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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成本分析范文第1篇

鐵路企業作為市場競爭中的獨立法人主體，出于對盈利的追求及自身發展的需要，進行相應的稅收籌劃以減輕稅負壓力，增加現金流入是十分必要的。但稅收籌劃方案的產生和實施也需要支付相應的籌劃成本，如獲得和實施籌劃方案的費用支出等?；I劃成本的大小直接影響到最終的籌劃效果。此外，稅收籌劃在給鐵路企業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存在著風險。由于受稅收法規、經營環境、籌劃者水平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使其未來的籌劃收益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原來對企業有利的籌劃方案，可能由于國家稅法的改變或者市場環境的改變，而變得對企業不利；或者對稅法理解的偏差使得企業的籌劃方案不為稅務機關認可，從而導致稅負的增加，甚至因偷逃稅款而產生滯納金和罰金等。對于這些風險，如不加以分析和控制，其最終結果極有可能導致更大的損失，有悖稅收籌劃的初衷。

1 鐵路企業稅收籌劃成本分析

1.1 稅收籌劃的直接成本

稅收籌劃的直接成本是指產生、選擇和實施稅收籌劃方案所發生的直接費用，如咨詢費、培訓費、注冊費和開辦費等。

（1）稅收籌劃需要籌劃人員具有較豐富的稅務、財會等方面的知識和較高的綜合素質，而目前鐵路企業相關人員的專業知識普遍難以滿足稅收籌劃的需要。一般的解決辦法是通過聘請稅務顧問或者委托專業中介機構（稅務師事務所或會計師事務所等）；在本企業內部組建專門機構，配備專門人員，或對相關人員進行業務培訓。這些方式都會帶來涉稅成本的增加，產生直接籌劃成本。

（2）在實施稅收籌劃方案過程中，為了實現預期目標，還需投入相應費用。如通過到經濟特區等低稅率地區建立相應子公司，以轉移利潤減少所得稅的方式進行籌劃時，需要成立新公司及維持其正常運營的費用。如開辦費、人員工資、場所租金、固定資產的投入等都構成稅收籌劃方案的直接成本。

（3）當稅收籌劃以某一稅種為籌劃對象時，由于不同稅種之間經常相互關聯，目標稅種的稅負下降，但會引起其他稅種的稅負變化。若其他稅種稅負的凈增加為正，則其亦構成了籌劃的直接成本。如籌劃的目標稅種為營業稅，假定通過籌劃降低了該稅的應納稅額，則同時會降低了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的應納稅額，并因為可稅前抵扣的支出減少，導致應納稅所得額增加，通常會增加應納所得稅額。這里增加的所得稅額與減少的城建稅、教育費附加的差值就是相應的成本。

1.2 稅收籌劃的間接成本

稅收籌劃的間接成本指機會成本，即納稅人（鐵路企業）采用擬定的稅收籌劃方案而放棄其他方案的所能獲得的利益。

鐵路企業最終對納稅方案的選擇只能有一個，對其他可選方案放棄的同時，也就放棄了其他方案原本可以給企業帶來的利益，這是選擇最終方案的代價（成本）。這種成本盡管不體現為直接的費用支出，不會在企業成本核算中直接呈現，但也實際存在。如投資于低稅率區域的公司，需要到高稅率區域設立分公司或子公司時，由于非獨立核算分公司只是總公司的一個分支機構，其經營成果可以享受相應的低稅率，若虧損亦可與總公司合并納稅，降低公司整體應納的所得稅額。

通常從減少稅款的角度考慮，在高稅率區域應選擇設立非獨立核算分公司而不是獨立核算子公司。但是建立具有獨立法人實體的子公司也并非一無是處，它具有的獨立經營權、決策權，獨立對外簽署合同等能力，可以給企業資本流動及日常經營帶來諸多利益。而這些利益是建立分公司所不能獲得的，這種利益的損失就是籌劃方案的機會成本。

2 鐵路企業稅收籌劃風險分析

2.1 稅收籌劃的認識風險

稅收籌劃是在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前提下的稅務策劃過程，而絕非不擇手段的偷稅漏稅。鐵路企業如果對稅收籌劃認識不夠準確，就極易使企業的籌劃行為偏離正常軌道，成為偷稅漏稅的違法行為。這不但會影響企業的良好形象，更會受到國家法律的嚴懲。如目前我國實行生產型增值稅，購入的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不允許抵扣，若企業為了減少增值稅繳納，弄虛作假，化整為零，將固定資產以原材料名義入賬從而實現抵減進項稅的目的。這就是明顯的偷稅行為，而非稅收籌劃。一旦被稅務機關查獲，將面臨補齊稅款、繳納滯納金和罰金，甚至更為嚴厲的處罰。

2.2 稅收籌劃的目標風險

鐵路企業對稅收籌劃目標的選擇，會直接影響稅收籌劃成果，給企業帶來相應風險。若鐵路企業簡單地以降低企業稅負作為稅收籌劃決策的惟一目標，就可能出現諸多企業稅負下降，但企業利益受損的狀況。如某方案降低了企業稅負，但同時降低了收入的獲得，若收入的損失大于稅負的降低及相關成本的減少，則稅收籌劃的結果是使得企業的凈收益減少，顯然與企業的根本利益相違背。若稅收籌劃方案僅以短期的收益最大化作為目標，可能造成方案本身效果顯著，但違背了企業長期發展的戰略需要，其結果對企業有害無益。

