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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會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封建法律思想,儒家,神權政治,宗法等級,百家諸子,德主刑輔

我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糅合以法家、道家及陰陽五行家的法律思想，經過上千年的演變至西漢時形成的，又經過從西漢至封建社會末期的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德主刑輔、禮法并用、原心定罪”為主體的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下面，就以時間順序對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演變過程作以下解析。

一、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中國信奉神明的傳統從原始社會就已經存在。早在夏商時期人們就普遍虔誠信仰神明，以“任德而不任刑”為主要理論觀點的神權法思想就成為適應奴隸制統治的神明、天道觀念的主流思想。春秋戰國時期戰亂紛爭不斷，宗法制漸漸失去主體地位，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政權被新興的地主階級所掌控。因為剛剛經過混亂的諸侯紛爭，他們在立法過程中便以“嚴刑峻法”的法家思想作為指導思想，以強化統治、穩定社會秩序。司馬遷曾經在講述戰國時期的立法時說過：“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為了加強思想控制，統一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受到鉗制。

直至漢初，經過連年的戰亂法家的思想主張已經不再適用，漢武帝便啟用黃老之學的思想，緩和戰亂留下的陰影與民休憩。但是安穩的表面下暗流涌動，勢力逐漸強大的各諸侯王同中央發生了強烈的矛盾，出現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觀念上的分歧，法律制度方面出現了“上無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的混亂局面。面對這種情況，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便成為最高統治集團迫切要求。西漢中期，著名儒士董仲舒所倡導的“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正好適應統治者進行集權大一統的要求，于是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開始將儒家思想奉為正統。儒家思想經過他的完善，借鑒了《中庸》的“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墨家的“君主法天”、道家的“陰陽結合”等思想，提出“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大其德而小其刑”。在立法中實行德刑結合：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于是“德主刑輔”的思想便成為法律制度的基本內容。至此，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最終形成并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

二、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發展歷程

（一）西漢時期——形成階段

西漢時期，董仲舒提出了新儒學，它是有別于先秦儒學的一種新思想。一方面它把先秦儒學的內容作了神圣化、神秘化的加工和改造，另一方面又吸取其他各家、特別是法家和黃老學說中有利于當時統治的內容作為補充，使之成了具有很強適應性的精神武器和統治工具。董仲舒新儒學的主要內容包括了神權政治思想、宗法等級制度、陰陽五行說和百家諸子學。

綜上所述，以董仲舒為主要倡導者的新儒學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源于先儒又高于先儒，他把先前的法律思想進行系統化、理論化的概述，畢業論文使之成為人們日常生產生活的行為準則。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至此出現在中國歷史之上。

（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發展階段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大地硝煙四起，處于異常混亂的局面，長期呈現出分裂割據的狀況，因此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又增添了新的內容，主要表現為以禮入律，以經立法。《春秋繁露.精華》中有語：“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體現出了引經注釋，春秋決獄的內容。

總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制建設繼往開來的性質顯而易見，這一時期是傳統法律制度發展至成熟完備期過渡的重要階段。

（三）隋唐時期——走向成熟和完備

隋唐時期是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全盛時期。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在客觀上也對法律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隋唐法律達到中國封建法律的高峰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開皇律》是一部在中國法制史上極具代表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是隋文帝時期所編纂的。唐朝時期中國法制史上的經典之作應運而生——《唐律疏議》，至此，達到了中國立法史上的巔峰。“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及“諸斷罪皆須引律令格式正文”都很好的體現出了唐朝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穩定及嚴明。

以儒家思想為宗旨的的全面體現出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法典《唐律疏議》，是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發展至完備成熟的里程碑。

（四）宋朝至清末——延伸及消亡

宋朝時，君主專制中央集權一步步加強達到頂峰。與此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一步步走向嚴明精致。“元時斷獄，亦每引唐律為據”，明律則“篇目一準于唐”，可見唐朝以后，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得以延伸。

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代王朝，封建法制歷經近兩千年的發展，輾轉相承，相當完備。清朝法制最基本的特點就是法律的完備性，因此可以說清朝的法制建設不僅承上，而且啟下，不僅是傳統封建法制的最后形態，而且開了近代法制歷史的先河。

但是隨著清王朝的覆敗、封建社會的瓦解，封建正統法律思想被迫退出歷史舞臺，傳統法律制度進行變革，近代法律制度呼之欲出，逐漸發展。

三、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歷史作用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是自西漢確立、經過各個朝代的總結發展而形成的、位居我國封建社會重要地位的思想體制。它是一定時期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產物，又反過來影響著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給予它們發展的指導性與前瞻性，順應并推動的封建社會的鞏固與發展。但是同時，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也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行為，阻礙了社會的發展、民主政治法律文化的萌芽。它是把雙刃劍，我們要學會辯證的看待它，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我們現代社會所用。

四、結語

綜上所述，以“德主刑輔、禮法并用、原心定罪”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各個發展因素在法律領域內“反射”的結果。隨著封建社會的逐漸衰落，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也隨之壽終正寢，但研究其形成及發展的歷程對我們對歷史的反思與總結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漢書.匈奴傳.

