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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兼愛范文第1篇

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巳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管理感悟：領導者與管理者是以管理組織為職業的人，所以知道組織的混亂由什么而起，在哪個地方。因此，他們能對組織進行有效管理。如果領導者與管理者不知道混亂由什么而起，在什么地方有混亂，那么就不能有效對組織進行管理。管理企業的人，像醫生一樣，企業哪里有疾病，他們就尋找產生疾病的根源，然后標本兼治。治標不治本是不行的，治本不冶標仍然有善后工作要做。只有標本兼治，才能使企業永絕后患。企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關鍵還是在于某個企業根源，或者說某項企業根本政策出了問題，找出了問題根源，就等于找到了病根，這樣才能采取補救措施或者進行徹頭徹尾的大手術、大變革才能有效治愈企業。優秀的與卓越的領導者、管理者是以管理為專門職業的人，是靠管理吃飯與生存的人，所以不得不隨時考察企業產生各種問題的根源在哪里。

管理混亂的根源來自于哪里?這根源來源于企業管理者與員工之間、管理者與管理者之間、員工與員工之間沒有感情、沒有仁愛、沒有人情味、沒有相互尊重、沒有相互關心，或者彼此相互傷害造成的。員工不尊重管理者，這就是亂。員工愛自己，損害管理者以自利，這是亂。下屬愛自己，損害上司以自利，這是亂。員工愛自己，損害其他員工以自利，這是亂。管理者愛自己，不愛護員工，損害員工以自利，這是亂。上司愛自己，不愛護下屬，損害下屬以自利，這是亂。管理者愛自己，損害其他管理者以自利，這是亂。凡亂的企業，這樣的企業一定內訌與內耗嚴重。凡亂的企業，管理水平低下，低效率與低效果，導致低效益。自私自利是損人利己的根源。盜竊搶劫等犯罪分子只愛自己的家，不愛別人的家，所以，盜竊搶劫等犯罪分子通過盜竊與搶劫別人來利自己的家。盜賊與搶劫犯等犯罪分子只愛自己，不愛別人，所以殘害別人以利自己。

墨子兼愛范文第2篇

關鍵詞：墨子；兼愛；和諧社會；現代價值

中圖分類號：B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1573（2011）04－0005-04

和諧是人類所向往的一種美好的社會生活狀態，和諧社會是人類幾千年來所追求的崇高社會理想。中國是個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古國，人們對和諧社會的向往與追求從未中斷過，有關和諧社會的思想也尤為悠久和豐富，其中突出的就有墨子提出的以“兼愛”為核心的理想社會方案。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繼承和吸取墨子和諧社會思想的精華，無疑具有深刻的啟迪和借鑒意義。

一、墨子和諧社會思想的提出

墨子生活在戰國初期，這一時期，舊的制度已經崩潰，新的制度還沒成型，社會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墨子的“兼愛”主張代表了處于社會最底層而人數又是最多的小生產勞動者的利益和需求，代表了他們所憧憬的和諧社會生活。

構建和諧社會，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社會中存在著不和諧之處。只有對癥下藥，才能夠切中要害。在墨子的和諧社會思想中，首先面對的也是這個問題：“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墨子?兼愛上》）那么天下之亂從何而起呢？答案是“皆起不相愛”（《墨子?兼愛上》）。“不相愛”就是只愛自己，不愛別人，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損害別人的利益。在《兼愛下》中，墨子又把“不相愛”稱之為“別”。為了消除天下之亂，墨子提出了“兼以易別”（《墨子?兼愛下》）的主張，用“兼相愛”來代替“交相惡”，用“愛無差等”來代替“愛有差等”，以求得“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的目標。

墨子的這一主張，是對利己主義的否定。對于和諧社會的理想而言，這也是對儒家“愛有差等”的反思和糾正。儒家主張“仁者愛人”，也反對自私自利，但是它所講的“愛”是要分親疏厚薄的，血緣關系遠近不同，所施之愛也有原則差別，即“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墨子?非儒下》）。在墨子看來，社會中許多罪惡和不平等都是由于這種“愛有差等”所引起。按照儒家的“親親”原則來治國，國家不得治而得亂是情理中的事情。

