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雪景的詩句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雪景的詩句范文第1篇

2、師傅的困難就是我的困難，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一定鼎力相助；（作者：高爾基）

3、對師傅的教誨，牢記在心，落實在行動；（作者：歌德）

4、認真向師傅學習技術，學習做人的道理；（作者：孔子）

雪景的詩句范文第2篇

1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關注危害人類生命的重大疾病

科學發明必定處在研究的象牙塔尖嗎?諾貝爾獎也青睞與人類生存息息相關的普眾性問題。在19世紀，白喉是威脅人類健康的主要殺手之一。那時候沒有抗菌素，白喉致死率驚人。1891年，德國細菌和免疫學家貝林(E.vonBehring)和他的同事北里柴三郎(Kitasato)［2］在大名鼎鼎的科赫實驗室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將患過白喉的小鼠血清注入新患白喉的老鼠體內以后，新感染白喉的老鼠奇跡般地痊愈了，這說明患過白喉的小鼠體內有某種對抗白喉桿菌毒素的物質。感染白喉的老鼠奇跡般地痊愈了，這說明患過白喉的小鼠體內有某種對抗白喉桿菌毒素的物質，這種物質被命名為“抗毒素”。一個圣誕節的夜晚，一名白喉女孩氣息奄奄，看上去即將不久于人世，絕望的父母接受了年僅三十多歲，留著絡腮胡子、衣著整齊的貝林醫生為他們女兒注射一種新的、還未應用于人體的“藥物”，這個藥物就是抗白喉毒素的抗血清。注射后，小女孩的病情迅速好轉，沒幾天就康復出院了。圣誕節加上難以置信的良好效果，使得此事產生了相當大的轟動，有人甚至以“圣誕節大拯救”來命名此次治療。這名女孩就是被動免疫療法應用于人體的第一例。繼白喉抗毒血清后，貝林又研發破傷風抗毒血清，在此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挽救了大批受傷士兵，貝林再次被譽為“士兵的救星”。作為血清療法的創始人，貝林于1901年獲得了第一屆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100多年后的今天，盡管白喉幾乎絕跡，但是抗血清療法，即免疫被動免疫療法一直應用于臨床。在實驗課程中，我們不僅要求學生動手做，了解免疫學實驗的基本操作，更需要讓學生了解免疫學開創至今始終把解決臨床問題放在首位。在動手實驗的同時，要把學生的科創思維聚焦于一些可以通過免疫學方法解決的臨床醫學實際問題。以病原體免疫動物制成抗血清可以治病，把病原體通過特定的處理方法制成滅活或減毒活疫苗可以預防疾病。用疫苗預防疾病的方法始于19世紀末，如英國鄉村醫生琴納(E.Jenner)［3］制備了牛痘疫苗預防天花，法國科學家巴斯德制備了炭疽疫苗和狂犬疫苗預防炭疽病和狂犬病。1905年科赫(R.koch)發現結核桿菌及其傳播途徑并用結核菌素預防結核，等等。天花是通過呼吸道傳播，以高燒伴隨皮膚出現膿包為特征的重癥傳染病。17世紀到18世紀期間，天花是世界上最具毀滅性的傳染病。即使在20世紀，死于天花的人數比當時死于戰爭的人數多得多。種痘預防天花很早就有記載，如我國的宋朝就有吹痘術［4］，這種方法經波斯、土耳其傳入歐洲，再傳到美國。但是，首次發表完整系統的方法是一位來自于英國的鄉村醫生琴納。牛痘和天花是類似的疾病，前者癥狀輕，后者癥狀重。琴納在鄉村觀察到感染牛痘的擠奶女工可以避免感染天花。1796年，琴納把一位感染牛痘的患者的痘皰液取出接種到另一孩子的手臂上，觀察到被接種者在天花人群生活中避免了天花感染。琴納的論文在英國皇家學會的雜志上發表了，但有關臨床觀察部分被刪除了，那個時代受宗教影響認為接種牛身上的物質是難以想象的。經過進一步研究，琴納自己出版小冊子發表了他的成果。這本介紹牛痘接種的小冊子在歐洲和美洲廣為傳播，在預防天花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琴納因此受到了尊敬和多次獎勵。當然，那時候還沒有諾貝爾獎。1977年最后一例天花在非洲索馬里被消滅，1979年10月26日，WHO莊嚴宣布全世界范圍已消滅天花這一人類征服疾病的最輝煌的成果。琴納，作為一個鄉村醫生，對人類做出了如此大貢獻。我們應鼓勵學生，一個平凡醫生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2基礎性實驗也可以解決大問題

