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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的國家范文第1篇

【摘 要 題】比較教育研究

【關 鍵 詞】高等教育/大眾化/東南亞/比較

東南亞各國獨立后不久，在發展中國家掀起的“經濟救國”浪潮推動下，開始制定和實施雄心勃勃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并取得出乎意料的成績。經濟持續增長，社會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隨之也出現了人才短缺的問題。技術力量不足，勞動力素質差，限制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使東南亞各國意識到，要發展經濟，必須有各級各類人才。由于人才必須通過教育來培養，大力發展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培養各級各類人才，對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而從20世紀60年代起，東南亞各國根據各自的情況，相繼制定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增加受教育的機會、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策略和措施。

一、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主要策略

1.老校挖潛與興建新校并舉

為了快速發展高等教育，東南亞國家首先在原有的高等學校身上做文章，具體是給這些學校增加經費、設備和師資，增設專業，逐年增加招生數。例如，泰國的朱拉隆功大學、菲律賓的菲律賓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都是在這個階段迅速發展起來的，后來都成為了亞洲知名的大型高等學府，每年招生逾萬人。

為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東南亞各國政府還興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例如，印尼在獨立之初只有3所學院，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已有243所高校，到1986年時有44所國立大學和650所部立、私立高等學校。菲律賓1946年時只有十幾所高校，到1987年則有1169所。泰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只有5所官辦高等學校，到1983年時已有各類高等學校241所，1998年為630所。

2.鼓勵私人辦學，放寬對私立院校的控制

允許私人辦學是促進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的重要措施。私立院校在滿足廣大民眾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對于菲律賓和印尼來說，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菲律賓、印尼和泰國的私立高等學校數所占比例分別為72%、93%和11%，在校生人數所占比例分別為85%、67%和39%(Unesco，Statistics Yearbook，1987)。

在東南亞國家中，菲律賓私立高等學校的歷史較長，印尼和泰國私立高等學校的歷史則較短。印尼和菲律賓的私立高校在二戰后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泰國則在70年代以后才開始有所發展。這是由于在1969年以前，泰國一直不允許私立院校的發展，只是到了政府實在無法滿足社會需要的時候才有所松動。

泰國私立院校由大學事務部統一管轄，并通過下設的“私立大學委員會”對私立院校實施嚴格的監督與控制，學校除了只有內部行政管理權外，各種學術活動和教育指標都必須接受政府的統一“指導”，從而保證了私立高等院校的質量。私立高等院校的一些專業，如大眾傳播、統計和工商管理的畢業生比歷史悠久的公立大學畢業生更受勞務市場的歡迎。

菲律賓政府一直鼓勵私人辦學，但在70年代以前，政府對私立院校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沒有嚴格的規章，致使很多私立院校亂收費，濫招生，教學質量低下，受到社會的責難。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菲律賓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對私立院校進行整頓。首先，規定所有私立院校都要先取得教育文化體育部的批準，才能頒發畢業證書、文憑或授予學位等。其次，支持幾個民間的“認可委員會”對私立院校定期進行考核認可，以控制私立院校的發展，保證最起碼的教育質量。

1961年11月，印尼公布“高等教育法令”，該法令同時為私人辦學大開綠燈。為保證私立院校的教育質量，從一開始印尼政府就對私立院校的設立、教學計劃、經費及師資等作了明確的規定，并成立了“私立高等學校委員會”來加強對私立院校的領導和監督。1978年，印尼政府決定對私立院校進行整頓，以加強質量管理。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原來幾乎沒有私立院校，但是為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高等教育需求，兩國也開始允許私立院校的存在與發展。新加坡從1987年起在中等教育階段推行自主化政策，后來逐步推廣到初級學院和高等院校，并且在1994年將新加坡管理學院升格為大學，這是一所私營性質的大學。1996年馬來西亞的高等院校開始私營化。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爾說：過去，由于馬來西亞私人沒有提供教育設施的能力，所以政府有責任為人民提供大專教育。現在，私營經濟已經具有這種能力，我們可以將它交由私人去發展。不過，他也強調，有關大專私營化的政策將由政府制定。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政府政策的調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高等教育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從清一色的公立院校，逐步向公、私立院校兼有的方向發展。據馬來西亞教育部2001年5月31日公布的數字，2001年馬來西亞已有各級各類私立院校666所。新加坡除了已有一所私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學以外，還有若干所私立學院。

