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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實驗范文第1篇

碘鹽，吃還是不吃呢？

全民加碘 國人素質提高

碘是一種重要的微量元素，在人體內主要參與甲狀腺激素合成，其生理作用也是通過甲狀腺激素的作用表現出來的。碘缺乏是引起單純性甲性腺腫的主要因素。我國多山地區的居民患此病的較多，故又稱為“地方性甲狀腺腫”。

我國多數地區都屬于程度不同的缺碘地區，我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施病區推廣碘鹽的政策，有效地遏制了碘缺乏病的猖獗流行，但并未徹底糾正碘缺乏病對人群智力發育的損傷。國務院從1995年起推行全民食用加碘鹽，并每兩年進行一次全國性的碘營養監測。

全民食用加碘鹽防止了碘缺乏危害而造成的腦發育落后，提高了人民的素質。我國推廣食用加碘鹽后，人群的智商提高了12個百分點，而推廣碘鹽前人群因缺碘而造成智商的損失達10～11個百分點。

碘缺乏病（IDD），風險依在

雖然碘鹽與人體的素質、智商密不可分，但甲狀腺疾病與碘鹽的關系卻一直是公眾最為關注的話題，甚至被提上兩會代表的議案，有關碘營養過量、停止食鹽加碘的呼聲不斷。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根據我國兒童尿碘中位數（UIE）的監測結果，將我國的碘攝入情況描述為“超過適宜量”。

此后，沿海地區的兩會代表以及媒體都對此給予了高度關注，某些沿海城市開始非正式地允許銷售非碘鹽――以前需要醫生處方才能買到――并呼吁放開非碘鹽的銷售。

全民加碘是國家政策，因此碘鹽的攝入量及放開非碘鹽的銷售都需要縝密的研究和流行病學調查。在這一背景下，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以下簡稱“評估中心”）采用總膳食研究方法開展了中國居民以及沿海地區居民的膳食碘攝入量的研究，結果表明：必須堅持食鹽加碘政策。

我國仍然存在碘缺乏病的風險，尤其是育齡婦女，孕期前和懷孕期間，必須保證充足的碘攝入量。評估中心專家們的研究發現，育齡期婦女的膳食碘攝入量相對較低，有10%左右的人群膳食碘攝入量低于平均需要量，30%低于推薦每日攝入量，存在影響胎兒碘營養狀況的風險。

在一般人印象中，沿海地區的人群應該是不缺碘的，因為他們吃海產品多。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在遼寧、上海、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的孕婦碘營養不足比例甚至高達46%。

2012年5月，國家衛計委下調了碘鹽濃度，由35毫克/千克下調到25毫克/千克。“食鹽加碘水平的下調，可能會帶來更多人群的碘營養狀況不足。”又有人擔心了。

那么，碘鹽和甲狀腺疾病到底有沒有關聯？

碘過量與甲狀腺疾病的關系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社會熱點，有些報道甚至直接說食鹽加碘是甲狀腺疾病的罪魁禍首。還有媒體報道，如果算上甲亢、甲減患者，我國的甲狀腺疾病患者總數可能超過2億，僅在杭州，就有34.7%的女性患有甲狀腺結節。

碘鹽真是甲狀腺結節增加的原因嗎？

為此，杭州市疾控中心和浙江大學的研究人員對9412名成人進行了碘含量測定，以及甲狀腺B超檢查和甲狀腺激素水平檢測。結果發現，與5年前臨床醫生的疑慮正好相反，并非“吃了碘鹽以后甲狀腺疾病明顯增加”，而是食用無碘鹽和飲食口味偏淡與甲狀腺結節患病風險增加有關，這一點在女性中更為明顯。研究發現，正常人群甲狀腺結節的發生率為24%，而尿碘含量偏低的這部分人的甲狀腺結節發生率則為31%。承擔這一課題研究的專家說，碘攝入具有U型特點，即攝入高或攝入低都會引起甲狀腺疾病。

專家們在調查了杭州人飲食結構與碘鹽攝入情況之后發現，杭州人攝入的碘中有74.4%來自于碘鹽，其他食物只提供了25.6%的碘。所以，研究人員認為，碘缺乏癥可能是引起杭州甲狀腺結節的主要風險，對這些人來說，食用碘鹽仍是必要的。

