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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調整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政策的通知
2011年1月27日 財稅[2011]12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地方稅務局,西藏、寧夏、青海省(自治區)國家稅務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財務局:
為了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經國務院批準,現將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政策通知如下:
一、個人將購買不足5年的住房對外銷售的,全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其銷售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后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營業稅。
關鍵詞:重組;增值稅;企業所得
引言
2018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重新梳理歷年來的企業重組改制稅收政策,了《企業重組改制稅收政策文件匯編》,這也體現了中央繼續大力提倡各地充分運用稅收政策,合理開展企業重組改造,以期達到“處僵治困”的目的。現階段,重組改制是企業運行中的一種常見業務,其中涉及的稅務種類林林總總,包含印花稅、契稅等多重業務,的政策跨度2003年至今。企業重組改制稅收處理政策性強、難度大,稍不注意就會產生很大的稅收風險:該繳的稅沒繳,該享受的稅收優惠沒享受到,是稅收實務處理中發生稅企爭議的高發領域。
一、案例分析
2019年1月,集團劃轉一塊土地作為注冊資本增資至非全資子公司,土地已完成權屬變更,涉稅事項有哪些。
(一)集團母公司:涉及土地的轉讓,應當作為資產處置,繳納增值稅;資產劃撥(土地作價入股)符合土地增值稅減免政策,暫免土地增值稅;集團土地轉讓所得。非貨幣性資產來進行投資確認的資產,需要在5年內分批次進行計稅,獲取相應的所得稅金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定期進行足額繳納。
(二)非全資子公司:承受土地使用權,按規定只有全資子公司承受母公司土地使用權才免征契稅,因此該子公司需繳納契稅。從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出,雖然是簡單的一件資產重組事項,但涉及重組的雙方各類稅種優惠及處理并不相同,也是極易發生錯誤的地方。
二、企業重組稅收政策解讀
從稅法角度,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的文件,對于企業重組給出了明確的政策解讀。企業重組主要是指企業在市場經濟運營活動之外所衍生的經濟結構或法律結構的重大改變,主要包含債務重組、資產合并、分解優化、法律形式變更等多項人物。基于法律視角分析,企業重組則主要是指企業以債券、股權等來實現企業二次投資或者債務資金轉讓的行為,其本質是合同的一種優化組合。基于經濟本質視角進行分析,企業重組就是對企業科研技術、資金、資源、勞動力等進行的二次配置,來構建一種契合企業經營生存發展的新模式,來凸顯企業核心競爭力。我們從企業重組過程中涉稅的先后來分析各項稅目的處理。
(一)增值稅在實際業務中,首先需分辨該事項是屬于資產重組還是資產處置。1.資產重組不征收增值稅企業重組過程中,組織通過分立、合并、置換等模式,將實物資產或者部分與之匹配的資產類,如債券、負債等,采用合法合規的方式來轉讓給受讓組織,按照我國法律規定要求,也可免去企業的增值稅。對于土地使用權、不動產等,也不再進行征收增值稅,同時經過雙方多次協商,最終勞動力及受讓方均為個人或者同一單位組織,也不再進行征收增值稅,這一點在(財稅〔2016〕36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中進行明確的說明。延伸知識點:資產重組涉及的不動產、土地使用權都可以開具增值稅普通發票,發票開票系統中目前代碼607、608。2.資產處置按規定征收增值稅資產處置要按照增值稅相關規定征收增值稅,如轉讓土地使用權則需按照轉讓無形資產征收增值稅。
(二)土地增值稅企業整體改制、合并、分立、房地產作價入股(資產處置),涉及房地產轉移、變更,暫不征收土地增值稅。但不適用于房地產轉移任意一方為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情形。《財政部稅務總局關于繼續實施企業改制重組有關土地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8〕57號)。
(三)契稅企業改制、事業單位改制、合并、分立、股權轉讓不涉及土地房屋權屬轉移的,承受原主體各方土地、房屋權屬的一方,免征契稅。企業破產主要是指債權人對于企業職工而言,能夠承受企業抵償債務的房屋產權、土地及契稅;對于非債權人則主要是指房屋權屬及相應的土地資源,安置原企業職工符合條件的,免征或減半征收契稅。資產劃轉:基于相關法律(財稅〔2018〕17號)《財政部稅務總局關于繼續支持企業事業單位改制重組有關契稅政策的通知》規定,對于劃歸為國有資產的土地、行政調整或者房屋產權的歸屬,一律取消契稅;對于隸屬于同一公司,在同一自然人名下的企業后者房屋、土地的劃轉,進行免征契稅等。延伸知識點:資產劃轉的情形下,劃出土地、房屋權屬的一方應當繳納增值稅。《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財稅〔2016〕36號)第十四條下列情形視同銷售服務、無形資產或者不動產……
