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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家范文第1篇

一、自強不息、貴和尚中是建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源泉

剛健有為、自強不息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精神之一，是人們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的總原則，千百年來是中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集中概括和體現。孔子較早的認識到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重要性而且有諸多的論述。他說：“剛毅木訥近仁”“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他的弟子曾子曾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強調知識分子要有擔當道義、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這些正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所必須具備的精神品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文明以健，中正而就，君子正也”。《易傳》把剛健作為一種品質，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又強調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極端，堅持原則。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思想歷時兩千多年來對中國人民產生了強烈的激勵作用。“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段有名的記載反映了中華民族愈挫愈勇的斗志和剛毅不屈的堅強意志。這些精神就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竭精神源泉，也是構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不竭動力。貴和尚中也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精神之一。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中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最早對和諧思想進行探討的思想家是西周末年的史伯。他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孔子繼承了這種重和去同的思想，主張“禮之用，和為貴”。這種價值取向肯定事物存在的多樣性，主張以廣闊的胸襟、海納百川的氣概容納不同意見，以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形成了中華民族兼容并包、多樣統一、有容乃大的宏偉氣魄。這種貴和尚同的觀念使中國人民能夠正確處理和周邊國家及世界各國的關系，為世界的和平發展做出貢獻。

二、天人合一、允執厥中、隆禮重法是構建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和諧社會的保障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層面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自由在古代多指人通過行善，進而知性、知天，“參天地之化育”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交融互通，達到物我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荀子在《天論》中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同時他認為人對自然可以“制天命而用之”［3］289，但他又說“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強調人對自然的改造利用必須遵循自然規律。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這種思想長期實踐的結果是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諧統一，進而達到天道與人道的統一，從而實現人完滿和諧的精神追求，實現人的全面自由。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對于化解今天由于無限制的征服自然而帶來的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破壞的矛盾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中，既有為所欲為的權力又有不損害自然、社會、他人的責任義務。唯其如此才能實現自我價值，才能達到一種舒適和諧的心理狀態，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允執厥中”出自《尚書•大禹謨》，意指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子程曰：“不偏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道。”一個人如果能守護善性，言行不偏不倚，就會保持公心，體現公正。隆禮重法是荀子把孔孟的禮發展到一種規則層面，在重禮的同時提出了法治。“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禮者，所以正身也”［3］246。“法者，治之端也”。荀子主張要把禮樂教化與法制刑相接合。“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一方面注重道德建設，發揮“禮義”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法制建設，強化“法度”的職能。這和我們現在提倡的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的思想對我們現在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三、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是培養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健全人格的手段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個人層面倡導的努力方向。愛國是中華兒女矢志不渝的信念。從屈原《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到孟子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再到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他們心系天下蒼生的愛國情懷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而努力奮斗。特別是宋代，隨著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愛國主義成為這一時代創作的主旋律。“精忠報國”的岳飛在《滿江紅》中吟出了“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喜論恢復”的陸游在《訴衷情》中道出“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以英雄自許的辛棄疾在《破陣子》發出。“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生”。舍生取義的文天祥在《過零丁洋》喊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些詩句成為體現這一時代精神的最強音。“這些用熱血和生命譜寫成的詩句，悲愴激奮，大義凜然，洋溢著濃郁深沉的愛國情懷，激勵起中華兒女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中華美德是在性善的基礎上形成的，因而強調發揮自主自律的精神，特別重視誠信的品德。“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既是天道的根本，也是人道的根本。以誠為基礎，形成了中華兒女世代相傳的多種相關的品德。如以誠待人，忠誠于事業等。“信”與“誠”含義相通。《說文解字》云：“信，誠也，從人言。”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一致。所以孔子強調：“言必信，行必果。”

當代文學家范文第2篇

[關鍵詞]巧女故事　民間文化　理想女性

近年在央視及其地方臺熱播、重播的18集電視劇《當家的女人》塑造了一位在熒屏上不多見的鮮活生動的藝術形象――鄉村女性張菊香，受到了不同地域、不同年齡、不同階層觀眾的普遍喜愛，菊香這一藝術形象也成為了傳達社會精神、文化觀念與審美需求的重要符碼。如果僅僅停留在文學形象的社會學意義層面上探討這部劇作深入人心的原因，似乎不足以解釋出其中的全部原因。本文立足于民間文化、民族心理學的文化批評立場，認為張菊香這一符合中國民間文化理想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的重塑隱含著深刻的文化內蘊，是民間文學中巧女故事敘述范式的當代演繹，是影視文化對民間文化資源和敘述模式的借用。

何謂巧女故事?屈育德在《略論巧女故事》中定義：“在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學寶庫中，有一類傳統的民間故事專門表現女主人公的過人才智，許多看來是無法解決的難題。一到她們手里頓時迎刃而解，人們因此把這類故事稱為巧女故事”。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大多數女性社會地位低下。但在民間卻廣泛流傳著無數新鮮活潑的巧女故事，主要分為勤勞管理型、聰明才智型、抗暴勇敢型、孝順善良型等，歌頌著民間女性那有膽有識、有勇有謀的優秀品質。這些巧女故事看似遙遠古老的民間文學類型，卻在現代化的時代中尋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影視劇的興盛發展為它在當代社會中發揮價值創造了機會。《當家的女人》這部電視劇正是將民間文學中的巧女原型以“箭垛式”將多種類型巧女故事集于女主人公張菊香一身，并將其放置在現代化的語境中，為我國搖曳多姿的電視劇畫廊增添了一個光彩奪目的“當代巧女”形象，體現出豐富的社會文化價值。

