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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滅親案例范文第1篇

《牛郎織女》是我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它以生動曲折的情節、樸素自然的語言、奇幻的神話色彩、積極進步的主題，深深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喜愛。經過編者加工過的課文《牛郎織女》，語言樸素簡潔、清新自然、通俗易懂。如何挖掘文本的教學價值，讓民間故事散發出其應有的魅力，筆者認為應通過聽、說、讀、議、寫，讓學生充分理解和感悟文本，浸染于濃濃的民族文化氛圍之中。而其中的“議”正是針對課后提出的“讀完這篇民間故事，你對故事中的各個人物一定有自己的認識和評價，和同學交流交流”這一教學任務展開的。

片斷回放：

教學片斷1：對牛郎的評價

生：我覺得牛郎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小伙子。因為他讓老牛吃又肥、又嫩的青草，喝小溪上游最干凈的水。

生：我覺得牛郎也是一位很重情重義的人。這從織女被王母娘娘抓走之后，他心急如焚，挑著一雙兒女拼命去追中可以看出來。

（學生在師的追問下找出文中能體現牛郎“拼命”地追織女的語句。）

師：還有別的感受嗎？

生：我覺得牛郎還是一位以德報怨的人。

師：唔！能說說理由嗎？

生：你看，牛郎的哥嫂讓牛郎吃剩飯、穿破衣，天不亮就趕他上山放牛，這么大了，連個名字也沒有。這些都說明了牛郎的哥嫂對他一點也不好，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是別人一定會這把口怨氣發泄在老牛身上，以示對哥嫂的報復。但牛郎沒那么做，相反，還把那頭老牛照看得很周到，這不足以說明牛郎是一個以德報怨的人嗎？

師：（笑著）見解獨特，也很有道理！

【簡析】對牛郎這位人物形象的理解一直以來都是定格在心地善良、重情重義這個層面上的。這次學生卻賦予他“以德報怨”這一美德，且理由充分。這與大家的一貫認識不一致，也從教材上找不到這樣甚至是類似的理解，但這樣評價確實見解獨特，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且合情合理，理由、根據都來自文本的具體語言文字信息。因而，賦予牛郎以“以德報怨”這一美德，沒有脫離文本，相反是對牛郎形象內涵的豐富。因此，對于這位同學的評價，教者給予了“見解獨特，很有道理”的肯定性認可。這樣處理生成性的教學資源，有利于學生個性言語的創生。

教學片斷2：對王母娘娘的評價

生：我覺得王母娘娘是一個六親不認的老太婆，她不顧骨肉之情，心狠手辣。這從第8自然段及第9自然段的前兩句話中可以感受到。（讀相關語句）

生：老師，一開始我也是這么認為的，但后來我產生了另外的想法，我從剛才那位同學讀的這幾句話中感覺到王母娘娘好像是一位秉公執法、大義滅親的天庭包公，她為了維護天規，對自己的外孫女也不網開一面。

師：哦！大家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嗎？

生：我覺得王母娘娘有秉公執法的一面，但也顯露出沒有人性的一面，因為違犯天規的是織女，這與兩個孩子無關啊，那可是她的外孫啊，她卻把兩個孩子狠狠一推，把兩個孩子跌倒在地，這說明王母娘娘對他們非常冷酷。《聶將軍與日本小姑娘》一文中，聶將軍還能對日本侵略者的孩子給予慈父般的關愛，可王母娘娘卻對自己的外孫這般無情，不可思議。

師：（笑著）你能想到這些真難得，那我想問問大家，織女下嫁人間的目的是什么？王母娘娘認為她違犯了天規，那織女觸犯的又是什么樣的天規呢？

生：織女下嫁人間是為了追求那種男耕女織式的最普通的百姓生活。

生：我覺得織女是一位追求婚姻自由、追求幸福的人。正是由于她的到來才改變了牛郎的苦難命運，成就了一個美滿的家庭。

生：我覺得，王母娘娘認為織女下嫁給牛郎有損天庭尊嚴。

師：能把你的想法說得再具體點嗎？

生：你看牛郎的身世在人間也算得上最窮苦的了，更別說什么地位了，而織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孫女，可謂身份高貴，他們的結合在王母娘娘的眼里也太門不當戶不對了，有損天庭的門面，特別是損害了王母娘娘的尊嚴和家風。

師：有道理。如果說王母娘娘維護的是這樣的天規，那么你還認為她是一位秉公執法的包公嗎？（生若有所悟）

【簡析】王母娘娘在人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個反面人物，但在對話式的課堂教學中，學生給予了王母娘娘另類的評價，這是我及其它聽課教師所始料不及的。這個評價乍一聽，似乎還真有一定道理，相信也有一部分學生被迷惑。但教者以其敏銳的判斷，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好的“錯誤”資源，之所以出現這種誤解，主要是該生斷章取義，沒有聯系上下文來思考。當然，學生對民間故事產生的根源也缺乏認識，出現理解上的偏差也屬正常。于是，教者針對這一問題，組織學生彼此交流各自的看法，并在交流中適時引導。用“織女下嫁人間的目的是什么？她犯的又是什么樣的天規呢？”這兩個問題直擊學生思維的盲點，經過交流、探究，逐步糾正部分學生的錯誤認識。如果沒有這位同學的另類解讀，可能就不會有如此深入的探討。