(四)印花稅對于企業資金賬薄的印花稅,基本原則是指將已貼花的部分在原則上可不進行貼花,新增或未貼花的部分則需要嚴格按照相關規定進行貼花。企業在進行改制前,已經簽訂合同但是沒有履行完相關協議,則改制后需要進行變更主題執行的,在其余條款保證原本基礎上,對已經改制前完成貼花的,則無須進行二次繳納印花稅。在此過程中,根據財稅〔2003〕183號文件規定,對于改制而產生的產權轉移,企業也可免除繳納印花稅。
(五)企業所得稅根據企業重組中的特殊性稅務處理的稅法要求,并非不再進行繳納個人所得稅,而是暫時不計算資產損失或者所得,來達到一種稅負轉移的效果。1.特殊性稅務處理條件該類稅務的處理與一般稅務處理存在較明顯的差異,根據不同的條件將其分為特殊性稅務處理及一般性稅務處理兩種。特殊性稅務處理主要是針對一些特殊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所進行的重組行為。一般性稅務處理指的是按照稅法對資產、負債等的一般規定處理,要點是按公允價值確認資產或負債的計稅基礎,按公允價值確認資產的轉讓所得或損失并納稅;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規定,需同時滿足以下5個條件:(1)通過收購、合并等確定的資產,應嚴格按照特殊稅法的處理規定進行嚴格執行;(2)嚴格履行商業行為,符合我國法律的要求,杜絕出現拒繳或者推遲繳納等不法行為;(3)企業重組交易中嚴格按照通知規定,來執行股權支付金額;(4)企業重組過程洪獲取原股東股權,且在連續的12個月內,不能進行二次轉讓;(5)企業重組連續一年不能改變重組中規定的實質性業務。2.稅務處理的具體類型(見表1)3.非貨幣性資產對外投資居民企業主要是指以非貨幣性資產來作為投資獲取相應的資產,且在低于5年時間范圍內,分批次來將其納入相應的年度納稅所得體系中,按照企業相應比例進行繳納所得稅。在這一過程中,居民企業如果在5年投資期內進行投資收回或者股權轉讓的,則需要第一時間將遞增納稅進行停止,在對外投資內5年注銷的,也需要第一時間將遞增納稅進行停止。同時符合特殊性稅務處理及非貨幣性行為的兩項的,可由企業選擇其中一項政策執行。
三、企業實務操作
1.基于《企業重組業務企業所得稅管理辦法》《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重組業務企業所得稅征收管理若干問題的公告》等政策文件解讀發現,在企業經營中發現進行特殊重組的,當事人需要注重企業所得稅的申報,采用書面文件向當地稅務機關進行提交,采用一般性稅務處理的,留存相關資料,以備稅務機關檢查。2.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向當地政府申報相關土地稅收優惠政策時,則需要向主管部門提交重組協議、雙方營業制造等有效文件,轉讓雙方改制前所取得的土地產權等書面資料。
[關鍵詞]“十五”時期;通貨緊縮;
我國在“九五”時期,經濟出現了波動性的變化。“九五”初期,我們抑制了較高的通貨膨脹,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創造了中國經濟的奇跡。可是從1997年下半年開始,由于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的趨勢,一直到2000年經濟才開始出現“拐點”或轉機。但是2001年經濟增長又出現減緩的趨勢。認真分析和判斷我國“十五”計劃時期宏觀經濟的走勢,相機地采取積極的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控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針對當時出現的通貨緊縮的趨勢而采取的積極對策。通貨緊縮的主要表現是:投資不振,消費低迷,出口趨緊,物價下降,失業增加,經濟增長下滑。到1999年底,我國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數已連續27個月負增長,消費品價格指數連續21個月負增長,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連續45個月負增長;絕大部分商品供過于求,庫存積壓大量增加,企業的生產能力利用率下降;銀行信貸趨于緊縮存貸差急劇擴大;經濟增長減緩,就業形勢嚴峻。我國處于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趨勢的巨大壓力之中。
產生這次通貨緊縮趨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際方面的原因,也有國內方面的原因。國際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國內方面的原因是復雜的,是我國多年來經濟生活中多種矛盾和問題積累的結果。這些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包括產業結構、地區結構、產品結構、城鄉結構、分配結構等等;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特別是農民增收更加困難,貨幣購買力嚴重不足;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消費者對預期收入信心不足,使得人們的即期消費動機減弱,而預期消費動機明顯增強;消費環境不好,包括政策環境不適應,生活環境不配套,信貸環境不寬松,市場秩序不規范,信用嚴重缺失等等。
