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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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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與政策

形式與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程;課程體系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4)20-346-01

一、形勢與政策課的設置背景及特點

形勢與政策課是關于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國內外形勢教育與黨和國家政策教育的實用性很強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也是一門理論教育課程。國家各部門經過長期的總結,結合時展特點,最終決定在高校開展形勢與政策課。

1、理論聯系實踐

形勢與政策教育不同于其他知識性學科,不是就事論事,而是以事說理。在講授國際國內形勢以及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時著重解決的是政治立場問題、觀點問題、方法問題。只有在理論基礎上才能理解政策的本質、制定政策的依據和原則,也才能正確看待事物發展的形勢與影響。

2、思想教育與知識教育并重

意識形態教育就是強調對當前形勢與政策進行政治分析、 階級分析,提高學生的政治素質,確立科學的政治信念,主要表現為政治教育和政策教育。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目標是幫助學生正確認識國內外形勢,深刻理解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確立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的政治方向。

3、個案教育和系統教育并重

形勢與政策課的顯著特色就是時效性和針對性。時效性意味著對當前的形勢與政策能夠及時回應,針對性主要表現為針對廣大學生關注的熱點、思想上的難點和形勢與政策發展中的重點問題。這就要求形勢與政策課必須具有動態性、及時性,對于形勢與政策發展中的每一個新事件、大事件都要及時作出解答。采取個案教學,就能滿足時效性和針對性的需要。同時形勢與政策教育也是一項長抓不懈的工作,它不僅要求了解這些突發事件和熱點、難點問題,也要求掌握科學的形勢與政策觀,學會運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獨立分析和判斷形勢與政策的能力。

二、當前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特點

經過近二十年的實踐探索,形勢與政策課在教學管理、師資隊伍建設、教學資料建設、拓展教育渠道、教學方法改革與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該課程建設的現狀與高等教育中發展素質教育的要求,與大學生成長成才的期望還有較大差距,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1、認識不到位

形勢與政策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有些高校對這門課程重視不夠,工作落實不到位。有個別領導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擠占了專業教學的時間,從而要求壓縮包括形勢與政策課在內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教學課時,甚至提出節約教學成本,擴大課堂教學規模,違背教學規律。

2、師資隊伍不夠強,課程管理不規范

目前高校從事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的專職教師數量較少,兼職教師較多,這種缺少專職教師的狀況既不利于骨干隊伍的培養,也影響到整個隊伍水平的提升,也難以適應形勢發展變化的需要。而且某些高校課程的設置及管理也存在不夠嚴格和不規范的地方,歸口管理部門不明確,投入不夠多,保護性政策還沒有落實到位,部分教師積極性受到一定影響。

三、形勢與政策課課程體系建設的經驗

1、明確形勢與政策課的教育目標

大學生已經具備一定的理性分析能力,對于形勢與政策的學習有了更高的要求,對形勢與政策要有系統的了解,從認識現象到認清本質,從而形成社會主義的形勢觀與政策觀,成長為“四有”新人。

2、合理組織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內容

形勢與政策教育雖然在很多情況下以個案教育進行的,但也要擺脫東一頭西一鎬的做法,注重系統性。在敘事的時候也要說。

3、完善教學方法和教育模式

形勢與政策課要取得實效,離不開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的完善與提高。

4、優化師資隊伍和課程管理

第一要健全和完善師資隊伍,組成專職與兼職相結合的教學班子,建立教研室和有關教學、科研和管理制度。第二要納入教學管理體系,克服臨時性,形成穩定地教學模式。統一下達教學任務,編寫教學大綱;在教學中要定期進行教研活動和集體備課,實現過程監督和評估反饋;在教學結束后實行教考分離,建立成績和學分評定標準。第三是教育者要主動提高自身素質,這是增強教育工作實效的重要一環。

5、營造優良的育人環境

形勢政策教育是一個開放的教學活動,它的研究對象是當前國際和國內的形勢與政策,不可避免要面對社會這個大環境,社會上的各種現象和思潮都會進入學生的頭腦和課堂,影響到教學效果和教學目標的實現;同時也會受到學校育人環境的滲透影響。領導的重視程度,宣傳部門的相關宣傳,教師自身的看法態度都會影響到這門課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形式與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政策執行;政策形態;政策具體化;政策剛性;政策融合

[中圖分類號]D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08)06-0025-03

政策執行是政策運行過程中的核心環節和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是將政策由觀念形態轉化為實際效果,從而使既定政策目標得以實現的活動過程。一項政策能否實現政策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能否得到正確的執行,依賴于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相關要素的功能發揮與相互配合。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使得政策常常處于變動的狀態。政策所處的這種狀態既是政策執行主體與政策執行對象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又是政策與其周圍的社會環境相互適應的結果。因此,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所處的狀態能夠清楚地反映政策執行的實施情況,以及政策資源的利用情況。

一、西方政策執行研究現狀分析

西方國家對政策執行的研究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1973年美國的普雷斯曼和韋爾達夫斯基合著的《執行:聯邦政府的期望在奧克蘭市落空》一書的出版為標志,拉開了對公共政策執行研究的序幕,隨后在西方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執行運動”(Implementation Movement)。學者們從不同的途徑、不同的角度來探討政策有效執行過程,并提出了種種理論。[1]根據研究特點和研究模式的不同,西方政策執行研究大致分為三個時代。[2]

第一代研究偏重政策執行實務及個案研究。艾倫•維爾達夫斯基和杰弗里•普雷斯曼認為,要使政策科學從理論的科學成為行動的科學,就必須研究政策執行問題,以便在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之間架起橋梁。這種研究強調對于一項權威性的決策如何被執行的細節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具有更明顯的綜合性、分析性和比較性的特征。在研究的途徑上,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即“以政策為中心的途徑”,它強調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分立性,試圖從政策制定與執行的結構中找尋執行活動失靈的環節與癥結。這種研究途徑建立在完美的政策制定的基礎上,但在現實的政策實踐中卻很難實現。