3.創辦開放大學，辦學形式多樣化

“開放式”大學是發展中國家值得借鑒的發展高等教育的模式。開放大學投資少，容量大，教育方式靈活，采取寬進嚴出的入學政策，既使有志求學的人有門可進，又能保證畢業生有一定的質量。開放大學這一模式對高等教育不甚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東南亞第一所開放大學是1971年泰國創辦的蘭甘亨開放大學。蘭甘亨開放大學實行開放式招生的政策。凡是高中畢業生、受過中等教育的公務員或同等學力者都可申請入學。該校以培養具有學術水平的人才為目標，當年招生3萬多人，1983年最高峰時，在校生曾達到80多萬人，以后逐步下降穩定在45萬左右。蘭甘亨大學現已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開放大學。第二所遠距離教學系統的開放大學—素可泰探瑪提叻大學成立于1978年，辦學的宗旨是：使高等教育民主化，促進終身教育，滿足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現有在校生12萬多人。

兩所開放大學規模如此龐大，國家的投資卻是很少的。蘭甘亨大學校長塞坤·暖沙功1984年5月10和11日在泰國《淡炎叻》報上所發表的《蘭甘亨開放大學究竟是造成問題還是解決問題？》中談到國家撥給兩所開放大學的經費時說：當前，國家撥給兩所開放大學的預算2億余銖，而兩校承擔培養50多萬學生的任務。與此同時，國家撥給其他12所大學的教育經費超過58億銖，但它們僅承擔培養5萬學生的任務。因此，開放大學是在國家投資人均只及民辦小學生人均數字（人均364銖）的情況下進行教學的。

泰國的經驗引起了許多國家的關注，有的國家開始設立自己的開放大學。印尼于1984年9月在雅加達開辦了一所全國性的開放大學，第一學年就招生6.5萬。人們把開放大學的設立說成是印尼政府及教育工作者的一系列富有創新精神、雄心勃勃的計劃之一。新加坡于1994年建立開放大學；馬來西亞在1996年建立開放大學。開放大學靈活的辦學方式和開放性的招生政策，的確是滿足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好辦法。

4.放寬招生政策，入學途徑多樣化

高等教育大眾化使高等學校的入學途徑也趨于多樣化。為適應高等學校擴大規模、增加學生人數的需要，東南亞各國在招生政策方面也進行了許多改革。

以前，泰國大學不多，因此各大學大都單獨組織考試。20世紀60年代以后，泰國大學迅速發展，報考大學的人越來越多，于是，從1962年開始，改由國家組織聯合考試等方式選拔招收學生。目前，泰國大致上形成了5種招生方式：①國立大學聯合招生；②學校自行招生；③定向招生；④免試推薦入學；⑤免試入學。任何高中畢業生，除獲得畢業證書外，都應通過某一種招生方式，才能進入大學學習。但國立學院或私立大學可自定資格，最低下限應有初中文憑。持有職業技術中學和普通中學文憑者均可報考。

菲律賓高等學校除要求報考學生有中學畢業證書外，還需參加入學考試。1973年以前，入學考試由各校自行組織，從1973年開始，規定必須通過全國統一考試。統一考試最初是由私立考試促進基金會(FAPE)和教育文化部合作舉辦的。1975年教育文化部新成立了“國家教育測驗中心”(NETC)，統一考試就由該中心負責。統一考試的目的是為了保證高等教育的質量，保持國家各種類型人才的平衡。現在菲律賓全國設有1300個考試中心，每年9月26日舉行考試。每年大約有97%的中學畢業生參加統一考試。

