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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即將一年,效果究竟如何?遇到哪些問題?記者采訪了有關人士。
一問:單獨二孩政策“遇冷”了?
106.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符合政策預期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出生人口1687萬,比2013年多出生47萬人。
國家衛生計生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透露,截至2014年年底,全國共有106.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基本符合預期。預計2015年,受單獨二孩政策影響,出生人口比2014年多100萬左右。全國符合政策單獨夫婦1100萬對,其中“80后”約占70%。在我國育齡婦女趨于減少的情況下,出生人口不降反升,這表明單獨二孩政策的效果正在顯現。
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之前,全國摸底調查和數據演算預測結果都顯示,單獨二孩政策能夠覆蓋的目標人群數量在1100萬對左右。全國單獨且已育一孩家庭期望生育二孩的比例約為60%。多家機構測算,單獨二孩政策后,每年新增出生人數將在100萬到200萬的水平間波動。目前,距離全國政策平均落地時間9個月后,全國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的數量就已經達到106.9萬對,說明單獨二孩政策的開局符合預期。
翟振武指出,有人說單獨二孩政策“遇冷”,這是一種誤讀,需要加以厘清。其一,把1100萬對的目標人群數量直接等同于新增出生人口總量,這種做法忽視了二孩生育的意愿或比例,相當于認為所有已育一孩的“單獨”夫婦都會生育二孩。其二,把某一年的“單獨”夫婦申報規模與1100萬對相比較,這既沒有考慮生育二孩的意愿,也沒有考慮二孩生育是在幾年內才完成的規律。其三,各個省的生育意愿有較大差別,雖然全國平均生育意愿是60%,但大城市和東部省份一般會低一些,西部和中小城市會高一些。目前有的省二孩申報的數量高于預期,有的省低于預期,都是正常的。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許穎指出,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全國各省份并不同步。目前,29個省(市、區)都已經實施單獨二孩政策,新疆、尚未實施。單獨二孩申請數呈現出“先高而后平穩”的趨勢。按照現有申請數據的平均趨勢估算,各省政策實施滿一整年,到2015年6月,預計單獨二孩申請數量150萬對左右。
二問:普遍二孩能緩解老齡化?
專家稱只會適當調節老齡化水平,改變不了大趨勢
有人認為,目前很多城市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實行普遍二孩政策可以緩解人口老齡化趨勢。這種說法正確嗎?
南開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原新認為,按照人口自身的發展規律,當死亡率水平維持在很低狀態且高度穩定時,未來的人口老齡化過程將主要取決于生育率的變動。當前的單獨二孩生育政策以及未來某個時點或要實行的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均是對生育政策的微調,只會在一定程度上適當調節人口老齡化水平,改變不了人口老齡化的大趨勢。
原新說,調整生育政策對60年之內的老年人口規模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單獨二孩生育政策增加的出生人口主要發生在2015年以后,這些新增出生人口要到60年以后才能變為老年人口,即2075年以后。只要死亡率模式不變,無論單獨二孩抑或普遍二孩,2075年以前各年度的老年人口規模均是一樣的。
原新表示,適度放寬生育政策,可以減緩人口老齡化進程、降低人口老齡化水平。生育政策越寬松,人口老齡化緩解程度越大。如果一直實行單獨二孩生育政策,2030年人口老齡化水平為24.9%,2050年為34.0%;如果在單獨二孩基礎上再進一步實行普遍二孩,相同時點的人口老齡化水平分別為24.7%和33.1%,后者達到同一個老齡化水平的時間比前者可推遲1~3年。
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認為,促進人口生育率的回升,不會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進程產生根本的影響,也就是說,在普遍允許生育二孩的情況下,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口比例仍然將比現在翻番,超過31%。
原新認為,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規模達到峰值9.4億,此后連續兩年減少。這種變化,只是勞動力人口增量由增加轉為減少。但是,勞動力人口存量依然龐大,且要維持很長時期。21世紀20年代中期以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始終保持在9億以上,21世紀4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在8億以上。這只是勞動力資源的底數,未來還會在此基礎上持續擴大。因此,勞動力規模巨大的特征將長期保持,就業壓力會長期伴隨中國的發展。
三問:“低生育率陷阱”有無根據?