2.3 稅收法規的認識風險

稅收法規是規范企業稅務行為的根本規則，稅收籌劃應以遵守稅法為根本前提。我國稅收法規體系中既有人大、國務院制定的法律法規，也有稅務主管部門制定的行政規章；既有原則性的闡述，也有具體的規定。如果企業對稅收法規認識不足，或由于納稅人對其理解和把握的不準確，就可能使籌劃方案在不知不覺中違反了國家法律的規定，形成違法行為。

2.4 稅收法規的變動風險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稅收法規不斷完善，在這個過程中對現有法規進行補充、修訂，甚至廢止舊法規，推出新法規。同時，出于總體發展戰略、調整經濟結構、體現國家產業政策的需要，國家還會適時對稅收政策做相應的調整。如鼓勵出口則可加大出口退稅力度；西部大開發則可給予西部企業相應稅收優惠。外部環境會促使稅收法規的不斷變動，而鐵路企業在稅收籌劃時一般是根據現時法規制定的，對國家未來的稅收法規變動通常難以預期，并且籌劃方案的時間跨度可能較長，這就為最終的籌劃成果帶來了不確定性。

2.5 未來經濟狀況變動風險

在我國許多稅收優惠政策都是針對具有某一類特征、符合某些條件的納稅人，因此鐵路企業要想獲得某項稅收利益，首先必須符合所選稅收政策的要求。這些要求在給企業稅收籌劃提供可能的同時，也對企業的某一方面產生約束（如經營范圍和地點等），從而影響企業經營的靈活性。對于時間跨度較長的稅收籌劃，其籌劃效果的完全體現可能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市場環境、企業經營等經濟狀況都有可能發生變化，籌劃方案在新的環境下不一定能順利進行或成本過高，這都會導致稅收籌劃的失敗。

2.6 稅務機關認定風險

稅收籌劃方案最終能否實現還要取決于稅務主管部門的認可。如果稅務機關不支持，籌劃方案就只是一紙空文；若稅務機關認定為偷稅，則可能面臨處罰，加重稅收成本。由于我國稅法規定不夠細致，涉及到具體納稅事項往往不夠明晰，因而會出現因征納雙方認定差異而產生的風險。在實際操作中，稅務機關使用擁有的自由裁量權加以裁定，且由于稅務行政執法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有可能造成稅收政策執行的偏差。

3 稅收籌劃成本及風險控制

3.1 加強成本效益分析

鐵路企業可以通過對稅收籌劃的各種成本進行分析，剔除不必要的費用支出，力爭在實現相同籌劃目標的前提下將成本控制在最低。但是單純的降低成本并不是企業的真實目標，企業應當更關注稅收籌劃能否給企業帶來凈收益的最大化。當籌劃成本增加，但同時給企業帶來的收益大于支出成本時，則此時的成本控制就表現為應該增加該項成本，以爭取更多的收益。鐵路企業在進行成本控制時，要注意對成本進行全面客觀的分析，直接成本較直觀，籌劃者一般會在方案中予以考慮，因此應特別關注在稅收籌劃實務中容易被忽視的間接成本。

3.2 樹立風險意識

稅收籌劃風險是客觀存在的，無論該籌劃方案是中介機構還是有關專家學者根據本企業實際制定的，由于籌劃目的的特殊性，企業經營環境的多變性、復雜性、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得籌劃失敗的風險極難避免。因此，企業必須樹立牢固的風險意識，在涉稅問題上保持高度警惕性，對籌劃風險給予充分重視。積極主動地對籌劃風險進行分析研究，根據可能存在的風險，采取相應手段加以防范和控制。

3.3 堅持依法籌劃

合法至少不違反法律是稅收籌劃的前提。依法納稅是鐵路企業應盡的義務，同時也可防范因違反法律而導致的籌劃損失風險。堅持依法籌劃要求企業的稅收籌劃人員必須對我國的稅收法規、政策有全面充分的認識，這需要加強對企業籌劃人員的培訓，提高其綜合素質；或者聘請專業人士（如經驗豐富的注冊稅務師）幫助企業進行籌劃?；I劃方案最好能與國家的稅收政策導向相符合，既方便享受稅收優惠，又保持與國家立法和宏觀經濟意圖相一致，以更有效地降低風險。

3.4 確?；I劃目標準確合理

鐵路企業稅收籌劃的最終目標是企業財富最大化，稅收籌劃必須圍繞這個總體目標綜合策劃。既不能局限于個別稅種的籌劃，也不能局限于減少稅款或短期收益的最大化，而是應從長遠發展考慮，與企業的整體經營戰略相結合。鐵路企業發展的戰略目標應該是以運輸業為核心的相關多元化經營，即在強調運輸業的核心地位之外，還可以根據需要發展與運輸業相關的其他諸如旅游、等行業。對于發展目標以外的行業，即便有再多的稅收優惠，從企業長遠發展來看，也不應輕易涉足。

3.5 保持適度靈活性

對于時間跨度較大的籌劃方案，要注意保持適度的靈活性。因為國家的稅收法規政策在不斷調整之中，而鐵路企業所處的經濟環境和市場條件也在不斷變化，若籌劃方案過于剛性，會產生較大的籌劃風險。而靈活的籌劃方案可以隨著國家稅法、政策的改變及未來經濟狀況的變化及時調整項目投資，更新籌劃內容，保證稅收籌劃目標的完成。