凝集反應、沉淀反應、補體結合反應以及中和反應是免疫學有四大經典反應，同位素標記、熒光標記以及酶標記是免疫學三大標記技術。這些實驗的原理不深奧，操作不復雜，甚至肉眼就可以觀察結果。如今即使這些簡單的方法，仍然是免疫學實驗課的主要內容。有時候，老師，學生都覺得講課與聽課很乏味，很老套。但就是這些經典的實驗在早期卻獲得了意想不到的驚人成果。1900年，奧地利科學家蘭德斯坦納(K.Landsteiner)［5，6］在維也納大學病理研究所工作中就是通過凝集試驗發現了人類ABO血型。這一至今看來最簡單不過的凝集反應，即顆粒性抗原和相應抗體在電解質參與下發生的凝集反應。幾塊玻片，一些相應的血漿和血球，或者一些已知的抗紅細胞抗體就可在普通實驗室完成實驗。但不得不承認，這一偉大的發現為安全輸血提供了重要保證。1927年，蘭德斯坦納與美國免疫學家菲利普•列文還發現了血液中的M、N、P因子，從而科學完整解釋了某些多次輸入同型血發生的溶血反應和婦產科中新生兒溶血癥問題。蘭德斯坦納因此獲得了1930年的諾貝爾獎，并贏得了“血型之父”之美譽。為了紀念蘭德斯坦納的貢獻，為了鼓勵獻血，世界衛生組織、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國際獻血組織聯合會、國際輸血協會自2004年起將蘭德斯坦納的生日6月14日定為“世界獻血日”。自1905年首提激素概念以來，一場場尋找激素的熱潮不斷涌起。激素在生命活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但激素在體內實在是極其微量，采用4大經典免疫學方法難以準確檢測。美國生物物理學家耶洛夫人(RS.Yalow)［7］采用同位素標記已知激素，通過競爭方法建立了放射免疫檢測血液中微量激素的新方法，使得實驗室檢測限度達到pg/ml水平，放射免疫檢測激素的方法被認為是激素研究中的一場劃時代的革命，由此耶洛夫人獲得了1977年的諾貝爾獎。實驗課固然需要先進設備用以創新方法，新設備新方法可以展現前所未有的新結果。譬如，熒光標記抗細胞分化抗原的抗體，采用先進的流式細胞儀，可以細分細胞群和亞群，可以精確定位細胞內物質。但是，基礎性實驗也可以解決大問題。在課堂里，在介紹與操作上述4種基本免疫學方法的同時結合典故，尤其對學生第一次接觸免疫學實驗，能使實驗教學變得更生動、更引人，可以起到很好的教學效果。實驗課可介紹的實驗還包括免疫化學研究先驅德國科學家艾利希(P.Ehrlich)，他是第一位用化學方法解釋抗原抗體反應的科學家，他以沉淀反應解釋了毒素與抗毒素之間特異性定量反應的關系，由此提出了科學化學療法的概念;還可介紹比利時生理學家博爾代(J.Bordet)，他在比利時巴斯德研究所工作期間提出了血漿中存在著一種叫做防御素的物質，即現在名為補體，他發現抗原抗體結合以后可以激活補體，達到清除抗原的作用，這一發現，在當時對抗原抗體結合的生理結局有了明確的認識，他在實驗中建立了敏感的補體結合試驗，并以此實驗證實了細胞毒抗體的補體依賴機制。博爾代是第1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919年)。

3科學需要不懈地追究與理念突破

通常人們都把機體的免疫力等同于抵抗力，似乎免疫力越強越好。實際上，過強免疫同樣會造成對機體的損害。琴納發現牛痘可以預防天花，同時也觀察到有的人對牛痘再接種會出現十分嚴重反應;科赫發現他所制備的結核菌素用于已感染結核的動物時也會出現強烈反應;貝林發現個別馬匹對再次注射大劑量白喉毒素時會出現超強反應。遺憾的是當時大家都沉浸于以免疫學新方法治療傳染病的歡樂之中，都認為免疫是防御，對機體起保護作用，而沒有對這種療法的副作用深加追究。1901年，法國科學家里歇(CR.Richet)在導師的指導下參加非洲熱帶海洋探險。海洋中有一種水母，傳說這種水母一吸附于別的生物時就射出一種強烈的毒液，使機體立即感到急劇的疼痛。里歇奉命研究其毒液，證實了這一情況。回法國后，里歇以海葵替之，用甘油提取海葵毒液并注入狗的體內，有些狗被致死劑量注射以后死了，有些狗注射后卻能存活下來了。經過幾周不等的時間以后，里歇再一次對這些存活的狗進行注射。出現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現象，即使注射極小量的毒液，這些狗也會立即出現嚴重的癥狀:嘔吐、血性腹瀉，暈厥、昏迷、最后窒息死亡。反復實驗以后里歇提出了一個新觀念:免疫不僅對機體有保護作用，也會使機體發生病理損傷，甚至死亡，即過度免疫反應對機體是有害的，里歇把這種過度的免疫反應稱為過敏反應(anaphylaxis)，an-aphylaxis取自希臘語中ana“反對”和phylaxis“保護”二詞。里歇的研究突破了傳統的免疫學概念，使人們認識到免疫反應的兩面性，即免疫不是越強越好，適應性免疫需要“適可而止”。1913年，里歇因研究過敏反應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里歇的成果是通過反復試驗得到的，是通過以往傳統概念而獲得的。當我們在制備超敏反應模型的教學中，引用典故，讓學生知道要勤于思考、敢于質疑。里歇的研究范圍很廣，包括生理生化、心理病理、藥理學，以及精神病學、細菌學和醫藥統計學等。里歇還是詩人、小說家、戲曲家和飛行家，發表過不少文學作品，還長期擔任《科學周刊》和《生理學和普通病理學雜志》的編輯工作。在教學中，我們還應該鼓勵學生培養更多的愛好與特長。