《一粒豆子》是一則流傳久遠的勤勞管理型巧女故事，老漢把三粒豆子分給三個女兒辦嫁妝。大姐、二姐看不起，把豆粒給扔了，唯有三妹把這一粒豆子種在地里，年復一年，三妹一連種了七年。原先的一粒豆子終于變成了很多豆子，豆子磨豆腐，豆渣喂了豬，豆腐和豬又都變賣成了錢，這樣三妹終于存了很多的錢，置辦了又多又好的嫁妝。故事講述三妹的巧，突出的是勤勞和善于管理。如果沒有勤勞，三妹不可能連種七年豆子，如果沒有管理者的遠見。三妹就不會看到一粒豆子在七年后的轉變，如果沒有善于經營管理的能力，三妹也不會擁有更多更好的嫁妝了《當家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菊香不正是和《一粒豆子》中的“三妹”一樣具有勤勞、遠見和善于經營管理的智慧嗎?菊香早年失去雙親和兄長相依為命，勤勞能干的她在娘家就整天忙碌，嫁到家徒四壁的李家后。菊香更是從早忙到晚，洗衣做飯、種地養豬、背磚拉氣……付出了倍于常人的努力和勞動。她沒有選擇有錢有勢的富家子弟侯三，而是堅信李家這粒不起眼“豆子”的發展潛力，“出水才見兩腿泥”。認為靠勤勞、智慧、善于經營一定能過上好日子。顯示了出眾的前瞻眼光。面對年老的公公和李家三兄弟，菊香唯一的要求就是進門當家，從接管全家的財權開始，養家兔、養山羊、開股份公司養水貂再到最后的種植綠色蔬菜，善于管理的菊香將李家、養殖公司甚至花木村都管理得蒸蒸日上。富裕和睦，充分顯示了巧女的真才實干和經營管理能力。

聰明才智型巧女故事數量最多，故事中往往出現一些謎一樣費解的難題，到了巧女手中就被輕易點破。菊香是這樣一個善解難題的巧媳婦，只不過她要解決的是更棘手的人際關系。李家與鄰居馬秀芬的仇怨似乎是永遠解不開的死疙瘩，幾條人命的仇怨其能輕易了結?可菊香硬是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大哥李大柱和馬秀芬中間“穿針引線”、在公爹和二柱面前“裝神弄鬼”、對固執的姑母李月春“軟硬兼施”，最終促成了大柱和馬秀芬的婚姻，不僅使兩家“化干戈為玉帛”，由仇人變成了一家人，還解決了大柱多年找不到媳婦的難題。一舉兩得，顯示了巧女的過人才智，解決棘手問題的卓越能力。

抗暴勇敢型的巧女故事《一個女人的愛情》。寫的是一個忠貞的農人妻子，不愿屈服于國王的，拒絕他人破壞自己的幸福家庭，憑著自己的聰明和勇敢，最終殺死了國王，和自己的丈夫過上了自由幸福的好日子。在這類故事中，女性的人身利益常常受到統治階級的侵害。為維護利益和生存權利，巧女勇敢地同惡勢力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顯示出一種不畏、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劇中侯書記家公子侯三仗著家里的權勢，驕橫霸道、為非作歹，充當著故事中的“惡勢力”。他對年輕漂亮的菊香垂涎已久，跑到家里來“求婚”，菊香一句“你家門樓高我不高攀”將其頂回，接著候三以供銷社營業員的好工作來威逼利誘，又被菊香嚴詞拒絕，當還不死心的侯三繼續胡攪蠻纏甚至動手動腳時，菊香干脆一個巴掌甩過去，奮力和他廝打，直到鄰居桃嬸和哥哥過來解圍。菊香和李二柱結婚后，侯三還經常騷擾她。菊香從不給他好臉色，面對人身威脅。菊香厲聲回敬“你別癡心妄想，我過不好，你也別想過滋潤了!”，面對物質利誘，菊香不屑一顧“你就是給我一座金山，我也看不上”：面對權力威逼，菊香毫不示弱“我怕啥，我一不求人。二不違法!”果敢、機智、勇敢讓侯三無計可施，最后只得灰溜溜地向菊香道歉賠情。菊香將民間故事中巧女那種不畏強權、反暴抗惡的性格展示得淋漓盡致。

孝順善良型巧女故事贊揚中國女性是對老人、對父母長輩的敬愛，但其中所體現出的孝并不是封建家庭中的“愚孝”。一味的順從而沒有主見《寶碗》講述了一家婆媳三代的故事。巧媳婦的婆婆不孝順巧媳婦的太婆，讓她用一只破碗吃飯。巧媳婦知道后并不因自己婆婆的尊長地位而盲目順從她虐待太婆的劣行，而是用這只破碗勸誡自己的婆婆，使她由人及己，明白對老人應當孝順的道理。劇中菊香對長輩的孝順生動反映了民間文化中的孝敬觀，菊香對公爹噓寒問暖、冬做棉、夏做單，做什么好吃的先想著老人，孝順備至，但不是盲目的、沒有原則的孝，公爹最初不想把結婚禮錢交給自己，菊香機靈巧妙地說了一番話后冷不丁的從他手里“搶走”，做起了名副其實的有財權的當家人：公爹對馬秀芬態度粗暴，菊香用中肯、巧妙的方法勸諫他，最終使他接受了馬秀芬做自己的兒媳婦，這樣菊香既展示出“百善孝為先”的民族美德，又體現了民間文化中樸素的自由自主的向善的精神。

民間文學最能反映廣大民眾的道德倫理和審美趣味，巧女故事是民眾按照他們對理想女性預期而塑造出來的美好人物形象，劇中的菊香集多種巧女類型于一身，集勤勞、聰明、勇敢、善良等多種優點于一身，演繹了巧女故事的當代版本，自然會受到廣大觀眾的普遍喜 愛和欣賞。因此，《當家的女人》這部影視劇的成功固然有主流話語介入、演員表演真實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張菊香這一當代巧女的藝術形象，“比較真實地表達出民間社會生活的面貌和下層人民的情緒世界”，在文化取向和審美判斷上與觀眾的心理基本保持一致，那么這部構建了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意識，創造了具有本土經驗和審美品格的影視作品受到觀眾的喜愛和支持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巧女故事，很早就引起民間文學界有識之士的關注。屈育德、丁乃通、劉守華等先生都接觸、研究過巧女故事。特別是美籍華裔學者丁乃通先生不僅指出中國民間文化中巧女形象的獨呈異彩、灼人眼目。而且將之與中國民眾生活和民族心理相聯系。他說：“一般人通常認為中國舊社會傳統是以男性為中心，但若和其他國家比較，就可以知道中國稱贊女性聰明的故事特別多。笨妻當然也有。但僅是在跟巧婦對比時才提到”，此語為我們指點了一條由巧女故事達至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民間文化、民族心理學的研究途徑。其意義不可等閑視之。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逐步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男性本位觀念，而此觀念經過不斷地被占統治地位的主導文化話語表述，作為一種正統觀念和規范嵌入到民族心理之中，女性“他者”成為“在之不在”或皮戈馬利翁的塑像。《周易?系辭上》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尊卑被說成與生俱來，男尊女卑的封建倫理思想在《大戴禮記?本命篇》中更是極度強化：“……婦人伏于人也。……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所以正婦德也。”在此種民族心理影響和主導話語規約下。“女子無才便是德”、溫順柔弱、逆來順受、自甘弱勢的女性形象和性格便成了女性的社會認同及自我認同的集體無意識表達。

