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外向型經濟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外向型經濟范文第1篇

本文運用廣東2004—2013年外向型經濟發展數據，實證分析了廣東外向型經濟結構與速度之間的協整關系和格蘭杰因果關系，得出廣東外向型經濟結構與速度之間的不完全協整關系和格蘭杰因果關系。由此得出廣東外向型經濟發展要在穩增長條件下協調結構改革與適度增長的平衡關系。

關鍵詞：

外向型經濟；經濟結構；增長速度

理論上，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著相對穩定的關系。經濟結構往往是相對穩定的變量，而經濟增長速度卻會受到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導致短期內經濟增長速度發生波動。在經濟結構逐漸優化的階段，經濟將會呈現出上升態勢，而結構逐漸僵化的背景下，經濟增長速度將會出現下行趨勢。經濟結構調整在短期內會使經濟減速，而在長期里，結構調整會帶來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眾所周知，我國經濟面臨的著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多重壓力，而經濟減速已經成為新常態的代名詞。作為經濟主要特征之一的外向型經濟，是否也存在著結構與速度長期穩定的關系呢？本文將從結構與速度的關系入手，分析和判斷廣東外向型經濟轉型過程中，結構與速度之間的關系是異常變動還是處于正常范圍之內。

一、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一)結構指標的選擇結構指標選擇外資結構、一般貿易結構和高技術產品出口結構三個變量。其中，外資結構是指經濟結構中外資所占的比例；一般貿易結構是指一般貿易占對外貿易的比例，這里主要是指出口結構的比例；高技術產品結構是指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量的比例。

(二)速度指標的選擇外資增長的速度、一般貿易增長的速度和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的速度。其中外資增長速度是指廣東實際利用外資的年增長率；一般貿易增長速度是指一般貿易年增長率；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速度是指國家界定的高技術產品的年增長率。上述數據在廣東省統計年鑒中均具有可得性。同時，由于是比值關系，增長速度是一個無單位量綱的指標。所有數據均來自廣東省統計年鑒，在必要情況下，對數據進行依據客觀實際的處理。

二、廣東外向型經濟結構與速度的關系檢驗

為了相對準確地把握外資結構與速度的關系，本文采用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對2004—2013年的廣東貿易數據進行檢驗。具體而言，對以下關系進行實證檢驗：檢驗外資結構、一般貿易結構和高技術產品結構與外資增長速度、外資速度、高技術產品速度的相互關系。

(一)外資結構與速度的相關關系由表1和表2可知，外資結構與外資增長速度并不存在協整關系，且外資結構與外資增長速度之間也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由表3可知，外資結構與一般貿易增長速度之間也不存在協整關系，同樣外資結構與一般貿易增長速度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表2)。由表4可知，外資結構與高技術產品出口速度不存在協整關系，兩者之間也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二)一般貿易結構與速度之間的協整檢驗由表5可知，一般貿易結構與外資增長速度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兩者之間存在相互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表6)。由表7可知，一般貿易結構與一般貿易速度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兩者之間存在相互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表6)。由表8可知，一般貿易結構與高技術出口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一般貿易結構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速度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是。

(三)高新技術結構與速度的關系檢驗由表9可知，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與外資增長速度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且兩者之間存在較弱或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表10)。由表11可知，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與一般貿易增長速度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兩者之間存在相互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表10)。由表12可知，高技術產品出口結構與高技術產品出口速度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但高技術產品出口結構是高技術產品出口速度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是。

三、實證檢測結果的解釋及政策含義

由上述的實證檢驗可以得出，外資結構與外向型經濟的增長速度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一般貿易結構與外向型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協整關系，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與一般貿易速度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外資結構與外向型經濟速度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而一般貿易結構與外向型經濟的增長速度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與一般貿易的增長速度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也與高技術產品出口速度之間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其他的卻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外資結構之所以與外向型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呈現出不協整和非格蘭杰因果關系，重要的一點是在廣東財富大爆炸之后，外資的比例越來越小，其影響力較弱。一般貿易結構之所以對速度影響較大，是因為加工貿易為主向一般貿易為主的轉變過程中，貿易結構是優化的，從而帶動速度的增長。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對外向型經濟增長速度影響之所以小的原因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比例較小，其影響力較弱，還沒有形成規模效應。

外向型經濟范文第2篇

摘要：為了加快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以及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在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成功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系列新的外匯體制改革，并取得了圓滿的效果。認為今后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將是逐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推行比例結匯形式的意愿結匯制、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擴大中國金融業的開放程度、完善國際收支申報體系和法規。確保中國經濟真正融入國際經濟主流。

一、近幾年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1.確立了對資本項目進行管理的新方針

1996年11月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后，中國外匯管理原則及其內容相應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由可兌換前的側重于外匯收支范圍的嚴格審批轉為對交易真實性進行審核，外匯管理的方式由事前管理、直接審批改為事后監督、間接管理的模式。這就是說，凡是經常項目下的交易，只要單證齊全、真實可靠，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對外支付貨款及運、保、傭費用。按照國際常規和改革順序，一國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后，應繼續進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改革。不過，中國并沒有急于求成。鑒于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拉美等發展中國家脫離實際，過快開放資本項目造成外匯流失、頻繁發生金融危機的事實，中國審時度勢，適時提出對資本項目進行管理的新方針，并在1997年1月14日新的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中進行了明確規定：“國家對經常性國際支付和轉移不予限制，……對資本項目外匯進行管理。”在市場機制不健全、外匯資源相對稀缺的條件下，中國作出對資本項目進行管理的決定，無疑是正確的和及時的。隨即而來的亞洲金融危機證實了這一點。

2.構建寬松的外匯環境

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為中、外資企業及個人創造一個良好的外匯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順利進行。本著這一原則，近幾年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努力抓了這樣幾項改革：一是于1997年1月1日起，開始進行遠期銀行結售匯試點，為企業提供規避匯率風險、降低交易成本的保值手段；同年10月15日，允許符合一定條件的中資企業開立外匯帳戶，保留一定限額經常項目外匯收入。二是增加外匯管理的透明度、公開性。1999年5月28日，中國外匯管理當局開通了國際互聯網網站，內容包括全部現行外匯管理法規、業務操作指南等。三是各地外匯管理部門努力提高服務水平，不斷探索，開辦了“紅色通道”、“首問負責制”、“免費咨詢電話”等新的服務項目，為中、外資企業和個人提供優質服務。四是在個人因私用匯方面，也在真實性需求的基礎上逐步向便捷寬松的方向發展。1994年個人出境旅游只能換購60美元，1996年提高到1000美元，1997年再次提高到2000美元。五是于2001年初允許中國境內居民從事B股投資，為國內持有外匯的居民提供了新的投資渠道。

