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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基礎范文第1篇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隨著股票、債券、期權、期貨以及衍生品市場的蓬勃發展，以有價證券為標的物的現資學作為金融學的重要分支在以流動性為主要目的的金融市場中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一方面能夠為投資者轉移風險，一方面又能夠憑借市場的波動獲取客觀的超額回報，如何專業化進行投資以及構造低風險高利潤的資產組合作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受到了包括企業政府和個人投資者在內的普遍重視。

從廣義上講，現資學有兩個重要的理論分支，其一是以格雷厄姆在其聰明的投資者一書中提出的以價值評估為核心的價值投資，其代表的投資策略使用者是著名的投資大師巴菲特。而另外一個重要的分支就是量化投資學，其基礎理論是借助數學建模的理論基礎，廣泛使用概率測度，統計原理和計算機技術對投資標的物進行模型建立，設定投資策略并由程序來進行擇時，估值和選股。其理論基礎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由馬克維茨提出的投資組合模型理論。

二、量化投資的理論基礎

事實上，量化投資理論是嚴格基于經典投資理論的兩個假設而建立的，這兩個假設分別是市場有效假設和無套利機會原則。市場有效假設認為，在現代有效金融市場中，市場是不可能被打敗的，也就是，不存在超額回報，回報與風險必然成正比。市場中天然蘊含著一個風險與收益交換的機制，其中投資者提出需求而市場提供供給，在一個有效地市場中，風險回報機制也意味著超額回報由承擔超額風險而來。

與市場有效假設緊密相關的是無套利機會原則，也就是金融市場是不可預測的，無風險套利機會并不存在。主流的金融理論主張市場是不可預測的，因為一旦市場能夠被預測，那么它就不再有效，獲取超額回報可以不再承擔多余的風險。而投資者會蜂擁而至，最終抹平無風險套利機會，市場將重新恢復有效。

事實上量化投資在的基本核心在于其從理論上完成了關證券價值和交易流程的完整概念梳理，并且通過數理模型的方式用計算機程序模擬了出來。最關鍵的是，量化交易理論認為投資在市場中關于收益與風險的機制是動態的，它并沒有排除掉資產回報是有可能超額并且可以預估的這種可能性。在以市場有效假設和無套利機會原則為基礎的理論上，量化投資對市場風險和收益模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量化投資的發展現狀

從量化投資的角度，為了更好地測度和衡量金融市場風險回報架構，研究者提出了一個量化模型概念，也就是beta回報和alpha回報，其中beta回報用于測度市場風險敞口，而alpha回報用于測度超出市場回報的那部分收益。所有的證券和投資組合收益都可以被看做由市場部分的beta回報和非市場部分的alpha回報組成，市場部分的beta回報是源于投資者所承擔的投資風險敞口的基于市場基準風險的收益，與量化模型無關。而alpha回報則是那些超過平均市場回報的超出收益，這取決于量化投資的主動投資水平。

理論基礎范文第2篇

然而目前,由于種種原因,道德示范接受性有所下降,許多人因此便認為道德示范在新 時期已不再適用｡此外,近年來我國學界關于道德是否可教的爭論也加劇了一些人對道德示 范合法性的質疑｡道德示范究竟是否可能?道德示范的理論基礎是否存在?對這些問題的回 答,不僅關系著道德示范理論的豐富,更直接影響到道德示范實踐的開展｡因此,深入研究 道德示范的理論基礎,是新時期加強和改進道德示范的一項重要任務｡

一､道德示范的倫理學論證

道德示范是否可能,是道德示范存在的首要理論前提｡而道德示范的可能與否又直 接取 決于道德教育是否可能｡因此,美德是否可教這一問題便成為道德示范的首要理論前提｡

道德是否可教?自蘇格拉底起始,在西方一直是一個古老但至今尚爭論不休的問題｡然 而在中國,道德是否可教,似乎從未成為一個問題｡近年來學界關于“道德是否可教”的爭 論,不僅沒有動搖廣大教育工作者對德育可能的信念,反而使這種信念建立在更加理性的基 礎之上｡道德可教有其深厚的理論基礎｡

(一) 道德可教,是因為知識可教｡“道德是什么?”與“道德是否可教?”這兩個問 題,可以說是如影隨形､相伴相隨｡對道德本質屬性的理解直接關系著對道德是否可教的判 斷｡歷史上,蘇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識”的觀點后,遭到后人的大量抨擊｡亞里士多德､ 康德､叔本華､包爾生､賴爾等人都提出了不同于蘇格拉底的觀點｡但是道德究竟是什么, 學界目前仍無定論｡盡管如此,在道德與知識具有相關性這一點上,卻無人能夠否認｡知識 不等于道德,因為有知識不一定就有道德,甚至道德先生有可能最沒道德｡但是道德卻始終 不能離不開知識,這不僅是因為道德過程本身就包括道德之知,更因為知識還可以賦予人的 情感和行為以理性,而理性恰恰就是現代道德生活的基本精神｡知識的獲得離不開教育,道 德的養成更離不開教育｡如果說知識是道德的催化劑,那么教育便是道德的助推器｡因此, 道德可教首先源于知識的可教｡