其實，在碘攝入充足的地區也并未發現其與甲狀腺疾病存在相關性。比如瑞士的一項研究就發現，食鹽加碘后甲狀腺腫癌的發病率反而逐年下降了。世衛組織也認為，碘攝入充足地區的甲狀腺癌的發病率低于碘攝入缺乏的地區。所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的專家表示，“碘攝入量增加與甲狀腺癌的發生相關”的說法目前尚缺乏科學依據。

食鹽加碘還須堅持

評估中心的專家說，全民食鹽加碘是全球推薦的最安全、有效、成本最低且效果最持久的消除碘缺乏病的策略，全球大約有70%的家庭食用碘鹽。我國的食鹽碘強化水平經歷了兩次調整，自2012年開始，各省可以自主選擇加碘水平，食鹽的平均加碘量下調至20～30毫克/千克。專家強調，在我國，碘鹽是補碘的主要載體，例如上海市居民實際膳食碘攝入量的63.5%來源于碘鹽。由于一般在我國上市的營養補充劑中均不含碘，如果食鹽不加碘，那么膳食碘攝入量將恢復到食鹽加碘以前，并且使得我國十多年來防治碘缺乏病的努力蕩然無存。

放棄碘鹽導致二次碘缺乏的例子不是沒有。2006年，我國新疆有11個鄉的34個村又出現了新的克汀病患者，共確診15歲以下病人76例。其直接原因就是碘鹽覆蓋率大幅下降，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食鹽加碘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中國疾控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的專家強調，“盡管中國人總體上已經不再缺碘，但我們仍然必須堅持食用碘鹽”，為什么呢？

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們攝入的碘在人體內只能存留100天，因此在缺碘地區，人們100天不補碘就會再次碘缺乏。而在自然環境下，我國是一個碘含量較低的國家，之所以總體上不缺碘，就是因為十多年來我們一直堅持強制食用碘鹽。

海淀實驗范文第2篇

1、電視劇《窮孩子富孩子》演員表。演員有張倬聞，湯鎮宗，李木子，馬羚，米粒。《窮孩子富孩子》是由南方影視節目聯合制作中心出品的一部情感勵志劇，該劇由李平、華寧擔任導演，張倬聞、李木子、湯鎮宗、米粒、馬羚領銜主演。

2、《窮孩子富孩子》劇情簡介。生長在貧困家庭的農村姑娘章雨燕，靠超乎常人的努力跨進醫學院大門，詮釋了梅花香自苦寒來的道理。從社會底層奮斗上來的章志遠，用不懈的努力求證了成功的含義。富家子弟喬楓，在優裕的生活環境中，卻找不到生命的價值；同是富家子弟的田笑，則認為一切皆可交易，而她的哥哥田鷹為躲避風險竟將父親送進監獄。在這些年青人的成長過程中，社會、家庭、學校分別起了重要作用，不同的教育理念，導致了他們不同的人生軌跡。該劇從生活、理想、事業、愛情、友誼等方面，多角度描寫了當代年輕群體眾生相。

（來源：文章屋網 ）

海淀實驗范文第3篇

1、配眼鏡度數最好用適合自己的度數即可，稍微高一點有利于矯正視力，但不宜過高。兒童及青少年配鏡，最好采用散瞳檢影驗光。散瞳可以使調節和調節痙攣消除，從而避免過矯。

2、 矯正視力不必要求過高：戴鏡矯正視力一般不應超過1.0，而以0.8左右能看清上課時的黑板字為宜，千萬不能一味地滿足戴鏡兒童自己的要求，他們往往希望戴鏡的視力越清楚越好。

3、配鏡前的試鏡非常重要，一定要認真，要有充分的試戴時間一般應超過半小時。試鏡要做到“四看”和“多動”。“四看”即看遠、看近、看天、看地；“多動”即戴上試鏡片要走一走、動一動、上下臺階、活動活動，扭扭頭部、適應適應，認真地體會和觀察，直到確實沒有感覺任何不適之后，再處方配鏡。

（來源：文章屋網 ）

海淀實驗范文第4篇

改革驅動中國經濟的長周期

對中國經濟長周期的理解，有三個關鍵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高速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是什么？這些因素的近期變化是否導致潛在增長率在放緩以及放緩的程度有多大？判斷中國經濟未來增長趨勢需要關注那些新的因素？