教學片斷3：對老牛的評價

生：我認為老牛是一位知恩圖報的人。牛郎和織女相識是老牛牽的紅線，后來，又讓牛郎把它的皮剝下來以備急用。這一切都緣于牛郎對老牛付出的感情。

生：我覺得老牛還是一位善解人意的人，從“它常常用溫和的眼光看著牛郎，有時還伸出舌頭舔舔牛郎的手呢”這句話可以看出來。

生：我還能感覺到老牛有一顆感恩的心，因為它時時想著報答牛郎對它的精心照料。

師：（贊許地點點頭）你聯想到了“感恩”這個詞，真難得！

生：我覺得老牛還有一種舍身救主的精神，這從它讓牛郎把它的皮剝下以備急用可以感受到。

生：（急忙）我覺得你這個“舍身救主”用得不當，因為老牛并不是在牛郎遇到危險時，用自己的生命去挽救牛郎的生命的，老牛是自己老死的。

生：我也覺得用“舍身救主”不恰當。如果換成“至死也不忘幫助主人”可能會好一些。

生：我覺得把你的“幫助”改成“報答”更合適。

【簡析】對于老牛的評價，一開始兩位學生說的“知恩圖報”、“善解人意”還是很到位的，但第三個學生認為老牛有一顆感恩的心就更精準了。“感恩”一詞不僅涵蓋了前兩位同學的回答，同時又賦予了老牛以新的時代精神品質內涵。那個“舍身救主”的評價屬于理解上的偏差，再加上“舍身救主”是封建時代的忠君思想和行為，當然在這里用得也不恰當，經過學生的質疑和討論，及時給予了修正。學生對老牛的評價超出了預期的效果。

教學思考：

《義務教育語文課標準（2011年版）》指出，閱讀屬于學生的個性化行為，應當提倡引導學生對課本進行個性化解讀。但是，語文課程豐富的人文內涵對學生精神領域的影響是深廣的，學生對語文材料的反應又往往是多元的。所以，這種個性化解讀并不能信馬由韁、想當然，要有可靠的依據，而這個依據就是文本的語言材料或語境及相關的背景。筆者認為，學生對文本的個性化解讀不能脫離文本教學價值的底線。

片斷1中，學生認為牛郎心地善良、重情重義，這種解讀是大眾化的即多數學生的普遍感受。當然，這也是教參和其它教輔材料上所注明的。而認為牛郎“以德報怨”的這種解讀是多數學生和教師所感受不到的。因而，它屬于典型的個性化解讀中的“奇音”，產生這種解讀的學生，其視角是獨特的，善于另辟蹊徑，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文本中的材料，從而提出與眾不同的富有創見性的感悟。這里的“以德報怨”又比“心地善良”的內涵更豐富，也就是說，這一個性化解讀雖然打破了讀者原有的思維界限，但它并沒有脫離文本豐富的語言信息，更沒有脫離文本價值；相反，是對文本價值的進一步充盈與豐富。而片斷3中認為老牛具有“感恩”品質，更是賦予了文本以時代的氣息。當前，社會各個方面都在倡導“感恩”，學生能從老牛的行動中領略到“感恩”思想，也不能不說這是對老牛這一人物形象的進一步豐滿和提升。但在片段2中認為：“王母娘娘是一位秉公執法、大義滅親的天庭包公”的個性化解讀，則背離了千百年來人們的共同心聲，偏離了作者與編者的意圖。因為在作者、讀者、編者的眼里，王母娘娘從來都是惡勢力的代表，是舊社會封建門第思想衛道者的化身。如果給這樣的人披上真善美的外衣，那么這種個性化的解讀豈不脫離了文本教學價值最基本的底線？因此，對于這樣的解讀，教師必須給予引導、糾正，以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判斷。

在閱讀教學中，由于學生在生活經驗、知識儲備、感悟能力、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差異，所以他們在對于同一文本的解讀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豐富多彩的答案。對此，教師要鼓勵學生敢為人先、標新立異，發表獨特見解，又要學會多角度、多層次地耐心傾聽。面對來自學生的眾多聲音，教師要能聽出“雜音”（認為王母娘娘是一位大義來滅親的天庭包公），分辨出對錯，也要發現“高音”（認為牛郎以德報怨），分清認識水平的高低，還要能欣賞“奇音”（認為老牛有一顆感恩的心），覺察出見解的獨特與新穎。尤為重要的是，在傾聽的基礎上，教師善于捕捉個性化解讀中出現的有價值的爭鳴問題。如，有學生認為：王母娘娘是一位維護天規而大義滅親、秉公執法的天庭包公；認為老牛是一位“舍身救主”的人等，這時就要組織學生展開充分的討論，讓學生在思維的碰撞中達到提升。

當然，個性化解讀不等于文本就具有多元價值。案例中，學生對故事中約定成俗的人物形象賦予了新的意義，如把王母娘娘理解為“為維護天規而大義滅親的天庭包公”。對此，如果不進行正確的引導，必然會給學生帶來思想上的混亂。《義務教育語文課標準（2011年版）》在“總目標”的第一條中明確指出了語文教學的使命：“語文課程致力于培養學生的語言文字運用能力，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為學好其他課程打下基礎；為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良好個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礎；為學生的全面發展和終身發展打下基礎。”對于正處在成長發展階段的小學生來說，他們尚未形成自已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這就要求教師進行正確的引導。試想，如果社會上真的出現這么一批為維護所謂的天庭制度而“大義滅親”的包公，那么我們的社會將會出現一個什么樣的局面？和諧社會的構建又從何談起？

大義滅親案例范文第2篇

布告是威嚴的。它向世人宣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布告也是引人的：庸人獵奇情節，智者思其內涵。

下面幾個案例中的罪人并非慣犯，但從他們犯罪的過程中，可以總結有益的教訓。

“債”，該怎樣還？

被告 林瑩 女23歲漢族 ××市××區待業青年。林與男友王達戀愛期間，關系密切。曾在熱戀及服侍王母（生病）期間花了自己300元，后來卻借了王500元。不久關系破裂，王向林討200塊錢，林難以接受。為了報復，她利用與王未完全斷絕交往之機，配了王家門的鑰匙兩把，于今年四月的一天晚上，私入王家撬開皮箱拿走現金70元、糧票160斤、磁帶兩盤、一個540元的活期存折和200元的定期存折。隔天，她在活期存折中取走500元更改戶頭存入銀行，打算在王再次討錢時將錢還給王。