(二) 道德可教,是因為道德可以間接地教｡如果說前面的論證是從美德是什么這一問 題出發,那么接下來的論證將主要從什么是“教”著力｡教育學中,“教”一般分為“直接 的教”與“間接的教”｡“直接的教”,主要是針對知識學習和技能學習而采取的口授和訓 練等教育方式｡而“間接的教”,則是指采取比較間接､隱蔽的方式使人獲得進步｡

由于現在,人們逐漸認識到,“美德學習”或“道德學習”雖不免涉及知識和技能問題 ,但其核心是“態度學習”或“情感學習”｡這是一種有別于“知識學習”和“技能學習” 的特殊學習類型｡單純用口授和訓練等方式不能直接教人以道德,但是,通過直接的教有意 識地間接滲透種種道德影響,卻不是不可能的｡從“教”的直接意義上說,道德是不可教的 ;從“教”的間接意義上說,道德是可教的｡

總之,中國人對道德可教之篤信一方面形成了中國德教至上的重要傳統,另一方面也造 成了中國德教的輕率與長期低效｡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各種懷疑道德可教的思想觀點 ,并不是學校德育的敵人｡它們實際上比那些‘道德可教’的盲目信念更富理性｡”〔1〕??所以,通過對道德是否可教的探討,同樣也能使我們對道德示范的信念更加堅定｡

二､道德示范的哲學支持

哲學是各門具體科學的基礎,它從宏觀上為各門具體科學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 導｡ 道德示范的可能,不只有著倫理學的支撐,更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其中,的辯 證唯物主義觀點,直接為道德示范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的環境論,是道德示范得以可能的理論前提｡認為:環境決 定人的主觀世界,人對環境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與環境的關系表現出 不同的特征｡首先,環境決定了人的主觀世界｡認為,人的思想､觀念的形成是 外部客觀環境影響的結果｡“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2〕??同時,“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 條件､人 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3〕??在影響人們思想觀念的環境 因素中, 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定的經濟關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歸根結底總 是從他們的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 己的倫理觀念｡”〔4〕??恩格斯這段論述揭示了思想品德觀念產生于社會關系之中, 從而把人們的思想品德觀念與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聯系起來了｡

其次,認為,人在環境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動的,人既決定于環境,同時也可以 認識并改造環境｡正如馬克思在對機械唯物主義的環境論進行評析時指出的:“關于環境和 教育起作用的唯物主義學說忘記了: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5〕??因此,人在自然界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動的｡人們完全可以根據需要,發揮主 觀能動性 來對環境進行一定的改造｡而道德示范就是人對環境進行改造的一個典范｡我們知道,情境 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所謂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就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 中教育主體予以規定和把握的環境｡” “而通過榜樣,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具體化就是 我們黨在實踐中積累起來的比較成功地體現一定教育內容要求的教育情境｡”〔6〕?? 雖然情境 與環境相比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是相對于受教育者而言,教育情境和環境一樣都是影響其 思想和行為的外部條件｡因此,利用榜樣這種情境進行道德示范是完全完全符合科學規律的 ｡

(二)關于事物發展不平衡的觀點, 為道德示范的存在提供了深層論證｡唯 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發展的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事物發展的不平衡是由矛盾和 矛盾雙方地位的不平衡性決定的｡所謂矛盾的不平衡性是指在由許多矛盾構成的矛盾體系里 ,各種矛盾力量發展不平衡,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區別｡主要矛盾處于支配地位,對事 物的發展過程起決定作用的矛盾;非主要矛盾處于從屬地位,對事物的發展過程不起決定作 用的矛盾｡二者的辯證關系表現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發展過程中相互影響,并在一定 條件下相互轉化｡

事物發展不平衡這一原理直接為道德示范的存在提供了論證｡由于事物發展具有不平衡 性,生活中每個人的道德水平發展也就呈現出差異性｡不管是在何時還是何地,善與惡､美 與丑､先進與落后､高尚與低下總是相互并存,如影隨形｡其中,善與美､先進與高尚由于 符合道德發展的規律,因而在任何社會中總是占據主流,并居于主導地位｡而所有的惡與丑 ､落后與低下最終都將在和善與美､先進與高尚的斗爭中或走向滅亡,或實現轉化｡道德榜 樣作為時代道德先鋒,是一定社會道德內容的具體化身｡道德示范借助道德榜樣進行教育, 不僅能體現社會主流道德,更能促進社會道德風貌的良性發展｡

三､道德示范的心理學基礎

社會學習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一種理論｡其創始人是美國新行為主義心理學 家A •班杜拉｡社會學習理論是以人､環境和行為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觀點為基礎,闡明人怎 樣在社會環境中學習,從而形成和發展他的個性的理論｡其中,示范觀察學習是其研究的一 個重點,正如班杜拉所言:“大多數人類行為是通過對榜樣的觀察而獲得的”,并且“很多 社會學習都是通過觀察他人的實際表現及其帶來的相應后果而獲得的｡”〔7〕??因此 ,我們在這里所談的道德示范的心理學支撐也主要是指社會學習理論中的相關論述｡