然而從大量流傳的巧女故事以及中國民眾對其的贊揚傳頌讓我們感到事實并非如此，顯然，巧女故事背后掩藏著的深刻的文化心理內涵是：在主導話語的表達中，民間話語也有著自己獨立敘述的歷史和傳統，頑強地表達著自己的女性理想。盡管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不斷地被統治階級強化，但在由于民間生存生活方式與統治者不同，導致民間文化產生出與主流文化的價值標準、人格規范及交往方式等相悖的文化形式，對女性的規約即與主導文化迥異。先生在論及鄉土中國夫婦關系時說“婚姻所締結的這個契約中，若把生活的享受除外。把感情的滿足提開，剩下的只是一對人生的擔子，含辛茹苦，一身是汗。夫婦的結合到這個地步差不多只是事業上的結合了。”在沉重的生活壓力下，勞動人民為了維持家族的生存，全家男女老少都不得不投入勞動。在封建的封閉式小農經濟中，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迫使家庭內的成員分工不太明顯。因此，女性在操持家務之余也參加相當多的生產勞動。她們在勞動中表現出來的吃苦耐勞、聰明勇敢的作風，自然而然會使男人心悅誠服，是對主導文化話語的強力忤逆。因而，民間文學作品中的巧女形象，首先打破了英雄和評價英雄的標準：不以男女性別論英雄，而以實際才干為憑據：其次重塑了女性形象，事實上，一個女性比男性還聰明能干，往往會得到男性和社會的承認與尊敬。娶一個能真正撐起“半邊天”共挑生活重擔的媳婦常常會是男性的企望，同時，家族也盼望著一個有膽有識、有勇有謀的女性來佐夫教子，來使種族繁盛。《巧媳婦》傳達出了男性對聰慧女性的期待，《一個女人的愛情》傳達出對不畏、獨立自主女性的贊賞。這些都體現出與主流意識形態儒家兩性觀念相背離的女性優越思想，表現了鮮明的非正統性甚至顛覆性。

從《當家的女人》中我們可以看出，菊香潑辣能干、聰明勇敢、有勇有謀的性格不僅是女性的審美期待，更是男性的審美標準。姑母李月春嫌菊香“不是一盞省油的燈”，村干部石巖勸她：“家里娶個厲害媳婦，能撐門立戶地那也不錯啊!”姑父癱瘓在床，菊香手腳麻利地照顧姑父，姑父由衷地稱贊：“我就喜歡你這脾氣，風風火火干事的人”。為給二柱看病菊香頂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心理生理壓力。下窯搬磚、拉氧氣瓶，不善言談的大柱不止一次地說“菊香是天下難得的好女人”，就連小時候的三柱看到心靈手巧的菊香也煞有其事地說：“我要和二嫂過一輩子”。菊香成了三兄弟、甚至所有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而且菊香所生活的花木村不僅她一個人是女性當家，她的姑姑李月春也是一個當家的女人，村會計石林家當家拿權的也是他的媳婦胖嬸，尤其是劇末的畫面語直接點明“如今花木村涌現出了更多像菊香那樣的好媳婦、好當家”。

民間文化作為一種活著的文化，由于期待視野和接受群體的大相徑庭，更多的是對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懷疑，批判和揚棄，它往往打亂既成規范和界限，使被排斥的得以兼容，把被壓抑的能量釋放出來。形成對主流文化的某種否定，甚至顛覆。“雖然在權力面前民間總是以弱勢的形態出現，并且在一定限度內被迫接納權力，并與之相互滲透，但它畢竟屬于被統治階級的‘范疇’，而且有著自己獨立的歷史和傳統。”民間故事中所塑造的“巧女”形象。傳達出中華民族女性的理想性格絕非是統治階級所宣揚的那樣低眉順眼、無才無德、軟弱柔順的，而是像菊香那樣聰明能干、堅貞善良、剛強堅韌、蔑視權貴、不畏。她的核心之處，也是最光彩之處在于女性人格獨立、能夠主宰一自己的命運。

當代文學家范文第3篇

關鍵詞：大學生;價值觀;問題;原因;對策

“價值觀”是指人們在實踐中形成的對于價值、價值關系的一般看法和根本觀點，是處理各種價值問題時所持的比較穩定的立場、觀點和態度的總和，是人們關于各種價值標準和以基本評價標準為核心的基本價值信念、理想的觀念系統。價值觀是種動態的理念，會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不斷發展而不斷的更新。大學生正處在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容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對此，把握大學生價值觀的發展趨勢，認識大學生價值觀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從而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把大學生培養成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關系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當代大學生價值觀存在的問題

大學生由于心智都還不夠成熟，價值觀極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和干擾，也使得大學生的價值觀成為了教育界乃至整個社會十分關注的問題。大學生價值觀在呈現出多元化、復雜化、矛盾化等特點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一）重視個人價值，忽視集體價值

