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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和文化”;君子“和”文化;小人“同”文化;“一多不分”;“一多二元”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3)04-0013-08
當今,中國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文化精神解釋清楚,不曉得如何才能讓外國人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我們正處在一種困惑境地。走出困境,學會跨文化交流和傳播能力,是中國人亟待解決的問題。據悉,中國派往世界各地孔子學院的教師,其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跨文化能力欠缺。與國外環境的文化沖突使不少派出人員患上文化不適應癥。國內不少大學建立了漢語國際教育專業,開設了中華文化傳播和跨文化交際課程,但高水平專業教師嚴重缺乏,高質量的課程教材近乎空白,培養的學生仍然不具備相應的能力。另外,目前在中國讀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外國留學生,不少人漢語水平沒有問題,口語能力有的堪比中國人,但論其中華文化知識、文化素養,可及格的,寥寥無幾。這種種現象足以顯示今天所處跨文化交流和傳播的困境,對中國來說,跨文化傳播應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艱巨事業。
一、中華“和文化”為什么會缺乏跨文化能力
中國人缺乏跨文化能力,究竟是什么原因?中華文化說到底是“和文化”,可“和文化”為什么讓人不理解?“和文化”怎么會缺乏跨文化能力?中國人一心想的是怎么同人家“和”,可別人的不屑態度總是讓我們出乎意料。為什么我們“和”不出去?對這個問題,我們一天找不到邏輯,就一天處于被動。
深思起來,其實這不是今天才有的問題,它是與中華文明近現代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中國擁有世界最古老的文明,與世界交流一直是她的渴望。中華文化曾因有西方傳教士的紐帶作用,在西方產生過廣泛、深刻的影響。但必須承認,近300年來,中國面對西方在文化方面是被動的,甚至一度失語,不自覺地淪為文化孤島。問題出在自中國被西方用武力叩開大門時起,西方就一直扮演中國的敘述者,而中國則淪為西方施展話語權的對象。用西方話語講述中國,實際上是把西方的文化結構加給了中華文化。中華文化被放到西方概念和話語中去敘述,其原汁原味的文化精神一概被扭曲,變得面目皆非。中國人自己情有獨鐘的“和文化”,被述說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和文化”,而變得充其量是一種怪異而已。更悲劇化的是中國人從話語上也告別自己的傳統,啟用西方概念與話語講述中國自己,造成“自我殖民”①。其實數百年來,中國人除了啟用從西語譯為漢語的概念、話語外,對它原來到底承載和敘述的是什么故事,始終深陷在一知半解的蒙昧狀態。這就是中國人今天缺乏跨文化能力的根本原因。其實這理解起來一點也不難,套用一套不是講述中國文化精神的語言,我們怎么能指望它會有可能講出中國的文化精神來?我們如不了解西方概念、話語原來承載和敘述的是個什么故事,怎么會有可能意識到數世紀以來我們一直用錯了語言?所以,中國人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實際上是來自丟掉和缺乏用來講述中華文化和中國事務的話語,是由于近現代啟用西方文化話語講述中國。
為什么西方話語就不能講述中華文化精神?它到底是怎么不能講?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答西方話語原本所承載和敘述的是個什么故事。而要弄明白這個故事,就得弄明白西方語言、概念、話語蘊含著的西方思想傳統獨具特色的世界觀、方法論、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這樣,中國人缺乏跨文化能力問題,就追究到哲學層次了,也即,中國人迄今缺乏的跨文化能力,其根本在于缺乏對西方哲學及其語言的整體理解。
中國人近代在話語上告別自己傳統,啟用的講述中國自己的是一套西方語言、概念、話語,它原本是用于講什么故事的呢? 現在通過比較中西方哲學闡釋學知道了,這個西方故事可高度概括為“一多二元”。“一”是上帝或者跟它類似的一個東西,是假設存在的,它是外在、凌駕一切、非人類可經驗的“一”;“多”則指這個“一”完全憑空創造的、一切呈單獨個體存在、互無聯系的宇宙間的“萬物”;“二元”是說“一”與“多”(如神與人)之間絕無本質共性、不能相提并論,而只能發生單線、單向“一”對“多”的主宰和對立關系;而“萬物個體”之間也是互無聯系的孤立與對立關系;另外,“個體萬物”的宇宙,由這個超然絕對的“一”先驗地規定了一個單向單線法則的秩序。原本講述的形而上學哲學故事的語言、概念、話語,當用來講述中國文化精神的時候,是怎樣把西方這樣一個故事結構加給了中華文化?中國原汁原味的文化精神又是怎樣被扭曲,怎樣變得面目皆非的呢?
安樂哲指出,最先把中國思想文化介紹給西方的是歐洲傳教士。他們為使中國人變成上帝子民,將中國思想傳統附會到歐洲宗教體系之中。結果,歐洲版本的中國思想被敘述為是一套中國亞伯拉罕宗教。在以傳教士為先驅編纂的詞典中,“天”是“Heaven”(上帝所在的天堂),“義”是“righteousness”(聽上帝的話),“道”是“the Way”(上帝之路),“禮”是“ritual”(教會禮儀),“孝”是“filial piety”(對上帝虔誠),“仁”是“benevolence”(慈善),“理”是“principle”(從上帝而來的邏輯原則)等等,都變成了西方宗教或形而上學詞匯。結果,中國思想被解釋成西方那個體系,但是低西方一等。在西方的東方主義視野中,中國意味著暴君政治、神秘落后、愚昧原始、停滯不前。
這套語言、概念、話語,被中國人在對西方思想進行翻譯過程中啟用到現代漢語中來。中國文化精神這樣地用西方話語講述,明顯地會導致它在西方的不被理解、不被接受。如果在西方書店里尋找中國哲學,去哲學類找不到,需去“東方宗教”類書架上找。按西方學術分類,中國哲學不夠“哲學”(西方哲學“philosophy”是西方獨具的以假設形而上學地追求天外知識)。西方大學的大多數哲學系不講授中國哲學。想學中國哲學需去“宗教系”(Religion)或“亞洲系”(Asian Studies)。其實,甚至北京大學哲學系所講授的都并非是孔子,而是海德格爾。理解到西方語言、概念、話語講述的“一多二元”故事,才可能突然意識到,原來現代西方概念,它的漢語翻譯與它西語原型含義都幾乎無法配上。如“民主”(democracy)意思是追求上帝賜予自由幸福的政治機制;“人權”(human rights)意思是上帝認可的個人行為;“自由”(liberty)是上帝賜予個人絕對自由;“一己主義”(individualism)是上帝創造人的個體性;“人性”(human nature)是人生來固有的本質缺陷,命定不變,無塑性可言。
中國人該意識到了,西方語言、概念、話語服務于講述“一多二元”的故事,這使得西方學術知識這套語言、概念、話語,不可能脫離“一多二元”世界觀、方法論、思維方式、價值觀而具有獨立意義,因此用它講述中華文化精神,中華文化不可能不被扭曲和變形!道理很簡單,就因為中華文化精神根本就不是這么個“一多二元”故事!這個“一”和“多”在中華文化精神中都不存在!那么,中華文化精神是什么樣的?請注意,是在這樣對西方“一多二元”故事了解之后,才讓人意識到它這套語言、概念、話語服務的原本真正對象是誰,才會來開始考慮,如用它來講述中國文化精神會造成什么扭曲和變形。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們才開始會去通過與“一多二元”比照的視角和過程,在反襯之間,恍然發現一個屬于中華文化自己的 “一多不分”故事。