由于這些因素目前沒有完全消失,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況且解決這些問題還要有一個過程,因此,通貨緊縮的陰影將繼續存在,在幾年之內,它都會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瓶頸,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新的主要矛盾,擴大和培育內需是“十五”計劃時期以至今后長期的任務,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出還需要幾年的時間。
從目前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來分析:2001年經濟增長了7.3%,比上年下降了近1個百分點。國有企業在基本實現三年脫困目標之后,脫困的成本和代價尚未消化,又出現效益回落,利潤增幅持續下滑,部分企業脫困后又返困,虧損企業虧損額上升。國有單位的投資依靠國債支持繼續上升與非國有單位投資乏力形成反差,表明了除政府國債投資外,各類市場主體的投資機制依然乏力不振。資本收益率下降帶來要素閑置與投資需求減緩,上市公司業績普遍下滑反映了這一趨勢。通貨緊縮的基礎就是社會普遍趨向于以“貨”求“幣”。當前居民儲蓄的持續升溫和銀行大量存差的出現,說明了采取措施避免資本閑置與投資需求減緩非常必要。物價低速回升轉為全面回落,2001年零售物價下降0.8%,工業生產資料出廠價下降1.2%,生活資料出廠價下降1.5%;2002年春節“黃金周”期間重點城市部分商業企業商品銷售收入同比增長僅為1.4%,這比2001年同比增長50%以上的水平低得多。2002年頭兩個月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累計比2001年同期下降0.5%,整個一季度的價格指數比2001年同期都有所下降。
中國目前面臨著嚴峻的就業形勢。2000年城鎮單位從業人員11 613萬,比上年減少518萬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01年第三季度城鎮單位從業人員11 367.6萬人,比上年同期減少484.9萬人,比上年末減少245萬人,勞動力的供給遠遠大于勞動力的需求。更為嚴重的是,目前嚴峻的就業形勢并不會在短期內得到緩解,而將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解決失業問題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問題。就業是消費需求擴張的根本物質基礎,擴大就業是擴大內需的第一支點,直接影響到供求之間矛盾的變化,影響到國民收入分配的構成。因此,我們必須關注就業崗位增長持續放慢容易導致的需求增長趨勢的逆轉。
縱觀世界經濟,從1998年開始,全球性的通貨緊縮的趨勢逐步顯現,各種能源產品與非能源產品的價格普遍下降。當前,國際市場價格仍在持續走低。世界經濟放緩對我國的根本影響是國際市場的需求緊縮和與之相隨的價格緊縮。我國1997~1999年的價格連續負增長和當時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低迷有直接關系。目前,國際市場價格已經疲態盡顯,國際石油的價格僅為1年前的一半。所以,我們必須密切關注價格緊縮對資產價格的負面影響,對企業負債水平的影響。
分析中國與世界經濟的形勢,可以看出許多企業支付能力下降,大量生產能力過剩,多數國有企業債務纏身,無力投資;國內民營企業因各種原因而使投資熱情呈現出減退的趨勢,外商直接投資增長速度曾一度出現下滑。從今后一段時期來看,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出現大幅度增長的可能性不大。這些不利于有效需求擴張的因素,進一步說明結構性生產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共同發生作用,其結果必然是在“十五”計劃時期,通貨緊縮趨勢將是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
二、稅收是國家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冷”和“熱”的變化,相機調整稅收政策是稅收作為宏觀調控杠桿的題中應有之意,也有其充分的理論依據。稅收政策已經針對我國的通貨緊縮做出了積極的和相應的調整,并且已起到了十分明顯的作用。
——鼓勵擴大國內投資。通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已成為廣泛的共識,我國政府從1998年開始,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加國債發行,擴大財政支出,但是這些措施還不能達到足以拉動社會投資的目的,難以全面啟動經濟。因此,必須通過稅收政策的調整來體現國家對社會投資的支持與鼓勵。1999年,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提出了《關于當前經濟形勢和對策建議》,其中提出:從1999年7月1日起,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減半征收,2000年暫停征收。從1999年7月1日起,各類企業用于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項目的國產設備投資,按40%的比例抵免企業所得稅。這是一項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投資。