在當今社會中我們不難發現，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生存在著很強的個人主義價值觀，“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思想廣泛存在于大學生群體中。部分大學生沒有意識到個人利益、價值是同集體利益、價值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而過度的推崇個人價值至上，注重個人發展，強調自我價值的實現，自我意識膨脹而出現集體價值意識淡薄、奉獻精神欠缺、責任感不強等現象。凡事從自我出發，漠視他人和集體的利益，熱衷于滿足一己私欲的大學生價值觀，勢必會造成大學生對公與私、義與利、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定位不準。

（二）注重金錢利益，淡化理想追求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大學生的價值觀念不斷受到沖擊，部分大學生對金錢的重視和追求現象明顯。再加上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受西方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影響，部分大學生的價值觀呈現出功利化、世俗化、務實化傾向。具體為：大學生填報志愿時，往往不是根據理想、興趣，而是根據專業的就業情況好壞，導致冷熱專業的區分；大學生就業時，往往不是為了理想的實現，而是根據好的工資、好的工作環境來選擇，這也是近年來大學生熱衷于公務員考試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理想與金錢的博弈中，部分大學生逐漸物質化，陷入拜金主義。

（三）追求物質享受，藐視艱苦奮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持續、穩定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絕大多數大學生的家庭生活條件還是相對富裕的，從小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他們往往能輕易的從父母那取到錢去消費他們中意的產品，養成了享受生活的習慣，卻也忽視了艱苦奮斗的作風。部分大學生的價值觀日趨物質化，喜歡從物質方面去攀比，追趕潮流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卻沒有體會到父母賺錢的辛苦，遺失了艱苦奮斗、自食其力的拼搏精神，久而久之，不可避免的在價值觀上出現種種弊端：虛榮、急功近利、互相攀比、好逸惡勞等。

二、當代大學生價值觀存在問題的成因

從當代大學生價值觀存在的問題，不難看出大學生在價值觀多元化的形式下面對著選擇的困惑與矛盾。仔細探究這些問題，其主要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家庭因素的影響

家庭的教育方式、家庭環境、父母的價值觀等家庭因素對子女價值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來說將決定子女的品性。正確的家庭教育方式和良好的家庭環境有利于子女科學價值觀的形成，反之，家庭教育的偏差與失誤，易導致價值觀的扭曲。父母的價值觀往往會給子女帶來根深蒂固的影響，這種耳濡目染的親情教育有著很強的號召力和感染力。因此，家長應該對孩子負責，要注重自己的行為舉止，給孩子樹立表率作用；要善于和子女溝通，及時了解孩子最新動態，關心孩子、愛護孩子。與此同時，家長也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素養，配合和支持學校教育，使得孩子樹立起符合時代要求的價值觀。

（二）學校因素的影響

學校是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主要培育場所和渠道，在我國學校教育中，學校價值觀教育體制不夠健全，價值觀教育的內容、方法都比較模糊、籠統，更多的是把道德教育當成價值觀教育來進行。但實際上，道德教育只是價值觀教育的組成部分，并不是全部。價值觀教育還應該包括職業價值觀、人生價值觀、政治價值觀、消費價值觀、婚姻價值觀等方面的內容，有許多價值觀問題并非靠道德方面的內容就能得以解決的，這種模糊性教育是當前我國學校教育首要解決的問題，是根本性的問題。

（三）社會因素的影響

當前我國社會正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變革，處于改革和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也必然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由此也導致了人們價值觀的轉變，尤其是對于正處在價值觀敏感時期的當代大學生。部分大學生不能緊跟時代的主流思想，反而受一些不良社會風氣影響、不能理性對待媒體輿論的宣傳報道、盲目意氣用事聽信謠言等等，導致自身的價值觀扭曲。

當代文學家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新寫實手法；現當代文學；文學價值

一、引言

新寫實手法是以寫實為主，但是與傳統意義上的寫實主義存在一定區別，強調將寫實作為媒介，同時具備包容性以及排他性，在剔除政治因素、功利主義的情況下，將原汁原味的生活引入到了文學中。新寫實手法在小說中的體現，主要是借助真實的寫作手法，對社會底層民眾所經歷的人生百態進行描述，因此備受讀者的喜愛。新寫實手法的應用，強調探索現實社會中一般人的思維，使其與大部分人物的生活背景及命運相吻合，力爭還原真實社會中普羅大眾的生活模式。這種情況下，現代主義的深度和寬度不再是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標尺，在去除隱喻下語言指向的情況下，不確定性貫穿于作品的始終。

二、新寫實手法的應用

文學作品以語言作為載體，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特性，而在經過漫長的發展融合后，文學作品本質的特點與其自身的表現形式可以說是千差萬別。新寫實主義是從寫實主義發展而言，在繼承寫實主義表現手法中寫實成分的同時[1]，除去其中蘊含的主管嫁接因素和對情感的判斷能力，力爭采取平面對接的方法，敘述對象的生平，也可以敘述現實生活中出現的鏡像。新寫實手法更重視敘述自身對本質闡述所擁有的排斥性，而忽略了對社會層次的束縛，從而在自然中尋找敘述自身所具有的存在價值，使敘述對象的個人魅力得到凸顯。在現當代的很多現實主義作品中，更注重理性的社會價值觀及情理層面的和諧，但對新寫實手法來說，其更關注感性思維能否得到擴張，從而使其與現實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更好地契合，以細膩甚至拖沓的口吻為依托，詳細敘述事件的脈絡，但不對其進行刻意地加工，不采取隱喻式的引導，也不引用“二元論”定義。在上述框架中，悖論的出現較為常見，反而使其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寫實”意向在新寫實小說中常體現為以獨具個性的文本寫實方法為依托，將文章的核心和前提創作出來，通過對社會瑣事的細微描述，令讀者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利用生活的真實來替代藝術的真實，從而突破生活與文學之間的壁壘，對藝術概念化的真實進行模糊，在對生活真實的可信度進行切割后，投射到讀者的眼瞳中。將新寫實與現實主義兩大手法相比較，最大的不同主要在于前者的特點與生活原點無限接近，不會提出確定含義的解釋說明或以修飾的方式來掩蓋生活本身的狀態。新寫實手法的出現，可以說帶有十分明顯的現代主義特征，在兩者融合后，更具備了后現代的色彩。中國的新寫實主義文學具有十分鮮明的中國特色，其是將西方后現代文學思想與中國歷史相融合，相應的流派也在不斷增加，不過無論何種流派，都具有一定的后現代特征，像從詩歌方面的盤峰論戰，到新寫實小說代表，如梨花體王朔、池莉等優秀作者的出現，從實質上來看，凸顯的是解構語境后寫作手法的突破[2]，但是這樣容易引發作品解構的不穩定性，也決定了作為一種小說創作的形態，新寫實小說想要維持較長的發展期十分困難。