稅收成本分析范文第2篇

關鍵詞：數量管制；稅收；執行成本

一、引言

政府在對不重視社會利益的私人決策，或者說不符合其意愿私人行為加以控制時，數量管制與稅收是兩種常用的方式。數量管制是直接對不符合意愿行為的數量加以限制，禁止或者只允許少量存在；稅收是對不符合意愿行為加征額外的稅賦，影響行為主體的成本收益結構，從而間接的控制不符合意愿行為。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稅收遠優于數量管制，以經濟利益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控遠勝于政府權威這只“看得見的手”。前者的使用會促進資源的自發流動，達到更合理的配置；后者的使用則會造成資源流動的障礙，引起社會福利的喪失。但是現實生活中仍存在大量數量管制現象，從出租車的牌照之爭到的稽查清剿，從污染企業的數量控制到特定時期的禁漁禁獵，幾乎遍布于社會生活的每一角落。對這些現象的經濟學解釋很多，有的認為，數量管制約束了新廠商的進入，受到在位廠商的支持，但這無法解釋禁漁禁獵，這樣的管制同樣的約束了市場上的所有參與者，有的認為不符合政府意愿的行為，如吸毒，是對社會有害的，因此被管制在零水平，但是對污染的管制卻允許少量污染的存在。還有的認為數量管制可以評估外在不經濟的成本，補償不充分的信息等等。這些解釋都不是完美的，至少是不完全的。

本文試圖通過對政策執行成本分析來為管制的盛行提供另一種解釋。我們從政府的角度出發，認為政策的執行是有成本的，政策選擇從根本上說是一個經濟問題。具有較低的執行成本的政策，執行的效果較好，比較接近既定的政策目標，被選擇的可能性較大；反之，較高執行成本的政策，即使其相應的政策目標更為理想，但是是難以實現的，也就難以成為政府的理性選擇。一般的說，政策選擇本身對其實施是有影響的，一方面，政策會創造執行的激勵，使得政策執行者有動機追求既定的政策目標，另一方面，政策會影響執行成本，以保證政策以最低的代價得以執行。但政策實施是對政策選擇有決定作用的，后者只是對前者的再強化。明了了這些后，我們就可以對數量管制與稅收展開比較分析。

二、基本假設與例證

首先，我們將政策執行的單位劃分為公共執行者與私人執行者。公共執行者指稅務局、行業管理局這類政府部門，他們執行政策的手段是正式而繁瑣的程序，對違規行為的調查要深入的考察被審查單位行為，而其執行成本由政府負擔；私人執行者可以認為是違規單位的競爭者，因違規行為利益受損者，甚至包括希望制止污染的環保主義者，他們執行政策的手段是非正式而靈活的，他們所處的地位使得他們易于觀察到某些違規行為的發生，而其執行成本由個人負擔。

其次，我們將政策執行成本劃分為違規行為的調查成本與證實成本，前者是對被審查單位行為進行檢查，以發現其是否違規以及違規程度的大小所付出的成本。后者是在法庭上將這一違規行為予以證實，對違規單位進行處罰的成本。如此劃分成本是為了分析的簡化，也可以附加上其他成本，但得到的結論是一致的。

最后，我們以調查成本的高低來區分數量管制與稅收。數量管制的調查成本要遠遠低于稅收的調查成本，其原因有二：一個是違反數量管制的行為是很容易發現的，而違反稅收的行為，也即逃稅，是很難發現的，直觀的看，前者是一個有無的問題，后者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復雜程度就決定了調查難度；另一個是私人執行者參與了數量管制的執行，承擔了相應的調查成本，而稅收的調查成本全部是由公共執行者即稅務機關承擔的。原因很簡單，私人難以了解被審查單位是否已經交稅，交稅是否足額，而在數量管制下，被審查單位是否違規，私人執行者是很容易察覺的。由于違規行為關乎私人執行者的切身利益，只要個人的調查成本足夠低，私人執行者就有動力來執行數量管制。

由以上的假設可以看出，盡管數量管制有可能限制了一部分對社會而言有效率的行為，但是其較低的違規行為調查成本能夠加強政策執行力度與提高整體政策效率。尤其當私人執行者成為關鍵因素時，對數量管制的依賴就特別重要了。

三、基本模式

假設政府要對污染加以控制，最為理想的政策目標是保持某種程度的污染水平，以追求效率的最大化，達到全社會的最優福利水平。我們分別采用數量管制與稅收兩種政策，在數量管制下，調查違規行為不花費成本，但要花費c在法庭上證實；在稅收下，對逃稅行為的調查要花費k，而在法庭上證實也要花費c.在這個模型內，逃稅難以發現是至關重要的。在這兩種政策下，我們假設公共執行者都能從證實違規行為中獲利a，而它并不關心這一行為對社會而言是否有利。

市場上有兩類企業在經營，第一類企業生產并造成污染，獲得的私人收益為b1，占有市場份額為s，第二類企業私人收益為b2，同樣的生產并造成同等程度污染。污染的社會成本為t，所以對社會而言，允許第一類企業經營，禁止第二類企業經營是有利的。如果這兩類企業在法庭上被證實有違規行為，都要付出罰款z.我們假設關閉整個行業相對于允許兩類企業都經營是更有效的，即w0=sb1+（1-s）b2-t<0，這里w0代表社會福利。在計算福利過程中，我們忽略了調查與證實成本，以及稅收與對公共執行者的支付，將這些全作為轉移支付處理。