生產效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從結構上看，根據增長會計法，從供給面可以把一個國家經濟增長解構為三個基本部分：勞動力的增長、資本的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通過比較這三個部分的貢獻我們可以窺測增長的驅動力。通過分解并對比世界各國從1992年到2007年的增長，結果顯示，TFP增長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達到一半左右，占比顯著超過同時期的發達國家和亞洲新興國家。亞洲四小龍在同期TFP只貢獻了約1/3，其他7個亞洲發展中國家只貢獻了約1/5。這說明過去20年，TFP的增長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很大。

從技術上講，這樣估算的TFP增長是個殘差，也就是GDP增長中勞動力和資本存量變化不能解釋的所有部分，而GDP的年增長率受需求變化的影響大。也就是說，TFP的年增長率部分反映短期總需求變動，而不完全是生產效率的變化。為了消除需求波動的影響，經濟分析中往往采取濾波方法取得TFP增長的趨勢，并在此基礎上結合勞動力和資本變化估算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潛在增長率的三次顯著提升均與改革有關。利用HP濾波對過去30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長率進行測算，結果顯示潛在增長率有三個快速增長期，而且都與TFP的提高相吻合，這背后主要體現的是體制改革的紅利：20世紀80年代初，以為核心的農村改革開始，帶來農業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90年代初，“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大；21世紀初，加入WTO進一步提高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水平。

需要強調是，加入WTO從兩個方面提高了TFP。第一，隨著進出口規模的擴大，外商投資的相應增加，中國企業全面參與了全球競爭，從技術、管理等方面提高了生產效率。第二，出口的擴大為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創造了條件，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人口中處于生產年齡階段的人數逐漸超過凈消費人口，加上農村的大量富余勞動力，經濟面臨內部需求相對于潛在生產能力嚴重不足，和大量人口失業的雙重挑戰，加入WTO就是在這個關鍵的時期為中國經濟供給潛能的釋放提供了機遇。

潛在增長率放緩

潛在增長率由“十一五”期間的10%以上回落到目前的9%左右，尤其是2008年以來潛在增長率下降比較明顯，主要由三大誘因造成：

一是入世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已經逐漸釋放。一方面，中國的開放度在入世后明顯上升，從20世紀90年代末不到40%攀升到全球金融危機前的60%以上的水平，顯著超過其他大型經濟體，繼續上升空間已經有限。而此后由于金融危機的沖擊，外需疲弱，貿易開放度已回落到50%左右，是中國回歸大陸型經濟的必然現象，代表需求方面更平衡的增長。另一方面，也說明來自國際市場競爭的效率的提高對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降低，生產效率的上升更多地要依賴良好的內部競爭環境。

二是農村可轉移的富余青壯年勞動力越來越少。目前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半閑置和完全閑置的15～35歲勞動力顯著減少。據估算，目前這部分人口已經從1990年的1.3億人下降到目前的0.3億人，說明農村可以轉移到非農產業的青壯年勞動力已經所剩不多。過去20年勞動力在部門間、城鄉間轉移是全TFP增長的重要載體，因此TFP增速必然受到限制。

三是房地產泡沫對實體經濟的擠壓。近幾年地價、房價過快上漲，推高了地租價格，擠壓了消費，對房地產的過大的投資性需求降低了資源的配置效率，加劇了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尤其是城鄉之間的差距。這些因素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效應隨著房價的上升而逐漸累積。

體制改革可以防止增長率大幅下降

投資不會大幅急降，對增長形成支撐。中國在過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長過程中累積了大量的資本，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投資的邊際回報遞減，但未來十年投資增速不會大幅下降，主要是因為：

一是人均資本存量尚低，追趕效應還在。目前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相比尚存較大的差距，例如2008年，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僅為日本的17%、美國的18%左右，也比我國臺灣地區、韓國的人均水平都要低，說明和經濟追趕效應相關的投資需求仍然較強。

二是人口結構造成高儲蓄率，從供給方支持投資。我國生產者/凈消費者的比例目前為128%左右，到2015年前仍處于上升的階段，這樣的人口結構意味著儲蓄率在未來不會大幅下降，仍將維持在較高的水平。而費爾德斯坦-堀岡之謎提出，即便在國際資本充分流動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儲蓄率與投資率之間仍然相關。這對于人口眾多、資本賬戶不充分開放的中國就更是如此。