3.完善外匯市場建設

1994年4月4日，設在上海的全國統一的外匯市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正式運行，從此中國外匯市場由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外匯調劑市場發展到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新階段。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以衛星和地面通訊網絡為媒體，通過計算機網絡形成覆蓋全國37個分中心的外匯交易聯網系統。各交易中心主體是銀行，各銀行的交易員每天通過網絡進行結售匯頭寸交易，為銀行提供交易、清算服務，保證結售匯制度下外匯資金在全國范圍內的合理流動。為了進一步完善外匯市場建設，1996年12月2日，中國頒布了《銀行間外匯市場管理暫行規定》，就銀行間外匯市場組織機構、會員管理和交易行為等作出規定。1997年2月12日，中國又決定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與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為一套機構、兩塊牌子。1998年12月1日，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宣布取消外匯調劑業務，并相應關閉各地外匯調劑中心，全部境內機構的外匯買賣包括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買賣均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中，使銀行間外匯市場更加統一規范，進一步發揮對外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4.積極推進金融業的對外開放

1981年，中國批準設立了第一家外資銀行——南洋商業銀行蛇口分行。1985年，中國允許在廈門、珠海、深圳、汕頭和海南5個經濟特區設立外資銀行。1990年，為配合浦東開發，中國批準上海對外資銀行開放，1992年，中國批準大連、天津、青島、南京、寧波、福州、廣州等7個城市對外資銀行開放。但總的來看，金融對外開放的步伐較為緩慢。從1996年起，中國加快了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速度，1996年12月2日，中國允許設在上海浦東、符合規定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試點經營人民幣業務，并同時頒布了《上海浦東外資金融機構經營人民幣業務暫行管理辦法》。1997年1月，中國首次批準上海的9家外資銀行遷址浦東并經營人民幣業務。1998年8月12日，中國又宣布允許深圳外資金融機構試點經營人民幣業務。1999年6月，中國批準25家外資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其中上海19家，深圳6家。1999年7月17日，中國批準擴大上海、深圳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范圍。從地域范圍上，上海擴大到江蘇、浙江，深圳擴大到廣東、廣西和湖南；增加了外資銀行人民幣同業借款業務；放寬人民幣同業拆借限制和人民幣業務規模；允許同一家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分行之間自由調撥人民幣頭寸。由于中國不斷采取有效措施加強金融業對外開放的軟環境建設，從而確保了引進外資金融機構工作的順利開展。

5.建立健全國際收支申報、監測體系

國際收支申報、監測體系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它能夠全面反映一國與世界經濟交往狀況及外匯供求狀況，在世界范圍內成為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是否正常、外匯儲備與外債規模是否適度以及匯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據，同時也具有預警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作用。1980年，中國開始試編國際收支平衡表；1982年起正式編制國際收支平衡表。為了適應經濟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與國際標準接軌，提高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質量，從1996年1月1日起，中國開始實行國際收支申報制度。1997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開始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的原則進行編制公布。2001年開始按半年期試編國際收支平衡表。至此，中國基本建立和健全了國際收支申報、監測體系，有力地促進了國家宏觀監測系統的加強和完善。

6.進一步完善外匯管理法規體系

1996年底，中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后，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對建國以來的外匯管

，

理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1600件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對47件法規的部分條款進行了修訂，其中包括1997年1月修改后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使外匯管理法規更加系統、規范，符合實際需要。近幾年，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又根據經濟金融形勢發展的需要，制訂出臺了一系列新的外匯管理政策法規，為凈化外匯環境、打擊不法行為、鼓勵出口等作了法律上的鋪墊。這些法規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完善資本項目管理的政策法規。1997年7月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為了加強資本項目管理，保持中國經濟金融穩定，中國外匯管理當局頒布的重要政策法規有《銀行外匯業務管理規定》、《境內外匯帳戶管理規定》、《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規定》、《經常項目外匯結匯管理辦法》、《外債統計監測實施細則》等，旨在區分經常項目收支，限制游資的流入，加強對借用外債的宏觀調控和及時準確掌握中國外匯外債的統計監測數據。二類是打擊非法外匯資金流動、保證合法外匯資金需求的法規。1998年受各種利益驅動，騙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勢頭愈演愈烈，擾亂了國內金融秩序。在此種情況下，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會同有關部委聯合制訂頒布了《關于騙購外匯、非法套匯、逃匯、非法買賣外匯等違反外匯管理規定行為的行政處分暫行規定》等法規，狠狠地打擊了不法分子的囂張氣焰，穩定了中國外匯秩序。三類是鼓勵出口和利用外資的法規。1998年5月到1999年6月，中國外貿出口增速處于低迷狀態，對外籌資能力也受到影響，為改變這種不利局面，從1999年初到2000年，中國外匯管理當局獨立或會同有關部委，制訂出臺了《出口收匯考核辦法》、《關于簡化境外帶料加工裝配業務管理的外匯通知》、《關于改善外匯擔保項目下人民幣貸款管理的通知》、《出口收匯核銷試行辦法獎懲條例》等法規，支持擴大出口和利用外資，保證中國國際收支穩定和健康。

二、改革的主要成效

1.抵擋住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

1997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從泰國開始，金融危機很快席卷馬亞西亞、印尼、菲律賓、韓國等國家和地區，沉重打擊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金融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考察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不難發現這與泰國等國家和地區過早開放資本項目不無關系。泰國等國家和地區為加快經濟發展和吸引外資，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放棄對資本項目的管理，造成國際短期投機性資本長驅直入，以證券資本、投資于房地產等形式，流進流出，投機造勢，套匯套利。當國際形勢出現動蕩時，這種短期投機性資本便大量抽逃，與這些國家和地區不景氣的出口形勢、大量銀行呆、壞帳及居高不下的外債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祟，終使這些國家和地區多年的經濟發展成果毀于一旦。反觀中國，在這場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卻牢牢地站穩了腳跟，取得了先手。這固然與中國良好的經濟金融形勢有關，但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未雨綢繆，確立了對資本項目進行管理的外匯工作方針，將國際短期投機性資本擋在國門之外，使其無隙可趁。同時，中國工農業發展勢頭良好、進出口形勢基本穩定、外匯儲備充足、外債適中并結構合理，使人民幣匯率一直保持穩定。國際社會對于中國成功化解危機沖擊，并在危機期間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促進周邊國家經濟的復蘇，普遍給予了充分肯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總結性報告中指出：“正是因為中國在危機中采取的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加之充實的外匯儲備、較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對資本帳戶自由化采取謹慎的態度和繼續推進改革的措施，才使中國比較順利地渡過了本次亞洲金融危機。”