墨子講兼愛，還和“利”密切聯系起來，如“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中》）、“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萬民”（《墨子?尚賢中》）等等。在墨子的觀念里，“利”并不是個人的私利，而是“天下之利”、“萬民之利”，這既是仁人之事，又是“圣王之道”（《墨子?兼愛下》）。可見墨子的愛是以實際利益為基本內涵，而這實際利益又屬于利他主義的范疇。如果說，“兼相愛”是墨子展望和諧社會所堅持的一條最基本的道德理想，那么“交相利”就是這種道德理想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的現實結果。“兼相愛”是“交相利”的前提和基礎，“交相利”是“兼相愛”的實現和本質，二者實際上是一回事。

既然“兼相愛”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交相利”，而這“利”又是指“天下之利”、“萬民之利”，所以在墨子思想中，“利”與“義”是一致的，重利也就是貴義，利天下就是最大的“義”。“兼”最終合于“義”，“兼即仁矣，義矣”（《墨子?兼愛下》）。墨子極力強調“義”的重要性，提出“萬事莫貴于義”（《墨子?貴義》）、“義，天下之良寶也”（《墨子?耕柱》）的觀點。為了宣傳和實踐“義”，墨子本人上說下教，強聒不舍，以自苦為極，足見其對“義”的信念之堅定。

義利關系的爭論，也是儒墨兩家分歧之所在：“圣人有愛而無利，儒者之言也；天下無愛不利，子墨子之言也”（《墨子?大取》）。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利與義是對立的，重義必須輕利。比如孔子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 孟子也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墨子的愛是以實際利益為基礎，而孔子的仁是以感情和道德因素為基礎。但是就和諧社會的構建而言，墨子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他把“義”直接歸入到“利”，而且進而把“愛”、“義”和“利”相提并論，從而建立了一套獨特而又完整的道德評價體系。“利”既是“愛”的表現，又是評價一種行為是否屬于“義”的標準。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有了視人如己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相互間就更容易消除隔閡，在和睦相處的情況下去保持社會公共生活的安定有序，最終形成一個平等友愛、融洽和諧的人際環境。因此，從和諧社會的構建來說，墨子的“愛無差等”原則比儒家的“愛有差等”更具有普遍意義，它反映了人類對美好未來的追求和向往，這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完美體現。

二、“兼愛”是墨子和諧社會思想的精神內核

一個和諧的社會，必然是一個誠信友愛的社會。“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共處。”[1](P14) 如果說，和諧社會是用道德與法律來維系的，其中道德的核心就是誠信友愛。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程度決定著社會生活的質量，決定著社會發展的方向。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都由人與人的關系所決定。因此，誠信友愛，是和諧社會的凝聚劑，是和諧社會的精神內核。墨子的“兼愛”主張正是表現出了這樣一個凝聚劑的功能，它是墨子和諧社會思想的精神內核。

首先，“兼愛”體現了人與人關系的和諧。墨子認為，以“利人”為內容的“兼愛”應該是相互的，而不是單方面的，“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墨子?兼愛中》） 墨子的這種道德信念并不是以等價交換作為前提的，他提出“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墨子?兼愛下》）就是要人與人應該互相關愛，互相幫助，不能只顧自己不顧別人，不能做損人利己的事，更不能損天下之大利以就個人之小利。實踐“交相利”的途徑則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這種精神反映了勞動人民助人為樂的優秀品質，符合下層民眾依靠集體力量以扶危濟困的要求。

其次，墨子指出了實現人與人關系和諧的方法。墨子提出“己先愛人，然后得報”的步驟，“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后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墨子?兼愛下》）。 可見，墨子所主張的愛雖然是相互的，但是這種愛也是利他的，“愛人非為譽也”（《墨子?大取》），更進一步說，在必要時甚至可以為了別人而犧牲自己，為整體而犧牲個人。這比孔子所講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和孟子所說的“推己及人”（《孟子?盡心上》）這些以自己為中心的愛，更為光彩，也更符合人際關系和諧的要求。雖然這些主張相對而言更難以達到，但是對于墨子和墨家門徒來說，他們所信仰的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所提倡的是“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足見墨子大公無私的偉大人格。

再次，“兼愛”利于實現社會的平等與公平和維護社會的安定有序。墨子提出“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墨子?兼愛上》）、“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墨子?兼愛下》）。 墨子“兼愛”的根本意義就是平等的愛，不分所愛對象的社會等級，一律相愛。當然，這種平等，不是指政治上、財產上的平等，而是指思想感情上、態度上的平等。在實現平等公平的基礎上，“兼愛”對于維護社會安定有序也有著重要的影響：“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墨子?兼愛上》） 如果是這樣，社會也會呈現出一派和諧狀態，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