先考慮數量管制，作為一種粗糙的工具，它不區分兩類企業。因此，如果a>c，執行者查獲所有的污染者，懲罰他們z，在此，由于兩類企業同時經營是無效率的（w0<0），z就會設置的非常之高，以致于驅逐了所有企業，關閉了整個行業。相反，若a<c，執行者沒有足夠的激勵在法庭上舉證，所有企業會正常經營并造成污染，而不會被懲罰。

現在我們考慮稅收方式，政府對污染征稅t，t等于污染的社會成本，這也是模型中的最優稅收（optimaltaxation）。此時，每個企業面臨兩個選擇：是否生產，是否交稅。如果逃稅被發現，將要付出罰款z.顯然，當a<k+c時，執行者沒有調查和證實違規行為的動機，所有企業經營，社會福利w0<0.當a>k+c時，就產生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稅務機關與納稅人相互猜測對方的行為，在這一過程中，稅務機關嚴格，就大大增加了違規行為被懲罰的概率，納稅人就傾向于守規納稅；而面對守規的納稅人，稅務機關就不愿付出努力來監管，因為違規被懲罰的概率是很小的；但這一放松的管制又必然引起納稅人提高其違規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而最終又引致下一輪的嚴格監管。似乎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但事實上，這種博弈是可以達到一個混合均衡的。均衡結果是，稅務機關選擇一個固定的概率θ監管，納稅人以某一固定的概率υ交稅。在均衡狀態下，執行者在是否調查取證之間是無差異的，其收益為（1-υ）（a-c-k）+υ（-k-c）=0，則概率υ=（a-c-k）/a.企業在交稅與逃稅之間無差異，其收益為（1-θ）b+θ（b-z）=b-t，則概率θ=t/z.在混合均衡下，我們可以選擇適當的稅收來約束市場中的企業，令所有無效率的企業退出市場，有效率的企業留在市場中生產，并以概率υ交稅，而逃稅被發現的概率為θ。很容易證明出，這只需要b1>b>b2，即b1>t>b2，而根據我們的假設，這顯然是滿足的。在此稅收水平下，有效率企業收益為（1-θ）b1+θ（b1-z）=b1-t>0，無效率企業收益為（1-θ）b2+θ（b2-z）=b2-t<0，社會的福利水平為w=s（b1-t）>0。

那么政府的最優政策是什么呢？當a>k+c，執行者有充分的激勵來調查逃稅行為，此時最好的政策是征稅，這樣可以達到最優的資源配置，盡管并非所有企業都交稅；當c<a<k+c，征稅不再可行，但是數量管制是可行的。數量管制使得社會福利達到0，因為整個行業被關閉了，但這仍然高于整個行業都生產時的w0<0；最后，當a<c，稅收與數量管制都是不可取的，福利水平w0<0。

    四、結論與擴展

這個簡單的框架反映了稅收與數量管制的差異，提出了政策選擇的成本因素。盡管我們的論證不夠嚴密，但是至少可以定性的解釋一些現象。雖然稅收有可能帶來最優狀態，但是高昂的執行成本使得這一最優狀態難以達到。退而求其次，數量管制就成為在稅收不起作用情況下的最優選擇，它雖然排除了部分有效率的行為，但是防止了社會福利的進一步惡化。而當執行成本過高，兩者均無法實施時，惟一可行的就只有放任自流，這樣至少還可以節省政府開支。

在模型中，我們假設有效的數量管制驅逐了所有企業，關閉了整個行業。實際上，絕大多數數量管制只是確定了上限，并未完全的禁止，通常的實現方式是執照、許可證等方式。在這種方式下，對不符合意愿行為的約束只需要局限在少數具有執照、許可證的企業或單位，仍然大大降低了調查成本，這與我們的模型是一致的。但是伴生而來的執照、許可證的分配問題卻產生了嚴重的尋租現象，這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造成了社會財富的巨額損失，這也正是數量管制招致經濟學者譴責的原因之一。但是要注意到，執照與許可證的分配方式的無效并不代表著數量管制的無效，即使采用稅收方式來替換數量管制，仍然會存在賄賂，欺詐等行為，只不過表現的更為隱蔽罷了。

如果我們將社會看作一個最優激勵系統，政府應該堅持有效率的稅收規則，可以通過提高a或者補貼c，k來激勵稅收的執行。當然，單純的提高a或者補貼c，k是很容易實現的，但是其后果可能是難以控制的。過高的a會使得稅收機關過于熱衷于對企業違規行為的查證，這可能導致對企業實施過重的懲罰甚至進行虛假的控訴，個別情況下還可能出現企業與稅務機關串謀騙取國家利益。對c，k的補貼則難以保證稅務機關真正將補貼用于調查、證實違規行為，而將其用于在職消費等支出。眾多的現實問題使得稅收條件的易化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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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成本分析范文第3篇

關鍵詞：開式地表水源熱泵；壽命周期成本；能耗；系統優化

中圖分類號：TU831 文獻標識碼：A

研究表明：全生命周期理論適合評價較大初投資情形下的未來投資回收問題7].全壽命周期不僅包括經濟意義的成本，還包括環境成本、社會成本.從理論上講，全壽命周期是指產品從研究開發、設計、建設、使用直到報廢所經歷的全部時間8-9].由于本文討論的是開式地表水源熱泵系統這一特定對象的評價方法，故可簡化為只考慮設備的經濟壽命，即指設備從開始使用到再繼續使用在經濟上已不合理為止的全部時間，本文稱之為“壽命周期”.

