獻和自我犧牲,忽視了學生目前的價值觀念和覺悟水平,弱化了對大學生進行最基本的底線道德教育。底線道德是道德的最低層次,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必須遵守和履行的道德行為準則和基本道德義務。在高校德育內容之中,我們強化了德育教育的“圣人目標”,但是卻弱化了最基本的底線道德教育,在當代大學生價值觀念本就受社會生活多元化影響的背景之下,造成了學生道德選擇的迷惑,進而導致學生知行不一、行為失范。從總體上看,大學生的道德狀況是積極向上的。但是,伴隨著社會生活多元化的沖擊,各種文化思潮和價值觀念沖擊著大學生的思想,某些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也在侵蝕著部分大學生的心靈,使其出現道德滑坡現象,甚至做出道德淪喪的行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部分大學生存在一些是非不明、榮辱不辨的現象。他們丟掉了道德標準和規范,喪失了崇高理想和信念。其次,大學生誠信的缺失。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誠信早就被視為底線道德,但是在今天的大學校園,考試作弊現象屢禁不止,同學間欺詐行為也屢見不鮮。第三,兩性道德的失范。大學生談戀愛無可厚非,但是一些大學生情侶在公眾場合表現過分親昵,言語、行為不堪入目;缺乏基本的責任感,把愛情當做游戲,對缺乏理性控制等。第四,對基本的道德準則的無視。隨地吐痰,隨手扔垃圾,不排隊買飯,圖書館、教室肆意占座等,種種在上幼兒園時老師就教育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卻在大學校園中被部分大學生們肆意踐踏。以上一系列現象都給高校德育工作敲響警鐘,在追求更高層次的道德目標時,請不要忽視大學生的底線道德教育。
二、加強對大學生底線道德教育
重視和強化底線道德有助于大學生提升道德境界,追求自身的完善。目前,高校德育追求“建設社會主義需要的高素質人才”,更應該從基礎抓起抓好。在社會生活多元化的時代,高校德育在面臨多重挑戰和沖擊的時候,更要加強大學生的底線道德教育,決不能聽之任之。“底線道德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道德,是道德的下限,是所有社會成員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恪守的。否則,就是不道德,行為者就會受到社會輿論和內在良知的譴責,甚至被外在強制約束。”底線道德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衡量人類行為善惡最基本標準。從我國傳統德育來看,“圣人”的道德設計,一旦摒棄基礎底線,不但沒有使多少人真正成仁成圣,反而使一些大學生忽視了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合理的底線道德是指符合整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力所能及的道德水平,只要守住道德底線就算及格,就可以算一個合格的公民。代表未來公民主要形象的大學生群體,加強他們的底線道德教育,是對他們進行最起碼的公民教育。所以,加強大學生的底線道德教育是實現其他德育目標的基礎,要想實現更高層次的道德,底線道德是不能逾越的。重視底線道德教育,并不是說讓大學生放棄對崇高道德的追求。事實上,履行基本的道德義務是高校青年學生道德境界提升的基點。高校在進行道德教育時設定的德育目標對不同的學生也要有針對性和層次性,道德教育不僅在時間上具有階段性和順序性,而且在空間上具有多維性和層次性。它不是一成不變的固態模式,是可以根據現實予以適時調整的,所以德育既要根據時代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根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確定目標,堅持德育目標的主導性,也要考慮學生在多元化社會生活背景下品德發展的多樣性。