理論基礎范文第3篇

關鍵詞：排污權交易 理論基礎 經濟學 管理學 法學

引言

理論基礎是指理論依據和來源。排污權交易作為一種有效控制污染的政策和措施，其產生和發展都有著寬廣而深厚的理論基礎。對排污權交易理論基礎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分析排污權交易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方面，而缺乏分析排污權交易的管理學、法學理論基礎，并且已有的理論基礎研究大多是介紹性的，缺乏全面的深入分析。

2011年10月17日《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國發〔2011〕35號）明確指出“推行排污許可證制度，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建立國家排污權交易中心，發展排污權交易市場”。 2011年12月20日《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也提出要健全排污權有償取得和使用制度，發展排污權交易市場。拓寬排污權交易理論基礎研究的視角和范圍，可以為我國排污權交易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撐。

排污權交易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一）外部不經濟性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環境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在西方經濟學中，經濟活動的外部性是解釋環境問題形成的基本理論。對外部性的探討從古典經濟學時期就已經開始，但外部性作為一個正式概念，最早是由馬歇爾提出，并由福利經濟學家庇古豐富和發展。庇古區分了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庇古在解釋二者時指出：“此問題的本質是，個人A在對個人B提供某項支付代價的勞動過程中，附帶地，亦對其他人提供勞務（并非同樣的勞務）或損害，而不能從受益的一方取得支付，亦不能對受害的一方施以補償”（ 庇古，1971）。可見，外部性是指某個微觀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對其它微觀經濟單位所產生的非市場性影響。

所謂非市場性，是指這種影響并沒有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反映出來。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分為外部經濟性和外部不經濟性兩方面，外部經濟性是指正面的，積極的，有益的外部性，即未被反映在產品價格上的那部分經濟活動的副作用，對社會而言是有益的。如蜂農養蜂的直接經濟效益是生產蜂蜜，但蜜蜂采蜜時為果樹授粉而給果農帶來了好處，這就是蜂農養蜂活動的外部經濟性（蔡守秋，2002）。

外部不經濟性又稱負面的，消極的，有害的外部性。如生物化工廠的直接產品是化工產品，但在生產過程中會產生許多廢氣、廢水、廢渣等污染物，這些污染物對環境造成了污染，但在化工產品的價格中卻沒有將這些污染造成的損失計入市場交易的成本中。庇古非常重視外部的不經濟性，他認為，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存在著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不一致性，這兩種成本之差就構成了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外部不經濟性與造成污染的產品生產者和消費者沒有直接聯系，污染不影響該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易，不能在市場上自行消除。

外部不經濟性理論深刻揭示了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分析環境污染行為的外部不經濟性原因，并尋求內部化的途徑，也就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辦法。排污權交易制度正是建立在將排污成本內部化，并有效配置環境容量資源，達到有效環境治理目的的機制和措施。

（二）“公地悲劇”理論

“公地悲劇”這一概念來源于哈丁的同名論文，它描述了一個向所有牧民開放的牧場的經營情況：該牧場是公有的，畜群是私有的。自然法則是草場對牲畜的承載力是有限的，每增加一頭牲畜都會給草場帶來某種損害，但是這一損害由全體牧民分擔。而市場法則是每個牧民都力求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牧民盡可能地增加牲畜頭數，因為每增加一頭牲畜，他將獲得為此帶來的全部收入。作為“經濟人”的牧民，他們只考慮如何擴大畜群以增加收入，完全不考慮整個草場的破壞和退化，最終導致了草場報廢，使全體牧民都不得不從草場撤出，從而釀成“公地悲劇”。 哈丁“公地悲劇”理論說明了產權不明使得企業和個人使用資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會所需付出的成本，從而會導致資源被過度使用。

“公地悲劇”說明了資源環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對污染物的凈化能力是一種環境資源，對這種公共物品的自由使用，每位排污者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無節制的排污行為便導致了環境公地悲劇的產生。排污權交易以總量控制和排污許可為前提，總量控制確認了環境容量資源的國家產權屬性，需有償使用而不再是公共物品。排污許可確認的污染物排放量則界定了排污者的排污權產權屬性，既實現了對排污行為的有效監管和控制，又通過不同排污者之間排污權交易實現了容量資源的優化配置。

（三）科斯定理

1960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學《法與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運用交易成本理論分析了法律制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為零，無論法律對權利如何界定，只要交易自由，資源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得到有效配置，換言之，當交易無成本時，法律權利的任何分配都能產生有效率的結果。此為科斯第一定理。但在現實世界中，交易成本總是大于零，由此又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成本為正的情況下，不同的法律權利界定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因此，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適當的法律。

對外部不經濟性問題的解決，科斯定理不同于庇古理論。庇古理論認為，外部不經濟性無法通過市場來解決，需要政府介入以克服“市場失靈”，如通過政府實施稅收的方式，將污染成本增加到產品的價格中去，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由于政府的干預也是具有成本的，即禁止污染也會產生社會成本。因此科斯提出了“非干預主義”方案：認為政府干預行為是非理性的，完全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外部性內化問題。

