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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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范文第1篇
遺址展示和文物展示是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兩種重要方式，我國也已經從過去重視遺址展示，逐漸地朝著并重遺址和文物展示的方向發展。例如：西安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一直都非常注重遺址展示工作，廣泛地利用景觀營造、數字手段和輪廓表示展示模式；一些遺址目前也開始了相關的文物展示方式，如大唐公主出嫁儀式，就是在丹鳳門前按照唐代風俗習慣展示皇室嫁娶活動。文物展示可以借助于遺址展示提供的場所，利用相關手段展示與遺址相關的傳統文化內涵，其有益于全面詮釋一個遺址的傳統文化特色，加深人們對考古遺址和相關歷史文化的認識。例如，英國弗拉格考古遺址公園是英國重要的一處青銅時代遺址，它將遺跡展示和文物展示協調統一起來。該考古遺址公園展示了部分古代遺跡出土時原貌，借以展示給游客古代遺址埋藏狀態，同時也喚起人們對遺址的保護意識。同時，它廣泛地采用了多種文物展示手段，如考古培訓、實驗考古、歷史文化活動、多媒體演示等手段，使游客從被動的受眾成為主動的參與者。
二、文物展示有利于文化旅游的發展
文化旅游是旅游現象中最為古老的形式，在當今國際旅游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考古遺址公園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如何將傳統文化信息展示給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文物展示對于文化旅游業的發展是至為重要的，可以彌補遺址展示的缺點。文物展示可以將傳統文化以多種形式展示給大家，從而避免了文物帶給受眾的靜寂感，使受眾在生動活潑的氣氛中，或者親身參與中，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此外，文物展示還具有無限擴展性，可以不斷地衍生新形式和內容，吸引旅游者再次游覽，為遺址旅游開發提供源源不斷的新資源。
三、文物展示有利于考古遺址公園的保護
中國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已經進入了快速發展期，給考古遺址的利用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也給遺址保護帶來了挑戰。事實上，中國諸多考古遺址都采用了完全展示遺址發掘現狀的方式進行遺址公園建設，將珍貴的遺址置于各種腐蝕因素之下，遺址保護問題日益凸顯。文物展示可以減少游客對文物實體的關注度，有效地減少文物面臨的保護壓力。
四、文物展示在考古遺址文化產業開發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文化產業園建設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文化產業園作為文化產業在地理空間上的聚集，可以形成集創新、孵化、管理投資、后勤和產權交易等系列功能為一體的文化產業組織形式。
目前，國內許多地方開展了文化產業園建設計劃，其中很多都是以考古遺址為依托，如西安建設五大文化產業園計劃，涉及考古遺址就有臨潼文化產業園區、曲江文化旅游產業園區、法門寺文化園區和華夏始祖文化園等。歷史文化發掘和展示過程是一個重現性過程，會再現一批優秀的歷史文化項目，為文化產業提供發展方向和必要支撐。同時，考古遺址的文化積淀為文化產業園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意資源，能夠推動特色文化產品的形成。古建遺址公園網絡平臺可以同數字化博物館和虛擬遺址公園網絡化建設結合起來，利用網絡平臺構建相關展示系統。數字博物館是一個運行在網上的博物館。它也是集供網民參觀、學習、休閑及社會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館，同時，它又能提供有關藏品更多的、現有研究所得的相關信息。而虛擬遺址公園通過計算機技術及相關技術創建一個三維虛擬環境，用戶通過用戶接口感受虛擬環境的視覺、聽覺和觸覺等信息，可以同虛擬環境中的對象進行交互，從而使人獲得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五、考古遺址文物展示體系構建