中華文化精神的“一”(曰“道”或曰“理”)是自然、社會萬物及人之間相通、互變、不斷的延續和互系;是因為這樣的互系不分而使得萬物“渾然而一”;“道”或“一”不是外在于“多”(萬物)之外的,而是內在于它們;所以稱為“一多不分”,它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觀、方法論、思維方式、價值觀故事。所以,如果用西方“一多二元”的語言、概念、話語講述中華精神的“一多不分”,必然造成要把中華文化精神削足適履,強加上“一多二元”價值觀和標準,把“一多不分”硬是扭曲成別別扭扭的“一多二元”像,實是“四不像”。這樣,我們才會意識到,只有拿西方語言、概念、話語敘述“一多二元”故事,對“一多不分”與“一多二元”進行比照闡釋,才能校正語言、概念和話語,找回與敘述出原汁原味的中華文化精神。只有這時才能談到具備跨文化能力。也可以說,談到跨文化能力,首要問題是先清楚中華文化是什么。
二、什么是中華文化,要傳播什么樣的中華文化
在中西方哲學比較的視野中,從整體上與西方思想傳統對照所認清的中華文化真面目是一個“一多不分”(道與萬物不分)范疇的世界觀、方法論、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語言體系,這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本質,是應從根本上認識的進行跨文化傳播的內容,這也是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真正理解中華文化、愛上中華文化,達到掃除國際傳播障礙、減少誤解,這更是中華民族對自己文化深刻認識與充滿自覺、自信、自強心理的基本點。
1.關于世界觀。與古希臘比照:(1)傳統中國思想的世界不依靠一個超越性“上帝”的觀念;(2)世界是渾然而一(holistic)的、關系的、以人(非以上帝)為中心的,人與人為相互歸屬性的;(3)世界不是靜止的、本質的、不變的,而是變化的、過程的;(4)沒有上帝對自然世界的主宰性,而是萬物互系不分性;(5)沒有本質上不變的事物,只有處在關系中的事物;(6)關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7)世界沒有不變的存在,只有變化的存在;(8)事物和人不是以獨立個體為形式存在而是以關系而存在的;(9)世界不是客觀與外在于人的,而是以“天地人”不分、生生不息的①。
2.關于方法論。(1)中華文化不是把“人”設想為不可改變本質性的存在(beings),而是人人是聯系不分的“做人過程”(becoming);(2)不在普世性與個性沖突的假設上敘事,任何個性都不脫離域境;(3)不在一切個體背后有一個同一本質的假設上敘事,而是任何具體一物都不脫離萬物(一多不分)或“萬物與我為一”認識;(4)沒有獨立個體性的虛構假設,而是憑借依靠萬物皆為關系的經驗①。一言以蔽之,西方學術考察問題從與經驗無關的形而上學出發,從假設出發。任何形式的個人“本質”只能通過社會關系的效果而達到。中國哲學的觀點是,所有的人都是可分(過程、一分為二)的人。關鍵是“可分性”,不是“不可分性”(個體性)。理解儒家思想對于研究和理解中國政治哲學有著特殊的重要性②。中華文化傳統考察問題的方法是從某一問題出發,在獲得相關網狀交織關系上下工夫,既著重與人的相關又著眼與情勢的相關。表達這種方法論的常用語應該是:不同意“瞎子摸象”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虛構一棵獨立樹木是長在空中的。
3.關于價值觀。中華文化不以“一己主義”為價值(隨之而來的是自由、平等、理性、自主、一己利益、私人、私人公司、民族國家等等價值),而是以活生生、生命攸關的關系作為價值。前者導致零和的暫時規則,后者關注長遠雙贏規則。這樣不同的文化價值、企圖和行為導致出不同結果②。不以與上帝有關的絕對性原則為價值,而以人與天地萬物的互系不分之道為價值;不是以上帝為象征的真善美,而是以彼此、適當、時中、中庸、適度為價值;不是崇尚個體性,而是以一種一多不分心場式的關系掌握和諧、和而不同、天人合一關系為最大價值;相對于“一己幸?!保瓣P系融洽人緣好”才是人生的追求(不能讓人背后敲我脊梁骨);物質不充分,不患寡而患不均才是價值; 針對“競爭”,互助才是崇尚,等等,中華文化價值無一不是建筑在對“一多不分”的恰當適宜關系的珍重上③。
4.關于語言結構。中、英兩種語言背后各有自己的文化紗幕,幕后潛在的是中西比較哲學的重要性問題。比如:英文的“everyone”(硬譯是每一個人),但是中文翻譯是“大家”,帶來的效果是人們以為“everyone”本義就是“大家”。英語“everyone”本義是“不可分個體性”(individuality),而“大家”硬譯回到英語應當是“big family”,也即,在英語世界要表達人多,說“不可分的個體”,在漢語世界表達多個個人說的是“大家”。英語和漢語反映的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英語是一多二元世界觀,漢語是一多不分的“心場”世界觀;英語反映的思維方式是二元對立義(dualism),漢語反映的是對人與人的互系不分的互系性思維。語言說在嘴里,它的文化意義來自下意識。漢語語言結構不建立在假設性形而上學方法論上,而是一種經驗歸納性方法論的載體??梢哉f,印度-歐洲語系為概念性語言,表述靜止、不可分的本質,表述單線單向邏輯,是一種西方語系特殊的一多二元、超絕主義、二元主義范疇載體的單一語義語言。而漢語是一種互系性、意象性、類比性、全息性語言體系。語義是通過表達不同意象的偏旁部首和漢字的不同組合和搭配產生互系不分的語義的。
三、君子“和”與小人“同”:“和文化”的核心為“一多不分”
西方語言、概念、話語原本承載和敘述的是個“一多二元”故事。通過與“一多二元”故事比照的過程,在反襯之間,我們恍然發現了一個原汁原味屬于中華文化精神的 “一多不分”故事??梢哉f,比照中西哲學的闡釋學讓我們重新發現了中華文化是什么。我們通過比照后而認識的以“一多不分”為體的中華文化精神,比之于我們在比照前在自己傳統內部所了解的中華文化精神,層次更為深遠。
如果說,中華文化說到底是“和文化”,我們可以從以“一多不分”為體的層次,看到中華文化之所以為“和文化”,“和文化”之所以為“和”,全在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可概括為以“一多不分”為世界觀、方法論、思維方式和崇尚觀念的文化精神。也即,中華民族以萬物之間自然不分關系為其所持世界觀之本,為其觀天察地、原始反終之法,為其相反相成之辨,為其中正仁和之體。還可說,中華民族將世界視為道,以追究聯系(道)為方法,以觀變之會通(道)為思維,以正道為價值觀。“一多不分”就是一以貫萬物之道,正是所謂“中”,其所呈之狀是“和”;“和”是中華民族觀世界之狀,行格物致知之法之狀,行互系通變思辨之狀,參天地之化育之狀:這可簡約為“和”世界觀、“和”方法論、“和”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昂汀币馕吨裁??意味著關系,意味著事物內在聯系之不分,意味著中華文化的關懷視點置于萬物之間聯系不分上。正是在這點上,它與西方文化精神形成對照;西方文化精神的“一多二元”,恰恰是二元,二元就是任何二物之“分裂”(二分),其狀態為各自獨立,為矛盾沖突,不存在“和”觀念得以產生之本源。
中華文化求“和”,因為“和”是理想狀態?!墩撜Z》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的境界是“和”,小人的境界是“同”。為什么小人“同”而不“和”?是因為他求“同”,有了“同”他不在乎“和”。什么是“同”?“同”就是“平等”,就是“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就是人虛構出來的“不差”、“一樣”。然而小人以為“同”的地方,君子認為是“不同”,這個不同和差別不是不可逾越的,因為互相之間的內在聯系不分,是可以“和”的。作為“同”、“平等”在小人眼里,就是“個人平等”、“個人自由”、“個人人權”、“個人財富”、“個人幸?!?,一切好事、利益,在前面加“個人”,這就是小人“同”,他們追求這個“同”,他們提倡競爭,提倡沖突是發展的必要途徑,他們不在乎“和”,因為“和”會毀掉他們的“同”(利益)。所謂小人“同”是什么,就是“私同”、“小同”,而不是“大同”。小人“求同”實際是求“不和”,是求“斗爭”,是求“分裂”,是求“社會混亂”和“世界混亂”。