新加坡政府規定，受過中等教育（包括大學預科和初級學院）并獲得高級考試普通考試證書的學生，才能進入大學學習。從1975年開始，所有報考者都須通過由新加坡教育部與劍橋地方考試委員會聯合舉行的新加坡—劍橋普通教育證書高級考試。由于各個學院都有各自的入學標準，因此考生被接受進入某一學院或學科學習之前，還必須參加與所學學科有關的科目測試，達到規定的標準，才能被正式錄取。例如，報考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考生，按規定要在大學預科學滿3年，通過新加坡—劍橋普通教育證書普通級考試并加試有關科目后，方可入學。而藝安技術學院則只要求考生能通過普通教育證書的普通級考試就可以錄取。從2004年開始，新加坡將實行新的大學入學標準，使進入第三級教育機構學習的途徑更加多樣化。

二、經驗與教訓

首先，高等教育的發展必須與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新加坡可以說是這些國家中最為成功的范例。獨立之后，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發展高等教育，但反對脫離國家需要的盲目發展，強調高等教育的發展必須與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相配合。根據這一原則，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比較實事求是的高等教育發展目標和實施計劃，并及時根據國家的需要調整專業設置和招生人數，從而使新加坡高等教育專業結構及總體發展水平與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發展需要基本相適應。例如，1980年新加坡共有大學生22511人，其中理工科占62%（而同年菲律賓和泰國理工科學生分別僅占21%和19.5%）。相反，菲律賓和泰國則屈從于社會壓力，不顧社會的供求關系，大量開設人文、社會、工商管理、法律等花錢少、易上馬的學科和專業。菲律賓工商管理學科的比例竟達40%，1986～1987學年，主修文理、師范、工商管理和法律的學生占在校學生的63%。泰國開放大學中修習上述學科的學生占98%。上述狀況不僅使菲、泰兩國高等教育學科結構失調，也造成這些學科畢業生的失業。

其次，在數量大發展時要維持高等教育的質量。20世紀70、80年代是大部分東南亞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高等學校數和在校學生人數都迅速增加，但這種發展往往是無序的發展，并以低質量和大量專業人才的失業為代價。特別是在菲、印、泰三國，低質量、低效率問題比較突出。從數量上看，菲律賓可以算是一個高教大國，但是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質量為代價的。除少數幾所水平較高的院校（如菲大）外，大部分高等學校的水平普遍較低，甚至還有一些所謂的高等學校就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學店”和“文憑工廠”。印尼和泰國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泰國兩所開放大學的招生數約占其全國學生總數的70%，所設專業大多數是一些投資少、容易上馬的，加之采取開放式招生，要求過低，其教育質量就難有保證。而印尼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也放松了對私立高校和開放大學的質量控制，導致了教育質量下滑。

從以上對東南亞國家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策略的簡要介紹和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在推進高等教育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根據本國的國情和實際需要，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措施。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可脫離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的需要，高等教育的發展必須與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在發展過程中，要時時關注數量發展與維持高等教育質量的問題，不可為了追求數量而降低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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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的國家范文第2篇