4科學獻身精神

講起科學獻身精神，就可能想到研究放射性物質的居里和居里夫人。事實上，在免疫學研究領域也不乏其人，除了在研究中不幸被感染者以外，更有以自身作為實驗對象，親自嘗試人體實驗結果。澳大利亞醫生馬歇爾(BJ.Marshall)［8］是一位實驗愛好者。一直以為，胃腸潰瘍的原因是壓力過大、不當食物或藥物等原因造成的，為了防止癌變，嚴重潰瘍只能手術切除胃的病理部分。馬歇爾和他的同伴沃倫(JR.Warren)發現胃里的幽門螺桿菌是潰瘍的罪魁禍首。胃pH為1～3，如此強酸環境細菌會活嗎?即使能活，如何證明其與疾病有關?事實上這種細菌早在100年前就在胃里被發現過，只是沒有引起注意而已。馬歇爾和沃倫從胃組織里分離到了細菌，并在體外成功培養繁殖。他們發現這種細菌會分泌尿素酶，這種酶會把進入胃里的尿素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與胃酸作用可造成局部中性環境，由此使細菌有了適應生長的條件。要證明微生物的致病性需要滿足“科赫原則”，他們倆首先以4頭小豬做實驗，動物實驗始終沒有成功，馬歇爾即以自身為實驗對象，親自口服10億個細菌，證實了胃炎的疾病過程。1994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建議，有消化道潰瘍者，無論首發還是復發，都需要檢查幽門螺桿菌。2005年，馬歇爾和沃倫因發現幽門螺桿菌與消化道潰瘍的關系而獲得了諾貝爾獎。教學中可舉的例子還有南非病毒學家泰勒(M.Theiler)［9］，他也是一位具有獻身精神的科學家。泰勒以大無畏的科學獻身精神首先在自己身上注射稀釋的黃熱病病毒，親身體驗黃熱病病毒疫苗的免疫效果，他所制備的減毒活疫苗廣泛運用于非洲和南美洲以后，終結了黃熱病作為這些地區主要傳染病的歷史。盡管泰勒的工作看上去并不深奧難懂，也沒有多么創新性的理論支撐，但諾貝爾獎評委會認為，這種經過多次感染而降低毒性的活疫苗研制方法有著非常光明的前景。泰勒因成功研制黃熱病疫苗而獲得了應有的贊譽，摘得了1951年諾貝爾獎。諾貝爾獎的評判更多地傾向于研究成果的現實效益和潛在價值。當然，在課堂里有必要告訴學生，我們需要的是科學的獻身精神，而不是魯莽的、無價值的冒險行為。

5結語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成果，主要聚焦于醫學實際問題。如傳染性疾病的診斷、治療與預防。傳染性疾病不僅過去，將來也仍然是威脅人類的重要課題。現代醫學還有自身免疫病、腫瘤、器官移植以及抗體作為藥物用于臨床等一系列問題需要探索研究。在免疫學實驗教學中，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結合生動活潑的圖片把免疫學的輝煌歷史通過PPT放進課堂里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引導學生創新思維，銘記科學家們對科學的專心致志、不懈追求以及忘我的科學精神，可以使免疫學實驗課更豐富多彩，引人入勝。

參考文獻:

［1］劉伯寧.諾貝爾獎與免疫學的百年淵源［J］．自然雜志，2012，34(3):167-171.

［2］矢沢科學事務所.諾貝爾獎中的科學(生理學或醫學獎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1-270.

［3］何維，劉學禮.免疫與內分泌［M］.見:諾貝爾獎百年鑒，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1-169.

［4］馬伯英.中國的人痘接種術是現代免疫學的先驅［J］．中華醫史雜志，1995，25(3):139-143.

［5］任本命.卡爾•蘭德斯坦納［J］．遺傳，2006，28(1):1-2.

［6］CarlZimmer.血型從何而來［J］．大眾科學，2014，(10):20-21.

［7］胡國強.放射免疫測定法的創建者—羅莎琳.耶洛［J］．放射免疫學雜志，1994，7(2):122-124.

［8］張發云，楊真威，李國明，等.幽門螺桿菌與2005年諾貝爾醫學獎［J］．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進展，2005，32(11):1016-1018.

雪景的詩句范文第3篇

【關鍵詞】體育俱樂部 教學模式 優勢 困境

梳理我國體育教學模式的發展歷史可以得出，早期的體育教學模式比較保守，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處于對立的兩面，造成了學生學習興趣下降、學生個性得不到全面發展的結果。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的體育組織受到國外快樂體育、戶外運動、終身體育等多種學校體育管理模式的影響下，也在不斷變革和推陳出新，體育俱樂部教學模式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并受到教育學者們極大的關注。到上世紀90年代末，體育俱樂部教學模式作為一項牽動學校體育整體改革的研究，開始呈現出多元化、多樣化的局面。

隨著我國教育改革不斷深入和發展，作為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體育教學改革也在不斷推進。為了更好的實現體育教育的目標，體育教育改革秉承“健康第一”、“終身體育”、“快樂體育”和“多元化體育”理念，在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工程中對原有的培養模式進行改革，體育俱樂部的教學模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并發展起來的。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目前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種教學模式在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體育俱樂部教學模式是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體育教學實際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是結合了現代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的全新的教學模式，目前，已經成為國內體育教學中的焦點之一。體育俱樂部教學模式是對原有教學模式的徹底更新，更加注重學生的自主、積極、主動的學習模式，滿足了不同層次、不同興趣愛好者的實際學習的需要。

一、體育俱樂部教學模式的優勢

（一）教學價值方面

傳統體育教學中，在教學中多偏重運動技術學習，往往忽視了對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鍛煉及學生體育習慣的養成。體育俱樂部的教學模式打破了過去的以專項體能、運動技術水平進行簡單分班的不足之處，實行在同一體育課堂內學生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條件和興趣愛好，選擇自己喜歡的項目，因此更加尊重學生的個體特征和差異，通過讓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運動項目，最大程度地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從而能有效地彌補傳統體育教學中的缺失。

