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科學方法論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科學方法論范文第1篇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Y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

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

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獨特論”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

科學方法論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既不同于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它是在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中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建構而成的。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首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獨特論”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對社會具有先在性，個人是先于社會的，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離開個人及其行為，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便不復存在，社會或集體僅是“個人的聚集”。因此，從社會唯名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個人主義”，即認為只有從個人行為角度，以個人為分析基點，才能對于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社會唯實論認為盡管個人是社會的主體，個人生活形成社會，但社會不是“個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類”的，它一旦形成便會產生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反過來塑造個人意識與個人行為。因而社會并不源于個人選擇，相反，個人選擇假定了社會的先在。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5J-"析基點，才能對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還是“社會唯名論”、“社會唯實論”，它們都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社會獨特論”只看到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獨特性，即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社會類似論”則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社會唯名論”只看到了社會中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社會唯實論”則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

科學方法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意義；培養；策略科學方法論是掌握一門學科的基礎，只有方法得當才能最終在深層次上掌握知識、發現和創造知識。在新課標要求上，主張通過“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個方面來加強對學生的培養，而這里的“方法”就是指“科學方法”。可以說，注重初步培養初中生在化學方法論上的教育意義重大，因此，教師作為傳道授業解惑者，必須加強這方面的意識和能力建設，在點滴中對初中生加強化學方法論的培養。

一、培養學生科學方法論的意義

1.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素質和終身學習能力

目前知識的生產創造是開放性的，只有掌握了科學的方法論，才能在終身學習中立于不敗之地，這也是提高全民素質的應有之義。目前我國國民的綜合素質仍有巨大的提高空間，通過從初中生抓起，可以更好地夯實國民素質基礎，讓學生從小接受正規、科學的方法論教育，讓他們在信息的大海中能夠最快、最全面地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識。

2.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

現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只有讓學生能夠知道如何“漁”，才能讓他們獲得更多的“魚”，才能讓他們的動手能力提高起來，讓他們的實踐能力不斷提升。化學方法論指導人們認識物質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礎，只有通過不斷的實驗和調查，才能讓學生將科學方法內化為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從而極大地提高他們的動手能力。

二、初中化學課程中科學方法的培養策略

1.以實驗為基礎，通過逐步引導提高學生對科學方法論的認識和掌握

化學是以實驗為基礎的，這點無論是化學史的發展還是現代化學的目前演進方向來看都是一貫的，因此，要培養學生的方法論，就要從實驗出發，以動手實踐為基礎，讓他們學習和內化科學方法論。要注意的是，不能光為了強調化學科學方法論而進行教學，而要將化學知識和方法論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學生的認同，才能讓他們學得清楚、掌握全面，讓他們對化學有整體認識，從骨骼到肌肉都有全面的整體性掌握，并且能提高他們的實驗操作和知識掌握水平。下面舉一例說明。在“二氧化碳”知識教學中，可以通過實驗來讓學生初步掌握控制變量法。教師可以將溶有二氧化碳的水噴在干燥的紫色石蕊紙張上，讓學生觀察紙張為何變紅？學生的答案一般是：二氧化碳或者水。教師再設置疑問：這一實驗能否說明二氧化碳和水的生成物能讓石蕊變紅嗎？還有哪些因素可能導致這一現象？如何排除更多的因素？這時候，再做補充實驗，將醋酸溶液噴在干燥的紫色石蕊紙張上，讓學生觀察現象。最終，教師在多次實驗后，揭出謎底：是二氧化碳和水的產物碳酸讓石蕊變色了。這個過程就很好地體現了控制變量法的使用和實質，讓學生不僅掌握了相關知識，還給他們上了很好的一課，讓他們指導很多科學知識都是從不斷的控制變量中來的，要想攀登科學高峰，就得不斷嘗試并最終得到正確答案。

2.通過化學史的教學讓學生感悟到科學方法論的產生過程

中學階段的化學教學過程實際就是一部經過刻意編排的化學史，讓他們重溫先賢們如何發現化學知識的過程和相關情況。因此，要提高對化學史的重視程度，使他們從中體味到化學學習的樂趣和先賢們的努力。從而讓學生更好地掌握探究化學規律和知識的路徑、思維過程和科研方法，使學生在學習具體的化學科學知識的同時，不斷接受科學方法的熏陶，潛移默化地培養科學的思維模式。例如，在講解拉瓦錫測量空氣中氧氣的體積分數這一科研過程，就能夠讓學生體會到如何細致和周全的觀察、分析和歸納；在講解瑞利為什么能夠從非常小的實驗數據誤差中推導出稀有氣體的存在這一科研過程，可以讓學生體會到假說和推理的魅力和用處，以及對化學相關數據的科學處理方法；在教授門捷列夫是如何編制元素周期表這個著名故事中，可以讓學生體會到科學歸納、分析、再歸納的循環認識論。這都是科學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不斷地從點滴處加強學生的認識，才能讓他們在潛移默化中得到科學方法論的熏陶。

