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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范文第1篇

香港導演的北上之旅：從票房與口碑的反差到兩者皆輸

2012年以來，雖然《大魔術師》與《逆戰》先后取得過億的票房，但成績差強人意，就算是杜琪峰導演的《奪命金》及《高海拔之戀2》，也僅是在2000萬元左右，這與去年的《單身男女》的近億成績有著天壤之別。

與此同時，香港導演的北漂之作，不斷陷入了信用危機里，葉偉信的《新倩女幽魂》與《開心魔法》，陳木勝的《全城戒備》與《新少林寺》，劉鎮偉的《新東成西就》，陳可辛的《武俠》，嚴浩的《浮城大亨》等，雖然可能票房還不錯但備受口碑之累，這讓內地影迷發出疑問：香港導演，及合拍片，究竟怎么了？

合拍片工業

自從CEPA在2004年正式實施以來，內地市場已經成為了香港電影，特別是合拍片的兵家必爭之地，不少影片都唯內地市場是望，如6月1日在內地上映的《醉后一夜》、《37》及《熱愛島》，但在香港本土還未定檔期。

表1是香港電影這三年數目及合拍片數目，可以看出2009年盡管合拍片數量僅三成左右，但是票房過半，這也無形中促使了隨后合拍片的急劇發展，如這兩年合拍片都已經占了香港電影的大半數量，包括在香港市場的票房成績，也同樣表現喜人，如今年在香港市場票房突破2000萬港元的三部華語片，《逆戰》、《桃姐》及《春嬌與志明》，都是合拍片。

內地票房

2011年，內地票房突破了130億元，其中國產片占有過半的份額，且不少都是合拍片，但票房與口碑的差距往往不小，就以票房過億的11部合拍片來說，在豆瓣平均評分不足6.0的有《新少林寺》、《白蛇傳說》等七部，其中《畫壁》低至4.2分。

另外，《新東成西就》、《孤島驚魂》、《開心魔法》、《楊門女將》、《嫁個100分男人》、《八星抱喜》等合拍片的評分也都很差，甚至曾獲得金像獎影后的張柏芝被批為無演技的票房毒藥。

類型結構

近半世紀來，香港電影的主流類型是動作片或喜劇片，再加上一些都市愛情片。而香港導演在北上神州后，不時地“食老本”，無形中使得合拍片的類型比較集中。

表2也列舉出了票房過億的合拍片的類型，可以看到除了《最強囍事》之外都屬于動作片，其中古裝或魔幻動作又占了九部，除此之外還有《楊門女將》、《競雄女俠·秋瑾》等古裝動作片。喜劇是另一種重要類型，《最強囍事》、《無價之寶》是現代愛情喜劇片，《財神客棧》是古裝動作喜劇片，而《新東成西就》是魔幻愛情喜劇片等，票房不一但也占有主流。

影響

因為CEPA開始實施時對于內地參與者的剛性規定，香港導演的北上有形無形地培養了不少內地人才，也為內地導演的商業化試水進行了引導，畢竟整體上不少香港導演的水準不俗，如劉偉強、陳可辛等。

但對于觀眾來說，這些合拍片既促進了內地觀眾走進影院，又因為自身質素的低俗而無形地“趕走”觀眾，特別是近幾年葉偉信、陳木勝等中生代香港導演一再陷入信用危機后。

背景板

當下香港電影掃描：自身難保，談何輸出？

2009年年底，陳可辛北上與保利博納合作的《十月圍城》在海峽叫好叫座，2010年則有《志明與春嬌》、《打擂臺》、《前度》、《分手說愛你》等年輕導演的作品相繼上映，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在一次座談會上大贊是“香港電影走出了圍城的困境”，甚至《香港電影》雜志連辦兩場座談會，將這群年輕導演及作品贊為“特區新浪潮”（與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香港電影新浪潮”相對應）。

可惜，座談會上的高談闊論與現實的“娜拉出走后怎么辦？”的困境并行不悖—僅是2011年，香港電影便再次陷入了低潮，盡管合拍片大幅度擴大（參見表1）。以香港票房來說，2011年香港電影在本土取得將近3億港元的票房成績（華語片則約3.8億），比2010年及2009年時都要高出一些，但票房突破1000萬港元的只有《3D肉蒲團》、《竊聽風云2》等七部（這還包括了《讓子彈飛》），《龍門飛甲》、《奪命金》等票房不足850萬港元，程小東的《白蛇傳說》、劉偉強的《不再讓你孤單》、王晶的《財神客棧》、葉偉信的《倩女幽魂》都只是在三五百萬港元之間，《夢游》、《開心魔法》、《競雄女俠·秋瑾》、《鴻門宴傳奇》等都不足300萬港元，《畫壁》甚至不足100萬港元；而今年來，雖然三月份時的《桃姐》與《春嬌與志明》都取得約2800萬港元的本土票房，但隨后還沒有一部香港電影票房過300萬港元，包括嚴浩導演的《浮城大亨》。這也可見，香港電影在本土市場只有少數深受歡迎。