[2]戰國，魏國，李悝.法經.

[3]漢書.

封建社會論文范文第2篇

科舉制度是中國落后的根本制度之一

回顧中國發展歷史，能與科技沾上邊的除了“四大發明”，還剩下些什么呢?幾百年前我們講“四大發明”，幾十年前接著講“四大發明”，而現在還在講“四大發明”，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邏輯循環關系?如果從制度層面上思考此問題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封建社會的制度問題決定了科技的落后：第一，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是以帝制為核心的，不是以民主為核心的；第二，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是以小農為基礎的，不是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第三，封建社會的文化制度是以人的精神封閉為主的。

除上述的制度因素之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科舉制度，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是造成了中國幾千年經濟發展遲緩、沒有形成科技強國的根本原因之一。從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大部分研究古代科舉制度的文獻中可以看到，絕大多數觀點對科舉制度是肯定的，當然一般多的是從人才選拔、人才培育、人才政策的角度上。但是，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中國科舉制度的“內核”是什么?科舉制度主要“科舉”的又是什么?這種科舉方式對中國的歷史發展有什么樣的作用?

空缺自然科學是科舉制度的“阿喀琉斯之踵” 中國的科舉制度是在隋朝建立，在唐朝完善的。在史學研究中，因為科舉制度在隋朝比較短暫，所以一般都以對唐朝的研究為主。從唐朝的科舉制度來看，有四個方面的構成要素：一是把科舉制度上升為中央政府的核心制度之一，成為國家制度的主要形式；二是規定了科舉制度的內容和形式，也就是文科和武科兩種形式；三是建立了操作科舉制度的一系列規章制度和操作規范；四是全社會的教育制度和人才干部選拔制度自然地與科舉制度聯系起來，并形成某種程度的默契。

在唐朝時期，國家在完善了文武兩種科舉程序以后，為了鼓勵人們讀書習武參加科舉，國家還規定，凡是科舉合格者，國家都要免去其家庭的稅賦錢糧和各種征繳，這實際上就使得舉子家中大為得利了；同時，朝廷還規定，凡是通過科舉而獲得功名者，當地政府官吏必須禮待他們，還要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助。這個措施，本來是國家為了鼓勵社會尊重知識和人才的一種政治措施，這樣一來，就使得在科舉中取得功名者的社會身份大為升值了。

但是很清楚，在這樣的科舉制度中明顯沒有自然科學，也就是沒有科學技術的地位，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沒有理科和工科。為什么會是這樣的制度安排呢?因為在中國古代的王朝制度理念當中，“文能治國，武能安邦”幾乎是永恒的真理，所以，對于所有的有志之士來說，“能文能武”是判斷一個人的能力和水平的關鍵指標，而不是技能和對自然科學的掌握程度。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在隋唐之后的1300多年當中，不論是讀書人還是做官的人，不論是農村人還是城市的人，不論是有爵位的人還是普通老百姓，都把習文習武作為人生追求“仕途和地位”時最重要的動力和手段。

問題似乎已經很簡單了，因為國家的科舉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一種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中，任何公民都只能依靠“習文習武”才能有前途，才能有地位，才能有金錢，否則就什么都沒有了，因為沒有其他的“制度機會”。也正是因為在這種制度當中沒有自然科學，沒有科學技術，所以，稍微有智商的人都自然地會把人生的全部精力放在“習文習武”上面，而不會與國家的制度和政策背馳而行，更不會去搞什么“科技革命”、“科技創新”之類的了。全社會的“智力”都向“文武”方面“投資”，全社會的能人都向這個方向奮斗，人們的智力全部被這個制度吸引和消耗了。這就是為什么在隋唐之后的1300多年當中，我國的科學技術不能繼續得到社會的重視、國家的重視、制度的重視，也是中國沒能成為科技強國的真實原因。

可以設想，假設在隋唐時期建立的科舉制度中不是文武兩科，而是“文科、武科、工科、理科”四科的話，那么會發生什么事情呢?整個國家的人才自然就會向這四個方向同時“競爭”，而不是只在“文武”兩個方面了。如果是這樣的話，封建社會發展所以需要的各種類型的人才就都能夠得到滿足，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的發展都能夠得到其所需要的人才保證了。遺憾的是，事實正好與設想相反。

科舉制度等同于政治制度　科舉制度的安排，除去前文提及的“文能治國，武能安邦”的原因之外，實際上，這個制度安排主要是為了用制度保證政府官員的選拔和培養，這是一種政治需要。