“和文化”是君子文化,中華文化是君子文化,不是求“同”的小人文化。求“同”文化泛濫,是丟棄君子文化,是丟棄中華優良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君子文化是求“和”文化。君子“和而不同”,是君子不在乎“同”,不在乎“差別”,認為沒有“同”這么回事,所以君子求“和”不求“同”。求“和”是根據人與人、物與物、人與物之間的聯系而求它們的時中、適中、得當性,求中庸,求各得其所,求仁。君子不求“同”是因為“同”是虛構的,虛構的念頭必然是心理業障,勢必一葉障目。所以小人不知何謂可為,何謂不可為。而君子求和不求同,恰是由于無虛構之“同”而得以心清目明,知曉何謂可為,何謂不可為;君子所以仁由己出,有所為有所不為。君子之“不同”,謂君子知“不為”。何謂君子之“不同”?是君子知“不同”而“和”。然而仍有“君子同”,此“君子同”即“大同”也。
大同就是沒有虛構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差”、“一樣”,而是承認差別、接受多樣,而且關懷點在于差別和多樣之間的相通、沒有界限,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各得其所,各盡所能,就是把 “個人平等”、“個人自由”、“個人人權”、“個人財富”、“個人幸?!鼻懊娴摹皞€人”統統拿掉,加上“大家”;一切好事、利益,前面的定語是“大家”,是“分享”。這就是“君子同”,是“大同”、是“和”。所以,求“和”與求“同”不是一個概念。求“同”,是求絕對,是求零和游戲,是在獨立個體之間人為虛構單線單行關系,求成功、求統治、求同質、求吃掉另一方。求“和”,是求適當,是關懷雙方,是在無虛構“獨立個體性”現實中著眼于任何二物或二人之間互系不分性,求互相性,求仁義道德,求情理性。在這個邏輯上,常言“”,去其表面意義,實是求“和”,是求“和”存“同”(差)。有差異才有“和”,不是有異才有“同”?!爱悺焙汀巴笔嵌獙αⅲ翘摌?;差異與“和”才是相對的,實在的。
“和”基于不“同”。合不為“同”,而是至“和”,更基于“不同”。所以,“和”文化的精神是知不“同”以求“和”,以求“和”而知“不同”。這也等于,只有知曉“不同”,才會知曉“和”。 求“大同”是求“和”,不是求“同一”(沒有差別)?!昂汀笔遣环?,“不分”亦是恰如其分,“和”其實是分不開的恰當關系。分不開,才是和,恰當了才生物,即所謂“和實生物”與“同則不繼”。“和文化”是求“和”的文化,求“和”文化也是求“平”文化。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八年),西周末代時的司徒鄭桓公與史伯論天下大勢,史伯針對周幽王“去和取同”作法,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以他平他”解釋“和”為何物?!八奔础安煌挛铩?,不同事物間互相聯系、各得其所、各盡所能、有序互補就叫做“以他平他”①。 據此理解,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齊”不是一刀切,而是“治和”,“治國”也是“治和”,“平天下”更是“治和”,都是各種人之間互相聯系,都有個適宜對待,各得其所、各盡所能、有序互補;而不是互不聯系,互相排斥,每一“平等”“個體人”都去追求屬于“一己”的“同等”,上帝所賦予的“自由”、“權利”、“幸?!钡鹊?。
四、“和文化”如何與“不和”文化講“和”
“和文化”與“不和”文化能“和而不同”嗎?應該說可以,但是有條件,條件就是“和”??梢越o“不和文化”從利益上的考慮是合算的,在力量對比上有制動“不和文化”的能力。還有一方面,即“不和文化”是少數人的文化,即使在“不和文化”為主導的社會與文明中,“不和文化”是違反大多數人意愿的?!昂臀幕睌⑹龅膶ο螅皇巧贁殿B固不化“不和文化”的主導者,而是在他主導下的人民?!昂臀幕笔菍儆谌嗣竦模安缓臀幕笔菍儆谏贁等说?,是為自己的私人資本利益和維護私人資本利益的政治服務的。
(一)和文化要 “和”出去
什么叫“和”出去?就是與別的文化形成“和而不同”。文化是多樣性的,要達到“不同”而和平相處,聽起來好聽,但是這個邏輯能夠建立嗎?其實,所謂“和”出去,第一步是講出去,要把“和”的精神講出去,讓別人理解我們是為“和”而來,不是為“斗”而來。怎么講出去?首先要有語言,你說中文,人家聽不懂,你說外語,外語本身不是講“和”文化的,你怎么講?你的中文在文化精神上的含義,是翻譯不成英文或者西方語言的。這就是面臨的問題。怎么講出去?
(二)“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
“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一多二元講個人平等、個人人權、個人幸福、個人利益等,講個人的一切,是求“同”,不是求“和”,是不承認、不求中華文化式“關系”的。君子和小人怎么和?小人比君子的實力大,怎么和?“和”是有相當難度的。首先是思想難度?!耙欢喽狈懂犑菦]有“和平”觀念的文化,它有“peace”概念,但是peace不是“和平”。Peace 是非戰爭狀態,是和約,是個人層面的互相平和行為,是非暴力局面,是終止動亂和紛爭;peace是作為戰爭和暴力的對立面而言的,不是針對互相聯系之關系而言的,是對立面,不關懷從戰爭到和平(或反向)的過程。peace不是和平,因為“和”與“平”是“和而不同”,是聯系不分的關系。
有了上面“和”與“同”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意識到為什么“和文化”的核心是“一多不分”,因為不分才是“和”。“一、多”只有在中華文化精神中才是“和而不同”的意思,“一”就是“和”,“多”是“不同”。西方的“一多二元”中,“一”是“同”,“多”也是“同”,“一”對“多”是主宰關系?!岸唷币驗槭恰巴保际莵碜韵嗤摹耙弧?,才是互不聯系、獨立、平等的,所以也才是對立的、競爭的,爭一個誰高誰低、誰勝誰敗、誰統治誰、誰被統治。所謂二元,就是這種“同而不和”的邏輯?!耙欢喽北厝皇恰安缓汀蔽幕暮诵模厝皇恰岸窢帯蔽幕?。 “平等”、“自由”、“人權”、“民主”的西語分別為“equality”、“liberty”、“human rights”、“democracy”,其原義都是在對立、沖突、競爭的“不和”意義上確定下來的含義。它們前面都有“存而不現”的定語“一己”(the individual),這個“一己”在西語詞匯的本身含義就是“同質”,一種虛構的“個體性”。通過比較哲學的闡釋可知,中華傳統的“和文化”原來有個“一多不分”的核心,而原來以這個“一多二元”為核心的西方文化精神,根本就不存在表述“和文化”的語言。
(三)“和文化”之跨文化:與“不和文化”之“和”的方式
如何進行“和文化”的跨文化?首先,就是在語言交流上講清什么是“和”,講清中華文化是“和文化”,講清“和”意味著什么,講清為什么中華文化是“和”文化,講清“和文化”的世界觀、方法論、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語言結構是什么,是如何發端與體現出“和”的文化精神。其次,在行動上,示范給它我們的行為、我們的說話為什么是“和”精神,我們是怎么樣去“和”它而不是去“斗”它的。再次,對于我們“和”它,它卻“斗”我,我們也不是庸俗地、一廂情愿地講“和”,而是采取不理睬或者據理力爭地“斗”,但這是被迫,目的是為了“和”?!昂臀幕碧岢珛故炖暇毜匕盐铡岸贰钡膽鹇院筒呗孕?,“斗”以“和”、“不斗”為目的,正像漢字“武”,用“武”是被迫、目的是為了“止武”。如果認為“和”是一切,是絕對性的,那么,事實上是放棄“和”,是走到求“同”的方向上去了,走到小人文化上去了,這是對“不和”的妥協,不會達到“和”。
與“不和”、“求同”去求“和”時,不應當否認斗爭,而是講究斗爭,以斗爭為必要手段。這是不可抗拒的學理邏輯,因為沒有不同就談不到和,那么“和”就是要包含斗爭,沒有斗爭,就不會有“和”發生。在這個范疇的求和,“和”是目的,斗爭是手段,是結合讓步的不可缺少的策略??梢哉f,與“不和”、“求同”者求“和”,是追求,是策略,是技巧,是留有余地,是藝術,是求主動;有主動地“和”是真“和”,失去主動的“和”,是“同”,不是“和”,是“同則不繼”,是適得其反,是小人文化的“同而不和”!所以,“和”不是不講矛盾,不是一團和氣;一團和氣是愚蠢,是安慰自己,前面等著的是失敗?!昂汀笔寝q證法,是智慧,是生生不息,是不可戰勝的。
