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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與史記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司馬遷 班固 論贊序 思想 異同

司馬遷出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說公元前135年），其所處的時代正值漢武帝在位時期，父親曾任太史令。班固則在公元32年出生在一個豪富、外戚身份，并有正宗家學傳統的人家里。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的家庭教育、不同的生活閱歷、不同的著史宗旨，注定使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從內容、形式再到思想上都有著不一樣的特點。雖然《漢書》前半部分（即漢高祖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基本是襲用《史記》，包括部分司馬遷所發表的議論（“太史公曰”）。但是，不管《史記》的“太史公曰”抑或是《漢書》里的“贊曰”，都分別充分體現了司馬遷和班固的思想觀點。

一、透過論贊序看司馬遷兼尊儒道與班固獨尊儒術的學術觀點

西漢武帝時期，漢代的統治思想由黃老道家思想向董仲舒的新儒學轉變。因此，在這個時期的司馬遷，既繼承了一些道家思想觀點，又接受了一些儒家觀點。班固所處的東漢時期，新儒學已經確立了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班固也就順應地全盤接受了儒家思想。

司馬遷非常尊崇孔子，《史記》的寫作動機之一就是繼承并效法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在《史記》中，“司馬遷提到孔子的地方有158處，引用孔子的言論達到88處”，①這是除了《孔子世家》之外專門的論述。六藝和孔子之言，成為司馬遷考訂史料的第一標準。《史記?伯夷列傳》說道：“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司馬遷雖非常尊崇孔子，“考信于六藝”，但不專取六經。《史記?太史公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已表明其態度。

在《史記》中司馬遷還稱頌了黃老道家的政治主張。黃老之學在西漢初年，適應時勢，確實促進了西漢發展。《史記?呂太后本紀》太史公曰：“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稿，衣食滋殖。”并且在《史記?曹相國世家》、《史記?陳壓相世家》等篇論贊中對漢初踐行黃老道家的政治家進行了熱情的贊頌。此外，司馬遷在《老壯申韓列傳》中稱贊“老子深遠矣”，這些都是對黃老之學的好評。司馬遷亦對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精神，對他們的學術淵源給予相對中肯的評價。

班固由于沉浸在儒學盛行的時代里，并自幼接受儒家正統的教育，因此，《漢書》所體現的儒學精神也就更濃厚。基本上班固所推崇的亦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觀點。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批評司馬遷：“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漢書?儒林傳》序言：“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至致治之成法也。”可見其推重六藝頗高。班固不但以董仲舒為“世之純儒”②“為群儒之首”，而且以為“推明孔氏，抑黝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者廉，皆自仲舒發之”。③他在《漢書?藝文志》序中也表述了對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

司馬遷著史重在兼收并蓄，“成一家之言”；班固則“旁貫五經”，獨尊儒術。論贊序很好體現了他們各自的學術思想。

二、透過論贊序看司馬遷的通變史觀與班固的尊漢正統觀

在歷史觀上，司馬遷主張的是一種通變的歷史觀。而班固則更強調尊漢的正統觀。《史記》是通史，其記事是上起軒轅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漢書》則為斷代史，其記事是上起漢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黃四年。因此，單從這兩部史書的撰寫范圍和形式來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司馬遷通變的歷史觀，班固尊漢的正統觀。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禮樂損益，律例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明確提出“通古今之變”的通變歷史觀，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但變又要“原始察終”，在《史記?六國年表》中，序言說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遷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始終，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這正體現的是要用“原始察終”的方法歷史地分析問題。“見盛觀衰”則又說明“變”不僅僅是一種終始之變，亦有盛衰之變。《史記?律書序》說：“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說的即是盛衰之變的原因。司馬遷告誡世人要透過盛世的表象，發現潛在的危機，以便防患于未然。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貫穿于他的政治、經濟思想當中，成為他敘述歷史、解釋歷史的客觀原則。

