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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資本范文第1篇

摘要：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如何應對日益全球化的金融危機，做好金融機構的監管工作已成為目前全球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本文從金融市場目前的現狀入手，闡述了面對金融危機，中國應如何建立適合自己國情的特色金融監管體系，并提出了相應的見解。

關鍵詞：金融監管;《巴塞爾協議》;資本充足率;尋租

一、金融市場的現狀分析

20世紀80年代，不少國家對金融市場放松管制，開放國內金融市場，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凸現出的投機破壞性問題，以及去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促使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金融危機與金融監管的問題。時至今日，世界經濟仍未好轉。因此，如何構建一個有效的金融監管模式便成為當務之急。

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起步晚起點低，與國際上的一些老牌商行相比，無論在經營觀念還是經營方法上都存在著很大差距。

1.從國內金觸來看

優質資產總量有限，與金融機構資產增長欲望無度，形成了尖銳矛盾，致使優質資產占比下降，信貸風險持續增大；另外，金融機構為維護其市場形象與公眾信譽，不得不降低成本控制預期，用超負荷的成本費用掩蓋長期積累起來的資產風險。

2.從全球金融來看

1999年了《新資本充足率框架》要求對銀行監管方式與技術等方面進行重大改革，監管者不但要對技術創新、新金融工具的產生及全球性金融風暴做出快速的反應，而且要在業務監管方面與國內外的有關監管當局密切協調與合作。

二、目前我國金融監管暴露出的問題

我國分業監管體制于1998年確立，監管制度的形成時間較短，分業監管在具有專業化和競爭優勢的同時，也存在著協調性差的缺陷。

1.相應的法律及規章制度不健全

目前，法律上尚未為我國三大金融監管機構之間協同監管創造條件。盡管人民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已同意成立并召開金融監管聯席會議，但沒有形成制度，每一監管機構承擔的責任不明確。

2.金融監管存在真空

在目前的分業監管格局下，人民銀行有自上而下系統的機構組織，而證券業和保險業是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的，監管機構只設到省級，對省以下的證券營業部和保險機構缺乏有力的監管，而人民銀行又無權或無法行使監管。

3.金融監管機構人員素質和監管手段跟不上全面監管的需要

目前，我國金融監管是事后監管，缺乏主動性和超前意識。非現場監管還是停留在收報表、看數據、寫分析上，現代化的監管方式少，電子化程度較低，沒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網絡系統。此外，金融監管長期以來倚重于行政手段。三、構建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監管模式

構建中國特色的金融監管模式，是指通過中國金融監管機構對金融業的監管和引導，使中國的金融業能夠蓬勃快速穩健的發展，能夠跟上并引導世界金融業的發展方向和趨勢，能夠很好地應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并且在世界金融危機面前顯示它的優越性。

1.微觀分析

(1)嚴肅監管制度，嚴格遵循監管原則，同時要實施好的方法

嚴格執行《巴塞爾協議》，即關于“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

(2)嚴格貫徹《巴塞爾協議》的要求，做好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最低資本金充足率要求

做好對商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商行承擔風險和吸收損失的重要準備和保障。另外對危機銀行要做好最后的處理：貸款挽救，擔保，并購，設立過度銀行和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等。

(3)做好金融尋租的遏制對策

尋租活動是社會財富的非理性化再分配，必然導致效率的低下和社會資源的浪費，完善的金融法制體系是有效遏制監管尋租行為的必要條件。

①制定《金融監管法》，明確規定監管機構、監管原則、監管內容、監管手段、監管程序，以及監管人員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以此規范監管人員的行為。

②開展金融監管績效審計，從審計監督的角度對金融監管部門實施再監督，以完善金融監管體制、規范監管主體行為。

③監管體制創新是有效防范和抑制監管尋租的方法。

2.宏觀分析

(1)加強央行、監管機構間的合作機制與信息共享機制，防范被監管者逃避監管行為

建立規范的央行、監管機構聯席會議機制，進行有效的監管協調與合作，防范金融機構通過在不同業務類別間轉移資金來轉移風險、或人為提高或降低盈利等達到逃稅、內部交易等行為。

(2)完善主監管者制度

當金融機構出現問題時，要保證某一監管機構有適當的權力、責任對問題金融機構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并采取相應的監管措施，減少有利益則相互爭奪、對責任則相互推諉現象。

(3)加強與各國監管機構的合作，提高監管能力

外資金融機構已成為中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且其母國多數實行混業經營，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必須加強與其母國監管機構的合作，并在合作、實踐中提高能力，最終順應潮流，過渡到適應中國國情的特色一體化監管。

作為我國金融工作重中之重的金融監管，盡管正在逐步得到加強，但仍然比較薄弱，監管法規、監管組織、監管手段和方式、監管人員數量和素質還不適應金融業的發展。美國的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一次充分反思的機會，在以后的改革過程中，我們必須從健全監管法規、嚴格監管制度、改進監管方式、強化監管手段、完善監管體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參考文獻：

[1]李依萍:解讀中央銀行[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監管資本范文第2篇

理論上講，經濟資本將逐漸成為銀行資本管理體系的核心，從而在銀行的經營管理活動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但目前來看，這一進程并不順利，而且相當程度上受到了危機后更嚴苛的監管要求的阻滯。金融危機后，各國監管當局在新規范中將銀行體系的安全性提到了新的高度，其主要措施便是提高資本監管要求。在這一波浪潮中，中國的監管當局是走在前沿的。毫無疑問，這些更嚴格的監管要求對于危機的整治無疑是非常必要的。只是監管資本作為傳統資本概念強勢回歸，對原本脆弱的經濟資本探索進程可能會造成一定打擊。經濟資本在銀行資本管理體系中的位置也許會被監管資本再度“擠出”。