2.提高了企業出口創匯和外商投資與個人對外交流、投資B股的積極性

近幾年，中國外匯管理當局不斷采取措施，為中、外資企業和個人營造寬松的外匯環境，對擴大中、外資企業出口和個人對外交流及投資B股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從中、外資企業出口方面看，由于采取了規避匯率風險的遠期銀行結售匯試點、允許符合一定條件的中資企業保留一定數額的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增加外匯管理透明度及提高服務水平等措施，大大地提高了中、外資企業出口創匯的積極性，使近幾年中國出口創匯形勢基本良好，并呈逐年上升的態勢。據統計，1997年至2000年，中國外貿出口額分別為：1827.0億美元、1838.0億美元、1949.0億美元和2492.12億美元，其中每年約有35％—45％的出口額為外商投資企業貢獻。從外商投資方面看，近幾年形勢基本穩定。外商并沒有因亞洲金融危機而影響對華投資的積極性和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1997年至2000年，中國實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分別為452.57億美元、454.63億美元、403.19億美元和427.98億美元。從個人對外交流方面看，中國外匯管理當局不斷擴大個人購買外匯數額，使得近幾年中國居民出境旅游、留學、探親成倍增長。從個人投資B股方面看，盡管中國向境內居民開放B股交易時間較短(2001年初開放)，但從目前形勢看，從事B股交易者十分踴躍。據證券部門有關專家根據B股流通市值(約60億美元—80億美元)估計，當前個人投入B股交易的外匯資金約達100億美元左右。現在中國居民的外匯存款已達770億美元，B股交易前景十分廣闊。

3.保證了人民幣匯率的統一和國家宏觀調控

近幾年中國外匯市場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統一了人民幣市場匯率。1998年底取消各地外匯調劑中心，將外商投資企業納入到銀行結售匯體系中后，徹底統一了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匯率主要由外匯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匯價的統一不僅有利于中、外企業的經營和進一步利用外資，同時也使中國在匯率方面比較符合國際規范。二是有效保證了外匯資源的合理配置。通過統一的中國外匯市場，外匯資金可以在不同地區和銀行之間合理流動，可以及時解決在辦理結售匯業務中出現的外匯頭寸的不平衡。據統計，在1998年12月取消外匯調劑中心后的1999、2000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共成交600多億美元，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三是有利于中央銀行宏觀調控。外匯市場的徹底統一，使外匯領域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宏觀調控機制。中央銀行可以在外匯市場進行公開市場操作，平抑匯價，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為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奠定基礎。

4.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入世”談判

在中國長期的“入世”談判中，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是一項重要內容。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一國若想參加該組織，除了在工業、農業、進出口稅收等方面向組織內的成員國敞開大門和作出減讓外，而且在金融、保險、運輸、通訊等服務業方面也要向該組織的成員國開放。近幾年，中國人民銀行包括中國外匯管理當局，為了配合“人世”談判，積極采取措施，堅定不移地推進金融開放，不斷放寬外資銀行設置的標準、地域及業務范圍，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入世”談判，使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金融開放的進程基本滿意。據統計，從1996年到2000年，中國新批外資銀行機構達70余家，相當于前15年引進外資銀行機構總量(132家)的1／2。

5.為監測、預警中國經濟安全發揮了，

重要作用

中國外匯管理當局于1996年起建立的國際收支申報體系，摒棄了依賴各行業主管部門收集信息的做法，引入了新的數據采集方法，即采用了交易主體申報制，將直接申報與間接申報、逐步申報與定期申報有機結合起來，克服了行業統計的弊端，從而保證了中國國際收支數據的質量。特別是1997年在金融機構進行國際收支申報的基礎上，增加了直接投資、證券投資、金融機構對外資產及損益、匯兌等四項申報內容后，使得中國國際收支申報體系變得更加完善，基本包括了中國境內所發生的一切外匯收支。進一步講，從國際收支申報體系的產品框架看，它不僅能編制國際收支平衡表，而且為日后編制國際投資頭寸表創造了條件；它不僅能編制按部門、行業、企業屬性、交易國別、幣種等分類進行劃分的補充表格，而且能為現有的結售匯統計、出口收匯和進口付匯、外債統計等提供重要的核對及必要的信息。中國國際收支申報體系的完善，其監測、預警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作用日漸顯現。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外匯管理當局一方面密切注視國際金融市場的走勢和爆發危機國家、地區等情況，一方面通過國際收支申報體系認真分析和研究中國經常帳戶收支、資本和金融帳戶收支、外債情況、外匯儲備變化等情況，準確地作出判斷，并及時向中國政府報告，供政府決策參考，為政府制定預防和化解亞洲金融危機的措施服務。根據中國外匯管理當局網站提供的1997年和1998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可見，在亞洲金融危機最嚴重的這二年中，中國進出口形勢基本穩定，分別獲得了416。88億美元和466.13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順差，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分別為452.57億美元和454.63億美元，外債余額分別為1309.6億美元和1460.4億美元，沒有超過國際警戒線(20％)，外匯儲備余額分別為1399億美元和1450億美元。可以說，中國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之所以處亂不驚，應對措施得當，與新建立的較為完善的國際收支申報體系提供的準確、真實的信息數據密切相關。它為監測、預警中國經濟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6.保證了外匯管理向法制化、規范化方向發展

近幾年，中國出臺的關于加強資本項目管理、打擊逃匯、騙匯、非法買賣外匯及鼓勵出口、利用外資的一系列外匯管理法規，不僅進一步完善了外匯管理法規體系，同時也為外匯管理工作正常、有序開展奠定了法律基礎，保證了外匯管理向法制化、規范化方向發展。以1998年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會同其他部委制定出臺的《關于騙購外匯、非法套匯、逃匯、非法買賣外匯等違反外匯管理規定行為的行政處分暫行規定》為例，就起到了打擊非法外匯資金流動、保證中國經濟金融穩定的巨大作用。1997年下半年開始，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外形勢變化導致市場預期轉變，資本流出的動機增強，黑市上美元兌人民幣匯價一升再升。一些不法分子和企業出于走私、騙稅等目的，想方設法騙購外匯，非法截留、轉移和買賣外匯，使中國外匯收支形勢變得趨緊。1998年1—7月，中國外貿順差276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投資240億美元，但同期國家外匯儲備僅增加7億美元，“外貿順差外匯不順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整體經濟的安全運行。而用于支付走私款的騙購外匯增加，又進一步加劇了非法走私活動的蔓延，干擾了國內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在這種不良形勢下，中國外匯管理當局一方面會同有關部委制訂出臺了打擊騙匯、逃匯、套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的法規，一方面依法會同有關部委對進口付匯業務進行了專項檢查，對多種手法的騙匯行為進行了追查，期間共查出假報關單13800多份，涉及騙匯金額高達110億美元。實踐證明，通過上述法規和措施，有效地打擊了非法騙匯、逃匯、套匯及非法買賣外匯的勢頭，維護了中國外匯收支的穩定。1998年下半年中國外匯儲備開始恢復正常增長，1999年全年增加了97億美元，到200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達到1655.74億美元，從基本面上保證了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穩定。