在現實生活中,每個學生的思想品德達到的水平和具體發展的目標是不盡相同的,每個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生閱歷、不同的家庭環境,因此,必須根據他們的思想品德的實際狀況和德育發展要求確定具體的德育目標,將德育的總目標進行分解,遵循由淺入深、由低到高、由具體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的規律,使德育目標與學生的實際狀況和發展要求相適應,同時兼顧學生的可接受性和德育目標的可實現性。但是底線道德教育是德育目標得以開展和進行的基礎和保障,是對所有大學生的最低要求,所以說底線道德教育與崇高的道德理想之間是相互統一的,道德底線教育是進行崇高理想教育的基礎。
三、加強底線道德教育的途徑
(一)以課堂教學為主陣地
高校德育的主陣地就是德育課堂,現在高校的德育課程主要是思想政治理論公共課,在加強學生社會主義德育教育的同時,我們要加強學生的底線道德教育。高校課堂是大學生德育教育的主陣地,課堂教學也是高校德育教育的主要形式。德育工作者在課堂上除了加強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外,也要注意加強對大學生道德底線的教育。從細小問題上加以強調,對現在出現的熱點問題予以討論。如對在公交車上不給老人讓座,不排隊,亂占座,考試作弊等問題進行分析,強調基本道德規范的重要性,讓大學生時刻反思這些問題是否在自己身上發生,時刻在思想中緊繃一根弦提醒自己。另外,每位老師都要做到以身示范,用淵博的知識、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斷感染學生。
(二)寓底線道德教育于管理之中
除了加強課堂教學教育,還應加強對學生底線道德教育的管理工作。這就需要高效重視德育工作者隊伍建設,特別是學生輔導員的隊伍建設,不斷提升高校輔導員的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建立起學校從上到下齊抓共管的局面,營造全員育人的良好氛圍。另外,加強學生的道德底線教育還應做到:第一,加強制度約束,用制度規范學生行為,把一些日常的行為規范用制度的形式讓學生必須遵守;第二,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如節約水電、珍惜食物、遵守公共秩序等;第三,要有相應的處罰措施,對那些不遵守基本的道德規范的同學,除了進行談話教育以外,還應該有相應的處罰措施,如通報批評、作書面檢討等。處罰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提醒同學,要時刻謹記遵守基本的道德規范,約束自己的行為。
(三)需要家庭、學校、社會的共同努力
行為藝術的極端是行為還是藝術?
藝術是人類精神的升華,也是生命內涵的養分。1985年新潮美術時期(1985―1989年)。一種新型的藝術流入中國。這一時期。宋永平、來永紅兄弟的“一個場景的體驗”、丁乙等人的“街頭布雕”等具有行為展演傾向的藝術活動,普遍具有的特點是采取“包扎”或自虐的方式,并透露出尋求解脫的強烈時代愿望。自行為藝術踏足中國以來,由于和中國人的審美觀、道德觀以及社會傳統反差較大,始終是人們爭論的焦點。在“行為藝術”的發展過程中,部分創作者更是以自虐、傷害、血腥等極端行為作為表達的主要方式,直接挑戰人性和道德的極限。
在青島市臺東三路步行街逛街的市民發現街上躺著一具“男尸”,趕緊報了警。男子全身,被裝在一個透明塑料袋里,周圍還散發著一股臭味。110民警趕到現場發現這名男子還有呼吸。便趕緊撥打120將其送往醫院。可令人想不到的是,這具“男尸”在被送到醫院后。竟然自己撕掉身上的塑料袋后穿衣跑走。事后大家才知道,原來這是一名男子在表演行為藝術。
曾在南京清涼山公園葉樓前舉行的名為《人動物:唯美與曖昧》的行為藝術展中。《五月二十八日誕辰》參展作品引起很大的爭議,該作品展示的是:一具從屠宰場運來的剛被宰殺且血淋淋的牛尸被平放置在一塊白紙上,無數的玫瑰花瓣灑落在生身以及牛腹里。一位30多歲的長發男子裸著上身,扯去腰間圍著的條紋床單,光著身子鉆入已剝去內臟的牛腹中,蜷身躺下,周圍有人用線將牛肚縫合,大約一分鐘后,牛腹中的男子用手中的裁紙刀割開縫線,離開牛腹,光著的全身沾滿牛血和少許花瓣。最后將大把的玫瑰花瓣灑向空中預示著整個展示的結束。