（一）考古遺址文物展示的內容遺址展示以展示原真性的遺跡和遺物為主要目的，而文物展示的內容以古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因此，文物展示必須以遺址展示為基礎，以考古遺址的文化內涵為對象，將它們再現于世，使人們了解我們具有歷史特色的文化面貌。文物展示可以先從標志性文化建設入手，即以衣、食、住、行、娛樂、藝術、文學和建筑為線索，分別構建和恢復該領域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成一個由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心態文化等不同層次文化構成的文物展示體系。
（二）考古遺址文物展示的方法歷史文化具有顯性和隱形的特點，文物展示可以依據不同特點的歷史文化進行有針對性的展示設計，涉及的方法很多，主要有陳列展覽、行為再現和媒介傳播等方式：
1.陳列展覽考古遺址文物展示的陳列展覽與遺址展示不同之處在于文物展示是以特定的文化內涵為線索，以特定的遺址為平臺，將抽象的文化主題通過顯性的形態展示出來。陳列展覽的形式是多樣的，有以文物實體、仿制品、展板、模型和文字說明為主的傳統展覽方法，也有以多媒體技術為輔的媒體工程展覽，如井岡山革命歷史展館序廳中的多媒體立體畫。媒體工程是集合聲、光、像為一體，將藝術與技術相結合，最終實現表演來傳達特定內容的一個系統工程，是陳列展覽的新趨勢。
2.行為再現考古遺址文化行為再現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第一，利用影視和舞臺藝術表現歷史場景。影視形式幾乎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有著很高的傳播效率，可以在考古遺址保護利用宣傳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相比而言，舞臺藝術雖然受到時空限制，但也絕不能忽視它在考古遺址文物展示中的作用，它們可以形成文化旅游優勢資源。其二，實施觀眾參與性項目。參與性項目的建設能夠直接地搭建起連接游客和古代文化的橋梁，能夠滿足不同層次游客的消費需求，提升考古遺址文物展示的水平。
文物考古范文第2篇
關鍵詞：考古發掘；損壞因素；保護措施
以前，文物保護大多數是在實驗室里進行的，近年來，隨著大量文物的出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提高，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更受考古界重視。文物在現場的損傷大多是由于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引起的破壞和潛在的問題，是在出土文物過程中產生的，因此，在考古現場的文物保護非常必要的。
一、造成文物損壞主要因素
（一）溫濕度急劇變化
出土文物對保存環境的溫度和濕度敏感。溫度和濕度的作用是各類文物遭受損害的根本因素。一般相對濕度的變化會可以馬上造成文物自身結構的收縮效應，如：一些出土的漆木器表面外觀良好，實際上表面還是有大量的微裂紋。在相對溫濕度的不穩定的情況下，溫濕度急劇變化將會使漆皮起翹，木質胎體開裂，甚至會引起甚至漆皮與胎體相剝離，導致材料中可溶性鹽的潮解結晶，導致纖維素分子結構斷裂。同時，環境溫度變化范圍太大，木材的干燥，失水速度太快會引起文物收縮開裂，會造成文物表面嚴重的油漆脫落。
（二）微生物霉菌的侵蝕
實踐中，考古學家早就覺察，出土文物才出來是有其自身的色澤，一旦暴露在空氣中，過一段時間后，木材類的顏色會逐漸加深。出土文物變色通常分為三類：微生物變色，化學變色，物理變色。研究發現，一般的墳墓，密封性好，器物在埋藏環境中不會出現微生物變色，微生物最易引起并造成文物色彩變化，文物受空氣中的真菌、細菌作用，微生物色素或木質組與微生物分泌物反應的有色化合物相互作用而導致變色。
（三）害蟲蛀食
由于出土文物組分中有機質成分有豐富的養料和養分，是昆蟲的最愛，所以害蟲對文物所造成的損害是很嚴重的。另外，蟲蛀，特別是害蟲幼蟲期對文物的破壞性最大，其主要的破壞作用是蛀食。
（四）酸性介質