而如果就這些導演來看，問題同樣是很顯著。王晶、徐克、許鞍華、爾冬升、杜琪峰、嚴浩等都早已在香港影壇浸三十多年，新作雖然還可見其試圖創新的痕跡但有點力不從心，特別是在劇本方面問題不少，即使是今年備受好評的《桃姐》，從縱向來看還不如《女人四十》或《天水圍的日與夜》，橫向對比更是被伊朗電影《一次別離》所秒殺；上世紀九十年代成名的一代香港導演，葉偉信的《新倩女幽魂》及《開心魔法》無法讓人滿意，陳木勝的《全城戒備》與《新少林寺》徒有噱頭；而新世紀成名的“特區新浪潮”，彭浩翔導演的《春嬌與志明》較之《志明與春嬌》多了不少做作，葉念琛的《隱婚男女》、《人約離婚后》等無法相比之前的“愛情三部曲”……

當年在討論2010年上半年的香港電影時，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前會長朗天就提出“捍衛香港精神”的說法，并指出，“今年也出奇地多勵志片。《打擂臺》、《歲月神偷》、《72家租客》、《月滿軒尼詩》、《飛砂風中轉》、《葉問前傳》、《人間喜劇》都是勵志。承接‘圍城論’，我們過去幾年一路說要沖出圍城，我覺得現在沖出了，電影人望到一片天，重新肯定了一些精神，鼓勵大家向前走”，但就隨后這兩年的香港電影及創作者來看，這話顯然言之過早，也過于樂觀，更何況，對比臺灣地區“超過世代”的活力，香港老一代導演的食老本、年青一代導演的缺創意成為了明顯的問題，即使是在香港本土市場，也缺乏叫好叫座的力作，如王晶的《嫁個100分男人》，被詬病“拍出零分水準”，杜琪峰的《高海拔之戀2》被批“劇情牽強畫質差，廣告突兀融合爛”、黎妙雪的《情謎》“不自量力”等。

即使在本土市場，香港電影也難以為繼、生存艱難，又何談輸出、影響呢？

對比論

香港電影的輸出異同：曾經是輸出文化，如今是攫取金錢

電影既是文化，更是工業。好萊塢是全球電影工業的老大，并不僅是因為它在北美本土取得約100億的票房，更是因為它在全球市場占有絕對性的霸主地位。而香港地區迄今也只是一個約700萬人口的城市，要撐起“東方好萊塢”這個電影工業，不僅需要香港本土市場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外埠市場。

50～60年代：輸出文化

香港電影早已注重于外埠市場，特別是在五十年代初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緣故香港電影往往難以進入內地市場上映后，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市場便成為了香港電影“走出去”的重要選擇。特別是1947年由吳楚帆、白燕等主演的《郎歸晚》在香港及新馬地區的大受歡迎，使得粵語片逐漸打開了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的電影市場。香港電影市場的研究者鐘寶賢在《香港百年光影》一書里便直言“粵片工業興盛的根源其實源于新馬市場的蓬勃”，電影人蔡瀾也回憶，“香港電影還沒起飛時，新加坡和馬來亞是非常重要的市場，所以，大家在電視上看深夜粵語片，常有少爺由南洋來的情節……當年香港要拍的電影，多數征求南洋片商的意見，有些獨立制片公司為了要討好南洋觀眾，就把謝賢的角色寫成南洋回來的”。

而五十年代后期隨著新馬資金的注入，邵氏與國泰（包括后來的電懋）便由原來的發行商搖身一變為制片商，更是注重于新馬市場的開拓。國泰機構本身是在1947年建立于新加坡，而當時國泰出品的《空中小姐》、《情場如戰場》、《曼波女郎》等，帶給當時觀眾非常“中產”的感覺，“在銀幕上展現了推動當時香港（及亞洲）社會經濟變遷背后的動力，而國泰跟邵氏的競爭，亦引領了六十年代電影文化的‘黃金歲月’，令香港電影的市場拓展至全球的華人社區”（傅葆石語）。

80～90年代：輸出類型

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依然在亞洲地區引領，特別是在臺灣地區。從1980年的180部香港電影在臺灣地區上映，到1993年的195部，每一年都保持在160部以上的數量，并在臺灣市場上占有絕對性的優勢，甚至在票房上占有80%的市場份額，這與臺灣本土電影的叫好不叫座形成鮮明的對比，再加上相關政策的支持，無形中使得不少臺灣片商紛紛將資金注入港產片中，而促成了香港電影在九十年代初的盛世，但也出現了不少作品跟風嚴重、電影人薪酬暴漲等怪象。相比起五六十年代時國泰、邵氏的輸出臺灣的作品，八九十年代顯得更加多元化，既有《警察故事》、《英雄本色》、《新龍門客棧》等非常主流的商業片，也有像《僵尸先生》、《地下情》等類型不一的作品，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只不過，到了1994年時，雖然香港電影向臺灣地區輸出了139部，約占年度上映總片數的37%，但市場份額僅約10%，成績非常不理想。

如今：攫取金錢

小狗包弟范文第2篇

關鍵詞:異地;擔保機構;支持;中小企業;探討

中國人民銀行明溪支行為支持縣域經濟發展,不斷加強政銀企溝通,深入金融部門和中小企業開展調研,提出引進異地擔保機構,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融資擔保的思路。