林作案時戴白手套，并用刀砸壞窗戶制造假象。

林觸犯法律，犯盜竊罪。但被捕后認罪態度較好，有悔悟表現，又念其初犯，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追回全部贓款贓物。

情人未必都能成眷屬。

關系好時，不分你我；一旦破裂，就要算細帳了。算來算去，都覺得“吃虧”，“我吃了虧，也不讓你占便宜”，這就是釀成案件的最初心理。

由“吃虧”想到報復，一想起報復就容易引起沖動，沖動加無知最容易構成犯罪。這就是他們由“自由人”變成犯人的思想軌跡。

帳該怎么算？債該怎么還？

只要處于“常態”，這不是什么問題。

滿可以再協商

被告 李菲文 男24歲 漢族××市郊區農村社員。李于1984年4月26日晚，騎自行車不慎將農村女青年吳飛燕右腳軋傷。李即帶吳到附近醫院治療。經醫院檢查，未發現吳有骨折等嚴重傷情。之后，應吳等人的要求，李又送吳到市內兩所醫院檢查，均未發現吳有嚴重傷情。在就解決此事進行協商的過程中，李對吳等人提出的過高要求和苛刻條件不滿，遂于4月28日上午在吳的住所內，用方木、鐵棍連續猛擊吳的頭部，造成吳重度顱腦損傷死亡。李行兇后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由于被告人的罪行給被害人家屬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被害人之父提出民事訴訟，要求被告人賠償損失人民幣5,000元。

李菲文犯故意殺人罪，性質惡劣，后果嚴重，本應嚴懲。但因其殺人后能主動投案自首，有悔改表現。人民法院依法從輕處李犯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并賠償被害人家屬損失人民幣1000元。

人們在生活中彼此磕磕碰碰的事是難免的，只要雙方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協商，多作自我批評，問題可以得到妥善解決。

李菲文從不慎軋傷人到殺人，其間只不過48小時。在這短短的時間內，雖然對方提出了一些過高的要求，但他滿可以耐心地和對方協商。若協商不成，也可以請有關單位的領導或司法機關調解處理。

如果人人都象李菲文這樣目無國法，稍不如意，就置對方于死地，社會還能安定團結么？

“家法”再嚴不是法

被告魏大興 男34歲××市衛生局干部。其弟魏魯沖（因犯搶劫罪于1979年8月14日被判三年徒刑，1981年10月25日釋放）在刑滿后不服家長管教，并幾次推打其母造成臀部挫傷以致心臟病復發。他還在家多次揚言要殺公安干警，且在外曾將他人打傷。魏大興及其父母因發現魏魯沖藏有匕首一把，怕惹出大禍，便于1982年3月2日晚對他進行規勸教育。魏魯沖不但不聽勸告，反用鐵棍將其母頭部打傷。魏大興盛怒之下奪過鐵棍猛擊其弟頭部至昏倒在地，因怕他以后繼續闖禍，便索性將他勒死，次日主動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魏大興犯故意殺人罪，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

“大義滅親”也好，“為民除害”也好，“滅”和“除”的權利，只限于國法。

你是父母也好，你是兄長也好，“家法”只能“管”和“教”；動用刑具和兇器，那就會造成“不讓別人犯法，而自己卻犯了法”的后果。

親人之間，容易感情用事。氣急了真恨不得除掉了事，這樣做不好，要三思而后行。

一“思”促其冷靜，二“思”促其權衡，三“思”喚其理智。

理智是法的閘門。

不需臟了你的手腳

被告邱劍龍 男29歲××市機械廠工人。與被害者陳明創原是好友。1984年2月6日晚回家發現陳正與妻子江秀麗在屋內發生兩性關系，邱氣憤之下闖進屋內，隨手操起桌上的一把蘋果刀向陳的左胸、左后背各扎一刀，以致將陳肺主動脈刺破，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并將自己之妻江秀麗左胸刺傷（經搶救已傷愈康復）。

邱行兇之后立即告急搶救、并投案自首，在押期間又能坦白認罪、態度誠懇，并有立功表現。

邱劍龍犯故意傷害罪，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在有經濟能力之日起附帶民事原告人余惠敏小男孩撫養費每月10元，二年為限。

看到這則布告之后，許多人都會說，遇上這種事我也得動刀子，對這種禽獸之人，還能客氣嗎？

合情、合理而不合法的事是常有的。

有些問題是需要用刀、槍解決；有些問題需要用“牢”、“勞”解決；有些問題需要用文、筆解決；有些問題需要用輿論解決。象這樣的，法律自有公斷，不需臟了你的手腳。

從這個案件中，倒要提醒人們：

大義滅親案例范文第3篇

關鍵詞：孟子；中庸；過；不及

1 提倡權變之過

說權變之失，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權變的積極意義，而是它的提出，會過于凸顯它的作用，容易造成對社會規范的極大破壞，從而會導致公共利益的受損。

在孟子看來，楊朱主張為自己，墨子主張兼愛，他們二者就是兩個極端，子莫則主張中道，但是若是死執中道而沒有靈活性、不知變通，也就和執著一端沒有兩樣了。如此就會違背了真正的“道”。取兩端不行，折衷也不行，真讓人困惑。所謂中庸之道，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必須做得恰到好處，“無過之無不及”。“執中無權，獨執一也”是說，若是刻板、教條地堅持“中”而不會變通，就是“執一”，就不符合“執兩用中”之真正內涵了。“權”，是指變通、通權達變的意思。由此就可以看出，中庸之道到了孟夫子那里，就把“中”和“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認為有“中”無“權”的中庸之道已經是不完整的“中道”了。