第二代研究偏重政策執行理論分析架構及模式的建立。以理論分析架構來指導政策執行的復雜現象的研究,并把政策執行看作是一個動態過程,即公共政策由觀念形態轉化為實際效果,從而實現公共政策目標的活動過程。在研究的途徑上,采取“自下而上”的模式,強調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功能的互動性,政策的執行者與制定者共同協商政策目標的達成,兩者形成平行互動的合作關系。代表人物本尼•杰思認為,政策執行的研究起點應在基層。從基層行為者的接觸開始逐級向上,依地方、區域、全國的順序建立與政策方案相關的全部行為者的網絡,并分析他們在一項政策方案中從制定規劃到財政來源再到組織實施環節中的行為表現。并強調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多種行為者的多重互動及其與政策效果的關系。但這種模式過分強調或高估地方基層的目標、策略與行動能力,忽略了民主政治系統中的政策領導與政治責任的歸屬問題。

第三代政策執行的研究是一種整合型模式。它試圖建立一種能夠結合“自上而下”模式與“自下而上”模式的整合性概念架構,目的在于界定解釋為何政策執行會隨著時空、政策、執行機關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因而可預測未來出現的政策執行類型。代表人物麥爾科姆•高金認為政策執行是一種極為繁復的過程,是一系列發生于不同時間與空間的行政與政治決策和行動的過程,因而應重視各種層次中執行動態面的探討。這種模式強調機關間的溝通網絡關系與政策執行力的表現,亦即政策執行機關間的連結與互動關系體現政策執行績效的能力。但這種模式僅僅把政策執行作為一個政府間或組織間網絡來實現目標,同時政策執行的過程充滿著高度的動態性與復雜性。

從上述政策執行研究的情況來看,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政策執行研究側重于政策流程的單向性,要么是“自上而下”模式,要么是“自下而上”模式,而第三代研究則通過政府間政策執行溝通模式及政策網絡的建構,試圖整合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研究,運用雙向的政策執行模式,由此表現出一種綜合性的政策執行過程。總之,這三代政策執行的研究是從政策執行的不同的方面、不同角度,重點對政策執行行為和政策執行過程來進行分析和研究的,但對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是什么樣、應該是什么樣、處于什么狀態等問題,即政策自身的變化情況并沒有涉及。由于任何公共政策都是社會對政策需求的滯后反應,政策從制定到執行存在時間差,說明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發生變化是可能的,現實中也是存在的。對于政策執行者來說,需要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弄清政策自身如何發生變化,更需要弄清如何應對這種變化,才能保證政策順利實施。為此,需要選取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將研究的重點放在政策自身的變化上,并切入到政策執行中去。

二、政策執行過程分析

政策執行過程是政策由理想到現實的必由之路。政策執行過程是指將政策作為一項輸入進入執行環節,經過政策具體化、政策交換以形成政策融合,最終產生政策預期效果的過程。它也是“把‘輸入’因素轉化成產品的組織過程。”[3]通過概念的界定,可以把政策執行過程分為三個階段,政策具體化階段、政策交換階段和政策效果呈現階段。

第一,政策具體化階段。政策具體化階段是指從政策作為一項輸入進入政策執行環節到政策獲得執行剛性為止的階段。它是政策執行主體對政策意圖和政策實施的具體措施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和充分的了解,并做適當的安排,以便積極主動地付諸行動。當執行一項政策時,首先要把它作為政策執行的一項輸入,此時的政策僅僅是思想形態或觀念形態的東西。政策執行的目的就是要把這種思想形態或觀念形態的東西變成現實形態的東西。[4]任何公共政策執行活動最終都要依靠政策執行主體來進行,尤其是在政策具體化階段,也是政策得到量化的過程。政策執行主體為了保證政策的順利執行,必須在堅持政策原則的前提下進行一系列的諸如:執行規則、權力保證、人力配備,以及財物供應等政策安排。

第二,政策交換階段。政策交換階段是指從政策獲得剛性到政策被融合為止的階段。這一階段是政策執行的關鍵階段。執行中的政策一旦獲得了執行剛性,就進入到政策交換階段。獲得剛性的政策開始作用于政策執行的對象,同時會對其周圍的環境產生影響。政策執行對象一般是公民個人和許許多多的公民團體,政策能否執行下去與這些公民個人和公民團體的配合程度密切相關,這種配合程度取決于他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參與程度。如果他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參與的程度越高,并對政策的最終形成的影響程度越大,那么政策的執行也就越順暢,反之,政策的執行就會受阻。在政策執行中,雖然政策執行對象一般處于被動地位,但這并不表明他們就無所作為或無足輕重,也不表明他們會無條件地接受政策。在這一階段,政策執行主體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采取恰當的措施把政策施加于政策對象,因為政策執行對象總是會用自己的行動,以全部接受或者部分接受甚至是抵制的態度,來影響政策的有效執行。當政策執行在這一階段受到抵制時,政策交換就會反復的進行,政策就會不斷地分解與重組,直至政策能夠與政策對象和其周圍的環境形成一種融恰的關系為止。政策交換的反復性為政策執行主體提供了發揮創造性的空間,可以在遵從政策原則精神和政策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各種政策資源,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和方法,來保證政策順利執行。

第三,政策效果呈現階段。政策效果呈現階段是指從政策被融合到產生政策結果為止的階段。這一階段是政策執行的最后階段。政策在執行中經過充分的政策交換后,執行的政策與政策對象及其周圍的環境達到了充分的融合,并且政策執行涉及的各方力量也達到一種整體上的均衡。政策對政策對象及其周圍的環境產生了預期的影響,達到最終目的,實現政策目標。

在政策執行的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表現出政策的不同特征,政策具體化階段是政策原則堅定性的體現,政策交換階段是政策創造性和靈活性的體現,政策效果呈現階段則是政策整體性原則的體現。政策在不同的政策執行階段表現出的不同特征說明政策在每一個階段上處于不同的狀態。