三、墨子和諧社會的構想

“兼愛”作為墨子和諧社會思想的精神內核，是墨子其他主張的理論基礎和出發點。墨子對和諧社會的構想，都是圍繞著“兼愛”而展開論述的。

從“兼愛”出發，墨子大力提倡“非攻”。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更強調國與國之間和諧共處。“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墨子?天志中》）他認為“攻伐無罪之國”（《墨子?非攻下》），“虧人自利”（《墨子?非攻上》），就是最大的不義，與“兼愛”原則是尖銳對立的。“非攻”寄寓了墨子對于消彌戰亂、實現和平、建立和諧世界的理想。

從“兼相愛，交相利”出發，墨子主張通過“節用”、“節葬”、“非樂”來達到“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飽食”（《墨子?天志中》）的和諧社會的經濟目標。“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為”（《墨子?節用中》）。 他主張要像古代圣王那樣，在飲食、衣服、宮室、舟車、喪葬、兵甲等方面，“制為節用之法”（《墨子?節用中》），使王公大臣的消費有一定的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是奢侈。而奢侈浪費，揮霍民財，是“虧奪民衣食之財”、“不中萬民之利”，（《墨子?非樂上》）嚴重違背了“兼愛”原則，更達不到國富民強的目的。

為了達到“刑政治，萬民和”（《墨子?天志中》）的政治和諧，墨子提出了“尚同”和“尚賢”的主張。所謂“尚同”，就是“一同天下之義”（《墨子?尚同中》），“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下之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尚同上》），也即統一思想，統一政令。他所要求的“上同于天子”，就是要上同于堯舜禹湯文武那樣“兼愛天下”的“兼君”；“一同天下之義”，就是要一同于“兼愛”。所以“尚同”正是“兼愛”得以實施的政治制度。而“尚賢”即崇尚和重用賢能的人。在“尚同”這個政治制度之下，擔任行政官職的賢士就是那些能夠實行“兼相愛，交相利”的人，也就是墨子所說的“兼士”。選賢任能的要求是“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墨子?尚賢中》），“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墨子?尚賢上》）。這種作法的本身就體現了“兼愛”的精神。

為了提高“兼愛”主張在和諧社會中的權威性，墨子把“兼愛”上升為天的意志，并把鬼神作為“兼愛”的監護者。他認為，人世的“兼愛”即來源于“天志”：“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墨子?天志中》）“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墨子?天志下》） “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墨子?天志中》）墨子把“天志”作為推行“兼愛”的宗教保障，而“明鬼”則是輔佐天賞善罰惡、實現公正公平的神秘力量，一切不實行“兼相愛”，而搞“交相惡”的人，鬼神就會給予誅伐。

總之，“兼愛”是墨子和諧社會思想的核心和總綱領，既是和諧社會的道德追求，又是和諧社會的經濟政治目標，同時還具有宗教的哲學意義。作為小生產勞動者利益代表的墨子所提出的“兼相愛”的和諧社會理想，盡管是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場，有其歷史的價值和光彩，但在存在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制度下，這些設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四、墨子和諧社會思想的現代價值

“兼愛”是墨子和諧社會思想的核心，也是墨家區別于其他各家的根本標志。“兼愛”要求視人如己，平等地愛一切人。這雖不合于中國傳統的宗法倫理，但卻更易于與現代社會的博愛精神相契合。歷史學家阿?湯因比就曾經說過：“把普遍的愛作為義務的墨子學說，對現代世界來說，更是恰當的主張，因為現代世界在技術上已經統一，但在感情方面還沒有統一起來。”[2](P410) “我想只有普遍的愛，才是人類拯救自己的惟一希望……現代人應當為追求實現沒有階段、沒有限制的普遍的愛而努力。墨子之道的確比孔子之道更難實踐，但筆者認為墨子之道比孔子之道更適合現代人的實際情況。”[2](P413)