三、今后改革取向

1逐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

2001年11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世貿組織)，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雖然匯兌制度不直接在WTO協議之內，但加入WTO事實上會產生部分資本項目的開放，也會強化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內在需求。特別是在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逐步成熟的時候，一國貨幣不可自由兌換是難以適應的。因此，中國今后的外匯管理方針應該是逐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和借鑒工業化國家和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的成功經驗，中國開放資本項目應采取循序漸進、先易后難的策略，大致應當按照以下的順序進行：(1)在長期資本流動方面，可先放松直接投資的匯兌限制(包括外商來華投資和國內企業的對外投資)，然后逐步放松對證券投資和銀行貸款的匯兌限制。其中股票交易的限制可以先行放寬，而帶有衍生產品性質的交易應當最后解除限制。(2)在短期資本流動方面，對貿易融資可以較早地解除限制，對于短期資本交易應最后解除限制。(3)針對不同的交易主體(如自然人、企業和金融機構)，考慮到自然人和企業的資本交易流量相對有限，可以先放松對他們的匯兌限制，最后解除對銀行、投資基金用于貸款和投資的匯兌限制。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中國融人世界經濟的最重要標志，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其他配套改革必須加緊進行，如加快人民幣匯率機制建設，形成合理匯率；積極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發揮利率調節資本流動的作用；增強中央銀行監管和調控能力，維護中國金穩定和抑制資本流動風險；加快中國工農業改革，保持良好的國民經濟運行氛圍等等。

2.推行比例結匯形式的意愿結匯制

中國目前實行的是較為嚴格的銀行結匯制，即絕大部分國內企業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人必須按官方匯價全部賣給國家；外商投資企業的經常項目收匯則保留一定的限額不結匯。此種銀行結匯機制顯然不利于進一步構建寬松的外匯環境，不利于真實反映人民幣匯率水平和國內外匯供求關系，不利于中國企業增強匯率風險防范意識，不利于中外合資企業平等競爭，也不利于調動中、外企業創匯積極性。因此，中國今后進一步構建寬松外匯環境的重點應該放在逐步實行意愿結匯制方面。目前中國可以選擇比例結匯的意愿結售匯制改革方式。其具體做法可以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國家可以根據不同時期宏觀政策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確定一個結匯比例。此比例可以依據外匯儲備量的增減進行調節，結匯比例越低，則意愿結匯程度越高。第二層次，外匯銀行根據國家公布的結匯比列，對國內企業的每一筆貿易、非貿易外匯收入進行按比列結匯。第三層次，批準所有企業開立現匯帳戶保留現匯，帳戶內外匯可以用于進口支付、臨時結匯、進入外匯市場，或進行外匯遠期買賣、期權交易等規避匯率風險操作。中國取消銀行強制性結匯制，代之以比例結匯的意愿結匯制，可以降低中、外資企業的經營成本，有利于進一步調動中、外企業創匯的積極性和平等競爭，同時也可以把外匯資產的儲存和風險分散到千家萬戶，而不是由中央銀行一家承擔，減緩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改善外匯的供求，促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合理完善。當然，今后隨著中國宏觀調控手段的不斷建立

，

和完善，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逐步實現，結匯比例的不斷提高，中國結匯制度將會最終過渡到意愿結匯制的形式。

3.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

中國外匯市場經過近20年的改革和建設，到目前為止已初步形成統一的全國性的外匯市場，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和發展。但客觀地看，目前中國外匯市場應該說還處于初級階段，與國際外匯市場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主要表現是：在交易性質上，中國外匯市場還只是一個與現行外貿外匯體制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的市場，并非具有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市場；從市場公平上看，現行外匯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供求關系扭曲的市場(這主要是指強制性的銀行結匯制)；從交易內容和品種上看，單一偏少。目前主要是人民幣對美元、港元、日元的即期交易，缺乏遠期外匯交易、外匯期貨交易等其他交易品種；從市場形式上看，只是交易所形成的有形市場，而非現代無形市場形態；從對外交流上看，與國際外?亡市場基本隔離。由于現階段中國外匯市場存在上述種種不足，結果導致許多負面問題，如難于形成合理、均衡的人民幣匯率，中央銀行經常被動人市干預、敞口收購溢出外匯，不利于提高中、外企業創匯積極性等等。所以，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已成為當前中國外匯市場改革的主攻方向：一是在交易性質上實現向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市場轉變，完善市場組織體系，其中以外匯銀行、企業為市場交易主體，實行競價交易，中央銀行退出交易主置。二是取消強制性銀行結匯制，為企業真正參與市場交易掃清障礙。三是豐富外匯交易內容和品種，開辦歐元等幣種買賣，滿足國內外經濟組織對外匯資產多幣種構成的需求。另外，可根據國際市場慣例和中國企業與銀行規避匯率風險的實際需要，開辦遠期外匯交易。四是完善中央銀行市場干預機制，在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中，應盡量減少對人民幣匯率的直接行政控制，允許其按照市場供求狀況自由浮動。為避免人民幣匯率的大幅波動，中央銀行可通過建立雙向平準基金的辦法，針對人民幣對美元的短期匯率，在外匯市場進行間接調控，從而使人民幣匯率穩定在目標區范圍內。五是推進市場的無形化建設，盡快與國際外匯市場接軌。要不斷完善電子交易系統，研究國際電子經紀的發展，使中國的外匯交易系統與國際接軌，更符合國際外匯市場的規則，并與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著名的國際外匯市場建立伙伴關系，推動中國外匯市場的對外開放。