三、政策形態分析的基本前提和模型建構

(一)基本前提

政策形態分析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基礎之上的,這些前提從根本上說也是政策自身客觀存在的條件和外部特征。第一,政策本身是抽象的、理論意義上的和理想形態的,任何政策不可能一經制定就完美無缺。第二,政策執行是一個過程,而且是一個動態的運行過程,也是政策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環節。第三,政策執行過程整體上可以看作是一個政策執行系統,因而政策可以作為政策執行系統的一項輸入。第四,政策自身在執行過程中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來自政策執行主體的、政策執行對象的、來自政策執行環境的等。因而政策自身會發生變化。第五,政策變動情況與政策執行過程密切相關,那么根據政策的變化情況,政策執行過程也是可以再分的。

(二)模型的建構及分析

由于政策和執行是相互作用的,所以政策不可能是固定的設計,而是通過政策執行過程不斷地修改和變化的。[5]政策執行過程是將政策內容轉化政策現實的過程。政策在執行前是抽象的、理想形態的,使得它不可能盡善盡美,需要在執行中得到不斷修正、充實和完善,而執行中的政策則是具體的、現實的和實踐性的。兩者之間差別的存在為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留下很大的塑造空間。由于在政策執行中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政策執行對象及其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政策很可能會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而改變自身的形態。為了讓政策執行主體能夠及時了解政策自身的變化情況,能夠對周圍的環境作出敏銳的反應,必須建構一個新的概念――政策形態。所謂的政策形態,是指政策作為一項輸入進入到執行環節,經過政策具體化、政策交換和政策效果呈現三個階段使得自身在各階段上發生不同程度的改變而形成的一種狀態,它既是作用于政策執行對象的結果,也是與周圍環境相互交換、相互影響的結果。政策形態變化與政策執行所處的階段密切相關,政策在每一個階段都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換句話說,政策的執行過程也是政策本身得到重塑的過程。

當政策進入到執行環節的第一個階段時,需要對政策進行一系列的具體安排,也即政策具體化。政策具體化的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策分解。政策作為行動的準則,其內容本身通常只是一種原則性的規定,它不可能包括人們行動規范的具體細節。因此,就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對政策目標進行分解,編制詳細的執行計劃。二是組織準備工作。由于政策執行過程是在復雜的組織形式中進行的,組織的復雜性決定在政策執行中,必須做好組織準備工作。良好的行政組織是政策具體貫徹落實的保障機制,組織功能的發揮情況,直接決定著政策目標的實現程度。通過確定政策執行機構、配備政策執行人員、制定管理規章制度等為政策執行做好組織上的保障。三是物質上的準備。政策執行需要必要的財力準備和物力準備,這是保證政策執行的經濟基礎。經過這幾方面的政策安排,政策開始發生變化,逐漸從一個抽象的、理論意義上的政策,即原初形態的政策,變成為一個具體的、實踐意義上的政策。因為政策一旦進入執行環節,就立刻被置身于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之中,政策不再以抽象的、理論意義上的形態出現,取而代之的是政策的具體形態。經過政策具體化,政策獲得了各種必要的資源保障,一切都已準備就緒。此時的政策也就處于一種剛性形態。

當政策獲得剛性時,也就進入政策執行的第二個階段。獲得剛性的政策開始作用于政策執行對象,并對周圍的環境產生影響。政策要與周圍的環境進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圍繞著政策目標的實現,政策執行主體與政策執行對象之間有一個相互討價還價、談判與妥協的互動過程。在這個階段,政策執行主體會根據政策執行對象的實際情況以及周圍環境的變動情況選擇行政的、法律的、經濟的手段來執行政策。[6]選擇適當的政策執行手段能夠有效地促進政策執行主體發揮執行政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政策執行對象自覺主動地接受政策,從而從整體上增強政策的效力。由政策獲取了豐富具體的新信息,尤其是關于政策執行對象及其周圍環境方面的信息,同時也受到政策執行對象及其周圍環境的反作用力量的影響,政策會在交換過程中不斷地調整――適應――再調整――再適應,經過多次的反復,最后形成一種融合的、相對穩定的狀態。

政策投入運行后究竟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往往不能一目了然。但是,當政策經過政策交換形成融合形態時,政策就會慢慢趨于穩定,這時政策執行對象會逐漸接受政策,政策對周圍環境產生使政策執行主體以及政策制定主體都相對滿意的影響,政策目標得以實現,政策效果便顯而易見。政策效果的產生是復雜的,可能是直接的或者間接的,也可能是附帶的或者潛在的,但它最終是政策預定目標實現程度的現實狀態的體現,也是與政策執行主體和政策執行對象雙方行為相關的各種環境變化的整體性反映。政策效果的呈現,一方面,從政策內部來看,它是將政策目標分解成不同方面的具體要求,并在此基礎上加以量化,通過對政策作用的實際狀態與政策實施之前的狀態進行比較,得出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從政策外部來看,不僅要與一個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的總政策保持一致,還要與同一時期的其他政策相協調、相配套。因此,最終的政策結果是該政策與原有的相關的仍在起作用的政策相互作用效果的疊加。

四、政策形態分析的意義

政策形態分析及其模型的建構是建立在政策執行基礎之上的。政策執行的好壞、成功與否均可以從政策形態的變化中體現出來,這對政策形態進行分析和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政策科學的分析和研究中,專門對政策形態的分析和研究并不多見。提出政策形態的概念,有利于對政策運作過程作更深入的認識。首先,政策形態是政策執行狀況的總體性映象,它不僅反映政策在其執行過程中自身狀態的變化情況,而且也反映政策相關因素的參與程度和配合程度以及相關因素對政策本身產生的影響大小。這有助于政策執行主體對政策執行的全局加以準確把握和判斷。其次,政策形態既是政策執行主體與政策執行對象之間以及各自內部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的體現,又是政策與其周圍的社會環境相互適應的結果的體現。政策形態不僅能夠反映政策執行主體對政策的執行程度,又能反映政策執行對象對政策的接受程度。最后,由于政策形態與政策執行過程密切相關,對政策形態進行分析有利于政策執行主體掌握政策執行各階段政策資源的調配情況和政策執行對象對政策的反應程度,可以使其根據政策形態的變化采取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以保證政策的順利貫徹實施。

參考文獻:

[1]宋錦洲.公共政策:概念、模型與應用[M].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05.