墨子的“兼愛”有許多獨特的地方：首先是愛利必須并提。如“兼相愛，交相利”、“愛利萬民”等。在墨子的觀念里，愛人利人必須表現于實際的事功，沒有實際事功的愛就不能稱作真正的愛。所以，雖然從概念上分辨，“兼相愛”可以說是一條最基本的道德理想，“交相利”是這種道德理想在實際中應用的結果，但兩者實際上是一回事。愛利并提使得墨子的思想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的特征。其次是堅持對等互報原則。《墨子?兼愛上》說到：“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的愛是互相的、對等的。愛的施受雙方不再是等級森嚴的兩端，而是兩個平等的個體。在兼愛的背后實際蘊涵著一種人格平等的觀念。這些都和現代倫理觀念有近似之處。

墨子提倡“兼愛”，主要目的是為了批判傳統的宗法制度。儒家倫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宗法制度的基礎之上。它的基本精神是重視親情和血緣關系，一切人際關系和行為規范基本上都以家庭為核心。這種倫理的優點很多，如主張自我反省，一切從自身做起，重視個人德性的修養，重視家庭關系和集體利益，強調義務和奉獻，等等。但是，這種倫理的缺點也不少，如忽視個人權利，個性得不到張揚，權利意識淡薄，等級觀念濃厚以及公德心缺乏。特別是由于長期和實際政治糾纏在一起，儒家倫理所包含的許多負面因素得以泛濫，成為制造社會生活中各種腐敗和黑暗現象的淵源。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過程中，墨子的“兼愛”學說也許可以為之提供某些借鑒。除了“兼愛”比儒家的“仁愛”更接近現代社會的人道、博愛觀念之外，墨家所提倡的利他主義還可以糾正儒家倫理的負面因素在民族心理結構中積蓄的自私、狹隘心理，進而培養我們民族的公德心。而公德心恰恰是判定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不容否認，純粹的利他主義是一種極難實現的道德理想，墨子本人的經歷和墨家后來的遭遇就是一個明證。但是，道德理想的價值本來就不在于它最終能否在全社會實現，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對現實的批判和對個人精神的提升上。正是在同自私自利的比較中，才凸顯出利他主義的偉大；正是通過舍己為公的行動，人們才會獲得某種精神的感召。這也是墨子“兼愛”學說的價值所在。

墨子的這些主張是在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時期的產物，在今天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物質財富大大增多、社會生活已不可同日而語的條件下，有些內容未免顯得過于樸素和簡單。但從總體上看，墨子的這些主張還是有著冷靜而深刻的內涵，而且其所反映的是下層的實際需要和實際利益，因而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和普遍意義。在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作為能反映社會大眾層面的現實生活、并且能積極為普通百姓生存計慮的墨子和諧社會思想也能夠為我們解決現階段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或啟示。我們應當批判地繼承其中的優秀思想成果，從而為當代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注入有益的內容。

參考文獻：

［1］．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英】阿?湯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

［3］（清）孫詒讓．墨子間詁［M］．北京：中華書局，2001．

A Brief Analysis of Mo-tse's Idea of Harmonious Society of Mo-tse

Li Guanghui，Chen Tianya

墨子兼愛范文第3篇

第二作者：趙博，浙江師范大學 法政學院 社會工作101班；

第三作者：金凌儉，浙江師范大學 法政學院 思想政治教育專業091班。

摘 要：春秋戰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墨家思想以其獨特的思想成為顯學，墨家的思想充斥了民本主義，其政治思想為中國政治建設提供了借鑒。本文針對墨子的政治思想進行分析，展示墨家思想的魅力。

關鍵詞：墨子；政治；借鑒

墨子，又稱為墨翟，魯國人。早年的時候墨子曾經拜孔子為師父，“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后來反對孔子的思想，“棄周道而從夏政”。墨子的主張“兼以易別”，“尚賢”，“尚同”，“兼愛”，“非攻”成為墨家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中國哲學思想智慧的精髓所在。

一、“兼愛”與“非攻”