（二）教學任務方面

傳統的體育教學表現為終身運動技術的掌握，而忽視學生個性發展；體育俱樂部教學內容的豐富性和運動項目的多樣性能夠滿足學生對體育課多種選擇的需要，為學生個性的發展提供了更多、更靈活的選擇空間，也拓寬了學生自主活動的空間。當學生具備了很強的主體意識，整個體育教學過程在完成教學任務、實現體育教學目的方面就會更加容易。

（三）教學目標方面

傳統體育教學目標表現為“模型化”，限制了學生的獨立性和創造性；體育俱樂部重視培養學生自主鍛煉身體的習慣，可以培養水平較高的運動隊、培養學生多種運動能力。在培養學生的專項運動知識和技能的同時，注重提高學生的專項運動技術水平，從而推動學校各種運動競賽的開展。運動競賽的廣泛開展，能從中挖掘大批有運動天賦的學生，并促使其迅速成長。

（四）教學觀念方面

隨著人們的健康意識不斷加強，體育作為一個產業已經成為人們的日常消費，體育鍛煉的健身、娛樂效果和社會交往功能被人們所接受，“花錢買健康”成為一種新的時尚。大學生的體育鍛煉的觀念也隨之轉變，更多的人開始自覺進行體育活動，通過體育鍛煉獲得自身的各種需要。就體育的教學觀念而言，傳統體育教學更加注重體能鍛煉，體育俱樂部教學觀念在強調體育課增進學生身心健康的同時，更加注重培養他們的習慣的養成、自我鍛煉意識的增強。

（五）教學評價方面

傳統體育教學重視定性評價，以考試分數作為評價學生體育成績的唯一標準；體育俱樂部將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相結合，對學生的評價更加綜合化。以學生參加的次數、鍛煉的積極性和自覺性為主，各方面的能力、各單項技術與技能、進步幅度和體質健康標準等方面結合為輔。

二、體育俱樂部教學發展中面臨的困境

（一）管理難度大

相對于傳統體育教學來說，新的教學模式由于學生在選擇項目、時間、考核等方面有較大自由度， 加之學生存在興趣不平衡、體育意識較薄弱、鍛煉自覺性差等問題，體育俱樂部模式在教學管理上難度較大，部分學校的教學管理水平暫時跟不上要求，有待逐步完善。而與之相比，傳統體育教學更加便于對學生體育學習的管理和制約。

（二）體育場地不足

由于體育俱樂部教學模式中在體育項目上要求更加多樣化，對高校體育場地設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一些熱門項目，由于場地限制，很難滿足學生需要，造成僧多粥少局面，與體育俱樂部宗旨相違背。

（三）專業師資缺乏

體育俱樂部要求教師具有較高的專業素質，但是大部分高校體育師資薄弱，當在教學中面對一些學生喜愛的運動項目，如拉丁舞、健美操、瑜伽、健美運動、網球等等這樣的項目，選課的學生較多，但專項老師太少，因此很難開展。部分教師只能改行，邊教邊學，影響了教學質量。

雪景的詩句范文第4篇

關鍵詞：大學文化 民族精神 時代精神

黨的十以來，圍繞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強調用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把中華民族團結起來，建設成為一個文化共同體。大學作為精神的殿堂，在這種歷史進程和時代命題當中，無疑承擔著重要的歷史使命。

一.具有民族精神的大學文化建設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的血脈，亦是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根基。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文化總是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優秀的傳統文化更是奠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根本，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充分堅持傳統文化的核心本質，指導和完善學生精神文明建設，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對激勵學生、教育學生、凝聚學生起著重要的作用，優秀的傳統文化能使人產生健康向上、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堅定地以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為根基，帶頭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

高校作為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者，接續優秀文化傳統，培育核心價值觀，其中教師是文化傳播的主體，學生是客體，大學文化是載體。提高高校教師作為文化知識的傳播者和創造者，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過程中要起表率和模范作用，認同優秀傳統文化是大學生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前提，高校要時刻教育和提醒大學生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勿忘歷史、勿忘中國傳統文化，努力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先行者、引領者和推動者。

大學文化是大學活的靈魂和核心要素，其深厚的根基是五千多年的中國傳統文化，辯證認識，厘清傳統文化的本質內涵，體現本民族的特色，發揚本民族的文化優勢，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客觀審視中華傳統文化，高校在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活動中，高校要時刻教育和提醒大學生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清楚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價值理念，從文化發展的連續性和繼承性來考量，深刻闡述其新的時代內涵，與時俱進，古為今用，學以致用，繼承創新，放大傳統文化的價值效應。

利用傳統文化的豐富資源，豐富創新載體，增強傳統文化的宣傳通道通過文化傳承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構建具有強大凝聚力”感召力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師生的認同感，共同致力于構建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良好環境，借助重要的“民族傳統節日”民間民俗活動，依托各類選修課"講座"報告"學生活動 運用網絡，手機，微信，飛信等新興媒體開展豐富的傳統文化教育活動，建設具有民族精神的大學文化，使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二.具有時代精神的大學文化建設

在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豐富大學文化的內涵。高校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協調發展離不開大學文化的媒介作用。當代大學文化的傳承也離不開現代信息技術成果的運用，大學利用技術革新，提升文化建設的內涵，拓展文化建設的邊界，用文化去鼓舞和感染大學生青年群體，讓大學文化為未來更多%更好的技術和成果的誕生孕育良好的環境。