一、“嫁接”異地擔保公司的背景

(一)現有擔保平臺亟待壯大

明溪縣現有2家擔保機構,其中一家為行業性擔保公司,注冊資金50萬元;另一家為中小企業擔保公司,注冊資金50萬元,擔保基金余額僅30萬元。擔保機構規模小,擔保能力有限,即使金融部門與擔保機構簽訂合作協議,放大擔保倍數至上限也無法滿足中小企業資金需求。

(二)有效擔保不足,急需解決擔保困難

受建設期突破投資計劃、生產成本上升、資金回籠周期延長、銷售下降、產品庫存不斷增加等不利因素影響,一些中小企業生產經營所需的資金需求因無法提供足額有效的擔保而難以獲得銀行授信。

(三)大量的資金需求為異地擔保公司拓展業務提供了條件

一些中小企業主由于原始積累有限,加上民間融資成本高,迫切需要金融部門提供低成本的信貸資金扶持。企業融資需求座談會顯示,10家中小企業資金需求量達5510萬元。而借助擔保機構平臺能提升中小企業“資格”,解決有效抵押不足問題,使之達到銀行信貸準入“門檻”,從而獲得足額信貸扶持,滿足正常生產經營資金需要。

(四)擔保公司自身發展需要延伸擔保空間

擔保公司為進一步做大擔保信貸總量,增加手續費收入,不斷提高資本實力,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需要打破地域限制,在異地尋找項目合作伙伴。

(五)各種有效載體為“嫁接”異地擔保公司提供了平臺

針對縣域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難現象,中國人民銀行明溪支行多次與異地擔保公司進行溝通,邀請其參加銀企項目簽約會、金融產品推介會和企業融資需求座談會等,并介紹擔保公司業務經營情況,促進了異地擔保公司與縣域金融機構、中小企業的交流,加強了金融同異地擔保公司的合作,既有效防范信貸風險,又促進項目與信貸的對接。

二、異地擔保機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模式和做法

(一)簽訂銀擔合作協議,放大擔保倍數,做大信貸規模

由異地擔保公司同縣域金融部門簽訂合作協議,約定貸款和保證金比例,金融部門同意以1:5的比例發放貸款,異地擔保公司以擔保額的20%作為保證金留存貸款金融機構。

(二)建立“企業+異地擔保公司+銀行”的信貸運作模式

企業經過與銀行和異地擔保公司的溝通,取得銀行同意貸款和異地擔保公司同意提供貸款擔保意向。經由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擔保公司向金融機構出具董事會同意貸款保證意見書辦理貸款手續。

(三)反擔保防范風險

異地擔保公司在為企業提供貸款擔保的同時,也同企業簽訂反擔保合同,有效防范擔保風險。

(四)地方政府政策扶持

地方政府為進一步鼓勵異地擔保機構做大縣域信貸規模,按照擔保額的5-8‰比例補償風險金,有效提高了異地外擔保機構跨區域擔保的積極性。

三、異地擔保取得的成效

(一)緩解企業“融資難”問題,有效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企業在發展初期由于“兩證”不全,擔保抵押困難,加上縣域擔保公司擔保能力有限,通過引進異地擔保公司為企業融資提供擔保,有效解決了企業在發展初期的資金需求。

(二)促進擔保公司可持續發展

異地擔保公司在提供貸款擔保時可增加擔保手續費收入,同時,地方政府政策扶持的風險補償金又可增加擔保公司資本實力,提升抵御風險能力。

(三)增加銀行收益,提高金融對經濟的貢獻度

一方面通過異地擔保公司為企業貸款提供擔保,做大銀行信貸規模,增加利息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銀行與異地擔保公司進行合作,借助擔保平臺,實現對地方經濟發展的信貸扶持。

四、促進異地擔保公司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積極搭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臺

通過政銀企座談會、金融產品推介會等有效載體,促進企業與銀行、企業與擔保公司、銀行與擔保公司的有效溝通,促進項目與資金的有效對接。

(二)降低擔保合作門檻,做大擔保規模

從商業銀行了解的情況看,縣域各銀行對與擔保公司合作都設立了一定的“門檻”,明確要求對中小企業提供擔保的擔保機構必須具備的資質。金融機構能否根據實際狀況,找準最佳結合點,適當降低與擔保公司合作條件,從而進一步拓寬金融服務領域,增加縣域信貸供應,走出一條相得益彰、互利互贏的新路子。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小狗包弟范文第3篇

土地利益保障問題。通過對浙江省十個城郊結合部的鄉村進行調研，十個村共有耕地面積7729畝，已征用耕地4830畝，其中100%征用的村有2個；80～90%有4個；40～50%有2個；5%以下有2個。土地征用數和“失地”勞力數比例為1∶2.1。據調查發現大多數農民對國家和政府征用土地并不反對，他們不滿意的是作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保障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普遍反映征地補償標準低于期望值。調查的十個村征地價格最高為每畝8萬元；最低為每畝1萬元；平均每畝3.5萬元。其中有5個村的征地價格低于平均水平。盡管經濟發達、地處城郊的土地征地補償標準相對較高，但不少村土地一次性全部被征完，按照土地的市場價值、預期收益和目前農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以及相對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從總體上看，現行的補償標準明顯偏低，確實難以維持農民長遠的生計。二是普遍反映土地增值收益得不到惠及。隨著城市化建設的推進及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土地作為不可再生的資源，日漸稀缺珍貴，其商品市場價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據了解，目前當地的工業用地市值每畝可達四五十萬，商業用地每畝可達一百多萬。在通過對我省十個城郊結合部的鄉村進行調研的被征用的土地中，用于經濟開發區建設的占35%；房地產開發的占41%；公共建設占24%。其中，工業和商業用地占多數，還不包括一些有收益的準公益用地如高速公路等。政府對土地一級市場實行壟斷，低成本從農民手中征地后，在土地交易中得到較為可觀的收益，農民則不能分享這些增殖收益，相比巨大的差異，難免會產生不公平、不合理的想法，再則有些村征地補償款被拖欠、挪用、克扣，更激化了農民的不滿情緒。