本文將建立應用于開式地表水源熱泵系統工程評價的簡化的壽命周期成本計算模型，通過比較不同冷熱源系統的LCC，分析能耗的組成及特征.研究一定取水溫度下的最佳取水溫差以及系統變工況運行策略，以此來改進方案，力求最優.

3.2方案初選

本文采用LCC這一概念，目標并不是全面、完整地計算整個費用，而是通過比較各方案的LCC，為選擇最佳方案提供決策依據.

方案1為螺桿式冷水機組+燃氣鍋爐系統，方案2為江水源熱泵系統.在計算兩者的LCC時，只考慮不同的部分，而不考慮相同的部分.比如認為機房土建費用、末端設備費、夏季冷凍水循環泵能耗都是相同的，設備安裝費也近似相等.兩種方案的設備選型見表2和表3.冬季供熱時，水源熱泵機組單臺運行.熱泵機組及冷水機組部分負荷下的能效比曲線見圖4，縱坐標為對應橫坐標某負荷率下的能效比與額定工況能效比的比值.方案1燃氣熱水鍋爐由于缺乏隨負荷變化的效率曲線，本文假定運行中效率保持額定值，不隨負荷率降低而降低，則耗氣量隨負荷率線性變化，這部分偏差可作為工程上的安全系數.

從表5可以看出，方案3的LCC值最小，其次是方案2，LCC值最大的是方案4.

在本工程保證機組最小水流量40%的前提下，方案1，2，3的變頻泵變頻范圍依次為72%～100%，56%～100%，40%～100%，方案2變頻泵變頻范圍較小，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變頻泵的節能潛力，其機組能效在3種方案中最低.方案4機組能效最高，但由于取水量較大，取水泵能耗較高，并且取水量增大導致取水部分投資增大，所以其LCC值最大.而方案3的機組能耗和取水泵能耗雖然均不是最小的，但是LCC值卻最小，為最佳方案.

由此可見，取水量過大或過小均不佳.取水量太小，與機組額定流量相差較大，會引起取水泵變頻范圍減小，而且排放水溫度過高會使機組能效比降低.若取水量太大，則會增加取水設施投資，導致取水泵能耗過高，而機組因能效比提高而得到的節能效益無法抵消甚至低于取水泵的能耗增量.因而，要保證取水泵能耗、機組能耗和初投資均在合理范圍內，才能得到最低LCC值.

下面根據多組工況計算結果進行曲線擬合.進水溫度為24 ℃.橫坐標為取排放水溫差，縱坐標為對應的LCC值.由圖5可知，本工程在定溫差運行工況下，最佳取排放水溫差為7.7 ℃，最小LCC值為441.80.

4.2考慮機組變工況運行，提高系統綜合能效

根據Destc的模擬結果可知，滿負荷運行時間占空調總運行時間的比例是很小的，可以考慮機組的變工況運行，兼顧取水泵的能耗及機組能效比，提高系統的整體綜合能效.

考慮設計方案5：按照9 ℃溫差來選擇取水泵，80%～100%負荷率區間下定頻運行，負荷率為80%時，計算得源水側進出水溫差約為7.2 ℃，接近前面分析得到的最佳取水溫差，此時開始定溫差變頻運行能獲得較小的LCC值，取得較好的節能效益.直至通過機組的流量小于所需最小流量時，水泵再次轉為定頻運行.

此方案在選擇水泵時，按照大溫差的原則來選擇水泵，盡量減少設計取水量，降低取水泵額定能耗.同時，通過變工況運行，使除了接近滿負荷下的大部分時間，機組都在最佳設計取水溫差工況下高效運行.計算得該方案LCC值為433.50.

相比方案3，方案5的LCC值更低.方案5不僅降低了運行年限產生的費用，同時也減少了一部分前期投資.說明系統變工況運行能進一步產生節能效益，值得深入研究.

5結論

建立了基于壽命周期成本的簡化的工程評價方法，可對開式地表水源熱泵系統進行準確的評價和優化.通過對實際案例的分析，得到如下結論：

1） 建立的LCC計算模型采用流程圖的形式呈現，清晰明了，易于理解.并且通過合理的簡化后，運算簡便，準確度高，便于應用實際工程的評價和優化中.

2）開式地表水源熱泵系統的LCC組成部分中，最主要的是運行年限內的總運行費，其中，又以機組所占費用比重最大，因而，選取能效品質高的水源熱泵機組本身就至關重要.

3） 在開式地表水源熱泵系統中，影響LCC值的因素主要有兩點：取水高差、設計取排放水溫度.取水高差和取水溫差直接影響到取水泵的能耗.而取排放水溫度同時又會影響機組能效.取水量又與初投資有直接的關系.另外，要考慮在滿足機組的最小水流量要求下，變頻泵的變頻范圍受影響的程度.因此，在方案設計時，要綜合考慮取水泵能耗和機組能耗的相關關系，考慮運行費用的同時，不能忽略初投資.通過計算分析得到，對本工程而言，在源水進水溫度為24 ℃且定溫差變頻運行時，最佳取水溫差7.7 ℃，對應的LCC值為441.80.