4.擴大中國金融業的開放程度

中國加入WTO，意味著中國金融開放將呈現全方位態勢。按照中國與WTO成員國達成的協議，在今后的5年內，中國將向外國金融業開放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在銀行業方面，協議明確規定，“5年內允許外資銀行全面開辦人民幣業務，同時取消地區和客戶限制。”因此，從外匯管理角度考慮，目前必須加快研究開放銀行業的問題。這主是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放寬外資銀行市場準入的條件，并簡化審批手續。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第二章規定：外國銀行在中國申辦外資銀行或分行，須在提交設立申請前一年末總資產不得少于200億美元和100億美元，在華最低注冊資本要為2億元人民幣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另外申請手續繁瑣、批復時間較長，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外國銀行來華申辦銀行的積極性。為了保證中國引進外資銀行工作的正常進行，中國應適當降低外國銀行的資產要求，并簡化申辦手續，限期內批復。二是盡快向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和服務對象。2001年11月13日，中國宣布在今后4年內分5批向上海、深圳等20個城市的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5年后全部放開。在服務對象上，從2002年1月1日起，允許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為中資企業提供人民幣業務，5年后允許其提供零售業務。因此，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應該按照國家的承諾，盡快貫徹落實，認真布署實施，按照人民幣企業存款業務——人民幣儲蓄存款業務——人民幣貸款業務的開放順序，盡快向在華的所有外資銀行全面開放人民幣業務和服務對象，讓中、外資銀行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開展業務競爭，共同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三是努力提高對外資銀行的監管能力和水平，加大科技投人和人才培養，建立和健全監管法規體系，確保對外資銀行的監管質量，維護中國金融安全。

5.進一步完善國際收支申報體系

目前中國已經實現了國際收支數據采集處理的電子化和全國范圍內的聯網，國際收支數據正在發揮對宏觀經濟決策的基礎信息作用。展望未來，國際收支體系必將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市場化和加入WTO而發揮更大的作用。進一步將國際收支申報體系與銀行和交易主體的交易過程有機結合在一起是國際收支申報體系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未來的中國國際收支申報體系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深入改革：一是加強國際收支的分析預警功能，逐步實現國際收支系統由以結售匯為主向以國際收支和結售匯相結合的模式過渡，進一步提高和發揮其預警功能作用。二是實現國際收支與匯率合理水平的分析，努力探索將國際收支信息用來做模型分析以確定合理的匯率水平的新路子，促進匯率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三是實現國際收支與相關統計間的有機聯系，使各項外匯統計相互印證核對，確保經濟信息的準確無誤，提高中國宏觀經濟決策水平。四是實現國際收支信息的規范披露。國際上已對信息披露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標準，中國應當按照國際標準，逐步規范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的頻率和質量及客觀性，逐步適應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對信息的要求，保證中國宏觀決策和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有可靠的信息基礎。本文出自:

外向型經濟范文第3篇

由于我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自然條件、經濟條件和政策因素等方面的不同導致地區間外向型經濟的差異巨大。不同地區的外向型經濟具有很大的差異，不僅對外開放水平存在著很大差別，而且在出口貿易方式、出口主體和出口產品類別等方面都有著顯著差別。

1.不同地區的對外開放度的比較

由于各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的差異，首先表現為各地區的進出口額在全國的比重存在很大的差異。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的統計數據；2006年東部10省市的出口及進出口總額分別占全國的比重為91.8%和92.3%，其中廣東、江蘇、上海和浙江的出口及進出口又在東部地區占了大部分，遠遠高出其他省市。而中西部地區的出口及進出口總額占全國的比重非常小，中部地區這兩個比重分別為4.7%和4.4%；西部地區這兩個比重分別為3.5%和3.3%。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外貿狀況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與此同時，各地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相差較大，從2003年到2006年期間，高依存度的地區上海、北京、廣東、天津、江蘇的外貿依存度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在中依存度的地區中，浙江、山東、新疆的外貿依存度呈現逐步上升或穩定的趨勢，而福建和遼寧在2004年外貿依存度得到提高之后，又出現了下降的勢頭。

2.不同地區的外資引入和實際利用情況比較

首先，從2006年各地區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來看，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總額占GDP比重排名前8位的是前面所歸入的東部地區。而歸入東部地區的山東該比重在全國排名第13位；河北該比重則在倒數第6位，遠遠落后于其他東部省市。

其次，從2006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各地區的總出口來看，東部10省市排在前十位，依次分別是天津、江蘇、上海、廣東、福建、遼寧、山東、北京、浙江和河北，其中天津、江蘇、上海、廣東和福建的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比要高于全國的水平。這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對東部地區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起著主導作用，特別是天津、江蘇、上海、廣東和福建。

再次，從不同地區的出口貿易方式看，東部省市是我國加工貿易最發達、最集中的地區。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統計學的統計數據，2006年東部省市加工貿易出口占全國比重的97.4%，中西部地區以一般貿易出口為主導地位，其加工貿易出口占比普遍落后于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只占1.65%，而西部地區則不到0.95%。

總體來看，東部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水平高，進出口額占了全國的絕大部分，在全國的進出口額排名中位于前列，外商投資企業對東部地區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起著主導作用，外企出口占各省市的比重也排在前列。中西部地區的外向型經濟普遍不發達，從整體上要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對地區經濟的整體拉動作用不大。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各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影響分析

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的外向型經濟有著很大的差異，人民幣升值對各地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影響相差甚遠。本文試圖通過定量分析，測算出由于人民幣升值的變動對各地區經濟發展的風險程度的影響。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主要從地區的外貿依存度、外資依存度、外企出口占比、機電產品出口占比、高新技術出口占比、投資環境、加工貿易出口占比、加工貿易政策影響、機電產品出口增長率這9個指標，對在人民幣升值及貿易政策調整背景下地區外向型經濟綜合風險做出一個粗略的定量判斷。

其中，地區的外貿依存度、外資依存度、外企出口占比、加工貿易政策影響與風險呈正相關的關系，即指標值越大，風險越大；機電產品出口占比、高新技術出口占比、機電產品出口增長率、加工貿易出口占比、投資環境與風險呈負相關的關系，即指標值越大，風險越小。

首先，對以上指標進行無量綱化和同向化處理：

經該式處理后的各個指標的取值范圍在0～1之間，且都是取值越大越好的指標。其中xjmax和xjmin的取值為對應指標的最好值和最差值。

后采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對地區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進而得到各地區的外向型經濟風險指數。