專家稱總和生育率上升明顯,生育危機沒有根據
最近,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由于撫養孩子成本太高,人們的生育愿望偏低,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率陷阱”。
對此,翟振武指出,2012年我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約為1.499,2013年提高至1.513,2014年又提高至1.579,如果按照2015年1800萬的年度出生人口數量推算,2015年我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1.7左右。總和生育率上升的趨勢是十分明顯的。有人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斷定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至1.18的水平,今后還將越來越低,已經到了“危機”和“陷阱”的境況,顯然距離事實太遠。
翟振武說,中國農村人口還占很大比例,農村的總和生育率基本都在1.8以上,即使城市的總和生育率在1.0左右,中國的平均總和生育率也不會低到1.18的水平。中國目前的政策生育率是1.47,也就是說,全國所有的人都按政策生育,平均每個婦女也生1.47個孩子。因此,判斷中國已陷入“生育危機”,今后出生人數不可能增加,恐怕是沒有根據的。
關鍵詞:學前兒童;心理衛生
文獻報道[1],兒童心理衛生問題的發生率為10.5%~15.3%。家庭因素及父母對孩子的行為習慣和心理活動有重要的影響作用[2]。兒童心理衛生問題是兒童期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而且正常與異常之間缺乏明顯的界限。為系統了解本地區學前兒童心理衛生問題,本文對嘉峪關地區八所幼兒園4~6歲兒童進行心理衛生問題的調查,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2013年9~12月選取嘉峪關地區八所幼兒園的4~6歲日托兒童作為調查對象,調查人數1080人,其中男性578人,女性502人,男女之比1:0.87.
1.2 方法
1.2.1內容參照國內有關研究[3],采用自行設計編制“學前兒童心理衛生問題調查問卷表”,問卷包括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兒童的基本情況及家庭狀況,如性別、年齡、是否獨生子女、家庭類型、居住情況、父母文化程度及職業等;第二部分包括不良生活習慣、多動、頑固性習慣及運動行為問題如脾氣暴躁、挑食、厭食、咬指甲、吸允手指、說謊、罵人、自私語言障礙等23項。
1.2.2 問卷表由家長及幼兒園老師根據兒童日常表現填寫,填寫前向家長說明調查的意義及項目要求,當場收回問卷,兩周后抽取200名兒童重測,一致率在0.74以上。
1.2.3采用SPSS13.0計算軟件進行數據統計,計數資料以百分比或率表示.,差異的統計學比較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家庭結構與父母受教育程度
2.1.1調查1080名兒童中,核心家庭843人(占78.06%),復合家庭189人(占17.5%),單親家庭48人(占4.44%)。獨生子女746人(占69.07%)。父母文化程度大專以上314人(占29.07%),高中以上472人(占43.70%),初中以下294人(占27.23%)。
2.2 兒童心理衛生問題調查結果
2.2.1單項檢出率從3.98%~58.85%,23項單項檢出率平均28.76%,超過25%有6項,男孩平均每人檢出3.87項,女孩平均每人檢出3.41項,有非常顯著差異(χ2=18.48 P
2.2.2 各個年齡段心理問題不一致,4歲組平均每人3.89項,5歲組平均每人3.61項,6歲組平均每人3.48項,提示隨著年齡增長心理衛生問題有減少趨勢(P
3 討論
兒童心理衛生問題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從本次調查來看,發生率高于文獻報道,男孩多于女孩,兒童心理衛生問題隨著年齡增長有減少的趨勢(P
參考文獻:
[1]項全申,門振興,傅文芳.中國兒科專家經驗文集[M].沈陽:沈陽出版社M1994:739.