所謂特色，就是不面面俱到，而是充分利用地域優勢、學科比較優勢，在東南亞研究的某一個領域或者對東南亞某個國家的研究中形成較為明顯的優勢。東南亞有11個國家（東盟有10個成員國），多樣性非常突出，歷史、民族、語言、宗教、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各不相同。因此，幾乎找不到對東南亞研究的各個學科領域以及東南亞所有國家都很熟悉的專家。所以，特色研究幾乎是國內外所有東南亞研究機構的共同特點，如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以研究華人華僑和中外關系史為特點；北京大學東南亞學研究中心以東南亞歷史、東南亞政治和國際關系為優勢；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則注重研究當代東南亞國際關系和華人華僑；廣西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以印支半島研究為傳統；云南省社科院重點關注東南亞半島國家。當然，由于東盟這個地區組織的重要性不斷凸顯，現在國內幾乎所有的東南亞研究機構都關注它。在這樣的夾縫當中，云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一開始就把對緬甸和大湄公河次區域（GMS）合作的研究作為自己的優勢、特色，加以培育。緬甸過去是冷門，很少有人關注，但緬甸與我國有2200多公里的邊界線，是我國進入印度洋的最捷徑，它在中國對外開放中的重要地位遲早會顯現出來。基于這樣的認識，云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組織了多名精通緬甸語和英語的年輕學者，靜心投入對緬甸的長期調研和跟蹤研究。2004年，東南亞研究所的幾名學者聯合提出了修建中緬油氣管道的建議并最終為國家所接受。2009年，該所自籌經費開始出版緬甸研究叢書。2011年底，又根據形勢的需要，在聘請多名校內外專家的基礎上，成立了云南大學緬甸研究中心，從而在國內外豎起了緬甸研究的大旗。GMS合作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第一個次區域合作機制，也是迄今為止成效最為明顯的次區域合作機制。云南從1992年開始代表中國參與這一合作機制，廣西在2005年也加入了進來。

所謂的研究有深度，就是要能運用合適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克服視野不寬、就事論事的傳統缺失。我國的東南亞研究隊伍中，理論功底好、研究能力強的人多數不懂對象國語言，而學東南亞國家語言出身的學者，往往英語不好，知識面窄，理論基礎和分析能力偏弱。云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這幾年自覺地補課，努力培養一支語言好、理論功底深刻、寫作能力強的研究隊伍。

所謂接地氣，就是強調書面調研與實地調研相結合，即必須掌握第一手資料，與研究對象國的社會各界有著十分廣泛而深入的交流，能夠與國際學術界接軌。而不接地氣在我們國內的東南亞學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過去是沒錢，去不了東南亞國家；現在則有很多學者吃不了苦，不愿意較長時間呆在一個國家，尤其是相對艱苦的緬甸、柬埔寨、老撾和越南，我國愿意到這些國家訪學或留學一年以上的學者或學生越來越少。這些年云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和緬甸、泰國、老撾、越南以及新加坡的交流較多，有的學者一年能去緬甸五次，并和緬甸的官員、智庫、大學建立了機制化的溝通與合作；還有的學者每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調研和訪學。

東南亞的國家范文第3篇

隨著華爾街金融危機的蔓延，其發展需求已經并將繼續出現下降，這些國家和地區近年來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暴露出日益嚴重的問題，甚至還有出現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可能。東盟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的簡稱，目前有成員國10個，為文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東南亞各國經濟開始出現放緩跡象，股市波動加大，貨幣貶值加劇。金融危機始于1997年7月2日的泰國貨幣危機，此次金融危機蔓延的廣度和深度出乎意料，2002年開始東南亞經濟出現復蘇的態勢，并逐步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熱點地區，2008年又一次的金融危機蔓延的廣度和深度出乎意料，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料。

馬來西亞。近幾年來馬來西亞海外訂單大幅下降，例如：2001年，馬來西亞林吉特年度內累計貶值達7.3%；其馬來西亞吉隆坡證交所指數比年初大幅下挫40%，就證明了它不可能不受危機的影響。掀起金融危機第二波，2008年10月17日，這些國家剛從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美國信息產業就驟然降溫，進而導致電子類產品大幅度縮水，東南亞經濟因此又一次陷入新的困境。

印度尼西亞。在全球金融風暴襲擊下，金融危機后迅速擴散到整個東南亞并波及世界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印度尼西亞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也是目前東南亞股市最激烈動蕩的，同時也是東南亞石油儲量最多的國家。據估算、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印度尼西亞還有一些機構和個人因投資于和雷曼兄弟相關的債券和票據而蒙受了慘重的損失。