養老保障問題。據調研表明，農民被征地時最強烈的要求就是能夠集體辦理社會養老保險。在他們心目中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只要擁有土地，就有穩定的經濟來源，養老就有保障，而一旦失去土地，他們便無所適從，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觀念的改變，多數農民已不在堅信和依賴“養兒防老”這種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為了解決后顧之憂，更多的只能轉而尋求社會保障。目前集體辦理養老保險存在四個問題：一是現行的社會理養老保險存在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規定如投保年齡段、繳費方式等，農民不易理解和接受；二是農民對政府、集體、個人按比例負擔保費的方式不滿意，認為個人承擔的比例過高；三是村集體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少經濟薄弱村無法承受全村參保的巨額保費；四是投保的養老金標準偏低，只能夠解決吃飯問題，而忽視了物價上漲的因素。可見目前“失地”農民集體社保還存在覆蓋面窄、負擔重、險種少、標準低等問題，農民反響強烈。

醫療保障問題。目前全省正在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因保費低廉，比較受歡迎，村集體基本上都能夠出資統一辦理。雖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對減輕農民負擔，緩解農民“看病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補助額偏低，個人看病仍需承擔不少的費用。對于一個沒有多少收入的家庭來說的確不堪重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對他們來說仍是“杯水車薪”。因此“失地”農民怕看病，看不起病，有的即使得了大病也不敢住院，因為拿到的土地補償款只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一旦生了大病，就必須從“吃飯錢”中拿出一部分來看病，很可能花了，病沒看好，吃飯又成了問題。

最低生活保障問題。“失地”農民表面上成為城鎮居民，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適用的范圍僅限于非農村戶口的城鎮居民，城鄉二元化的體制使“城中村”的農民無法享受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過去依靠土地可以自給自足，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現在土地被征用，年齡大了找不到工作，沒有其他經濟來源，又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條件，一旦有限的補償安置費用吃完用完后，維持基本生活必然會成問題。

就業保障問題。隨著城鎮化建設和經濟建設的加速，早期“誰征地，誰安置”的政策已很難執行，目前各地普遍采用貨幣安置即征地時一次性支付安置費，讓“失地”農民自謀職業。我省由于經濟比較發達，民營企業和個體作坊眾多，因此“失地”農民自謀職業相對比較容易，且還有不少農民失地前已經棄農經商，如調查資料顯示：十個村勞動力年齡段經商務工的占61.3%；無業的占18.3%；其他占20.4%。但就整體而言，尤其是那些純農業的，文化偏低，年齡偏大，身體殘弱，無一技之長的“失地”農民就業方面明顯處于劣勢，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業的困境。因此就業保障問題是“失地”農民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

“失地”農民保障問題引發的負面效應

“征地難”、“拆遷難”、“進場難”成為普遍現象。目前基層政府最困難的就是“征地難”、“拆遷難”，舊城改造計劃實施難。雖然經政府部門做了大量工作后，土地被征用了，但是施工企業“進場難”也是一個突出問題。“失地”農民對征地補償安置標準不滿，導致對施工企業進場進行阻擾，群發性事件的發生。因此“征地難”、“拆遷難”、“進場難”現象已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瓶頸”，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鎮發展的速度。

部分“失地”農民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經濟發達地區及城鎮郊區的“失地”農民得到的補償相對較高，外出務工的機會相對較多，有些還能合理地運用補償資金自主創業，生活穩定并有所提高。但經濟欠發達及偏遠地區的“失地”農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現象比較普遍，據調查資料顯示，46%的“失地”農民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部分“失地”農民成為“種地無田，就業無崗，保障無份，創業無錢”的群體，由此引發諸多社會矛盾。

群體上訪、越級上訪的現象日漸增多。從部門掌握的數據表明，近幾年各地因土地征用引發的集體上訪事件明顯增多，因征用征地補償安置以及享受保障問題而導致次數更是大幅攀升。“失地”農民這一現象的存在，如果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就業和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就極有可能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和不安定因素。

干群關系無法得到改善。“失地”農民要求得到更多的征地補償和和享受最低的生活保障已成為他們的愿望，但征地的政策、政府的財力又無法滿足“失地”農民要求，他們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再加上有時政府工作人員工作方式方法簡單粗暴，干群關系日趨緊張。引發了許多社會矛盾和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足區域特點，著力構建“失地”農民的長效保障機制