3.制造問題情境來誘導學生實踐應用科學方法論

問題意識是科學知識進步的重要推手，可以說沒有問題意識就沒有科學發展，遑論化學知識的進步和積累。因此，可以在適當時候，根據學生的能力和水平，讓學生綜合運用所習得的知識和科學方法論，讓他們用化學知識和方法來解決一些問題，從而讓他們在實踐中更好地掌握和強化科學方法論。如，在學氧化碳知識的過程中提出一個問題：工業上可以使用二氧化碳來制造小蘇打，在一定的條件下，向飽和的氯化鈉溶液中輸入氨氣和二氧化碳就可以析出碳酸氫鈉固體，并請學生寫出反應的化學方程式。這個問題就是讓學生運用觀察法從問題中找出有關反應物和生成物的信息，并用抽象法化學語言將信息表述出來，能夠讓他們在實踐中從問題出發，學習科學方法論。

初中學生剛開始系統科學地接觸化學，這個時候對他們開展科學方法論教育非常有必要，效果也是長遠的。因此，教師要將方法論融入和滲透在日常教學中的每一節課，讓他們在歷史中學習前輩們的科學思維，通過大量實驗，在問題意識的引導下開展科學方法論的學習活動。

科學方法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舞蹈編導，舞蹈創作，，社會科學，方法論

馬克思社會主義科學方法論作為一門系統性的科學理論，在各方面、各領域都有其運用的價值。其中蘊含著深刻的指導性原則，包括客觀性原則、主體性原則、整體性（系統性）原則、具體性和發展性原則[1]。舞蹈是一種表演藝術，使用身體作為工具來完成各種優雅或高難度的動作，Choreographer舞蹈編導，舞蹈作品或舞劇作品的創作、編排、指導、導演、演出一系列過程中的創作和領導者。其專業特點是“創作”和“編排”的系統協作。舞蹈編導通過自身的社會認知（包含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運用舞蹈編導理論知識聯系實踐在舞蹈編導創作（以下簡稱編創）中，從藝術構思——藝術創作——藝術呈現是一個密不可分的完整的舞蹈藝術作品創作過程。舞蹈作品創編是指舞蹈編導以自身的世界觀為指導，塑造舞蹈藝術形象，創作舞蹈作品的創造性勞動。舞蹈創作以社會生活為源泉，但并不是簡單地復制生活現象，實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審美創造。舞蹈編導是舞蹈創作的主體，其生活積累、思想傾向、性格氣質、藝術修養是舞蹈創作得以順利開展和最終完成的基礎和前提。

一、客觀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體現

關在象牙塔里不會有持久的文藝靈感和創作激情。這是舞蹈編導需要嚴格遵循的根本原則。“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實踐的發展為理論研究提供條件。實踐不僅規定了理論研究的任務，而且為理論研究創造了條件、提供了手段。

舞蹈編創要把握時代的精神，密切關注問題，及時發現問題，深入研究問題。舞蹈編創要反映人民的愿望。藝術家要牢固樹立問題意識，選擇重大問題、根本問題，前沿問題。任何脫離了時代、缺乏現實觀照、回避現實問題的作品，是難以在人民群眾中產生強烈共鳴、留下深刻印象、樹立良好口碑、確立經典地位的[2]。是時代的聲音，賦予了舞蹈作品大格局、高境界、感染力。否則難免淪為舞蹈編創者的自說自話、無病生吟。

調查研究是社會科學基礎研究方法，也是藝術創作的基本方法。因此，一部優秀的舞蹈作品的編創，一定是編創人員深入實際、精心觀察生活、體驗生活、感悟生活、提煉生活的艱苦過程的產物。是現實生活的真實，賦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則顯得蒼白、空洞。一部優秀的舞蹈作品的編創，一定是編創人員深入實際、精心觀察生活、體驗生活、感悟生活、提煉生活的艱苦過程的產物[3]。是現實生活的真實，賦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則顯得蒼白、空洞。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20世紀末被評為“中華民族二十世紀舞蹈經典”。該劇女一號首演舞者白淑湘成功地塑造了吳瓊花的形象。在回憶海南采風的經歷時，白淑湘向記者講述了一個細節：為了體驗娘子軍的生活，她曾光著腳在沙灘上行走，結果不一會兒，腳底就被燙得不行了。“而當年紅色娘子軍們大多數都是光著腳打仗的。”白淑湘說，實地體驗生活對舞劇的創作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其中一名女戰士手持手榴彈的舞蹈，就是根據連長馮增敏的介紹而創作的。而且通過和老戰士們的共同生活，讓白淑湘對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有了更深的了解，為成功塑造角色打下了基礎。人民是舞蹈創作的源頭活水，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舞蹈編導要創作出反映新時代中國人民新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精神面貌、同心勠力實現“中國夢”的價值追求，無愧于這個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