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不可能整合

從歷史的角度看，銀行作為高杠桿運作的高風險行業，對資本重要性的普遍認同卻并不是自發產生的，相反是依靠監管資本要求的外在約束來推動實現的。銀行資本管理體系普遍建立始于監管部門資本充足要求的實施。此后經濟資本才作為監管資本的變體在市場上出現，昭示了銀行資本管理的一個新方向。

經濟資本配置是銀行實施資本管理的重要內容，是將目標經濟資本在各個機構、各業務產品中進行合理分配，將經濟資本需求控制在經濟資本供給范圍內，使業務發展與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相適應。經濟資本配置要考慮歷史的經濟資本占用、經營策略和風險偏好。

由于銀行各業務單元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導致了分散化效應，即銀行作為一個整體的風險，要低于各個業務單元風險的簡單加總。銀行在進行經濟資本分配時，要考慮這種分散化效應。經濟資本配置方法主要有兩類：一是系數法，二是資產波動法。

同時，經濟資本也被廣泛應用到銀行績效評估當中。銀行實施經濟資本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將經濟資本管理的思想融入內部績效考核，通過建立以風險調整后的收益率或經濟增加值為中心的績效考核體系，促進銀行經營管理水平的提升。而在傳統以會計資本為核心的績效考核體系中，并沒有充分考慮銀行潛在的風險。

監管資本是監管者出于維護銀行系統安全性的角度，對銀行資本水平作出的強制性規定；經濟資本則是銀行管理者從銀行自身風險可控的要求出發，根據對銀行風險判斷計算出的資本要求。前者是外部的硬性要求，后者是內生的管理需要。

這種本質屬性上的區別意味著將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納入一個統一的框架或許是不可能的。在“巴塞爾II”中，監管資本要求的計量方法與經濟資本計量方法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接近――信用風險的內部評級法高級法、市場風險的內部模型法和操作風險的高級計量法(AMA法)可以認為是使用的經濟資本模型。但技術手段上的接近不能理解為不同屬性的資本間區分在消失，我們不能據此認定監管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統一趨同將是新的潮流。

計量方法上的趨近沒有改變原有兩種資本要求水平制定主體的區分。監管當局制定監管資本的目的與銀行自身計算經濟資本的目的并不一樣。監管當局的目的是為了維護銀行體系的穩定安全，銀行進行資本管理的目的是為了在滿足監管條件的前提下最為有效地利用稀缺資源管理風險并創造價值。“巴塞爾II”吸收內部模型法的動因是原有的風險計量手段單一粗糙，不能準確地衡量銀行實際承擔的風險，而經濟資本提供了更為精致有效的風險量化模型。因此“巴塞爾II”的職能立場并沒有改變，就是用資本監管手段維護金融安全，與個體銀行的價值無關。這一差異注定了監管資本只是選取能最有效地計量并防范風險的方法。在市場競爭中產生發展的經濟資本模型方法比較先進，受到監管者的關注，于是在“巴塞爾Ⅱ”的制訂中就被吸收進來。

從技術上看，也不可能通過巴塞爾協議將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完全整合。監管當局出于可操作性，對監管資本的規定必然有標準化、統一化的傾向。銀行出于對自身經營運作負責的動因，對經濟資本的管理必然要有極強的針對性，尋求的是差異化。因此，即便“巴塞爾Ⅱ”吸收了經濟資本模型量化方法，具體適用內部模型的資格標準、模型適用范圍、模型參數選取等要件仍由各國監管當局掌握。監管當局不可能代替銀行對銀行承擔的風險水平做出精確的計量，而銀行自身的內部模型計量結果也不可能完全代替監管資本作為監管當局決策的依據。不僅巴塞爾協議，任何的協議文本都不可能消除這種差異而使兩者統一。

從“巴塞爾II”本身來看，其采用的模型與經濟資本模型也有很大區別。“巴塞爾II”放開了對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內部模型適用，對于信用風險的量化卻顯得相對保守。正是因為監管當局需要統一的標準，因而對基于歷史數據的內部模型持保留態度。事實上，信用風險是銀行面臨的最主要風險。再者，各大銀行開發的經濟資本模型往往包括國別風險、戰略風險、名譽風險三大風險之外的風險種類，另外，經濟資本計量中對于資產組合效應對降低整體風險水平的貢獻也并未在“巴塞爾II”中體現出來。

因此，出于對風險精確計量的需要，監管資本吸收了經濟資本的技術優勢，這并不足以作為趨勢判斷的依據。監管資本內在標準化傾向和經濟資本的個體屬性之間的矛盾不可能消除。隨著監管資本形態的進步，出于銀行系統整體風險控制的考慮，監管資本的計量方法也有遠離經濟資本的可能。

經濟資本與監管資本的動態發展

從銀行角度來看，在建立起資本覆蓋風險的基本風險管理框架之后，滿足監管資本要求將成為一項基礎常態性工作，而銀行資本管理體系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以經濟資本為核心的階段。這是商業銀行不斷發展的內在要求。