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訴訟活動更加依賴于科學證據的證明價值。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已經在科學證據可采性領域中形成了較具代表性意義的評價機制,其科學證據的可采性標準,從弗賴伊規則(Frye Rule)的“普遍接受標準”演進成了多伯特規則(Daubert Rule)的“綜合觀察標準”,從而在推動科學證據可采性標準變革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這個“多伯特規則”就來自1993年轟動美國的“多伯特訴梅里爾·道制藥公司”案……
案情回放:本滌汀藥物引發的現實噩夢
多伯特太太在懷孕期間,常常出現嚴重嘔吐的生理現象。為了抑制孕吐,她經常服用一種名為本滌?。˙enedectin)的止吐藥劑。但這一藥劑,事后卻成了多伯特夫婦兩人的噩夢!待到嬰兒出生時,多伯特夫婦才發現自己所生的兩名男孩賈森·多伯特以及埃里克·舒勒,一降臨人世便帶有極為嚴重的先天缺陷。
賈森患有罕見的四肢萎縮病癥,而埃里克則屬于無正常四肢的“海豹兒”。為了探尋兩名男孩所患先天性畸形的原因,夫婦兩人多次向臨床醫生以及藥理、病理學家等進行咨詢。求證后得知:兩名孩子的先天殘疾與本滌汀的品質缺陷有著直接因果關系。
基于上述論斷,多伯特夫婦以監護人的名義,賈森與埃里克兩名男孩在加利福尼亞州法院梅里·爾道制藥公司,要求其作為本滌汀的生產商,須承擔產品侵權責任,并賠償原告由此而遭受的物質與精神損失。隨后,被告梅里爾·道制藥公司因多種原因,將該案移送至美國聯邦地區法院進行審理。
一審開庭審理期間,梅里爾·道制藥公司聲稱本滌汀不會對嬰兒造成先天缺陷,并向法庭提供了著名流行病學家史蒂文·H·拉姆博士(Steven H. Lamm)的專家證言。拉姆博士表示,孕婦服用本滌汀與嬰兒先天畸形之間并不存在必然聯系。在已經公開發表的有關本滌汀與嬰兒先天缺陷的研究資料中,超過30余項,共涉及13萬名病患的研究報告內均未表明本滌汀能夠導致胎兒畸形發育。
根據拉姆博士的結論,母體在懷孕的最初三個月內服用本滌汀,并不存在導致胎兒先天缺陷的風險性因素。而該案原告律師則向法庭提供了八份截然相反的專家證言。這些專家通過試管測試、動物實驗以及數據再分析等方式,認為服用本滌汀極有可能造成胎兒先天性肢體萎縮與缺失等癥狀,且本滌汀的化學結構與其他已知能夠導致胎兒先天缺陷的化學物質結構較為相似。但被告對此予以了抗辯,認為案件分析統計資料未經公開發表,也沒有被所屬科學領域的其他同行所普遍接受。
一審法院認定,原告提供的專家證言并非以流行病學界所普遍接受的研究理論與方法為基準,因此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爭議焦點:科學證據采信標準重重阻礙
面對一審判決,多伯特一家當即表示不服,并向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上訴法院認為,動物研究、化學研究以及對流行病研究的重新分析等方面所涉及的專家證言仍不足以被采信,進而證明本滌汀對原告造成傷害這一觀點。最終,第九巡回上訴法院以弗賴伊規則所確立的“普遍接受標準”為理由,維持了一審判決并駁回上訴請求。
這里要向大家介紹的是,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多伯特訴梅里爾·道制藥公司一案發生前,美國法院在科學證據可采性問題上,一直遵循1923年弗賴伊訴美國一案中形成的弗賴伊規則。這一規則所確立的“普遍接受標準”,從1923年形成以來,就一直是判定庭審中科學證據可采性的主要評價標準。