4）按照9 ℃溫差進行取水泵的選型，保證盡量減小取水能耗和取水設施投資，同時考慮機組變工況運行，使除接近滿負荷時間的大部分時間內，系統能在最佳設計取水溫差工況下，保持高效運行，計算得該方案的LCC值為433.50，說明變工況運行更為有利，具有節能潛力.只有從提高系統綜合能效著手，全面考慮，才能得到更優方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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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成本分析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稅收籌劃成本　有效稅收籌劃

稅收籌劃可以達到節稅和避稅的目的，但籌劃方案的制定、實施過程中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這就是稅收籌劃成本。稅收籌劃的成本一般分為稅收成本和非稅成本。

一、稅收籌劃的稅收成本

1.時間成本。稅收籌劃是一個系統的過程，企業要進行納稅籌劃，必須預先做好資料和數據的收集與整理工作。這些資料包括國家有關稅收政策和法規、會計制度的相關規定、企業一段時期的經營資料，以及相關企業的經營資料等。時間成本的大小與籌劃項目的復雜程度、籌劃稅種的多少以及籌劃期的長短有密切的關系。

2.貨幣成本。貨幣成本是指納稅人進行稅收籌劃而發生的貨幣支出，包括支付給稅務顧問的報酬和與之相關的費用支出。貨幣成本的大小與稅收籌劃的復雜程度一般成正比關系。

3.心理成本。心理成本是指納稅人在處理稅收籌劃過程中因擔心籌劃不成功而產生的焦慮或挫折心理。這種精神狀態將影響他們的工資效率。如果為避免這種心理成本而聘請人來從事稅收籌劃，心理成本就轉變為貨幣成本。一般而言，心理成本的高低取決于稅收籌劃的復雜程度、納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政府對稅收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等。

4.風險成本。風險成本是在稅收籌劃過程中，由于利率。匯率等原因而不能實現預期籌劃目標的可能性。在稅收籌劃過程中，風險是不能避免的，所以風險成本就表現為納稅人要選擇更為縝密、細致的方案，因此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資金。

二、稅收籌劃的非稅成本

1.經濟學意義上的非稅成本

(1)成本。信息不對稱導致了成本的產生。不論稅收籌劃方案多周密，都不能擺脫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負面影響，成本的存在使很多籌劃方案的非稅成本被放大。

(2)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集成本、談判成本、締約成本、監督成本、強制履約成本以及可能發生的處理違約的成本等。交易成本是非稅成本的主要構成因素。

2.管理學意義上的非稅成本

(1)機會成本。稅收籌劃其實是一個決策過程，即在眾多方案中選擇較優的方案，但選定一個必然舍棄了其他方案。不同的籌劃方案具有不同的優勢，有的可能稅負較低，有的可能成本較低，當企業選定了一個方案時，機會成本就產生了。

(2)組織協調成本。稅收籌劃過程中，需要進行大量的企業內部或企業間的組織變革協調工作，與此同時，籌建或改建組織的成本、組織間物質和信息的交流成本、制定計劃的成本、談判成本、監督成本等都是組織協調成本。

(3)隱性稅收。投資者選擇稅負較輕的投資項目，也就是選擇稅收優惠資產，而與此同時，也就等于投資者選擇了較低收益率的投資項目，承擔了隱性稅收。所以，隱性稅收也成了非稅成本。

(4)財務報告成本。上市告訴頻繁進行稅收籌劃，連年的低稅前利潤容易引起國家稅務部門的注意，一旦對公司進行檢查，給公司帶來的不僅僅是形象上的損害，還容易對投資者、債權人的決策造成影響等。

(5)沉沒成本和違規成本。稅收籌劃過程中因為無法預料的原因導致籌劃方案失敗，最初的資金投入就變成了沉沒成本，成為企業無法彌補的損失。另外，由于稅收規則對稅收籌劃的約束作用，納稅人的稅收籌劃一旦違反了稅收規則，就可能受到懲罰，承擔相應的違規成本。

三、稅收籌劃成本的規避

1.區分不同性質的稅收籌劃成本。稅收籌劃的成本有的可以通過一定方式來規避，有的則在稅務籌劃過程中必然發生。我們應該區分不同性質的稅收籌劃成本，針對有可能發生的成本，我們應該減少其發生的可能性；針對必然要發生的成本，我們應該努力降低其成本。

2.要確定籌劃的重點對象。重點籌劃是指企業針對其主要稅種進行籌劃。企業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都是企業在籌劃過程中應當重點關注的對象。對于重點籌劃的稅種，企業應加大籌劃成本，以期取得更大的籌劃效果。

3.有效稅收籌劃――以“稅后收益最大化”為目標。傳統的稅務籌劃觀念沒有認識到有效稅收籌劃和稅負最小化之間的差別。如果把稅負最小化作為稅收籌劃的目標，沒有考慮到稅收籌劃的所有可能發生的成本以及收益，忽視了籌劃的總體效果。有效稅收籌劃認為，如果通過稅收籌劃產生的收益大于為此而發生的成本就應進行籌劃，否則就沒有必要進行稅收籌劃。所以，我們應當把“稅后收益最大化”作為稅收籌劃的總體目標。