此外,為了激發房地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盤活大量空置房屋所造成的沉淀資金,從1999年8月起對涉及房地產的營業稅、契稅和土地增值稅等給予了一定的減免;為鼓勵、促進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就增值稅、營業稅、進出口稅收、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以及科研機構轉制的有關稅收政策問題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鼓勵擴大進出口。為了增加出口,我國加大了實行出口退稅政策的力度。1998年以來,出口商品綜合退稅率由12.5%提高到15%.為了鼓勵必要的進口和擴大出口,一方面于1999年初再次降低了部分進口產品的關稅稅率,并以適當的稅收優惠鼓勵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國外投資;另一方面,采取多種退稅形式退稅,以促進國內產品的出口。在促進外貿出口回升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鼓勵擴大利用外資。為了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從事能源、交通基礎設施項目,促進中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從1999年7月開始,將過去在沿海經濟開放區和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市的老市區從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設項目的外商投資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的規定,擴大到全國各地區執行。使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不斷增加。
——鼓勵居民消費,縮小收入差距。對存款利息收入恢復開征個人所得稅。開征利息稅有利于調節個人收入差距,適當激活存款,刺激消費,引導消費的合理流向。有關資料表明,對利息收入恢復開征個人所得稅以來,居民消費出現了活躍的勢頭。
幾年來稅收收入的持續高速增長,為中央財力的增加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九五”期間稅收年均增長15%,年增加稅收1200億元。充分顯示了稅務機關稅收征管水平和能力的不斷提高。
從幾年來的經濟實踐來看,這些稅收政策的調整,對拉動投資、消費和出口需求的作用日益顯現,稅收作為應對通貨緊縮趨勢的強有力的政策手段,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宏觀調控的作用。
三、根據以上分析和判斷,“十五”計劃期間,通貨緊縮趨勢將是宏觀經濟的主要特色。因此,我們必須采取更加積極的對策。特別是稅收政策還要相機進行必要的調整,這是緩解中國通貨緊縮趨勢的重要途徑。
稅收政策的相機調整,要在這幾年微調的基礎上有實質性的動作。從稅收總量來說,要通過稅收政策的調整適度進行減稅,培育企業和個人投資和消費的基礎,推動或拉動失衡的經濟,使其生成內在穩定發展的動力,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
減稅是緩解通貨緊縮趨勢的一條途徑。2000年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尤其是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都紛紛采取了減稅的財政政策,以應對全球性的通貨緊縮的趨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要進一步對外開放,國內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密切,目前,世界性的減稅趨勢對中國吸引外資、國內資金外流都可能產生重要的影響,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稅收政策選擇上的挑戰。
從總體評價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毫無疑問,負擔過重是社會廣泛的共識。“費改稅”已進行了幾年,難度很大,還要有一個過程,在收費制度改革沒有完全到位之前,稅收總量如果不是合理地減少,而是在不斷增加,遠遠超過gdp的增長,實際上是增加了企業與居民的稅收負擔,與培育和擴大內需是矛盾的。
稅收政策的相機調整,可以是有增有減,但是,總體上應該是減稅額度大于增稅的額度,其結果體現為凈減稅。
1.增值稅要及時轉型。1994年的稅制改革,增值稅是我國的主體稅種,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對企業購進固定資產中所含稅金不予抵扣。其目的是為了保持財政收入的穩定,防止財政收入的下滑。同時也是為了抑制當時過熱的投資膨脹行為,對經濟過熱有緊縮效應。應該說,生產型增值稅確實發揮了這樣的作用。但是從1998年以來,社會投資不振,需要從政策上鼓勵投資,顯然,生產型增值稅是有悖于這種宏觀經濟背景的,應及時實現增值稅的轉型。而且,目前從各方面來分析,已具備了轉型的條件,時機也是最好的,應通過增值稅的轉型,從根本上解決對投資征稅過重的問題。