1923年至1993年間,弗賴伊規則一直被聯邦法院及大部分州法院所遵循,這個規則對于涉及科技知識的專家證言進入法庭設立了一道“障礙性門檻”。比如某一專家證言如要被法庭采信,他使用的科學方法就必須達到同行能夠“普遍接受”的程度。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更新換代,“普遍接受標準”已成為阻礙新興科學技術進入司法訴訟的一大障礙,并不斷為人所詬病。
由此可見,本案爭議焦點匯集在了科學證據可采性層面上。本案中,上訴人所遞交的科學證據因不符合“普遍接受標準”,未能有力證明其所提出的訴訟請求。盡管在多伯特案發生之前,弗賴伊規則所確立的“普遍接受標準”已受到日益增多的各類異議,但當時仍被包括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在內的多數法院所遵從。法庭陳述認為,除非相關技術在科學界已“普遍接受”其可靠性,否則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專家證言不足以被采信。
具體到該案中,支持被上訴方梅里爾·道制藥公司立場的大量研究成果已經過科學界的全面審核。而上訴方提出的再分析只有經過該領域其他同行的證實與研究后才能得到科學界的普遍認可,并因此拒絕接受上訴方提出的再分析意見。
法庭認為,此類再分析未經公開發表,也沒被同行所復核,其目的僅僅只是為了適用于訴訟之需。因此,上訴人多伯特提供的證據基礎仍顯不足,其認為本滌汀對人體造成損害的專家證言不予采納。最終,上訴法院以弗賴伊規則為標準維持了一審判決,并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
峰回路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重審
面對一審、二審的完敗,上訴人仍然不服,并依法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對弗賴伊規則是否違反現行聯邦法律等問題進行審查??紤]到該案庭審過程中,對于采信專家證言所應遵循的適當標準存在巨大分歧,聯邦最高法院批準了調卷令,并對該案進行審查。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布萊克門(Blackmun)大法官發表了法庭意見,對聯邦審判中對于科學證據的可采性標準問題做出了決定。最高法院在排除弗賴伊規則所確立的“普遍接受標準”的同時,強調了庭審法官在采信任何科學證據時,不僅應保證其相關性,更應確保其可靠性。由此法庭認為:在決定一項理論或是技術是否屬于幫助事實裁判者的科學知識時,必須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來檢驗科學證據是否具有可采性:某一科學理論或技術是否已經過檢驗;某一科學理論或技術是否已經同行復查且公開發表;某一科學技術所存在的潛在誤差率;某一理論、技術與方法,在特定科學領域中得以認同與接受的程度。
根據這一認識,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撤銷多伯特案的一審、二審裁判,并將案件發回重審。從此,多伯特案中所確立的這一“綜合觀察標準”,一舉替代了弗賴伊案的“普遍接受標準”,并成為全美法院在科學證據可采性問題上的主流選擇。
同時,判例還要求法官必須具備相關科學領域中的若干專門知識,并能切實履行科學證據“守門人”的職責。當法官對陪審團發出相應指示時,必須就某一科學理論或技術的基本情況向陪審團進行簡要闡明,以便作為“門外漢”的陪審團能夠對于該科學領域形成一定的基本認識。
法治價值:科學證據采信制度重大變革
隨著多伯特訴梅里爾·道制藥公司一案的塵埃落地,其判例中所確立的“綜合觀察標準”隨之成為了美國聯邦法院及大多數州法院審理涉及科學證據可采性問題時的主要判斷依據,推動了美國科學證據可采性標準變革與發展。