三、新寫實手法在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中的精神內涵

新寫實小說對比以往的各種流派，在許多方面都做出了較大改變，其中作為明顯的三個特征，分別是“平民視野”“實錄精神”和“反英雄”。如果在一部文學作品中，僅有上層精神領域而缺乏細節，則會導致其失去最為寶貴的現代價值。新的發展環境下，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變革相對應的，是大眾審美觀及價值觀的轉變，其現實訴求在形而上的筆觸和情感表述中不能得到滿足，新寫實手法引發了人性的多元化差異，歸根結底來自其低軌跡、個性突出的矛盾性。新寫實手法使生活本質得到還原，是一種十分特殊的表達方式，填補了現實社會批判行徑的空白，作者通過在個體上凸顯集體失落感的方式，全面否定和摒棄了傳統形而上的精神，以后現代主義中的“無視和漠視”為依托，再次構建文學作品的精神框架。通過敘述“形而下”的小人物生活姿態，從而將零碎的現實場景進行拼接，以此為依托將主體思想消除，回歸生活自身對于物質的依賴和訴求。借助新寫實作品，能夠將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各種訴求映射出來，無論是價值觀念和道德倫理，抑或具體的行為，這些基礎的元素構成了社會。新寫實文學作品通過持續的沖突來促進社會發展，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性以及批判性，通過與歷史相比較，產生全新的矛盾單元文學作品所應該展示的并非遠離現實生活的理想世界，而是最為普遍的存在，這些看似雞毛蒜皮的小事[3]，卻能夠真真切切的對多數個體生命的旋律進行客觀反映，而在相應的軌跡中，能夠彰顯出一個時代人們的心理及行動變化，真實地體現出人活在世的客觀狀態“雖然世界上有很多人，但是每天需要面對的，只有身邊的幾個人”。

四、新寫實手法在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中的文學價值

對于文學作品而言，文學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品質量，二是精神內涵。在對文學作品的價值進行討論時，需要從作品所處的歷史環境出發，就其思想和語境的吻合度進行研究，看作品是否能夠將時代特色反映出來，是否具備普遍意義的社會價值。針對文學史敘述模式的文類問題進行研究，關注的核心在于互文性和斷裂性，而非排斥性。事實上，新寫實小說中，無論是世俗語言的介入、平庸瑣事的介入還是人物思想猥瑣的等差額介入等，都能夠將時代特征地體現出納入文學作品中，不做任何修飾，對現實生活進行了最大限度的還原，從而形成一種等同甚至超越藝術生活本身的真實，而且因為與生活實際緊密連接，文學作品中滲透出的時代味道使得其變得越發逼真，仿佛能夠直接觸摸。通過這樣的方式，文學作品能夠最大限度地對歷史進行承載，從多種角度，詮釋時代的基本特征，而這正顯著體現了文學作品價值。就像《糧食》中對“瘦袋”形象的描繪，其所具備的實際上是當時人民的本性，這種本性的體現與生存息息相關，其以最原始的需求為起點，在生存的本性被威脅時，則再懦弱的人也會做出反抗，反抗的形式多種多樣，甚至于在本性面前的投降同樣能夠視為對現實反抗的一種形式[4]。瘦袋出于對本性妥協的反抗，說出了文章最后那句“糧食”，作者以世俗語言為依托，真實呈現了這樣的情感，迎合了當時的時代特征，也使得作品具備了較高的文學價值。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是新寫實手法所具有的一類特殊價值，這可以視為一種嘲諷，具有一定的冷幽默風格，若是殘酷的現實將生命降生與生存的喜悅磨滅，則原有的形而上的社會價值將會杳然無蹤，看似荒誕的場景中，本位思考跌落神壇，扯落最后的遮羞布后，使得生命中最為重要，也是最為原始的生存條件都遭遇了威脅。此類文學價值的表達雖然淺俗，但是卻有著更加深刻的體驗，無論是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還是后現代主義，都有所體現，也能夠被看作是一個特殊的部分，作出文學價值的評價。實際上，在文學作品中引入新寫實手法后，社會對其的評論褒貶不一，由于其介紹了后現代主義中對于理性的叛逆，通過對經典文學作品精神引導的解構，以及對歷史積淀的高尚經驗的解構，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思考模式，而這種思考模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的哲學觀相符合，即以自然主義為準則。觀點看似較為消極，卻用于力爭生存的積極作用以及最為巨大的包容性。在《黑的血》中，劉恒這樣寫道“他聽到了母親的聲音。他聽著，默不作聲。他開始打掃屋子塵封的各個角落里都飄浮著那個呼喚的回聲”，而類似這樣的聲音，同樣出現在王安憶的《小鮑莊》中，兩者的區別在于，王安憶小說中的語言更加干凈，鮑彥榮一人在場景中似有似無的出現，使得作品仿佛延續了一種不合乎時宜的思想，不僅承接了裂痕，也使得字里行間充斥著傷痛。這樣貼近自然的氣息在整部作品中幾乎隨處可見，小人物暗含了多數人們的命運，這些人只能在傳承中被動接受命運的安排，并與自然相抗爭，雖然他們并沒有任何豐功偉績，只是在感性思維的引領下，于平凡中書寫歷史的篇章。新寫實文學作品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實現了對于一個時代的描述，以《小城之戀》為例，在點滴瑣事中自然呈現出了生命的尊嚴、生命的成長以及生存的現狀，小杜的父輩們充分體現出了農耕時代農民的淳樸，而從小杜本人的身上，則可以看到從農村到城市轉型過程中人性的變化；小杜婆家在管家方面有著非常突出的烙印，當孩子作為家族生命的延續降生后，就仿佛是生命的循環，其病癥無藥自愈的情況與自然哲學觀中順其自然的理念相契合。雖然從表面上分析[5]，新寫實手法體現出了對于一切傳統意義理論的反對，不過其能夠通過平常的口吻，將深層次的哲學觀體現出來，并將文學價值中的社會普遍意義特性濃縮放大到小人物身上，能夠實現對于人和社會發展的理性詮釋。

當代文學家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漢學家 中國現當代文學 翻譯出版 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17） 03-0114-05

Overseas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ao Wen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235000）

[Abstract]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mote going-abro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resses approaches， channels， perspective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sinologists is beneficial supplement.