(四)什么是“和文化”的優勢
“和”文化是有優勢的。第一,它是一種辯證文化。所謂辯證文化,不是西方“dialectic”的二元對立文化,而是通變的文化?!昂臀幕笨磫栴}不是單線單向、二元對立,而是全面、整體、域境化,歷史地、長遠地看問題。第二,它是以多數人利益為關懷的文化,本質上是人民性文化,是人民樂于接受和贊成的文化,人民是經驗的主體,是最懂得什么是適當、什么是不適當的。第三,“和文化”是正道文化,是注重現實、注重經驗,是講適當不適當的文化,不是講教條的文化。正道文化也是大道文化,是天下為公的文化。大道文化是上善文化,上善文化的優勢就是若水,水的文化是無為無不為的文化,是以柔克剛的文化。以柔克剛之文化是無敵的文化。要以“和文化”去跨文化,去“和”其他文化,這三大優勢那一項都是必不可少的。
(五)“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
“和”文化的本質決定它是開放文化,具有穿透力的文化,是必然“跨”出去的文化?!昂汀笔俏幕w,“跨”為“和”之用,“跨”的能力本質上是“和”的能力。目前“跨”的第一步是“講”出去。該講的東西是什么?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是“和文化”的“和”;是“一多不分”基因的“和”,是“一多不分”這個文化密碼;是一多不分世界觀、方法論、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語言的結構,在數千年歷史的歷練過程中造就而成的“和”之為一種獨具中華特色的文化。也是說,中華世界觀、方法論、思維方式、價值觀、漢語結構皆是以“和”一以貫之?!昂汀奔词恰暗馈薄ⅰ氨尽?、“正”、“德”、“仁”、“義”、“禮”、“智”、“體”、“理”、“中庸”、“宜”、“適”、“中”、“通變”。講這些是講什么?是講與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文化精神的結構差別、范疇差別、根本差別、整體性差別。一句話,講的是不同本體,講這個不同,為的是求“和”而關懷不同,目標在“和而不同”。中華“和文化”之“不同”講到確切處,就是講“一多不分”,“和”的精髓是“一多不分”,“一多不分”的神氣是“和”,精神是“和而不同”?!爸v”是在話語上講出去,是在話語上“和”出去、“跨”出去,直接沖著心靈方面發生“和”的效應,激活一份親近感。只要通過語言關、概念關、話語關,讓原汁原味的“和”精神去觸及另一顆人類靈魂,“和”效應必然達致靈犀一點通的親近感。
五、比較中西文化精神的闡釋話語為中華文化跨文化傳播的根本途徑
論中華文化的跨文化能力,在解決了“講什么”的統領問題之后,關鍵的第二步,就是要解決什么是進行妥當講述的語言、概念和話語問題。這是跨文化的第二大難題,之所以難,是因為它是與那個統領性的難題同路而來。也就是說,如果對于“講什么”處于蒙昧狀態,你也不會有什么可用的話語。另一方面,如果你尚對使用什么話語做文化講述是含糊的,那么你對什么才是你該要講出去的文化自然也是糊涂的。還可以說,在你對什么才是該講述出去的中華文化精髓問題胸有成竹之時,你其實對要使用的話語也已經是心知肚明。這時,你已經了解中華文化精神的意義,“和文化”的“和”是不能通過向西方語言進行翻譯而傳達過去的。這是構成中華文化跨文化難度的根本問題,也即,西方語言、概念、話語是不具備對中華“和文化”精神的承載和表述能力的。應當說,比較中西哲學闡釋方法論所給予我們的啟示是,中華文化精神、“和文化”敘述效果、中國古代人文經典的可讀性,不是靠翻譯成西方語言,而是靠對中西哲學基本范疇和結構的比照闡釋實現的。可以說,讓“和文化”插上自己的翅膀,跨文化地飛起來,必然要比較中西文化精神的闡釋話語。西方沒有“和”觀念,沒有“一多不分”語言,但是通過西方語言進行“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兩個中西文化精神體系各自的范疇和結構之間的比照闡釋,把雙方敘述清楚,是能夠做到的。這個途徑就是通過中西哲學文化的整體性比照,在比照視野與過程中,讓中華“和”文化“跨”、“講”、“和”出去;在西方“一多二元”和中華“一多不分”的“不和”與“和”的比較闡釋中,實現“跨”、“講”、“和”。西方思想傳統中,如果有講“和”的成分,中華“和文化”就與之“會和”;與其中不講“和”成分的,就是下棋,就要“棋逢對手、將遇良才”。與其“和”的成分,效果是“和實生物”;與其“不和”成分相求和,則是周旋,是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其中包括求同、求合、求方便利益之策略,也是自然的。無論如何,至少在講述范疇,是可以做到確確鑿鑿地將學理闡述清楚的。
【關鍵詞】文化認同;跨文化傳播;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3-176-01
在各種跨文化傳播的形式中,電影通過承載不同文化內容來進行文化交流,是一種有效的文化交流工具。作為一名擁有兩種文化身份的李安拍攝的很多影片都反映了東西方以及傳統與現代文化之間的交織與碰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家庭二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這二部影片通過視聽藝術傳遞出他對現實文化的深刻思考。
一、異質文化間文化認同構建
文化認同,是一個構建的過程,通過不斷地主動或被動地與他文化進行交流,雙方達到一種相互認同的狀態,認同達成后這種狀態便開始維持和變遷。
(一)文化沖突
二部影片中《推手》和《喜宴》表現的是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沖突。其中涉及到文化身份確認的問題。文化身份是某一文化群體對其成員身份即文化歸屬的認同感,包括自我認同和外部認同。從總體來說,文化身份是某種文化或是某個民族所特有的、與生俱來的一系列特征的總和。同時它也表現為一種文化情結,是個體或群體對白身所屬文化體系白發形成的一種內在情感,是人們在一個民族共同體中長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對本民族最有意義的事物的肯定性體認。其核心是對一個民族的基本價值的認同,包括對本民族各個領域的總體態度、語言、社會、政治和歷史等的認同。
《飲食男女》是以臺灣為背景,講述的是東方人的故事,著重探討的是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大廚老朱代表的是傳統觀念,而老朱的二個女兒代表的是現代觀念的代表,生活在一個家庭中的四個人便出現文化認同上的差異和沖突。影片中的六次家宴是全片的線索,二女兒第一個提出要搬離家庭但是并未成功,之后二女兒和大女兒因為成家相繼離開,最后父親宣布跟女兒的同學錦榮相戀,并要賣掉老宅,整個家庭分解。作為大廚的老朱,一輩子在廚房中掌握大權,退休之后的生活則更側重在了每周一次的家宴上。因為他的傳統思想是維持整個家庭,就算是家庭成員精神上已經不能成為一體,但是形式上的穩定還是要維持的。傳統與現代較量,注定是一個碰撞的過程,伴隨著文化的沖突,整個家庭瓦解。
(二)文化協商
《推手》中的老朱與兒媳之間的無法相互理解,兒子夾在白己與兒媳之間而無法調和矛盾,種種矛盾的推動下,老朱主動做出了妥協,在美國這樣一個西方世界,他開始構建自我,重構文化認同。隨后所有的成員開始了新的家庭生活,朱曉生跟瑪莎單獨過日子,而老朱則搬出來,以教太極拳來獲得新的社會認同,協商后的結果就是老朱獲得新的文化歸宿。
《喜宴》中高偉同的父母也是文化交織碰撞后通過妥協等方式來構建起新的文化認同。中國傳統文化觀遭遇西方價值觀沖擊,兒子雖然是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中成長的,但美國的生活也使得他的中國屬性的退步、西方屬性的增強,成了具有雙重文化身份的人,縱使他主動以中國屬性來而對他們,但是他的西方屬性仍然如影隨形。高父高母在接受兒子同性戀,除了他們對高偉同傳宗接代的目標的完成的以外,還有對于兒子文化屬性的協商,這種文化的協商,帶來的是整個家庭在精神上和形式上的雙重完整。