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大氣環境污染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空氣中往往含有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酸性氧化物，與空氣中的水分結合時，會產生很強的腐蝕性酸，這些酸對金屬、石質文物表面所造成的腐蝕，易使器物表面發生酥解、粉化。
（五）空氣氧化
在潮濕的條件下，空氣中的氧氣在紫外光下，分解成新生氧，發生光氧化。這些出生態氧一方面可以氧化有機物質，讓文物發黃、發脆，還與水分子結合成過氧化氫，氧化金屬類文物，讓彩繪文物顏料出現褪色、甚至改變顏色。
二、發掘現場常見的保護措施
（一）濕度控制
保持文物出土的含水率，因物而定。處理辦法是含水率大于100 %的竹子，木材，漆器可采用清水浸泡；含水率低于100％的器物要保持其原有濕度，可以是酌情采取密封措施，防止環境濕度變化太快，損害文物。
有的文物需要保持干燥，干燥劑控制是其主要手段，目前國內外的干燥劑產品是有很多種的，實驗室一般用硅膠干燥劑。硅膠除與高氟或強堿物質反應外，不腐蝕、不溶于水，即使吸滿水，還是覺得干燥，硅膠干燥劑無毒、無味，對文物無污染，干燥后可重復使用，是理想的干燥劑，因此，發掘現場控制保護環境濕度建議使用硅膠干燥劑。
（二）密封處理
文物出土后易與氧氣發生化學反應。還有灰塵微粒，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氯，雖然它們具有不同的化學性質，但也會對文物會造成一定危害。因此應避免出土文物和大氣開放環境直接接觸。例如，可用于食品保鮮膜材料對一些出土的文物的腐朽木材密封處理，使其與大氣環境之間保留或存在一定的緩沖空間，直到慢慢地和外界保存環境相適應。
（三）蟲害的早期防治
在考古挖掘過程中，昆蟲和其他微生物的存在和活動已經威脅出土文物和遺址的安全。例如，有些墓葬出土的文物是腐爛的木材和其他有機物構成的文物，文物豐富的有機營養物質有利于各種昆蟲和微生物的生長和繁殖，直接導致了對出土的文物和遺址進一步損害。因此，在考古發掘的過程中如果不能及時有效控制害蟲，會使出土文物受損程度的增加，所以害蟲的防治和研究在考古挖掘中是非常迫切和重要的。
害蟲具有喜溫畏寒，喜濕怕干，喜暗怕光的習慣，生命力強大，可以長期在惡劣環境中生存，能耐干、耐餓，雖然通過破壞其生活環境能抑制害蟲生長，但不是與被熏蒸物的接觸面廣而均勻，十分有效。怎么辦？——用熏蒸劑。熏蒸劑滲透性，揮發性，擴散性非常強大，可以滲透到固體藥物所達不到的縫隙，由于吸附較小，很快就會從被熏蒸物內部分散，無殘留，是一種比較常見的和有效的殺蟲方法。
（四）氮氣保護
氮氣常用于食品保鮮、中西醫儲存、塑料生產等行業，近年來在文物保護領域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例如，北京房山寺石經回藏就是利用氮氣保護，有效地阻止了進一步風化，湖北博物館荊州尸體也是用氮氣保護法保護的。國內已有文獻報道，故宮博物院與北京相關科研機構合作研制出了適用于考古發掘現場的空氣制氮機——XDN-B型，此機型屬于袖珍型的制氮設備，外形尺寸500毫米×300毫米×800毫米，重量為15～20千克，下設膠輪，一個人可隨意移動，而且直接利用空氣來分離制氮，是特為野外考古發掘現場而設計生產的，適合短時間剛出土的文物被隔絕空氣、水分。可以在考古遺址可以進行金屬、石頭、紡織品、紙、竹、木材、油漆、樹脂、陶瓷、骨、皮膚和其他各類文物的氮氣保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出土文物。
（五）避光保護
實驗表明，黑色塑料袋屏障，雙波長紫外分析儀（254納米/ 365納米）照射的雙色熒光粉，觀察熒光粉的顏色，其結果是在波長254 納米的波長到365納米的情況下，沒有刺激變色，說明黑色塑料袋阻擋紫外線功能強。此外，黑色塑料袋本身是不透明的，可以阻止可見光。因此，在發掘現場使用黑塑料袋可防止外界開放環境中的可見光對出土文物的危害，且黑色塑料袋材料范圍廣，價格便宜，易于推廣。
參考文獻：
文物考古范文第3篇