單純適應監管要求的資本管理工作已經不能滿足銀行作為風險中介機構的需要，經濟資本將成為銀行資本管理的核心內容。銀行需要更為精確地衡量測度自身承擔的風險，同時充分利用杠桿為投資者創造價值。作為一個外部制定的方法標準，監管資本模型在對個體銀行風險計量精度上與銀行自身的內部模型相比自然是存在先天劣勢。由于對個體銀行的風險并不足夠敏感，監管資本在為創造價值而進行的業務評估、資源配置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反過來說這也就是經濟資本的優勢所在。銀行作為高杠桿運營的特殊行業，其資本的稀缺性是不言而喻的。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杠桿獲取收益已是銀行經營理念的潮流。隨著市場競爭環境的日益激烈，以經濟資本為核心的資本管理能力必將成為銀行培養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然而事情的另一方面是，銀行業務復雜化、市場工具多樣化、風險隱蔽化等趨勢將不斷強化監管活動的重要性，同時也對監管部門的監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次金融危機以極其激烈的方式將這一問題呈現出來，“巴塞爾III”則是各國金融監管者的一次積極回應。可以想見，監管當局對銀行的資本監管將會越來越精密，越來越嚴格。監管當局對監管資本要求的制定是基于銀行系統整體安全性的考慮。在這個天生脆弱不穩定的系統內，銀行危機有極強的傳染性。銀行違約或倒閉存在嚴重的負外部性。因此，監管部門必然不可能將風險防范的任務交給市場來完成，從而也不會將資本要求水平的標準交由各家銀行自己把握。監管資本在個體決策上比之經濟資本有諸多劣勢，但經濟資本不可能代替監管資本作為銀行系統風險防范的手段。

當然，監管資本的形態也在發展。“巴塞爾I”曾經因信用風險度量方法單一、信用風險區分度低、忽視風險緩釋技術與資產負債期限結構的影響而廣受詬病。而“巴塞爾II”在這些方面都有了非常明顯的進步，新的量化測度方法對風險更為敏感，能更為準確地反映銀行真實承擔的風險水平。可見監管資本自身也在不斷地精密化、復雜化。

銀行試圖通過自身風險管理水平的提升獲得更高效靈活的資本管理方式，故而希望監管條件能給經濟資本的運作提供更廣闊的空間；監管者冀圖通過資本要求水平的規定保證系統的穩定，因此不會對銀行的資本管理采取放任態度，相反會有更細致精密的監管活動。兩者之間的這種矛盾關系會長期存在。

最理想化的狀態是，隨著市場的不斷發展和監管的不斷進步，銀行與監管機構的水平都在提升，經濟資本和監管資本都將更加精致復雜。但這種互動過程本身就不是完全平衡對等的。在前危機時代，銀行業的繁榮給了內部模型以極大的發揮空間，經濟資本管理體系從而得到巨大發展。危機過后，當滿足監管要求再度成為資本管理的主要目標，經濟資本雖然在技術領先的歐美大銀行仍得以應用，但在我國銀行界的發展可能會受到監管資本的抑制。

監管資本范文第3篇

關鍵詞：資本市場；監管；成效；體制

1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分析

中國現行金融市場監管體系的最突出特點就是分業監管。中國金融體系分別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監管。但在資本市場上就是多頭管理，政出多門。中央和地方各管—塊，不同品種證券的市場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種證券的—二級市場之間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現是：證監會是中央主管機構，地級人民銀行在市場監管上頗有影響，財政部、中央銀行介入市場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場所的管理上擁有很大的權利。

自我國資本市場建立以來，我國資本市場監管就伴隨著始終。但我國資本市場仍然危機四起，從20世紀90年代的股市異常波動，到現在上市公司頻頻發生造假事件，這表明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不到位，市場運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將有助于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發展。

1.1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機構

我國現行的資本市場監管體制可以說是集中型監管體制，在分業集中監管的基礎上，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實行適度的統一監管。

中國證監會是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證監會作為對證券業和證券市場進行監督管理的執行機構，監督檢查所歸口管理部門。由于中國人民銀行負責證券機構的審批，這意味著對于證券中介機構的監管權限在兩個部門被分割開來。

在1992年以后，人民銀行不再是證券市場的主管機關，但它仍然負責審批金融機構。這意味著證券機構在審批和經營管理上受人民銀行和證監會的雙重領導。中國人民銀行還負責管理債券交易、投資基金。

財政部負責國債的發行以及歸口管理注冊會計師和會計師事務所。

在我國資本市場監管體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區證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證監會一起管理滬、深證券交易所。其對證券市場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響其正常操作。

1.2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成效分析

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所投入的成本與我國資本市場運行結果的分析，可以從我國資本市場效率與監管的角度來分析。市場監管能否有效糾正市場失靈，充分保證市場效率，關鍵在于監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監管制度是資本市場監管的基礎和效率的保障。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缺陷，特別是監管制度的缺陷導致市場失靈與監管失效的同時存在，成為轉軌過程中資本市場監管的基本現狀，對資本市場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

根據市場證券價格對信息反映的范圍不同，把市場劃分為弱型效率市場、半強型效率市場、強型效率市場。經濟學界對我國證券市場監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論進行實證分析和理論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對弱型效率市場、半強型效率市場進行研究。以往對我國資本市場弱型有效市場的實證檢驗有，俞喬（1994）對上海、深圳股票市場股價變動的隨機假設進行檢驗。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綜合股價指數的觀察值，通過對誤差項序列相關檢驗、游程檢驗和非參量性檢驗，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價變動是“隨機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兩地股市非有效性結論[1]。

半強型有效市場檢驗的有：楊朝軍等（1997）選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間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為樣本，對各家公司股價在公告前后的變化進行詳細地分析，以檢驗市場對送配信息的反應。結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經能夠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說明中國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開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達到半強式效率市場，而筆者在對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數進行實證分析也得出我國股市尚未達到半強式效率市場的結論。