[Key words] Sinologi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1 引 言

中現當代文學海外翻譯與研究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的漢學家，比如，英國的卜立德、藍詩玲等，美國的葛浩文、白睿文、金介甫、沙博理、金婉婷、梅儀慈、夏濟安、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葉維廉等，法國的杜特萊、安妮、居里安等，德國的顧彬、馬漢茂等，捷克的高利克、普實克等，加拿大的杜邁克、梁麗芳等，瑞典的陳安娜、馬悅然等，澳大利亞的杜博妮、雷金慶等，荷蘭的佛克馬、柯雷等，俄羅斯的李福清、謝曼諾夫、費德林等，日本的吉田富夫、青野繁治，等等。本文僅從發生學的視角探討如下一些問題：他們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采取了什么樣的手段？有什么重要渠道？相關影響因素有哪些？有怎樣的視角與維度？特點與意義是什么？

2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方式

漢學家群體中既有專門從事文學研究的，也有致力于其他方面研究的，后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也不容忽視。比如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歷史，他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涉及蕭軍等中國現代作家，同樣是美國歷史學教授的柯文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也論及蕭軍；美國神學家陶普義，在《論老舍對中國基督教會和“三自”原則的貢獻》中，從神學的角度研究老舍，他還出版了專著《老舍，中國講故事大師》。這些海外非文學專業的漢學家大大擴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術空間，為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了不同的視角。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翻譯遠非簡單的中文與外文之間的語碼轉換，它涉及目的語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文化傳統、文學觀念以及讀者的審美趣味、接受心理與思維習慣等傳統翻譯學之外各種復雜因素。因此，應該從文學社會學、文化翻譯、譯介學、傳播學和接受美學等多種視角加以考察。由此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翻譯是傳統翻譯學很難解決的難題，其復雜性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這使得漢學家除了獨自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外，還采取種種合作互動的方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漢學家與漢學家之間的合作。漢學家組織合作團隊來翻譯重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比如，鈴木擇郎等日本漢學家集體翻譯《四世同堂》，在日本產生了巨大影響，刮起了一陣“老舍旋風”。 《四世同堂》之所以在日本成為暢銷書，是因為這部以為背景的小說，“觸動人們心靈的隱痛，加深了人們的懺悔”[1]。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曾與他的波蘭學生斯烏普什基合作翻譯《老舍短篇小說集》。

第二，漢學家與中國學者或海外華人合作。早在1940年代，羅伯特與白英和袁嘉華及中國學者楊周翰等編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收錄魯迅、老舍、沈從文、楊振聲、張天翼、施蟄存、端木蕻良、卞之琳和姚雪垠的短篇小說[2]。中國著名文學翻譯家楊憲益成就卓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與他的英國夫人戴乃迭在翻譯中的合作。他們一起創辦外文版《中國文學》，向海外推出《熊貓叢書》，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英國漢學家詹納爾翻譯《西游記》時，每完成一章，都由中國學者湯伯文核定。美國漢學家沙博理也是在湯伯文的配合下，才完成《水滸傳》的翻譯出版。美國漢學家羅穆士對《三國演義》的翻譯也得到中國學者任家楨的幫助。有“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3]之稱的葛浩文與他的中國妻子林麗君合作翻譯畢飛宇的小說《玉米》，使該作獲得2010年英仕曼亞洲文學獎。

第三，漢學家與中國作家合作。如以研究蕭紅著稱的葛浩文，對蕭軍也頗多關注，兩人多次互訪、通信。葛浩文還從蕭軍處獲得了一些原始文獻，在著述中多次談到蕭軍的創作。他翻譯了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這是第一部被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王際真曾寫信向沈從文討教，以便更好地翻譯他的作品。 《四世同堂》的英譯本是老舍與浦愛德（Miss.Ida Pruitt）共同完成的。在翻譯過程中，老舍親自念給不懂中文的浦愛德聽[4]。杜博妮在翻譯阿城的小說時，征求了阿城本人的意見，甚至還到小說中描寫的西雙版納進行實地考察。德國漢學家顧彬與北島、歐陽江河、楊煉、西川、王家新、張棗等中國當代先鋒詩人過從甚密，他們的詩很多是由顧彬譯成德語，傳播到德語國家。除了與被翻譯的中國作家合作外，漢學家還請中國作家推薦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如1932年日本漢學家田增涉為編譯《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國文學部分，請魯迅推薦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魯迅向他推薦了張天翼的《稀松的愛情故事》和《皮帶》。1933年，朝鮮的金湛然想編譯一部“世界文學”，請魯迅推薦張天翼的作品。1930年代，魯迅和茅盾與美國漢學家伊羅生共同編選中國現代小說集《草鞋角》推薦具體的選目。

第四，漢學家、中國作家與海外出版機構合作。如賽珍珠夫婦在美國創辦的公司出版了林語堂和老舍的很多作品，他們之間的合作為這兩位中國作家在英語世界聲名遠播發揮了重要作用。老舍與浦愛德合作翻譯的《四世同堂》英譯本以Yellow Storm之名1951年由美國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海外主流的出版機構通常會選擇合適的漢學家來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葛浩文是英語世界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最成功的翻譯家。他為英國企鵝出版集團翻譯的中國當代作家姜戎的《狼圖騰》，榮獲曼氏亞洲文學獎，成為歐美主流圖書市場的暢銷書，引起西方主流媒體關注。當前，在海外產生較大影響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海外出版機構策劃發行、由漢學家進行翻譯的。在英語世界，除葛浩文外，白睿文、杜博妮、藍詩玲等漢學家也積極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5]。一些在法國取得較大反響的中國作家大多與法國漢學家及出版機構有著長期、良好的合作關系。例如，池莉、余華與何碧玉以及南方書編出版社合作，莫言與尚德蘭、杜特萊以及瑟伊出版社合作，王蒙與傅玉霜以及中國藍出版社合作。