我省具有民營經濟發達，土地利用率和市場價值高，經營意識強的特點。隨著城市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失地”農民的群體勢必不斷增加。維護“失地”農民的利益，確保和諧穩定是建設小康新農村，推進城鎮發展的迫切需要。因此足區域特點，著力構建“失地”農民的長效保障機制，按照“維護基本權益，保障可持續生計”的原則，逐步建立“經濟補償，社會保障，就業服務”三位一體的“失地”農民的長效保障機制，實現一次性補償向長期性保障的戰略轉變，使“失地”農民“失有所補，勞有所業，病有所醫，貧有所濟，老有所養”。這個機制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完善的、科學的征地安置補償機制。目前征地安置補償是“失地”農民在城鎮化進程中能獲得最直接的經濟效益，也是他們最重要的生活保證，同時也是最容易引發征地矛盾的焦點。因此完善有關法律法規，進一步規范征地權的運用，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財產的所有權及其使用、收益和處分權，堅持從實際出發，尋找政府、用地單位、“失地”農民間最佳的利益聯結，建立科學合理的征地補償和利益分享機制，是解決“失地”農民問題的關鍵。

政府要充分考慮農村的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的實際，在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的基礎上，適當降低稅費，調整土地出讓收益，逐步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同時可實行土地征用分類補償辦法。對公益性項目用地如城市道路、廣場、綠地等，可按照“片區綜合價”統征統補；對工業、商業性項目用地如房地產開發、標準廠房、各類商品市場等，除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外，還應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機制，允許集體經濟組織代表“失地”農民同征地單位平等協商談判，使“失地”農民在所征土地的收益中分享利益。

健全完善“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機制。一是要健全完善“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機制。要讓失地”農民向城鎮居民一樣進入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即便在失去生產資料、經濟來源后仍然能夠“老有所養”，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二是要健全完善“失地”農民的醫療保障機制。醫療保障機制要及早進入城鎮社會大病統籌醫療，擴大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讓“失地”農民“病有所醫”，防止他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發生。三是要健全完善城鄉統籌的最低生活保障機制。要打破城鄉壁壘，擴大覆蓋面，使“失地”農民有最基本的經濟來源保障，享有從政府中獲得基本生活物質幫助的權利，實現“貧有所濟”。

“失地”農民的養老、醫療保險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個資金財力問題，從政府角度講，應當進一步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多方籌資建立“失地”農民保障專項基金，制定各項優惠政策，鼓勵各地根據實際情況，探索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健全推廣農村新型合作醫療保險制度，加快構建覆蓋城鄉的社會救助體系。村集體組織角度講，一是要想方設法壯大集體經濟，在統一規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留地自行開發建設各類市場、標準廠房等，用于租賃經營，發展三產，提高村級集體收入，增強村級集體的調控能力。二是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由集體按適當比例統一提留，專項用于養老和醫療保險。三是加快推進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將包括土地再內的集體資產核資折股，量化到個人，組建村級股份合作社，通過運作土地等資產資源的收益，讓“失地”農民獲得長期穩定的土地收益。從“失地”農民的角度講，要更新觀念，樹立大局觀念和發展意識，合理支配土地補償安置費，科學理財，積極參保，在條件允許的基礎上，還可以參加商業保險，為自己多留一份保障。

小狗包弟范文第4篇

在連續編制合并財務報表的情況下，可以對上期留存的內部交易產生的存貨和新增的內部交易增加的存貨分別考慮：對于本期發生內部購銷活動的，參照初次編制合并報表時的處理。(1)將內部銷售收入、內部銷售成本及內部購進存貨中未實現內部銷售損益予以抵銷。即按照銷售企業內部銷售收入的金額，借記“營業收入”項目，貸記“營業成本”項目；對于未實現內部損益部分，借記“營業成本”項目，貸記“存貨”項目。(2)抵銷遞延所得稅的影響。借記“遞延所得稅資產”項目，貸記“所得稅費用”項目。(3)考慮存貨減值的情況，如若存在，則按照減值金額，借記“存貨――存貨跌價準備”項目，貸記“資產減值損失”。對于上期留存的內部購銷產生的存貨，應將上期抵銷的存貨價值中包含的為實現內部銷售損益對本期期初未分配利潤的影響進行抵銷。(1)按照上期內部購進存貨價值中包含的未實現內部銷售損益，借記“未分配利潤――年初”項目，貸記“營業成本”項目；對于本期期末庫存的內部交易產生的存貨中包含的未實現內部銷售損益，借記“營業成本”項目，貸記“存貨”項目。(2)綜合考慮遞延所得稅的影響，對因內部交易產生的存貨的增減變動及其相應的減值情況，借記或者貸記“遞延所得稅資產”，貸記或者借記“未分配利潤――年初”。(3)綜合考慮存貨減值的情況，對因內部交易產生的存貨的增減變動或者相應的減值情況發生變化，借記或者貸記“存貨――存貨跌價準備”，貸記或者借記“未分配利潤――年初”。(4)在實際處理時，對遞延所得稅的處理和對減值損失的處理往往相互交叉。