二、主體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應用

歷史是客觀的、真實的、唯一的。而認識歷史卻具有不同的性質。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方法。歷史常常是跳躍的、曲折的，邏輯對歷史的反映不是機械的、照鏡子的，這種反映是按照真實的歷史過程經過科學抽象的。藝術來源于生活，藝術創作要高于生活。藝術作品不是簡單地白描，如何以藝術化的形式將人的現實生活呈現出來，需要舞蹈編導的創造性智慧，需要對生活的細心觀察，也需要藝術的靈感。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融合，反映了人們對于真善美的追求[4]。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是取材于中國特色的敦煌莫高窟壁畫藝術，將靜態的壁畫藝術轉變為動態的舞蹈藝術，該劇主題思想鮮明、戲劇情節矛盾尖銳反映中國人民在特定時期的歷史和民族情感，形成特有的中國特色民族風格。它的音樂優美動聽、舞蹈形象鮮明飽滿，舞蹈風格獨特多樣，完美地體現了舞蹈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無疑是當代舞蹈創作的優秀范本。

藝術貴在創新。文藝創作是艱苦的創造性勞動，來不得半點虛假。唯有堅守理想，勇于創新，才能出精品。繼承傳統、推陳出新，需要舞蹈編創者沉下心來、凝神定氣，全情投入，調動一切靈感、智慧，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藝術的光芒。在舞蹈創作方面，以舞蹈編導技法理論支撐創作舞蹈作品，也存在著有“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三、系統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反映

（一）整體性原則

社會系統是整體，整體不等于、大于部分之和，社會科學必須重視對社會的整體研究，在整體的視野中考察具體問題、部分、要素、結構、相互聯系等，統籌兼顧，社會的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舞蹈編創是一門綜合藝術，編創中必須考慮到舞者、燈光、音效、道具等諸要素的配合、銜接。任何一個環節的紕漏都可能破壞整個作品的效果。統籌兼顧、協調整合，是舞蹈編創者的能力之一[5]。芭蕾舞劇《白毛女》的演員均選自當時的上海舞蹈學校，演員陣容強大，是芭蕾舞和民族舞結合的典范，演員、服裝、燈光、音響等選擇的角度符合整體性原則。

（二）結構性原則

結構是系統中要素間相互聯系、作用的方式。結構決定了社會系統的功能。社會科學研究要重視社會結構，通過優化社會結構促進社會整體發展。同理，舞蹈作品——芭蕾舞劇《睡美人》的結構根據童話故事結構：序幕：《洗禮》；第一幕《惡咒》；第二幕《幻影》；第三幕《婚禮》。層次分明的將劇情娓娓道來。構思精巧，邏輯縝密，結構嚴謹合理，不沖突，有呼應，是舞蹈作品質量的保證。（三）層次性原則

系統中大系統與子系統的層次關系。每一層次的系統與構成它的子系統都存在系統與部分的關系。不同層次系統活動規律不同；既有共同規律，又有子系統特殊規律。舞蹈作品中的主題思想與細節的具體表現之間的張力的表現是民族舞劇《大夢敦煌》可圈可點之處。舞劇編排頗具獨到之處，群舞表現鮮明的地域特色，獨舞、雙人舞形成鮮明的對比，構成強烈的戲劇沖突。

（四）開放性原則

保持系統具有活力，否則系統就會僵化、封閉，導致消亡。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選用國際舞種——芭蕾結合我國地方民族民間舞蹈特色，多樣性多元性的傳統文化色彩，著眼于京劇、麻將、燈籠等中國元素。舞蹈編導在該作品的表演呈現中留給演員的自由發揮空間、留給觀眾的自我解讀空間……

四、發展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呈現

社會歷史發展是量變與質變的統一，即漸進與飛躍、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正確對待社會發展的基本性質與狀態，采取不同方法解決不同的矛盾、問題。成功的舞蹈編導在舞蹈創作方面，以舞蹈編導技法理論支撐創作優秀舞蹈作品，也存在著有舞蹈作品的“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舞劇《一把酸棗》舞蹈編導在編創中的以山西常見的酸棗為故事發展的線索，酸棗不僅是女主角的名字，也是她與小伙計相愛的見證與定情之物。人物形象塑造了晉商艱苦創業的艱辛和悲歡的形象，“團扇舞”“傘頭舞”“盤鼓舞”“駝隊舞”等使舞劇情節氣勢宏大，展現了民族文化，點點滴滴逐步積累、最終完整呈現；作品思想緊扣反映晉商文及其愛情生活的主題通過細節的鋪陳最后達致，具有豐富的時代特征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對于舞蹈編創而言，處理好量變與質變的關系，是一種藝術，需要智慧。如果過于注重細節、甚至拘泥于細節，容易流于瑣碎、平淡，削弱了宏觀主旨的感召力，失之于平庸。如果忽視細節，不注重點滴的累積，不僅容易使作品的顯得突兀，也會留下硬傷，直接影響作品的可信度、說服力。