文物考古工作的起步和發展與來自全國各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密不可分。而在這其中，雖然經歷了許多物是人非的變化，但以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考古研究室主任張建林為代表的陜西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足跡卻一直在高原上延續。從20世紀70年代的石興邦先生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及之后陸續的張建林、張仲立、段清波等學者，再到2000年以后開始涉足考古的張博、田有前等年輕一代，陜西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身影無數次出現在高原上。 br>
20世紀70年代末卡若遺址的發掘是陜西文物考古工作者初次涉足高原；80年代他們又參加了第一次文物普查、曲貢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乃東普努溝吐蕃墓葬考察、古格故城遺址調查、日土巖畫調查等重要的考古項目；90年代則有著名的托林寺調查與發掘。
新千年的第一個10年里，陜西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參與或與文物部門合作進行了青藏鐵路沿線考古調查和發掘、阿里地區文物調查、薩迦北寺考古發掘、青藏高原吐蕃時期石刻遺存調查等。而且，隨著近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室的成立，陜西與的文物考古工作建立起了更為密切的聯系。
研究室成立以來多次與文物部門合作，薩迦北寺的發掘便是其中之一。近年，又開始著手進行唐蕃關系考古的相關調查與研究。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又一次讓陜西文物考古人的身影出現在了高原。
三普工作中的指導隊
2008年5月中旬，自治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在剛剛褪去“3.14”事件陰影的高原全面鋪開。俗話說，萬事開頭難，雖然已有2007年第一次普查培訓和試點積累的經驗和培養的人員，但一方面各地市參加人員有限，另一方面，這有限的學員也無法完全承擔起對各自地區三普人員的培訓和指導任務。因此，自治區三普辦決定在今年正式普查全面展開前再舉行一次培訓和試點工作，逐地市進行普查培訓和現場試點指導，然后趁熱打鐵，以地市為單位，全面開展正式普查。
受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請，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室張建林主任派遣了由顏澤余、袁明、席琳3人組成的協助組，于2008年5月16日赴藏，與自治區文物局工作人員羅布扎西和司機尼瑪次仁共同組成了自治區第三次文物普查現場試點指導隊，輾轉全區6地1市。
3名陜西隊員中：顏澤余是絕對的老，協助組的核心。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多次進藏，參加過的文物普查、青藏鐵路段考古調查等項目，經驗豐富，此次主要負責指導普查學員繪圖和尋找文物點。袁明，組長，研究室工作人員，此次是他的第一次之旅，主要負責指導普查學員GPS測點和照相。雖然一直都很擔心身體，常常把自己有高原反應掛在嘴上，但他還是很快適應了高原缺氧環境，并且在高原中的高原――阿里創造了一種高原反應的新類型：醉氧、睡不夠、吃不飽，尼瑪師傅的“沙漠野狼”4500成了他的活動臥室。席琳，即筆者，組員，組里老小，剛剛跟隨張建林副院長攻讀考古的博士僅一年。2007年年初第一次入藏拜謁人文史跡，旅游體驗。此次算是第一次到高原干本行――文物考古，主要負責指導普查學員進行文字信息的采集。因此，總是能跟著學員們與當地群眾接觸，往往能比他倆多喝幾碗酥油茶，多吃幾塊風干肉。
此外，在我們的5人指導隊里，藏族大哥尼瑪次仁是一個經驗豐富的駕駛員，坐在他的“沙漠野狼”里，大家都很放心，更重要的是他詼諧幽默的語言成為大家將近兩個多月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味調料。藏族小伙羅布扎西是指導隊里的老小，卻也是大總管，天生一副好嗓子。雖然并非文物考古專業出身，但憑著興趣和勤奮，已經儼然一個準文物考古工作者了。這次他主要負責指導學員繪圖以及GPS軟件的使用。
指導隊先后轉戰六地一市
5月18日，指導隊抵達山南地區行署所在地乃東縣，與以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哈比布副所長等培訓授課組一行4人會合。由于我們兩個新人的關系，連師傅也被“株連”，一起作為重點保護對象，“被迫”休息了兩天，以適應高原環境。20日，正式進入工作階段。