構建在線文化，激發學生參與以“開放教育”為本質特征的虛擬校園文化建設的積極性。依靠現代信息技術，借助豐富的網絡資源搭建師生活動平臺的新型文化建設，充分利用學生群體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學生在文化認同和教學模式改革方面的主動性，鼓勵學生參與學校的日常管理和未來規劃。

利用“慕課”這種“碎片化”的知識傳播方式對學習的主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慕課”背景下依然要堅持對學生的指導與督促，從理念上鼓勵學生高效利用時間，主動參與優質教育資源的分享，在方式方法上加以引導主動式學習文化的強化。以價值觀比較為引導，提升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不斷完善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廣泛開展道德實踐活動，強化主動學習，營造線上線下互動學習的校園文化氛圍。

其次，大學文化與企業文化有效銜接，創業型大學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具備勇于創新、敢于冒險、團隊合作精神、溝通及交際能力、誠信和市場應變能力等的企業家精神。創業型大學在國內外迅速崛起，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等“創業型大學”將基礎研究和教學與產業創新結合在一起的“234模式”正在取代哈佛模式成為學術界的榜樣。

以大學的知識資本和人才優勢為企業提供智力，人才和科學技術支持，有效介入區域經濟發展和推動社會進步，實現大學文化與企業文化的有效銜接，將學科設置于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及企業需求緊密銜接，提高大學文化建設的市場化程度將企業文化與大學文化進行有效銜接與整合，構建更適于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創業型大學文化。

以提高高校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度為目標從學校管理運行機制）教學質量保證機制）科研提升機制）人力資源及社會資源開發機制入手逐步建立并不斷完善符合創業型高校辦學需要的辦學機制和人才評價體系，構建鼓勵個人創業的制度體系"完善的制度是創業成功的有效保障，要建立激發大學師生創業的內在動力機制，制定與創業型大學相適應的教師評定和考核機制，鼓勵教師將發明專利技術進行轉移，深度參與區域經濟建設。

把創業文化精神融入到師生的思想深處，做好大學生創業實踐園區和科技園區的工作，為學生提供創業鍛煉平臺，為教師提供與企業合作開發研究的場所。

三.手機媒體在大學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手機媒體作為大學文化建設的新載體，突破了傳統媒體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局限，與大學生的學習生活息息相關，是大學生獲取信息、生活學習和溝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手機媒體對大學文化建設的輿論導向作用手機媒體為大學文化建設提供大量的文化資源。手機媒體中的新聞引導著輿論，推動校園文化建設向科學性、民主性發展。通過數字化手機媒體信息平臺逐步替代像黑板報和通告欄等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手機媒體文化是大學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媒體技術的革命帶來了傳播方式和內容的雙重變化手機媒體蘊含的科技、先進、人本的理念，促使我們更好地運用手機媒體將校園文化向著先進、科技的方向發展，集思廣益，及時地聽取廣大師生的心聲與建議和來自社會各界的建議與意見。

大學文化是大學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東西，是大學的最重要的競爭力，是大學辦學質量最根本的體現，也是大學建設和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辦學資源。高校是傳承創新優秀文化的重要陣地，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具有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大學文化，既是高校有效開展立德樹人實踐的內在需要，也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陳少鋒，李月云.手機媒體在大學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及發展構想[J].普洱學院學報，2014年10月.

2.王一丹.網絡虛擬校園文化建設研究[J].教育與職業，2011，2.

3.翁李焱.創業型大學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與應對策略[J].宿州學院學報，2015年2月.

4.印亞軍，徐惠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J].江蘇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12月.

雪景的詩句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經濟人”假設；約束；方法論個人主義；個人行為模式

作者簡介：高嵩(1972～)，女，黑龍崗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理論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4-0008-04　收稿日期：2008-04-18

幾乎所有秉持個人主義思想的西方經濟學流派都把自己的觀點追溯到亞當?斯密。斯密注重個人行為選擇分析，他的個人觀念被后人歸納為“經濟人”假設，并且被眾多西方經濟學流派繼承下來，在他們的學說中得到發展。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經濟學，這三大流派的共同特點在于對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的強調。當然，不同流派，甚至同一流派內部不同學者的觀點還有所不同，對斯密學說的理解也存在分歧，從而使得出現在他們著作中的“經濟人”還有細微差別。對于這種細微差別，楊春學(1998)用從“經濟人”到“新經濟人”的發展變化予以概括，認為布坎南、貝克爾、諾思等人關注“非經濟行為領域的分析”，從中“揭示出‘經濟人’的某些實際行為特征”，這種“新經濟人”假設“既能增強經濟人模式的解釋能力，又使我們能夠發一掘出約束經濟人行為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深層含義”。

與那些以贊許的目光看待“經濟人”假設及其發展變化的學者不同，也有很多人反對這種秉承自啟蒙主義思想的理論傳統，并飽含諷刺意味地將其稱為“抽象的個人”。其中，最為中國讀者所熟悉的就是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曾專門針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個人的理解進行過批判，從中可以看出，他持有一種不同于“經濟人”假設的獨特的個人觀念。對于這種個人觀念，學者們也有不同理解。比較傳統的觀點主張把社會關系看作獨立于個人行為選擇的客觀因素，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客觀存在決定了資本家個人的存在，而不是具有利己心的資產者的存在決定了資本主義關系的存在”(胡鈞等，2005)。與這種觀點不同，筆者主張關注社會關系，把人與人之間結成的依賴和制約關系看作是個人的行為特征之一，認為對這一特征的強調構成馬克思個人觀念與“經濟人”假設的根本分歧(高嵩，2008)。