2我國現行資本市場監管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2.1資本市場監管體制建設不完善，證監會效能不足

在中國資本市場管理體系中，除了多頭管理、政出多門以外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證監會的人員編制不足和缺少足夠權威，導致削弱實際監管效果。很顯然，在證監會和地方監管部門之間存在著重復監管的現象，而監管職責在證監會和人行之間的分割，又導致某些監管領域落入夾縫之中。而對于市場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針對證券商和機構投資者，事實上缺少監管。

2.1.1證券監管機構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不足

證監會在名義上是主管機關，但在國務院組成部門中只是附屬機構，只能起協調作用，監督的權利和效力無法充分發揮。

現階段市場已形成了以股票、債券為主的企業債券、基金、可轉化債券同時發展的直接融資工具體系。而從目前的監管機構分工來看，中國證監會主要監管股票、基金、可轉化債券；財政部主管國債的發行、兌付；中國人民銀行主管企業債券的發行。證券主管部門存在著多頭化，易產生整體監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體監管效率和證券各品種之間的協調配套發展。

2.1.2證監會地方辦事機構行政能力的獨立性受到制約

本地政府在本地區證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證監會派出機構，與地方政府有很深淵源，受地方政府干預的可能性很大。證券市場運行中屢屢發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國證券監管系統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國證監會的權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高一級的地方首長的干預，其獨立性受到很大制約。

2.1.3證監會權力制約不能有效輻射其全部管轄范圍

證監會權威性的不足與監管權力分散性是相聯系的，監管權力從橫向看分布于證監會、銀監會、財政部和國資委等機構之間，各部門之間的政策法規、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標亦有沖突之處，居高不下的協調成本大大降低了監督管理的效率。從縱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間，多家平行機構從不同側面，各個地方從不同范圍（地域）對資本市場進行監管，造成利益的沖突、責任的推卸、監管的盲點和監管力度的不平衡，影響了資本市場的統一性，造成某些領域事實上的無人監管。

2.2資本市場監管理論創新不夠，市場管理者不能有效進行理論建設

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理論研究主要還是局限在對資本市場現行問題的補救上。由于市場發展太快，政府監管部門忙于應付大量的日常事務性工作，沒有充分發揮機構投資者的中堅作用，證券市場的基本建設在某種程度上被忽略了，對資本市場結構、運行問題缺乏理論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不合理、風險預警體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問題。為了解決一些短期內凸現的緊急問題，往往采取不顧長遠的急救方法，雖暫時解決了問題，但是卻為今后的監管工作帶來了隱患，參考證券市場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看到幾乎所有國家的證券監管機構都有一個明確的行動宗旨和一系列行動細則組成的綱領性監管框架，這種框架是其監管部門長期行動的準則。在缺乏長遠規劃的情況下，監管上被動地長期處于救火狀態就是難免的。

2.3資本市場自律性監管不足，沒有充分發揮市場自律性監管機制功能

我國目前的自律組織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滬深兩地交易所自律組織；二是證券業協會。兩個層次在行業自律中都存在問題，首先是兩地交易所存在明顯的地方利益，其對市場交易的監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預，因而難以真正貫徹公平、公正的指導原則。其次是中國證券業協會作為一家行業性質的民間協會不能發揮自律作用，這與目前證券市場多頭管理格局有關。因此，證券市場發展至今，監管與自律仍然處于嚴重不平衡的狀態。

2.4資本市場監管法制建設不健全，市場主體法律意識不強

國家對于上市公司退市問題存在法律盲點，難以準確把握執法尺度。并且退市標準不統一，尺度難把握。對于證券監管部門的監督，主體不夠明確。由于現行法律對地方人大如何監督中央駐各地的管理部門沒有明確規定，省人大及人大財經委難以對駐各證管辦實施監督。實際上，《證券法》等于沒有明確對證券監管部門進行監管，以及應該由誰來監管。

3啟示及對策

通過對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及問題分析，如何有效強化資本市場監管職能、提高資本市場運行效率，筆者認為應該做好以下幾點：

3.1構建資本市場監管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

及時發現有關宏觀經濟指標的異常反映并及時進行調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機發生的。這里的關鍵是要建立比較完善的靈敏的資本市場危機預警指標體系。

3.2強化資本市場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穩定一國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制度。強化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制度關鍵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動態監管機制，加強資本市場會計審計制度落實，規范上市公司組織結構，以此來消除利潤操縱行為的發生，加強對企業所募集資金使用和投向的監督。

3.3積極穩妥地推進股權分置改革

股權分置改革是完善資本市場監管體制的一個重要步驟，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直接體現了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作用機制是否合理，是關系到廣大投資者、上市公司、資本市場切身關系的一件大事。解決股權分置問題，是我國資本市場向國際市場靠攏，迎接WTO挑戰的迫切任務。