當然，科舉中得到功名的人也并非都能去做官，但是，在科舉制度的年代中，朝廷一直高度關懷和干預科舉，所以，許多得到了功名的人即使一輩子不做官，他在地方上也是非常榮耀的，自然會有很多的經濟補助，也會被很多人崇敬，他們是一個地方的榮譽象征。這樣的政治和文化氛圍，必然會刺激更多的人涌向“科舉”這座獨木橋。這樣的科舉氛圍直接導致了中國知識分子重視虛名而不注重讀書人實際能力的社會后遺癥，這樣的后遺癥恐怕仍殘留在我們現在的現實社會生活中。

歷史上，科舉曾經歷過一個很長的改革周期。王安石就曾對科舉進行過改革，王安石改革有如下幾條措施：一是罷取各種科舉項目，而獨取進士科；二是通過考試和舉薦，收取一些學子進入國家官辦學校，然后再通過科舉考試選拔這些學子中的優秀人員去做官；三是統一科舉考試中的行文格式，創造了八股文的前身，即做經學大義文章的“破題、接題、小講、繳結”的“四股文”格式。嚴格說來，八股文是一種論文的格式，其本身并無什么問題，這和我們現在寫作論文必須遵照一定的格式和規范是一樣的。而后來八股文的壞名聲，主要是元朝和明朝的科舉規定造成的，規定要求學生要按照朱熹注釋的“四書五經”而作文，不能是其他范式。八股文的主要格式是：破題(類似于現在論說文的論點)、承題(對論點的詳細說明)、起講(簡要的論證思路)、人手(進入論證)、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家從這些關于“八股文”的有關規定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八股文的思維方式是封閉的，沒有靈活性和自主空間，學人必須按照這個程式學文章、做文章，這是文章的格式問題；另一方面，八股文的內容和由此引起的全社會對一個人“水平”的評價標準只剩下純粹的文章和所謂的“詩詞歌賦”、“對聯條幅”了。由此可見，科舉制度中的“文科”也不等同于當今人們所說的文科，它不包括經濟學、邏輯學、心理學、系統論和控制論等內

容。詩詞歌賦和漂亮的文章，固然可以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但僅靠“它們”可以解決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問題嗎?這顯然是不能成立的。精神產品重在“熱鬧”有趣，而科技產品重在務實有效。

科舉制度的非理性問題

從中國封建社會科舉制度的制度安排、操作機制和社會影響來看，確實存在非理性的問題。我們應該肯定地說，中國在漢朝已經先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而進入人類文明的高級形態了。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由于中國的自然科學技術十分不發達，中國文明的能量一直不夠強大。縱觀中國社會文明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自漢朝建立了“太初歷法”以后，中國的農牧業生產就完全進入了一個有序的時代，這是當時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種文明所無法比擬的。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的政治組織結構建設和中國的教育形式建設是緊密相聯的，但是這與世界上其他文明中的教育和宗教的緊密相關的情況又完全不同。這就是說，了解中國和西方國家文明的差異，審查兩者各自的教育形式和發展脈絡，是一條重要的途徑。

在中國商周時代，當時的教育就已經開始和社會文明中的經濟生產及科學技術分離了，而與此同時，中國的教育開始與國家政治組織管理體系建設的關系開始緊密地聯系了起來。中國歷史上的教育，有兩個重要的標志性事件：一個，就是孔子在春秋末期創造了“有教無類”和重視禮樂的“齊魯之學”；另一個重大教育標志事件，就是中國在漢景帝時代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有嫡系聯系的教育新形式――蜀學。蜀學在與中原文化溝通一致的前提下，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性。這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的系統教育文化體系，實際上主要是由“齊魯之學”和“蜀學”去代表的。某種程度上講，齊魯之學代表了黃河文明的思想文化學統，蜀學則代表了長江文明的思想文化學統。

由于皇權政治對科舉的過多干預，使得中國的文化結構存在很矛盾的一面。科舉的目的本來是隋唐以來國家打破身份地位和情面實行平等選拔人才的一種政治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宗法教育，也就是“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使得師門關系盛行。這就是說，科舉制度本身就是一個悖論，科舉的公平目的往往與科舉的內容互相矛盾，并給社會帶來了許多的負面影響。從世界自然科學建立和發展的歷史看，真正對自然科學的形成和發展起影響作用的，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古希臘文化思想的傳播；還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伽利略首創的實驗科學的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缺乏追求理性的精神而過于偏重于“實用”。中國古代的天文觀察記錄舉世無雙，但是其功能僅僅是為皇家和皇帝預測禍福，而沒有人依照記錄去探索自然本質，進而去研究天體變化運動的周期性和規律性。追求理性精神的缺失導致“天圓地方”的觀念一直延續到近代。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講的“天人合一”的觀點，盡管今天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看仍然有其思想性，但是從實踐的角度來看中國人并沒有像西方人那樣從實踐上解決這個問題。學以致用固然沒錯，只是單純的為用而學仍不全面，還應學以求理，只有這樣能產生真正的科技。