2.通過統一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降低企業所得稅負擔,促進企業生成擴大積累和自主投資的機制與基礎,使企業有持續的擴大再生產的積累能力。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的設計,可采用25%左右的比例稅率,比現行的企業所得稅和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的稅率要低。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計稅標準的有關內容和扣除范圍要明確、規范、簡便、易行,不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法,要強化所得稅的會計核算,明確企業所得稅法的應稅所得與財務會計所得之間的關系,使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與國際慣例接軌。
3.減免農業稅。目前,中國的二元結構的矛盾突出,13億人口9億農民。建國以來的經濟發展,是在城鄉隔離的狀態下推進的。城市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城市市場的產品大大超過了其自身的需要;而農民被禁閉在傳統農業社會,生產方式落后,有效需求不足,城鄉市場出現了明顯的斷裂。我國在工業化初期,農民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為工業積累資金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在財政政策的目標應盯住通過城鄉二元結構的變革促進經濟的發展,這既是目前拉動內需的需要,也是經濟長期發展的需要。人世以后,農民面臨的困難會更多,為了提高農民的收入,增加農村市場的購買力,應考慮在2~3年內給農民減免農業稅,給農民幾年休養生息的時間,支持農民及時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為今后農業的發展奠定良好的物質基礎,這是當前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和二元結構問題的重要環節。
4.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個人所得稅。通過改革與完善,使政策的著眼點放在提高廣大工薪階層的收入上,降低他們的稅收負擔,適當增加高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增強調節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功能,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提高社會購買能力。現行稅法規定的個人所得稅每月扣除費用800元,是20年前的對外籍人員的標準,顯然與今天的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差別。近年來,增加個人支出的各項改革措施陸續出臺,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有很大的變化,這些都決定了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標準應該適當提高,使更多的中低收入階層排除在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范圍以外,以增加他們的收入。對中低收入階層,最低邊際稅率還可適度降低;對高收入者通過調整應納稅所得額級距和稅率適當增加其稅收負擔,以緩解社會分配不公的矛盾。
5.開征社會保障稅,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保障制度。目前,在世界上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15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已有9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征了社會保障稅或類似稅種,社會保障稅在不少國家已成為僅次于個人所得稅的第二大稅種,在一些國家甚至超過個人所得稅而躍居第一位。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必要的制度保證。社會保障稅是用于籌集社會保障體系所需資金的一種稅收或稅收形式的繳款。通過征收社會保障稅,政府可以為社會保險制度籌集充足的資金,對老年人、失業者、疾病患者和其他低收入階層提供生活和醫療保障。社會保障稅在一個國家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中發揮著“安全閥”的作用。我國目前開征社會保障稅,一方面可以彌補因其他稅種的減稅而導致的財政收入的減少;另一方面可以改變人們的消費預期,把預期消費轉化為即期消費,引導消費者積極消費。我國雖然初步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框架,但社會保險制度仍很不完善。開征社會保障稅,已基本成為社會廣泛共識,應盡快實施。