班固著《漢書》，他的歷史觀是循環論和正統觀的結合，將尊漢精神貫穿于全書當中。他批判司馬遷將西漢皇朝的歷史“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④同樣是從書中的論贊序來分析的。《漢書?高祖紀》贊曰：“漢承堯運，德詐以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表達了其五德終始說的尊漢之意。《漢書?敘傳》說道：“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一方面表現了班固反映了漢代的歷史及其變易，另一方面則表現了班固在對整個歷史考察時堅持和墨守“三統說”與“五德終始說”。此外，《漢書》非常重視以恢弘的角度去把握西漢社會的整體面貌，在《異姓諸侯王表》就有很好的體現。縱觀全書論贊序，雖發現班固有提究“變”之問題，如《漢書?諸侯王表序》云：“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但是由于班固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位置，《漢書》斷代的特點，使得這些通變之意變得很弱。因此，班固更多體現尊漢正統觀。

總而言之，司馬遷在《史記》中體現了一種“通古今之變”的通變歷史觀，而班固在《漢書》中則更多顯示的是一種尊漢正統觀。

三、透過論贊序看司馬遷與班固對待歷史人物定位之異同

由于歷史演變觀念、學術思想的不同，司馬遷與班固兩人在評價歷史人物和人事時有不同的論斷。

在處理陳涉、項羽等人的問題上，司馬遷重在將他們放到整個歷史的演變中去考量，為了突出他們在歷史上角色的作用，將項羽歸于《本紀》當中，陳涉則列于《世家》。《史記?太史公自序》說道：“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反映了司馬遷重視歷史之實的精神。而班固著《漢書》體現的是一種尊漢思想，因此，對陳涉、項羽等人的歷史作用淡化，將其合為一傳，從而加強漢的正統。

另外，司馬遷為無官無職或位卑職賤，但有一定意義的醫者、游俠、商賈、日者、卜者、刺客等小人物立傳，傾向民間精神。以游俠為例，《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游俠能“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但班固卻不贊同司馬遷的觀點，批評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⑤在《漢書?敘傳》中，班固說：“開國承家，有法有別，家不藏甲，國不專殺。洲乃齊民，作威作福，如臺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這是班固和司馬遷在對待游俠的態度上的不同之處。

對待某些特定歷史人物，從這些論贊序中，同樣可以看出司馬遷與班固的不同態度。

四、透過論贊序看司馬遷與班固天道觀之異同

不管是司馬遷所處的西漢時期還是班固所處的東漢時期，社會上都彌漫著各種迷信色彩，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不可避免影響到兩位史學家。但兩人由于歷史觀、著史宗旨等的不同，對待天道觀的態度也呈現出不同的觀點。

司馬遷在《史記?六國年表》中說道：“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他認為秦國統一天下和高祖得天下，都是天的意志。從這可以看出，司馬遷的確有著承認天人感應、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史記?項羽本紀》中，太史公曰：“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扳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從這句話不難看出，司馬遷所重更多的是人事，在論贊中強調項羽失敗是政治上、軍事上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并非什么天意。在談及魏被秦所滅時，《史記?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能，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在司馬遷看來，即使信陵君有再大的才能，單憑他個人的力量，也無力扭轉中國統一這一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從這些論贊中，我們可以發現，司馬遷并沒有對天命深信不疑，更多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比起司馬遷，班固可謂對天人感應這種神學思想更加深信不疑。天人感應的神秘觀點充斥于全書，用這種思想服務漢王朝。《漢書?五行志》序說道：“則《乾坤》之陰陽，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燦然著矣。”《漢書?竇田灌韓傳》贊曰：“偶合有命，悲夫!”從這些論贊可以看出，班固認為歷史上的盛衰興亡、吉兇禍福，都是天命所定。《漢書?王莽傳》贊曰：“……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澠聲，余分潤位，圣王之軀除云爾。”這強調天命與五行為主，班固用天命解釋歷史演變與成敗。雖然班固信天命的思想占了主要地位，但在某些觀點中，對司馬遷的天道觀也有所繼承，有其重人事的一面。如“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直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⑥這句話就體現了他反對祀、神仙、厚葬等迷信的一面。