更有人大膽創意,在上海和廣州地鐵發生多起行為藝術表演,從地鐵超人、地鐵木乃伊、蛋殼情侶、公雞兄弟之后,上海地鐵又出現1名紅衣女孩在車廂內大跳鋼管舞后,廣州地鐵也有1位打扮成空姐的女子,一進車廂就把地鐵扶桿當成曬衣架。僅穿內衣的刮起腿毛,完全無視其它乘客的存在。
這各種所謂的行為藝術,如今已開始部分極端化,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行為藝術呢?那些為了炒作自身,在街頭大玩媒體所認定的“行為藝術”,而嚴格意義上說,那只能叫社會行為。只有藝術家們直接把自己的身體作為材料,用藝術家的身份帶著藝術的問題切入到社會問題當中,才能稱之為行為藝術。
“行為藝術”與“非藝術”的衍生
在西方現代藝術史上有三個詞是普遍被提及和運用的。一個是“現代”。這是西方藝術總體上順應現代社會發展的文化性質,其中積極的歷史性成果已為我們所識并借鑒。另一個是“前衛”。它以超越形式語言規范的實驗性為表面特征,更以在文化內涵上的探索性為根本特點。“現代”的藝術不一定都以“前衛”姿態出現,但“前衛”的藝術推進了藝術的“現代”進程,它本身良莠摻雜,只有經過歷史選擇和文化過濾,有價值的精神方面和物態結果才成為文化總匯中的組成部分。再一個是“非藝術”。它經常與“現代”和“前衛”伴生并混同于其中,但實質上并不具備真正的現代精神和前衛意識,因為它以否定藝術的價值、特別是藝術的創造性價值為目的,采用極端的手法和搗亂方式顛覆藝術。它要打破的并不是所謂藝術的“界限”,而是整個藝術本身,因此,它屬于藝術之外的破壞。對這三個詞也即西方藝術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三種現象,我們不能混而視之,尤其不能把形形的“非藝術”行為視為“現代”、 “前衛”。
如今社會上出現的“非藝術”行為,首先是對國外各種“非藝術”現象的抄襲和沿用。血腥的、殘暴的、破壞的、敵意的;自虐的、施虐的種種手法,在西方早已有之,這是“非藝術”行為不求其“新”、只求其“異”的基本特點。在某些行為者那里,甚至“異”得超過了西方的已有程度。這些行為的出發點完全不是建立在藝術發展史邏輯之上,也沒有提出什么藝術問題或要解決什么藝術問題。不在藝術之中,而是指向我們正在發展的藝術形式,向認真的、嚴肅的藝術創造進行挑戰,以構成對藝術的顛覆。這類活動的策劃人和組織者想必了解和熟悉西方藝術已走過的歷史,知道這類“非藝術”行為的真正指向。讓這類行為在中國發生,無非是針對正在朝著現代型態發展的整個中國藝術。
行為藝術往往采用夸張、荒誕的表現手法,用身體和行為表達對世界的看法,但由于與大眾審美存在一定反差而導致爭議頗多。盡管常常有一些行為藝術在挑戰公共道德的底線,但從根本上說,行為藝術與道德無關。行為藝術無關道德,但行為藝術家則屬于法律和道德范疇內的公民。如果說要有一個底線的話,那就是既有的法律。行為藝術也跟其他行為一樣,如果不觸犯法律,不構成對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傷害,就沒有其他限制。
“藝術”一詞,其實所蘊涵的潛在指向就是“尊嚴”與“崇高”,即藝術必須直接或間接的彰顯出自己作為偉大生命創造物的耀眼光輝,投射出“此在”的存在結構中“人性的深度”。由于受到自身能動力量的局限性和個體生命有限性的制約,人在現實世界里的實存狀態很難達到真正完滿的程度,而與此同時,人類心靈對完美生活的欲求卻又指向無限大的領域,這導致兩者之間的意向性所指往往是相互沖突的,有時甚至會變得不可調和。此時,藝術世界就正好為自認為卑微而匱乏的生活著的人們,提供了一個能夠“懸置”現世矛盾和不情,寄托自身豐富審美理想和精神追求,以及從中獲得健康、積極的精神動力的場所。所以人們需要在這一審美維度上尋找到自己現世存在的思想和感情支點,讓內心膨脹的私欲在神圣的藝術殿堂中得到化解,從而得到擺脫及超越灰暗人生的勇氣和力量,并最終在審美活動中卸下壓抑身心的現實重負。這樣一來,在藝術理論家的期待預設中,盡管現代藝術可以表現情感判斷的零度狀態,也可以展現人生的平庸、虛無與荒誕,甚至可以盡情嘲弄既往歷史和社會現狀。但無論如何,底線始終不容置疑地存在著,即藝術絕不能解構、否定作為藝術根基的審美尊嚴感和高貴性。一旦根基被毀,藝術就必然坍塌。在一些行為藝術表演中,更有把死嬰燉熟了放在盤子里啃吃的,以及把“人油”灌進死嬰嘴里的種種恐怖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