因此科斯定理推論出，在交易成本高昂時，采用一種替代性的經濟組織形式可能以更低的成本達到同樣的結果，從而使效益增加，企業就是這樣一種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形式。但是科斯并沒有簡單在市場、企業與政府之間進行取舍，而是重視政府在特定交易發生的制度環境中的作用。排污權交易制度就是通過明確排污權的產權屬性，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環境容量資源的優化配置，調動了排污企業治理污染的積極性，同時，通過政府的制度安排減少了交易的成本，從而實現外部不經濟性的最優解決。

（四）資源稀缺性

資源稀缺是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將經濟學定義為：它“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并將它分配給不同的個人”。同時，經濟學還認為，只有稀缺資源才具有交換價值，才能夠成為商品。環境是一種資源，不僅僅體現在作為生產的資源要素方面，它還具有對污染物質的凈化能力，形成環境容量資源。在人口較少，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環境的容量資源顯得十分豐富，無論在資源的價值上還是在數量上，都既能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同時又能滿足人們的生產需要，因此它被認為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經濟迅猛發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長，污染物排放已遠遠超出環境的可容納能力，導致環境容量資源的稀缺程度急劇上升。這種環境功能資源的稀缺性和環境容量資源的稀缺性正是總量控制的理論基礎，也是排污權交易的前提。

管理學理論基礎

（一）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

市場失靈是指由于市場的內在功能性缺陷和外部條件缺陷引起的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的某些領域運作不靈，導致資源配置無效率或低效率。產生環境問題原因的外部性因素實際上是市場失靈的表現。環境資源的公共物品屬性，也使得在環境資源領域，市場機制不能很好的發揮它的作用。

當市場失靈的時候，人們希望通過政府干預來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用“看得見的手”去解決“看不見的手”辦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情況下“看得見的手”并沒把事情辦好，甚至比“看不見的手”處理得更糟，由此便產生了政府失靈。政府失靈主要是指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不能有效地發揮自己的作用。政府失靈的主要表現有：代表性的局限、信息的有限性、對私人部門控制的有限性、決策的時滯性和實施的有限性、決策程序的有限性和政府干預的失控性等。

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可以看出，單純依靠市場手段或單純依靠政府手段都不能有效解決環境問題。只有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各自的優勢，使二者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取長補短，才是正確的解決之道。排污權交易是在政府管制失靈情況下利用市場機制來達到控制污染的目的，但它不是純粹市場性手段，而是政府管制和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產物。排污權交易制度中，從污染物總量的設定、排污權的初始分配以及交易市場的構建、運行、監督，政府的職能都必不可少，但此時政府管制的理念、手段和對象都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如政府的角色從排污（配額）交易的主體變成排污權（市場）交易的監督者和保護者，從“運動員”轉變成“裁判員”。因為單靠剛性管制手段并不能引導排污主體的積極性，更需要法律確認的具有財產屬性特征的排放權利及交易制度來進行利益引導，達到環境保護和經濟效益的最終目的（王清軍，2009）。

（二）公共選擇理論

狹義的公共選擇理論將公共選擇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領域，既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經濟人，也把官僚機構作為生產者納入公共選擇的供給模型，關注的重點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因而被稱為“官僚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認為，西方社會出現的諸多問題，并不是市場制度的失敗，而是政治（政府）制度的失敗，準確地說，是政府制度安排的失敗。所以，有必要以改革為基礎，建立一個能夠有效制約政府公共行為的政治決策體系，即公共選擇制度（張國慶，2007）。

公共選擇理論對政府失敗的分析也合乎邏輯地得出矯正政府失敗的方法，其結論是：一要通過社會制度的改革，約束和限制政府權力。二要用市場的力量改進政府效率。進行政府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預，而是有效把握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行為的局限性及限度問題，確定好政府干預的范圍、內容、方式及力度，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職能。

因而，在市場經濟下，政府也要利用市場機制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將市場調節與政府控制結合起來，在市場機制運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政府環境管理作用。排污權交易制度正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是政府在環境管理過程中公共選擇的結果，它實現了政府與市場的有效結合，使政府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高效控制環境污染（吳玲，2007）。

（三）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是調整人們行為規則的總和。制度并非一成不變，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而變遷。所謂制度變遷是指制度諸要素或結構隨時間推移、環境變化而發生的改變，是制度的替代、轉換和交易過程。制度變遷是制度需求誘發的結果。諾斯在 1971 年與蘭斯·戴維斯合著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的經濟增長》一書中提出，制度變遷與技術進步具有相似性，同樣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源泉。諾斯指出，推動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行為主體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當然，不同的行為主體如個人、團體或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動機、行為方式以及產生的結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從制度變遷的一般原則和過程。制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之比對于促進或者推動制度變遷起著關鍵作用，只有在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的情況下，行為主體才會去推動直到最終實現制度的變遷，反之亦然（盧櫟仁，2010）。

制度變遷理論為排污權交易制度替代傳統的末端控制制度及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從排污權交易產生的制度動因來看，是環境問題日趨嚴峻需要有效制度應對的結果。傳統的濃度控制、排污收費等制度屬于末端控制方式。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末端控制方式下污染物排放總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得不到有效緩解。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也因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端而無法有效改善日益嚴峻的環境狀況。

排污權交易體現了總量控制的要求，相對于排污收費的末端性特點而言是一種全過程控制的措施，相對于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而言是利用市場機制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是一種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從排污權交易的制度目標來看，是通過激勵機制促使污染者減少排放，從而實現環境治理的高效率。