總之，從《史記》、《漢書》的論贊序可以看出，在天道觀上，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重人事，但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定的天命王權思想。相比司馬遷，班固則更多宣揚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封建正統思想更加濃厚。

從《史記》、《漢書》論贊序中看司馬遷與班固思想的異同，由于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個人經歷、不同的家學淵源，論贊序很好體現了司馬遷與班固在天道觀上、歷史觀上、學術等方面的許多不同之處，雙璧輝映的《史記》和《漢書》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著極高的地位。

注釋：

①韓兆琦.史記通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191.

②④班固.漢書?敘傳.中華書局，1999：3122，3107.

③班固.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99：1920.

⑤班固.漢書?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99：2070.

⑥班固.漢書?效祀志.中華書局，1999：1049.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9.

［2］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99.

［3］樸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

［4］潘美月，杜潔祥.《史》《漢》論贊之研究.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

［5］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6］鄒軍誠.《史記》《漢書》論贊序比較.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7］孫關朝.班固史學思想探微.文史在線，2009，（9）.

司馬遷與史記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批判精神；史學風格；哲學探索；中正平和

“史記”按我們一般對于詞語的理解可以是“歷史上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的記錄及對其見解”。無論是其之前的《春秋》和《戰國策》，還是后來作為歷史著作代表的官方歷史，相對于它們而言，《史記》不僅顯示其標新立異的一面，而且展現出了其承前啟后，開拓創新的“別一家風采”的一面。其在文學、史學、哲學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司馬遷基本實現了其成一家之言的史學追求。

通讀史記，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它的思想核心是“別一家”式的獨立、冷峻的批判精神。首先是它的“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他不會屈服各種社會力量的阻撓。無論是遠古還是他當時所處的時代，在他心中“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漢武本紀》中對漢武帝的功過是非都有相當客觀記錄。雖然，《漢武本紀》是由后人補錄的，但從中我們對其實錄精神也可見一斑，們很難想象他是頂著什么樣的壓力寫就的這部史學巨著。其次，《史記》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從《太史公自序》中摘錄的《論六家要旨》可以看出其“別一家”的批判精神是在融合六家思想的基礎上形成與發展而來的，并結合自己獨立的見解與時代特征的偉大創造。生活在儒學興盛道家沒落的漢武帝時代的司馬遷深受董仲舒、孔國安的影響。但他并不偏袒儒學正統思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更推崇道家學說。加之深受其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的啟發，其“別一家”的思想是相當成熟的。如《平準書》，《貨殖列傳》中表達了追求經濟財富是人的本性。還有其“素封論”就指出“巨萬者乃于王者同樂”，顯示社會財富對社會的作用。此處澄清一下司馬遷的“別一家”的精神絕不是以上各種思想的堆積或累加，而是在吸收以上思想的基礎上進行開拓創新的結晶。

其次，就是其“別一家”的史學風格。《春秋》的體例是編年體斷代簡史，《戰國策》體例則是國別體。說白了就是按時間或國家分別列舉記錄實事，過于嚴肅，太正統，給人一種威嚴不易親近的感覺。而且讀起來也缺乏故事性、趣味性。然而，我們的《史記》采用的是不同與以上任何體例的紀傳體，因循守舊也許是我們人類的通病，敢于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實為少數，而敢于把螃蟹“吃好”還能為后來人效仿的人應是天才。我們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中對于經驗的崇拜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打破經驗的堅冰的創舉就顯得難能可貴。更不要說司馬遷的這種體例的創新了，對后世的歷史著作提供藍本。其次就是其歷史資料的來源的“別一家”風采，在司馬遷潛心著書的以前漫長的人生生涯中，他基本走遍了祖國的大好河山。掌握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甚至“輕信”民間的野史傳說，《史記》中許多篇目都有較好的體現，如《伯夷列傳》。