泰國。這場危機首先是從泰銖貶值開始的，泰銖年度內累計貶值高達17.4%，泰國被迫宣布泰銖與美元脫鉤。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泰國SET50股票指數在過去的一年內下跌幅度高達50.2%，盡管對全球金融動蕩影響的擔憂加劇，這標志著泰國貨幣危機全面爆發。與泰國具有相同經濟問題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國迅速受到泰銖貶值的巨大沖擊，泰國央行負責人表示目前還沒有跡象顯示泰國經濟明年將陷入衰退，泰國工業聯合會作出的一份預測說，由于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再加上所謂的“接觸傳染”效應以及國際投機者的不斷狙擊，100萬泰國工人明年將面臨失業的風險。

從總體上看，由國際投資的巨大沖擊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資撤離，泰銖已累計貶值114.78%，馬來西亞林吉特貶值76.53%，韓元貶值96.95%，撤離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外資高達400億美元。實際上它表明兩國進出口的相互牽連。依據2011年的數據，統計的結果是：印尼0.57，日本0.76，韓國0.64，馬來西亞0.54，菲律賓0.54，新加波0.58，泰國0.60。

2. 東南亞各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

隨著全球性的經濟放緩，東南亞各國的通貨膨脹壓力都有所緩解，這次危機對東南亞國家來說是被動的、外來的影響，但是各國股市的波動使得危機不斷通過股票價格的變化而釋放和蔓延，以目前情況來看，這場全球金融危機不會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歷史重演，這種波動反過來又影響 到該國的投資和消費需求，不過目前這場危機對東南亞國家的金融領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馬來西亞。但是由于近年來馬來西亞的棕櫚油、橡膠、木材、原油和天然氣出口逐年穩步增加，馬來西亞成功的實現了經濟社會向多元化轉型，但是國際收支始終保持這經濟項目順差，但是貨幣貶值和股市大跌，不僅使東南亞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部分國家受到的影響程度甚至大于金融危機期間，而且引發了包括美國股市在內的大幅下挫，減少了國際資本抽逃可能對本國金融市場產生的負面影響。

印度尼西亞。為了穩定本國貨幣和股市，東南亞各國相應得采取了各 種政府救助和干預措施。東南亞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貨幣貶值幅度高達30%～50%，最高的印尼盾貶值達70%以上，同時華爾街金融危機導致國際原油價格劇烈下跌，印度尼西亞在這次金融危機下，在股市持續暴跌之后，受匯市、股市暴跌影響，印度尼西亞政府宣布無限期休市，經過數日的調整受沖擊的國家為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不愿意向商業機構提供貸款。

泰國。盡管危機對東南亞各國所造成的影響也不可低估，海外需求下降而導致的出口急劇下降；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有可能將東南亞出口導向型國家的經濟拖入泥潭。為了抑制全球危機的沖擊，東盟博覽會的各界紛紛表示，提振市場信心，穩定本國金融市場，才能更有效地應對這輪金融海嘯帶來的危機和風險。

在此輪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東南亞五國的出口增長速度大幅放緩。在東盟自由貿易框架的指引下，從貿易的角度看，東亞各國的貨幣貶值，增加了進口的成本，它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程度之深為世人所始料不及，危機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從外部原因看，東南亞各國除了在傳統的農業、橡膠、木材、紡織等領域繼續保持出口增長勢頭外，是國際投資的巨大沖擊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資撤離。據統計，危機期間，東南亞還進一步將對外合作領域擴大到汽車、電子、資訊、航空以及旅游等方面，

東南亞的國家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中國與東南亞國際服務貿易發展情況

一、中國和東南亞服務貿易發展的基本情況

中國是服務貿易出口比較多的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當中處于領先的地位。領先地位不僅表現在規模處于首位，也表現在具備優勢產業和良好的發展基礎。在國際服務貿易市場上，隨處可見的是中國建筑業、旅游業、運輸業等相關的服務行業相當靠前的份額排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進一步加深合作，無形中擴大了對外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吸收了許多科學合理的經營方式和理念。近幾年來，我國服務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地提高，為服務貿易的科學、有序地發展增添了動力。中國與東南亞地區服務貿易的發展雖然取得了令人驚喜的效果，但是在發展的各個方面，仍然面臨著許多困難和挑戰。