本文立足于對馬克思相關觀點的理解，關注不同流派的學者對個人行為選擇約束條件的處理，希望從中揭示“經濟人”假設的發展變化，進而更深刻地體會這種個人觀念的局限性。文中含混地把出現在斯密著作中的相關因素稱為社會背景。馬克思則認為，不同個人在彼此間結成的社會關系同時又制約著個人行為選擇的自由。今天，人們更愿意把制度看作是約束個人行為選擇的因素。當然，也有人試圖總結西方學者從“經濟人”行為選擇出發對制度的形成和變遷所做的研究，比如林關征(2005)，閆大衛(2005)等。他們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他們的研究目的也不在于從馬克思的相關觀點出發探究“經濟人”假設的發展及其局限性。

一、亞當?斯密的個人觀念

啟蒙主義者主張把個人理解為“分裂為原子狀態的、彼此基本上漠不關心的”，古典經濟學繼承了這種個人觀念，“經濟人”被看作是啟蒙主義“抽象的人的一般觀念的不同形式”(盧科斯，2002)。在斯密的理論體系中，個人是忽視彼此間的關系，忽視特定社會背景對其進行抽象的結果，這種不受任何約束的“經濟人”是處于原子狀態、彼此孤立存在的(斯密，1962)。

人們通常從兩大條件出發去分析個人的行為選擇，其一是個人利益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能力，其二是約束條件，二者缺一不可。但斯密在對個人進行刻畫的時候，卻只借由自利性和理特征強調了前一個條件。對斯密的這種做法，馬克思(2004)用“魯濱遜”這一與世隔絕的文學人物形象加以諷刺。他寫道：“政治經濟學喜歡魯濱遜的故事”，而一旦從學者們的想象回到現實世界，“離開魯濱遜的明朗的孤島”，就能看到，“人都是互相依賴的”。從類似的批判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在一開始就主張正視社會關系對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他的個人觀念還特別強調了人們在彼此間結成的依賴和制約關系。按照今天我們通常使用的經濟學語言，馬克思的個人觀念既強調了個人的利益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能力，也沒有忽視個人的約束條件，而這兩大因素對于分析個人行為選擇是不可或缺的。

即便只強調個人的自利性和理特征，斯密在分析現實問題的時候，也還是不得不引入特定的社會關系，由此決定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條件。他曾探討過壟斷條件下資本家的共謀，分析過“單純、明確的天賦自由制度”下個人的行為選擇，從中可以看出，“經濟人”也生活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但是，這種處理方式無疑導致斯密在借助個人行為選擇分析探討現實問題的時候，只能接受一個穩定的社會背景，在那里沒有任何因素能夠推動社會背景發生改變。馬克思認為，斯密的這種做法等同于在一開始就接受了某一特定歷史條件下社會關系的合理性，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即便斯密又重新引入當時特定的社會關系，也不能把“經濟人”還原成生活在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現實關系中的個人。

而且，斯密忽視社會關系對個人進行抽象的做法還給自己憑空設置了一個難題，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還有必要從“經濟人”出發解釋社會背景產生和變遷的原因。之所以把它看作是一個難題，是因為斯密僅僅以個人利益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能力去規定個人，又把社會背景理解為約束個人行為選擇的因素，利益和對利益的約束在邏輯上是相互對立的。如何從追逐自身利益的“經濟人”出發，解釋約束其自身利益實現的因素形成和變遷的原因，這一問題引發了那些繼承“經濟人”假設并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的西方學者的研究興趣，比較著名的有新制度經濟學家和布坎南等公共選擇經濟學家。按照對馬克思相關觀點的理解，要準確刻畫個人，還必須明確他受哪些條件約束，基于這樣一種觀點，本文把西方學者圍繞制度研究取得的成果看作是“經濟人”假設的拓展，希望從中體會這種個人觀念的局限性。

對自己所設置的難題，斯密并沒有花費過多筆墨予以闡釋，只是強調特定社會背景是在“經濟人”追逐自身利益的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反對將其看作任何人類智慧的結果。可見，他不主張把社會背景理解為個人的選擇變量。斯密把經濟變量看作個人行為選擇的結果，把特定社會背景看作自發形成的結果，從而默認了“經濟人”存在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無

論某一社會背景是怎樣形成的，都不會影響斯密對受其約束的個人行為選擇所展開的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這意味著他把解釋社會背景形成和變遷的原因，與分析受特定社會背景約束的個人行為選擇嚴格區分開來，即便他還借由強調社會背景是在個人行為選擇過程中自發形成的，試圖把二者統一在同一過程中。斯密曾明確反對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他看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任何時期被用于簽訂“原始契約”。以便在此后遵循這一契約的安排。當然，促使他反對的原因還在于，社會契約論主張把特定社會背景理解為人們簽訂契約的結果，從而將其看作個人的選擇變量。

二、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個人的理解

馬歇爾的努力促使西方經濟學得到了更加迅速的發展，他和他的追隨者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家。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經濟人”假設，忽視人們在彼此間結成的依賴和制約關系，只強調個人的自身利益和理特征。從自利性和理特征出發，學者們還嘗試推導出個人的效用函數，用某種形式的效用函數指代出現在自己理論體系中的個人，這種做法得到西方學者的普遍接受。