最后，《史記》的哲學探索顯得也是那樣的“別一家”。而這又不得不從司馬遷在《史記》中對道家的尊敬梳理開始，我們要明確道家的“無為而治”，并不是表面的“無為”，而是政府要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時無為才是最大的為，這才是西漢初期的黃老思想。而司馬遷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把這一自然法則引入社會鄰域，用以解釋人類社會的種種矛盾，指出自然與人類社會的相通相融之處，斗轉星移與人生沉浮，月缺月盈與王朝更替一樣都是有其規律可循的。這也從一側面表明司馬遷對于人類文明進程的關注與思考。綜上，其對人類社會的哲學思考也有力推動了他“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學追求的實現。

司馬遷用自己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彰顯了人的一生不能只為活著而活著。古人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史記》算是司馬遷的立言吧！《史記》的命運就像司馬遷的一生一樣，曲折而坎坷。起先它可是不敢公之與眾，而是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留在京師，甚至曾經一度被列為禁書，到了后來才為世人所知，尤其是到了明清和現代才頗為著名。為了《史記》，司馬遷做到了“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的人憔悴”無怨無悔。至此，我們猜想對于看透歷史的他而言，對于歷史及自己的一生應是寬容的、釋然的。

我想完成《史記》后的司馬遷應是一位心靜如水的歸隱俠者，每天過著“把酒笑夕陽”的生活。

參考文獻：

[1]馮友蘭.馮友蘭談哲學[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

[2]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3]司馬遷.《史記》.上海中華書局，1959.

[4]徐朔方.《讀〈史記?貨殖列傳》，《史漢論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司馬遷與史記范文第3篇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循吏

司馬遷所著的《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部奇著，其所涵蓋的領域十分廣闊，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幾乎都有涉及，但司馬遷畢竟沒有專門的政治理論著作，《史記》雖然具有百科全書的特點并且對政治發表了不少看法，從中表達了豐富的政治思想，但卻散布全書的各個角落，十分不成系統，只有對全書進行歸納整理才能系統地提煉出來。《史記》中的八書全是政書，蘊含豐富的政治思想。除此以外，《史記》中入傳的人物，也基本全是政治人物，很多人物傳記就是政治家的傳記。在這些傳記里，如何選擇政治家，選擇政治家的思想與行為并對之做出評價，也深刻體現了司馬遷的政治思想。因此白壽彝在《＜史記＞新論》中說:“《史記》不僅是歷史事件的記述，也表明了司馬遷的政治主張。”《史記•循吏列傳》是司馬遷為五位先秦政治人物所作的合傳，他們分別是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在這篇文章中“循吏”之名第一次出現，且為后世史家所承襲，專指那些律己奉公、清正廉潔、為民所思的官員。在眾多的先秦政治家中，司馬遷選取五人為對象，這里邊無疑包含著他對自己筆下“循吏”的考量，這種考量，顯然是以自己的政治思想為基礎的。本文就旨在以《史記•循吏列傳》為研究對象，來考察司馬遷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循吏列傳》的特色及創作傾向

司馬遷作史有著濃重的主觀色彩，這在不少的人物傳記中都有體現。以《伯夷列傳》為例，司馬遷不過是借著為伯夷作傳的機會抒發自己對天道不公的感慨。關于這一點，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有精辟論述。他說:“記夷齊行事甚少，感慨議論居其大半，反論贊之賓，為傳記之主，司馬遷牢騷孤憤如喉鯁之快于一吐，有欲罷而不能者，……”實際上，以寫史為手段，借以抒發個人感概的文章在司馬遷的筆下還有很多，《循吏列傳》也可以劃入此類。此篇文章并未過多敘寫人物經歷，只是依照自己的政治思想將歷史五位先秦官吏匯集在一起，雖云傳記，但有的人物連具體事跡都沒有，且傳中所列人物地位差異巨大，事跡也不盡相同。所載五位官吏既有剛正執法之事，更有名相理財、施教導民、清廉執政等事。從這個角度來說，《循吏列傳》應當是借著給人物作傳的機會，從中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見解的。就五位官吏的巨大差異和不同事跡而言，司馬遷心目中的循吏應該是多面的。或者說，司馬遷對自己心目中循吏的認識本就是矛盾的。