[2]金太軍,錢再見等.公共政策執行梗阻與消解[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3][美]保羅•A•薩巴蒂爾.政策過程理論[M].彭宗超,鐘開斌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4]丁煌.政策執行阻滯機制及其防治對策――一項基于行為和制度的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形式與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營改增”; 政策實施;共性與特性

一、引言

2012年的營業稅改增值稅(以下簡稱“營改增”)是新一輪稅制改中的重大稅制改革,其改革難度相比近年其他稅制改革面臨的困難多很多。目前“營改增”試點范圍由上海市分批擴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蘇省、浙江省(含寧波市)、安徽省、福建省(含廈門市)、湖北省、廣東省(含深圳市)等8個省(直轄市)。

雖然改革所選擇的試點區域稅收征管體制比較完善,服務業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但每個地區經濟發展、地理環境、民族文化各不相同,營業稅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同,政策實施的細則不同。本文歸納總結各個區域 “營改增”試點已實施的各項政策,做一個共性與特性的分析,使征納稅雙方對試點改革有較全面、深入的了解,為全面推行“營改增”提供借鑒。

二、“營改增”稅制改革的迫切性及試點區域選擇

“營改增”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以結構性減稅促進穩增長、調結構的“關鍵點”,起著突破制約服務業發展瓶頸、優化行業稅負的重要作用,是試點區域積極參與改革的一個重要動因。

(一) 稅制改革的迫切性

“營改增”的結構性減稅與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樣,是一種側重于“調結構”的稅制改革措施,對提升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具有迫切性。

1.提升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迫切要求

據世界銀行統計,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服務業在經濟總量的占比超過或接近70%,而中國現在僅為43%。服務業稅負過重是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之。服務業屬于營業稅的征稅范疇,營業稅具有重復征稅的特點,這意味著每設立一個法人企業就要征一次稅,且不能抵扣成本,營業稅的此種重復征稅無疑成為制約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瓶頸。

2.擴大“稅收中性”效應、完善增值稅抵扣鏈的要求

增值稅、營業稅并行,破壞了增值稅的抵扣鏈條,影響了增值稅作用的發揮。增值稅具有稅收“中性”的特點,但是要充分發揮增值稅的這種“中性”效應,就要使增值稅的稅基盡可能寬廣,包含所有的商品和服務。現行增值稅稅制征稅范圍較窄,導致經濟運行中增值稅的抵扣鏈被打斷,“中性”效應大打折扣,所以從完善稅制角度看,迫切要求“營改增”。

3.解決兩套稅制并行征收管理困境的迫切需要

隨著多樣化經營和新的經濟形勢不斷出現,稅收征管也面臨著新的難題。比如,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商品和服務捆綁銷售的行為越來越多,形式越來越復雜,要準確劃分商品和服務的比例也越來越難,這給兩稅的劃分標準提出了挑戰。再如,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某些傳統商品已經服務化了,商品和服務的區別愈益模糊,二者難以清晰界定,是適用增值稅還是營業稅的難題也隨之產生。這些稅收征管方面的難題也加劇了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迫切性。

我國正處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對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具有重要意義。

(二)試點行業及試點區域的選擇

“營改增”試點在現行營業稅的征稅范圍內選擇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主要是交通運輸業與生產流通聯系密切,在生產服務業中占有重要地位。交通運輸費用屬于現行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范圍,運費發票已納入增值稅管理體系,改革的基礎較好。而現代服務業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與制造業關系密切,改革現代服務業的稅收制度可以減少產業分工細化存在的重復征稅因素,提升現代服務業的服務質量。

目前試點區域已經由上海市分批擴展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安徽省、湖北省、廣東省等8個省市。這些省市是我國重要的經濟區域,大部分在東部沿海,經濟總量占半壁江山,對全國的經濟發展舉足輕重。因此試點省市的政策實施對下一步改革在全國范圍內推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 、“營改增”試點區域政策實施的共性分析

各試點城市的共性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 小規模納稅人稅收負擔普遍減輕

“營改增”試行的稅率是有關部門根據試點行業營業稅實際稅負,利用測定平衡點的方法進行測算,在此基礎上確定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各行業適用稅率。試點后各地區統一按照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制定的行業稅率交稅。試點地區從事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的納稅人自新舊稅制轉換之日起,由繳納營業稅改為繳納增值稅,試點稅率是在現行增值稅17%標準稅率和13%的低稅率基礎上,新增11%和6%兩檔低稅率。

從稅率轉換來看,“營改增”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稅率17%明顯高于營業稅稅率5%。但增值稅是價外稅,征納實行“扣稅法”實際繳納稅收時是銷項稅額減進項稅額,計稅公式為:應納增值稅額=銷項稅額-進項稅額。

當進項稅額>銷項稅額時,稅收負擔為零。

當進項稅額

進項稅額越小納稅人稅收負擔越重,當進項稅額為零時,應納增值稅等于銷項稅額,稅收負擔超重。因此,營業稅率轉換為增值稅率后,一般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與企業可抵扣的進項稅額大小有直接關聯度。

小規模納稅人的稅率為3%,比原營業稅稅率降低了兩個百分點,小規模納稅人稅收負擔明顯比原來減輕。

(二) 各區域的稅收優惠政策趨同

為了保證“營改增”的順利推行,各試點區域的稅收征管按照《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政策的規定》繼續享受營業稅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概括為三點。