勞動力增速下降對經濟增長影響有限，勞動力轉移減緩將限制TFP提升。從勞動力供給的情況看，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將使勞動力增速下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速在20世紀80年代的平均增速為2.7%，90年代和2000年以來均為1.3%，但未來十年平均增速只有不到0.2%，預計到2016年左右，我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的增速將逐步下降到0。勞動力總量的變化有些外延的影響，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可能超過簡單的模型所能估算的。但總體來講，對未來經濟增長有更大影響的，可能還是勞動力從農業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轉移速度放慢。

隨著青壯年人口比重的下降，未來農村可轉移勞動力的數量還將下滑，而且轉移的空間會越來越小，因為農業生產對勞動力有最低的需求。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和空間當然不僅僅和勞動力總量以及勞動力的年齡結構有關，城鄉戶籍管理、民營企業經營環境、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城鎮的住居成本等都會受到影響。非勞動力供給本身的因素要看未來相關政策的演變。

量化勞動力轉移放緩對未來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既存在數據上的困難，也存在體制與政策上的不確定性。但是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勞動力轉移歷史得到一定的啟發。

中國過去30年的勞動力轉移大致有兩個政策偏緊期和兩個政策寬松期：第一個政策偏緊期是改革開放最的1978～1981年，那時農村改革剛剛起步，農村戶籍管制還很嚴。第一個政策偏松期是1982～1993年，期間隨著鄉鎮企業發展，政策放寬城鄉移居，勞動力大量在部門間與城鄉間轉移。第二個政策偏緊期是1994～1998年，期間諸多省份對農民工進城新設限制。第二個政策偏松期是1999～2005年，期間地方限制進城的措施取消，勞動力加速從農業和農村轉移出來。兩個政策偏松期的全TFP平均增速為3.4%，比兩個政策偏緊期的TFP增速大約高0.4%。如果扣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兩者差別大約為0.3%。

改革可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研發資本存量的增長、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政府效能指數等在統計上都顯著影響TFP的增長。而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些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一是研發投入與存量低。2007年中國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只有1.4%，低于德日美等國家，由于過去每年的投入比較低，中國研發資本的存量和發達國家比差距更大。二是人口教育程度仍然較低。2010我國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為8.2年，顯著低于美日韓國等國家。三是政府和相關的公共服務的效率較低。根據世界銀行測算的政府效能指數，在-2.5至2.5評分尺度中，2010年中國得分僅為0.12，遠低于發達國家1.4～1.5的水平。

中國正處在一個增長放緩的長周期的開始階段

我們按照未來十年勞動力年齡人口的增速的預測，同時參照過去十年資本存量增長的趨勢，加上對TFP兩種情形的假設，對未來十年經濟增長的可能區間做出研判。TFP的預測分為基準和改革兩種情形，主要差別在于對影響TFP的主要因素的未來發展之假設不同：

基準情形下，影響TFP的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等因素，按照歷史速度（2001～2007年）增長。“十二五”期間的潛在增長率的均值為8.0%左右，“十三五”為6.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5.5%。

改革的情形下，這些因素在未來十年加速追趕美國。而且，改革情形下，限制勞動力轉移的體制/政策因素逐步消除。“十二五”期間的潛在增長率的均值為9.0%左右，“十三五”為8.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7.5%。

這種對未來的情景假設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這種看似簡單的模擬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經濟增長的放緩趨勢不可避免，這里面有人口結構的根本性因素，也有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發展階段后追趕效應的遞減。第二，通過體制和結構改革提高效率的空間還比較大，雖然不能避免增長率放緩，但可以防止大幅下降。如果說過去十年，加入全球化競爭和勞動力轉移是生產效率提高的主要來源，未來十年更多需要依靠降低內部的一些體制性束縛，提高競爭，改善資源的配置效率。

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名義值已經達到4300美元，估計2011年將超過5000美元。根據香港、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的歷史經驗，在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與13000美元之間增速下降1～3個百分點。相比之下，我們的基準情形下降3.4個百分點，改革情形下降2個百分點。說明我們的模擬基本符合國際經驗。

外部沖擊和宏觀調控主導短周期

短周期波動的市場經濟特征增加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圍繞長期增長趨勢的短周期波動呈現幾個鮮明的特征，總結20世紀90年代中期，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的短周期的驅動因素對判斷未來走勢有幫助。