二、《史記》中的循吏

《史記•循吏列傳》記載了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五人。五個循吏為政各有特色。關于楚相孫叔敖，司馬遷記錄了三件事，一是施教導民，二是穩定貨幣市場秩序，三是具體寫他引導老百姓改變舊俗，對出行用車進行改造的故事。三件事都非轟轟烈烈的大事，卻收到了使民自化，遠近效法的功效。子產是鄭國的列大夫，《史記•鄭世家》曾對他有過記錄。在《循吏列傳》中，太史公又專門將他列作“循吏”，可是卻對他的事跡不記錄分毫，卻著重記錄他在執政期間所取得的治績和百姓對他離世后的追念。子產在執政的短短幾年之內，就使鄭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老百姓安居樂業，社會風氣也隨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他死后舉國為之流涕。公儀休是魯國博士，曾以高弟為魯相，似乎當有不少事跡可供記載，但是司馬遷除了表彰他執政期間奉法循理，于凡事無所變更，使得百官自正，讓領取俸祿的官員不與百姓爭利外，只專門記載了幾件生活瑣事，一是他喜歡吃魚卻不接受別人的贈送。另外兩件小事，司馬遷更是一筆帶過:他見自己家種的蔬菜好，就拔掉丟棄，見自己家織的布好，就搗毀織布的機器，其動機則是怕下層農民和手工業者無法出售貨物。《循吏列傳》最后寫的兩個官員，一個是石奢，另一個是李離，司馬遷各記一事，著重表現他們的執法剛正，甚至以身自裁來維護法律權威。

三、《循吏列傳》所體現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提倡因循孫叔敖是楚名相，他制定政策的原則是便民，楚莊王曾下令調整貨幣，百姓多受其累。于是孫叔敖請求楚王恢復原有幣制，混亂的市場遂得以恢復如初。即使不得不改變政策，也是先引導百姓適應，等到時機成熟下令改變。楚國有一種矮車，在與馬配套使用時很不方便，于是楚王想將車改高，但當時楚國的房屋門限很低，用了高車上下又會產生不便。孫叔敖先引導人民抬高門限，等人們習慣了，水到渠成地完成車改。這兩個事例，政策一變一不變。不變是因為人民不方便。變動是因為風氣已經變化，百姓沒有了不便。這就是道家倡導的因循為用。道家思想對司馬遷有很大影響，這一方面與家學淵源有關，其父司馬談是漢初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則是，黃老之學作為漢初的統治思想，一度促成了經濟社會的繁榮。對此，司馬遷是十分稱贊的。但是在司馬遷所處的武帝時期，由于社會形勢發生了變化，當時的政策也多變。根據《漢書•食貨志》，可以了解到當時的貨幣就經常變換。引發了極大混亂。此外，行政體制也多有變化，弊端極大。在《平準書》中，司馬遷說:“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基于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因循為用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司馬遷理想的治國策略。就穩定社會來說，司馬遷的思想主張是正確的。武帝時的政策多變確實給社會帶來很大的不穩定因素。但因循若要成功運用于政治要有適當的社會基礎，武帝時期社會矛盾復雜尖銳，政策的制定不得不適應社會情勢。多變的政策本是社會多變的應對，是對社會問題的應變。種種措施不可避免地帶有弊端，但總體趨勢是積極的。就打擊豪強和維系國家安定而言，其積極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司馬遷主張因循反對多變無疑是片面的。