監管資本范文第4篇

（一）國外文獻綜述學者們主要從銀行業資本監管對于經濟的影響以及銀行業資本監管對實際經濟變量的作用方式和傳導渠道角度進行分析，并且研究了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具體表現。1．銀行業資本監管通過控制信貸規模影響宏觀經濟。Peek和Rosengren（1995）對美國20世紀末的資本約束、信貸規模及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實證，結論是資本約束對貸款增長具有顯著影響，資本約束強化了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途徑，發生了信貸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經濟衰退［1］。Watanabe（2007）使用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房地產貸款份額作為銀行資本的工具變量，發現1997年存在監管驅動的銀行業資本緊縮，從而引起銀行業的信貸緊縮［2］。Kashyap，Rajan和Stein（2008）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主要問題在于銀行監管和銀行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過度杠桿化，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資本保險，就是銀行購買資本保險以備在經濟不好時彌補資本損失［3］。2．銀行業資本監管通過貨幣政策效應影響宏觀經濟。Gerali等（2010）建立了嵌入不完全競爭銀行部門、信貸摩擦和資本約束的DSGE框架，研究發現此次危機中的產出下降主要由銀行部門外生沖擊所導致，宏觀經濟沖擊只起到較小作用，且危機中的銀行資本下降對于投資等實際經濟變量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4］。Liu和Seeiso（2011）比較了外部融資溢價和流動性溢價效應對于金融加速作用的影響，發現當企業面臨負向的凈資產沖擊時，銀行部門的最低資本監管要求越高，企業融資溢價上升也越高；此外，在Ba－selⅡ順周期資本監管情況下，貨幣政策對實際經濟的沖擊和影響作用比在BaselⅠ時更大［5］。金融危機發生后在BaselⅢ資本協議實施的背景下，Angelini等（2011）基于DSGE模型研究了BaselⅢ資本監管要求對于宏觀經濟及其波動的影響。3．銀行業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影響經濟波動周期。Repullo和Suarez（2008）分析了巴塞爾協議Ⅱ的順周期性，指出協議的風險資本監管規定改善了各類貸款的風險權重，應該對銀行既定違約情況下的貸款損失和貸款違約率進行測算。在經濟蕭條期，貸款違約率和損失率較高，該協議所表現出的較強順周期性會放大經濟周期波動［7］。Chami和Co－simano（2010）的研究表明，在資本監管力度較強的情況下，商業銀行將會大幅削減信貸規模，從而產生所謂的“資本加速器”效應［8］。Cohen和Morse（2010）認為經濟具有很強的親通脹性，這一方面是因為美聯儲實行了嚴格的監管措施，而資本監管的親周期性亦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9］。

（二）國內文獻綜述從理論角度來看，黃憲、魯丹（2008）運用簡化的JurgBlum和MartinHellwig模型分析了銀行業資本監管的宏觀經濟波動效應傳導機制，認為當銀行信貸受到資本充足與可貸資金兩個約束變量的作用時，主要受制于資本充足的約束［10］。江曙霞、何建勇（2011）在靜態局部均衡理論模型基礎上，研究了銀行資本、銀行信貸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指出信貸風險和存貸比約束具有雙重強化銀行信貸和銀行資本順周期性的特征［11］。費玉娥、孫洋等（2012）的研究表明，實施嚴格的資本充足率監管對商業銀行的信貸量有重大影響，特別是對于資本充足率水平低的銀行，在監管壓力大的條件下，會降低信貸規模的擴張速度［12］。柯孔林、馮宗憲等（2013）考慮我國隱性存款保險制度背景，并利用風險資本要求和監管懲罰變量構建新的銀行利潤模型［13］。從實證方法的角度看，國內文獻更多地學習了國外學者在此領域的建模方法［14］。石曉軍、李孟娜（2007）利用Pennacchi提出的商業銀行資本比率模型分析了我國商業銀行盯住市場資本充足率與經濟周期的關系，并利用1996～2004年的商業銀行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盯住市場的銀行資本比率是一個理性的、積極的經濟領先指標，而我國對國有銀行的歷次注資是“逆周期的有效管理措施”［15］。潘再見（2011）運用動態面板方法研究了我國1998～2009年資本約束對銀行信貸規模的影響，證明資本充足率是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重要變量，尤其是國有銀行對資本充足率非常敏感，并且當資本充足率提高1％，貸款將擴張1．5％［16］。我國學術界關于銀行業資本監管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文獻并不豐富，已有的文獻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究銀行業資本監管時選擇的變量主要是資本充足率本身而不是監管壓力，有些文獻選擇了二元響應虛擬變量來表示監管壓力，但指標設置相對簡單，對問題的說明不夠細致。二是在實證分析過程中，多數采用了靜態面板數據的一些模型來進行分析，并沒有考慮到當期信貸量與前期信貸量之間的時滯關系，因而建立的模型會產生估計偏差。本文擬利用我國2003～2012年相關數據構建計量模型，研究銀行業資本監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銀行業資本監管對我國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

由于銀行業資本監管、銀行信貸規模與經濟增長三者的聯系較為復雜［16］，實證分為兩個步驟：首先，研究銀行業資本監管對信貸規模的影響；其次，分析信貸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構建一個向量自回歸（VAR）模型，并進行脈沖響應分析。