第五，漢學家與中國有關機構合作。蘇州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國內著名大學經常邀請海外知名漢學家來中國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探討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相關問題。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合作出版《今日中國文學》英譯叢書。近年來，中國作家協會實施“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對外翻譯工程”，向海外漢學家提供資助。務院新聞辦、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啟動“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也面向海外漢學家。

3 漢學家推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介質和渠道

漢學家推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要介質和渠道有外文網站、期刊、專集、圖書館、高校等公共空間。外文網站有港書網、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等。外文期刊有中國的《中國文學》《天下》，美國的《東西方評論》《亞洲》《今日中國文學》《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當代世界文學》《中國文學：散文、文章與評論》《哈佛亞洲學報》《東西方文學》和《20世紀中國》，日本的《北斗》《熱風》《中國文學》《魯迅研究》《中國文藝研究會會報》《野草》《未名》《飚風》和《貓頭鷹》，英國的《生活與文學》，法國的《歐羅巴》等。英文專輯有斯諾1936年編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王際真1944年編譯的《當代中國小說選》，袁家驊、白英1946年合編的《當代中國小說選》，趙景深1946年編譯的《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米爾頓、克里夫德1961年合編的《亞洲現代小說寶庫》，翟楚、翟文伯1965年合編的《中國文學寶庫：新散文文集，包括小說和戲劇》，夏志清1971年編選的《20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白之1972年編譯的《中國文學選集（第二卷）》，芒如1979年編譯的《革命的起源：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杜博妮、羅賓遜1979年編譯的《遺腹子》，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1979年合編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1919―1949》，伊布雷1981年編譯的《中國文明與社會》，劉紹銘、葛浩文1995年合編的《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沙博理2002年編譯的《中國現代名家短篇小說選》以及王德威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中國文學翻譯系列》等。海外圖書館有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圖書館、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圖書館等。國外很多高校設立中國文學研究機構，如美國的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圣母大學等，日本和韓國也有些大學設有研究中國文學的專門機構。漢學家還經常邀請中國當代作家到國外去講學、朗誦，進行文學交流。充分利用教堂、城堡、會館和圖書館等藝術氛圍濃厚的公共空間，向國外傳播中國文學。

4 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制約性因素

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有一個選題的問題，選擇什么樣的作品，左右漢學家選擇的因素是什么？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制約性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文化接近性。文化接近性是J.斯特勞哈爾于1991年提出的一種理論，是指接受者傾向于接受與本地文化接近的傳播內容，外來媒體內容若要被本地受眾接受，就應該貼近或符合當地的文化。“文化接近性已經成為文化傳播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6]在歷史上很長時期，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國家就是儒家文化圈成員，長期共享漢文化成果。中國與這些國家同文同種，文化交往源遠流長，文化根基相同，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這些國家的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翻譯較多。近代以來，中國的東北與韓國有著相似的歷史命運，產生了相似的文學現象，韓國漢學家傾向于翻譯“東北作家群”的作品。陸文夫的《美食家》之所以被翻譯到法國并成為暢銷書，是因為法國有著十分深厚的美食文化傳統，法國人同中國人一樣崇尚美食文化。

二是政治。政治色彩濃厚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大特色，也是海外讀者看待中國當代文學的慣常視角。在二戰后“冷戰”思維影響下，西方與東方長期思想對立，文學的傳播和接受也必然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對抗性。這些無疑都形成漢學家翻譯中國當代文學鮮明的政治視角。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要符合他所屬國家的政治需要。《狼圖騰》在海外出版時，出版商為了迎合某些西方讀者的政治口味，刻意強化意識形態色彩，著力渲染作者經歷與中國當代歷史里敏感“時間節點”之間的聯系。有這樣一種文學現象，凡是在中國大陸有爭議或被禁止出版的文學作品，都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比如，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衛慧的《上海寶貝》和李曉的《門規》等，誠如葛浩文所說：“美國人對諷刺的、批評政府的、唱反調的作品特別感興趣。”[7]另一方面，應該承認意識形態差異性的存在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種方法和思路。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西方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標志性著作，作者自述其寫作動機竟然是“”。這部書以政治敵對的眼光來解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對像茅盾、郭沫若、丁玲、趙樹理這樣的解放區或左翼作家大加攻擊，充滿了政治的偏見。李歐梵、王德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充滿了政治視角。這種政治化的文學研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了文學補救的作用。錢鐘書、張愛玲、沈從文的被重新發現及其在文學史上應有地位的確立，正是夏志清的功勞。但同時這西方世界與中國政治對立在文學上的表現。

三是審美習慣。西方讀者偏愛某些中國作家作品，這與他們的審美習慣有關。他們喜歡蘇童的小說。在蘇童題材多樣的小說中，法國讀者青睞其女性小說和新歷史主義小說，如《紅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而且，譯者考慮到法語讀者的審美習慣，對小說的敘述方式和結構都進行了改寫：將原著中沒有加引號的對話都加上引號；用感嘆號來代替對話結束處的句號；將一些長段改成短段。為了照顧英語讀者的審美習慣，葛浩文在翻譯《狼圖騰》時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他對原著進行了大量刪改，刪去了小說中的按語和議論部分，對小說進行了改寫，增強了小說的故事性，使譯本更接近英語小說的結構，便于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小說。葛浩文深知西方讀者愛看連貫的故事，這種改寫式的翻譯，更符合西方讀者的審美習慣。