1.為了保持現行營業稅優惠政策的連續性,對現行部分營業稅免稅政策,在改征增值稅后繼續予以免征;對部分營業稅減免稅優惠,調整為即征即退政策;對稅負增加較多的部分行業,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

2.試點地區和非試點地區現行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向試點納稅人購買增值稅應稅服務,可抵扣進項稅額;試點納稅人在境外或向境外提供的符合條件的工程勘察勘探等服務,免征增值稅;試點納稅人原適用的營業稅差額征稅政策,試點期間予以延續。

3.對于國家給予試點行業的營業稅優惠政策可以延續,但對于通過改革能夠解決重復征稅問題的,予以取消,試點期間針對具體情況采取適當的過渡政策。

這些趨同的稅收優惠政策,使得納稅人相互之間的關聯度增強,確保“營改增”過程中納稅人的經濟利益獲得最大經濟效應。

(三)試點期間地方財政收入的歸屬不變

在分稅制體制下,增值稅和營業稅屬于兩個不同歸屬的財政收入,增值稅是共享稅,實行中央和地方共享的分配體制,中央按75%分成,地方按25%分成。營業稅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稅種,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從表2可以看出,增值稅占中央稅收的比例高達40%—50%,地方只占20%左右;營業稅占地方稅收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40%。表2反映一個現象,中央增值稅占中央稅收比重、地方增值稅占地方稅收的比重在2006年之后呈下降趨勢,營業稅占地方稅收的比重有上升趨勢,說明營業稅已經成為地方稅收收入的主要來源。

增值稅取代營業稅會減少地方財政收入,因此需要重新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關系。為了保持試點期間財政體制基本穩定,保證地方政府稅收收入,原歸屬試點地區的營業稅收入,改征增值稅后收入仍歸屬試點地區,稅款分別入庫,因試點產生的財政減收,按現行財政體制由中央和地方分別負擔。原應稅服務由地方稅務機關負責征收營業稅的,現按照《實施辦法》規定“營改增”后應稅服務的增值稅由國家稅務局負責征收。

四、“營改增”試點區域政策實施特性分析

“營改增”試點是在為未來的稅制改革探路,從根本上看,改革用試點的方式避免了全面鋪開改革的弊端,可以將在試點中遇到的問題在可控范圍內解決,為更好地推動稅制改革,思考國、地稅務機關分設問題,地方政府收入下降等問題提供實踐基礎。

(一)上海市“營改增”政策實施特性

上海市的“營改增”試點全國矚目,從服務業“營改增”改革效果來看,實現了政策預期目標。其主要特點表現為以下幾點。

1.行業范圍“1+6”模式

“1+6”模式:“1”即交通運輸業,包括陸路運輸服務、水路運輸服務、航空運輸服務、管道運輸服務;“6”即現代服務業的六個行業,包括研發和技術服務、信息技術服務、文化創意服務、物流輔助服務、有形動產租賃服務、鑒證咨詢服務。在稅率和征收率方面,在現行增值稅17%和13%兩檔稅率的基礎上,新增11%和6%兩檔低稅率,其中交通運輸業適用11%稅率,部分現代服務業除有形動產租賃適用17%的稅率外,其余均適用6%稅率。小規模納稅人提供應稅服務,增值稅征收率為3%。

2.實施過渡性財政扶持政策

在上海市“營改增”試點過程中,對相應企業稅負按新舊辦法進行衡量,如果企業稅負增加,則將增加部分稅收返還給企業。具體返還方式在實施細則中予以明確。例如,物流企業普遍反映稅負較改革前有較大增長,上海市有關部門決定,在“營改增”過程中按照“企業據實申請、財政分類扶持、資金及時預撥”的方式實施過渡性財政扶持政策。由市與區縣兩級財政分別設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改革試點財政扶持資金”,專項用于對“營改增”試點企業的財政扶持。對由于種種原因難以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試點企業,財稅部門將會同有關行業協會或工商聯建立協調評估機制,共同研究分析企業無法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具體原因,區別不同情況,給予適當的過渡性財政扶持并逐步予以規范,以保證增值稅抵扣鏈條的完整性。

3.國稅和地稅統一,稅收征管障礙相對較少

上海市和其他省(市)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國稅和地稅統一,因此在“營改增”過程中不會涉及稅收征管轉換問題,試點遇到的障礙相對較少,這也是中央首選在上海先期試點的一個主要原因,但一旦試點推向全國,國稅、地稅分稅問題必不可少。

4.稅收洼地效應顯著

上海首先試點的區域性優惠政策使外來資源和生產要素自然而然地向上海地區流動聚集,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向四周遞減的級差地租,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實行區域性優惠政策產生的洼地效應。大量的服務業需求涌入上海,在更大程度上促進了上海經濟的發展。但是,對于原來的地方政府發出了一個危險信號,其他省市的相關稅收將受到影響。

5.增值稅抵扣鏈條不完整、不充分的情況依然存在

雖然上海市“營改增”試點具有獨特的成功經驗,但增值稅抵扣鏈條不完整、不充分的情況依然存在。目前遇到的問題主要是一些項目沒有增值稅發票,以至于無法抵扣。從產業鏈角度看,上游企業稅收不減輕,產業鏈下游制造業也因不能獲得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而承擔超額稅負。針對部分企業稅負增加的問題,雖有過渡財政扶持政策,還要盡快制定長效解決機制。

(二)北京市“營改增”的政策實施特性

北京是繼上海之后全國第二個實施“營改增”的試點地區,也是第一次在國稅和地稅機構分設地區開展試點,具有特殊意義。

北京市“營改增”試點獲批后,北京市國稅局、地稅局積極配合,從大局著眼,細處入手,積極采取措施確保試點納稅人9月1日能開票,10月征期能申報,按期實現新舊稅制轉換。