[例]2008年1月1日，P公司以銀行存款購入S公司80％的股份，能夠對s公司實施控制。2008年S公司從P公司購進A商品400件，購買價格為每件2萬元。P公司A商品每件成本為1.5萬元。2008年S公司對外銷售A商品300件，每件銷售價格為2.2萬元；年末結存A商品100件。2008年12月31日，A商品每件可變現凈值為1.8萬元；s公司對A商品計提存貨跌價準備20萬元。2009年S公司對外銷售A商品20件，每件銷售價格為1.8萬元。2009年1月30日，s公司又從P公司購入b商品100件，購買價格每件5元，P公司每件成本為3元，s公司對外售出50件。2009年12月31日，s公司年末存貨中包括從P公司購進的A商品80件，A商品每件可變現凈值為1.4萬元。A商品存貨跌價準備的期末余額為48萬元，b商品沒有發生任何減值。假定P公司和s公司適用的所得稅率均為25％。要求：編制2008年和2009年與存貨有關的抵銷分錄(應考慮遞延所得稅的影響)。

P公司2008年和2009年編制的與內部商品銷售有關的抵銷分錄如下(單位：萬元)：

2008年抵銷分錄：

(1)抵銷未實現的收入、成本和利潤

借：營業收入(400×2)800

貸：營業成本　750

存貨[100×(2-1.5)]　50

(2)因抵銷存貨中未實現內部銷售利潤而確認的遞延所得稅資產

借：遞延所得稅資產(50×25％)12.5

貸：所得稅費用　12.5

(3)抵銷計提的存貨跌價準備

借：存貨――存貨跌價準備　20

貸：資產減值損失　20

(4)抵銷與計提存貨跌價準備有關的遞延所得稅資產

借：所得稅費用(20×25％)　5

貸：遞延所得稅資產　5

2009年抵銷分錄：

對于本期發生的內部購銷

(1)抵銷未實現的收入、成本和利潤

借：營業收入(100×5)　500

貸：營業成本400

存貨[50×(5 3)] 　100

(2)因抵銷存貨中未實現內部銷售利潤而確認的遞延所得稅資產

借：遞延所得稅資產(100×25％) 25

貸：所得稅費用　25

對于上期留存的部分

(1)抵銷期初存貨中未實現內部銷售利潤及遞延所得稅資產

借：未分配利潤――年初　50

貸：營業成本　50

借：遞延所得稅資產　12.5

貸：未分配利潤――年初　12.5

(2)抵銷期末存貨中未實現內部銷售利潤及遞延所得稅資產

借：營業成本

40

貸：存貨[80×(2-1.5)] 40

借：所得稅費用　2.5

貸：遞延所得稅資產　2.5

(3)抵銷期初存貨跌價準備及遞延所得稅資產

借：存貨――存貨跌價準備 20

貸：未分配利潤――年初 20

借：未分配利潤――年初　5

貸：遞延所得稅資產 　5

(4)抵銷本期銷售商品結轉的存貨跌價準備

借：營業成本(20÷100×20)　4

貸：存貨――存貨跌價準備4

(5)調整本期存貨跌價準備和遞延所得稅資產的抵銷數。2009F12月31日結存的存貨中未實現內部銷售利潤為40萬元，存貨跌準備的期末余額為48萬元，期末存貨跌價準備可抵銷的余額為40萬元，本期應抵銷的存貨跌價準備為24萬元[40-(20-4)]。

借：存貨――存貨跌價準備　24

貸：資產減值損失　24

2009年12月31日存貨跌價準備可抵銷的余額為40萬元，應抵銷遞延所得稅資產的余額為10萬元，本期抵銷遞延所得稅資產計人所得稅費用的金額為5萬元。

小狗包弟范文第5篇

關鍵詞：人才培養質量；協同治理；質量保證體系；切實

面向區域社會需求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是地方高校的核心使命，也是地方高校人才培養質量保證體系建設的旨歸。人才培養質量不僅取決于教學系統縱向上的組織、控制和科學管理，在復雜的環境中，質量績效還取決于橫向上與其他利益相關方，如科研系統、行政管理系統、社會用人單位等的合作。可以說，人才培養質量是一種多方“合作生產”的結果。因此，構建有效的質量保證體系，確保各種資源和要素圍繞人才培養發揮積極作用，協同促進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是確保地方高校人才培養質量的基礎。

傳統的人才培養質量保證的實踐路徑從學校自身的視角可劃分為“自上而下”的控制路徑和“自下而上”的促進路徑。“自上而下”的控制路徑包括兩個層面：政府對高校人才培養效率和效益的追求、對評估結果的報告和對責任的控制；高校內部對二級教學單位的績效評價與責任控制；“自下而上”的促進路徑中，過程管理信息被用來促進理解與學習，進而改善管理并提升人才培養質量。這兩種路徑，學校以及教學管理部門很少與橫向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合作。作為一種新的質量保證范式，“協同治理”以“善治”為目標追求，強調由政府、社會用人單位、學校及學生家長形成網絡，在學校內部則要求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協同互促，合作構建人才培養質量保證體系，謀求人才培養質量公共利益最大化，共同承擔責任。

一、基于協同治理的人才培養質量體系構建思路

遵循協同治理的理念，按照校內與校外協同、課內與課外協同、學術系統與行政系協同、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協同的原則，抓住影響人才培養質量的核心要素，按照高素質實用型人才培養質量的目標設計和質量生成的基本規律，質量保證體系建設應涵蓋教育教學工作全程并關涉全員。