通過測算，從圖1中可以看出：

(1)東部地區對外部經濟的依賴增加了其經濟的脆弱性，中西部地區外向型經濟落后，在地區經濟中不占主要地位，人民幣升值和貿易政策調整等因素不會對整體地區經濟造成很大影響。外向型經濟是一把“雙刃劍”，東部地區(除遼寧、山東和河北外)的外向型經濟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起著主導作用，經濟發展對外貿和外資的依賴程度較大，特別是上海、北京、廣東、天津和江蘇的外貿依存度高于100%；天津、江蘇、上海、廣東和福建的外企出口占比大都超過60%，這些地區對外貿和外資的過度依賴，造成了經濟的不平衡和脆弱性。

(2)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東部地區出口大省影響較大，特別是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例較低的省市。出口退稅調整主要涉及“兩高一資”產品和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雖然也涉及了一部分機電產品，但影響不大。因此東部地區那些機電產品出口比例較低的省市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一些，這些地區包括遼寧、山東和河北，此外浙江的機電產品出口占比雖稍高于以上三省，紡織服裝等非機電產品出口仍占有相當高的比例。2007年三季度，浙江、江蘇、上海、福建等幾個出口大省訂單指數下降較為明顯。從總體的出口訂單情況來看，出口訂單指數為7.2%，比上季度下降2.6個百分點，創2005年以來單季最大降幅。而三季度國內訂單指數也出現季節性回落，該指數由二季度的峰值12.9%回落至本季度的11.6%，雖然下降1.3個百分點，但仍為歷史次高點。

(3)在人民幣升值和貿易政策調整背景下，以出口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類產品為主的中西部地區，其外向型經濟面臨的風險加大。和東部地區省市相比，中西部地區出口產品中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型商品的比重較大，這些產品的附加值較低，利潤較薄，自主定價能力不強。由于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率的下調或取消、進出口稅率的調整以及加工貿易禁止類政策的調整和實施，中西部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增長會面臨較大的挑戰。而且，和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外貿企業的資金實力和競爭力較弱，抵御風險的能力也十分有限。

三、資金投向的政策建議

1.首先應把握由于人民幣升值對不同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影響程度不同，把握在目前貨幣從緊的背景下，資金的重點投向區域。我國東部地區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要加速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另一方面，高端勞動力、資本以及部分產業的高端環節(比如研發、營銷和公司總部等)，要加速向沿海地區轉移，增強中心城市的積聚效應，降低成本。因此，我國東部地區要以發展商業、金融業和高科技產業為主；中部由于城市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則以發展工業為主；西部限于城市群體的分散和城市化水平不高，則在注重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同時，著重改善生態環境。與此同時，有關企業要及早認清形勢，盡快從“嚴防死守”中走出來，要主動“轉移”，各級政府要制定政策對主動“轉移”的企業給予獎勵。這種產業轉移和資金的適度偏向會促使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得到顯著改善，有利于中國經濟未來幾年更平衡的發展。

2.由于人民幣升值對不同行業的影響也不盡相同且差異較大，對于傳統型行業如電子、服裝業等行業的負面影響較大，對于科技含量高、高附加值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企業則帶來較大的正面影響。因此，資金的投向即應該在規避風險的前提下，流向風險較小的行業。另外，我國目前有必要通過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來減輕出口企業所遇到的臨時出口困難。可在WTO規則允許的范圍內給予一定的出口補貼，如鼓勵研發的補貼、環保項目的補貼以及完善出口信用保險機制。政府在原有扶持政策基礎之上，進一步優化貿易環境，簡化進出口環節審批程序，為高新技術企業提供便捷通關服務。建立科技出口信息服務數據庫，為企業提供技術貿易、高新技術產品國際市場動態、行業發展、技術標準、國別貿易政策等各類信息。

3.資金投向應向優質客戶傾斜，進行客戶結構的升級。對于屬于同類行業的不同企業，其經營績效和盈利能力也存在不同。對于行業龍頭企業和具有強大研發能力企業以及核心競爭力的企業，應該積極給予信貸支持，增加科研投入，推進技術進步，在創新、創造中求發展。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是轉變增長方式、解決企業缺乏創新能力、實施科技興貿戰略的一個核心問題。各級政府要制定政策鼓勵企業研發，對企業的研發投入要給予一定的補助，對研發成果要給予一定的獎勵。要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加快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再創新，促進核心競爭力的增強，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

外向型經濟范文第4篇

【關鍵詞】外向型經濟 壓力 機遇 對策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外向型經濟近年來的貢獻功不可沒。2004―2007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分別達到2.5%、2.2%和2.3%,貢獻率達到20%左右。正是這種國際貿易的順差使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到2009年年末已達23991.5億美元,從而增強了我國應對各種經濟沖擊的能力。與此同時,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也在迅速提高,從1978年的9.74%提高到2007年66.82%,這為我國利用國際資源發展本國經濟創造了條件。外貿依存度的提高,意味著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在不斷加深。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外貿依存度的提高主要表現在出口初級和用簡單產品換回國外先進設備以提高我國的生產能力方面。如今,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已經不再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外匯來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而是已成為整個市場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對外貿易在經過長達6年20%以上的高速擴張后已經面臨著調整的需要,而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和世界經濟衰退則加深了這種調整的程度。

一、當前外向型經濟發展面臨的壓力

1、國際貿易環境異常嚴峻。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仍然存在很大變數,占我國出口市場比重60%的主要發達國家相繼陷入經濟衰退,失業率不斷攀升,居民消費持續下滑,一些大的資源輸出國受到初級產品價格暴跌的重創,經濟開始有衰退跡象,對出口依賴程度較高的國家經濟也都面臨巨大困難。2009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下調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2009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將降至0.5%,為二戰以來最低增速。另外,由于信心受到重挫,要求萎縮,匯率動蕩,世界貿易受損的程度甚至超過了經濟。

2、全球修復性失衡產生的外需持續萎縮。外需不振將成為一個中長期問題,目前美國失業率超過10%,創26年新高,歐元區失業率也達到了10年來的最高值。歐美居民的消費模式已悄然改變,加之各國拉動內需的政策,使得消費減少,而對出口依賴的中國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危機后,美國經濟戰略出現重大調整,基于綠色技術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將成為其新的經濟模式。美國經濟戰略向出口導向型實體經濟調整,將對我國已經具有的優勢出口產業形成沖擊,“世界工廠”的地位或受威脅。另一方面綠色設備和技術的出口將成為美國新的經濟增長點,會形成對我國產業升級的戰略遏制。