在墨子所處的戰國時期，社會動蕩，人與人之間不相愛，人與人之間關系冷漠，互相殘殺。君臣，父子，不相愛，會倫理道德混亂。所以墨子在《兼愛中》提出，“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臣子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父自愛不愛其子，故虧子而自利。是何也？皆其不相愛。”因此，在墨子看來社會之所以如此混亂的原因都是因為人與人之間不相愛。所以，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在墨子看來，人的天性是趨利避害的，是有功利主義傾向的，即“自利”。所以，只有人與人之間互相愛護，通過兼愛，才能滿足不同人的利益。從而達到“交利”的境界。墨子的兼愛是平等的愛，無差別的愛，區別于儒家的等差之愛。愛自己，愛自己的親人，愛自己的朋友，鄉黨，陌生人，所有的愛都是一樣的，平等的，沒有差別。墨子反對儒家把愛看成是有差等，需要由近及遠。于是墨子提出：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同時，墨子反對戰爭，認為只有兼愛才能做到非攻，減少戰爭，避免勞民傷財。在這里，墨子卻別了攻和伐，認為非正義的戰爭是攻，是不值得提倡的，而正義的戰爭是誅，這是值得提倡的。這里體現出墨子思想的一個有趣的地方，墨子一方面反對戰爭，但反對的僅僅是非正義的戰爭，而不是所有的征伐。

二、“尚賢”與“尚同”

尚賢和尚同時墨子根據兼愛和非攻思想直接引申出來的，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同時認為人的天性趨向于功利，要真正實現兼愛，人與人之間相互得到滿足，必須依靠外在的政治措施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尚同就是指統一的法律制度和標準來約束人們的行為。他認為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未有政長”。這樣造成的后果是人們行動混亂，不能統一行動，缺乏標準。于是天子出現來制定統一的標準，而天子由人民選舉有賢能的人來建立統一的標準。從而達到人們都以自己上級的是非標準為標準，使“上之所是必皆是也，所非必皆非也”。孟子主張尚賢，認為要做到尚同就必須尚賢。墨子反對儒家的“尊賢有等”，“君子篤于親”。認為人民選官員應堅持有能者居之，無能則棄之。主張政權向“農與工肆之人”開放。體現了墨子的民本主義思想，以民為本。

三、“節葬”，“節用”，“非樂”

墨子認為統治者是為人民的服務的，反對統治者鋪張浪費。他認為統治者鋪張浪費會威脅人民的正常生活，主張統治者節省花費，多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同時，墨子主張“棄周道而從夏政”，反對當時主張的厚葬制度，反對鋪張浪費。主張發展農業生產，改善民生。治理民眾，而且會影響人民的正常的生產活動。墨子的這種思想雖然略顯極端，但是在當時卻有著積極作用，對于社會穩定起著重要的作用，反映了孟子樸素的民本主義思想。

四、“天志”，“明鬼”

墨子提出天志，明鬼的思想，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天具有賞善罰惡的能力，主張人民要遵循天的意志。“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同時墨子主張明鬼，認為鬼是存在的，分別有天鬼神，山水鬼神，人死而鬼者。認為鬼神無所不在，無所不罰，有著強大的力量。認為想要“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須要先明鬼。

五、“言必立儀”和“三表法”

墨子提出統治者要制定統一的標準，以便人民遵守。墨子提出“立儀”即“三表”。分別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歷史上記載的古代圣王的言行。其次為“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即人民的意志。最后是“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之利”，即考察社會上的言論。墨子認為圣王的舉措是否符合時宜要看其能否給百姓帶來實際的好處。

墨子的政治思想體現了中國古代的民本主義思想，是中國政治建設的寶貴資源。（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中國古代哲學史上》 復旦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 編 2006.3

［2］ 《中國古代哲學史下》 復旦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 編 2006.3

墨子兼愛范文第4篇

【關鍵詞】儒家墨家仁愛兼愛

【中圖分類號】B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4810（2012）11－0055－02

一 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的內涵

儒家“仁愛”其實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愛，是一種道德責任義務的倡導。儒家“仁愛”主張“愛有差等”，即根據親疏貴賤而施予不同的愛。從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出發，儒家主張在施行愛的過程中以自己為起點，逐漸擴大至他人，即“立愛自親始”。

墨家“兼愛”是圍繞“兼相愛，交相利”這一基本論點展開的。《呂氏春秋》說：“墨翟貴兼。”“兼”的本義是一只手拿著兩顆稻谷，引申為同時顧及事物的幾個方面。在《墨經》中，“兼”表示“整體”“全部”的意思。因此，“兼愛”主要強調的是愛的范圍廣泛，要“兼愛天下之人”。在墨子看來，不管是自己還是別人，無論出身是高貴還是低賤，只要是人，都是被愛的對象，這個愛的對象的范圍應該是“天下之人”，也就是整個人類，也即“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墨家“兼愛”認同人與人之間存在著等級差別，卻又要求別人不分差別地彼此相愛，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之中。與“兼相愛”緊密相連的是墨家的“交相利”的實利主義道德原則。在墨家看來，愛就是利，利即為愛。沒有實際的“利”，就無從談“愛”。