1.　以質量標準為起點實現各方利益的協同

高校人才培養質量保證的前提是質量觀及相應質量標準，質量標準是高校人才培養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要制定質量標準，必先明確什么是標準。一般說來，人才培養質量標準無外乎培養目標系統與條件保障系統，兩大系統質量標準主要是解決培養什么樣的人和怎樣培養人的問題。而高校不是游離于社會之外的孤島，人才培養活動也不是高校的純粹“內部事務”，更不是教學系統的一家之言，而是學校內外各利益相關方以及學校內部各群體和各層面的共同事務，是一種多方面多層次的“合作生產”過程。人才培養質量涉及政府、學校與社會、家長與用人單位，以及學校內部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等方方面面的利益訴求。因此，質量標準不能由高校單方面閉門造車，而要顧及各利益相關方的需求，是各方利益協同的結果。

當然，在質量標準的具體制定過程中，既要關照各方利益，也不能等量齊觀不分主次，而是要根據學校自身定位和實際條件，凸顯教學工作中心地位，分步驟有重點研制。

2.　以教育價值為主線統領學校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

從學校所處的層次與類型來看，地方高校主要是面向區域經濟社會生產建設一線培養高素質實用型人才。因此，治理理論運用于地方高校人才培養質量保證體系建設，主要是圍繞人才培養對教育教學工作各要素、全過程進行有效組織與安排，凸顯高等學校作為高素質人才培養機構的教育價值導向，用教育價值統領學校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等職能，確保學校各項活動緊密圍繞高素質人才培養而進行。基于此，學校以確保高素質實用型人才培養質量為目標，明晰切實性質量標準，以協同治理為手段，運用系統理論的概念與方法，對人才培養活動各主要環節與方面實行制度化、結構化、持續化的監控、評價與診斷，構建目標、任務、職責與權限清晰且協同互促的人才培養質量保證體系。

作為地方高校，應倡導教學是立校之本、科研是強校之路、實踐是高素質實用型人才培養必要途徑的理念，倡導探索性教學，把專業建設及課程建設落實在學科研究中，提升教師教學學術，建立教學科研的互促機制；大力加強實踐教學，廣辟發展學生實踐創新能力和動手操作能力的第二課堂。對于地方高校，教學、科研及社會服務都是人才培養的重要渠道與手段：教學是人才培養的主渠道，科研反哺教學是提升創新力的重要手段，開展社會服務是錘煉學生實踐創新能力及發展個性的第二課堂。為此，在辦學過程中學校倡導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協同，以是否有利于高素質實用型人才培養作為衡量教學、科研以及社會服務等各方面工作的風向標。

3.　以良好的治理結構確保內部質量保證理念的實現

學校的辦學理念和人才質量目標不可能自動實現，而需要憑借一整套有效的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就是治理結構。一個良好的質量治理結構應該保證人才培養過程始終不偏離學校辦學理念，不偏離人才培養基本質量目標。如果高校內部沒有一個良好的治理結構，如果人才培養過程中所關涉的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不承擔責任，學校的人才培養質量目標就無法實現。從這個意義上，人才培養質量保證體系建設也就是治理結構的建設。

實踐證明，高校質量保證體系建設有三個門徑：一是相關制度建設，二是培養模式與過程創新，三是合理監控。

治理的本質是制度創新，其核心是尊重各主體在參與人才培養質量決策與事務中的話語權，其目的是確保人才培養質量。為此，一方面，大力營造有利于創新的自由探究的制度與氛圍，為高素質實用型人才的成長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各級質量工程立項建設項目的引領與示范作用，大力推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創新；同時，評估與督導結合，構建有效的內部教學質量監控體系。質量評價體系是內部質量監控體系的內核，而過程督導與評估相結合，是確保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的抓手。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學校形成了以過程督導和目標管理綜合評估為抓手、從質量標準契入、靠制度建設落實的人才培養質量治理結構。

培養目標影響著學生的成長走勢。學校以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修訂為契機，把面向區域社會需求辦學和面向學生需要教學具體化；同時，狠抓過程落實。在過程管理上，通過評估與督導結合建立人才培養過程的全程動態跟蹤機制，促進各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有效實施；另外，抓反饋環節。學校建立了兩種反饋機制：一是建立院（部）、學生宿舍、課程三位一體的管理機制；二是建立學校、院（部）、教研室、學生信息員四級質量監控體制，充分發揮了教學督導員、教研室主任、教學管理人員、學生信息員等各相關主體在質量保證中的積極作用，其中教學督導團和學生教學信息員主要負責質量運行的常規秩序，教研室主任主要負責課堂教學質量，教學管理人員主要負責信息收集處理以及協調工作，四者協同互補，共筑質量保證體系。

二、基于協同治理的人才培養質量體系的運行及成效

人才培養質量保證，不僅是一個學理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學校以協同治理論為指導，在反復實踐的基礎上，構建了地方高校人才培養質量保證體系的運行機制。