總之，由于封建統治者的思想傾向，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更多地熱衷于從政、治國、平天下，明顯缺乏對自然現象和技術的研究和理性追求。沒有大量的知識分子進入自然科學領域，很多發現、發明也就停留在了技術層面，始終上升不到系統理論層面，因此中國也缺少從理論高度論述技術的著作。中國的邏輯學、心理學、控制論、系統論等都很不發達。中國古代的數學水平非常高，但卻只重在運用，不重視系統的研究和提升，因此沒能延續較高的研究水平，也沒能出現如同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樣的邏輯性和理論層次極高的著作。

科技戰略應該成為國家戰略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走過了自己武力擴張和技術促進的歷史時代，歷史發展到了漢朝，中國就已經不再是一個軍事、經濟、技術侵略擴張性的國家了。但是，在漢朝以后，中國保持和延續了自己在思想文化價值體系上的強大擴張能量，這也就是“先禮后兵”的國家擴張戰略方針，所以，后來的中國反而是“柔弱戰勝了剛強”，中國的文化價值觀也不斷延伸、同化了其它國家、其它民族，甚至影響和同化了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地區。

在這樣的歷史變遷過程中，有些東西進步了，也有些東西退步了，教育導向和自然科學就屬于退步領域。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之所以出現這樣大的失誤和歷史過失，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皇權治國思路的大轉變。隋唐之后，大多數皇帝的治國思路是以穩定為主、以控制為主、以和諧為主，而不是以發展為主、以進步為主、以創新為主。正是在這種思路的指導下，政府試圖用大量的精神產品來操控人民群眾，而這就需要提高精神產品的社會地位，需要重視生產精神產品的人才培養和選拔。這樣，所謂的科舉制度就自然而然地與“八股文”和詩詞歌賦等對接起來了，而它與自然科學和技術開發的關系也就越來越遠了。

封建社會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中國傳統民歌是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本文通過這一特殊載體，透視了歷代中國婦女在男權社會環境下所遭受的種種不平等待遇，以及她們女性意識的喪失和緩慢、艱難的覺醒。

關鍵詞：傳統民歌 女性意識 女性形象

中圖分類號：J642文獻標識碼：A

中國傳統民歌是我國傳統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中華兒女在創造了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創造了極為豐富的精神財富。民歌就是歷代勞動人民在長期的勞動生產和社會實踐中即興創作、口耳相傳的民間歌曲，它在流傳的過程中，又不斷經受著人民群眾的集體加工、改造、篩選、提煉。因此，歷經千百年流傳至今的傳統民歌，凝聚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們的情感體驗和智慧，是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民歌真實記錄著人民群眾的社會生活，傾訴著他們的喜怒哀樂。在我國浩如煙海的民歌中，以女性為題材的民歌占據著相當大的比例，并且以其豐富多彩、真實細膩的獨特魅力散發著奪目的光彩。無論是從遠古時期涂山氏之女令其妾在涂山南面唱的“侯人兮旖”，還是歷經千年流傳至今的“孟姜女哭長城”、“槐花幾時開”、“繡荷包”、“小白菜”等，這些民歌或從女性自身角度傾訴內心的豐富情感，或以旁觀者的角度去描述女性的各種境遇，給予欣賞、同情、贊美，從中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歷代不同身份女性的喜悅、期盼、愿望以及她們受到的壓迫、痛苦、不平和勇敢的抗爭，從而梳理出在中國漫長的社會進程中，女性在男權社會環境中受到的不平待遇以及她們女性意識的喪失和緩慢、艱難的覺醒。

一 長期處于附庸地位的女性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女性始終處于被壓迫、禁錮的弱勢地位，女性一生的角色是沿著女兒―妻子―母親的軌跡完成的。她們是被排斥在社會生活之外、局限在家庭中的。即使在家庭中，女性也要嚴格遵從“三從四德”；個人婚姻則要屈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終生沒有“話語權”，而在男尊女卑的社會制度下，一夫多妻制對于女性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在這種封閉、嚴酷的社會環境下，女性猶如風箏，命運是完全操縱在他人手中的。

在封建禮教長期的重重束縛下，女性喪失了自我意識，只是男人的附庸；女性的命運維系在男人的好惡上，女性的喜怒哀樂也取決于男人的一舉一動。由此，造成了無數女性難以避免的悲劇性命運：“正月里草發芽，爹媽叫我去燒茶，聽見狗兒汪汪叫，害怕媒人到我家。”（陜西《苦女子》）；“十七歲的姐兒八歲的郎，只怨媒人壞了天良，公婆壞來女婿小，背過身子眼淚掉。”（甘肅《小女婿》）；“千家萬戶都不選，偏嫁給財主做三房，嫁去三天還未滿，就像路邊爛草鞋。”（湖南《半升綠豆》）。