二 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之同

1．愛的對象是相同的

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的相同點在于同樣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愛，所愛的對象是相同的。儒家堅信在一個秩序和諧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是仁愛；而墨家則認為在一個秩序和諧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兼愛，其實這兩種理想的人際關系皆為人與人之間的普遍之愛，不是狹隘的一己私愛。這種普遍之愛是人類之愛，愛的對象是整個人類。儒家有“泛愛眾”“仁者愛人”，墨家有“兼愛天下”。儒家施行“仁愛”的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譬也，可謂仁之方也”，這種方法就是由己及人。“君子之于物，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里“仁”和“親”是兩個概念。“仁”是對親人之外的他人的喜愛。“親”則是對親人或相熟的人的親愛。

2．愛的道德境界是相同的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急劇動蕩，群雄蜂起，諸侯國間頻繁的戰爭陷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先后出現于這一時期的孔子和墨子皆為之憂心忡忡，為救時弊，他們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出發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并以自己的學說“上說下教”奔走，呼吁以圖天下大治。孔子“仁愛”的道德理想與墨子的“兼愛”的道德理想并無根本分歧。墨子將天下禍亂的根本原因歸于因人我之別而產生“交相惡”，為此墨子主張“兼以易別”，使天下兼相愛。如“兼愛”學說真正實施，則“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最終達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理想境界，而這恰恰正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所孜孜以求的理想之治。

3．愛都來自天道的賦予

儒家認為，人的仁愛之心來自于天地之心，即秉承天地之間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周易·復卦·彖傳》中有“復見天地之心”之說。復卦有一陽爻出現，意味著萬物萌生，顯透著生生之意。“天地之心”并不是講天地中有一個實體的“心”，而是講天地流行變化所顯透出來的生命精神，是天地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辭》）天地間存在著“生生”之生命精神，萬物才得以化生，造就大千世界。“生生”之精神，賦予萬物，內在于萬物之中，成為萬物生長之推動力量。宇宙“生生”之理下貫于人，形成心靈生命中的“仁”之品性：“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朱子語類》九五）

墨家認為，兼愛來自于“天志”，上天要求人與人之間“相愛相利”，并且“天欲義，惡不義”（《墨子·天志》）。因為，天的本性是：“天之行廣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墨子·法儀》）所以，儒家的“仁愛論”與墨家的“兼愛論”都具有天道的根源。

三 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之異

1．愛的施行方式不同

墨子的“兼愛”特別強調愛要不分親疏貴賤，對一切人一律同等愛之，這與孔子的“仁愛”思想有所不同。儒家主張“愛有差等”，根據親疏貴賤而給予不同程度的愛。從維護封建社會的綱常出發，孔子主張在施行愛的過程中以自己為起點，逐漸擴大至他人。因此就有了遠與近的距離，有了厚與薄的差異，在這過程中，關系越遠表明愛的程度就越低。儒家的“仁愛”是種“差等之愛”。儒家的愛以血緣為基礎，由內向外，由“愛親”產生漸而推及“愛民”“愛眾”，所維護和強化的依然是封建的宗法制度。而墨子沖破了宗法血緣的藩籬，反對儒家之愛，認為這種愛會引起天下大害，從而明確提出自己的“兼愛”主張。

2．愛的內在根源不同

墨子將天鬼神作為維護兼愛的權威力量，將踐行兼愛作為天意，如果順從天意而行兼愛之道，則上天會獎賞他；如果違背天意而放棄兼愛之道，則上天會懲罰他。依此原理，君主推行兼愛之道的方式便是賞罰：“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于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墨子·兼愛下》）所以，墨家的兼愛，來自于人對上天的敬畏，并用外在的賞罰力量維護人的道德觀。而儒家的仁愛使仁愛成為人的善良天性，從而，就為儒家的道德觀建立了內在的根基。