從5月20日到7月11日，指導隊先后轉戰6地1市的7個試點縣：山南地區桑日縣、乃東縣――阿里地區噶爾縣――日喀則地區江孜縣――林芝地區林芝縣――昌都地區昌都縣――那曲地區那曲縣――拉薩市墨竹工卡縣。
此次普查試點過程中，我們發現各地市參加培訓的學員中專業人員相對較少，不少學員在對文物本體的認識上限于專業知識的欠缺而比較困難，記錄的語言組織和專業術語的運用也都存在很大問題。而這些方面要想在短短的一周時間掌握又是很難的，所以我們只能根據每個學員的特點和基礎進行有針對性的指導，及時檢查并指導資料的整理，對學員提出的問題進行解答。
在指導學員進行采訪記錄的過程中，我們對“教學相長”有了深刻的體會。特別是從山南地區文物局強巴次仁局長、日喀則地區文物局拉巴次仁局長、昌都地區文化局文物科永忠達瓦科長等地市的文物部門領導那里學到了不少知識。因為他們不僅能以身作則，身體力行，還現場向學員講解有關各類型不可移動文物的歷史知識，與指導隊的方法相結合，達到了更好的試點效果。
一個多月的試點中，我們和各地市學員一起，對地區6地1市8個試點縣的50處不可移動文物點進行了調查。其中，新發現點22處，復查點28處簡列如下：
（一）山南地區1、桑日縣（1）恰嘎曲德寺，古建筑，復查；（2）巴廊卻康，古建筑，復查；（3）永卡布巴塔，古建筑，復查；（4）恰嘎宗遺址，古遺址，復查；（5）浦拉康遺址，古遺址，復查；（6）陳壩溝石塔，石刻，復查。2、乃東縣（7）贊塘村墓群，古墓葬，復查。
（二）阿里地區噶爾縣（1）扎西崗寺，古建筑，復查；（2）納恰墓群，古墓葬，復查；（3）瓊隆銀城遺址，古遺址，復查；（4）故如甲木寺，古建筑，新發現；（5）芝達布日寺，古建筑，新發現；（6）噶爾宗遺址，古遺址，新發現；（7）噶爾縣老縣城遺址，近現代史跡，新發現。
（三）日喀則地區 江孜縣（1）紫金寺遺址，古遺址，復查；（2）香波墓群，古墓葬，復查；（3）雄寺廟遺址，古遺址，新發現；（4）瑪尼拉康，古建筑，新發現；（5）格西拉康，古建筑，新發現；（6）那如寺廟遺址，古遺址，新發現；（7）夏普寺廟遺址，古遺址，新發現。
（四）林芝地區 林芝縣（1）布久色吉拉康，古建筑，復查；（2）則拉崗宗府遺址，古遺址，復查；（3）甘丹曲林寺遺址，古遺址，復查；（4）喇嘛嶺寺，古建筑，復查；（5）雍珠則村吐蕃石刻碑，石刻，復查；（6）達則寺，古建筑，復查；（7）瓊果林寺遺址，古遺址，新發現；（8）
珠曲登寺遺址，古遺址，新發現；（9）甘丹曲林寺活佛寢宮遺址，古遺址，新發現。
（五）昌都地區 昌都縣（1）強巴林寺（昌都寺），古建筑，復查；（2）小恩達遺址，古遺址，復查；（3）熱底隆墓地，古墓葬，復查；（4）扎普拉康，古建筑，新發現；（5）西大橋摩崖石刻，石刻，新發現；（6）薩王府，近現代史跡，新發現；（7）解放委員會舊址，近現代史跡，新發現。
（六）那曲地區 那曲縣（1）巴絨寺，古建筑，復查；（2）那曲烈士陵園，近現代史跡，復查；（3）孝登寺，古建筑，復查；（4）貢日墓地，古墓葬，新發現；（5）泥扎古戰場遺址，古遺址，新發現；（6）古露十四村石刻，石刻，新發現。
（七）拉薩市墨竹工卡縣（1）赤康拉康，古建筑，復查；（2）赤康古城墻遺址，古遺址，復查；（3）霍爾康莊園遺址，古遺址，復查；（4）夏拉康，古建筑，復查；（5）孜孜榮巖畫點，石刻，新發現；（6）同布日寺遺址，古遺址，新發現；（7）同蓋古墓群，古墓葬，新發現。
調查中，對于復查文物點，將重點放在補充其所缺的三普信息和描述保存現狀上，同時對之前的文物本體記錄進行必要的補充和修改。這期間，往往可以發現許多之前為人們所忽視的信息，為建立準確完整的文物點檔案以及今后的學術研究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新發現的文物點，除了完整收集三普信息以外，將重點放在對文物本體的觀察記錄上。最后，根據每一處文物點的歷史文化價值及保存現狀提出普查建議。