（四）新公共管理理論

20 世紀 70 年代，公共管理出現了新的范式轉換，西方各主要國家掀起了一場“政府再造式”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等級僵化的科層體系向著一種更加靈活、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管理轉變。這場轉變是在適應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提高政府效率為背景下開展的。新公共管理亦稱管理主義，近似的稱謂還有“后官僚制理論”、“市場化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有這幾個中心學說：以管理而非政策為焦點；以業績評估和效率為焦點；將公共官僚機構分解成各種建立在使用者付費的基礎上的處理事務的機構；準市場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競爭；一種強調產出目標、限制性項目合同、金錢誘因和自由裁員的新管理風格（陳振明，2000）。排污權交易是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政府環境管理領域的生動體現，是政府在環境管理中引入市場機制，注重污染控制的總量目標和環境管理效率的實現。

法學理論基礎

（一）環境權理論

所謂環境權，是指公民及其相關主體對影響其生存和發展的各種環境因素所享有的各種權利。從權利的內容上來說，環境權是一個包含有多項子權利的權利體系，如環境使用權，即主體有開發、利用環境資源進行生產的權利（李愛年等，2004）。污染物的排放是人類正常生產活動的副產品，在目前的科學技術條件下，完全無污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采取措施減少人類活動中污染物質的產生。因而，要進行正常的生產活動，排放一定的污染物也是環境權的內容之一，即對環境容量資源的一種利用。在環境容量資源有限的條件下，要保證環境質量必須對排污行為實施有效的制度安排，因而確認排污權并通過排污權的交易以實現環境資源的優化配置也是保障人們環境權的要求。

（二）法律價值理論

博登海默（1999）說過：“任何值得被稱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基本價值”；“一種完全無視或忽視上述基本價值的一個價值或多個價值的社會秩序，不能被認為是一種真正的法律秩序”。可以說，價值是一個法律制度存在與發展的前提與基礎。其中，公平和效率是法律的兩個基本價值，是法應當促成實現的價值。法的效率價值是指法能夠使社會以較小的社會資源投入，獲得較大的社會實際效果；法的公平價值是指依照自然法則或自然權利的正義。這兩種價值可以和諧共存，但又經常處于深沉的張力之中，是一對既相適應又相制約的法律價值。一方面，以效率為標準配置社會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高層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絕對化，不考慮公平，就可能導致收入懸殊，兩極分化，造成社會不穩，影響以致從根本上損害效率。這就需要運用各種機制來衡緩平價值，盡可能和它們之間的張力，擴大它們之間的互補性。

排污權交易是以經濟手段刺激企業減少排污量和充分利用環境容量資源，它既體現了效率優先原則，又同時具有公平的價值取向，涉及到在社會成員間公平地分配經濟和環境的費用以及利益。

首先，通過排污權交易，可以實現對環境容量資源使用的合理負擔，使生產活動的外部性問題得以公平解決。如排污者由于超量減排而剩余排污指標，出售排污指標而獲得的經濟利益，就是市場對有利于環境的外部經濟性的激勵。如果排污者無法按政府要求減排，則需支出的費用以購買排污指標，就是市場對不利于環境的外部不經濟性成本的內部化。因此，排污權交易制度既能控制排污總量又能有效地配置環境資源。

其次，通過排污權交易為新的污染源提供一個獲得排污權的較為公平的機會，并在競購排污權時可以公平自由地競價；再次，排污者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在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必然會采用先進的污染治理技術并不斷地開發更加有效的技術，由技術進步而帶來的排污權節余又會為企業帶來收益，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王育紅，2009）。因而，排污權交易制度既具符合公平效率價值的內在品質，又具保障公平促進效率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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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理論基礎范文第4篇

一、引言

關于公允價值的理論基礎，中外學者都有研究，西方國家對此研究較為全面，代表性的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產權理論、價值理論、會計目標理論、會計計量理論等。國內對公允價值理論基礎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現在文獻主要從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陸宇建，張繼袖，劉國艷，2007）、決策有用觀與會計信息質量方面對相關性與可靠性的權衡加以論述（夏成才，邵天營，2007）。

眾所周知，價值是經濟學的精髓，收益、產權與價格也屬經濟學范疇，這些理論基礎不僅時間上先于公允價值，而且實質性的催生了公允價值，具有直接的決定作用，筆者把這些因素稱為內涵或內向性理論基礎。同樣的，價值增值是管理學的永恒追求，會計從屬于管理學，會計相關理論基礎有會計目標、會計要素、確認、計量、信息質量與財務報表，這些理論基礎也是客觀事實，但對公允價值的產生并沒有必然聯系，其實質是公允價值在具體應用中的恰到好處的表現或者說優點，筆者把這些會計理論基礎稱為外向性理本文由收集整理論基礎。

二、內向性理論基礎

內向性理論基礎，主要基于經濟范疇，主要基于價值、產權與收益三方面因素，在時間點上是先于公允價值，是公允價值會計產生的前提，大致可歸納為價值理論、產權理論與收益決定理論三種。