二、中國與東盟發展服務貿易中面臨的問題

(一)中國服務貿易區域發展極不平衡

受服務貿易特殊性的影響，加上我國經濟發展的格局，我國的服務貿易大多實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中原地區幾乎沒有，出現了發展極度不平衡的局面。因為地理位置和經濟條件都很優越，所以在運輸、保險、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咨詢服務和廣告宣傳等領域的發展比較突出，相較于內陸地區而言，優勢特別明顯。沿海地區也是目前中國最主要服務貿易出口地，浙江、天津、上海、寧波、深圳和廣東等地區服務貿易出口一直占全國服務貿易出口很大的比例。根據相關資料顯示，沿海地區的服務貿易出口占總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這種局域發展嚴重不均衡的狀況，給中國與東盟的服務貿易發展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

(二)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與發達國家相比較落后

中國在服務貿易發展的管理體制相對落后，缺乏科學性、合理性。無論是部門的相互協調，服務貿易發展的政策環境；還是與服務貿易發展相關的法律法規，統計制度都迫切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關于服務行業的理解和對服務貿易的范疇劃分標準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統計出的數據就缺乏一定的全面性和準確性。如果數據不夠全面準確，在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出口服務貿易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就無法制定出科學合理有利于我國和他國發展的策略和方案。

(三)東南亞各國服務業水平存存在很大差異

東南亞地區國家經濟發展不均衡；服務業水平差異較大；而且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這些問題無疑為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發展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因為各國服務行業水平層次的不同，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相互開放服務行業難度很大，比開放貨物貿易還要難上很多，對各國來說都是不小的挑戰。目前東南亞各國的服務貿易政策也存在不小的差異，在外資出資比例上印尼是馬來西亞的四倍左右。由此可見各個國家之間的服務貿易出口政策的巨大懸殊。這樣的這樣的外資政策差異對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服務貿易制度建設增添了很大的障礙。

三、確保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服務貿易快速發展

中國理應利用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的契機，積極推進與東南國家之間的服務貿易發展，對東南亞各國的經濟發展和服務貿易的發展深入研究分析，有選擇的與東南亞的國家進行合作。制定科學合理的合作機制，不斷的加強互相交流，提升服務貿易水平和質量。政府應該晚上與服務貿易相關的措施和法律法規，改變管理體制落后的局面，加大對服務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引起和開發先進的技術設備，改善國內落后的服務手段，轉變服務供給的方式，增強專業知識，提升服務的質量和效益。提高我國服務業整體的國際競爭力，以此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經濟競爭力。

首先，要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流平臺，加快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信息交流，充分發揮信息對雙方服務貿易的引導作用。如今的社會是信息化的社會，信息在國際貿易的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對中國和東南亞國家自由貿易區內的服務業信息進行采集、存儲、分析、管理和應用，實現信息交流、信息共享，對推進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服務貿易的進一步發展的意義重大。要注重信息的更新、信息傳播的強大力量。對于大量的信息要擅于整合，利用好信息的超強的引導作用。通過多種渠道整合信息，集合重點內容，把握好信息流通，讓東南亞國家能更加清晰、全面、準確地了解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服務貿易的發展和合作情況。引導中國和東盟的資金、技術、項目、政策和人才等各種要素向中國與東盟服務貿易，領域聚集。

其次，改變現有出口的模式，擴大服務行業的出口。繼續發展我國的出口導向型貿易形式。相關的數據顯示，我國每年與東南亞國家的服務貿易領域高達六十幾億美元；中國是存在很大逆差的情況，想到改變這一現狀，主要的途徑就是發展對東盟的出口導向型服務業。中國與東盟《服務貿易協議》的簽署，給中國的服務出口貿易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很大的機會。中國不僅可以成為東南亞各國服務貿易的出口地，增加服務貿易出口的整體收入，還可以進一步提升我國的服務業在東南亞地區的綜合競爭力。中國政府還可以借此機會扶持和發展國內那些亟待發展的服務行業。更可以引起外資，推動我國企業的拓展，這樣不僅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解決我國人才過剩的問題。還可以增加我國的整體經濟收入，提升國際競爭力，對中國貨物貿易出口、其他產業對外投資以及吸收外資也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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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的國家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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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間，英國在亞洲外交舉措頻頻。除了首相卡梅倫對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越南進行了連續訪問之外，外長哈蒙德也于近日訪問了中日兩國。在這一系列動作的背后，是英國對其亞洲戰略的重新布局。