《飲食男女》中的老朱縱橫廚房幾十年,而而對現代環境成長起來的二個女兒卻感動很無力。家宴名義是維護家,實際上卻在加速家庭的瓦解。二個女兒相繼提出搬離家庭,最后其中兩人成功,她們追求的現代生活方式,想要單獨營造自己的家庭。最終的結果是老朱的傳統家庭觀念與女兒們的現代家庭觀念做出了協商,老朱主動解散了大家庭,女兒們則用偶爾的家庭聚餐來調和與父親之間的矛盾。這樣瓦解“大家”以求“小家”的家庭結構模式帶來的便是有滋有味的新生活,也象征著傳統文化向現代的蛻變。
(三)“家”的解構與重構
在二部影片中,李安圍繞著“家”這個主題,展現了文化沖突與認同形成過程中“家”的解構與重構?!凹摇弊鳛樯鐣幕窘M成單位,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范式。這是一種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家文化”即內向型文化?!凹彝ァ弊鳛橐粋€以地域性、血緣性、人情性為紐帶的歷史文化復合體,其本身就包含著人物家庭關系的復雜性、結構組成的繁復性、事件或故事生成的多發性和白足性、敘事行為的白發性以及講述形成的多樣性,本身就具有文學敘事的“潛文本”或“元文本”的形態特征?!凹彝ザ壳北憩F的家庭模式的轉變和家庭倫理道德的轉變。
二、結語
文化認同的過程就是認同分歧到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再到認同的重構,這樣一個過程是新的關系的確認和新的傳播效果達成的基礎?!凹彝ト壳敝姓宫F的是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交織與沖突,通過家庭內部碰撞,家庭的解構與重新建構而建立新的文化認同,達到家庭以及成員之間的動態平衡狀態。異質文化間通過相互的理解和認同,達到文化認同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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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體系之龐大、影響之深遠,決定了佛教文本跨文化傳播的復雜性。佛教文化翻譯的可譯度成為當今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焦點之一。本文以功能目的論為理論指導,在分析歸納了常見佛教文化語言元素后,提出譯者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合理選用各種變通手法,采用直譯、意譯、文化釋譯等多元化傳播策略,實現譯文在譯語文化中的交際意圖,肩負起傳播中華文化的責任,促進世界各國的文化交融。
【關鍵詞】佛教文本;跨文化傳播;策略
在全球化的今天,隨著國際傳播與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以體驗佛教文化為主題的文化旅游在我國方興未艾。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古老而神秘的佛教寺院吸引了眾多國際游客流連忘返,體味佛教的哲理、教義與經典內涵。據統計,中國現有佛教寺院2萬多家,僅河南就有少林寺(中國佛教禪宗祖庭)、白馬寺(中國最早的佛教寺院)和大相國寺(宋代皇家寺院)等寺院享譽中外。由于很多佛教用語涉及梵語的本義,其文化翻譯的復雜性與可譯度成為佛教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焦點,也是當今翻譯研究的一個熱點。
一、跨文化傳播視角下的翻譯實質
1996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將翻譯定義為“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翻譯的任務是用目的語中恰當的表達方式解釋與表達源語文化,把一種語言的文化內容轉化成另一種語言的文化內容,盡可能減少信息傳譯過程中的文化缺失。翻譯是“譯者適應生態環境的選擇過程”[1]。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有權在信息取舍、策略選擇、譯文制造等方面做必要的變通,盡可能將文化不可譯性轉化成可譯性,追求原文與譯文文化“功能對等”,即“譯文讀者對譯文的反應等值于原文讀者對原文的反應”[2]。
從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譯者在譯文制造過程中,處理的不僅僅是語言,更重要的是體現語言反映的世界。譯文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譯者對兩種文化的掌握程度,即跨文化能力。作為文化中介者,譯者要“促進不同語言與文化、不同個人或群體之間的交流,即通過構建或平衡各文化群體之間的交流來釋譯他們之間的表述、意圖與期望”[3],以實現譯文的交際意圖。
中國譯者要了解外國文化,尤其要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不斷將這兩種文化加以比較,才能將中國的傳統文化推介給外國讀者,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
二、功能目的論指導下的佛教文本翻譯原則
功能目的論是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的核心學說。該理論創始人弗米爾認為,翻譯是“人類有目的的行為活動”,“每一文本都為特定的目的而制造,并服務于這一目的”,“結果決定手段”[4]。因此,包括直譯、意譯在內的任何合理有效的方法,只要能提高文本的可讀性,均可靈活使用。他還特別強調因為行為發生的環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翻譯并非一對一的語言轉換活動,翻譯即文化互動。翻譯過程遵循三大原則,即目的原則、連貫原則、忠實原則。目的原則,指翻譯的目的決定整個翻譯過程;連貫原則,指譯文在譯語文化中要連貫且有意義;忠實原則,指譯文要忠實于原文,忠實程度取決于譯者對翻譯目的及原文的理解程度。
功能目的論補充與發展了傳統的對等論,是現代翻譯理論的重大突破。目的論于1987年傳入我國,不僅拓寬了國內的翻譯研究視野,而且對翻譯研究尤其是應用翻譯的研究極具指導意義,對解決忽視讀者和傳播效果等因素造成的硬譯、死譯等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法。在跨文化傳播中,譯文的功能與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傳播信息、感化受眾。根據目的論,譯文應發揮與原文在其文化語境中的同等功能,順應讀者的心理期待與信息接受的思維模式,即譯文與讀者的認知環境必須是連貫的。因此,譯者應充分考慮讀者的認知能力和心理感受,充分考慮文本的特點與功能,在正確傳達原文文本信息的前提下,有效發揮譯文的優勢以增強感染力。
佛教西漢時從古印度傳入我國,與道教、儒教等本土宗教結合,兩千多年來,對中國的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社會生活各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按照目的論,佛教文本的對外翻譯是為滿足外國讀者的閱讀期待,并為目的語讀者提供了解異域文化的機會,從而達到文化出口的目的。因此,翻譯原則應“以中國文化為取向,以譯文為重點”[5]?!耙灾袊幕癁槿∠颉?,就是要盡量保留文化信息,滿足外國讀者探知中國佛教文化的閱讀期待?!耙宰g文為重點”,就是要從讀者角度出發,適當調整信息的針對性,幫助讀者克服文化障礙,促進中國佛教文化的傳播、交流。