據不完全統計,自多伯特規則的“綜合觀察標準”形成以來,美國已有34個州摒棄了弗賴伊規則的“普遍接受標準”,另有三個州對涉及科學證據采信的“普遍接受標準”進行了修改。
然而,美國實行聯邦制的特點,使得不同州之間在法律適用方面仍存在一定差異,目前“普遍接受標準”在14個州內仍未完全休眠。但從法治進程的角度而言,多伯特規則對于弗賴伊規則的全面替代已是不爭的客觀事實,對美國科學證據可采性標準的影響與變革已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如何免費接種HPV疫苗
江蘇連云港:適齡女孩HPV疫苗免費接種工作全面啟動12月,江蘇省“十四五”婦女兒童發展規劃,特別提出“鼓勵有條件的地區以9一15周歲在校女生為重點推廣接種HPV疫苗”。12月21日,江蘇連云港市適齡女孩HPV疫苗免費接種工作全面啟動,試點項目面向連云區八年級學段女生。
山東濟南:全國試點城市首針!11月9日,作為首批15個健康中國試點城市之一,濟南率先啟動適齡女孩HPV疫苗免費接種,面向人群為不滿15周歲的在校七年級女孩,接種的疫苗為國產二價HPV疫苗。
內蒙古鄂爾多斯:13一18周歲女性免費接種2021年,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啟動13一18周歲適齡女性二價宮頸癌疫苗免費接種。根據官方數據,截至6月底,鄂爾多斯市已接種1.5萬劑次,目標人群接種率達31%。
廣東:14歲以下女學生免費接種據了解,廣東省財政計劃2022一2024年新增約6億元用于HPV疫苗免費接種工作,按照知情自愿的原則,自2022年起對具有廣東省學籍、9月起新進入初中一年級且未接種過HPV疫苗的14周歲以下女生實施免費接種。經綜合評估,接種采用國產雙價HPV疫苗,共接種兩針。
四川成都:為13一14歲女學生普遍接種成都市將按照“知情同意、自主選擇、自愿接種”的原則,對成都全市13一14歲的在校女學生普遍接種HPV疫苗。
學生家長(監護人)可以在國產/進口雙價和進口四價HPV疫苗中自主選擇,由財政資金給予600元/人的疫苗接種補助,補助后的疫苗費差額和疫苗接種服務費(20元/劑)由受種者家長(監護人)承擔。
接種HPV疫苗有哪些注意事項
對疫苗中任一活性成分或輔料嚴重過敏反應者,禁忌接種HPV疫苗。因此,若曾有任何過敏史,請告知醫生。對于已有性行為的適齡女性,可以在疫苗接種前選擇進行HPV和TCT檢查。疫苗接種不能取代常規宮頸癌篩查,也不能取代預防HPV感染和性傳播疾病的其他措施。因此,常規進行宮頸癌篩查仍然極為重要。
妊娠期女性應避免接種HPV疫苗。若女性已經或準備妊娠,建議推遲或中斷接種程序,妊娠期結束后再進行接種。此外,不建議哺乳期婦女接種HPV疫苗。
現在的孩子,個個做“皇帝”,人人是“金口”,家長被孩子牽著鼻子走,對自己的子女寵愛過度。旁人好言相勸,告之家教要寬緊適度,家長卻都說“就一個小孩,怎么可能不寵”。家教的形勢必然導致幼兒的養成教育面臨很大的困難,一部分孩子嬌生慣養,習慣成自然,一上學就我行我素,自私自大,若不及時、有效地開展養成教育,矯治幼兒的不良習慣,會給孩子今后的成長帶來很多負面影響。所謂“小洞不補,大洞吃苦”。因為幼兒的習慣養成關系到孩子學習成績,關系到孩子的生活品質。幼兒養成教育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的一生,會對一個人命運的改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但如何有效地開展養成教育,筆者根據有效教育的理念,結合自己的實踐,談談幼兒開展有效養成教育應注意的幾個事項:
一、注意教學手段,處理“長效”和“短效”的互補關系