當然，“權”的境界，遠非一般人可以達到。誠如朱子所言：“至于權，則非圣賢不能行也。”（《朱子語類》卷三十七）[1]事實上，即便是孔子，也很少談及“權”字，《論語》中，僅一次提及：“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孔子認為，“共學”、“適道”、“立”、“權”乃修學進德的不同階次，“權”為修學達到最高境界者（是指具備大仁、大德之君子，如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方能運用之，否則必定導致“后世無忌憚者皆借權以自飾”。[2]因此，打破常規，隨意行權其結果不僅不會促成道德主體的層次飛躍和傳統規范的革新與進步，反而會使其前期的努力功虧一簣，甚至造成主體的墮落和毀滅。[3]

孟子將“中”和“權”視為中庸不可分割的一體，當然有其合理性。明清之際的大儒王夫之就認為，“中和”之中與“時中”之中二者是一體的。若將“中和”之中視為其體則可，若將“時中”之中視為其用則不妥。[4]他認為“時中”亦能顯“中和”之體。但孟子所說的“權”，并不能顯“中”之體，雖差之毫厘，已謬之千里。過于強調“權”的作用，必將中庸分成兩橛，則又有悖于中庸之道了。按照《論語》的說法，權若是修學的最高境界，則非圣賢不能行，那么要求一般學人“通權達變”就沒有實質意義了。倘若中庸僅僅是圣賢的專利，就與中庸所說的“庸言庸行”，雖愚婦愚夫皆能行之的說法自相矛盾了。若這樣，圣人與凡夫就劃清了界限。另一方面，過于強調“權”的結果，必定會讓“無忌憚”之“小人”借行權之名，行損人利己、隨意沖破社會道德規范約束之實。難怪荀子將思孟學派的“仁義為中”修正為“禮為中”。他指出：“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5]

當然，或許在孟子看來，“權”與“時中”并沒有實質性的差異，他只是提倡“中”、“權”并舉罷了。但是從《孟子》所列舉的諸多事例，如舜的“不告而取”（《萬章上》）等等，確實反映出突破常規的變通思想，有過于重“權”之嫌，這一點他是難辭其咎的。

2 對楊朱思想理解的不及

《孟子?滕文公下》有“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之說。這可見楊朱的思想，在孟子當時是比較盛行的。遺憾的是，他的思想未能作為完整的體系而保存至今。我們只能從其他的作品中尋找它的蛛絲馬跡。如《列子?楊朱》篇說：“楊朱曰：‘古人之，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著名哲學家賀麟先生、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先生都一致認為，楊朱的思想是中道。①楊朱的思想已明，不論是“貴己”（即“為我”），還是“輕物重生”，都是“利天下”或者“取天下”的中道。這些思想可以說是道家哲學的雛形，②這一點我們可以在道家典籍《老子》、《莊子》找到依據。與孟子力倡的仁、義、禮、智四端、“仁義為中”截然相反，先秦道家哲學提倡“絕圣棄智”、“絕仁棄義”，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③道家此說亦是在理，因為若是過于崇尚“仁、義、禮、智”、過于強調“權”的重要，必然會被“無忌憚”之小人把“仁、義、禮、智”、“權”當作為非作歹的“合法”外衣。

綜上，孟子在借楊墨闡發他的中庸思想的時候，斷章取義，他的立論本身就有失偏頗，后世之人對揚子思想的曲解，孟子是脫不了干系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楊子的“貴己”思想，與西方所倡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不謀而合。遺憾的是，“個人主義”開出了健全的民主的路線，而“貴己”思想，幾乎是在封建專制的體制下和的歷史的罵聲中夭折了。

3 子為父隱之過

《盡心章句上》有“瞽瞍殺人”的討論。這當然是桃應的詰難，或只是一種假設，實際未必如此。舜的父親殺人了，“法官”皋陶問怎么辦？舜一邊指示公事公辦，一邊卻“竊負而逃”。孟子的回答似乎相當高明，一方面，即便是元首的父親犯法，也“與庶民同罪”，這么做維護了法律的公正和尊嚴。另一方面，大義滅親、有悖于人倫之事，對于至孝的舜來說，絕不可能為之。

此案例，被作為孟子“中”且“權”的典范并流傳至今。舜做到了“忠孝兩全”，看似完美，天子都不做了，看似灑脫，實際上簡直就是漏洞百出。第一，瞽瞍殺人卻逃脫了應有的懲罰，這不是對公正、人權的隨意踐踏？豈不是走進了“取天下”的極端？第二，舜為了一己之私（為了孝之名），竟然視天下為“敝屣”，全國百姓之福祉，全然不顧，連常人的責任心都沒有，還配稱圣人？第三，若任何人犯了錯誤都可以“竊負而逃”，這個國家還有安全感可談嗎？若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孟子的這種施設是相當可笑的。可是現實生活當中的確存在這樣的事，如今的“裸官”，還沒等犯罪就做好了“竊負而逃”的準備了，真可謂是舜王的翻版。