的藏傳佛教及苯教寺院是此次普查中數量最多的不可移動文物類型之一。然而，寺廟與防御設施相結合的形式卻并不多見，阿里地區噶爾縣試點中調查的扎西崗寺是其中之一。該寺由達格章創建，原屬拉達克赫米寺系統，15世紀后改宗格魯派，原寺建筑現僅存墻體。整體建筑布局帶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寺廟和防御工事相結合，是典型的吐蕃時期建筑結構。一周為壕溝，溝內是略呈矩形的夯土防護墻，墻的四角及兩中腰有凸出的角樓及碉樓，西南及西北角上還建有兩座圓形的碉樓。現西南角的碉樓保存較好，墻上開設有三角形或長條形射孔。殿堂位于護墻內中央偏北處，周圍環繞一周轉經回廊。1996年扎西崗寺被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三批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佛塔在十分普遍，但圓雕風格的石刻塔卻并不多。此次在山南地區桑日縣調查的陳壩溝石塔即屬此類。塔位于絨鄉陳壩村南，雅魯藏布江南岸一南北向山谷中，由四塊整石分別雕制后鑲接而成，分別為塔基、塔瓶、塔尖、塔頂，現存塔基、塔瓶兩部分。塔基平面為16邊形，分為兩級向上收分，上面以插隼承接弧頂圓形塔瓶。造型與桑耶寺附近的松卡石雕塔接近。
關于巖畫的發現情況，張亞莎撰專文《巖畫的發現》進行了系統總結。除了集中分布區――阿里和那曲地區以外，拉薩、山南、日喀則、昌都和林芝也都有發現。不過，后面5個地市的巖畫最初都是由國外學者注意到并發表出來的，國內發表的資料很少。拉薩地區的巖畫更是尚未見到有詳細的調查資料發表。此次拉薩市試點中，普查隊在墨竹工卡縣甲瑪鄉甲瑪溝孜孜榮村村委會以東約10米處的覺布山西面山崖半山腰處新發現了一處巖畫點。由于當地老百姓炸山取石建房，已經導致巖畫大面積破壞，僅殘存3幅畫面。內容以動物為主，有鹿、馬以及佛教符號萬字符、六字真言、佛塔等；制作方法均為敲鑿，鑿點密集，鑿痕很深；表現形式均為粗線條輪廓式。這處巖畫點處于松贊干布出生地到吐蕃王朝政治中心――山南雅礱河谷的古道上。從顏色、制作方法、表現形式等方面分析，時代相差不遠且較早。巖畫在整個拉薩地區也是不多見的。因此，孜孜榮巖畫點是研究該地區早期歷史的珍貴考古資料。
文物考古范文第4篇
關鍵詞:考古文物研究 邢窯遺址研究 中學歷史教學
考古文物研究是眾多科學研究之一,有其自身系統的研究過程與方法。通常不是該領域的人很少涉足,更多人僅是關注考古文物研究的成果,并且也只是關注跟現實生活聯系密切的成果。其實考古文物研究成果對我們學習、研究歷史和中學歷史教學都是很有幫助的。
比如1928年著名的殷墟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與《尚書》《史記》等文獻記載相互印證,證明了商代文明的存在,后來甲骨文成了中學歷史教學內容之一。又如1976年陜西省臨潼縣出土青銅器利簋,該器銘文記載甲子日周武王伐商,并且在很短時間內取得勝利的事實。這與文獻《尚書?牧誓》《逸周書?克殷解》《史記?周本紀》所載周武王伐商紂相吻合。于是中學歷史教學中“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便有了文獻與物證雙重依據,學生理解起來就更深刻了。再如夏商周斷代工程,該項科學研究制定的夏商周年代表,改變了中學歷史教學中對于發生在共和元年以前的歷史大事沒有明確紀年的局面。諸如此類的事例還有很多,不再列舉。
總的來看,隨著考古文物研究工作的深入發展,其研究成果有的已經被寫入中學歷史教材,豐富補充了教材內容,甚至是修正歷史教材的說法。但是有的考古文物研究成果在中學歷史教學中卻不能及時被應用。中國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邢窯遺址研究及其成果與中學歷史教學就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邢窯是我國古代以生產白瓷著稱的窯場,與以生產青瓷著稱的越窯齊名天下,古陶瓷界譽兩個窯場成“南青北白”格局。邢窯最早見于唐代文獻,目前為止至少有八處唐代文獻記載邢窯,這些文獻有的直言邢窯在內丘,有的言說邢窯在邢州。可是多年來,考古文物工作者在古邢州境內包括在內丘,均未找到唐代窯址。基于此有人稱其為“邢窯之謎”。世人言及邢窯多是直接采用文獻進行大致界定。中學歷史教學亦不例外。
為了解開謎團,真正把邢窯遺址研究與中學歷史教學結合起來,筆者業師楊文山先生付出了辛勤勞動。他1950年就學于校址在天津的河北師范學院,受業于李光璧先生,后來楊先生到邢臺地區從事中學歷史教學,李先生指引他在教學時注意尋找邢窯遺址,還歷史一個本相。從1953年起到70年代末,楊先生在內丘、邢臺、沙河三縣境內進行了七次實地考察,未果。1980年8月到11月,他作為邢臺地區臨城縣“邢瓷研制小組”歷史顧問,赴臨城指導窯址考察時,在崗頭、祁村和西雙井等地發現了唐代古窯址。1980年11月18日,新華社記者胡承清以《“邢窯之謎”初步揭曉》為題,第一次向國內各大報紙播發了新聞電訊稿,公布了這一重大考古發現。接下來1981年4月25日至27日,“邢窯與邢瓷藝術鑒賞會”在臨城縣召開,與會專家學者來自文化部、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河北師范大學等多個單位。會議期間,楊文山先生與馮先銘、傅振倫等專家,首先參觀考察窯址,對出土器物進行鑒定。