盡管這些民歌在時間、空間上距我們已經很遙遠，但我們仍能從民歌那樸素、生動的語言中感受到普通女性的凄苦命運。“苦女子”對未來生活無比擔憂卻又無助，以至于對媒人的到來感到恐懼；正值青春的“姐兒”卻被嫁給了“八歲的郎”做童養媳，只能獨自垂淚；貪圖錢財的父母將女兒推入“做三房”的火坑而受盡屈辱……應該說，這些女性的遭遇帶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對于自己的不幸與痛苦，她們無一例外地只是默默忍受。

無論什么年代，女性對于美好愛情的追求都是永恒的，這是人性使然，是值得贊美和歌頌的。然而，封建社會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注定女性在感情生活中永遠處于被動地位。一夫多妻制使男性的朝秦暮楚、喜新厭舊成為合理合法的正常現象。由此，衍生出古今無數女性的悲歌：

“是話休提，你是何人我是誰？你把奴拋棄，皮臉沒仁義。呸！罵你聲負心賊、歹東西，不上我門來，倒去尋別的，負了奴情千萬里。”（明《雍熙樂府?駐云飛?閨怨》）

“怕的是言而無信，怕的是情兒不真，怕的是諸般事兒拿不定，怕的是口兒應了心不應，怕的是丟舊迎新，怕的是先留下恩來后留下恨！”（《寄生草?怕的是言而無信》）

“可嘆可嘆真可嘆，可嘆冤家沒有相干。想當初待我心腸無兩樣，到如今把我當做旁人看……常言道，癡心女子負心漢！”（《寄生草?可嘆可嘆真可嘆》）

以上三首都是明清時期的民間歌曲，它們異曲同工地刻畫出頗具典型意義的遭到男性拋棄的女性形象。她們或是直率潑辣地發泄對負心男子的怨恨，或是自怨自憐地感嘆內心的苦悶與哀怨，但她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處于被動地位，是無奈、茫然的；她們自身的情感乃至命運完全取決于男性的情感需求，一旦所依附的男子情感發生變化和遷移，她們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顧影自憐的悲劇命運之中。

二 女性意識的緩慢覺醒

女性意識包括兩方面：社會對婦女的認識及婦女的自我意識。中國婦女女性意識的發展歷程，就是一部女性意識在男性社會和個體家庭中沉浮的歷史。它植根于中國歷史的土壤，是中國宗法社會封建專制制度和小農意識的產物。人們觀念中的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輕視婦女的價值觀和束縛婦女的道德禮教觀使女性的社會權利、家庭地位被剝奪，使她們一生都是男人的附庸。

在史前原始社會中，男女之間是古樸天然的平等關系。女性與男性一樣直接參與生產勞動，且由于承擔著人類繁衍的天然使命而受到高度尊重，地位尊貴。這一點從古代神話、甲骨文等考古文獻資料中都可以得到印證。女媧、羲和、精衛、謠姬等都是被千古傳頌的女英雄，她們身上凝聚著鮮明的、令人尊敬的原始女性意識，都有著驚人的創造力，是征服自然的英雄同時也是創世造人的母親，是社會生活的主宰，更是人們頂禮膜拜的崇拜對象。女媧的神話故事還傳遞出原始女性為了群體利益而敢于戰斗、堅忍不拔、勇于犧牲的奉獻精神。

母系社會中的女性處于中心地位，這是由于自然賦予女性生育的自然權利，同時以此為軸心組織氏族生產生活。婦女在完成了自然賦予的權利義務之后獲得了群體的尊重和應有的地位。隨著社會進程逐漸向封建化社會發展，女性的地位也開始隨之發生變化。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樂歌集，它記錄了春秋戰國時期流行于十五國的民間歌曲。從這時的民歌可以看出，原始女性意識已呈消退狀態，封建社會的女性意識開始萌芽，女性原始、天然的思想意識開始受到種種束縛和約束。如《齊風?雞鳴》記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女子與心上人約會，擔心被人發現受到非議，催促男子快快離開；《鄭風?將仲子》也同樣描寫了女子欲與男子私會又擔心害怕的矛盾心情。《風?柏舟》寫一個女子要求婚姻自主遭到父母干涉時發出的誓詞：“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這個女子頑強地追求愛情自由，寧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現出她在愛情受到阻撓時的極端痛苦。

漢樂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已經明顯地打上封建社會女性意識的烙印，封建禮教占據了女性的思想主流，女性已明顯處于弱勢地位。《陌上桑》中對女主人公的歌頌其實是向世人強化封建的、世俗的價值觀，從而影響、教育女性以其為榜樣和道德標準。《怨歌行》則以物喻人，女主人公已完全成為男子的附庸，雖遭拋棄卻癡心不改、怨而不怒，是符合封建社會道德標準的“理想女性”。