孟子的取舍明顯地就表現為“執兩用中”，選擇既不指證，也不為父隱。他所謂的“權”，不自覺地又落入了他自己所批判的“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的窠臼。究其根源，孟子還是深受孔子影響的。《論語?子路》也談到了父子互隱的話題。“直躬證父”這一著名案例便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爭議和有識之士的憂郁。孔子懷博愛之心，以風俗不同來間接譴責直躬的行為。朱子《集注》說：“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6]情重于理，由來已久。父為子隱，在非正義的事業上主張互相包庇，互相隱瞞，最終使得貪污腐化成為必然。羅素就認為以這件事所體現的中國孝道文化，是當時世界上最可怕的兩件事。④必然不利于公共正義事業的建立。正如劉彥生、田貴明所說的那樣：“在中國傳統經濟體制價值觀中，理是寓于人情之中的，情重于理。人與人之間，如若是能夠‘動之以情’，就可以無往而不勝。這種現象現在仍然很普遍，以至于至今我們依舊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人情大于國法’、‘一千個公章抵不上拍下肩膀’之國粹。”[7]安希孟教授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然血緣地理親情，乃十分落伍的意識。今日商品法制契約文明時代，非所宜也。”[8]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是孔子當時為了維護人倫關系而提出的，它的代價是犧牲了社會法制的公正性、公平性、和神圣性。其結果是一些人甚至將它作為父子狼狽為奸的擋箭牌，現代法制當然要對“父子互隱”說“不”！

4 仁政思想之過與不及

孟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在當時社會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當今社會，亦是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地方。然而，這位偉大的思想家也犯了和常人一樣的錯誤，就是為了維護舜王的完美形象，不惜為舜的過失辯護，最終導致他的仁政思想自相矛盾，也使他的中庸思想受到質疑。

《萬章章句上》有“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歡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然而卻封“至不仁”的弟弟象為“有庳”王。象是個既無才又缺德的人，舜竟然搞雙軌制，不僅未懲罰象，還任命他為有痹王，明顯地犯了任人唯親的過失，而作為“亞圣”的孟夫子，居然認同舜的做法，并為之開脫說“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這不有悖于其“唯德是舉”、“仁者愛人”的仁政目標了嗎？不是與“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自相矛盾了嗎？孟子的這種思想，究其根源，是儒家所倡的親情至上的宗法觀念作祟使然（孟子反復強調“事親為大”）。如果說，上述父子相隱的事例是達到了“父不慈子也孝”的極端，這一案例便是走到了“弟不悌兄也友”的極端，均不符合他自身所標榜的中庸之道。

劉清平指出，儒家的最高理想“內圣外王”，也會陷入一種內在矛盾：舜盡管毫無疑問是完全符合儒家血親情理精神的“內圣”，但恰恰是由于這一原因，卻根本沒有可能真正實現儒家仁政思想極力追求的“外王”，因為按照“事親為大”的儒家原則，他已經維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特殊性血緣親情，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正義守法、任人唯賢的普遍準則，乃至最終犧牲了“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普遍性仁政理想。[9]

一言以蔽之，“事親為大”是孟子仁政思想之過，而公正、公義則是仁政思想之不及。

5 結論

孟子“中”且“權”的中庸思想，與《中庸》所說的“中和”且“時中”，在理論上是一致的，然而他自身在貫徹落實這一思想的過程當中，為了迎合儒家倫理、親情之“權”，反而不自覺地背離了“中庸”之“中和”思想。

時代大概與周孔相近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所述的中道，與孔子的中庸思想就很相似。所不同的是，亞里士多德認為沒有達到中庸（至善），可能就是惡的，比如以“勇敢”為至善（中道），那么“弱懦”（“不及”）和“魯莽”（“過之”）就是惡的。[10]他的中道觀念被習慣于循規蹈矩的西方人普遍接受，因為他們認為，公眾所普遍認同的規范或者制度就是善的（中道），而沒有達到標準或者逾矩都是惡的（“不及”或“過之”）。孟子的中庸思想與它也有相近的地方，遺憾的是他未能沿著這一路線貫徹到底，將中庸（中道）明確化，而是將之神化、模糊化，提倡“權變”，令人不知所云。結果如同子思所說“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雖未達圣人中庸之境，卻常常借“中”、“權”之名，以達到不可告人之目的。

注釋：①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②馮友蘭先生認為，楊朱思想是先秦道家哲學發展的第一階段。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版.

③《老子道德經》卷十八.

④另一件就是當時歐洲流行的“愛國主義”.

參考文獻：

[1] 朱熹.朱子語類[M.中華書局，1986.

[2] 朱熹.朱子語類（卷三十七）[M].中華書局，1986.

[3] 晁樂紅.中庸與中道[M].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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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荀子.荀子?王霸.

[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中華書局，2012.

[7] 劉彥生，田貴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舊價值觀的沖突.

[8] 安希孟.現代法治對“父為子隱”說“不”――從虔誠的本質到定義之美.

大義滅親案例范文第4篇

法制教育大學生科學發展當代大學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準建設者”，也是祖國繁榮昌盛和社會發展進步的中流砥柱，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承載者和創造者。然而，作為培育社會精英的高職院校往往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大學生專業技術發展的職業教育上，造成了大學生法制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弱發展狀態。因此，探究法制教育對大學生科學發展的護航作用具有非常現實的積極意義。

一、法制教育

高職院校的法制教育課程是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和歷史使命，通過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案例幫助大學生以正確的道德觀和法律意識，催生大學生的自我保護意識，自覺抵制不良影響，使大學生具備辨析復雜社會生活的能力，能夠在知法、守法中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法制教育是高職院校依法治校、依法治教、依法育人的有力抓手，是大學生素質提升和科學發展的重要陣地。

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法制教育是高職院校推進素質教育的捷徑。素質教育不但要實現全體大學生的健康成長，還要實現大學生的全面發展。法律意識和思想道德是大學生進行社會交往和科學發展的“導航儀”，能夠增強大學生對社會不良影響的“自然免疫力”，造就品學兼優、知法守法的優秀人才

其次，法制教育是大學生健康成長、科學發展的“安全衛士”。大學生是高智商群體，他們法律意識的強弱和道德覺悟的高低，將對社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大學生犯罪對社會的危害要比普通人嚴重得多。因此，法制教育能夠為大學生開啟一條通向光明與輝煌的大道。