為了平穩有序推進“營改增”試點改革,北京市出臺了過渡性政策。

對稅制轉換期內按照新稅制規定繳納的增值稅比按照老稅制規定繳納的營業稅確實有所增加的試點企業給予財政資金扶持,幫助試點企業平穩過渡,確保試點行業和企業稅負基本不增加,進一步調動試點企業參與試點改革的積極性。

按照北京市現行的市與區縣財政管理體制,財政扶持資金由市與區縣分別負擔,市與區縣兩級財政分別設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改革財政扶持資金”,專項用于對“營改增”試點企業的財政扶持。

北京試點一個多月以來已經產生了像上海一樣“稅收洼地”的作用,吸引到周邊省市的企業來北京注冊,面對下游客戶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需求,企業參加“營改增”的積極性也在加強。

(三)安徽省和江蘇省“營改增”的政策實施特性

2012年10月,安徽省和江蘇省也作為新梯隊加入“營改增”試點范圍。從試點行業上看,安徽、江蘇兩省的改革內容與上海的基本一致,均是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開展試點。先期試點的上海和北京屬于直轄市層面改革,財政分級相對簡單,而安徽、江蘇兩省是在省、市、縣、鄉多層級推進改革試點,改革更復雜,任務更艱巨,對于全國其他地區更具借鑒性。

(四)廣東省和福建省“營改增”的政策實施特性

2012年11月,廣東省和福建省也加入新舊稅制的轉換。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的廣東,地區GDP占全國1/8,進出口總額占全國1/4,納入“營改增”試點后,有助于更好地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確保東部地區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但廣東省營業稅納稅人13.8萬人,遠超過上海市、北京市地區,“營改增”試點對廣東省稅務機關和納稅人來說,面臨著要測試征收管理變化對廣東國稅系統及地稅系統的影響。而上海因為國稅和地稅不分立,上海“營改增”試點無法檢測出此項改革對稅收征管所產生的影響。

福建省“營改增”試點工作將從11月1日起正式啟動實施,全省(不含廈門市)涉及“營改增”的納稅人有23363戶。“營改增”試點后,大部分企業將減負,少部分在過渡期間負擔加重,稅負增加超過3萬的企業可享受財政扶持政策。

(五)天津市、浙江省、湖北省“營改增”的啟動

2012年12月,天津市、浙江省、湖北省也將啟動“營改增”試點工作。天津市財稅部門抓緊實施改革方案和相關政策,明確工作職責,細化工作要求,落實工作措施。成立“營改增”試點工作小組,協調解決試點改革中的重大問題,集中人員,集中精力,集中時間,研究制定稅制改革的各階段性工作。

浙江省“營改增”初步確定14.7萬戶試點納稅人。試點納稅人按照年增值稅應稅銷售額500萬元,劃分為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截至目前,全省69個國稅機關(不含寧波,下同)共接收近276萬條地稅征管數據,各級國稅機關初步接收納稅人147023戶。

湖北省納入全國“營改增”試點范圍以來,迅速制訂了一系列實施方案,先后草擬了《湖北省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納稅戶信息交接方案》和《湖北省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改革工作實施方案》等,配套制訂了綜合業務、征收管理、技術保障、測算分析、納稅服務和宣傳報道等六個工作子方案,明確各項任務主要內容,打造“營改增”試點工作順利實施的隊伍保障和硬件保障。

從“營改增”試點運行的效果看,試點正穩步有力推進,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五、“營改增”試點經驗借鑒

本文在分析以上海為主的九個省市共性與特性后,歸納出以下幾點經驗。

1.動態追蹤新問題,及時出臺新對策

上海財稅部門通過組織召開政策解讀講座、重點企業專題輔導,不斷傾聽企業反饋、動態追蹤試點效果。為解決交通運輸企業普遍存在的異地加油抵扣難問題,上海財稅部門積極進行“加油卡”的推廣;過渡性財政扶持的政策安排,確保了試點行業和企業在試點初期稅負基本不增加。新問題一旦出現,新對策即刻推出,高效推動配套實施方案不斷完善,這些都成為改革擴圍的經驗基礎。

上海作為“營改增”第一個改革試點地區,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經驗,其中之一就是進度快,進度表上列著每個時間節點需要完成的工作,對照進度、步步推進,成就了試點平穩較快實施,而這個“快”,值得后試點城市重點借鑒,

2.借鑒上海的“1+6”模式

目前,江蘇、安徽、福建、廣東、湖北等均已借鑒上海的“1+6”模式,即試點方案不變,試點行業不變,試點政策不變。出臺了過渡期財政扶持政策,解決試點后稅負增加企業的后顧之憂。

北京市與上海最大的相似之處都是直轄市,財政分級結構和稅務征管機構都相對簡單,這對其他直轄市的試點改革具有較好的借鑒作用。

3.強化宣傳,防范風險

歸納現行試點區域的主要經驗之一是強化宣傳、防范風險,即針對試點行業納稅人的困惑,上海、北京等地都加大對相關企業的政策宣傳力度,組織稅制轉換業務培訓班,幫助“稅改”企業積極應對困難,降低企業在“營改增”過程中涉稅風險,整理相關企業的基礎數據,為盡早編制實施方案開展前期準備工作。

由于每個省(市)的財政分級結構和稅務征管機構及服務業發展規模不一樣,在進行“營改增”試點過程中,切忌直接套用其他城市的具體實施方案,試點區域要根據自身的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水平,努力探索符合自身要求的方案,確保政府、企業和個人在稅制改革中獲得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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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與政策范文第4篇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職業教育中“重理論、輕實踐,師資隊伍建設和評價上偏重理論水平”的情況日益嚴重。為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職業教育提出了“雙師型”教師的概念。最早提出“雙師型”教師概念的是時任上海冶金專科學校儀電系主任的王義澄先生,他在1990年12月5日的《中國教育報》第3版上發表題為《建設“雙師型”專科教師隊伍》的文章,分析了培養“雙師型”教師隊伍的做法。此后有關“雙師型”教師研究的文章陸續增多。