從女性意識在社會進程中的發展變化這一角度來講，南朝是特別值得一提的時期。漫長的封建社會到南朝時期出現了一種“異象”，束縛人們思想的封建禮教被淡化甚至摒棄，尊重人性、崇尚自由蔚然成風，女性意識也隨之蘇醒，得到暫時的回歸。究其原因，是與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的。時逢亂世，朝代更迭，戰禍連年，社會極為動蕩，人們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環境，飽受流離之苦，生命隨時可能遭遇意外，使人感到生命的可貴和脆弱。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及時行樂”占據了絕大多數人的思想――既然不知未來如何不如現世享樂，更加注重個人的生命體驗和情感需求。由此形成的南朝民歌及其所反映的女性意識，成為區別于其他朝代的獨特現象。

南朝民歌大部分為女性所作或是女性題材的作品，塑造了豐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她們大膽地追求愛情，視愛情為生命的全部，人生的追求單純而強烈。《華山畿》記述了一個為愛而死的烈女形象：“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又如“望歡四五年，實情將懊惱，愿得無人處，回身將郎抱。”（《孟珠?其六》）這是一個癡情而又愛得熱烈、大膽的女性；“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子夜四時歌?春歌?其十》）一個對愛情充滿向往的少女形象躍然紙上，栩栩如生；“常慮有貳意，歡今果不齊，枯魚就濁水，長與清流乖。”（《子夜歌?其十八》）即使遭到拋棄，仍不自怨自艾，而是對薄情的對方表現出鄙夷、譴責與不屑，這一點尤為難得可貴，是女性獨立意識的具體體現。

南朝樂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作為一個“特例”，雖然只是曇花一現，但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仍不失為一個亮點，女性有了短暫的“話語權”，在這之后便又陷入到封建禮教的重重包圍中，屈辱地充當男人的附屬品。

民歌創作在明清時期非常繁榮，南北地區廣為流傳。作品生活氣息濃厚，其中不少以男女情愛為主題，受到廣泛歡迎。“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明人卓人月言：“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桿》、《銀絞絲》之類，為我明一絕耳。”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的迅速興起及市民階層的擴大，晚明人文主義思潮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逐漸趨于開放，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新觀念開始被接受，在當時流行的小說《滿少卿饑附飽等》中就有一段精彩辛辣的評論：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節，玷了名，污了身子，是行不得的事，萬口訾議；乃至男人喪了妻子，卻又憑他續弦再娶，置妾買婢，做出若干的勾當，把死的丟在腦后，并沒有人道他薄幸負心。所以女子愈加可憐，男子愈加放肆，這也是伏不得女娘們的心理所在。”

這段話公開抨擊了封建社會以男子為中心的傳統觀念，要求男女平等的呼聲強烈而迫切，這種新觀念的思想基礎就是對女性的尊重，對女性為追求愛情和尊嚴而進行的抗爭也多表現為贊頌、欣賞的態度：

“要分離，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離，除非是東做了西；要分離，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時分不得我，我要離時離不得你，就死在黃泉也做不得分離鬼。”（《桂枝兒?歡部?分離》）

民歌以樸實堅定的語氣表達了對愛情的忠貞不渝，從中體現出大膽肯定和展現人欲的一種生活趣味，這與當時活躍開放的社會氛圍和文化風氣大有關聯。

近現代民歌中的女性形象更為豐富，既有仍受到封建勢力摧殘、壓迫的女性，又有大膽沖破封建禮教、無畏抗爭的女性形象，至今廣為傳唱的陜北民歌《蘭花花》就具有典型意義。它成功塑造了一個美麗善良、敢于抗爭的女性形象。她不屈從于包辦婚姻的安排，對“好像一座墳”的財主“猴老子”的霸占堅決抗爭，毅然出逃，去尋找自己的心上人，“我見到我的情哥哥有說不完的話，咱們兩個死活喲常在一搭！”她們期盼人格獨立的意識越來越清晰，渴望融入社會、與男性平等共處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女性意識的覺醒在近現代體現得尤為突出。

三 結語

民歌可以說是人民群眾用自己的方式記錄、書寫歷史的一種方式，它最真實、最無功利色彩。本文通過民歌這一載體，透視了歷代中國女性的生存境況以及她們的思想意識，梳理、了解了她們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被封建禮教剝奪了社會地位與人的權利從而導致的女性意識的缺失以及女性獨立意識的艱難覺醒，從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女性的社會地位與獨立意識標志著社會的文明程度。在一個文明、開放、和諧的社會環境中，如果女性享有與男子一樣的權利與義務，便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智慧，做出不輸于男子的貢獻，并獲得社會與人們的尊重與認可。

參考文獻：

[1]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民歌》，上海音樂出版社，1992年版。

封建社會論文范文第4篇

資本主義在哪一類經濟部門最先站住腳？在前述的西方兩次有關“過渡”動因的論戰中，除“貿易根源說外，其他幾種觀點雖強調重點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論者都從農業內部因素的發展尋找西方向近代過渡的動力。