（一）銀行業資本監管對我國信貸規模影響的實證研究1．動態面板模型與指標選取。本文構建一個包含因變量滯后項的動態面板模型來分析銀行業資本監管對我國信貸規模的影響，用GMM方法對動態面板方程進行估計。選取信貸量指標、銀行業資本監管指標以及其他指標三個方面來研究銀行業資本監管對信貸規模的影響。（1）信貸量指標。因變量為銀行信貸量，或稱銀行信貸投放規模，采用各銀行的貸款余額數據，用loan表示。（2）銀行業資本監管指標。資本充足率的高低反映了銀行抵御非預期損失的最終能力，是銀行業資本監管中一個代表性的指標。截至2012年底，我國規定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為8％。我們可以通過資本充足率（記作cap）構建一個指標來代表監管壓力（記作reg）。（3）其他指標。選取各銀行的資產規模（記為asset）作為銀行特征變量，選取存款余額（記為de－posit）作為“貨幣政策效應論”銀行信貸渠道指標，選取央行規定的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記為mp）作為“貨幣政策效應論”銀行資本渠道指標，選取實際GDP增長率（記為gdpr）作為宏觀變量①。3．實證分析（1）數據來源。受數據可得性的約束，數據選取我國14家商業銀行2003～2012年共10年的年度平衡面板數據②。數據來源于中國金融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網站、和訊網、新浪財經數據庫以及各銀行的年報和網上公開信息。（2）動態面板模型實證結果。運用STATA12．0軟件對建立的動態面板模型進行估計，系統GMM估計的結果如表1所示。從模型估計的結果來看，模型整體顯著性檢驗的wald值為10463．80，p值為0．0000＜0．05，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整體的顯著性很好。作為一致估計，必須滿足擾動項｛εit｝不存在自相關。對系統GMM擾動項的自相關性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表3顯示，p值＝1．0000＞0．05，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無法拒絕“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的原假設。即認為選擇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1）lloanit－1的系數度量了上年度貸款的增長對本年度貸款增長的影響。其值為0．4097，p值為0．016，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這一結果顯著。說明上年度貸款增長對本期信貸規模有著正向的影響。上一期貸款增長1％，將使得本期貸款增長大約0．4％。2）gdprit和gdprit－1的回歸系數分別度量的是當期和滯后一期經濟增長率對當期貸款增長的影響。其中，gdprit的系數為－0．0198，p值為0．000，gdprit－1的系數為0．0522，p值為0．000，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均顯著。也就是說，滯后一期的GDP增長率對當期的貸款增長有正向作用，滯后一期的GDP增長率每提高1％，當期貸款約增加0．05％；當期的GDP增長率對當期的貸款增長有輕微的負向作用，當期GDP增長率每提高1％，貸款約減少不到0．02％。商業銀行信貸量變化相對于GDP的增長存在時滯。3）mpit的系數度量了當期貸款利率變動對當期貸款增長的影響。回歸系數為－0．1171，p值為0．000，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這表明貸款利率對貸款量是負向影響。貨幣政策影響銀行貸款數量的變動主要由貸款需求效應和貸款供給效應共同驅動。偏緊的貨幣政策將導致利率水平的上升，從而使貸款需求下降，而偏松的貨幣政策將導致利率水平的下降，從而使貸款需求增加。當商業銀行資產負債在期限方面不匹配時，利率波動導致的市場風險將會對銀行的資產負債管理產生影響，特別是央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時，利率的提高將使資本相對不足銀行的貸款下降幅度更大。4）lassetit的系數度量了當期銀行資產規模對當期貸款增長的影響。回歸系數為0．1373，說明資產規模更大的銀行貸款增長更快；其p值為0．129，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并不顯著。資產規模較小的銀行在資本監管的約束下，外部融資邊際成本可能高于大銀行，規模較大的國有控股銀行的貸款量普遍高于股份制銀行。5）ldepositit的系數度量了當期銀行存款規模對當期貸款增長的影響。回歸系數為0．4458，p值為0．011，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6）監管壓力regit和regit－1的回歸系數分別度量當期和滯后一期銀行業資本監管壓力對當期貸款增長的影響。其中，regit的系數為－0．2469，p值為0．043，regit－1的系數為－0．0974，p值為0．024，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均是顯著的。

（二）信貸規模對我國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1．模型、指標與數據選取。向量自回歸VAR模型常用于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沖擊，從而解釋各種經濟沖擊對變量形成的影響。本文選取2003～2012年的宏觀季度數據進行研究。選取季度GDP來描述經濟增長情況；選取央行規定的三個月貸款基準利率（R）描述貨幣政策的松緊，它會影響銀行信貸的供給；選擇季度銀行貸款總額（L）來描述銀行信貸規模變化情況。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以及和訊數據庫。2．實證分析（1）數據預處理。根據季度數據得到去掉季節趨勢后的GDP，記為GDPSA，為了減少或消除潛在的數據異方差問題，對GDPSA與L取自然對數，對數化后的變量分別記為LnGDPSA與LnL。（2）VAR模型的估計。首先運用PP檢驗法對三個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由表4的結果可知，LnGDPSA、LnL和R三個變量都是非平穩的，但是它們的一階差分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平穩。三個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它們可能存在協整關系。需要在VAR方程建立后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根據相關信息統計量的值選擇VAR的滯后階數為2。滯后2階的VAR（2）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從表5得到三個方程的可決系數γ2分別為0．908、0．999和0．999，均在0．9以上，并且每個方程中所估計系數的t統計值都較為顯著，模型擬合較好。（3）VAR模型檢驗。采用AR根檢驗法驗模型的穩定性。從表6來看，最大根的值為0．987＜1，說明文中建立的VAR模型是穩定的。（4）脈沖響應分析。對模型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分析系統的動態變化規律，即信貸的變化對其他經濟變量的動態影響。選擇脈沖響應函數的滯后期為20，即20個季度，設置脈沖為殘差的一個標準偏差的沖擊，結果如圖1、2所示。圖中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間數（單位：季度），縱軸表示相應響應變量的響應結果，實線表示的是脈沖響應函數，虛線表示的是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圖1是信貸一個標準差單位的正向沖擊對GDP的影響。整體上看，信貸對GDP的影響是正向的，持續的時間大約有8期。其中，GDP在第2期的響應迅速達到最高值，為0．0075，這也是唯一一個響應高點。之后逐漸減弱，在第7期為0．0016，第8期為0．0011，之后趨于平穩，并最終趨于0。圖2揭示了央行貸款基準利率一個標準差單位的沖擊給GDP帶來的影響。可以看到貸款利率對GDP的影響有時滯效應。利率對GDP造成的影響是持續的，起碼持續20期。在前5期內，GDP的響應是正向的，從第一期開始慢慢增加，在第3期時，達到最大，為0．9567％，隨后開始降低。從第6期開始，這種影響變為負向，并且在第9期時，達到最小，為－0．8392％。之后慢慢增加，最終趨近于0。