(二)重視教化

由《循吏列傳》所反應的思想來看，司馬遷是注重教化的。傳中孫權敖“施教于民”，子產為政以禮，使鄭國的社會風氣為之一新。但從實際情況而言，司馬遷的教化思想也雜糅了不少道家色彩。在同書《酷吏列傳》中，司馬遷引過孔子“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卻又以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為之注腳。漢武帝獨尊儒術，把儒家思想推尊為統治思想。然而，武帝自己卻并不奉行。出于用儒家思想裝點門面的需要，漢武帝重用了不少儒者。武帝時的儒家人物多半是利祿中人。公孫弘由白衣而為三公更使得“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這種情勢下，儒家教化的推行不僅無助于社會風氣，反而誘使士人向利祿靠攏。由此來看，司馬遷在《循吏列傳》中通過孫叔敖和子產來表達出來的教化思想是有現實針對性的。

(三)反對與民爭利

《循吏列傳》記敘了公儀休不受魚和丟棄自家園葵并搗毀自家織布機的事。不受魚說明公儀休為官廉潔。丟棄園葵和搗毀織布機的動機是為了不與民爭利，顯得有些匪夷所思。這些都應該聯系司馬遷的時代。漢武帝時連年對外征伐，國庫空虛，于是推行鹽鐵酒官營、平準均輸、算緡等一系列經濟措施，以此搜刮財富。在司馬遷眼中，鹽、鐵、酒等應該民營，官府去經營就會與民爭利。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曾對經濟問題進行過集中闡述。他認為對物質財富的追求是受人本能驅使的結果，“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在他眼中，與民爭利顯然是下策，但是司馬遷忽視了任由經濟自由發展的弊端。漢初吳楚七國之亂一個重要成因就是諸侯經濟不受節制。武帝時社會矛盾尖銳，有相當程度是經濟上的放任政策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司馬遷主張不與民爭利，多少顯得有些片面。

(四)矛盾的法治思想

儒家講德治，法家重法治，司馬遷試圖統一二者，以至于造成了法治觀的矛盾。《循吏列傳》記敘的兩位執法官吏的事跡深深體現了這一矛盾:石奢為官剛直，一次捕獲的犯人是自己的父親，他將父親釋放而替父受死。李離為晉獄官，以公正見稱，卻因過失枉殺一人。事后堅持抵罪，雖有文公極力開脫，卻還是伏劍而死。從這兩則故事，可以看出司馬遷的法治思想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主張執法嚴正，因而稱贊石奢“無所避阿”，也贊賞李離因枉殺人抵罪。另一方面儒家的宗法思想對司馬遷影響也很大。當執法的嚴正與宗法思想發生沖突，石奢卻釋放了自己的親人。聯系列傳開篇“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來看，司馬遷的法治思想顯然受了儒家德治理念的影響，以至于一方面稱贊執法剛正，一方面在情與法的沖突中贊賞釋放父親的石奢。綜上所論，司馬遷的政治思想有一定的積極因素，但也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且不適應當時社會狀況和政治形勢的傾向十分突出。這些局限性當根源于他所受道家思想的影響，也反應了當時統治思想由黃老之學向儒家思想轉變的痕跡，這一切都是時代使然。《史記》一書作為司馬遷畢生心血的結晶，處處閃耀著其思想的光輝與局限。事實上，記事與贊語均簡略的《循吏列傳》所體現出來的政治思想只是司馬遷政治思想中的一個側面，遠非全部。即使如此，其蘊涵也是極其豐富的。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錢鐘書．管錐編［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3］白壽彝．＜史記＞新論［M］．北京:求實出版社，1981．

司馬遷與史記范文第4篇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隱士；辯證觀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8-212-02