市場經濟體制下短期波動幅度和過去比較顯著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分為兩個顯著不同的階段：前者是仍以政府計劃為主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階段，我國經濟波動幅度較大，波動周期較短，主要受政府經濟計劃影響，呈現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治亂循環”。后者則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階段。我國經濟波動幅度大為降低，經濟波動的頻率也有所降低。計劃主導和市場體制下經濟周期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是市場價格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加大。1992年以前，我國經濟中資源配置仍然以政府計劃為主導，國有企業并不面對市場，因此造成政策一放松，企業的投資和生產熱情就高漲，但資源價格缺乏彈性使得企業的擴張活動缺乏約束，直到宏觀經濟擴張受到資源瓶頸的制約難以為繼，政府的指導性計劃被迫轉向，于是國有企業生產出現急劇下滑，經濟呈現大起大落。1992年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后，主要產品價格基本由市場決定，價格體系的靈活性大大增加。在面對供給或需求變化時，價格的彈性變動調節了消費和投資行為，吸收了部分沖擊，降低了經濟活動的波動。 二是增長的制約因素從供給向需求轉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從短缺型經濟過渡到供給充分型經濟，制約增長的主要因素不再是供給短缺，而是需求不足。因此，以總需求管理為導向的反周期宏觀政策有了較大的操作空間，對經濟的周期波動起到抑制作用。

出口和投資成為短周期波動的主導因素。當經濟從供給不足轉變為需求不足，經濟的短周期波動主要體現為總需求的變動。而從拉動總需求的三駕馬車看，出口和投資的波動性較大，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則相對穩定。1995年以來消費對GDP增速的拉動平均為4.6個百分點，高點和低點分別為6.0和3.4，其對增長波動的影響遠遠小于出口和投資。

一是外需沖擊造成經濟增長探底。1995年以來，凈出口對我國GDP的平均貢獻為0.9個百分點，在GDP平均增長率9.9%中占比并不高，但是波動很大。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均造成出口大幅下滑。

二是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波動大。1995年以來，投資對GDP增速的貢獻平均為4.5個百分點。相對于出口主要受外部沖擊影響，投資波動的原因則更為復雜，其中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主要由企業進行，其波動既有自身內在的周期性因素，也受到宏觀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影響，而基礎設施投資則主要由政府進行，受財政政策的影響比較大。

宏觀政策既有逆周期的特征也受政治周期的影響。市場經濟環境下宏觀調控政策主要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構成，著力點是總需求管理，在我國主要體現為對投資的影響。1995年以來的宏觀調控的軌跡顯示，投資波動既反映政策對于外部沖擊的逆周期反應，同時也受政治周期的影響。

一是政府主導的投資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基建投資主體以政府為主，其增速主要取決于財政政策。1995年以來的基建投資增速顯示，財政政策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每屆政府任期內，或每個五年計劃期內，都存在一次基建投資大規模加速的現象，一般發生在每屆政府的第一年或五年計劃的中期。

二是貨幣政策有明顯的逆周期特征，尤其是對外部沖擊的反應。1995年以來三次大的宏觀經濟刺激政策，都起因于經濟在外生沖擊下有大幅下行的風險。在面對外生沖擊時，為了避免經濟增長大幅下降，貨幣政策顯著放松，支持內部需求，其影響主要體現在投資上。相反，在總需求增長過快，通脹壓力加大時，貨幣政策則緊縮，主要傳導渠道也是通過投資的放緩來抑制總需求過快增長。

三是宏觀政策對增長和通脹的影響滯后。歷史數據顯示，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和通脹存在顯著的滯后作用：一般信貸增速領先經濟增長1～2個季度，而經濟增長領先通貨膨脹3～4個季度。政策的滯后影響若和新的外生沖擊在同一方向疊加時（比如政策緊縮加上外部需求突然下降）經濟的波動幅度就會超過政策調控的意圖，反之亦然。

短期內總需求增長動能放緩

基于以上分析，結合近期的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我們對短周期增長的總體看法是，外需疲弱和房地產投資放緩是抑制總需求增長的內在動能，最終也會影響制造業投資。