3、低成本競爭優勢將面臨轉型壓力。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呈不斷提高之勢,以美元計算,中國勞動力價格每年上升25%,2008年中國小時工資已達到印度的1.2倍,越南的5.7倍。在中國最富競爭力的紡織品行業,勞動力成本已為東南亞近鄰的3―4倍,可以預見今后較長時期內,新興國家必將成為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主要競爭者,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全球競爭優勢能否繼續保持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4、加工貿易比重大,自主品牌少。2008年,中國加工貿易的順差達2968億美元,高于外貿總順差的2955億美元,外資企業加工貿易出口額達5721.95億美元,占外資企業出口總額的72.37%。加工貿易大多為貼牌、定牌生產,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多是附加值較低的加工制造環節。在我國出口商品中,擁有自主品牌出口產品的企業不足20%,自主品牌產品出口不足10%。后危機時期,預計中國的環境、資源、要素成本都將進入一個快速上升的階段,這將降低中國對低成本驅動型國際資本的吸引力。為此,中國加工貿易生產體系將面臨巨大的轉型壓力。

5、模仿創新模式也受到了挑戰。在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普遍不高,國內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較弱,在國際高新技術產業鏈中尚處于低端的配套加工環節。雖然在2007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實現增加值1.9萬億元,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17.7%,高新技術產品出口3478.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28.6%,然而經研究發現,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僅有7%有研發投入,研發支出占銷售額比重超過4%的企業僅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數的0.18%。外資企業雖擁有較多發明專利,但配置在中國的產品增值鏈環節,主要是勞動密集型加工組裝工序。在1995―2006年間,中國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有95%以上是通過加工貿易方式實現的,有90%以上是由外商投資企業生產的,中國的模仿創新模式必須向自主創新模式過渡。

6、結構性貿易摩擦加劇,市場瓶頸增大。2009年以來,我國成為了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國,各國高失業率帶來的政治壓力將促使各國政府采取保護主義措施。美國的貿易保護措施中,明確規定了“只買美國貨”到“雇傭美國人”等有關條款,歐盟在2008年前10個月新發起的14項反傾銷調查中,有6項是針對我國的。2008年10月以來,印度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了17起貿易救濟調查,并對我國鋼鐵、化工、紡織等產品實施進口限制措施。我國成為了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的重點目標,在這些貿易摩擦案件中,主要涉及的行業均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傳統工業。

7、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已迫在眉睫。我國外貿增長方式長期以來是數量擴張型的增長方式,出口產品多為需求彈性低、加工程度淺、技術含量低和附加值少的制成品,為了實現總體收入的提高只能依靠出口額的增加。在未來幾年內,中國要做到依靠內需尤其是依靠消費來拉動經濟尚不容易,要依據開拓新興市場來抵補發達經濟體需求萎縮帶來的進口需求缺口也有難度。此時,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更應注重外貿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而不是規模和速度,否則將帶來更大的貿易摩擦和利益沖突,而增加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只能帶來更大的經濟福利損失。

二、外向型經濟轉型的對策建議

1、加強對外貿整體形勢的預警監測。跟蹤研究國外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策略以及時間窗口對我國的影響,及時應對退出沖擊波可能對我國外貿造成的損害。我國要將穩定外貿作為穩定就業的重要手段,盡可能延長外貿刺激政策的退出窗口啟動時間,繼續保持外貿政策的相對穩定。

2、把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重點從追求出口增長速度和規模轉向追求外貿增長效益和質量。在全球需求縮水和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的形勢下,穩定出口的措施要高度關注主要貿易伙伴的反應,有效利用危機壓力倒逼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切實實行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以質取勝戰略和科技興貿戰略。

3、采取刺激內需的辦法來緩解國際金融危機引致的投資、出口減少困局。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投資增速回落,企業投資效益不斷降低,出口更是受到歐美經濟衰退的影響,已先行陷入困境。為此,國家出臺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各項措施,如加快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災后重建以及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等,以保證經濟平穩增長。外貿企業正應借此機會開拓國內市場,加強與國內渠道商、品牌商的合作,以形成兼顧兩個市場的新格局。

4、加強企業的自主創新,合理調整產業結構。我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經濟增長嚴重依附于別國是無法持續發展的,必須要靠企業的自主創新,形成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合理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大力發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和數量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同帶動和優化升級帶動轉變,打造全球“低碳制造”中心,培育出口新增長點,應對國外碳關稅。同時,還要重點在資源開采、能源消耗、廢棄物產生、再生資源利用等環節探索新途徑。并引導和規范生產消費行為,加快節能減排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進一步開發和推廣節約、替代、循環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進適用技術,發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護土地和水資源,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

5、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新形勢對服務貿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應大力發展金融、保險、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務、會計、知識產權、技術、設計、咨詢服務等生產業,尤其是金融、物流等生產業也要進行“理性出海”。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現代服務業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力量,走出國門進行海外擴張,已經成為必然趨勢。

6、繼續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利用各種政策鼓勵外向型經濟尤其是民營中小出口企業的發展。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如出口退稅政策、匯率政策的調整為我國外向型企業渡過了難關并創造條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國有經濟是我國外向型企業的主角,隨著我國外貿體制的改革,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經濟已成為我國外向型經濟的主角。因此,我們應大力扶持、改善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環境,包括從擴大市場準入、政策扶持、大企業帶動等改善中小企業的創業創新環境;從信貸、擔保、金融等方面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幫助中小企業合作建立境外分銷網絡、“走出去”平臺、加工組裝基地、物流及配送體系。

7、從以開放國內市場,強調吸引利用外資為主,向注重開拓國際市場,積極穩妥地推動企業“走出去”的方向轉變。設立優勢產業“走出去”專項扶持基金,幫助國內過剩產能、國際市場份額已趨飽和的產業,有目的、有計劃、有國別地“走出去”。通過采取綠地投資、份額權益等方式,充分利用國外資源、渠道和品牌,提升我國資源性產業的競爭力;通過工程承包、成套設備出口等方式介入國外基礎設施運營,在全球優化配置產能,化解經營風險,轉移部分具有就業剛性但嚴重影響減排目標的產業,化解綠色壁壘和貿易摩擦風險。

8、全方位擴展國際市場。我國以往的外向型經濟是以發達國家為主要對象的,我國向歐美、日本這些發達國家的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的45%以上,而對于新興市場如中東、東歐、非洲、拉美的市場份額所占過低。危機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回落,需求萎縮,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我們應注重新開發市場,全方位擴展國際市場,尤其要注重歐盟、東盟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開發,以彌補傳統市場的出口增長回落。

【參考文獻】

[1]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全球衰退下的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M].中國發展出版社,2009.

[2] 張勇:外貿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與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時間窗口研究[J].國際貿易,2010(1).