與“經濟人”假設一起被繼承下來的還有斯密分析個人行為選擇時重新引入特定社會背景的做法。無論如何，單單從自利性和理性出發，僅僅依靠所得到的效用函數，是無法展開對個人行為選擇的分析的，于是，那些曾經被忽視的借以限定個人行為選擇的社會背景又重新得到重視。學者們在分析現實問題的時候，往往會為“經濟人”設定不同的身份――消費者、工人、不同市場結構下的生產者，等等，研究受一定條件約束的“經濟人”的行為選擇。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不斷發展，也開始有一些學者意識到，以往引入的約束性限制正在逐步喪失其現實性。為了擺脫理論與現實不符的尷尬局面，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嘗試引入更加貼近現實的因素作為個人的約束條件，他們誤以為這樣做就能把“經濟人”還原成真正生活在現實世界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個人。

與斯密不同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完全忽視對特定社會背景形成和變遷原因展開分析的必要，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存在著從個人行為選擇出發未曾予以解釋的變量――個人的約束條件，這一做法偏離了他們遵循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后來的一些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他們嘗試從“經濟人”出發探討制度形成和變遷的原因，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新制度經濟學家和以布坎南為代表的一些公共選擇經濟學家。

三、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人"假設的繼承和發展

新制度經濟學關注制度研究，其中，比較有影響的一種觀點主張把制度理解為博弈規則，認為它塑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經濟人”是在制度約束下進行行為選擇的。科斯(1990)提倡“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認為“實際的人”是“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的，這種觀點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由此出發，科斯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忽視對“現實制度”的探究，將其戲稱為“黑板經濟學”。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上述批評并不意味著科斯擺脫了“經濟人”的局限，恰恰相反，新制度經濟學也是用自利性和理性去描述個人的。雖然還有學者或多或少地放松這兩大行為假設。無論是更強調遵循自利性和理假設的學者，還是更傾向于偏離這兩大假設的學者，他們都僅僅從個人的利益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能力這一角度去刻畫個人，繼承了那種忽視社會關系對個人進行抽象的做法。

很多新制度經濟學家都把制度看作“經濟人”的選擇變量。認為“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的行為主體”，并且把自己對制度的關注追溯到斯密從“經濟人”出發解釋相關因素的傳統，而沒有注意到斯密反對將其理解為任何人類智慧的結果，反對把它看作個人的選擇變量。諾思區分了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認為正式規則是立法者和政治企業家等人有意設計的結果，是在博弈開始前就被確定下來的。類似的觀點把經濟研究區分為兩個層面，其中，新制度經濟學“主要關注第一個層面的效率分析”，即在不同制度間“做出選擇的過程”；西方主流經濟學主要關注“第二個層面”，即以“不斷進行邊際調整為內容的效率分析”。正像前文分析中曾經強調的，斯密已經把對社會背景的分析與人們關于經濟變量的選擇嚴格區分開來，當然，他還試圖把二者統一在同一個過程中，而諾思則明顯地將它們分別置于個人的兩個不同的行為選擇過程。更進一步地，如果按照諾思的研究框架，個人總是在一定制度約束下進行行為選擇的，那么，個人在選擇某一特定制度時也會受到另一些制度的約束，這一思路將引導人們陷入一種無窮回歸的尷尬境地。對此，新制度經濟學家并沒有給予足夠重視，這一問題是公共選擇經濟學家布坎南提出來的。

也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主張把制度變遷視為一種演化過程，而不是“經濟人”選擇的結果，持類似觀點的學者默認了個人存在另一種行為模式，借此解釋制度的形成和變遷。即便他們還強調，制度與經濟變量一樣，都產生自同一個過程，制度也沒有被理解為個人的選擇變量，而是被看作是某一伴隨個人行為選擇的演化過程。當然，不同學者關于這一演化過程的認識還存在差異。

無論是把制度變遷理解為演化過程，還是將其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從追逐自身利益的“經濟人”出發，解釋制約其實現自身利益的制度的形成和變遷，這一憑空設置的難題甚至促使學者們轉向某些非個人因素，諾思就曾引入“初始情況、歷史演進、信息和知識、信仰體系”等，類似的做法偏離了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削弱了其理論體系的解釋力量。而且，由于對制度的決定因素還存在不同認識，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顯得非常松散。諾思甚至承認，人們對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并沒有充分的認識，更不知道它怎樣約束我們改造社會的能力”(諾思，2004)。理論上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經濟人”假設的局限性。

四、公共選擇經濟學對“經濟人"假設的繼承和發展

與新制度經濟學略顯不同的是，絕大多數公共選擇經濟學家都接受了“經濟人”的自利性和理假設，其中，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學者還對制度研究表現出濃厚興趣。他們把制度看作是對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試圖從“經濟人”出發探討制度的理性選擇問題。可見，布坎南是把制度理解為個人的選擇變量的，這與斯密的觀點還存在差異。

在研究過程中布坎南發現，“經濟人”就某一制度做出選擇時也總是受到另一些制度的約束，按照這一思路，學者們試圖解釋制度形成和變遷的努力就會陷入一種無窮回歸的尷尬，為了擺脫這種尷尬局面，布坎南主張把“經濟人”的行為選擇劃分為立憲和后立憲兩個階段。在立憲階段，人們通過一致同意達成“立憲式契約”，在后立憲階段，受特定制度約束的個人還可以選擇“后立憲式契約”。布坎南(1962)認為，只有在立憲階段得到所有個人一致同意才能保證“立憲式契約”的合法性，他寫道：“我們的立場是契約主義的，這個術語本身表明了通曉古典政治哲學，特別是自由社會之思想基礎