一、中世紀晚期英國現代化經濟基礎―農業

關于封建制度崩潰的原動力和資本主義首先起源于農業還是其他行業？本書的兩個主要論點：“農業是近代經濟基礎”；“基本動力來自農民個人力量的壯大”。全書立論的基礎是英國農業生產力考察。農業經濟特別是具有專業化、企業化和商品化生產特點的大規模農業經濟的發展，決定著英國封建生產關系解體和資本主義的產生，這是《現代化第一基石》論證的主要內容。資本主義在哪一類經濟部門最先站住腳？首先起源于農業還是工商業？這是個爭議較多的問題。在前述的西方兩次有關“過渡”動因的論戰中，除“貿易根源說外，其他幾種觀點雖強調重點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論者都從農業內部因素的發展尋找西方向近代過渡的動力。近十余年來，國內學者探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原因時，“農業勞動者個人力量決定封建制度解體論”和“經濟結構制約論”，也都突出強調農業與農村經濟變化的至關重要性。

最早重視農業在西歐向近代社會轉型中作用問題的，是重農學派。馬克思對此曾給予明確肯定：“重農學派正確地認為，一切剩余價值的生產，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的。一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并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英國13世紀以來農業的發展也充分證明了這一觀點的正確。

以溫切斯特主教地產為例，其所屬的32所莊園中， 1208一1209年平均每一莊園小麥出售量占生產量的48.5%，到這個世紀結束時，同一主教地產所屬42所莊園小麥出售量平均每一莊園占生產量的70%。

二、中世紀晚期英國現代化的基本動力―農民

農民構成封建社會勞動者的主體，其個體經濟發展的強弱，直接關系到封建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變。作者指出，“考察以勞動生產率和儲蓄率為中心的農業生產力，是透視英國向近代社會轉型時期的最基本的社會層面”（第36頁），同時也是社會分工與商品生產的基礎。這一時期英格蘭莊園領主自營地上的農業收入的成倍增長，以及農奴份地的畝產量有時甚至超過經營條件較好的領主自營地，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農產絕對總量的增長還不足以完全說明經濟增長的實質。要科學地論證這一時期的農業生產力，最可靠的途徑還是考察農業勞動生產率”。根據中世紀農業生產特點，農業勞動生產率“就是指一個典型的農戶在一年內生產出多少農產品”。綜合各家的估算，作者認為，在莊園經濟鼎盛時期的13一14世紀，半維爾格特（在三圃制下實際播種面積是10英畝）大約可視作英國一般農戶的耕作面積，每英畝產量約為10.32蒲式耳（或237公斤）。這樣，每戶的勞動生產率則為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它是英國中世紀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臺階。而15、16世紀之交是英國以莊園農奴制為代表的封建制的重要轉折時期，其間存在“一條歷史的接縫”。主要表現為，13、14世紀傳統佃戶地產的均衡性不復存在，兩極分化日益加劇。一方面.社會上出現了大量脫離農業的雇工；另一方面，靠犧牲普通農民起家的大農經濟作為一股強勁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促使鄉村產業結構發生變化。

三、結語

封建社會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杜麗娘；叛逆；伊麗莎白；工業革命；女性主義

湯顯祖是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劇作家之一，他一生潦倒，但是在創作上筆耕不輟。他的作品以女性為主體，塑造了一位又一位傳奇生動的女性藝術形象，她們至情至性，敢愛敢恨，具有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伊麗莎白美麗且善于思考，勇敢并且自尊自愛，身處于這樣一個尷尬的中產階級家庭里，在整個社會拜金主義盛行的當下伊麗莎白沒有選擇跟風，她的這種獨立精神成為當時知識女性的代表，在生活的夾縫中思考女性該如何生存。就杜麗娘和伊麗莎白而言，她們二者之間有許多的共同之處，性格，遭遇，以及人生的選擇；但也有諸多不同，造成二者不同和相似的有許多原因，本篇論文就是從杜麗娘與伊麗莎白二者形象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展開分析，對比東西方女性形象的不同和原因。

一、杜麗娘與伊麗莎白的相似性

從世界范圍來看，女性始終處于第二性的地位。從短暫的原始母系社會發展到漫長的封建王朝，經歷了長期的壓迫和不平等，女性的社會地位到今天才有了很大的提升。v觀世界文學的長廊中有許許多多獨特的女性形象，她們肩負著顛覆男女不平等傳統的使命，以個人的力量與整個社會斗爭，無論是杜麗娘、伊麗莎白還是其他女性，她們的共同之處都是經歷了許多生活和命運的痛苦最終實現所要爭取的權力。

（一）相似性的分析

1.生活的悲劇

杜麗娘與伊麗莎白的身世有如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她們一個出身高貴衣食無憂不為生活所迫卻或者壓抑禁錮的生活，一個出身窘迫經濟貧乏沒有未來備受歧視，一個猶如困在金絲籠里的麻雀想要獨自飛翔，一個好比生活在窘境的灰姑娘渴望王子的救贖。杜麗娘與伊麗莎白從她們出生開始就注定是一場糾結的人生。