從周期性因素來看。首先，外需增長乏力預示出口對GDP增長貢獻下降。從短周期的角度看，出口增長主要取決于外需的增長，而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受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影響，前景不樂觀。OECD經濟景氣領先指標（CLI）與我國出口增速存在高度相關性，該指標近期連續走低，顯示短期內我國出口增長面臨失速的風險。其次，去杠桿化減弱投資增長的內在動能。我國投資主要由四部分構成：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制造業和其他，2011年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分別為22%，25%，34%和19%。其中，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主體主要是政府，其增速主要取決于政策；其余三部分投資的主體主要是企業，在既有的宏觀政策條件下，更多受到市場環境和經濟運行周期的影響。從投資的內在動能看，2012年投資增速趨于放緩。

從結構性因素來看。一個經常被引用的結構性因素是產能的短缺或過剩。產能的利用率本身是個周期性現象，需求強時產能利用率高，增長弱時產能利用率低，所以只有超出經濟周期上下波動的產能短缺才會導致企業新的投資周期。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比例較大的電氣機械制造業、黑色及有色金屬冶煉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目前都處于相對低位。重點行業的產能過剩或沒有明顯短缺，并不支持新一輪大規模投資的開始。另一個可能影響固定資產投資的結構性因素是制造業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制造業的投資增長。但是這個因素已經存在了幾年，恐怕難以抵銷出口和房地產放緩對制造業投資的影響。從歷史數據來看，產業轉移的速度和整體制造業投資增速的相關度并不顯著。

政策支持增長的空間增加

以上分析顯示需求增長的動能較弱，但宏觀政策已經開始微調，如果外部沖擊擴大，政策調整的力度還會加強，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支撐作用。

通脹下行為宏觀調控支持增長提供了空間。從歷史數據顯示的政治周期來看，2012年基建投資大規模擴張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宏觀政策逆周期的態勢不會改變，過去幾個月的一個正面發展是通脹下行的態勢基本確立，為支持增長的政策操作提供了空間。

從貨幣政策來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處于21.5%的歷史高位，對國有大銀行的信貸控制也處于偏緊的狀態。因此，貨幣政策仍存在放松的空間。過去一年宏觀審慎管理在抑制信貸擴張方面也發揮了作用。但宏觀審慎管理本身也是逆周期的，其和宏觀調控發生大的沖突的可能性低。

從財政政策來看，結構性減稅將是新看點。由于過去幾年政府的稅收收入增長較快，結合“十二五”促進民生、調整經濟結構的目標，政府的結構性減稅政策存在較大空間。近期的一系列稅收改革試點雖然短期內對于整體稅負影響不大，但是預示了減稅的政策方向。預期未來會有進一步的稅收改革舉措，給企業和私人部門帶來實質性的稅負降低。

政策調控有空間，但大規模擴張刺激的可能性不大。前幾年的極度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尤其是貨幣和信貸存量相對于經濟規模的大幅擴張構成影響未來物價和資產泡沫的隱患因素。另外，房地產調控處在關鍵時期，放松的可能性小。雖然現在對一些行政性的控制手段有爭議，但我們認為對房地產的調控將是長期性的。一方面高儲蓄容易導致對房地產的投資性需求；另一方面，城鄉的二元結構意味著房價的上升在中國未來的城市化過程中有獨特的社會公平的影響。長遠看，存在市場化調控手段尤其是稅收政策取代限購、限價政策的空間。短期看，對貨幣和信貸的放松意味著行政性措施放松的可能性更小，否則貨幣條件的放松很容易傳導到房地產的投資和投機性需求，引發房地產泡沫化的反彈。

2012年處于短周期的什么位置

上述分析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外需疲弱和投資去杠桿化，將導致2012年出口和投資等經濟增長引擎動能減弱，經濟增速將較2011年放緩是大概率事件。但是，逆周期的宏觀調控將限制增長下降的幅度，經濟硬著陸風險不大。在我們的基本假設情形下，經濟增長將從2011年的9.2%降到8.4%，環比增速呈現前低后高的走勢，但同比增速的低點將于年中前后出現。2013年增長維持小幅上行的態勢，全年達到9%。這可能比當時的潛在增長率稍高，但需求過熱的程度不會很大。

首先，按照過去的規律，預計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將在2013年有較大的提速。地方政府換屆完成對投資的拉動影響可能在2013年有充分的體現。

其次，房地產的去泡沫化會持續一段時間，形成對相關投資的負面壓力，持續多長時間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但我們的基本判斷是房地產投資大幅下降和以逆周期為導向的宏觀政策的緊縮不大可能重疊。如果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構成較大的負面影響，政策對總需求的支持存有空間。

海淀實驗范文第5篇

關鍵詞：輸電線路 防雷措施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a 110 kV power transmission lines and the research of ray against accident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summary, and analyzes the opera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 the lightning protection, and combining with the, and puts forward the difference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 operation lightning protection measures. These measures can be a powerful guarantee in lightning protection, improve the power supply reliability.