三、佛教文本的跨文化傳播策略
佛教是一種獨特的傳統文化,其體系之龐大、影響之深刻,決定了對外翻譯的復雜性。根據目的論,譯者一定要認真分析翻譯中涉及的各種因素(包括翻譯目的、讀者對象等),選擇正確的翻譯方法,制造出有價值的譯文來。常見的翻譯策略與方法,包括直譯法、意譯法、釋譯法等。
1.直譯
佛教用語中包含很多梵語音譯過來的詞匯。梵語是印歐語系中最古老的語言之一,由于人們對梵語所知甚少,翻譯中出現了不少誤譯、死譯現象,影響了翻譯效果。大多數佛教用語的翻譯可采用忠實于原文的直譯法。
梵語詞匯翻譯時不能以漢語為源語,而應找到其真正的源語——梵語,直接引用梵語音譯,既省時省力、忠于原作,又保留了梵語原文的神秘色彩,直接展示給目的語讀者,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說,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直譯作梵語為“Sakyamuni”,其中“Sakya”是種族名,意為“能”;“muni”是尊稱,意為“仁”,其他諸如“the Blessed Lord” 或“the Salvation”的譯文都不夠貼切,有可能引起誤解。
實踐證明,佛教尊稱和常用術語的音譯文本,通俗易懂,便于記憶,其獨有的文化韻味有助于引起讀者心中的共鳴,縮短與中國文化間的距離。如“阿彌陀佛Amitabha Buddha、阿育王Asoka、如來佛Tathagata、輪回Samsara”等。
就交際負荷而言,各類交際信息中至少有50%稱得上是“冗余信息”[6]。譯者在翻譯中必須考慮讀者的接受限度,恰當調整原文的信息負荷,做到忠實直譯。以“殿內立有護衛神伽藍、護法神揭諦諸神”為例,“護衛神伽藍、護法神揭諦諸神”即屬于交際價值不大的低值信息;若一對一地直譯為“pinities such as Jialan,the Guardians of the Sangha and Jiedi,the Guardians of the Law”時,無異于為外國讀者設置文化障礙,降低說理連貫性與交際流暢性。在改譯成“all pinities”的過程中,譯者果斷地刪減了部分低值信息,用簡明扼要的文字傳達出原文的內涵意義,以不等值的對應信息換取了等值的接受效應,可謂真正忠實于原文的直譯。
2.意譯
佛教語言大多來源于佛教教義,宗教文化的差異為翻譯造成了大量的跨文化沖突。譯者在正確理解佛教教義的基礎上,必要時可使用意譯法,將原文的內容放在第一位,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使譯文流暢、簡潔與可讀,使讀者產生共鳴和聯想,以收到彌合文化差異,實現跨文化傳播之功效。
以佛教詞匯本土化為例,大量佛教詞匯已融入漢語詞匯中,常見的佛教用語“緣”就是一個體現了佛教文化與中華文化相互交融的特殊詞匯,文化個性十分突出。佛教定義的“緣”指人對外界的主觀反映,在梵語中對應“pratyaya”的譯意?!熬墶弊趾髞肀粡V泛應用于日常生活中,衍生出“報應、幸運、因緣”等意思。譯者可根據上下文語境,分別翻譯作“fate、luck”或“reason”等,幫助讀者體悟一詞多義的豐富內涵。
“菩薩”形象來自印度佛教,是如來佛的得意弟子。有譯者將其理解為仁慈的圣人,用“a kind and saintly person”意譯出該專有名詞的聯想寓意,同時還兼顧外國讀者的閱讀興趣與接受能力,可謂煞費苦心;但從另一角度看,該翻譯很大程度上舍棄了佛教文化的中國風味,宗教色彩的缺失意味著剝奪了外國讀者接觸、感知異域文化的機會。因此,在佛教文本跨文化傳播中,應盡量避免使用這種意譯法。
3.文化釋譯
對那些影響理解的專有名稱、佛教尊稱等用語,譯者在對該概念透徹理解的基礎上,通過意譯加注釋詳述其意義,從而使缺省的文化在譯文讀者的交際行為中發揮作用。從對外傳播角度看,這種異國文化的新鮮血液有助于補償目的語讀者可能產生的意義真空,是推廣佛教文化的絕好方法。實踐證明,適當的背景解讀與釋義有助于提高文化的傳達率。
語言與文化的共通之處是各民族相互理解與溝通的基礎。在的文化融合中,譯者若能將闡釋法與類比法恰當地結合起來,借用目的語中類似比喻來表達源語文化內容,有助于縮短讀者與中國文化間的距離。如“慈悲”一詞在我國多用來形容女性,“觀音菩薩”常被譯作“Bodhisattva,the Goddess of Mercy”;但外國人對此不甚了解,西方佛教經典中觀音菩薩也通常為男性形象。這時,譯者有必要進行相關的文化補充,或再將“觀音菩薩”與“圣母瑪利亞”進行類比,可以讓讀者看出兩者“慈悲”的異同,更容易幫助讀者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四、結語
翻譯是一種“動態”滾動的解讀與闡釋,因此,探討翻譯不能脫離時代,不能脫離人們的認知水平、接受水平。譯者應適應讀者的閱讀需求,尊重他們的閱讀習慣、欣賞水平與審美情趣,努力克服交際障礙,促進佛教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功能目的論是德國功能翻譯理論中最重要的學說。目的論主張,譯者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合理選用各種變通手法,實現譯文在譯語文化中的交際意圖,做到真正意義上忠實于原文。佛教文本側重于文化信息的傳遞與跨文化傳播的有效性,靈活的翻譯策略幫助譯者將各種文化不可譯性轉化為可譯性。因此,功能目的論對佛教文本翻譯實踐具有極強的指導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要走向世界,離不開翻譯這座橋梁,廣大翻譯工作者可謂“任重而道遠”?!爸袊幕芊褡叱鋈ィ茏叨噙h,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翻譯工作的力量。”[7]翻譯工作者不僅有義務向本國讀者介紹異域文化,而且有責任將本國文化推向世界,提升文化傳播影響力,爭取更多國際話語權,促進世界各國的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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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紀錄片 跨文化傳播 制播分離
隨著跨文化傳播的發展,電視紀錄片的強大商業價值和文化影響力被國際各大商業電視機構所挖掘,他們不遺余力地制作并向中國這樣的超級大市場投放收視率高的紀錄片。當下,國外的一些紀錄片頻道受到中國觀眾的熱捧,國內眾多電視臺在引進節目時,它們也成為了首選。
在海外紀錄片不斷沖擊國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背景下,傳承和發揚本民族的文化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我國如何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加大優秀紀錄片的創作,突出民族文化意識,并將之推向國際市場,增強中國紀錄片在全球的有效傳播已經刻不容緩。
一、跨文化傳播的含義與意義
跨文化傳播,是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眾與傳者在各種領域和層次上的符號性信息溝通活動,主要分為跨民族、語族、種族和國家等傳播類型。為了達到增進了解、相互適應、進而消除文化差異的傳播效果,它會將某些策略和技巧運用其中。
本文中所指的跨文化傳播是通過電視媒體介質進行的跨文化傳播活動,而中國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主要是指中國紀錄片在不同國家民族進行傳播。
電視紀錄片記載著文化的變遷,是用來宣揚、展示、傳承各個民族和國家文化的最佳節目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加快,跨文化傳播進行得如火如荼。文化的傳輸也己經成為一種產業。