的著述的人所接受的概念框架”，這讓我們再次感受到社會契約論的深遠影響。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被公認為是“自由社會之思想”集大成者的斯密在解釋相關因素時，還曾經明確反對過將其理解為人們最初訂立并在此后遵循的“原始契約”。

遵循自己構建的邏輯線索，布坎南嘗試解釋人們選擇“立憲式契約”的原因，并引入長期性和不確定性論證自己的觀點，他的結論也得到雷和泰勒等人的支持，但還是有人提出，即便人們在立憲階段選擇了“立憲式契約”，一旦后立憲階段遵照“立憲式契約”的安排給某個人帶來了負面影響，那么，他就沒有理由繼續接受“立憲式契約”的約束。對此。布坎南(2000)解釋道，那些被稱為“立憲式契約”的制度安排已經包含了“對規則本身建立起來之后的選擇施以有約束力的限制的規則”。布坎南區分立憲階段和后立憲階段的做法，實際上允許了“經濟人”存在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與后立憲階段不同，在立憲階段，布坎南通過外生引入更具有合法性的一致同意規則為“經濟人”確定約束條件，認為個人在一致同意規則的約束下選擇“立憲式契約”，以便在后立憲階段約束自己和別人的行為選擇。

當然，人們也注意到，布坎南的契約主義解釋其背后隱藏的邏輯是，國家是由所有個人通過建立某一社會契約形成的。但是，就連布坎南(2000)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一觀點與國家發展的歷史并不相符，“從經驗的記錄來看，歷史中的國家的建立，與契約主義的解說基本上沒有關系。歷史上大多數國家的出現是強者征服弱者的結果”。理論與現實的巨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人”假設的局限性。

與布坎南相比，大多數新制度經濟學家都沒有特別明顯地傾向于社會契約論，也沒有論及布坎南提出的問題，即個人就某些制度進行選擇的時候，也總是受到另一些制度的約束。但是，那些把制度看作是個人選擇變量的學者是無法繞開這一問題的。

五、簡單評價

與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相比，馬克思還特別強調了人們在彼此間結成的社會關系對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由此可見，馬克思是從個人利益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能力，以及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條件這兩個方面人手去刻畫個人的，在他看來，斯密在對個人進行抽象的時候，忽視了社會關系對個人的約束，即便斯密分析個人行為選擇時又重新引入特定的社會關系，這種做法也不能把“經濟人”還原成真正生活在當時英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個人。“經濟人”假設僅僅強調了個人的自利性和理特征，從這兩大行為特征出發，西方學者推導出了個人的效用函數，而把約束條件排除出對個人的理解之外。實際上，即便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下，效用函數和約束條件這兩個因素對于分析個人行為選擇也是不可或缺的。

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包括斯密在內的西方學者還探討了約束個人行為選擇的因素形成和變遷的原因。但是，從追逐自身利益的“經濟人”出發，探尋制約個人利益實現的因素形成和變遷的原因，學者們憑空為自己設置了一個難題。按照馬克思對個人的理解，這個難題是根本不存在的，因為馬克思在刻畫個人的時候，已經考慮到其行為選擇還要受到社會關系的約束。正是基于對馬克思相關觀點的理解，本文探討了自斯密以來諸多西方經濟學流派對“經濟人”假設的繼承和發展，特別是他們對個人行為選擇約束條件的理解和處理，以便更深入地探討這種個人觀念的局限性。

當然，西方學者為解釋約束個人行為選擇的因素所作的努力其方向也有所不同。斯密從對當時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特定社會背景的觀察中總結出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條件，認為社會背景是在個人行為選擇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反對將其理解為個人的選擇變量，并力圖在個人選擇經濟變量的同一個過程中解釋社會背景的形成和變遷。即便如此，斯密關于社會背景形成和變遷的討論也并不影響他對個人行為選擇的分析，實際上他是把二者嚴格區分開來的。可見，斯密實際上允許了“經濟人”存在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新古典經濟學雖然繼承了斯密的個人觀念，但卻并沒有意識到探討約束個人行為選擇的因素形成和變遷原因的重要性，這種做法遭到新制度經濟學家和以布坎南為首的一些公共選擇經濟學家的反對。

絕大多數新制度經濟學家都把制度看作是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其中，有些學者把制度變遷理解為一種演化過程，類似的觀點實際上允許個人采取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也有很多學者更愿意把制度看作是個人的選擇變量，按照這一研究思路，個人針對某項制度進行選擇的時候，還要受到另一些制度的約束，當然，新制度經濟學家并沒有論及這一問題，這一問題是公共選擇經濟學家布坎南提出來的，也是那些把制度看作是個人選擇變量的新制度經濟學家所無法繞開的。布坎南關于這一問題的解讀最終為“經濟人”引入另一種行為模式。以此來解釋制度的形成和變遷。當然，包括諾思在內的大多數新制度經濟學家和布坎南等公共選擇經濟學家，他們雖然也常常回到斯密的著作中去尋求支持，但他們關于制度的理解畢竟與斯密的相關觀點還存在差異，斯密反對把約束個人行為選擇的因素理解為個人的選擇變量，也不主張把這些因素和諸多經濟變量區分到不同的選擇過程中去予以解釋。因此。斯密對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是持否定態度的。大多數新制度經濟學家也沒有特別明顯地傾向于社會契約論，明確接受這一思想的是布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