再次，法制教育是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要求。經濟的迅猛發展，使社會大眾在交往過程中面對更多的機遇和誘惑，金錢與權利、香車與美女、燈紅與酒綠猶如一塊塊“試金石”，折射出人性的堅強與脆弱、偉大與渺小。因此，法律意識是社會大眾進行經濟交往的保護神。

三、法制教育的現狀

首先，高職院校對法制教育的重視不夠。為了提高畢業生的就業率和本校的社會地位，許多高職院校只注重大學生的專業技術教育上，使法制教育和思想教育相對滯后。一些高職院校的法制課程設置很不合理，內容蒼白、形式單一、篇幅有限等因素難以吸引大學生的注意力，無法培養大學生的學習興趣，使法制教育流于形式。

其次，法制教育的師資力量匱乏、能力偏低。在許多高職院校，法制教育課程由兼職教師擔任，專職教師相當匱乏，法律科班出身的專職教師更是鳳毛麟角，難以勝任法制教育。經濟大潮的沖擊，使法制教育的“含金量”降低，造成了教師隊伍工作積極性的降低，也帶來了很大的不穩定因素。

再次，大學生自身的問題。高職大學生是“金榜題名”的失敗者，有一定的自卑心理，對法制學習的主動性和自覺性較差，只對關系自己將來“命運”的專業課和技能課“用心”，而對法律教育課應付了之，學習效果很差。

四、高職院校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徑

法制教育應該以培養大學生的規則意識和紀律觀念為突破口，通過構建生活化法制課堂為大學生深度剖析教學案例，培養大學生對法律學習的積極性和興趣，實現大學生的主動認知和快樂學習，并通過社會實踐和民族文化為大學生的科學發展構建一個科學化、人性化的成長環境。

（一）培養大學生的規則意識和紀律觀念

規則意識和紀律觀念是大學生形成法律意識的基礎，是大學生走向科學發展的第一步。

首先，高職院校要構建良好的校園法制環境。課堂紀律和校規校紀有助于大學生規則意識和紀律觀念的形成，“紀律面前人人平等”，校長、教師、大學生都沒有逾越校規校紀的特權。校規校紀是依法治校的前提和基礎，有助于體現法治精神育人環境的形成，更有助于培養大學生在紀律面前的服從意識。

其次，教師要率先垂范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以身教勝言教的理念對大學生產生積極的影響。另外，教師還要積極學習，不斷提高個人業務能力水平，使法制課堂教學與大學生的身心發展和認知規律相一致，在強化大學生對課堂活動的參與中培養大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效提高課堂學習效率。

再次，大學生在日常學習過程中要積極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主動培養個人的規則意識和紀律觀念以及社會公德心、責任心，學會享受紀律“保護”與“限制”下的自由，為法律意識的形成做好心理準備。

（二）構建生活化法制課堂

高職院校要科學整合法制教育課程，把教材的知識性、趣味性、時代性緊密聯系在一起，強化大學生在課堂學習過程中的參與性和主動性，在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中凸顯大學生在課堂學習過程中的主人地位。陶行知的教育生活化理論告訴我們，教材生活化、課堂人性化、師生互動化是構建生活化法制課堂的重要元素。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要運用案例教學構建生活化法制課堂，突出法制教育的實踐性、趣味性和參與性，強化教育與實踐的結合。例如，大學生可以在模擬庭審現場分角色進行現場辯論，在法律構建的經緯網中交流個人看法，在思想交匯中實現共同學習共同提高。另外，大學生在對案例的剖析中研究他人失足的軌跡，能夠對大學生起到警示效果。

（三）社會實踐是法制教育的第二課堂

社會是一個大課堂，蘊含著無數教育資源。高職院校可以組織大學生觀看違反交通法規造成的事故現場圖片，用血的事實描述不遵守法規的危害。高職院校可以組織大學生參觀監獄等服刑人員生活區域，讓他們看到違反法律的嚴重后果，增強遵紀守法的意識。高職院校還要組織大學生參觀敬老院，讓他們看到老人對親人和關愛的渴望眼神，想到如果自己犯罪就會導致父母擁有同樣的眼神。高職院校更要組織大學生去參觀明星企業，看到自己好好學習后的燦爛前景，強化用自己勞動創造未來的決心，立志做一個知法、懂法、守法、護法、用法的新時代社會精英。

（四）民族文化是大學生健康成長的精神食糧

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沉積了五千多年的文明精華，是大學生健康成長的精神食糧。春秋時期“大義滅親”的石為了人間正義和法律而毅然將自己的兒子繩之以法。北宋時期鐵面無私、剛直不阿的包公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而不徇私情怒鍘自己的侄兒包勉。抗美援朝時期的為遵守潛伏紀律和保護戰友的安全而甘愿忍受烈火焚身的劇痛，慷慨就義，為當代的大學生樹立了學習楷模。

總之，法制教育增強了高職大學生的思想免疫力，提高了大學生的紀律觀念和法律意識，幫助大學生養成知法、守法、用法的好習慣，為大學生的健康成長開啟科學發展的光明之路。

參考文獻：

[1]印香俊.依托維權中心，探索高職法制教育新模式.職業時空，2011，（01）：44-47.