后來邢窯遺址探察研究工作又取得了新進展。從1984年春到1985年秋,以賈忠敏先生為首的“內丘文物組”在內丘縣境內的南嶺、北大豐、中豐洞、張家莊、西丘、馮唐、白家莊和城關等地,發現了唐代古窯址。其中位于內丘城關的窯址出土了大量白瓷殘片和殘件,還出土了進貢大明宮的刻有“盈”字款的十多件細白瓷殘片。經專家們探查研究,大家認為內丘發現的窯址也是邢窯遺址,正好與文獻記載相吻合。1996年12月,臨城和內丘發現的邢窯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3年5月到8月,在內丘縣原縣委禮堂處,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邢臺市文物部門對該處的邢窯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最可喜的是這里除了出土八十年現過用于進貢的“盈”字款白瓷標本外,還出土了同一功用的“翰林”款、“官”字款白瓷標本。
對于以上兩地發現的唐代古窯址,考古文物專家通過實地考古與學術研究形成以下認識:內丘、臨城處于同一地質條件區域,白瓷產品使用同類原料,造型、裝飾和裝燒等工藝也是一致的,在地域上兩地接壤。兩地的唐代古窯址在那個時代形成了跨州連郡的邢窯群。為中外學者一直關注的“邢窯之謎”已完全揭開,唐代邢窯遺址就位于今天的內丘、臨城一帶。本世紀出版的關于邢窯的專著《邢窯遺址研究》《千年
邢窯》《邢窯研究》對于窯址定位均采用了
這種說法。
可是邢窯遺址研究的成果與中學歷史教學結合的并不好。中學教材講述唐代陶瓷業發展時候,提到邢窯時多是說邢窯產白瓷,外觀“類銀類雪”。對于邢窯遺址范圍,教材編寫有如下現象。比如九十年代初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訂的一直到2001年還在出版,并供全國使用的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第二冊在講述唐朝經濟時注釋邢窯遺址在“今河北內丘、臨城一帶。”這一結論在初中生心目中本來已經留下深刻印象了。可同時期的該出版社編訂的全國通用的高級中學課本《中國古代史》(選修)卻沒有此注,并且該教材中的《唐代手工業分布圖》,標注邢州(今河北邢臺)產白瓷,這樣初高中教材就不能前后照應。
后來,經過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2002年審查通過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高級中學教科書(選修)《中國
古代史》提到邢窯時引用“內丘白瓷甌”,并作注“內丘,在今河北內丘”。顯然沒有結合邢窯遺址的研究成果。
又如經過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2001年初審通過的義務教育課程標準試驗教科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七年級《歷史》下冊把邢窯遺址定位在“今河北內丘。”忽略了“臨城作為邢窯遺址的重要部分”的事實。
由此可見歷史教材未與邢窯遺址研究成果及時結合。在實際教學中,多數歷史教師也沒有利用邢窯遺址的考古研究成果進行教學,仍然將教材中那些說法傳授給學生。這樣做既掩蓋了已經有歷史本相邢窯遺址,也不能激發學生對考古文物研究的興趣。
邢窯遺址研究與中學歷史教學的結合存在這樣的問題。其他的眾多考古文物研究與中學歷史結合點也是如此。教師在講述此類知識點時,通常僅是以教材和教參為依據,極少利用已有的可是并為被教材和教參吸納進來的考古文物研究成果,對當前的研究狀況更是不了解。這樣學生接受起來就比較空洞乏味,教學效果也勢必會受影響。
文物考古范文第5篇
商周青銅器中的蟬紋，有飲食清潔之意
蟬紋在青銅器上起到一定的裝飾作用。東晉著名學者郭璞有《蟬贊》云：“蟲之清潔，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恒鮮。”是說蟬有出污穢而不染，吸晨露而潔凈的天性。可見，蟬紋被廣泛地用于青銅器紋飾，可能代表有飲食清潔之意。商周時期飲食衛生已作為一件大事受到人們的注意，上層貴族階級更是如此。這一時期，在鼎、爵、觚、盤等一些青銅器上，就鑄有蟬紋，蟬體大多作垂葉形三角狀，腹有節狀條紋，無足，近似蛹，四周填云雷紋；也有長形的蟬紋，有足，也以云雷紋作地紋。