（三）銀行業資本監管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1．銀行業資本監管壓力的滯后一期與當期均對信貸規模產生影響，并且當期值比滯后一期值對當期信貸規模的作用更大。資本相對充足的銀行受到資本監管要求的限制較少，有更多的機會擴大貸款組合。2004年我國監管部門實施了新一輪的銀行業資本監管之后，監管資本對各銀行信貸行為和風險偏好的約束作用更加強化，所以，在當期銀行業整體的信貸規模對銀行業資本監管的壓力十分敏感。2．樣本期內，銀行業資本監管對銀行信貸行為具有明顯的約束作用，經濟增長對于銀行信貸一個標準差單位的沖擊具有正向響應。我國2003～2012年的發展狀況反映出銀行業資本監管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的命題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存在性。3．結合實際情形分析發現，在經濟衰退時期，資本充足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表現得更為顯著，經濟下行期銀行信貸供給的下降對企業具有更為嚴重的影響。銀行信貸規模緊縮，大量企業減少投資，最終影響實體經濟，加劇經濟衰退。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監管資本范文第5篇

關鍵詞:資本充足率;信貸供給;信貸緊縮;信貸結構

在以巴塞爾協議為代表的監管框架中,維持充足的資本金水平成為銀行經營管理和外部監管的重要約束條件之一。這一風險管理理念的基礎是基于銀行機構的內在脆弱性,因此更多地被看成是維護金融機構體系安全與穩健的必要舉措。但是必須注意到,由于此項監管政策會直接影響銀行的資本金戰略和存貸款行為,因而勢必影響銀行體系的信貸供給,其政策效應不應被忽視。

一、我國銀行資本監管的進展

以資本充足率為標準的資本監管早已在國際金融領域獲得了很高的認知度。無論是1988年的舊巴塞爾協議,還是2004年修訂的新巴塞爾協議,都將其作為銀行監管的重要內容。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金融對外開放的逐步推進,銀行業的經營管理必須努力適應國際準則,而作為眾多國際金融組織的成員,我國監管當局也已明確承諾將努力實現巴塞爾協議提出的最低標準。根據巴塞爾協議的主要內容,2004年我國銀監會出臺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加大了資本監管在銀行監管領域的應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截至2009年第一季度,資本充足率達標的商業銀行共208家,占商業銀行總數的98%,達標資產占比99.9%(見圖1)。然而,資本監管取得成效的同時,我國信貸供給市場卻發生了一些變化,信貸規模緊縮、信貸結構調整,這些現象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盡管影響信貸供給的原因是多方面,既有宏觀的政策因素,也有微觀的市場因素,但是,資本監管對信貸供給的影響卻常常被忽略。

二、資本充足率標準對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

(一)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減少了銀行信貸供給總量

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公式是:[(核心資本+附屬資本)/加權風險資產]×100%。銀行為了達到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在資本有限的前提下,就會面臨減少風險資產的壓力。

銀行資產的風險收益模型可以進一步對銀行的資產組合選擇進行闡述,這一模型是將銀行的不同資產構建成為一個投資組合,以考察銀行的收益與其所面臨的風險之間的關系。模型構建的假設條件為:銀行是理性的經濟體,在任何利率上都能找到借款人。另外,銀行行為決策滿足效用最大化的特點,其效用表示為收益μ和風險σ的函數,而收益和風險又分別為銀行財富、貸款數量、稅收、貸款利率以及銀行對貸款的監控或質量調查所消耗的成本等一系列因素的函數。如圖2所示,銀行的貸款機會邊界表示為PR′,銀行購買政府債券或進行無風險投資表示為S,SK是無風險資產與貸款資產的有效邊界的組合,P′K′表示銀行向存款人吸收存款的邊界。

在點S上,銀行只購買政府債券;在SP線段上,銀行的資產一部分購買了政府債券,另一部分發放了貸款;在弧PP′上,銀行只進行貸款而不購買政府債券;在P′K′上,銀行不僅用自有資產,而且吸收了存款,除去央行的存款準備金部分之外,銀行使用這些資金在政府債券和貸款之間進行配置。銀行所選擇的決策點正是其風險偏好的無差異曲線與資產組合之切點E。決策點越靠近S點,表明銀行對風險的厭惡程度越強;反之,表明銀行對風險的偏好越強。當監管當局對銀行資本金約束提高以后,銀行的資產組合被C點截斷,銀行雖然有發放貸款的意愿,但由于資本充足率的限制,無法實現預期貸款規模所帶來的收益即E點組合,在資本充足率要求下的最大收益只能達到C點組合,因而限制了銀行的信貸供給。