1.　確立以培養目標為核心的切實性人才質量標準

人才培養質量必須關涉社會各方的利益與需求。因此，在質量觀的認定上，無論是高校內部所強調的學術質量觀、市場所認可的需求導向觀，還是政府所注重的績效觀、抑或是社會及家長所關注的綜合素質觀，都是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對人才培養質量的需求，且均是高校在制定質量標準時應參照的重要指標。

另一方面，由于國家、社會、用人單位、學生個人對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期望各異，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高校只有通過多樣化的標準來滿足多樣化的需求，才可能是高質量的。對于高等教育大發展后各方面參差不齊的高校，必須確立切合自身實際的特色質量標準，引導人才培養走特色發展之路。

質量標準的起點是人才培養方案。一方面，學校按照“一般標準”與“個性發展”相統一的原則，結合社會需要對各專業人才培養方案進行修訂。通過修訂后的人才培養方案，強化了實踐教學環節，在加強綜合素質培養的同時，著力培養學生動手操作能力與實踐技能，把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有機結合，鼓勵學生在達到專業基本質量要求前提下發展個性。

課程是教學的心臟，課程教學是實施人才培養方案的基點。為有效落實專業培養方案，學校應按照培養方案的要求編制切合學情的各專業各門課程的具體質量標準和績效目標，同時，圍繞高素質實用型人才培養研制了各主要教學環節的質量標準，將質量理念貫穿人才培養的全過程。

為確保質量標準的切實性，在標準研制中，學校注意吸收企業行業、學生家長、學生代表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以確保質量標準的協同性。

2.　實踐“寬基礎、柔方向、重實踐、揚個性”的人才培養模式

人才培養質量標準不會自動實現，而需要憑借一定的培養模式去落實。學校在各專業實踐“寬基礎、柔方向、重實踐、揚個性”的人才培養模式，培養適應社會多樣化需求的高素質實用型人才。這一培養模式更加貼近地方社會現實需要，有效促進了學校人才培養活動與地方社會發展的協同。

我校以凸顯教育價值為主線，按照“基礎平臺＋專業模塊”的方式具體構建各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堅持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協同，開設了多門有特色的校本課程，把學生引向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之中，努力培養能服務地方、有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強的高素質實用型人才。為促進學生實現人文素質與專業技能的協同發展，在人才培養體系中嵌入了文化素質教育，注意在培養方案設立人文科技素質課程模塊。

3.　完善制度，對人才培養質量實施全面、全員、全程治理

治理的基礎是堅持多元對話，協同是指系統中諸要素或子系統間的相互合作。在協同治理理論的視野下，質量保證體系建設強調政府、社會用人單位、高校、學生家長等的廣泛參與及其相互間的共同合作與協商，主張建立由多元主體共同負責管理、利益相關者協同治理的體系。學校把特色化質量意識與切實性質量標準貫穿于教育教學工作的各個環節和人才培養的始終，努力實現對教學質量從單向管理向協同治理的轉變，要求教學質量管理從以往的“事后把關型”轉變為“事先引導型”和“過程監控型”，把視野由校內延伸到校外、從課內拓展到課外、從教學覆蓋到科研與社會服務。學校根據實際建立了“以學生為本，以教學為要，實踐導向、涵蓋全程、惠及全體”的質量保證機制，對人才培養質量進行全程、全員、全面治理，質量關涉學校內部所有利益群體，面向所有學生，面向教學全程，使每位學生都在原有基礎上獲得成功、取得進步。

先進的人才培養理念與質量觀要靠制度落實，有效的質量保證離不開相應的制度支撐。為此，學校加強了相關制度建設。在不斷實踐的基礎上，建立并完善了課程教學評價制度、教學院部年度主要教學改革與建設目標任務分解制度、教學院部年終綜合評價制度、校院兩級教學督導制度、教育教學質量年度報告制度等五項關鍵制度。通過這些制度，確保了切實性質量標準落實到人才培養的全過程和每一環節，并最終轉化為學生的個性素養以及學校的整體人才培養質量。

4.　狠抓課堂教學，提升教學研究

課堂是實施人才培養的主渠道，高質量的課堂教學是人才培養質量的基本保障。學校以本科教學評建工作為契機，建立課程教學質量監控機制，狠抓課堂教學。在這方面，學校注意抓好兩項工作：一是狠抓以基本規范為基礎的學風建設；二是狠抓以教學質量為核心的教風建設。

學風建設方面，主要是抓學生課堂到課率、聽課情況、教師教學計劃執行情況等課堂常規秩序；教風建設方面，主要是抓教師課堂教學水平、科研服務課堂教學以及教學方法與手段改革與創新的情況。學校對科研促教學提出明確要求，并構建了學校、院部與學生“三位一體”的課堂教學質量保證體系，明確學校教學督導團與學生教學信息員主要抓課堂學風建設，院部教學督導組主要促教風建設、提升課堂教學學術水平，教學管理干部主要負責教學常規以及動態信息處理，并在學校教學督導團、院部教學督導組、教學管理干部、學生教學信息員之間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共享與關聯機制。這些舉措，保障了課堂教學的秩序與水平，學生課堂到課率高、教學滿意度高。從每學期的教師課堂教學測評看，學生對教師課程教學的滿意度穩步提高，近年來學生課程教學測評優秀率平均91%以上，學生平均到課率在92%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