隱士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鶴立獨行的群體。在歷史的潮流中，他們若隱若現，卻長存青史。范曄在《后漢書》中闡釋士人歸隱的原因道：“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或許是氣性高節而不與現實污濁為伍；或許是在洪流般的中明哲保身。盡管歸隱的心態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歸隱情節不僅是歷代士人所追求的境界之宗，并且是中國文化中一種另人傾慕的精神語境。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表達了自己對于隱士以及“歸隱”的看法。

一、得仁而有所怨，司馬遷的同情與褒贊

《史記?伯夷列傳》將伯夷和叔齊定型為中國隱士的最高標準。司馬遷引孔子之言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表達了對伯夷叔齊的肯定態度。但他又補充道：“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可見其與孔子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司馬遷用一“悲”字表達對以伯夷和叔齊之類的隱士的經歷的感受，區別于孔子所謂“得仁”而“又何怨”，即“得仁”而“有所怨”。

司馬遷有著與伯夷和叔齊相似的經歷。他們都是反對當政者的不禮的暴力施政，他們都執著的堅持著自己的思想。司馬遷感嘆著為什么歷史上的人才都不能被重用，他發出了“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伯夷和叔齊是不可否認的善人，然而終以餓死收場，司馬遷在批判天道，其實也是在批評君道。他認為自己和伯夷叔齊一樣，都生不逢時，所以悲從中來。正是司馬遷這種曲折的經歷使他與這些先賢在堅持個人主、不畏強權的領域達成了一致，所以他同情、贊美伯夷和叔齊，“悲伯夷之意”。

二、湮滅而不稱，司馬遷的懷疑與思考

司馬遷對于伯夷與叔齊對“仁”的執著大加贊賞，但他卻對于他們歸隱乃致“不食周粟”絕食而亡的具體做法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們可以以《屈原列傳》做對比，在《屈原列傳》中，司馬遷的贊美之情溢于紙上，并且多用抒情手法，毫不掩飾自己的欽佩之情。但在《伯夷叔齊列傳》中，司馬遷僅用敘事手法將他們的一生潦草帶過，隨即又將筆觸延伸至顏淵一事，通過伯夷叔齊與顏淵的類比而感慨：“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歸隱雖能內向性地修身達仁，但若不是因為孔子的褒獎，那么世人可能早就忘記了伯夷和叔齊二人了，如此而湮滅于歷史之中，豈不更加可悲？可見，司馬遷對于伯夷和叔齊的具體“達仁”的做法有著自己的懷疑和思考。

司馬遷將伯夷和叔齊的遭遇根源就在總結在一個“怨”字之上。司馬遷試圖揭開的就是他們歸隱之后的隱痛。他深刻地感知到了隱士行為的結果與原因的悖論――初心是對世界懷有強烈的嘗試的欲望，但最終不得不以徹底脫離社會和政治告終。他們不是無怨的，相反，他們的怨之深、情之切是世人所無法理解的，

同時，司馬遷打破了歸隱傳統在歷代文人中所形成的文化接受模式和心理默認定式。自古以來，每當提及隱士之名節，往往如數家珍的列舉著深山名士的名單和事實，往往以隱士的名字來牽強的符合歸隱的高潔。這是一種傳統，亦可以說是心理傳承。當我們把陶淵明、伯夷和叔齊、坡甚至孔子放在同一個歷史平面上來看，會豁然發現，他們在歸隱方式上各有不同，但在歸隱心態上卻從本質上存在著一致性。并非沽名釣譽、也非徒想安逸，他們是在用行動來體驗著一種精神的放逐。在放逐中不斷的認識自己，認識世界。在司馬遷看來，雖然歸隱作為一種的群體現象是值得認同和贊許的，但要體悟真正的歸隱，必須從動機著手，這也是司馬遷為何在列傳的開篇先引列孔子之言，隨后表示自己的懷疑，然后再闡述史實的原因。在他看來，伯夷叔齊的歸隱行為并非及仁無怨，實際上是基于積怨過深而采取的消極抵抗。隱士不同于英雄，他們并不積極地改變世界，而是選擇離開。這或許是一種無奈的權宜之策，但又何嘗不少了幾分項羽烏江自刎、屈原汨羅投江的壯懷激烈，所以，歸根結底，他們某種程度上是固守著個人精神世界的高潔品質的失地者或是失國者。