大義滅親案例范文第5篇

她有20多個同班同學，有30多個“隔壁班”同學，和她不盡相同的是，他們大多坐飛機從全國各地趕來。和他們可以相提并論的還有很多人，比如中國國學俱樂部的學生、國際儒學聯合會的學生，雖然他們有的在別墅上課，有的在賓館上課，但是，他們在公眾眼中都是大名鼎鼎的一方企業家。他們學的都是以“儒釋道”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學。

2005年，隨著北京眾多同學班的開班，“國學熱”終于從地下浮出-除了一開學便請來無數媒體進行報道的乾元國學班之外，2005年12月開班的國際儒學聯合會“企業國學堂”喊出了“修身治企，兼濟天下”的口號，2006年1月開班的中國國學俱樂部則被傳言“背后資金”可能是李嘉誠。

“道”與“術”的邊界

乾元同學班學員、河北金潤置地房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魯說：“經濟管理是‘術’，而國學是‘道’，當我們的事業達到一定高峰時，內心卻常感到空蕩蕩的，希望在這里能夠找到歸屬感。”

中國老板的“空蕩蕩”很多時候僅僅靠“術”是解決不了的：一方面是“術”的匱乏和乏力，另一方面是“術”的過于泛濫以致互相抵消，再有就是許多必需的“術”(如法制)并不是企業家本人所能左右的。這也許就是文學上所說的“悲劇”――歷史發展必然性和現實不可能性的沖突。

這些沖突大概只能依靠“道”來消解(無論是從內心還是從現實)，閑為“道”是高于“術”的，孫悟空“術”蓋宇宙，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正所謂“魔高二尺，道高一丈”。

明基中國營銷總經理曾文棋一直在思考明基，西門子的文化融合問題，最近，他在“天圓地方說”中找到了方向。1月18日，他向筆者演示了如何用明基的“圓”與西門子的“方”對接、融合：“地是方的，天只有圓的才能蓋住，西門子是方的，所以明基必須是圓的。”

這時候“道”已經變身為“術”了，看來，道術并用、道術不分是中國特色。

所以，中國老板上國學班的“歸屬感”，需要從“術”和“道”進行分解――起碼要從中國商人實用主義之“術”和儒釋道人生智慧的“道”兩方面去看，才算比較全面。

“健全的體制可以約束管理者的行為，可管理者到底是該把人變成機器還是讓人更成為人?”某公司總經理田麗亞上課第一天就拋出了自己的第一個困惑。在她看來，現代管理模式可能因為管理者文化底蘊不夠深厚、思想內涵失之淺薄而造成或扭曲、變形或壓抑的企業文化，科學的管理架構可能因為人文環境的水土不服而成為教條。

巧的是，田麗亞的同學中就有來自上海的麥肯錫全球合伙人魏女士，雖然魏女士自稱是自費報名上國學班，沒有進一步說明上學意圖。但是人們一把麥肯錫和研究中國本土哲學的國學聯系在一起，就會想起麥肯錫“兵敗實達”等一系列著名的水土不服的案例。魏苦攻國學，莫非是要補足短板?

所以，從“術”的角度看，作為最務實的群體之一，商人們的歸屬感可以理解為管理中“術”對“道”的追尋和依附。

心態不平衡的“解方”

老板和強者之間的等號注定了他們無論是在谷峰還是谷底，都是孤獨的。老板和社會，老板和下屬、員工之間往往客觀上處于博弈關系，大家都和老板博弈，老板便沒有了真正的朋友，也很難找到真正的自我。

金川啤酒董事長趙煥然的現身說法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我雖然年過花甲，但不知道生活的‘北’在哪里，生命的根在哪里?贏了世界丟自己，為誰辛苦心茫然。心態平衡的危機，是健康最大的危機。目前，90％的企業家心態不平衡。”

而心態不平衡的“解方”大抵逃不出儒釋道的范疇。儒釋道是國學的三大重要組成部分，按照武漢大學郭齊勇教授的說法，儒釋道包含了許多有價值的人中智慧：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強調通過修身實踐的功夫，盡心知性而知天；道家老子，莊子主張超越物欲，超越自我，旨定物我之間的同體融合；佛教的人生智慧則是解脫的智慧，無執的智慧。這些智慧，無論是登上夢想中的頂峰后卻感覺“空蕩蕩”的商人，還是遭遇挫折難以突圍的老板，都是一種依托、一種啟發。

在參加完了慧特智業開設的修心開智特訓營之后，蒙牛董事長牛根生認真地寫道：“一個人只有參透了生死，才能解決終極問題，只有真正認識到：死廣是必然，活著是偶然，才能徹底放下自我，提升心靈的境界、只有認識到生命無常，做事業才會只爭朝夕。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幸存、幸運。我們要時時慶幸自己的幸存和幸運，這樣才能修得一顆包容的心、感恩的心、無抱怨的心。”

湖南友元實業總經理陳歷旭則在同學班寫道：“人生最大的浪費就是用80％的時間解決自己制造的是非和矛盾。”這好像對牛根生的散財舉動做了某種預告或勸喻，但實際上二者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牛根生向來以“散財大師”著稱，只是2005年初義做㈩了一個更加驚人的決定：捐出個人擁有的全部蒙牛股份，成立老牛基金會，支持蒙牛百年發展。

而所謂“自己制造的是非和矛盾”大多是老板領導大家創造了財富之后怎么分配的問題，每個人都會關注利益，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郭梓林說：“員工或者副手們會去猜：你為什么會關心我的利益?在你心目中誰的利益你會考慮?誰的利益你會優先考慮?大家都會去猜，所有的人都在跟你博弈：企業家只是一個人，可卻要面對所有的人。”

在這個博弈當中，老板要有思想、有理念，要回答這些問題。牛根生用“散財”的方式回答了這些問題。香港上市公司慧聰國際董事長郭凡生沒有專門上岡學班，但也深得國學奧妙，他很早就用“財散人聚”的方法來解決慧聰國際“江湖常青”的問題。

老板的安全感

但以上只是民營企業老板歸屬感的一個方面。實際上，老板歸屬感的最核心是安全感。

“發展”之后看“安全”。這是絕大部分老板的心結所在。2005年8月，筆者邀請中科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陳乃醒，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奧凱航空董事長劉婕音討論“壟斷行業解禁”問題時，最早進入水務行業的民企老板文一波最想知道的問題不是行業解禁，而是商業環境。他問陳乃醒：“您對我們國家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是樂觀還是悲觀?或者我們在多長時間里可以樂觀起來?再堅持五年十年以后就好了?”