6.調整消費稅、營業稅的稅目、稅率,開征遺產稅。消費稅的征稅范圍,是對特殊的商品進行征稅,有一部分是奢侈品和高檔消費品。隨著社會的發展,在當時是奢侈品和高檔消費品的商品,現在未必再是奢侈品和高檔消費品,而變成大眾消費品;而現在成為奢侈品和高檔消費品的商品,在當時又沒有劃在征稅范圍里,因此,對消費稅的稅目應進行有增有減的調整。營業稅的征稅范圍,大都屬于第三產業,稅負要輕,體現鼓勵發展的政策傾向。對娛樂業稅目,稅率明顯偏高,應把其看成是一種大眾的文化消費,稅率應再調低一些。應盡快開征遺產稅。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不僅扭曲了消費行為,而且會引發社會不安定因素,因此,在加強個人所得稅管理,征收利息所得稅的同時,有必要加快開征遺產稅的立法工作,盡快開征遺產稅,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稅收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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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與企業融資結構相關的諸因素進行綜合分析,選擇最優融資結構,并使其長久地保持在最佳狀態。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一直實行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融資結構,兩者的比例大體維持在10:1左右,個別年份曾達到15:1。顯然,這個結構過度依賴銀行,導致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持續處于高位。上世紀9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曾一度高達80%以上,目前仍然在65%左右的高水平上徘徊。
較高的資產負債率必然產生銀行等債權人積極介入企業治理過程的客觀要求,而銀行參與企業治理將有利于規范企業財務管理,約束企業決策行為,促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當企業出現危機時,則適時地將其控制權轉移到債權人手里進行處理,這就對企業構成了強大的外部約束壓力。但在我國這一套是不靈的,因為我國最大的債券、債務關系是在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之間形成的,而國有企業的巨額不良資產使得銀行很難對其實行破產、拍賣等硬約束手段,歷來“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是一家”,本來應該是債務的硬約束,也就變成了起不了什么實質性作用的軟約束。國企又常常以不良資產為“質押”,迫使銀行繼續貸款,導致銀行不良資產“滾雪球”式越來越大。巨額的不良資產已經滋生出巨大的金融風險,而銀行空握著“債務約束”的治理之劍,面對企業頻繁的投機行為卻一籌莫展,無可奈何。
在直接融資方面,總體上說我國企業偏好股票融資而忽視債券融資。自上世紀90年展資本市場以來,公司股票籌資數額急劇增加,而企業債券籌資則幾乎完全停滯。兩者比例基本維持在4:1左右,有時竟高達6:1以上。這種情況與其他國家資本市場的情況截然相反。美國公司股票與債券的比例為1:16左右,歐洲的這個比例則更大。顯然,我國企業的這種融資結構很難避免市場融資比例和資本市場結構的失衡現象。
從理論上說,如果公司股票在整個資本結構中占重要比重,股東們就可以“以手投票”,運用股票權選舉合格的經營者,也可以“用腳投票”,賣出股票,拋棄那些不合格的經營者。這種融合內部控制權和外部接管威脅的治理機制在世界各國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在中國,這一套還是不靈,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中,國有股等非流通股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這就導致企業嚴重偏好于股票投資,而對約束力較強的債券融資敬而遠之。這樣的資本市場結構極大地損害了中國資本市場的聲譽和效率,阻礙了現代企業治理機制的成熟和完善。
企業資本結構主要受資本市場發育水平的制約,反過來,企業對資本結構的選擇也會促進資本市場結構的平衡。而債務則是影響企業融資以及資本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因此,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應該是拓寬直接融資渠道,積極發展企業債券市場,降低銀行貸款融資比重,實現股票與債券市場的平衡發展。從根本上說,就是要通過市場信用機制來完善企業治理機制,而稅收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調節作用。
在間接融資問題上,運用稅收政策調節甚為必要,而這正是這么多年來人們所忽略的一個領域,具體說,“忽略”的是債務的稅收收益問題。如果企業的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比例失調,債務利息大于資本收益過多,資本就會弱化。依國際慣例,權益資本是以股息形式獲得的報酬,不能從所得稅額中減除,只能在企業所得稅后利潤中分配;而支付給債務資本的利息,卻可列為財務費用,從應納所得稅額中減除,其結果當然是減少了企業所得稅的繳納,企業等于“額外”獲得了一筆收益。而分配給權益資本的股息,一般要征稅兩次,一次是分配前作為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被征收企業所得稅;另一次是分配后作為股東的股息收入又被征收個人所得稅,俗稱“股息紅利稅”。在沒有實行稅收抵免制的國家,這種雙重征稅的現象是難以消除的,這就會促使投資者寧愿以銀行貸款投資,而不愿以權益資本投資。