Keywords: transmission lines lightning protection measures

中圖分類號：TU8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概述

該線路地處某地區，線路大部分位于山區，該地區的平均雷暴日達70日，雷電活動頻繁，因雷擊引起的線路跳閘率較高，嚴重影響了線路的供電可靠性，因而急需對其進行防雷改造。

二、降低桿塔的接地電阻

降低桿塔沖擊接地電阻是通過降低桿塔的工頻接地電阻，進而提高輸電線路反擊耐雷水平的一種輸電線路防雷技術。架空輸電線路桿塔接地對電力系統的安全穩定運行至關重要，降低桿塔接地電阻是提高輸電線路耐雷水平，減少輸電線路雷擊跳閘率最主要的措施之一。降低桿塔接地電阻可以明顯提高輸電線路的耐雷水平，防止反擊發生。降低桿塔的接地電阻是所有措施中最基本最有效的方式。在我國規程規定桿塔的工頻接地電阻一般為10Ω--300Ω，根據土壤電阻率的大小，有不同的取值范圍。

三、在易擊段架設耦合地線

架設耦合地線是在雷害事故多發區，線路的易擊段，在導線下方增加一條接地線，以提高線路的反擊耐雷水平，降低雷擊跳閘率的防雷技術。對于已運行的雷擊故障頻發的線路段，可以采用架設耦合地線的措施進行防護。根據架設的位置不同架設耦合地線技術分為兩類：把直接架設在線路導線下方的稱為直掛式耦合地線；把平行架設在線路兩側(或一側)的稱為側面耦合地線。架設在線路兩側的耦合地線即側面耦合地線，位于導線兩側，有效地增加了地線的屏蔽作用，對線路繞擊的防護也具有有較好的效果。

耦合地線也是一種有效的防繞擊措施，因為：

(1)它具有分流作用和增大導、地線之間的耦合系數，減少了等值波阻抗，使絕緣子上的電壓減小，從而提高耐雷水平。

(2)增加雷擊桿塔雷電流的分流作用，使塔頂電位降低。

(3)能提高桿塔與導線處的“地’’電位，使桿塔有效高度相應減小(因導線所處大氣電場等電位面相應降低)，從而在雷擊塔頂時導線上感應電壓分量減小，相當于桿塔本身電感量減少，有利于提高耐雷水平，降低跳閘率。運行經驗表明，安裝耦合地線是降低線路雷擊跳閘率的重要措施之一。

四、在易擊段增加絕緣子，加強絕緣水平

加強絕緣可以減少雷害事故的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力行業標準DL／T620．1997的《交流電氣裝置的過電壓保護與絕緣配合》中指出：在海拔不超過1000m的地區，110kV輸電線路的懸垂絕緣子串的絕緣子個數應該不少于7個，最好選8片，對于新建線路最好應該增加1片。對于大跨越檔距全高超過40m的桿塔，每增高10m，應該增加1個絕緣子。絕緣子型式一般采用XP型玻璃絕緣子。

該110kV輸電線路大部分的絕緣配合均采用有機玻璃絕緣子，在該區把原來的瓷絕緣子換成玻璃絕緣子后，線路絕緣水平有所提高，閃絡事故得到了改善，因為玻璃絕緣子失效表現為零值自破，玻璃絕緣子的失效檢出率比復合絕緣子和瓷絕緣子的高很多，從而大大降低了絕緣子的維護檢測工作。但線路易擊點的桿塔絕緣配置還需進一步加強，建議增加現有線路易擊桿塔的絕緣子片數，增加線路電氣絕緣強度，以提高耐雷水平。

五、在易擊點安裝線路避雷器

在輸電線路易擊點安裝線路避雷器是通過在線路易擊點上安裝線路避雷器，目的是將線路絕緣子串與線路避雷器并聯，以提高避雷器安裝處線路的反擊和繞擊的耐雷水平，有效保護絕緣子不發生閃絡事故，從而降低雷擊跳閘率。