2000-2008年期間,我國商業銀行信貸供給的增加額于2005年度出現低谷,同年,貸款增長率也明顯下降(見圖3)。2003年我國商業銀行人民幣貸款增長額度為24381.1億元,同年貸款增長率為18%;而在2004年之后,貸款增加額驟減至15632.85億元,貸款增長率縮減至上年的一半;2005年更是達到了貸款增長的最低點13607.43億元,增長率僅為7.5%。這說明,在2004-2005年度,我國存在明顯的信貸緊縮壓力。這一現象發生的時點正好是我國資本監管政策出臺前后。可以說,資本充足率標準的實施和信貸緊縮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貸款資產作為銀行重要的風險權重資產的代表,其規模的減少能夠有效地提高資本充足率。因此在資本充足率達不到監管標準的情況下,銀行往往會減少貸款發放,增加超額準備金。2004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超額準備金達到了5.25%,遠遠超過2003年的水平。這說明銀行具有發放貸款的能力,而出于資本充足率考慮,減少了貸款的發放。

(二)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改變了銀行信貸供給結構

資本充足率要求對于不同貸款適用不同的風險權重,這使得銀行增加了調整其信貸結構的激勵,盡可能多發放風險權重較低的貸款,少發放甚至不發放高風險權重貸款。我們同樣可以構建一個全部為貸款的風險資產組合來解釋信貸結構變化的問題。仍如圖2所示,只不過在這一資產組合模型中,風險收益最小的點R將由風險權重最小的貸款表示,與之對應,K′將由風險權重最高的貸款表示。這樣,由于資本充足率要求,銀行無法實現預期組合E的收益,不得不減少收益好而風險高的貸款,選擇風險適中或更低的貸款組合,最終回到了資本監管限制的組合點C。我國商業銀行貸款市場就曾出現過這樣的現象。根據資本監管的有關要求,對于個人貸款和中小企業貸款規定了100%的風險權重,對住房抵押貸款設置了50%的風險權重。商業銀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余額在1997年底僅為190億元,2002年底接近8000億元,2004年底為1.59萬億元,2009年3月末達到3.49萬億元。與此同時,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占貸款總額的比重也呈現出增長態勢。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固然是近年來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但也不可否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使得銀行傾向于使用較為經濟的風險資本覆蓋風險,在銀行平衡收益的過程中起到了助推住房抵押貸款增長的作用。同時,從利率變動對資產價值的市場風險角度出發,也能夠解釋資本充足率提升使銀行調整貸款的期限結構的問題。一般情況下,商業銀行的資產平均期限大于負債平均期限,利率上升使得銀行資產價值損失超過負債價值損失,進而導致銀行凈資產價值減少,資本監管下的可發放貸款規模也將減少。為了規避這一問題,商業銀行就會縮短貸款資產期限,減少中長期貸款的發放,將銀行資產負債的期限缺口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如圖4所示,自2000年1月-2008年12月,我國中長期貸款余額由23851.2億元增加至154999.79億元,而年均增長率由23.19%減少至13.97%,月均增長率也呈遞減趨勢。這一現象說明:從長遠上來看,為了保證銀行凈資產處于對市場利率免疫的狀態,商業銀行將調整貸款結構,縮短貸款期限,因此信貸結構也出現了相應變化。雖然資本監管不是引起銀行信貸結構調整的唯一原因,但卻給我們以啟示,為下一步解決銀行信貸結構失調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銀行資本監管政策的配套措施

(一)建立健全風險管理體系

建立一個全面的風險管理體系是十分必要的,這種體系有助于全面、準確的衡量銀行所面臨的風險,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以及一系列同這些風險相關的因素都將被納入風險管理體系的范疇,最重要的找到資本監管所針對的信用風險與銀行組合中市場風險的相關程度及其影響因素,這樣就可以解決資本充足率要求對于信貸行為的風險性激勵,進而使得銀行監管能夠完全有效地發揮作用。

(二)完善征信擔保體系

征信擔保制度的完善能夠有效地緩解資本充足率要求對銀行貸款的規模和結構的制約,特別是對于中小企業而言,自身良好的經營狀況以及可靠地第三方信用保證可以適度消除當前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銀行在進行貸款授信的過程中,在對授信對象進行資金和財務狀況、產品生產和銷售等貸款考核指標情況的收集和整理的基礎上,還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評價機制,堅持市場化運作,消除以國有和事業單位為主,以股份制、民營及私營企業為輔的具有歧視性的貸款格局,保證資金需求方都能及時地獲得融資,充分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同時,還應加快貸款擔保方式的創新步伐,除了常規貸款品種外,推行如特許權、穩定收入資產等有追索權的抵押貸款產品,并加強銀行同信用擔保公司的合作,努力開拓信用擔保貸款業務。

(三)創新風險評估方法

一個有效的風險評估方法可以解決貸款規模和貸款結構的不協調性。商業銀行應在傳統風險評估模式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影響信貸的各種因素,包括企業信用等級、貸款方式和期限,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為貸款方提供合理可行的授信額度。從組合的角度而言,商業銀行應對相關性不大的企業或行業進行授信,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同時,監管當局可以對銀行的業務范圍進行分類,對不同風險業務的銀行采用不同級別的審核方法,并鼓勵銀行開發適合其自身風險級別的評估方法,激勵風險評估方法的創新。

(四)擴展金融機構的資本補充渠道

應該為金融機構開拓補充資本的渠道,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為商業銀行創造良好的融資環境;同時,努力開展中間業務,提高營業能力,減少資本金的消耗;合理把握資本內容,靈活運用可轉債等附屬資本擴充資本金,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等多種渠道增加銀行信貸資產的流動性,有效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

在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全面有效的監管措施的陸續實施、以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有信心并努力營造一個銀行運行穩健、信貸質量并存、政府監管有效的良好金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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