看來我們應該換一個思路,在硬化貸款約束、強化破產機制的同時,積極運用稅收手段,給企業從銀行貸款融資“潑一盆冷水”。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在調整相關政策后,企業將不再對如何更多地獲得銀行貸款的問題感興趣,而是轉而從其他渠道融資。那么,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首先,“兩法合并”就是個不錯的辦法。人們列舉出“兩法合并”的許多好處,卻很少見誰說這個政策可以減少企業的債務利息扣除收益。我國企業所得稅的稅率是33%,與國內外資企業和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無疑是個偏高的稅率。如果以“兩法合并”為契機,調低企業所得稅的稅率,比如人們常說的25%左右,那將是一舉多得的舉措,既可以增強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又能促使企業降低債務水平。其中的道理是稅率與債務率通常呈現出正相關關系,降稅企業所得稅稅率,其結果將是減少債務融資的稅收收益,有利于降低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此外,還可以考慮限制一下銀行貸款利息的稅前扣除額,比如,規定部分企業的新增銀行貸款利息只能得到稅前的部分扣除,或不得扣除,也可以產生抑制企業持續增加銀行貸款的積極性、降低企業資產負債率、優化資本結構、改善企業治理機制的效果。
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擴張,消除股息重復征稅的問題已變得越來越突出。今年6月13日,財政部和國稅總局聯合下發通知,規定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按50%計入個人應納稅所得額,依照現行稅法規定計征個人所得稅。這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股息、紅利的重復征稅問題,可以刺激公眾的投資需求,促進巨額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也就是等于降低了稅收對間接融資的激勵。
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息支付率極低,發放的現金股息甚至不及股市交易的印花稅數額,使投資者感到無利可圖,社會公眾對此早就不滿,股市自然會演變成為投機的“大賭場”。要改變資本市場這種扭曲的狀態,必須造就某種強大的壓力,迫使企業增加股息支付。可以考慮設定股息支付最低標準,規定上市公司在相關年限內的平均股息支付率必須達到這一標準,只有達到這個標準,才可以獲準配股增發。因為提高股息支付率,實際上也就提高了綜合的股息個人所得稅率。
好的稅收政策還可以促進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實現股票市場與債務市場的結構平衡。在降低企業銀行貸款融資比例的同時,應大力提高直接融資的力度,以市場債權的硬約束代替國有銀行的軟約束,同時毫不猶豫地削弱國有股權的內部控制效應。這樣做將極大地改善企業治理機制,而稅收政策也可以在其間發揮其獨特的調節作用。
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從稅收政策的角度來說,最好的辦法是降低企業債券利息的個人所得稅率,增加企業利用債券融資的稅收收益,因為所有的投資者都喜歡低稅的債券,而不會喜歡高稅的股票,這就可以提高企業債券對社會的吸引力,促進企業債券的發行與交易活動。我國現行的利息和股息個人所得稅率分別為20%和10%,正好起了相反的作用,不利于鼓勵債券市場的發展而有利于股票市場的發展。如果企業債券利息的個人所得稅率5%―10%,甚至實行與國債同等的免稅待遇,就可以對企業債券投資發生相當大的激勵作用,進而實現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平衡發展。
中國企業年金起步較晚,2000年《關于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試點方案》正式提出“企業年金”的概念,2004年《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確立了中國企業年金制度的基本框架,提供了政策依據。人保部統計,截至2013年3月末,全國共有5.75萬戶企業、1933.53萬人參與企業年金,積累基金規模5113.75億元。但相比中國現有的2000萬家企業的數量來說,所占比例不足0.3%,規模非常小。而成熟市場國家60%以上的企業都設計了企業年金計劃。其中美國企業年金對勞動力的覆蓋率達到57%,英國達到60%,德國達到65%,法國達到80%。企業年金的覆蓋面一直非常有限,稅收優惠激勵不足和針對中小企業而設計的計劃發展滯后,是導致企業年金發展過慢的兩個重要原因。根據相關規定,企業年金由企業和員工共同承擔,單位繳費一般不超過上年度工資總額的十二分之一(相當于工資總額的8.33%);單位和職工合計繳費一般不超過上年度工資總額的六分之一(相當于工資總額的16.7%)。中國關于企業年金的最新優惠政策規定,企事業單位在為全體職工繳付的企業年金或職業年金單位繳費部分,在計入個人賬戶時,個人暫不繳納個人所得稅。而個人根據規定繳付的年金個人繳費部分,在不超過本人繳費工資計稅基數4%標準內的部分,從個人當期的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在個人達到退休年齡時,將對個人實際領取的企業年金或職業年金征收個人所得稅。《通知》規定,按月領取的年金,將按照“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適用的稅率,計征個人所得稅。按年或按季領取的年金,將平均分攤計入各月,每月領取額全額按照相應稅率計征所得稅。此外,在超過《通知》規定標準繳付的年金單位繳費和個人繳費部分,應并入個人當期的工資、薪金所得,依法計征個人所得稅。