2.戀愛的曲折

杜麗娘不僅僅是一個敢于反抗封建父權制的女性，她也是一位勇敢捍衛貞潔的高尚女子，這種強烈的反抗行為，正是女性主義的一種外在表現。

伊麗莎白與達西之間的愛情也經歷了許多坎坷，他們之間主要是由于對雙方的誤解。在對愛情的選擇上，杜麗娘與伊麗莎白都堅持了自己的選擇。盡管命運坎坷，但是對真愛和自我的追求永不止步。

3.命運的劫難

但是少女懷春，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和渴望愛情的本能使她不顧一切與父權制抵抗，與封建傳統作斗爭，死后靈魂也與陰曹地府的強權抗爭。杜麗娘生活在封建社會權力高度集中、封建專制統治極其嚴格的時代，這些命運的責難都是對她女性本能的催化和女性主義意識的反襯。

伊麗莎白在小說中并不是最美的，但是她卻是最特別的一個角色。在當下女性地位不高的一種環境中，只有女性自我獨立才能夠選擇自己的人生，不為金錢綁架自己的幸福。杜麗娘與伊麗莎白命運坎坷的相似之處也是她們女性魅力的亮點，面對命運的責難和家庭的咄咄逼人，她們并沒有屈服，而是毅然反抗。她們身上具有的這種女性主義的意識也使《牡丹亭》和《傲慢與偏見》流芳百世。

（二）相似之處的原因

杜麗娘和伊麗莎白雖然處于不同的國家、年代，但是她們作為女性主義的代表有許多的共同之處。杜麗娘和伊麗莎白二者身上共有的個性特征是維護自己的選擇權，抗拒他人的強制安排，這種追求美好生活，追求自我幸福的強烈意識是女性的權力，也是本能。

二、杜麗娘與伊麗莎白的差異性

盡管杜麗娘與伊麗莎白有許多相似性，但是對于生活在不同國家的兩位女性而言，無論是政治經濟的不同還是文化傳統的不同，家庭環境、社會環境都造成兩位女性各方面的差異。對比杜麗娘，伊麗莎白則是位優雅成熟有理性思想的女性，在相對寬松自由的社會中伊麗莎白的父母對她沒有嚴格的限制。另外她們二位的思想高度也不同，杜麗娘是封建禮教孕育的傳統女性，伊麗莎白是處于社會交替理性時代的先進知識女性，因此對于愛情的選擇，擇偶方面也有很大不同。

（一）差異性分析

1.愛情的感性與理性

杜麗娘是一位身居閨閣的千金。她從小學習封建禮教足不出戶，深諳三綱五常，這種生活環境本應塑造一個逆來順受的貴族小姐，聽從命運的安排。伊麗莎白不同，她是一個飽讀詩書善于思考的女性，雖然她也是一位衣食無憂的小姐，從小學習禮法規矩，但她具有其他女性沒有的特質：獨立思考能力。她的理性是建立在自我的修養之上，是更現實可行的舉動。她們對女性不平等地位的反抗力量微小，但影響深遠。

2.性格的叛逆與獨立

《牡丹亭》一劇中有三對矛盾最為突出，杜麗娘與父親杜寶的的矛盾最明顯也最激烈，其父杜寶是一位廉潔正直的封建傳統的衛道者，一位典型的封建專制統治的積極維護者，杜寶對正處于青春期的女兒思春的行為制止并反對，杜麗娘卻對愛情更加憧憬期待。伊麗莎白是一位既不依賴父母家庭也不攀龍附鳳的女性，她的獨立精神是性格中最特別的一點。

從性格層面上看杜麗娘與伊麗莎白，前者剛烈決絕，后者獨立機智，杜麗娘生活環境的逼迫造成了她激烈的叛逆性格，她誓死反抗父權制，為了愛情拋棄一切，果斷而又堅決，從根本上分析她的這種強烈的性格是封建社會高壓下的一種吶喊，雖然不是為了女性解放，但是這種叛逆性格也是對人權的呼喚。

（二）差異性的原因

湯顯祖在《牡丹亭》中濃縮了明朝的社會生活和人情世故，將生活中豐富的人物形象投射到這部劇本，也是明朝社會的真實寫照。明朝是封建經濟發展的階段，中央集權專制達到頂峰，強權的壓迫和權力的集中帶來的是勞動人民的反抗。

三、結語

杜麗娘和伊麗莎白的悲劇是社會和歷史造成的，在當時的生存環境下女性沒有自我選擇的權力，只能服從任人擺布的命運。但是人的本性是自由獨立，女性被壓迫的命運需要改變，“任何東西都敵不過真實” 在很多國家仍然存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情況，他們對于女人的生理折磨仍然沒有停止。在專制主義社會里有無數女性為了女性的權力而斗爭甚至犧牲才使得全世界女性覺醒。歷史的車輪碾過，那些在文學史上對女性自由解放產生深刻影響的形象依然綻放光彩。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