1.價值理論

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是價值理論的核心。均衡理論從供需二方面與價格的漲落關系加以論述的：一般而言，需求量與價格成反比，價格高則需求量少，反之亦然，此時實際需求價格存在一個合理的最佳值，也就是邊際效用價格；同樣，供給價格也是由實際的邊際成本所決定，價格高則供給多，價格低則供給少。供需求曲線相交之點就是均衡價格。

公允價值強調公平、公允、公正，也是一種效用價值，追求理想狀態下的一種最佳值。這種價值可以是現實活躍市場中的交易價格，也可以是基于無交易或假定的交易，或者說公允價值是理想狀態下的完美表現，而這種表現是在交易各方自愿并熟悉情況達成的一種理想價值。從這個角度看，公允價值與均衡價格異曲同工，只是價值理論中的均衡價格偏向客觀存在，而公允價值更偏向主觀意愿，因此價值理論無論巧合還是必然，都將成為公允價值理論基礎的選擇。

2.產權理論

產權理論以斯科為代表，以交易費用為其理論基礎，認為市場與企業是可相互替代的二種形式，包括產權與契約理論等內容。產權理論認為，一切市場經濟活動都以產權為基點，通過產權來界定市場主體各方責、權、利，明確而清晰地界定各利益相關者應遵循的行為規范、不同主體間權利與義務關系，并通過一系列契約要約來約束各行為主體履行相關承諾，從而保證利益相關者之間盡可能公平、公正。公允價值作為一種計量屬性，最終還是服務于特定主體，公允價值計量的準確程度勢必影響到產權界定、維護以及資源有效配置。一方面計量屬性的不同選擇將一定程度決定產權計價、產權利益分配的不同結果；另一方面產權理論又能促使公允價值實現會計目標，二者相得益彰。因此，產權理論自然就成了公允價值會計計量觀念形成及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3.收益決定理論

收益理論主要包括會計學收益與經濟學收益二種。其中會計學收益基于權責發生制，公式為“收入-費用=利潤”；經濟學收益中收益是更廣意義上的收益，既包括會計學收益，也包涵已實現和未實現收益，歸根到底，經濟學收益是一種全面收益，其公式為“期末凈資產-期初凈資產=全面收益”。

收益法是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方法之一，它是基于經濟學中的全面收益，其中計算收益中最關鍵的在于確定現金流量以正確使用現值法。收益內容劃分的準確性，現值方法的合理性，都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到公允價值應用的可行性。從這個角度而言，公允價值與經濟學中收益理論可以互補，全面收益則是公允價值會計形成與發展的內在推動。

三、外向性理論基礎

外向性理論基礎是從公允價值在實際應用中的角度來研究的，主要基于會計目標、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和資本保全三因素，大致可歸納為會計目標的遷移、相關性與可靠性會計信息質量的抉擇與資本保全論等三種成因。

1.會計目標的遷移

無論從會計理論還是從會計實務的角度，會計目標都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任何國家的會計準則制定與實施都要以相應會計目標為轉移，可以說，會計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準則的內容體系，是會計理論與實務維系的橋梁。歷經多年研究與發展歷程，當今會計界開成兩個不同會計目標學派：受托責任學派和決策有用學派。

那什么是受托責任觀？受托責任觀又是怎樣產生的？受托責任觀會計目標下將選擇什么會計計量屬性？從現有文獻可知，受托責任主要由受托方向委托方報告相關會計信息，用恰當方式和真實有效地向委托方反映經濟管理責任及履行情況是受托方義不容辭的會計目標。從歷史眼光來看，所有權與經營權“二權分離”是受托責任形成的客觀基礎，“二權分離”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進一步產生了委托關系，而委托—理論便成了受托責任觀的理論基礎，它強調以事實數據為基礎并具有可驗證性。這種關系下，委托方提供資源，有權利知道相關資源運用的相關信息；受托方承擔日常經營管理，有義務對委托方資源保值增

值并提供相關信息。從時間上來看，會計主要面向過去，財務報表看重利潤表為中心，強調對受托者業績的準確計量，重在提供有關經營者受托經營業績的相關信息，從而在會計計量上采用歷史成本法擔當此重任。

那什么是決策有用觀？決策有用觀又是怎樣產生的？決策有用觀會計目標下將選擇什么會計計量屬性？文獻表明，決策有用觀主要是就相關性的會計信息質量而言的，其觀點認為會計目標應是為利益相關者（包括現實的或潛在的的投資者、債權人、政府、公眾與企業職工等）在進行投資、信貸等相關經濟決策時提供合理有效的相關的會計信息。如果說，受托責任之所以產生，在于“二權”小規模的分離，直接的委托關系是受托的基礎，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會計環境也隨著發生重大轉變，進人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資本市場快速發展與金融工具的創新，使得委托方與受托方交流、溝通機制發生了與以前不同的變化。理論上說，擁有資源優勢的所有者一方在發達資本市場上有多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所有者有可能不再固守一家經營者，他完全可以在資本市場上自由進出，通過股票的買賣靈活選擇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這樣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委托關系逐漸弱化，而如何在瞬息萬變的股市上把握機會便成了所有者頭等考慮的大事，會計信息相關性的質量成了最重要的會計目標。