紀錄片是民族、國家之間進行溝通的橋梁。不同民族、種群間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模式、風俗習慣以及時空觀念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對事物的理解也非常不同。紀錄片因其影像具有紀實性等特點,在真實反映客觀世界的前提下,能夠引起人類情感的共鳴,也因此架起了人類溝通與交流的橋梁。它之所以更具說服力,就在于可以跨越語言與文字的障礙,用真實的、影像化的手段來傳播。
紀錄片因其注重人本,更接近人類學和民俗學,向觀眾傳達著人類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識和生命體悟。紀錄片的主體往往趨近于更深層更永恒的東西,生死愛恨、善惡、生存與抗爭等等,強調人文主義內涵。也正因為它反映了人類的共性,才可以輕松地在國家范圍內進行有效傳播。①
二、如何進行有效的跨文化傳播
1、明確中國紀錄片的定義。中國紀錄片的定義是什么?是在中國制作的紀錄片,還是制作有關中國題材的紀錄片?筆者覺得應該是由中國人制作的紀錄片,而不只是中國題材的紀錄片。今天BBC、Di-
scovery可以拍很多跨文化,跨國家、跨地域的紀錄片,這也是中國可以做的。講跨文化傳播的時候,其實紀錄片的優勢就來自于此,它在這些領域里是沒有文化障礙的。Discovery今天在全世界是一個發行最廣的頻道,雖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背景,但很多國家都接受它,就是因為它播的很多節目其實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不同于好萊塢的電影或者一些戲劇,有很多意識形態的差異,不見得所有的市場都愿意接受,但是在紀錄片上,在知識上,是沒有國界的,這是紀錄片一個很大的優勢。②
2、,題材跨國。1989年,日本NHK曾和中國合作拍攝了一部關于長城的紀錄片,雙方的前期拍攝幾乎無異,得到的素材也沒多大差別,但奇怪的是最后出品的片子卻迥然不同。
日方的紀錄片探討了哲學問題――“人為什么活著”,而中方的《望長城》則是在挖掘與長城有關的歷史問題。兩部片子在兩國的國內都受到了好評,但當它們被拿到國際市場上的時候,卻獲得了截然不同的回應。日本出品的《萬里長城》銷售一空,中國的《望長城》原封未動。
究其原因,當兩部影片均以外來文化的身份被拿到國際市場上的時候,兩者面對的文化之間的差距是相當大的。長城對于中國觀眾來說沒有跨文化,而對于日本觀眾來說卻是跨文化的。這就使得日本觀眾在某種程度上與其他國家觀眾是一致的,即均以陌生人的眼光來看待他們所不了解的長城,所以能達到一個普遍的共識。
正是文化理解度的不同拉大了這種差距。中方在拍攝的時候,重點全部放在了反映長城的歷史上面,并且加入了很多的歷史典故。這樣復雜的文化背景讓國外觀眾根本不明白紀錄片在說什么。除非是對中國有所了解或有強烈的興趣的觀眾,否則是很難看懂的。而日方顯然抓住了跨文化傳播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技巧,那就是。
文化差異的問題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無可避免,然而,在紀錄片中不同的表現程度會帶來不同的傳播效果。適當的差異會引發觀眾的好奇,增加懸念,讓傳播得以順利進行。但凡事有個“度”,太大的差異會讓接受者產生困惑,一旦“傳―受”過程無法繼續下去,傳播活動也只得被迫中斷。
題材的跨國性也很重要,投資方是看回報的,如果能做一個跨文化的片子,這個主題拍出來以后,全世界都會喜歡,在這種情況下,投資方投資的興趣就很濃。所以,選題也是文化傳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如果要實現跨文化傳播,就要把這種跨文化的障礙降到最低,這樣才能有效地傳播出去,否則別人無法接受。
3、關注邊緣,去中心化。近些年來,我國創作的具有廣泛影響的紀錄片大多被記錄對象在地域上都處于邊緣地帶,這類片子也比較容易獲得國際舞臺的青睞。這樣“去中心化”的記錄方式,能夠促進全球范圍內跨文化交流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邊緣題材的紀錄片拋棄了以往紀錄片主流的、中心的、高高在上的姿態,對身處邊緣的個體和人群進行了客觀的記錄。尤其是在世界通訊日益發達的今天,人們聯系日趨緊密,邊緣人群逐漸向中心遷移。如我國在國際獲獎的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穎州的孩子》,均是以關愛艾滋病患者這一邊緣人群為主題。雖然會面對“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尷尬,但我們可以從觀察邊緣人群的生存狀態中發現自然與人之間的聯結,從中反觀當下都市生活。
但目前邊緣紀錄片大多局限于滿足人們的獵奇心理和窺視欲,陷入了誤區,其實邊緣紀錄片更應成為一種體現人文精神和終極關懷的載體和媒介。只有抱著對人類文化作傳承性記錄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去創作,這樣的紀錄片才真正屬于全人類,才能真正反映出人類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實現全球文化的平等交流和自由流動。③
4、制播分離。頻道制播分離,制作的獨立是關鍵。電視臺還可以制作很多新聞類的紀錄片,因為這類紀錄片,電視臺有它的優勢,但是有一些專業的紀錄片,自然、宇宙、科學,像這些很教育性的紀錄片,可以讓專業的公司來制作。而且專業的制作公司,它的整個投資有不同的回報方式,不僅僅是賣紀錄片本身,還可以賣給頻道,可以印書,可以提供給新媒體。制作公司是要盈利的,它為了能夠做出的東西在市場上被接受并賣得好,必須要考慮到所有影響到市場的因素。這可能也是未來中國紀錄片發展所需要采取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5、預售降風險,分版增市場。預售,就是把紀錄片通過一個好的點子或者一個長期合作的關系,把創意先賣掉,先去提案,然后賣給相關市場或者相關的平臺或者是相關的發行公司,拿到錢以后再來做片子,這樣就可以降低風險。
發行上可以采取分版的措施,因為很多紀錄片受到文化差異或者其他種種因素的影響,不可能有一個版本是全世界通用的。做一個節目需要市場擴大,收益增加,唯一的方法就是分版。做一版中國人看的,同時做一版外國人看得懂的,這也是一個趨勢。
如何利用全球化趨勢,利用資訊科技飛速的革命,能夠在最短的時間用最有效的方式把紀錄片發行到全世界,通過不同媒體平臺,過不同媒體廣告,能夠讓更多人看到影響力,看到節目的價值?關鍵抓住五點:第一點是這個紀錄片是否很有趣,第二點是紀錄片是否有價值和信息,第三點,是否對觀眾有重大的啟發價值,第四點,是否有強烈的情感表達,第五點,是否有最新的最一流的技術制作和剪輯包裝。④
在全球化趨勢勢不可擋的當今,各國文化間的矛盾與交融在所難免,要想在這樣的局面中做出真正影響世界的紀錄片,就必須充分利用紀錄片的真實、情感等特性來反映中華民族文化中的精髓,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塑造出良好的國家形象。
參考文獻
①③姚文建,《中國紀錄片的國際化――跨文化傳播語境下的探討》[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06
②④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官網,《論中國紀錄片與跨文化傳播》[R].北京: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
跨文化傳播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個人、組織和國家之間進行的信息交流與溝通。它貫穿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國。”在古代,張騫出使西域,造就“絲綢之路”,不僅成為中國聯系東西方的國道,也是整個古代中外經濟及文化交流的國際通道,這正是跨文化傳播的典型范例?,F如今,隨著網絡的普及與發展,跨文化傳播已經成為“地球村”中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其中,動漫以其廣泛的群眾基礎、生動有趣的內容、便捷快速的傳播渠道成為跨文化傳播中最直接的藝術形式。