四、結論

目前，有一部分人對納稅籌劃的認識走入誤區，認為納稅籌劃就是使稅負最小化，而忽略了納稅籌劃成本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雖然認識到了納稅籌劃成本的存在，但卻只考慮到稅收成本而忽略了非稅成本。稅收籌劃是一個系統工程，貫穿于企業的生產經營的全過程，需要納稅人系統、全面而又長期的規劃。企業應該實行有效稅收籌劃，充分考慮到企業的稅收成本以及非稅成本，以“稅后收益最大化”為目標進行稅收籌劃。只有讓納稅籌劃真正地服務于企業的經濟利益并有利于實施企業的稅收戰略，即使稅負較大的納稅方案，有時也是一項成功的納稅籌劃。

參考文獻:

[1]王春玲:稅務籌劃的成本與收益.稅務研究，2004

稅收成本分析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經濟增加值；驅動因素；提升途徑

一、EVA的概念及計算

1、經濟增加值的概念

經濟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簡稱EVA）是由美國學者Stewart提出，并由美國著名的思騰思特咨詢公司（Stern Stewart & Co.）注冊并實施的一套以經濟增加值理念為基礎的財務管理系統、決策機制及激勵報酬制度。它是基于稅后營業凈利潤和產生這些利潤所需資本投入總成本的一種企業績效財務評價方法。

EVA 等于稅后凈經營利潤減去債務和股本成本，是所有成本被扣除后的剩余收入（Residual income）。

EVA的一般表達公式是： EVA=稅后凈營業利潤-資本（債務和股權）成本=稅后凈營業利潤-資本總額×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EVA 是對真正 “經濟”利潤的評價，或者說，是表示凈營運利潤與投資者用同樣資本投資其他風險相近的有價證券的最低回報相比。假如EVA為正，說明公司有足夠利潤來補償成本，從而為股東創造了財富；假如EVA為負，則公司侵蝕了股東財富。EVA與傳統會計利潤相比，它不僅考慮了債務資本的成本，而且考慮了權益資本的成本，因而更能真實地反映企業的經營業績。

2、經濟增加值的計算

（1）稅后凈營業利潤的確定

計算公式：稅后凈營業利潤=凈利潤+（利息支出+研究開發費用調整項-非經常性收益調整項×50%）×（1-25%）

（2）資本總額的確定

在計算EVA時，平均無息流動負債及在建工程作為扣除項，不作為資本總額計算資金成本。無息流動負債是財務報表中“應付票據”、“應付賬款”、“預收款項”、“應交稅費”、“應付利息”、“其他應付款”和“其他流動負債”；在建工程是指財務報表中的符合主業規定的“在建工程”。

（3）資本成本率的確定

按照國資委對中央企業計算EVA的統一方法，露天煤業2007年至2009年的EVA均為正數，并且是逐年增加的。國資委EVA考核資本成本率的確定：中央企業資本成本率原則上定為5.5%；承擔國家政策性任務較重且資產通用性較差的企業，資本成本率定為4.1%；資產負債率在75%以上的工業企業，資本成本率上浮0.5個百分點。露天煤業按5.5%的資本成本率計算。

（4）EVA的計算

計算公式：經濟增加值=稅后凈營業利潤-調整后資本×平均資本成本率。

二、EVA的驅動因素分析

分析EVA的驅動因素，增加稅后凈營業利潤，降低資本占用是提高EVA的兩大直接因素。因此增加收入，降低生產成本和稅收成本，改善資產資本運營效率以降低資本占用是影響EVA變化的根本驅動因素。

1、收入分析。盡管煤炭市場目前形勢較好，但也應進一步加大市場開拓力度，加大銷售半徑，兼顧運力和產能兩方面因素，以對集團外部市場的增量來增加收入。

2、成本分析：成本包括生產成本和稅收成本兩部分。

（1）進一步完善標準成本的管理，通過引入作業成本這一管理理念，嘗試以流程優化和消除非增值作業為目的的成本管理，努力探索降低成本的途徑和方法。成本指標與歷史最好水平進行對標，比較找出差距，尋找這個差距的真正原因并努力彌補。構造科學的預測體系，通過編制預算盡可能預測風險，并及時采取措施，提高效益。

（2）降低稅負。EVA與公司的稅率密切相關，如果能夠減少營業利潤的稅率，公司創造的財富就會增加，因此可通過合理的稅收籌劃，平抑不同地區間的利潤水平；也可通過積極努力爭取稅收優惠政策降低稅率達到公司整體稅負水平的降低。

3、改善資產資本運營效率，降低資本占用。通過清理企業的低效、無效資產提高資產運營效率。在保證生產規模的前提下，盡可能控制債務籌資，最大限度降低資本成本。

三、 提升露天煤業EVA的途徑

基于對EVA驅動因素的分析，提出以下幾點提升途徑：

1、提高煤炭銷售收入，增加稅后凈營業利潤

（1）增加煤炭產銷量，增加稅后凈營業利潤。從財務管理的角度分析，當生產量超過盈虧平衡點后，每增加單位數量的產能對企業利潤的邊際貢獻越大，因此縮短達產時間同時提前做好生產擴能及報批手續，盡量避免企業因受產能的限制而壓縮應有的產量。對處于基建期的礦坑盡快轉入生產經營期，以使之產能充分釋放來增加企業產量，從而達到企業利潤最大化。