對于兒童的不良習慣,教師慣于用嚴厲的批評予以制止,實踐證明,這樣的教學手段的確非常見效,對于維持教學秩序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也因此,我們幼兒教師對孩子的不良行為,事無巨細,習慣采用大聲訓斥的手段。但這種效果雖然明顯,卻很短暫。孩子是因為膽怯而被動暫停不良習慣,而沒有從心理本位上認識自己不良習慣的存在,從而主動地改掉自己的缺點。當訓斥停止不久,惡習重生,如此反復,就會惡性循環,教師越教越煩,孩子越變越疲,甚至變本加厲,油腔滑調。因此,要提高養成教育的有效性,必須軟硬兼施,采用“先清后理”的手段,先要嚴厲制止不良行為,并從細節上全面教育培養孩子的生活和學習習慣。
比如,上學期,我班有個小孩帶有輕微的攻擊,在同學交往中,稍有不如意,就會用雙手推擊對方,有時還會咬人。對于這種孩子,當發現他有過激行為時,首先就必須盡快用嚴厲的批評制止他,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事故,在停止過激行為以后,要密切注意孩子的情緒變化,分析他這種行為的動機,并采用說理的方法,讓孩子意識到這種攻擊的破壞性,是不文明、不道德的。對于一些有心理疾病的特殊學生,要密切觀察他的行為變化,建立個案,記錄有效信息,掌握他的心理規律,及時疏導孩子。因為幼兒時期,孩子的心理可塑性是很大的,對孩子的不良習慣和行為不可用簡單的訓斥或短暫的批評予以制止,所謂“標本兼治”,一定要由內而外,注意教學的長效性。
二、開發教學資源,注意“特殊”和“普遍”的輕重緩急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習慣養成也然。養成教育的問題沒有大小之分,有的不良習慣僅僅表現在個別同學身上,這種習慣看似不普遍、不突出,但負面影響很大,很容易在幼兒中滋生甚至廣泛傳播,比如,極端的不文明言語、輕度暴力等等;有的不良習慣人皆有之,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給教師帶來很多不便,甚至影響教學,但這種不良習慣會隨著幼兒生理和心理的成熟不斷減少直至消失。比如,課堂的自控能力差、吃飯不衛生等等。對于這兩種完全不一樣的習慣,教師要善于分析,勿以惡小而任其為之,要處理好“特殊”和“普遍”的輕重緩急。個別不良習慣,負面影響大,教師一定要不厭其煩,挖掘教學資源,利用課堂、課外時間對幼兒進行及時嚴肅的正面教育。我班去年有一個從外地轉來的小男孩,剛來上學的時候,他總喜歡在教師不注意的時候爬到高的地方,每次都被教師及時地制止了。但終于有一次,他偷偷爬到課桌上,然后大聲炫耀,教師還沒有來得及批評,他就已經從桌上往下跳了,以顯示自己的勇敢,幸好沒有造成任何事故。事后,筆者對其進行嚴厲的批評和訓斥,指出這種行為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當時,他被批評得有點委屈,但后來他再也沒有這樣做過。原以為這件事就這樣化險為夷了,但兩個星期以后,在一次家長會上,無意間了解到又有兩個男孩回家也在模仿這種危險游戲,還說是一個外地來的小男孩教他們這樣的。我暗自意識到這種個別的不良習慣對兒童認識造成的影響極其大。我及時上網搜索了相關的材料,包括一些圖片報道,制作成課件,設計了一個“愛護生命”的教育主題,給兒童上了一堂形象生動、“有血有肉”的安全教育課,并結合這個外來小孩的事件,告誡孩子安全的重要性。事實證明,這一堂課還是非常奏效的。
三、加強教學合力,發揮家教和學校教育雙邊作用
對于兒童來講,養成一個好的習慣很難,但學會一個不良習慣卻很容易。特別是如今的孩子接受信息的渠道很多,思維變得很開闊,以前教師在孩子面前那種絕對“師嚴”開始動搖,師生之間變得更加民主了。加上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的寵愛有加,嚴厲不足的現象,兒童的養成教育就面臨了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