儒家認為，愛的內在根源，就是人具有仁性。仁是愛的根本，愛是仁的發用：“以仁為愛體，愛為仁用。”（《論語或問》卷四）“仁”作為內在的善本質，要通過“覺”的作用而在心靈生命中顯發為“愛”。而這種“覺”，乃是心的作用，是生命主體的意識。仁是內涵，借“心”“覺”而顯發。如果沒有“覺”，就沒有心靈上的不忍與惻隱，“仁”就無法顯現，就變成“麻木不仁”。通過“覺”，才能使自己的心靈生命同外物、他人的生命精神互相感通。“覺”還表現為人的主觀努力，“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仁作為愛的根基，存在于愛顯現之前，有此根基，愛才有不竭之源泉，若長河源遠流長。朱子云：“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朱文公文集》六十七，《仁說》）這樣的愛才是永恒的、無條件的，這樣的愛才具有倫理價值。

墨家的“兼愛”論如果缺乏內在動力，人的修養就喪失人性的根據，無從談起。墨子從人性上去尋找“兼愛”的動力，將人追求功名之心作為道德修養的內在動力，他說：“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又說，“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兼愛”是一種道德要求，然而，一個人行“兼愛”之道，究竟是為了什么？要達到什么目的？墨子只能從功利這一角度進行分析。他認為，自己在行“兼愛”之道之時，會引發他人的道德行為，從而使自己受益。“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從天道這一層面來看，行“兼愛”之道才能得福和避禍：“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者，天必禍之。”（《墨子法儀》）

四 結束語

儒家“仁愛”和墨家“兼愛”都是中國傳統思想，都表達了人與人之間“愛”的關系。這兩者在我們今天看來難免比當初有差異的地方，是因為我們要結合時代的要求加以闡發。在充分理解它們兩者產生的那個時代的具體含義的基礎上，要結合當今時代的特征，用辯證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它們，分析、鑒別、取舍、改造，使它們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在當今散發出更大的魅力和光芒。這就是我們對待傳統的正確的方法。

參考文獻

［1］鄭杰文、張倩.墨子［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墨子兼愛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墨子思想 企業管理 價值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華夏文化博大精深。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管理思想文化，具有極其豐富的內容和顯著的東方文化特色，并曾產生出光輝燦爛的古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雖然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中國管理思想在近代沒有能夠與產業革命及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相結合，以至于今天一般人都認為科學管理的觀念和方法都來自于西方。但隨著近年來亞洲經濟的強勢運行，東亞“四小龍”的崛起，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視。

墨子作為墨家管理學派的創始人，以其獨到的見解，鮮明的主張對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發展起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其管理思想是中國傳統管理思想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墨子管理思想的挖掘對于促進當今管理科學的發展具有較大的理論價值，對于當今企業管理的實踐亦具有相當的借鑒作用。

一、墨子管理思想概述

1.“兼愛”思想

在墨家的一系列道德理論中，“兼愛”原則乃是貫穿一切和決定一切的關鍵思想。“兼愛”，即“一視同仁地愛一切人”，這是墨子最核心的主張。“兼愛”本義可以更精確的闡述為“像愛自己一樣地愛所有人”。他認為當時社會動亂不安，國家管理者不能治理國家，是由于人們不相愛造成的。為了克服這些弊病，他提出“兼以易別”，即以小生產者所要求的“無差等的愛”代替國家管理者的“愛有差等””，這與儒家倡導“親親”“尊尊”的“推愛”是相對立的。墨子竭力主張“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這些思想使得墨子思想具有內在的合理內核，從而能以其自身特有的價值耦合時代需要。

2.“尚賢”思想

“尚賢”思想是墨子思想體系的又一個重要內容。墨子認為，尊重賢才不僅是治理國家的關鍵，而且是國家政治的根本。他認為“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正是由于賢能對于一個國家如此重要，所以墨子竭力主張在國家的治理上選賢任能。選賢任能是除道家外先秦諸家的一致主張，但墨子的“尚賢”思想打破了門第觀念，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他把賢人的范圍從儒家的“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擴大到“”階級，即農夫、手工業者、甚至屠夫，強調只要有才能，就是賢人，這比儒家更徹底。

3.“尚同”思想

“尚同”思想是墨子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墨子認為，當時社會的混亂，產生于個人意識之間的沖突，要使天下達到太平，則必須使人們的思想達到統一，而這個統一，就是要由下而上，最終歸之于天子之義，達到“天下之百姓，皆同于天子”，“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業。”

二、墨子管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悠遠的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今社會管理領域有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將墨子管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繼承、發展，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仍然有很大用武之地。綜觀國內外現代管理思想，可以發現許多成分與墨子管理思想同源。墨子管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應用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1.現代企業的以人為本管理思想是墨子“兼愛”思想的延伸