（2）提高煤炭產品的品質，增加稅后凈營業利潤。煤炭產品按品質分為原煤、塊煤、土煤等，其發熱量相差很大，導致價格也有很大差異。因產銷量水平、生產組織、氣候等因素影響導致煤炭產品含有大量的矸石，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煤質，從而影響銷售價格，因此進一步加強科學合理的生產組織，掌握氣候變化規律等客觀因素對煤質的影響，提高原煤篩選系統的現代化水平是提升稅后凈營業利潤乃至EVA的有效途徑。

2、內部挖潛，降低成本

（1）加強大宗材料、油料及配件的管理，注重回收利用。由于公司生產條件惡劣，材料、油料及配件的消耗上容易造成浪費，除建立嚴格的內部成本管理外，對許多材料可以回收再利用，這對降低成本將會產生非常明顯的效果，對提升EVA大有益處。

（2）降低稅收成本。用足用好國家對西部地區的稅收優惠扶持政策，將大幅度降低公司的稅收成本。密切關注公司所得稅享受15%西部大開發優惠稅率的延續政策；對國家稅務總局的關于節能節水、環境、安全生產等專項設備購置額抵免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符合條件的努力向當地稅務部門爭取，得到審批將大大降低公司的稅收成本。對設在不同區域內的礦坑可通過選擇運營模式和公司資產重組，平抑不同地區間的利潤水平，從而降低企業所得稅。

（3）提高職工素質，降低人工成本。我公司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隨著新技術的產生與發展，開采技術、運輸技術、提升技術、自動化控制技術等在生產經營中得到了充分的運用，為了能適應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勞動者必須擁有熟練的技術，具備良好的素質。因此，除加強技術性人才培訓、招聘高素質人才，對技術含量不高的工種實行勞務外包的形式，以此來降低人工成本，從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3、提高資產資本運營效率，降低資本占用

（1）清理低效、無效資產。我公司固定資產種類、數量繁多。一是以EVA為導向，全面、系統評價公司資產，不斷優化資產結構。二是逐步推進非核心資產優進劣退，全面清理和處置低效、無效資產，大力盤活閑置、不良資產，從而提高經濟增加值。

（2）節約存貨和應收賬款等非現金營運成本，減少資金占用。一是加強材料采購計劃性和庫存管理，控制庫存余額，減少低效占用。根據檢修備品的需要適度備貨，嘗試建立大宗備品寄存庫機制，逐步實現存貨零庫存管理，減少資金占用；二是加大應收賬款回收力度，盡快回籠資金，加快流動資金周轉，要加強資金占用定額管理，減少資金占用。

4、做好投資控制，優化資金結構。對資本性支出，要適度控制規模及費用占用，因為投資增加勢必造成長期借款或所有者權益增加，最終形成EVA的抵減。加強項目投資經濟性評價，加強項目前期、可研、設計、建設、運營、評估等全過程管理，切實降低項目造價，嚴格限制項目非生產性設施的投資規模，優化資金結構。

5、加強投資收益管理，提高盈利水平。公司應該加強和控制對投資收益的管理，對收益低于資本投入水平的投資要進行清理，提高投資收益水平。

6、探討研發費用支出，增加公司價值。多年來公司的研發費用幾乎不發生，在煤炭企業現代化程度高速發展的今天，應該積極研討新技術、新產品，努力提高產品品質的同時，加大對研發費用的投入。

7、籌劃股利分配政策。公司應根據有無高收益投資項目為前提，考慮股利分配比例的安排，若近期無優質項目，則應適當提高股利分配額度，以降低權益資本占用。

四、對推行EVA價值管理體系的幾點想法

1、建立EVA的考核機制

為使經營者充分關注企業價值的增加和長期經濟效益，應當積極落實與各單位薪酬掛鉤的經濟增加值考核。只有采取激勵和約束的機制，與各單位領導班子業績和職工薪酬有機結合起來，獎優罰劣，才能將EVA指標真正貫徹落實到各個單位，最終實現提高整個公司EVA的目的。

2、完善EVA指標的計算

（1）EVA計算復雜，難以保證其準確性。

雖然EVA相對其他指標能更好地避免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為消除可能的會計失真要進行調整，但EVA是建立在會計體系基礎上的，因其作為計算依據的數據全部來自財務會計報表，不可避免地會帶有評價者的主觀判斷。

（2）EVA沒有考慮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的特點。

EVA是以會計數據為基礎的財務指標，本身無法擺脫會計數據滯后性的缺陷。它給予了當前存量資產價值較大的權重，卻忽略了未來增長機會的價值。由于企業所處生命周期的階段不同，因此采取的戰略不同，業績評價指標的側重點也不同。然而EVA不具有前瞻性、發展性，是一個封閉、靜態的指標。在項目早期可獲取的收入最低，而據以計算EVA的資本成本最大，從而導致早期的低EVA。這樣為了降低資本成本，EVA可能導致一個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項目出現投資不足現象。公司的盈利質量和長期競爭能力必然會下降。

（3）資本成本取決于投資項目的預期收益風險，由資本使用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