司馬遷還從某種意義上一言道破了伯夷叔齊經歷中的悲劇性。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說到關于伯夷和叔齊的經歷時，他所悲的是他們的德行不能被彰顯，他們的名聲不能被遠播，在他認為，這不僅僅是社會悲劇，還是性格悲劇。性格悲劇最終戰勝了社會悲劇，因為隱士的性格在歷史中具有其獨特的地位。一方面，他們的性格特征具有明顯的群體表征，這是一種強大的人格魅力，熏染著世人；另一方面，隱士的性格中的隱忍也是軟弱的一種表現，

所以，司馬遷對于隱士的態度就是這樣辯證的，他一邊肯定著他們的固守精神和意識領域的堅持，一邊又帶有抱怨的說著他對隱士的嘆惋和悲憐的，這種人格魅力沒有被廣大世人所接受，在司馬遷看來，就是因為能像伯夷和叔齊這樣的隱士的性格中軟弱性。司馬遷看中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所以在才會不吝辭采的謳歌歷代君主和圣賢，所以對于伯夷和叔齊的消極避世的態度采取將贊許一筆帶過，卻將埋怨留于紙背之后的方式，這與他在《屈原列傳》、《汲鄭列傳》等中的強烈措辭截然不同，充分的體現了他對于隱士辯證的態度。

“歸隱”是司馬遷所倡導的積極入世的英雄主義相悖。“面對這堅持與妥協的呼聲，他們終止了全部視聽。他們是耳目閉塞的游戲者，行走在世俗暴力的外面，拒絕對一切罪行做出判決。當英雄在血泊中翻身時，隱士正在演奏著古琴，眺望天邊的的鳥群。隱士說，我是與世無關的人，我雖然醒著，可是我睡著。隱士就這樣曠達地取消了英雄的悲劇意義。”司馬遷在大的歷史觀中將伯夷和叔齊定性為失落的政治家，他們盡管心性高潔，卻也不乏對后人產生一種消極的影響――讓他們在面臨窮途末路的失落時，除了像屈原、項羽那樣的決絕以外，還可以借隱士為口實來歸隱田居，不問世事。這種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但司馬遷認為，這種榜樣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的權衡是值得思考和討論的。

三、結語

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取材《莊子?讓王》中的故事，用以議論兼敘述的方式，借伯夷叔齊積仁潔行的故事，言及顏淵、盜跖，展開強烈的對比，議論惡人終身逸樂而善人終遭災禍的普遍現象。但從字里行間流露出了司馬遷對隱士的態度。在肯定了伯夷叔齊一類的隱士的個人品質和魅力的基礎上，司馬遷以博大歷史觀來參照隱士的歸隱心理和消極影響，除了亦悲亦憐的感情認同之外，還有著與以往不同的批判性視角，從側面反映出了司馬遷的歷史觀和人才觀。

參考文獻：

[1]范曄.后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列傳第七十三[M].北京：商務印書出版社，1958.

[2]司馬遷著，張大可注.史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俞樟華著.史記藝術論[M].華文出版社，2002.

司馬遷與史記范文第5篇

《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后任中書令。

公元前108年司馬遷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歷“。同年開始繼承其父對《史記》的編纂，公元前96年獲赦出獄，做了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他發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大約在他55歲那年，終于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

一般認為司馬遷寫《史記》用了18年，但是其中司馬遷是繼承父親遺志，在父親司馬談寫了5年的基礎上，又花了13年的時間基本寫成的。

（來源：文章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