“兼愛”是墨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所在。墨子認為，只有“兼相愛交相利”才有“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墨子的“兼愛”思想的實質是“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它通過人們之間的相親相愛來改善人際關系，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使人們既能‘自愛’又能‘愛人’，從而每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滿足。現代管理學上的“人本管理”思想要求企業領導平等對待員工，把員工當成企業運行的主體，尊重每一個員工的思想及其創造的價值，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從而增強企業的綜合實力，創造更大的價值。人本管理的管理思想與墨子的“兼愛”思想實質相吻合，是“兼愛”思想的延伸。

2.現代企業的知識管理思想是墨子“尚賢”思想的實際運用

墨子深刻地認識到于賢能人才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他認為賢能之士乃“國家之珍，社稷之佐也”，必須“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由此看出，墨子十分重視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社會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企業也逐漸意識到知識在當今社會中的重要作用，知識，尤其是存儲于員工頭腦中的隱性知識是一個企業最終發展的能量之源，因此人力資源關乎著一個企業的命運，對人力資源的管理與開發也就決定了一個企業能否在當今日益變化的激烈競爭中保持持久的競爭優勢穩步發展。一些發達國家及其企業重視賢能人才，不惜重金吸引與聘請賢人，為國家注入高附加值的人力資本，為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現代企業的知識管理思想是墨子“尚賢”思想的實際運用。

3.現代企業管理中的企業文化思想是墨子“尚同”思想的新發展

“尚同”思想的本質是建立組織自上而下的統一的思想行動體系，這一思想至今仍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對于企業來說，作為匯集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組織，企業領導必須使全體員工高度認同企業的核心價值觀和核心理念并轉化每個員工自己的行動準則，才能形成一個企業強大的凝聚力。因此，客觀地說，所謂企業文化也就是通過傳播文化的方式加強對員工思想的同化與控制，從而使員工在認同企業目標的前提下，激發巨大的凝聚力與創造力。因此，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培育企業文化思想可以看作是墨子“尚同”思想在現代社會的新發展。

三、墨子管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價值分析

從管理學的角度看，墨子思想中有著很多值得繼承和發揚的寶貴財富，是我國管理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代企業的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1.“兼愛”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價值分析

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實質上是一種柔性管理，它通過人們的“自愛”和“愛人”，從而使每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滿足，這既符合人的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會道德法律規范的要求。墨子的“兼愛”思想用于企業管理中可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對塑造成功的企業文化也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在企業中實施“兼愛”思想，能溝通、協調企業內部上下級之間、同事之間的關系，避免許多矛盾，從而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塑造成功的企業文化。同時，在企業外部實施“兼愛”思想，能夠協調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增進相互之間的理解，形成企業內外的良性和諧關系，從而促進企業的快速發展。

2.“尚賢”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價值分析

墨子認為尚賢是為政之本，主張尊重賢才，任用能人。他提出要考察賢良之士，擴大賢人的范圍，主張“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即使是“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相反，雖然為“官長”，如其不肖，就應當“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墨子的這種不拘一格發現人才，選用人才的觀點對于企業管理來說同樣具有借鑒意義。企業價值說到底就是人的價值，企業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因此，尊重人才、知人善用，是管理企業的根本所在。墨子的這種以才舉人、以德舉人的思想，有助于現代企業人才觀的建立和改善。對真正德才兼備的賢才，無論其出身的高低、貴賤，都應該廣而招之，舉而用之，使企業對人才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使人才樂于投奔到企業中，為企業的發展、壯大發揮出他們的一切聰明才智。

3.“尚同”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價值分析

墨子把“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的“尚同”思想作為治理天下的良方，認為“由君王來統一天下的義”，人們的思想才能統一，社會才不會發生混亂，國家才能得到治理。不僅如此，墨子還認為，“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也就是說，墨子認為，天子和臣民之間的關系是可以互相溝通和協調的。這一思想完全符合現代企業管理理論。在世界500強的許多企業中，企業領導和普通員工的關系相當和諧，企業領導和員工之間的溝通渠道也十分暢通，由于勞資雙方都把企業的利益放在首位，建立信息收集系統，上下級關系融洽，因而形成良性循環，極大地促進了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時統君:墨家倫理思想及其當代啟示.南京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

[2]許立新:墨子管理思想的現代價值.商場現代化，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