[3] 張燕生:后危機時代:中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最重要[J].國際經濟評論,2010(1).

外向型經濟范文第5篇

為加快推動外貿轉型升級，擴大對外貿易總量,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推進城市轉型，現提出如下意見。

一、指導思想和發展目標

（一）指導思想。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外貿轉方式調結構為工作重點，以產業區域聚集、產業鏈延伸拓展為基礎，大力推動外貿轉型升級，堅持“四抓一突破”的外貿工作方針，優化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提高外貿運行質量與水平，全面提升我市企業國際市場競爭力，提高我市經濟外向度，推動“幸福新”建設。

（二）發展目標（2015年）。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20億美元以上；出口基地建設取得明顯成效，基地產品出口額占全部出口總額的比重達50%以上；出口品牌建設加快推進，自主品牌數量顯著增加，國家級國際知名品牌和外貿轉型升級示范基地建設實現突破，省級國際知名品牌達到10個以上;對外貿易促進體系更加完善，外貿發展環境更加優良。

二、實施外貿“四大工程”，促進出口突破發展

（一）抓出口基地建設工程，促進出口產業聚集化、集群化發展。

加快外貿出口基地培育，建設一批優勢產品出口基地和科技興貿創新基地。鞏固現有出口產業基礎，以各類出口基地為核心，依托產業聚集區、開發區等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和扶持政策，引導資金、技術、人才向基地集中，提高產業配套能力，拉長產業鏈，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逐步建設完善基地內研發設計、試驗檢測、展示培訓等各類公共服務平臺，促進提升產品技術含量。結合產業上下游情況，為實施外貿產業招商和鏈條式招商“筑好巢，鋪好路”。到“十二五”末，全市建成紡織服裝、機床機械、煤化工、農副產品、鋰電新能源、新型建材、水處理產品、玩具出口產品基地，基地產品出口額在2011年的基礎上實現翻番。

（二）抓品牌建設工程，提升出口產品質量檔次，增強出口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

大力實施品牌發展戰略，到“十二五”末，培育一批國家級和省級、具有較高知名度和龍頭帶動作用的國際知名品牌。

1.加快境外商標注冊，做好國際認證工作。推進出口企業開展境外商標注冊工作。尚未注冊境外商標的出口企業要加快注冊步伐，已有注冊商標的企業要擴大注冊國別、增加注冊類別。鼓勵企業采用國際標準組織生產，提高出口產品質量檔次。引導企業建立完善質量保障體系，推動更多企業獲得國際市場質量許可和認證。建立品牌信息數據庫系統，掌握出口企業境內外商標注冊情況，提供商標注冊、使用、防范等多種信息服務。

2.加快技術創新，培育自主出口品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導鼓勵企業利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增強企業消化吸收和創新能力，提高出口產品科技含量與附加值。優先推薦品牌企業申報各級出口產品公共服務平臺建設項目和技術研發項目。

3.建立品牌推廣體系，擴大品牌產品出口。用足用好國家和省、市有關政策，加大對國際知名品牌的宣傳投入，鼓勵和支持企業利用國內外媒體投放宣傳廣告，不斷擴大名牌產品的知名度。加強品牌展示和推介，積極組織企業參加國內外知名展會，支持重點企業在主要展會上設立品牌展位。引導品牌企業深度開發國際市場，促進品牌產品銷售。

（三）抓市場開拓工程，優化出口市場結構。

1.深度開拓出口市場。充分發揮各類出口基地的整體優勢和國際知名品牌的帶動作用，鞏固并深度挖掘美國、歐盟、日本等傳統市場，大力開拓東盟、非洲、南美、俄羅斯、印度和中東新興市場。到“十二五”末，全市貿易額1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和地區在2011年基礎上增加到5個以上，市場多元化戰略進一步深化。

2.搭建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有效平臺。繼續開展“百展市場開拓年”活動，充分發揮各類展覽交易平臺作用，推動更多企業積極參加各類境內外展會。支持企業通過對外投資、跨國并購等多種途徑在境外設立國際貿易網絡，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加快推進外貿領域電子商務應用工作，鼓勵企業開展網上進出口貿易。

（四）抓大企業培育工程，進一步做大做強龍頭企業。

精心培植大型骨干進出口企業，切實做到“扶優支強”。在資金、服務、貿易便利化等各方面向骨干企業傾斜。力爭到“十二五”末在全市培植3至5家年進出口額1億美元以上的外貿企業，并發揮龍頭企業帶動效應，形成出口產業集群。拓展外貿領域，千方百計吸引大的國內外大型外貿流通企業、跨國公司國際物流分撥中心和銷售中心來投資，以大外貿企業迅速拉動我市進出口總量的擴大。加大外向型大項目招商力度，積極吸引外向型大型制造業企業落戶。

三、鼓勵和支持政策

（一）市級外經貿發展資金的使用重點向支持外貿轉型升級傾斜，優先扶持出口基地建設、國際市場開拓、國際知名品牌培育、貿易領域的拓展以及外貿人才培訓等。

（二）對出口基地和重點企業，優先賦予重要商品進出口配額和經營資質，優先使用國家和省、市對外貿易促進資金，優先安排“廣交會”、“華交會”等重點展會展位，優先支持開展網上國際貿易。對機電產品、高新技術、農副產品深加工產品和加工貿易等產品的出口，給予企業出口信用擔保、出口退稅、出口結匯、口岸通關和信息服務等全方位支持。對流通型外貿企業，進出口數額達到一定規模的，在出口信用擔保、流動資金貸款等方面給予支持，按新增出口數額的一定比例給予獎勵。

（三）市政府對超額完成年度外貿進出口任務的區（市）和拉動我市進出口總量作用巨大的生產型、流通型企業給予獎勵。

上述各類財政扶持和獎勵政策具體實施辦法另行制定。

四、優化外貿公共服務

（一）加強外貿工作的組織協調。建立由市政府有關部門組成的聯席會議制度，加強部門間的協作配合，研究協調解決涉及全市外貿發展的重大問題，加強對外貿運行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動向的動態監測和分析，對重點地區、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在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問題及時予以解決，對突出問題進行現場辦公。建立重點企業聯系機制，實行分類指導，搞好跟蹤服務。

（二）全面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各級各有關部門要繼續開展信貿、檢貿、稅貿、關貿、銀貿“五個對接”活動，強化部門合作，加快出口退稅進度，提高檢驗檢疫效率，簡化外匯核銷手續，在投保、報檢、通關、退稅、融資等方面為外經貿企業提供優質便利的服務。