安裝線路避雷器的目的是提高線路的耐雷水平，因此，必須達到以下兩個目的：a，被保護線段內桿塔遭受雷擊時，保證被保護線段內的絕緣子不發生閃絡；b，被保護線段外桿塔遭受雷擊時，保證被保護線段內的絕緣子不發生閃絡。線路避雷器的防雷水平原理為：線路避雷器可以提高絕緣子的耐雷水平。將線路避雷器與絕緣子串并聯安裝，當雷擊線路發生繞擊或者反擊時，或者雷擊桿塔在絕緣子串兩端產生的雷電過電壓超過避雷器動作電壓時，這時避雷器發生動作，利用氧化鋅片的非線性伏安特性，限制避雷器殘壓低于線路絕緣子串的閃絡電壓；雷電流經過避雷器的泄放后，流過避雷器的工頻續流僅為毫安級，工頻電弧在第一次過零時熄滅，線路兩端斷路器不會跳閘，系統恢復到正常狀態。裝設線路避雷器后，線路能夠耐受的雷電流超過安裝前線路的耐雷水平，從而提高了線路的繞擊和反擊耐雷水平。

安裝線路避雷器必須考慮經濟性能，盡量減少安裝避雷器數量又達到防雷的目的。因此，它與線路的絕緣水平綜合考慮，選擇在輸電線路易擊段或者易擊點上安裝線路避雷器。若線路遭受雷擊，高幅值的電壓波在線路避雷器先放電，保護絕緣子不發生閃絡。應該選擇在多雷區，桿塔是易擊桿塔，并且周圍無其他屏蔽建筑物的桿塔為宜。這樣既可以提高線路的耐雷水平又減少繞擊跳閘率，達到綜合防雷的效果。

金屬氧化物避雷器MOA保護特性好、通流容量大、動作反應快，用于無架空避雷線的110 kV線路，效果良好。在輸電線路的終極桿塔上安裝線路免維護避雷器，對配電線路進行保護，能有效的減少配電線路的雷害過電壓造成的線路故障。但是避雷器的防雷保護范圍較小。110 kV線路型避雷器提高線路耐雷水平有影響，保護范圍約200 m，故在易擊點或者易擊段處桿塔分別加裝間隙性線路避雷器。

在避雷器的選型上應選用保護性能好的氧化鋅避雷器，逐步淘汰碳化硅避雷器，為了保證避雷器適應中壓電網的內過電壓狀況，不在內過電壓下動作損壞，可適當提高氧化物避雷器的額定電壓和荷電率。具備防爆脫離功能和免維護的無間隙金屬氧化鋅避雷器。

在安裝避雷器對線路進行保護的同時，應該注意的是避雷器的接地問題：要防止避雷器的接地電阻超標問題。避雷器的接地電阻不應大于10Ω。

六、易擊段采用并聯間隙技術

輸電線路并聯間隙技術是利用在絕緣子串兩端并聯一對金屬電極構成間隙，使雷擊線路時閃絡發生在該間隙處，從而保護絕緣子串免受電弧灼燒的一種輸電線路防雷技術。在架空輸電線路上，安裝線路防雷的可調式保護間隙，保護間隙具有手動調制功能，根據輸電電線路安裝的絕緣子類型，并聯間隙裝置分為瓷和玻璃絕緣子用并聯間隙裝置和復合絕緣子用并聯間隙裝置。保護間隙制作為兩個球頭間隙，這樣可以避免了輸電線路使用其他形狀的間隙而出現的電暈損耗。球型間隙放電時，電弧會沿羊角迅速向上移動而被拉長，因而容易自行滅弧，間隙不會嚴重燒傷。

七、避雷線采用“0"保護角

對于llOkV輸電線路，在防止繞擊雷方面，避雷線保護角越小則防繞擊效果也越好。本線路已全線架設雙避雷線，只是在某些線路段，保護角超過了國家標準，有些保護角達到了近50℃，其防雷性能保護效果不佳。但是對于已投運的線路改變避雷線的保護角的工程是非常大的，我們對于已投運的線路，一般不采用改變線路避雷線保護角的方法，而是采用以上其他的辦法來彌補不足，比如加設側向避雷針等方法。

八、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