因此，會計目標理論是公允價值應用的外向性理論基礎，同時，會計目標的實現也依靠公允價值計量。

2.相關性與可靠性會計信息質量的抉擇

廈門大學吳水澎認為，會計信息應為實現會計目標而所需要的最基本質量要求，會計系統應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加經約束。會計信息質量包括相關性、可靠性、可理解性、可驗證性等，而爭議最多的、在會計信息質量居于最高層次的是相關性與可靠性。

一般而言，歷史成本具有可靠性，在會計界都得到認同，而公允價值具有相關性也無可厚非。可靠性與相關性在一定范圍里還是可能兼容的，但矛盾在實務操作中也可能大量存在，抉擇的關鍵在于主體所需博弈，本文前面論述了受托責任觀側重可靠性并選擇了歷史成本，而決策有用觀側重相關性并選擇了公允價值，則選擇了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相比，公允價值具有明顯優勢：公允價值緊隨市場，能充分快速反應市場及其變化信息，這在決策有用觀大環境條件下，更具有相關性而備受推崇；而歷史成本除初始確認與處置時才考慮相關信息，平常都固執地保留著過去的歷史信息，有時可能誤導投資者相關決策。

公允價值應用最大的詬病就是它的可靠性，認為公允價值主觀性、波動性過強。（王志亮，2009）有學者從“忠實反映性”、“可驗證性（vedfiability）”與“中立性（neutrahty）”特征三方面入手，論證公允價值也有相當的可靠性，他認為，“忠實反映”就是反映企業經濟事項未來的現金流量及其風險，這也正是會計信息外部使用者進行投資、信貸和其它類似決策所要依據（對決策有用）的基礎；“可驗證性（vedfiability）”是通過計量者之間的共識（consensus）來保證會計信息能夠（忠實）反映其意欲反映的經濟事項，或選擇的計量方法在應用中祛除了錯誤和偏見；“中立性（neutrahty）是

在所報告的信息中沒有偏見，這些偏見試圖得到一個既定的結果或誘導一種特定的行為方式。因此，公允價值也具有可可靠性，公允價值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可靠性與相關性二者達到融合。

理論基礎范文第5篇

【關鍵詞】公允價值；理論基礎；綜述

理論基礎作為一門學科的依據，引導學科的產生、發展和完善。公允價值計量的理論基礎是堅實的。對公允價值計量理論基礎的研究，直接關系到公允價值概念內涵的界定和運用。而且對于正確認識公允價值、準確應用公允價值，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筆者從會計學、經濟學、計量學和契約學四個不同視角對公允價值計量的理論基礎進行了綜述。公允價值的應用不僅能滿足各種學科理論發展的需要，而且還能夠適應新經濟活動發展的需要。

一、經濟學視角

（一）公允價值計量符合現代產權理論

作為制度經濟學中的重要理論，現代產權理論強調產權的界定、產權利益的維護，即要明確哪些產權屬于企業，企業擁有什么權力。現代產權理論在市場的運行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以歷史成本計量的企業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等會計信息僅僅能夠反映企業經濟業務發生時的產權及其利益，不能反映企業現在和未來的產權及利益；而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信息更能夠明確產權主體的界定及產權主體所擁有的經濟利益，以便做出正確的經營決策，從而有助于產權資源配置功能的實現。

（二）公允價值計量符合經濟收益的概念

經濟學中的收益概念是指一個人在期末與期初保持同樣富有的情況下，可能消費的最大金額。收益是隨著未來服務的現值的增加而同時產生的。因此，要計量經濟收益，在會計上就要采用現值計量。由于公允價值是對現值概念的體現，所以公允價值符合經濟收益的概念，它順應了經濟學家對會計計量的要求。

二、會計學視角

（一）公允價值計量符合現代會計目標

關于會計目標，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會計目標不同，對會計信息的要求也不同，進而會導致計量屬性的不同。

受托責任觀強調：為了減少資源受托者對會計信息的任意操縱，會計信息必須是客觀的、可驗證的。而歷史成本就是根據原始資料記錄過去經濟業務發生時的全部過程，具有可核性和可驗證性。因此，歷史成本計量屬性更符合受托責任觀的會計目標。但是歷史成本計量屬性下的會計信息缺乏及時性和相關性，不能滿足會計報表使用者的需求。

決策有用觀符合現代會計目標的要求，該觀點認為會計目標是向投資者和債權人等提供對其未來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它認為會計信息的最高質量特征是相關性和可靠性，并且相關性的重要程度要高于可靠性。公允價值是面向現在和未來的，能夠及時反映環境的變化，并且還能夠客觀的反映資產和負債的真實價值，因此決策相關性高。

（二）公允價值計量滿足信息的相關性要求

相關性要求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應當與投資者等財務報告使用者的經濟決策需要相關，有助于投資者等財務報告使用者對企業過去、現在或未來的情況作出評價或者預測。歷史成本計量只是數據的可靠、真實，未考慮經濟市場變化對未來經濟利益的影響，既無法反映企業的真實經營業績，也不能提供對經濟決策有用的信息，因而歷史成本計量提供的會計信息不能夠滿足投資者等財務報告使用者的需求。公允價值計量提供的會計信息因為其動態性，面向現在和未來而更具有及時性、預測性和反饋性的特點。因此，公允價值計量滿足信息的相關性要求。