一、日本動漫跨文化傳播策略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動漫的傳入開始,就吸引了無數動漫迷的熱烈追捧。無論是早期的《機器貓》、《圣斗士星矢》到現在的《火影忍者》、《海賊王》,都深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毋庸置疑,日本動漫在中國的傳播是成功的,其成功背后的原因更是我們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
1、高質量的內容設計
“內容為王”,這是文化產品能抓住受眾的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環。日本動漫一直以來以漫畫為重,其整個動畫題材、故事情節和造型藍本幾乎源自于漫畫作品。
(1)題材多種多樣。日本動畫片的題材從神話、科幻到現實應有盡有,非常豐富。有描寫青春校園生活的《sa特優生》,描寫古代本文由收集整理神話的《夢幻游戲》,講述各類偵探故事的《名偵探柯南》,描寫未來戰爭的《新世紀福音戰士》……總之,在日本動漫界,只有你想不到沒有找不到的題材。不僅如此,這些題材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如《櫻桃小丸子》反應的是其貌不揚、愛偷懶、會耍小脾氣、并且有些小心眼的小學生和其家人的普通生活故事。也許這樣的一個人物形象并不完美,但他確實活生生的,這樣也更容易引起少年兒童的共鳴。此外,日本動畫片善于從世界各國的文化資源中吸取素材,如《最游記》、《中華小當家》等都能看到其中濃厚的中國文化。
(2)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日本動畫片不單單只是供小孩子看的卡通片,它更像一部富有人生哲理與普適價值的劇情片。由于題材多元,日本動漫更能適應不同人群的情感訴求,具有“草根文化”強勁的生命力。如《灌籃高手》、《海賊王》激發無數熱血少男對未來的無限幻想;《學生會長是女仆》勾起無數少女幻想夢;更有關注人性真、善、美,探討環保、生命、人性等普適價值的宮崎駿的動畫。例如《幽靈公主》就是一部描寫人類與自然界之間搏斗的作品,作品中道出了人類戰爭的殘酷和無情以及渴望回歸的主題;又例如在《新世紀福音戰士》里,主人公真嗣因從小失去母愛而孤僻自閉,雖然被愛卻害怕背叛,內心矛盾而孤獨。劇中主人公自語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似乎覺得我的心靈和身體漸漸變得支離破碎。每當有悲傷或痛苦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我覺得這并不是我自己,仿佛還有另外一個自己……”這折射出現代人的一些心理困境??傊?,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使得日本動漫能被更廣泛的人群接受,引起人們的共鳴久久不能忘懷。
(3)唯美的畫面。日本動漫無論從人物造型還是畫面制作上都講求唯美特質。一直以來,日本動漫人物畫風都非常豐富和漂亮,貼近當下年輕人的心理需求和審美心態。在動畫電影的創作中,運用嫻熟的攝制技巧,強調明暗、遠近對比和速度感、躍動感。畫面場景流暢明麗,廣闊深邃,神秘遙遠。凸顯生命力的大自然、原始森林等敘事空間的運用拓延了作品張力,以《犬夜叉》為例。首先是片中出現的畫面與景物,蔚藍的天空灑下幾縷陽光,投射在郁郁蔥蔥的森林里,一片斑駁。神一樣的男子殺生丸走在青蔥松軟的草地上,畫面外也能聞到那縷縷青草香。另外是作品內容的感傷美,《犬夜叉》中相愛的一人一妖由于誤會天人相隔。為了再見愛人一面,桔梗向四魂之玉許愿,即使是一副陶瓷軀殼存活在世,她也不愿離開心愛之人。她愛過也恨過,最終在與犬夜叉的深情一吻里消逝在天際之中。
2、技術的進步
了解日本動畫的都知道,日本動漫很少在主流媒體上大肆傳播,尤其是近些年,大量新新動畫都是通過互聯網來傳播。可以說沒有技術的進步,也不會有今天日本動畫片的繁榮。在主流媒體上的動畫片的數量和內容都有限的條件下正是網絡的挺身而出,為國內受眾提供了種類繁多、十分精彩的影片資源。此外,通過電腦的幫助,動漫制作花費的時間大大縮短,畫面更逼真。日本動漫一直都非常重視五花八門的配樂和極富個性的配音。在配樂上,有專門的音樂人打造,有時還會請知名藝人演繹主題曲。在配音上,也有多才多藝的職業聲優給動漫人物賦予獨特的性格?!豆硌劭竦丁分鹘堑呐湟粜∥骺诵揖鸵云涠嘧兊穆暰€一人分飾三角,將人物形象淋漓盡致的展現出來。
3、成熟的產業鏈
在日本,動漫產業是僅次于旅游工業的國民經濟的第二大支柱產業,其稱謂是acg(由animation、comics、game三個英文單詞首字母組成),即動畫、漫畫、游戲三者的結合。這意味著動畫片、漫畫書(包括雜志)和游戲是日本動漫產業的三大支柱。真正播出動漫獲取的利潤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還是在此基礎上的衍生品上,如卡通形象、主題公園、cosplay秀、動漫博覽會等。如《火影忍者》一開始也是以漫畫形式在雜志上連載,獲得好評后搬上了熒幕,現如今已經衍生出以這些人物形象為主的卡片、文具、服裝、玩具、游戲等,進一步深化動漫在人們心中的位置,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二、中國動漫跨文化傳播的現狀及原因
中國國產動漫在經歷20世紀8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和文化領域的改革后,也開始加快自身的轉型進程。但比起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動漫業看,我國動漫的跨文化傳播發展并不理想。目前仍存在題材單一、劇情簡單、人物性格蒼白、產業鏈斷層等問題,嚴重阻礙了國產動漫的傳播,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錯誤的觀念
中國動漫成長于沉重的政治背景下,從最早的以萬氏兄弟為代表動畫人開始,中國動畫片就烙上了濃厚的政治使命感與責任感的印記。不僅如此,一直以來中國動畫片的受眾群都被定義為15歲以下的孩子,于是國產動畫片中“說教”占據了很大的成分,普遍節奏較慢,缺乏世代氣息,故事死板,缺乏有模仿,從而喪失了很大一部分受眾群。有些長輩級人物對動漫業存在偏見,認為動漫會“玩物喪志”,嚴格控制孩子享受動漫的時間。
2、猖獗的盜版市場
中國動漫盜版市場簡直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或翻譯奇爛,或印刷粗糙,無論精華還是糟粕,一并盜來。中國動漫迷們對這些盜版商們又愛又恨。沒有正版,所以不得不掏出錢來;可是如果沒有他們,則很可能終身無緣接觸那些經典的日本動漫作品。由于部分盜用名作者姓名的“糟粕”,內容日趨極端,簡直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政府因此來了個“徹頭徹尾”的反盜版,此市場看似煙消云散,但事實上,盜版市場依舊猖獗。“反盜版”的唯一成就只是讓精品銳減,對于糟粕卻毫無影響。
3、人才稀缺
中國動漫產業鏈的不完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動漫專業人才的稀缺,包括創意、研發、市場拓展等各類人才。在中國動漫制作產業缺少人才,即使硬件趕上了軟件也趕不上,動漫創作缺乏新穎的題材,到處都是山寨,成為當今中國動漫產業之痛。
三、中國動漫跨文化傳播的出路
1、轉變觀念
觀念非常重要,是人類支配行為的主導意識,它給予我們一切思想和行動的原則、方向和行為軌跡。要實現國產動漫的跨文化傳播就應該改變過去以行政主導來推動文化交流的方式。不要過多的注重政治色彩與教育性質,而應該根據市場需求,真正使動漫作品成為受眾心中的文化娛樂調劑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