我國首次在政策中明確提出“雙師型”教師的概念是1995年國家教委頒發的文件《國家教委關于開展建設示范性職業大學工作的通知》【教職(1995)15號】。《通知》指出:“專業課教師和實習指導教師具有一定的專業實踐能力,其中有1/3以上的‘雙師型’教師。”此后,“雙師”的提法被政策文件多次提及,如1997年原國家教委印發的《國家教委關于高等職業學校設置問題的幾點意見》【教計(1997)95號】文件、國家教育部1998年制定的《面向2l世紀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意見》文件等。2002年教育部下發的《關于加強高等職業(高專)院校師資隊伍建設的意見》指出:“各類高職(高專)院校一方要通過支持教師參與產學研結合、專業實踐能力培訓等措施,提高現有教師隊伍的‘雙師素質’;另一方面要重視從企事業單位引進既有工作經驗,又有扎實理論基礎的高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充實教師隊伍,以不斷提高師資隊伍的整體素質。”2004年2月,《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從來源上為“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指明了方向。2006年,《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6)16號】提出,逐步建立“雙師型”教師資格認證體系,研究制定高等職業院校教師任職標準和準入制度。2008年4月教育部下發的《高等職業院校人才培養工作評估方案》【教高(2008)5號】,給出了“雙師型” 教師最新和權威的界定。2010年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加強‘雙師型’教師隊伍和實訓基地建設,提升職業教育基礎能力的總要求”。2012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強調了“雙師型”教師的培養培訓體系,提出:“職業學校教師隊伍建設要以‘雙師型’教師為重點,完善‘雙師型’教師培養培訓體系,健全技能型人才到職業學校從教制度”;“發揮好行業企業在培養‘雙師型’教師中的作用”。

二、促進“雙師型”教師培養的國家宏觀政策建議

一是政府要對“雙師”素質師資隊伍建設工作進一步從政策與法律的高度予以重視,將制度與文件落實到可供操作的層面上,激發學校強化“雙師”素質師資隊伍建設工作,鼓勵企業及社會單位和組織支持參與教育。

二是政府要加強統籌,設置“雙師”素質師資隊伍建設工作評估或評價系統及服務機構,規范和明確相關單位的權利與義務,把握工作的方向和程序。政府要加強協調,為校企合作牽線搭橋,推動產學研合作的深化。

三是應以法律的形式確立政府撥款資助職業教育的制度,對高職教育辦學經費的投入的規定要清晰,從而使高職教育的經費來源得以保障, 使高職院校辦學條件到位, 高職教師工作環境和工作待遇能得到充分保障,使高素質人才能被吸引到高職教師隊伍當中來。

四是制定一套具有實踐意義和操作性的高職院校“雙師素質”教師資格認證體系。高職院校“雙師素質”教師是高職院校教育質量的保證,教師資格的認證是高職院校“雙師素質”教師隊伍建設的關鍵。然而,我國自1995年國務院頒布《教師資格條例》和2000年《(教師資格條例)實施辦法》以來,對職業教育這一特殊教育類型的師資隊伍建設,尤其是“雙師型”教師的認定卻還沒有制定專門的教育法律法規,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也沒有相應的政策保障.這在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的確是一大缺憾。因此,我國應將職業教育列為我國戰略發展重點,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并應將教師的社會地位定位于國家公務員待遇, 同時相應地提高其工薪待遇。從而使高職教師的職業滿足感增強, 以吸引優秀的師資進入高職教師行列。在資格認證方面,我國教育部應進行充分調研與論證,在界定高職院校“雙師素質”教師內涵的基礎上,制定一套嚴格的高職院校“雙師素質”教師資格認證標準,要把技能考核作為高職院校教師職稱評審的主要指標,適當降低學術要求,并將認證因子科學設置量化權重,使之具有實踐操作性,這是我國高職院校“雙師素質” 教師隊伍建設的必要基礎。

三、高職職教行業層面政策建議

形式與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微時代 “形勢與政策” 課教學質量

中圖分類號:G6d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z.2016.07.024

1微時代視閾下高校“形勢與政策”課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1.1微時代視閾下高校“形勢與政策”課面臨的機遇

“微時代”主要是指一個以微信息、微媒體、微社區為主要形態的新網絡空間,以移動手機、掌上電腦、信息電話等現代電子設備為實體依托,以微博、QQ、微信以及政治、購物、娛樂、科教、社會等新聞傳播和瀏覽網站新媒體平臺為載體,借助信息網絡渠道在網絡系統中塑造“微支付”、“微創造”、“微閱讀”等個人生活體驗方式和思維方式。

微時代情境下,信息生成、傳遞、擴散的及時獲得性打破了傳統依靠職能物理空間信息傳播的滯后性,為信息的快速傳播及分享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疏通渠道。與此同時,隨著微時代的到來,諸多信息交流媒體和方式更新換代的速率得到加大提升,改善了大學生生活學習方式,諸如獲取教學信息的及時性、廣泛性、便捷性。就高校大學生而言,能夠運用高校“形勢與政策”理論知識分析和解決當下發生的時事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問題,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豐富和拓展了高校“形勢與政策”教學空間,有效避免由于信息傳播的時滯問題而造成教學主體與教學對象之間的溝通梗阻。從某種程度上看,“微時代”所帶來各種信息網絡技術以及信息傳播,為培養和塑造大學生分析和解剖時事政治及其提出改進路徑的思維模式和實務能力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訓練平臺,提升了大學生教學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對培養大學生邏輯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主觀能動性意義深遠。