二、歐美發達國家養老儲蓄稅收優惠政策
(一)美國養老儲蓄政策美國的養老儲蓄政策主要包括三種:401(K)計劃,如果雇主沒有提供這一計劃,雇員可以參加個人退休賬戶(IRA)以及為自雇人士(如獨資、個體戶)提供的基奧賬戶(KeoghAccounts)。三種類型的賬戶針對的對象不同,但是稅收優惠政策基本相同。以401(K)計劃為例介紹美國的養老金稅收優惠政策。401(K)計劃中,允許雇員將一定比例的工資薪金存入賬戶,繳款只要不超過限額是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的。雇主也按照一定比例為職工繳存養老金。養老金的投資收益是免稅的。提款有一定時間限制,59.5歲之前不允許提款,但是如果發生死亡、永久傷殘、大于年收入7.5%的醫療費用、55歲離職或下崗或提前推行等特殊情況可以提前提款,70.5歲必須提款,否則罰款,允許以養老金賬戶抵押貸款或貧困提款。
(二)OECD國家儲蓄養老保險的政策在OECD國家,養老保險主要包括強制性養老保險和自愿養老保險,強制性保險類似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自愿性養老保險類似中國的企業年金。我們主要比較自愿養老保險。根據相關統計資料分析可知,英國的雇主養老金覆蓋率最高,為49.1%,其次分別為比利時(38.5%)、加拿大(33.9%)、美國(32.8%)、德國(32.2%)、愛爾蘭(28.6%)。在另一些國家,自愿性雇主養老金的覆蓋率則非常低,如希臘(0.2%)、土耳其(0.5%)、波蘭(1.2%)、墨西哥(1.5%)、盧森堡(3.4%)。這些國家自愿性養老保險覆蓋率低主要是因為強制養老保險過于慷慨,對自愿性養老保險的依賴性。根據中國企業年金的設計,中國企業年金的金的目標替代率為20%左右,但是實際情況不容樂觀,根據徐穎和張春雷基于隨機波動模型,估算了企業年金的替代率,研究結果顯示,當前制度下,女性職工的替代率僅為10%左右;男職工的替代率為15%。根據相關資料分析,OECD國家中,自愿性養老保險替代率最高的是愛爾蘭:37.6%;英國:36.7%,加拿大:30.8%。德國16.9%、比利時:15.6%、新西蘭:14.6%、挪威:12%、捷克:11.3%。OECD成員國的自愿性養老保險的稅收政策雖各有不同,但大多數是以EET模式(在補充養老保險業務購買階段、資金運用階段免稅,在養老金領取階段征稅的一種企業年金稅收模式)為主。通過延期納稅調動雇員與雇主的積極性,吸引勞動者盡早為其退休后的生活進行儲蓄。
三、企業年金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
企業年金是基本養老保險的一個重要補充,尤其是在中國老齡化進一步加劇的階段,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逐漸降低,養老金的缺口越來越大,增加國家的財政壓力,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有些學者提出延長退休年齡以緩解養老金的支付壓力。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延緩退休年齡雖然在許多國家已經實施,但是我們是老齡化和就業壓力大同時并存的國家,延緩退休年齡勢必會是就業形勢雪上加霜,所以解決這一問題要從多角度出發,首先延緩退休年齡要選擇適當的契機,在對就業不會造成很大壓力的情況下穩步推行,循序漸進。其次要建立完善的養老保險制度,大力發展企業年金,中國企業年金的規模還非常小,覆蓋面不到3%,替代率不高,低于20%。中國2014年剛剛推行了企業年金的稅收政策,但是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不夠完善。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企業年金的發展主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提高覆蓋率目前中國企業年金的覆蓋面很窄,在參與企業年金的企業中所占的比例不到3%。覆蓋率是衡量企業年金發展的重要指標,只有覆蓋率達到一定程度,企業年金才具有一定意義。目前中國的企業年金覆蓋率低,只是少數人的一項福利。隨著中國雙軌制養老金制度的并軌改革,機關事業單位也可以建立只有養老金計劃,在事業單位建立企業年金,可以彌補并軌后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降低的損失。
(二)加大稅收優惠力度2014年中國剛剛實施的稅收優惠政策規定,個人繳費部分低于工資薪金4%的部分可以稅前扣除。雖然稅收優惠力度有所加強,但是和美國、OECD國家的稅收優惠力度比起來還是不夠大。所以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規定免稅限額,不采用免稅比率的形式,這樣會導致高收入免稅金額大,低收入免稅金額小。采用限額的形式,例如,2014年個人繳費部分限額是1000元/月。之后根據通貨膨脹的水平,進行調整,對于年齡達到一定水平,例如50歲,可以追加繳款限額。規定企業年金的提款時間。在不能取款的時間內,如果出現意外情況,例如死亡、永久傷殘、大于年收入7.5%的醫療費用、提前退休等可以提款,可以以企業年金抵押貸款。加大稅收優惠的力度,有利于增加參加企業年金的積極性,進而提高企業年金的替代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