商代舉方鼎，出土于濟南長清小屯，現藏于山東省博物館。該鼎為炊食器，體呈長方形，立耳，略束頸，微鼓腹，四柱足，四隅有扉棱。其腹內壁鑄銘文“舉祖辛禹”銘文。這件器物的足部飾有陰線蟬紋。
商代京鼎，現藏于山東省博物館，該鼎為炊食器，立耳，深腹，圜底，三柱足。其名來自于腹內壁鑄一“京”字銘文。腹部飾有三角蟬紋。
商代射婦桑鑒，盛水器，直腹，雙附耳，方角足。其名來自腹內壁鑄刻陰文三字“射婦桑”，是一件傳世品，現藏于山東省博物館，曾著錄于《西清古鑒》等書。口沿下飾連續的倒立三角蟬紋。
西周“魚伯己”觚，侈口，尖唇。、腰俱細，腰腹部飾有橫置三角蟬紋，部以下飾云紋。圈足較高，外撇，圈足內側鑄陰文“魚伯己”三字。此觚現藏于青州市博物館，從其形制和紋飾觀察，尤其是腹腰部所飾橫置蟬紋，表明其應屬西周早期之物，是帶有蟬紋的酒器。
僅從現有考古發現和傳世文物看，商周青銅器中無論是炊食器、水器，還是酒器，都有蟬紋的存在，這就表明古人注重蟬意，從蛹成蟬后，登高飲露，露水清潔，此中便蘊含著飲食清潔的意思。
菩薩冠上的蟬紋，蘊含著輪回之意
佛教傳入中國是在兩漢之際，此時道教長生文化、民間神仙思想也在本土上盛行，于是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自然而然地受到了這些本土文化、思想的影響，逐步走上了本土化的道路。因為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于蟬意的理解，早期道教把“蟬蛻”看作是羽化成仙，于是蟬成為道教的靈物。佛教受到道教的影響，佛教徒在雕刻佛像時摻雜了道教思想，將蟬這一靈物運用到了佛教造像上，菩薩頭冠上的蟬紋就是典型代表。另外，蟬冠也具有一些世俗的意義，如廣饒北魏根法師碑即有“昂藏峻緒，渺漫長滴，繽紛組帶，蟬聯纓冠，或智或愚，能危能安”之句，就代表了佛教神像高貴和令人仰止的氣質。
1996年，青州佛教文化之所以成為中國乃至世界關注的重點，就是因為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的發現。在青州市博物館館藏的400余尊造像中，有一尊北魏時期的石雕菩薩像，頭冠中央飾以蟬紋，為國家一級文物。此尊北魏菩薩造像，有著睿智和微微帶笑的面容，身著飄逸舒展的衣服和流暢亂真的瓔珞。雖然頭部原有蓮花背光已失，但因其寶冠的正前方，雕飾著一只形態極為精致寫實的“蟬”而顯得格外獨特。無獨有偶，山東博興龍華寺遺址也出土了一尊東魏時期的蟬冠菩薩石雕立像，現存于山東省博物館。博興出土的這尊蟬冠菩薩像的頭后有巨大圓形頭光，戴高冠，嘴角微翹，面含笑意；菩薩身軀修長，上身穿袒右衣，雙肩覆搭披帛，下身穿著長裙，衣服稍薄而貼體，整個形體顯得十分輕靈。菩薩身上裝飾品十分華麗，配有圓形飾件、項鏈、寶珠等相對繁復的裝飾品，但最為引人注意的還是菩薩寶冠正中裝飾的蟬紋，“蟬冠菩薩像”也由此得名。至今在山東境內發現的這兩尊蟬冠石雕菩薩像，其寶冠上特有的蟬紋裝飾，即使在世界范圍內也十分罕見，因此彌足珍貴。
佛教的本土化，使得佛教徒將菩薩也視為神仙，于是在道教“蟬蛻”思想的影響下，在雕刻菩薩造像頭部時，飾以蟬冠，蘊含了一種蟬意，即輪回之意。
蟬形玉，既有幻化復生之意亦有品德高潔之意
蟬具有脫殼現象，使人以為蟬能復活，因此，古人對蟬寄寓了靈魂不滅的祝愿。如將玉蟬放于死者口中的稱為蟬形玉，寓著精神不死、再生復活之意。玉是古代死者含在口中的葬玉，多為蟬形，又稱為“蟬”。蟬在中國古代象征永生和復活，這個象征意義來自于其漫長而隱秘的生物生命周期，蟄伏數載一朝飛升，恰恰與道家畢生追求的羽化升仙的最高境界相一致，因而蟬被賦予“永生”的涵義；《論衡?無形篇》中“復育轉而為蟬”，可見蟬紋還有象征死而轉生之意。
兩漢時期，玉蟬的出土量非常多，發現于死者的口中，作為七竅塞或九竅塞之一。在道家思想為主導的漢代，用玉陪葬是祈求永生和復活的手段。《抱樸子》即有“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之說。《漢書?楊玉子小傳》又有“玉石，欲化不得”的記載。這是古人對玉的崇拜，以為玉隨葬可以達到尸體不腐的目的。玉中之玉蟬是九竅玉之一種，古人認為它能為生者避邪，為死者護尸，含之可以成仙得道。揚州博物館藏有典型的漢八刀玉蟬，該玉蟬透明瑩潤，精湛的工藝將玉蟬表現得詳實寫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