相比于日本、美國的亞洲戰略，英國的亞洲戰略布局體現了其外交的現實主義作風，手段更加務實靈活，并且似乎也沒有了歐洲傳統的道德優越感，追求的是經貿、文化與安全上的共贏，而非單方面的“霸權”。

提升經貿關系是卡梅倫訪問東南亞的主要目的

2012～2015年，東盟的經濟規模從世界第12位上升到第7位，并預計在2030年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亞投行的建立以及亞洲國家在基礎設施與制度建設上的一系列進展，東南亞的經濟發展會不斷加速。

而由于歐洲經濟的停滯，英國近幾年與歐洲鄰國的貿易受到了很大影響。同時，在與歐洲大陸國家的競爭中，英國在一些領域處于不利地位。這讓其國內“轉移貿易重心”的呼聲逐漸增大，卡梅倫也在相當程度上支持這種觀點。他在《每日郵報》上表示，“全球經濟變革的風向正在向中國和印度等亞洲國家轉移。在下一個20年里，全球90%的貿易增長將來自歐洲以外的地區，英國必須準備好利用自身優勢抓住這一機遇。英國需要改變策略，與世界的另一端開展商品貿易，重拾成就大國的外向型企業精神。”在卡梅倫成功連任之后，他雄心勃勃地表示“要把英國商品賣到世界的盡頭”，并計劃在2020年讓英國實現出口翻番的目標，達到一萬億英鎊。快速發展的東南亞國家則自然被卡梅倫政府視為英國貨物、服務貿易未來最為重要的市場。

值得指出的是，英國對于東南亞的重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歐洲對東南亞的定位。近年來，歐盟將東南亞視為僅次于中國和印度的世界第三大勞動力市場，與東南亞的關系迅速升溫。1993～2013年期間，歐盟―東盟雙邊貿易年均增長7%;歐盟還是東盟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者。2010～2013年，歐盟在東盟地區的投資額占整個東盟投資額的22%，2014年歐盟又對東盟投資達290億美元，同比增長30.5%。歐洲各國已經認識到誰先占領了亞洲市場，誰就有可能在21世紀綜合國力的競爭中占據主動和優勢。這促使英國這樣的國家全面反思并調整其亞洲戰略，加強與東盟的關系，并利用殖民時代積累下來的文化與人脈上的優勢，試圖恢復失去的地位，避免被其他大國擠出東南亞。

保持多邊平衡是英國“重返亞洲”的基本原則

對于國力已經大不如前的英國來說，它非常清楚自己已經喪失了在東南亞地區曾經的宗主國霸權地位。在今天的東南亞，中、日的經濟影響力與美國的安全影響力是英國重返東南亞必須接受的客觀現實。英國希望在擴大自己在東南亞地區影響的同時，不刺激到東南亞已有的權力秩序，從而讓自己的進入能夠更靈活地與各方取得利益上的平衡。

一方面，英國積極呼應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并帶頭加入了亞投行以爭取中國的好感。外長哈蒙德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表示，英國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有濃厚興趣，主席10月的訪英將開啟中英“黃金時代”;另一方面，英國又對日本積極示好，哈蒙德不僅對安倍政府力爭在本屆國會通過安保法案表示支持，而且在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會面后表示，鑒于東亞地區的安全局勢，雙方就加強合作以貫徹“法治”達成了共識。此外，英國還試圖通過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合作，來為美國的全球安全體系出力。卡梅倫在訪問印尼期間就表示，“如果對英國安全構成威脅，英國政府將對‘伊斯蘭國’采取一切措施進行打擊。”