（三）公允價值計量符合配比性要求

會計配比要求某個會計期間或某個會計對象所取得的收入應與為取得該收入所發生的費用、成本相匹配，以正確計算在該會計期間、該會計對象所獲得的凈損益。收入與費用之間的配比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根據收入與費用之間因果關系進行直接配比；二是根據收入與費用項目之間存在時間上的一致關系進行期間配比。盧永華、楊曉軍（2000）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研究》中強調：配比方式還有第三種，即在計量方面進行配比。雖然收入和成本、費用在計量的單位方面是配比的，即都是采用貨幣計量單位。但是在計量的屬性方面卻不配比，收入是按現行市價計量，成本、費用卻是按歷史成本計量。當市場存在物價變動時，為了使收入和成本、費用在計量屬性方面配比，應該使成本、費用也按照現行的成本計量，即應該把物價變動因素考慮在內。同時，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也滿足了收入與費用的因果關系和時間上的配比。

（四）公允價值計量符合未來會計確認基礎

我國的會計確認基礎經歷了收付實現制和權責發生制兩個階段。收付實現制主要是基于交易的觀點，即只確認交易的影響；權責發生制是從時間上規定會計確認的基礎，即企業的一些交易或事項，不論其是否已經發生，只要對企業的權利和義務已經造成影響的，均應該予以確認。葛家澍、劉峰（1998）在《會計理論》一書中作出了“未來會計確認的基礎是權責發生制與現金流量制的融合”的結論。現金流量制是用盤存法確定收益，即收益是期末凈資產與期初凈資產的差額。現金流量制徹底地擺脫了交易與事項的限制，而從盤存思想出發，這樣，任何實際已發生的交易和事項，都不是會計確認的對象，只有期初與期末凈資產的現金等量（現行市價或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才是會計確認直接處理的內容。

（五）公允價值符合全面收益概念

全面收益建立在“資產負債觀”基礎之上，是指在報告期內企業與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各方之間的交易或事項所引起的凈資產的變動額。傳統會計收益不能反映所有積累至今的收益，也不報告資源的價格變化，與未來的決策相關度很小。而全面收益突破了傳統收益的局限，把全部已確認但未實現的利得或損失納入財務報表中。例如采用公允價值對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的價值變動等未實現的收益進行計量，不僅完整全面的核算了企業利潤和所有者所擁有的權利，而且還使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因為采用了公允價值計量辦法而具有高度相關性。

（六）公允價值計量符合資本保全理論的要求

資本保全理論認為：企業真正的收益應當建立在保持企業生產經營能力的基礎之上，并使企業資本完整無損。資本保全分為財務資本保全和實物資本保全，在物價穩定時期，按照歷史成本計算，二者的收益結果基本一致。但當物價不穩定時，若仍采用歷史成本計算，將會使二者的收益結果不一致。如在物價上漲的經濟環境中，采用歷史成本計量，將無法購回原來相應規模的生產能力。企業的生產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進行。但是如果采用公允價值計量，那么所耗費的生產能力是按現行市價或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計價，能夠使企業的實物資本得以保全。

三、計量學視角――公允價值計量符合計量觀的要求

計量學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技術的法制手段，保證測量準確的一門科學。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均屬于計量，但歷史成本側重于業務發生時的計量，具有可驗證性；而公允價值側重于對現在和未來的計量，具有預測性。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新產品、新技術的不斷涌現，企業原有資產的價值也會隨之不斷變化，經濟業務發生時的計量信息，對會計信息使用者的作用越來越小，因此，企業更偏重于現在和未來的計量信息，以便預測未來的發展，從而做出正確的決策。企業為了能夠提供更加準確的測量信息，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成為其必然的選擇。

四、契約學視角――契約是公允價值應用的前提

契約學研究的是經濟主體如何通過特定的契約安排來維護企業契約人的契約權利和剩余權利的一門學科。契約強調的是在簽訂契約時雙方的剩余權利，契約各方借助信息做出決策，不同的信息會導致不同的決策，形成不同權利的分配。歷史成本計量的是業務發生時的信息，不能反映契約簽訂時的價值信息，而只有反映現在和未來信息的公允價值才能滿足契約雙方的信息要求，從而做出正確的判斷，成為有效契約。因此，契約才是公允價值應用的前提，這是公允價值契約特性的表現，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提供的會計信息才會使契約更加公平公允。

五、綜述

通過從會計學、經濟學、計量學和契約學多個角度對公允價值的理論基礎進行剖析，可以看出公允價值與各個學科有非常緊密的聯系，即公允價值的理論基礎是非常深厚且多元的。公允價值作為一種新的計量屬性，其生命力是非常頑強的，能夠適應新經濟環境下各個學科對它的要求。由此可見，公允價值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必將會對新經濟背景下的理論研究與實務應用產生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1]張素蓉,司晉娟.基于契約視角的公允價值計量的環境分析[J].財會通訊,2010(2).

[2]盧永華,楊曉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研究[J].會計研究,2000(4).

[3]葛家澍,劉峰.會計理論[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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