五、具體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表現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堅持具體的看問題。真理的具體性要求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必須要以研究對象所處的具體時間、地點、原因、過程等等一系列對象所具有的偶然性為研究素材，進行貼近實際、貼近對象的具體研究方法。民族舞劇《井岡·井岡》將真實歷史素材進行藝術呈現，再現了當年井岡山波瀾壯闊的革命歲月。把中國民族民間舞蹈藝術和江西采茶戲的動率相結合，塑造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以中國式的表達方式，反映中國人的歷史與民族情感，使這部舞劇凝聚濃郁的中國風格。

科學方法論范文第5篇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掌握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問題和基本構成，為社會研究的取向、設計、實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導，是社會學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功能。法國哲學家孔多賽（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紀90年代提出“社會科學”概念以來，經過兩個多世紀的發展，社會學科學方法論經歷由實證主義和闡釋主義兩大取向的方法論對立體系，走向強調混合方法論，關注連續性、互補性、整合性的當代。蔣逸民將社會科學方法論發展概括為：大致經歷了萌芽時期，形成時期，成熟時期和進一步發展時期。[1]

首先，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萌芽時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國古代關于人口統計調查的方法，古希臘時期的商品買賣統計和測量方法，古希臘哲學自然哲學方法等等，此時的社會科學學科尚未形成，方法論多為哲學方法論。直到黑格爾哲學體系為止，古代哲學結束了輝煌時期。

其次，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30年代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形成時期，此時，自然科學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學方法論體系，社會科學也從舊哲學那里分離出來，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論。此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體系以受到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影響的實證主義研究為主，哈金（Ian Hacking，1936-），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等科學哲學家圍繞邏輯實證主義是否可以成為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如何對自然科學進社會科學研究等問題，提出實證主義的研究進路。與此相對的，是社會學家狄爾泰、韋伯提出的反對在人文學科中運用自然科學方法，強調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區別的經典闡釋主義主張。至此，形成了經典的實證主義和經典的闡釋主義兩大基本社會科學方法論。

再次，從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隨著定量研究方法論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論模式的誕生，社會科學方法論走向了成熟時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論被普遍用于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理論檢驗研究，定性方法論則被用于理論建構方面。

最后是進一步發展時期，直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受后現代思潮深入和廣泛的影響，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學科研究、參與行動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強調多學科基礎和研究方法之間的融合。這種混合方法，其實就是一種采用相對主義的立場，對特定研究問題隨意使用某種方法論的方法。

回顧社會科學方法論發展的這四個階段，不難發現，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發展是以哲學方法論為理論基礎，融合具體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方法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在當代，社會科學方法論逐漸呈現出方法論取向多樣化，多方法論主張相融合的特征。在這一方法論指導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這一特征，正是建構主義研究進路對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張的方法論體現。

二、建構主義進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張

建構主義一詞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都各有其定義，從方法論的意義上來看，建構主義是方法論相對主義，即所有知識形式都應以同一方式來對待而不是所有知識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論意義上的建構主義關注的是人類作為社會行動者在科學知識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構主義的起源而言，現象學、哲學解釋學、解構主義、修辭學、符號學等哲學視角為建構主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并促使建構主義放棄用真理性或有效性問題來解釋自然知識的獨特研究進路。正如布魯爾對科學的“自然主義”研究進路所主張的那樣，[2]建構主義的研究進路排除了傳統認識論問題，割斷了科學研究與傳統認識論先入之見的聯系，進而對以前不受歡迎的關于“客觀”知識是如何由“非客觀”因素建構而成的話題進行探索。

其次，就科學社會學研究領域中持建構主義主張的研究者來看，大部分建構主義者都選擇從著名的科學史家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題，庫恩的范式理論將科學看作是受一個邏輯結構、一個世界觀所統治的傳統形象徹底打破，并認為科學更像是“一個傳統權威的組織”、“一種工匠活動”、“一種地方性的（locality）知識形式”，[3]所以，應該把科學與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對待。受這一科學觀的啟發，建構主義者放棄了宏觀的科學研究主題，轉向了狹窄而集中的微觀分析，進而影響了社會科學敘事方式從宏觀向微觀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