可以說，英國的策略是力爭通過與在東南亞進行角逐的各方的合作，來營造游刃有余的戰略環境。這的確是英國作為一個老牌外交強國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面;但坦率來說，這種策略也有其無法回避的局限性，即英國并不是東南亞地區權力架構的主導者，在安全上擺脫不了美國的影響，在經濟上，如果它想分享亞投行帶來的紅利，那么必須尊重中國的考量。如果美國仍然試圖利用日本與東南亞一些國家來遏制中國，那么英國游刃有余的空間可能會越來越小。

軟實力是英國與歐盟“重返亞洲”的重要依托

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英國或歐盟都已經不具備與中、美、日在東南亞競爭的實力，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英國與歐盟在東南亞全面處于劣勢。由于歐洲諸國在殖民時代曾經營過多個東南亞國家，它們在文化、人脈等軟實力上有其獨到優勢。甚至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當地許多精英還對與歐洲的聯系感到親切與驕傲。在這種情況下，歐盟諸國采取了更為長線與柔軟的方式，逐步從文化與人才方面加深與東南亞國家的聯系。

歐盟國家在東南亞地區積極推廣發展援助和教育培訓等民事項目，培訓政府官員和媒體的英文，在社會層面積極擴大歐盟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這些“規范外交”不僅擴展了歐盟的規范，而且增強了歐盟在該地區的政治經濟存在與影響力。據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任琳總結，為促進東盟與歐盟的文化交流，2002～2006年，東盟與歐盟共完成了175個項目，2007～2010年，歐盟又繼續提供900萬歐元支持東盟與歐盟的文化交流。目前東盟有至少212個研究機構與歐盟機構建立了聯系。在2014～2020年最新的預算周期中，歐盟將支持東盟一體化和秘書處共1.7億歐元，超過前一周期的兩倍以上，重點將援助互聯互通和可持續發展領域。此外，歐盟還將為東盟經濟監控與統計能力建設提供資金援助，對高等教育、統計能力培訓、知識產權保護、航空一體化等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歐盟計劃于2017年前建立一個東盟大學網絡。新方案將提高東盟大學學歷的可比性，使在一個東盟大學獲得的學分能更容易轉移到另一個大學，從而更好地促進人才流動，而這實際上將成為歐盟對未來東南亞精英施加影響的孵化器。

作為世界上殖民經驗最豐富的國家，英國在同東南亞地區的地方精英打交道方面積累了許多寶貴心得。而且由于其在殖民時期比較注意與當地精英保持良好關系，這讓它在東南亞的形象要優于法國、西班牙、荷蘭等國，在進入東南亞方面更具有相對優勢。在東南亞地區諸國的精英教育中，英文教育極為普及就是一例;不少精英亦通常會選擇去英國留學。這種人脈與文化上的滲透，會讓英國在東南亞地區更有持久力。

坦率而言，在中美、中日關系日趨微妙以及日益復雜的大背景下，英國以及歐盟的進入使東南亞政治經濟秩序中又出現了一支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讓東南亞的局勢更為復雜。對于東南亞各國而言，英國以及歐盟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新的資源，讓它們緩解了可能在中美之間選擇站隊的焦慮;但對于已經深陷東南亞棋局的中、美、日而言，英國與歐盟的出現卻在一定程度上讓各方的競爭出現了更多的變數。雖然英國以及歐盟在價值觀上與美國接近，在反恐上與美國立場相同，但與美國相比，英國與歐盟對中國相對友善且政策、態度靈活，這實際上加劇了東南亞地區權力的多元化，有助于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疏離美國主導的亞太秩序。對于日本來說，英國與歐盟的出現，則讓日本在東南亞地區面臨更為強大的經濟與文化競爭，日本的“質量”優勢會因為歐洲制造的進入而顯著下降，其在東南亞的人脈也會面臨英國這樣長于軟實力的歐洲國家的激烈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