5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視角

因立場、觀點、學術背景和客觀現實等方面的不同，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有著不同的視角和維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思想維度。海外漢學家把本體論、公共空間、主體性、民族國家等哲學思想引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促使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研究向縱深掘進。如，普實克研究了魯迅小說的史詩性與抒情性，認為主體性與抒情性的結合是魯迅對中國現代小說的重要貢獻[8]。韓國漢學家李福熙從哲學層面探討蕭紅小說的悲劇意識，認為蕭紅的悲劇精神極具廣度和深度，已經遠遠超越封建禮教、社會不公、階級壓迫、紅塵之類的層次，表現為一種生命意識，這使她的小說跨越了人與動物、生與死的界限。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都主張用“日常生活敘事”解構左翼敘事和五四敘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德威、胡志德對晚清文學現代性的省思，打通了晚清與五四，把中國現代文學向前延伸到晚清乃至晚明，正如王德威所言：“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9]。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闡發，重新厘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格局，革新了述史范式，形成了晚清敘事、新左派敘事和啟蒙主義敘事鼎足而立的三種文學史書寫路向。

二是美學維度。美國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進行了獨具特色的美學判斷，顯示出獨特的審美取向和復雜流變。夏志清歷來主張發現優美的文學作品，擅長用新批評的方法挖掘作品的審美意蘊。他肯定沈從文在小說中對優美情境的表現，贊賞張愛玲小說中自然意象的美學價值，如月亮這一意象在她的作品中被賦予朦朧、傷感、寒冷、仁慈、同情、光明等多種含義。夏志清褒獎錢鐘書善用象征事物，能夠將審美剖析與道德批評有機結合起來。李歐梵在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早期，著力探求中國作家的浪漫質素。他的專著《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研究了受西方浪漫主義影響的中國現代作家，如蘇曼殊、林紓、徐志摩、郁達夫、郭沫若、蕭軍、蔣光慈等。后來，他的美學觀轉向了頹廢美學。在他看來，上海促使施蟄存這類作家生成“怪誕”體驗，頹廢美構成了上海現代小說的審美特質，“新感覺派”的劉吶鷗、穆時英和葉靈風的小說表現了都市中的浮紈頹廢，張愛玲把人生、歷史和藝術對立，其小說被視為“頹廢藝術”。王德威的美學視域則表現為抒情美學與怪誕美學的融合，他不僅著力挖掘小說中的怪誕美，還將怪誕美學的現代性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結合起來。從夏志清、李歐梵到王德威，他們的小說美學觀自探求優美美學伊始，經數次轉變后回歸于追求抒情美學，與之相對應的審美批評也相應表現出從傳統到現代，然后又回歸傳統的發展軌跡。

三是傳記維度。如葛浩文在印第安納大學師從教授傳記文學的柳無忌，以《蕭紅評傳》為題撰寫博士論文。1976年，這篇論文在美國出版。這是海外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從傳記角度研究蕭紅的著作。此后，美國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傳記研究成果豐碩，如胡志德的《錢鐘書》、金介甫的《沈從文傳記》、梅儀慈的《丁玲的小說》等。

四是跨文化維度。有的屬于性別文化研究。如劉劍梅的《革命與情愛》，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探究革命與情愛之間的關系，認為這一經典主題是不斷變化著的，性別角色和權力關系在文學中得以再現。周蕾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從大眾文化、電影等多個視角，對女性主義、后殖民批評、心理分析、廣義左翼思潮兼容并蓄，考察了女性主體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構建。有的屬于地域文化研究。如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從文化研究和現代性視角對“海派文學”和“上海文化”進行觀照。史美書的《現代的誘惑》研究了中國“半殖民主義”的文化政治，將京派與海派置于區域性和全球性的雙重視野之中，檢討出中國與西方現代主義的關聯。

6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特點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選題對象的經典性。漢學家一般選擇中國現當代經典作家作品來進行翻譯與研究，如魯迅、茅盾、郭沫若、、蕭紅、郁達夫、沈從文、張愛玲、丁玲、趙樹理、老舍、王蒙、張潔、莫言、北島、蘇童、殘雪、余華等。二是研究視角的多樣性。除了前面講到的思想視角、美學視角、傳記視角和跨文化視角外，還有其他視角，如哲學視角、史學視角、文本視角等。三是研究的學理性和系統性。有的漢學家專門研究一個對象，如竹內好長期研究魯迅，葛浩文是蕭紅研究專家，梅儀慈以研究沈從文見長。有的漢學家對某一命題有深入研究，如王德威對晚清小說的闡發，劉劍梅對革命與情愛這一經典主題的創見，張英進對文學與電影關系的研究等。四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出現了一批標志性的研究成果，在海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高利克的《中西文學關系的里程碑》、普實克的《抒情與史詩》、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和《中國現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劉禾的《跨語際實踐》、周蕾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奚密的《現代漢詩》等。這些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經典性著作深刻地影響了內地文學史的研究方法、觀念和視野，使重寫文學史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7 結 語

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大大推動了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有利于中外文學交流和中國文學在世界影響力的增強，還使中國文學研究在內地遭遇挫折的情況下，在海外卻能繼續下去。此外，漢學家的中國文學研究能夠對國內的研究起到補救與糾偏的作用，可以為國內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啟迪，與國內研究形成良好的互動，有力推動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

注 釋

[1]孟澤人. 印在日本的深深的足跡：老舍在日本的地位[J]. 新文學史料， 1982（1）：215-224

[2]王建開.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英譯的出版傳播及研究方法芻議[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2（3）：15-22

[3]呂敏宏.中國現當代小f在英語世界傳播的背景、現狀及翻譯模式[J]. 小說評論，2011（5）：4-12

[4]喬志高.老舍和朋友們[M].上海：三聯書店， 1991：9-12

[5]吳S，顧憶青.困境與出路：中國當代文學翻譯探討[J]. 中國外語，2012（5）：91

[6]何明星，妮. 文化接近性下的傳播典型：中國網絡文學在越南的翻譯與出版[J].中國出版，2015（12）： 56-60

[7]羅嶼. 葛浩文：美國人喜歡唱反調的作品[J].新世紀周刊，2008（10）：1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