1.2微時代視閾下高校“形勢與政策”課面臨的挑戰

認清“微時代”給大學生學習生活帶來諸多便利條件的同時,不得不對“微時代”所造成諸多負面影響進行深入分析,對此才能有效利用其優勢,規避其劣勢,發揮其對高校“形勢與政策”課教學質量提升的促進作用。一方面,大學生正處于價值觀、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知識儲備、人生經驗相對比較缺乏在海量信息面前很容易受到虛假新聞、謠言的影響。據有關數據調查顯示,微博、QQ、微信成為大學生最常使用的三大社交網絡工具,并且大學生占據使用此類媒介傳播平臺主體的比例相當巨大。然而,在信息網絡充斥于各種網絡傳播平臺中,海量信息存在失真、欺騙、謠言、蠱惑等性質,嚴重影響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教育以及主流價值觀的傳播,給大學生的身心健康造成極大危害。另一方面,微媒體網絡技術在給人們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部分網絡大V利用微信、微博等平臺曲解、違背主流價值觀,宣傳詆毀國家的言論、散播謠言,倘若大學生加以確信,將會嚴重動搖和危害大學生塑造和形成正確價值觀念,造成思想危機、道德危機和政治危機,從而造成不堪設想的惡劣社會影響。

2微時代視閾下高校“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存在的問題

2.1重形式輕買質

近來年,隨著以QQ、微博、微信為代表的網絡媒體迅速興起,各級各類高校逐漸意識到“微時代”的到來是一股不可逆勢的潮流,只有巧妙順應其成效優勢和規避其制約劣勢,才能在其發展洪流中贏得驅動教學改革制勝的利劍。基于此,各級各類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程教學改革也積極響應了此股技術洪流所帶來各類契機,紛紛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注入到高校“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工程之中。絕大部分高校紛紛開通了以學校組織名義為代表的微博、微信平臺,以便于宣傳學校新聞信息、傳播主流價值觀,形成輿論主陣地。可是,在根據現實情況得知,大學生群體參與到學校所宣傳的新聞內容的積極性不足,學生的主動性尚未得以充分調動。回歸該門課程的教學本質,高校“形勢與政策”課是一門基于當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五位一體”發展形勢進行全面認析,全面認知和掌握這些方面政策方針,采用科學化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措施來解決這些領域所呈現的諸多問題,進而提升大學生理性思考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本領和能力。可是,現有的教學模式往往容易忽視此類能力的塑造和培養,實為惋惜。

2.2知識單向式交流受到嚴重沖擊

現目前,借助“微時代”技術契機改造高等院校“形勢與政治”課教學已經深入高等教育相關部門以及具體任教主體的意識層面,可是在實際教學工作中,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模式絕大部分依然采取形勢報告會、專題講座、歷史分析等模式進行教學。在這種教學情境下,單向式的政治知識灌輸以及任課教師仍然占據強勢中心,往往容易忽略大學生的知識訴求和主體感受,難以激起大學生學習興趣、愛好、共鳴,從而產生抵觸和逆反心理。微時代的到來,加快了信息平面傳播的便捷度,打通人與人交流的空間障礙,增進彼此的了解和信息共享,大學生參與以微博、微信、QQ、社交論壇等平臺的信息和意見交流,增添了表達個人意見和主張的機會與窗口,進而倒逼傳播教學模式下以任課教師為主場、實體課堂為平臺教學方式、教學內容、教學技巧等層面的系統化改革和創新。

2.3任課教師的綜合素養有待提升

高校“形勢與政策”課是一門結合當下政治、社會、經濟、科教文衛等時事形勢和變化而開展教學引導、傳播主流價值觀的系統課程,是一門統籌理論性和實踐性的課程。該門課程對任教主體(任課教師)的時代感、政治敏捷度、社會洞察力要求極為嚴格,有著較高的要求。任課教師應具備基本的政治理論素養以及對正確運用基礎理論職能全面解剖時事政治所發生的現象問題及其背后所隱藏的根源和本質。然而,在現實教學情境中,大部分任職于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老師大部分并非科班出生,缺乏擁有扎實的政治理論以及完備的知識結構體系,往往容易造成該門課程教學走樣,并不能達到預期目標和期待,從而導致大學生對政治問題的冷漠和觀望,集體主義、愛國精神受損。

3基于微時代的高校“形勢與政策”課教學質量提升路徑

3.1優化課程教學頂層設計

優化高校“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的頂層設計,對強化和提升該門課程教學的全面改革提供根本路向意義重大。一是強化核心領導,形成通力協作的新型網絡工作格局。強化校級黨委對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核心領導、明確學校宣傳部門、學生工作部門、團委、教務處等部門在該門課程教學改革中的職責和權力邊界,加強校級、院級、系級三個層級對該門課程教學改革的網絡化工作運行和溝通管理。二是強化理論體系以及中國化的理論體系指導高校“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內容的創新和完善,為教學內容提供價值引導。三是增強課程教學的是時代感、危機感、緊迫感。改變現有教學單向式、填鴨式教學內容的灌輸,加強大學生主體運用課程理論知識解剖實際問題的思維模式和能力,重在理性思維模式的訓練和正確運用政治觀、價值觀解決實際問題本領的鍛造,進而提升課程教學頂層設計的科學性。

3.2巧用微媒體技術,創新教學模式

微媒體時代所攜帶的各種機遇與挑戰,是對微媒體猶如“一把雙刃劍”的最好詮釋。微時代下的微媒體技術、多元化、多性能的產品的供給給使用此類產品的大學生消費者以及高等教學模式帶來極大便利和威脅,如何避免其劣勢?本文認為應正確應用的技術層面予以推進。一是聚焦“時事焦點”,開展專題式研討教學。為改善任課主體“照本宣科”以及大學生抵觸心理,本文認為最為有效的方式之一在于,教學內容的新穎性,此類新穎并非指代迎合大學生的“口味”而開設的內容新穎,而是圍繞教學目標大綱,聚焦大學生關注度較高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所呈現的關注度極高的問題進行講解,從焦點源頭上,提升教學內容的吸引力。二是創新教學工具,提升教學內容傳遞形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在現有教學手段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能夠立體化、直觀化反映問題的圖片、視頻,以及角色扮演、情境模擬等形勢開展課程教學技術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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