2004年以來，老板們總是在問：能源、鋼鐵等明明是中國利潤增長速度最快的行業，為什么發改委要限制這些行業的投資?明明是因為國內融資環境不利于民營企業；私有財產保護環境令人擔憂，民企才想方設法“外資化”，海外上市，將資產置換到海外上市公司，為什么國家外匯管理局要以國資外流為由11號文，

29號文?為什么熱烈響應“國退民進”的德隆、格林科爾一夜之間倒下，進而以“國進民退”的處置收尾?……

太多的不確定性讓他們無所適從、膽戰心驚。生存環境巨大的不確定性給老板產權遭受外來侵害創造了諸多的可能性，而對此，老板恰恰是無能為力的、這時，孔子勸慰他要有敬畏之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許能讓他平靜下來，進行反思。因為敬畏之心已經是一種人生哲學，超越了是是非非，況且如果心存敬畏，則行為收斂，也是一種最好的生存之道。

當然，老板也可以從國學的學習中發現：數千年來，中同人的諸多觀念都被改變過，甚至親情觀念也被顛覆過，比如“大義滅親”、比如“”期間顛覆了人和人之間夫妻父子等基本信任關系，但是“官本位”觀念幾乎從來沒有變過。所以，在沒有足夠的外力保護、規范的情況下，在中國可以通過擴大自己的活動能量，從而更好地保護產權，比如，自己被選為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之后，就可能擁有更多的公關渠道，有更大的知名度，一般的人就不敢輕易地侵犯自己的產權。

但是，即便官至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重慶力帆老總尹明善仍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所不同的是，這種不安全感來自于企業內部。據悉，尹明善一直在家族化管理和現代化管理之間徘徊。他在南京第六屆華商大會上說：“如果不用職業經理人，我的企業就會慢慢地死去；如果我急匆匆地去用職業經理人，那我的企業就會快快地死去；”尹明善引進職業經理人失敗后發現，用不爭氣的家族成員，一年下來，“最多偷我幾輛摩托車，或是把廠里的摩托車零件帶回家，小偷小摸搞一點，但是，職業經理來了以后，如果他職業道德上有問題，就不是幾輛摩托車、幾十輛摩托車的問題了，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地區市場被挖走的大問題。”

這也是因為外部保護機制的缺失導致內部控制安全系數很低，所以，在許多企業家看來，相對于法律保護的剛性，盡管道德約束是更弱的一個層次，但如果能夠輔之以親緣和事緣的關系，形成一個盡管不易擴展卻相對穩定的內部人員體系，在這個體系內用道德和情感來保護產權的成本，往往比動用法律的成本要低得多。

“這是相當一部分企業家一種明智的選擇，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郭梓林說。

郭梓林認為，中國民營企業有兩個基本的特點：一是原始資本來源的復雜性；二是由于社會在法律，道德、文化方面相對于市場化演進的滯后性，使得民營企業留下了許多的先天不足。其中前者涉及到民營企業產權確立在程序上的正當性問題，后者涉及到社會應該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兼顧公平的問題。前者是“術”一時半會兒解決不了的，后者則是“術”的滯后和缺失。所以，求助于“道”成了中國老板的惟一選擇。

“悟道”先要“聞道”

雖說轉而求助于“道”多少出于無奈，但是，既然選擇了，就要用好。所以，怎樣進行“禮樂教化”，怎樣用“仁義禮智信”去熏陶或者衡量職業經理人和員工，幾千年國學沉淀下來的東西里面，是有不少精華的。

畢業于東北財經大學的李尚文很早就下海經商，而她的丈夫從部隊復員后一直在國家機關工作，由于李尚文的生意風生水起，2000年，她的丈夫辭去公職幫她管理生產，但是，她發現，雖然丈夫工作很熱情，但是管理方法簡單武斷，于是兩人的摩擦不斷升級，李尚文開始迷茫了：“丈夫對我好不容易從不支持變成了支持，現在卻是不會支持了。”后來她迷上了國學，先在北大讀國學在職研究生，之后又到乾元同學班上課，她發現，可能自己對待丈夫的方法也有問題，比較著急。“為什么不靜下來思考?”因為“企業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3年下來，她和丈夫的關系、企業的管理都“順多了”。

“要先學會靜下來。”李尚文悟到這點、做到這點用了3年時間，所以，與其說是進行國學“學習”，不如說是進行同學“修煉”。

按照“臺灣第一富婆”、王永慶之女王雪紅的經驗，“修煉”到了一定的程度，許多問題會迎刃而解。王信仰的基督教講究“感恩”，主張利他，但企業的本質是利己、筆者在2005年5月采訪她的很好奇她如何處理這對矛盾。她說：“我自己在信仰方面跟企業經營是一致的，我的信仰教導我要很正直，我覺得這對做一個企業是最重要的：怎么正直地對待下屬，對待廠商、對待社會。另外就是要很積極，勤勞者才有飯吃。再就是回饋。”

而中國傳統文化也是講究感恩的――“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孝是對父母的敬愛，悌是對兄長的敬愛，這是“仁”的根本。孔子說的這種敬愛雖然范圍比較窄，但也是感恩的一種，可以延伸到朋友、同事。所以，國學老師可能給老板們提一個建議“老板自己首先要修煉一顆感恩的心”，老板有感恩之心，員工才有安全感；員工有安全感，老板才有安全感，推而廣之，企業對社會懷有感恩之心，自己也會更安全。

這樣，“道”和“術”的多次激蕩和轉換都是中國老板所追求的“悟道”。

而要“悟道”，首先要“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